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理想（4）
彭家三口談八九學潮和六四事件
久不去彭大明家，聽說他兒子彭曉軍從四川回來，在這種年月，反正沒心思幹事，便在晚飯後，信步向彭大明家走去。心想，如果彭曉軍在，聽聽他在四川的經曆。
彭大明在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研究俄蘇文學。他是從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搞業務，到現在已經翻譯了不少蘇聯作品，自己也寫了不少文學藝術方麵的研究文章。在我看來，他是個很有事業心，也很有才氣的知識分子。他曾幾次去過蘇聯，在我省研究俄蘇文學的學者裏，他的成就是無人可比的。
我和彭大明相識，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時我在一個文藝刊物當編輯，他知道我們辦的刊物發表短篇翻譯小說，就把他的翻譯作品投給我們刊物，他的來稿幾乎是每稿必用，說明他在選材和掌握篇幅長短上，以及在翻譯質量上，都相當有水平。一來二去，我們便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彭大明的兒子彭曉軍和我家大兒子在中學是同學。可能受家庭影響，彭曉軍在中學時期就喜歡讀書，像蔡東藩寫的那些中國各朝各代的通俗演義，世界一些偉人的傳記，《第三帝國興亡》等等，他都是在中學時期讀的。他不僅在校學習成績優秀，而且還熱心政治，在高中競選學生會主席時，曾獲得成功。高中畢業，品學兼優，被保送川大國際貿易係，今年讀大二。
走進彭家，見曉軍和他母親宋秀英正在屋裏看電視。我坐在沙發上以後，曉軍的父親彭大明也從書房走出來，坐在對麵的椅子上。
我問曉軍，什麽時候回來的，為什麽沒放假就跑回來啦？
曉軍說，六四鎮壓以後，學生都跑回家了，學校裏空空蕩蕩，等於是提前放假。
我問，聽說四川成都這次學運鬧得也比較凶，是不是？
他簡單地向我介紹一下情況，然後說他自己：
“這次我是因禍得福——因為我是官辦的學生會主席，所以沒參加高自聯。我是出於義憤和熱情，以一個普通大學生的身份參加了遊行。”他介紹了遊行的學生與警察發生的衝突，他說警察用警棍和皮帶抽打赤手空拳的學生，打得非常凶狠，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有的眼睛被打瞎，可是學生抓住警察卻都文質彬彬，最多打兩拳。
“那些警察中不少人就是地痞流氓。”他父親彭大明插了一句。
彭曉軍並沒有附和他父親的意見，他接著說，我認為這次學運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他們的領導人自己素質不夠。他們還沒掌權，就內部不團結。另外，誰不支持他們，或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不和他們一道遊行、罷課，就說，你等著瞧，李鵬下台以後再收拾你們……自己要求民主，對別人卻不講民主；要求自由，卻不給別人自由。這說明他們對民主理念缺乏了解，腦子裏的封建專製意識相當濃。彭曉軍果然很有見地，見解也十分獨到。可以說，一般人，還看不到這一點。說明他雖然年輕，但思想卻相當成熟，很有政治頭腦。
我問彭大明父子，如果學生停止絕食以後，及時宣布複課，等人大開會時再采取行動，是否可以避免這場大流血？
“不可能。”彭大明毫不猶豫地講，“鄧小平一夥於12 號已經把部隊調到北京。他們設下了圈套，讓學生一步一步往裏鑽。”
