六四後的清查運動（10）

她為何想取消外國文學課

 

朱曉麗是中文係的年輕女教師。她1955年生，初中畢業恰逢文革動亂年代，學校停課鬧革命，沒書可讀，她隻好進廠當工人。由於酷愛文學，工作之餘，時間差不多都花在讀文學作品上了。文革結束，恢複高考，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情報了名。沒想到，一考便考進省內某著名綜合性大學中文係。畢業後，又到省外暨南大學進修兩年，八四年開始給中文係本科班上外國文學課。

朱曉麗高高的個子，打扮前衛，人材漂亮，性格灑脫，思維敏捷，口齒伶俐。因此，她業餘時間還在電視台當主持人。在學校裏開什麽詩歌朗誦比賽之類的會，也常常由她出麵主持。正由於西方文化的浸泡，特別是西方文學的影響，使她在思想性格上和婚姻家庭關係的處理上，都比一般人更解放一些。

學生都說，朱曉麗上課總是笑眯眯的，態度特別和藹可親。至於講課，學生們用了一個比喻，說她是“天女散花”，意思是五彩繽紛，目不暇接。

平日，我與朱曉麗老師的接觸多是通過論文：一個是看她撰寫的論文；再一個是她指導的學生論文；還有就是請她審某些涉及外國文學的稿子。她雖然年輕，又才貌俱佳，但卻沒有一絲的傲慢自負，更不裝腔作勢；相反，她總是落落大方，很熱情很友好地與人討論學術問題，從沒見她流露出不虛心或自以為是的樣子。

昨天我見到她，問她，聽說你建議學校停開外國文學課？

“是啊。”朱曉麗直視著我，很認真地講，“外國文學裏都是平等、博愛、人性之類的內容，這些按現在的觀點來看，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次清查運動，人人洗腦，我如果仍然上外國文學課，豈不是又放毒？如果再上綱上線就是煽動，就是顛覆，我怕牢獄之苦。所以，我想寧可不教，也不能去自投羅網。”

“學校領導會同意嗎？”

“管他們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提出來了，也跟學生打招呼了。”她說得很認真。

“你跟學生是怎樣打的招呼？”

“我跟學生講，外國文學現在不好講，準確點說，是沒法講。非要上這個課，我考慮隻有三個方案可供選擇：第一，我開個書單，你們自己去找這些外國文學作品讀。然後再開個書單，把馬列主義毛澤東等有關文章列出來，你們認真學習，作為批判武器。也就是說，讀了外國文學作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批判，以免中毒。這個方案對我來說，最安全。第二個方案，是同學們讀外國文學作品，我在課堂上進行分析批判。可是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不高，同學們的金晴火眼很容易把我的假馬克思主義識破。所以，我還是逃不脫被舉報，寫檢查，也可能後果更嚴重，下場很不美妙。這個方案不穩妥，我不準備采用。第三個方案是我照過去那樣講，這樣一來，你們同學中必然有思想較先進的青年，為了靠近組織，爭取入黨，有意無意反映給校領導，我仍然要倒楣。所以，對這個方案，我也不準備采用。”

“那麽，同學們怎麽看？”

“他們一致要求按第三個方案辦。我說，你們這些青年人真壞，成心想害我，想把我送進勞改農場。結果大家都說，我們絕不會去反映和舉報，誰要是反映和舉報，我們大家就對他不客氣，檢舉揭發他是動亂和暴亂分子。他們這樣一講，我就說，好吧，那麽我隻好豁出老命來上課了。”

我說，你這不是黑色幽默嗎？你這麽年輕有為，風華正茂，又才氣橫溢，肯定是業務骨幹，誰想整你，恐怕也整不垮你。

“你老先生太學究氣了！”她笑了笑說，“難道你忘了那句話了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越是業務骨幹，越是年輕有為，就越倒黴。”

“那麽，幹脆隻講那些與現實無法聯係掛不上勾的部分，與現實聯係太緊的不講？”

她說：“從古希臘開始，經中世紀到文藝複興，從莎士比亞、莫裏哀到俄羅斯的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你說哪一段文學不是和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專製聯係在一起？告訴你，真沒法講。”

“那麽，你幹脆去搞官倒，反正你爸爸是高幹，有權有勢，你自己又能說會道，才貌雙全。”

“可惜，我老爸早離休了。再說，我老爸思想早就落伍了。他剛離休那會兒，盡罵娘，罵共產黨的娘。現在不罵人了，像個老農民，種花、養魚，還給魚擬了個食譜，每天吃什麽，都安排得特好。”

“看來你父親是個人物，幹什麽都能成材。”

“他的確是個人物，可是沒文化，隻有小學二年級的水平。”

我把話題轉到她身上，說你為什麽好久不寫論文？你每年應該拿出兩三篇高質量的論文來。否則，你的才華豈不被歲月給蹉跎了？

“我現在覺得沒意思。教書還不如去擺個攤子賣米粉。古代有個豆腐西施，我做個當代的米粉西施，趁我還年青，有幾分姿色。”

我看了看她的衣著，牛仔褲，披肩發，一邊長發還半遮著漂亮的眉眼，牛仔褲上還有花花綠綠的圖案。心想：無論從才氣，還是從容貌上看，朱曉麗都是出類拔萃的。可惜，剛剛遇到春暖花開，正要幹一番事業時，突然遇到這麽一場災難。誰知道，今後會不會又回到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重新被專政呢？大家隻能慢慢熬下去，走著瞧吧。不過，我嘴上卻說：     

“估計你們不會再經曆我們那些日子啦。”

“但願是這樣。”她揮揮手，轉過身，匆匆走了。

                                                                                           (198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