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悶歲月裏的眾生（12）

項懷明的心灰意冷

 

六四以後，項懷明的苦惱和前麵介紹的小魯夫妻的苦惱幾乎是一樣——都是住房問題，領導特權，社會不公等等。他們都是五十年代出生，在高校裏應該算骨幹教師，但在如此這般的高校裏，這些年輕教師的積極性如何能調動起來嗎？他們在苦悶和無奈中，隻有采取混下去的態度。

 

項懷明是商學院學報編輯室主任，現年三十五歲。推算起來，他小學尚未讀完，便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由於他父親是知識分子，對子女的教育問題比較重視，在文革期間，他父親一直提醒項懷明要多看些書，因此，七十年代末，高考一恢複，他很順利地考進省內某高校的中文係，八十年代初畢業，來商學院當學報編輯。為了充實自我，也為了個人前途更上一層樓，經院領導同意，八八年他到河南大學去讀編輯研討班，一年半以後，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頭幾天，我去拜訪他，閑談中問他這一年半的編輯研討班讀得如何？收獲肯定不小吧？

他說：“有收獲又有什麽用處？”說話的樣子像和誰在慪氣，很不愉快。仔細一問，才知道他讀研究班期間，學院分房子沒考慮他。作為編輯室主任，按說也是學院一個獨立科室的頭頭，本應在考慮之列。由於人不在，便失去了分房的良機。他回來後，找了幾位院領導，說自己老婆孩子都有，來學校也六七年了，學校分房應考慮到他。院領導經過研究，在城邊邊上，給他分了一套。那裏離學院遠，孩子讀書不方便，夫妻上班下班也要乘公交車。所以，他沒要那裏的房子，一家三口仍住在學校後門邊邊上的兩間光線很暗的平房裏。

為什麽他讀研究班，院領導不考慮他的住房問題？小項講，是由於他得罪了主管後勤和財務的副院長，結果弄得編輯部經濟上得不到領導的支持，自己分房子時遭報複。

我問到底是怎麽得罪了領導？

他說：“很簡單。這位副院長寫了一篇稿子交來，質量太差，沒用。這位副院長認為是我們不給他麵子，從此見了我的麵都裝沒看見，不理不睬。學報的印刷費和稿費也常常一拖就是半個多月。問他，他說沒錢，過兩天再說。他也不說不給，就是拖，讓你去看他的冷麵孔……”

小項接著說：“我算看透了！他們領導在會上講得冠冕堂皇，說什麽讓我們把好質量關，學報如何如何重要，是什麽學院的窗口，要辦成一流的學報等等。可是一到具體問題，比如哪個領導寫的稿子，或者是他的親屬，或者是他的同學好友的稿子，拿來以後，他們就忘了自己在會上講過的話。見了麵，總是一問再問，希望照顧發表。如果質量差，發不出，他們就不高興了。見到你，板起麵孔，好像欠他的錢沒還，有時還要利用手中的權力卡你、壓你、整你……你說，這不是讓我們裏外都為難嗎？我明白他們領導的意思，那就是你重質量，隻能對別人，不能對他們。所以，千萬不能把他們領導會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話當真，當真你自己就倒楣……”

我說，是啊，我們往往把他們的假話當成真話來理解。有時我們太天真了！

小項接著說，還有一點，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是享有特權的人。在我們這裏，主編、副主編都是院領導掛名，可是他們主而不編，連稿子看都不看。我們這些幹具體工作的人，好像就不配當副主編和主編，給你個編輯室主任當，似乎都是他們大發慈悲，是一種恩賜。實際上，這不是把我們當工具用？

項懷明的父親是個高級知識分子，也許是受家庭影響，小項既看重學曆和知識，也重視政治上的進取。因為許多知識分子都心裏明白，要想過好日子，要想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光有學曆和知識還不夠，還要把黨票弄到手，才能混個一官半職，才有希望進入特權階層。毛澤東時代提出的“又紅又專”，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求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僅好好讀書，學好技術，還要在政治上靠攏共產黨，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否則，你再有知識和能力也白搭。這一點，小項自然十分清楚。他選擇的人生目標就是“又紅又專”。所以，他在大學期間便寫了入黨申請書，畢業前，入了黨。

開始辦刊物，小項的指導思想就是：努力辦好刊物，一定抓出成績。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兢兢業業，認真負責，總是把刊物的質量標準放在第一位，刊物的質量上來了，人大複印資料經常全文轉載他們刊物上的論文。他以為工作很有成績，領導應該高興。沒想到，隻重質量，不講關係，特別是不照顧領導這層關係，你工作再有成績也是沒用。小項十分聰明，卻沒看清這一層，直到分房吃了虧，才悟出這層道理。

得罪了領導，他們幾個當編輯的日子便漸漸不好過了。大家一商量，決定辦刊方針改為：講究質量，但要注意“關係”。大家都說，領導或他的親朋好友的稿子，要麽讓主編定奪，要麽照發。反正丟人現眼是他們的事。刊物辦好辦砸也無所謂。在這種體製下，大家無非是在混和騙。誰認真，誰倒黴。

有次我去小項他們編輯部，通知他去開高校學報編輯研討會。推門走進他們編輯部，隻見小項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後麵，手裏拿支煙，坐在那裏正發呆。問他辦公室怎麽隻有他一個人？他說，有的在家編稿，有的去印刷廠拿校樣……

我環顧了一下辦公室，隻見辦公桌上堆得全是稿件、信函、刊物，還有報紙，桌子上的灰塵恐怕有個把月沒擦。地上是暖氣流出的水，許多成捆的刊物堆在地上，最下邊的已遭水泡……辦公室亂糟糟的樣子，就像兵荒馬亂之中，人們無心收拾，馬上要撤退，離開這裏。