“我倒不認為是政府當局設好了圈套讓學生去鑽，”彭曉軍反駁他父親說，“我認為高自聯自己也控製不了學運……”
彭大明對兒子的反駁毫不在意，繼續說：
“共產黨對反對他們的人，從來是不會手軟的，即使對付學生，也是老謀深算的。你比如：開進城的軍車和裝甲車，要不是報廢的，怎麽會中途熄火？軍隊用的車子，一般性能都是第一流的。要不是故意製造燒軍車，打解放軍，搶槍支這些事件，他們還能把學潮定為暴亂嗎？事情明擺在那裏。”
彭大明是個學者型的人，和好朋友談起社會問題，他從不拐彎抹角，而且充滿激情。他一門心思做學問，從未申請過入黨。沒想到八十年代初，當他以訪問學者身份要去蘇聯時，可能政府為了控製出國的學者，內部規定，凡出國人員最好是共產黨員；倘若不是，也要爭取把這些出國人員拉進黨內。所以，社科院黨組織便在他出國前，給他做工作，讓他寫入黨申請書，實際上是把他拉入黨內。
我問彭大明，你們最近學習情況如何？他說：
“唉，大家亂扯，不談正題。談到正題上也是說，解放軍好可憐，學生好可憐之類的假話……”
坐在旁邊的彭妻宋秀英說：
“天安門事件前，大家天天談。出了事以後，大家再也不談了——都怕秋後算帳。據從北京回來的人說，天安門廣場上死的學生相當多，血流滿地……”
宋秀英與彭大明都是學俄語的，可能是同學相識，然後相戀成為夫妻。宋秀英原來在體委，八十年代調到外事辦，她多年爭取入黨，可是不知為什麽，黨組織一直沒討論她的入黨問題。實際上，她屬於有上進心和事業心那種女性。平日她循規蹈矩，謹言慎行，業餘時間，也喜歡搞點翻譯，或寫點報紙上用的文章。彭大明入黨以後，宋秀英說，真奇怪，我申請多年，還在組織門外；他不申請，反倒進去了。實際上，他們一家人都是聰明人，深知在現存體製裏，不入黨，一輩子隻能受製於人，幾乎永遠無法出人頭地。所以，曉軍現在是預備黨員。我估計宋秀英心理有些不平衡。所以安慰說：
“我們這一輩，已經離退出曆史舞台沒多遠了，入不入黨已經沒多大意義。他們年輕人入黨以後，可以改造黨，把黨從獨裁者手中的工具，變成真正現代化的政黨，成為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政黨。”
“方勵之號召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入黨，也是這種觀點。”彭大明說。
我轉個話題，問彭大明最近在搞什麽？不是說要給我們刊物寫篇文章嗎？
他說，最近心情不好，寫不下去東西。
這與中國北方大學哲學係周向陽給我的來信中講的一樣。看來，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經曆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時，心情都是差不多的。
過了一會兒，宋秀英說，六四那天，中央電視台一位電視播音員向人們報告北京發生了大屠殺時，剛講了幾句話，圖像就沒了，聽說她當場就被開槍打死，所以，後來就隻有字幕。六月五日六日，播音員杜賢在電視上露麵時，都穿著黑色的喪服，眼睛也哭紅腫了……
彭曉軍說，這都是主觀猜測，小道傳聞，不一定可信。看來，二十多歲的彭曉軍的確相當成熟，很有理性。
接著，曉軍說，他在學校圖書館裏看過蘇紹智的一篇文章，覺得給他啟發很大，使他認識到人治與法製，獨裁與民主在中國是個非常尖銳的現實問題。
我說，看來我和你父親母親是看不到中國實現民主那一天了，你們年輕一代是一定能看到這一天。
從彭家出來，隻見繁星滿天，夜已深。想到中國從最後一個封建專製王朝崩潰到現在，已經將近100年了。在這近100年裏，中國人民為了實現現代化，飽經磨難，流血犧牲，死了多少人，然而，封建專製王朝卻不斷改頭換麵，陰魂不散。為什麽中國人民的命運會如此坎坷？.
