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阮老師介紹南京寫作會議上的情況
80和90年代的學術交流會議，筆者多次有幸參加。這些會議，多數是各地到會人員互通信息，交朋結友，旅遊散心，以及吃吃喝喝，真正學術交流所占時間甚少。而六四以後，則完全成了情況通報會。就是說，與會人員的心思不在學術交流上，而是交換六四鎮壓和清查運動在各地是如何進行的，下一步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前途命運如何？……
阮老師說，古人講，哀莫大於心死。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就是處於心死的狀態。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剛剛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一鎮壓，誰還再有積極性？
阮老師三十年代生人，五十年代從高校中文係畢業。當時，他是那種所謂“又紅又專”的好學生，所以，一畢業便留校任教。屈指算來，他已有二十多年教齡和近三十年的黨齡。阮老師是個聰明人，也很有能力，可不知為什麽，他的仕途一直不順，始終是個教研組長。有人說，這主要是因為阮老師太風流，甚至有人說的更難聽，說他作風有問題。那個年代，一提哪個人作風不好，領導就不敢重用提拔了。其實，他在六十年代和妻子離異之後，作為一個單身男人，他的確接觸過不少女性。當時，一個單身男人，或者一個單身女人，如果接觸異性多一些，人們往往會有看法，並且認為這就是作風有問題。其實，現在來看，那無非是一種選擇，也算不上是什麽作風問題。
阮老師經過七八年的選擇，最後找了一個年輕的農村姑娘為妻。阮老師從小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小縣城，二婚妻子又是個農村姑娘，所以他對農村的黑暗和貧窮比較熟悉，特別是對六十年代農村餓死人的慘景，親眼目睹，談起來如曆曆在目。
阮老師多年來，一直上寫作課。快三十年的教書生涯，在死水一潭的高校裏，是很容易把人的誌氣消磨掉，讓人變成一個捧著教材混飯吃的教書匠的。但阮老師對文學的興趣一直很濃，在內心深處，一直有當作家的願望。四人幫垮台以後，在清算文化專製主義的背景下，文學藝術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的局麵，許多年輕的文學愛好者，紛紛拿起筆來，投身文藝創作。在這種形勢下，阮老師也把自己關在屋裏，潛心文學創作，寫了好幾篇小說。沒想到，送到省市文學期刊編輯部，竟發出了兩篇，而且還受到了好評。這對年近五十的阮老師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鼓舞！然而，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年紀更輕、才氣更高的文學新秀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阮老師那些小說稿子在編輯部一壓就是一兩年，幾乎很難再發出來。他漸漸意識到，寫小說的路對他來說，是很再走下去了。但是，他不甘心，他寫散文、編教材，研究小說技巧，陸陸續續出了不少書。在省內外教寫作的高校教師中，也算是有一定才氣，有一定成就的教師。
可是，阮老師雖然頭腦很靈，又很早入黨，但在仕途上卻一直不順，連個係主任都沒混上，始終是一個教研室負責人，科級幹部。這在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社會，對他來說，無疑有一種懷才不遇的失落感。再一個就是婚姻失敗，中年離異，給一兒一女的心靈造成不少創傷。五十多歲，找了一個二十多歲的農村姑娘結為夫妻，又引來不少閑言淡語，加上夫妻間的文化差異太大，阮老師心靈深處的憂傷，更是可想而知。還有，就是八九年六四以後，按常規，阮老師由副教授晉升正教授本不存在什麽問題。可是，這次申報職稱條件中，加了一條，就是必須在動亂期間表現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或者說，至少是沒參加過遊行示威，沒參加過追悼會之類的活動。阮老師從來不是那種頭腦冬烘僵化的教書匠，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經曆了那麽多政治運動，對共產黨的那一套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會站在學潮的對立麵。六四以後，在評職稱的關鍵時刻，有人檢舉，說他雖然沒參加遊行，但參加了六月五日學生舉行的追悼會。阮老師知道以後，曾經憤憤地說，當初我還不如參加民主黨派。參加民主黨派，自己遭整，還有組織為自己出麵講話；在共產黨裏，我遭共產黨整，誰替我講話？
大約是在八份，他以省寫作學會副會長的名義，到南京去參加全國寫作學會的學術年會。回來後，他簡單向我介紹會上的情況，他說，在會上會下，我沒有發現一個支持政府當局的人。我發現人們談到六四和學潮時，都對鄧小平、李鵬的鎮壓表示不滿，有的甚至非常憤慨。會下有位山東師大的老師告訴我，他們學校的黨委在北京學生集體絕食時，曾經集體給黨中央拍過電報，要求中央領導人出麵接見學生。還有一位西安師大的老師告訴我，他們學校的師生曾經在布標上寫過“絞死李鵬”的大標語，從樓頂垂到樓下。廣大師生看了無不拍手稱快！從會上談到的情況來看，全國幾乎沒有一所大學沒有卷入學潮，這說明這場運動有著多麽廣泛的群眾基礎。也可以說，這次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反映了全國絕大多人民的願望。除了少數搞官倒的特權階層，除了少數頭腦極端僵化而手裏又掌權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什麽人反對這次學潮。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李鵬一夥不僅出動軍隊進行血腥鎮壓，而且還在全國進一步搞清查，製造新的冤假錯案，這必然會加深矛盾，使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對共產黨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嚴重。他說，中央裏的決策人真是太不明智。
他還提到這樣一件小事，就是有位上海教師想托他買一本《山坳上的中國》。那位老師說，《山坳上的中國》是一本難得的好書，作者是中山大學一位很有才氣的中年教師。這本書出版後，在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他曾經從朋友處借來翻了翻，覺得書作者對中國社會各領域中存在的問題認識很深刻，值得細讀。他希望我回來在書店裏幫他找找，倘若有，買一本給他寄去。可是臨走前，他又說，算了，不買了，也不給你添麻煩了。我問他為什麽又不想買了？他說看了以後，問題依然是問題，我們這些人起不了一點作用，無非是增加一些煩惱，徒勞無益。講完之後，他和我握手告別，臉上充滿憂傷和無奈……
阮老師說，從這件小事中，也可以反映當前不少知識分子的心態——一方麵憂國憂民，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十分關心，對比較真實地揭示中國社會現狀的文藝作品，對深入思考中國社會問題的學術著作，千方百計想找來讀一讀；另一方麵，六四以後不少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已經失去信任，不抱希望，便灰心喪氣，想從此不再過問政治，在庸庸碌碌中了此殘生。
阮老師說，古人講，哀莫大於心死。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就是處於心死的狀態。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剛剛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一鎮壓，誰還再有積極性？
我聽了，隻能點頭歎息！
(1989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