我對小項講，省高校學報研究會召開常務理事會，給你打了幾次電話，辦公室沒人接，特委托我來上門通知你。

他說：“今天下午黨員開會，我不好請假。”

我說，你們的黨員會議內容，一定是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大意是對東歐形勢發展，我們應采取什麽對策。這些東西報刊雜誌上都有。你是省高校學報研究會的副秘書長，研究會一年難得開幾次會，你不去好不好？

他抽了幾口煙，想了想，把煙頭丟掉，決定與我一道去開會。

我們上了一輛中巴車，坐在最後的位子上。路上，我們閑聊起來。他說，我們國家曾派中常委喬石去羅馬尼亞，向齊奧塞斯庫介紹經驗，告訴他們如何對付民主運動。齊奧塞斯庫沒有把我們的經驗和自己本國的實際相結合，結果對群眾一開槍，自己垮台了。不知你聽說沒有，齊奧塞斯庫夫婦一看開槍鎮壓，民眾的反抗情緒更加高漲，眼看形勢失去了控製，他們夫婦才化裝成普通老百姓逃跑。據說是想逃到中國來。沒想到，在路上老百姓認出了他們倆，就向軍方報告，軍隊隊把他們夫婦抓起來。軍事法庭在開庭審判齊氏夫婦時，齊奧塞斯庫對審訊他們夫婦的官兵講，我待你們並不壞，你們為什麽這樣對待我？在場的官兵說，因為你殺死了我們的父親和母親！所以，軍事法庭很快宣判齊氏夫婦死刑，並且立即執行。從法庭拉出去，士兵開槍，把齊奧塞斯庫身上打了五十多個洞！可見人民對他的仇恨有多深。

我問小項，這些細節你是怎麽知道的？莫非你收聽美英的華語廣播？

他說，我沒收。我是聽別人講的，我想這些都不是虛構的。

我說：“你還很關心形勢啊。”

他又無可奈何地表示，關心半天有什麽用？在小組會上，有的同誌說，幾十年來，我們經常學馬列，學毛澤東思想。可是我們總站錯隊，總跟不上形勢，總犯錯誤。人家工人、農民從不搞政治學習，既不懂馬列，又不懂辯證法，但人家從不犯錯誤，而且永遠是黨的依靠對象。這次學潮，犯錯誤的都是知識分子。鄧小平講話中也明確地指出，還是工農兵靠得住。所以，我們這些人參加政治學習，不僅無用，而且有害。我左思右想，覺得這話很有道理。要想不犯錯誤，最好是少關心政治，少參加政治學習。對天下事，就像農民一樣，不聞不問。管他是誰當主席，誰當總理；隻關心自己的三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混下去算了！

我說，這恐怕辦不到吧？中國知識分子想往上爬的，要關心政治，要看風向；憂國憂民的，也關心政治，想治國平天下；被整過的，也關心政治，怕第二次或第三次再遭整……總之，知識分子不關心政治的人很少。

小項說，這倒也是。六四前，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關心學潮，那種形勢讓你超脫也超脫不了。六四前我就聽說，成都軍區司令親自來我們省傳達軍委會議精神，要求部隊進入戒備狀態，不準現役軍人請假。我聽了，知道形勢不對頭。後來果然發生了六四事件。你看過六四的錄相沒有？

我說：“沒有，但我知道不少人看了。”

小項說，外國記者用紅外線攝影機，把北京長安街上軍隊開槍的情景幾乎都錄下來了，清晰度非常高。六月七八號，許多人就看了這些錄相。我們電視上放的那些鏡頭，都是經過剪接，拚湊出來的，經過十多天的炮製才拿出來播放。外國記者的錄相裏有這樣的場麵，就是麵對軍車，北京群眾手挽手，組成了一道道人牆。機槍掃倒了一批，後邊的又手挽手湧上來。那場麵真讓人淚水止不住！據說還有這麽一個場麵；一些北京老太太跪在軍隊前麵，請他們不要進城去鎮壓學生，結果軍隊不向老大娘開槍，卻向這些老太太後邊的群眾開槍！

小項說，用坦克和機槍鎮壓群眾，這真是讓人無法想像。這樣一來，把許多對共產黨抱有希望的人，都推到反對派一邊，共產黨的威信就徹底喪失了。

當然，動用軍隊鎮壓群眾，軍隊高層領導的意見也不一致。聽說北京軍區有二十萬軍隊，這些部隊的領導人就不願意進城鎮壓群眾。沒辦法，才從成都軍區和其它軍區調運部隊。為了讓這些進城部隊不了解事情真相，就不讓他們看電視、看報紙，封鎖一切消息來源，隻告訴他們北京發生了動亂，要軍隊去戒嚴。如果軍隊了解了事實真相，恐怕也不會幹這種丟人的事。另外，三十八軍如果掉轉槍口，恐怕中國就不是現在這種局麵了。現在，有五個將軍寫了檢查，據說是他們不同意動用軍隊對付北京的群眾。事情就是這樣：正確的意見往往被看成是錯誤意見，而錯誤的意見，卻被當作正確的意見。隻有時間去證明這些是非曲直了……

小項是搞經濟專業方麵的學術期刊，他對中國經濟現狀也頗為了解。他說，李鵬完全是按照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搞治理整頓，不是用市場引導經濟，而是加強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實際上是走的回頭路。弄不好，經濟改革也會夭折，中國的前途十分令人擔憂……

這次談話，使我對小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想，這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也許中國的民主事業就有希望了……

 

                                                                                     （198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