（1989年6 月14日 星期三）
陳軍如介紹北京的恐怖
下午，我去看望陳軍如夫婦。陳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學的專業是小提琴。他和我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大學畢業生，他也是出身不好，再加上所謂走“白專”道路，便被分配到省內最偏僻、最貧困的縣份上。不過，他比我幸運的是，他有個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女朋友是他在讀藝術係時的同學，專業學的是琵琶。兩個人同時分下去，雖然沒結婚，但這種青春時期最真誠的愛情，是讓人羨慕的。實際上，陳軍如也確實是個值得愛的年輕人：他為人老實厚道，平日不多言，不多語，有一句，說一句，為人可以稱得上忠厚。業務上肯下工夫，成績突出。
分到下邊，還在勞動鍛煉期間，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不知什麽原因，陳軍如很快被揪出來，打成“現行反革命”，據說罪狀中有一條，就是他在給農民掃盲上課時，曾經講過，說毛澤東的“毛”字，就是豬毛的毛。這在當時，是對紅太陽的大不敬，加上出身不好，政治運動一來，自然在劫難逃。被揪出來以後，在積極分子的監督下，他曾經在烈日裏，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拉過板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女朋友仍然沒有和他分手，他們的愛情經受了考驗。造反派起來之後，他才獲得平反。七十年代演樣板戲，市京劇團需要西洋樂器伴奏，陳軍如夫婦才調回省城，他在市京劇團拉小提琴，女朋友彈琵琶。
我就是在他們從下邊縣份調上來以後，為了學習拉小提琴，才認識了他們。
記得，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轟轟烈烈過去以後，運動很快變成少數對政治特別感興趣的那些人的專業，大多數人已經對運動失去興趣，成了逍遙派。我當時沒有業務可搞，也沒什麽書可讀，還沒有女朋友，為了打發自己寂寞無聊的日子，就找了一把小提琴，登門去向陳軍如請教。一來二去，彼此就成了朋友。直到彼此都結婚，有了孩子以後，兩家的來往才漸漸少了。
走到他家，見陳軍如正躺在床上。一問才知道，他調到師大以後，四月份騎單車由師大回家，在校園的小路上，刹那間失去知覺，突然打倒，當場就昏迷過去。住了一個多月的院，現腦震蕩後遺症還沒好，正在家休養。
不過，他現在講話已經沒什麽障礙了。他有一兒一女，文革期間，文藝工作者幾乎都沒什麽事情可做，陳軍如就每天輔導自己兩個孩子拉琴。他的兒子初中畢業，考進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讀書。六四前，陳軍如夫婦估計北京的戒嚴部隊要進城，他們擔心兒子的安全，便委托一位在音院陪讀的朋友，回昆明時，順便把他的兒子也帶回來。
頭幾天，這位朋友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他家。他說，這位朋友一進門，見到陳軍如的第一句話就是：“真是死裏逃生！”
這位朋友講，六四後，他在北京曾經親自跑到醫院，看那些被部隊開槍打死的學生和群眾，他看見被打死的人都裝在塑料口袋裏，堆成一堆一堆的。打開口袋，可以看見死者的傷口都是用開花彈射殺的。許多人胸口是個大洞，渾身是血，慘不忍睹……
這位朋友說，北京現在是一片恐怖，所有學生都已離開學校，校園裏空空蕩蕩……
那天，他帶著兩個孩子，從音樂學院出來，準備去火車站。在西單附近，親眼看到解放軍向兩個行人開槍，兩個人當場被打倒，在地上動了動，接著就一動也不動了——估計是死了……他嚇得牽起兩個孩子的手，趕忙往地鐵站鑽，渾身冷汗直冒，乘上地鐵列車以後，心子還在砰砰直跳，心驚膽戰地到了北京站，上了火車，提著的心才落下來。回到家裏，覺得真是從死亡線上逃回來，……
陳軍如的敘述，讓人不寒而栗！仔細想來，那場景實在太可怕了，簡直不敢想象。我是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假如我的孩子在北京讀書，那結果又如何？
“我們這裏人真老實，”陳軍如說，“還相信電視上那些假新聞。在北京，連小孩看了電視上的內容都喊：騙人，騙人！”
從陳軍如家出來，我滿腦子都是北京街頭死亡的畫麵……
（
劉天開的獨立分析
“你好！”劉天開在快下班時走進我們辦公室，向我打個招呼。
劉天開是外語係青年教師，大概四十歲左右。川大研究生畢業，現教外語係的西方文學。他個子不高，戴副眼鏡，平日文質彬彬，像許多性格內向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很少與人交往。
正因為他是這種性格的人，平日我與他也不過見麵點點頭，從未深談過，兩個人僅僅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在血腥鎮壓之後，大逮捕的浪潮正席卷全國，在這種白色恐怖已經來臨之際，不熟悉的人，是不能推心置腹的。所以，待他坐下之後，我說，現在是少談政治的時候了。
“彼此要是信得過，還是可以談談。”沒想到，他今天竟說出這樣一句。
我說：“因為弄不好，就是造謠。除了報紙、電視上的內容以外，其它途徑的消息講出來，隨時可以被舉報，舉報人還可以得獎金。你沒看大連那兩個婦女，舉報了肖斌，不是各得一千元獎金嗎？”
“那種人畢竟是少數。”他淡淡地講。
“雖說是少數，可能量很大。”
“這種人的市場已經不大了。”他說。
“你沒看，現在投機分子開始活躍了……”
“這倒是。”他也承認。
“不知北京知識分子組織的知識界聯合會的情況怎麽樣？”我問。
“報上已經公布了，定為非法組織了。”
“我怎麽沒看到？”
“可以肯定。是和高自聯、工自聯的定性一起宣布的。所以我省搞一一對應，除高自聯，工自聯以外，我省還宣布‘文藝沙龍’為非法組織。”
“莫非也要對知識分子開刀？”
“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知識分子為什麽就不鎮壓？從延安整風到五七年反右，從胡風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日子好過嗎？”沒想到，沉默寡言的小劉，平日好象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他也沒經曆過什麽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教的又是外國文學，心裏卻也如此清楚，如此明白。
小劉又說，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這些重要報刊都大換班了。
我問他如何曉得？
“你沒注意看？”他兩隻眼透過眼鏡盯著我，意思似乎是說，你這個搞編輯工作的，也太遲鈍了，太缺乏政治敏感性了。又說，人民日報從星期二到現在，一直沒來。這可能就是大換班造成的。
“電視上講，”我又換了個題目，“一些汽車和裝甲車走著走著就熄火了。這些軍車的質量也太差了。”
“開玩笑！”他說，“野戰軍的戰車都是最好的。在馬路上會熄火？電視錄相上看都看得出，這些車都是老掉牙的軍車，報廢的軍車。決策人用這些軍車的目的很明顯，就是故意讓它出故障，故意讓人把它燒毀。不然怎麽會把學潮定成暴亂？不定成暴亂怎麽好開槍鎮壓？然後好欺騙全國人民！”
下班時間到了。我們談到這裏，各自回家。
路上我想，像劉天開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平日不顯山不露水，以為他們沒有吃過苦，隻關心業務，不關心政治；沒想到，他們在大是大非麵前，竟然這樣清醒，他們完全不像我們這些老家夥當年那樣容易受騙上當。看來，獨裁政權的謊言和欺騙，隻能蒙蔽那些私心重而又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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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肖斌為大連市民，六四事件發生時，他恰在北京親眼目睹了六四淩晨大屠殺的慘烈場麵。後外國記者采訪了他，他麵對攝像頭，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那個夜晚自己的所見所聞。采訪肖斌的錄相在外國電視台播出後，中國政府節選了肖斌接受采訪時的講話鏡頭，並告訴中國觀眾，說他是煽動和造謠者，並發出通緝令，在全國範圍內抓捕他。大連兩個看了電視的婦女在街上發現了肖斌，並舉報了他。兩個人各獲獎金1000元。但據說這兩個婦女因舉報肖斌而出名後，受到不少恐嚇信，使她們不敢前去領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