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嚴格說起來，“三年困難”的提法是不準確的，因為全國性的經濟困難從1958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一直延續到1962年。“大躍進”實際上搞了個反向五年計劃，是如假包換的“大躍退”，其巨大的曆史諷刺性，簡直讓人覺得有如天譴。不過毛澤東並沒有從中吸取根本教訓，他從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麽戰略性的、方向性的錯誤。再說他也很清楚，三麵紅旗不能倒，否則他的領袖地位不保，錯誤越大他就越不能承認。
彭德懷曾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挑戰過他的權威，叫他十分霸道地給打趴下了——對於這樣的公然犯上，必須采取霹靂手段，不能再講什麽君子風度。偶像越是神聖，也就越脆弱，容不得半點汙垢在臉上，否則億萬信眾會大失所望，甚至導致崇拜破滅，讓政治敵手乘虛而入。毛澤東是始作俑者，當然知道保護這個“俑”的極端重要性。他對於自己的“偉光正”非常在意，因為說穿了這就是他的神性。任何不敬都會遭到他的反擊乃至報複，這個特點越到執政後期越明顯。
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大饑荒做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評價，在隨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上，更是放言：“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這無疑再次挑戰了毛澤東的權威，但是為了渡過嚴重的經濟困難，他隻能暫時隱忍，讓劉少奇在前麵主持整頓工作，替他收拾爛攤子。那時毛澤東對劉少奇已經心懷不滿，這種不滿隨著整頓工作的深入而逐漸變成一種敵意，最終導致後者被打倒，並從肉體上被消滅。
其實從整高崗開始，毛澤東已經在對中共高層進行係統性的清洗。那時他非常忌憚蘇聯對他的顛覆，這個威脅比美蔣要大得多。毛澤東從來不是斯大林屬意的中共領袖。在斯大林眼中，毛更像一個“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即使新中國已經建立起來，斯大林仍然懷疑它的社會主義性質。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謁見斯大林，雖然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政治援助，也遭受了沒齒不忘的冷落和屈辱。
但是毛澤東知道此時必須采取“一邊倒”的政策，以爭取蘇聯對新中國的最大支持，這決定了他的“新民主主義論”隻能是曇花一現的建國理論。中國一定要變成實打實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被蘇聯接納入夥，也才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進入第一方陣——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能有什麽政治影響力？這個主義實乃毛澤東40年代中期的發明，在經典馬列學說中找不到依據，其目的是使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獲得民主黨派的支持，因此屬於資本主義民主政體，並無多少“共產”色彩。
現在江山既已打下，“新民主主義論”便沒有什麽利用價值，反而與“一邊倒”的政治口號相衝突，尤其不利於共產黨迅速掌控全國資源，實現工業化。所以一俟“抗美援朝”大局已定，毛澤東馬上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計劃用十到十五年時間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隻用四年就完成了，因為無非是“剝奪剝奪者”，用不著軟磨硬泡，花太長時間。什麽“和平贖買”、“公私合營”，不過是各種巧取豪奪，後麵都有槍杆子撐著，大小資本家沒有不從的。
之後他就發動了“大躍進”。在這件事情上，政治考量是決定性的。毛澤東對於經濟工作從來沒有直接興趣，他的興趣都源於政治盤算——他企圖通過“大躍進”，讓中國擁有最先進的政治製度，甚至在某些方麵（比如人民公社）領先於蘇聯。他非常迷信製度就是生產力，一個落後的中國隻要有了先進的製度，就能彎道超車。超英趕美不是夢，他的夢想是超過蘇聯，執掌國際共運之牛耳，讓“毛澤東思想”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地位。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擁有軟硬實力和眾多盟友的超級大國，他自己也才能成為世界性的領袖人物。
沒想到“大躍進”卻搞砸了，毛澤東隻能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到前台唱戲。在後麵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忙著進行中蘇論戰，弄了七個答辯和九個評論出來，又抽空發動了中印戰爭——這件事不過是敲山震虎，因為後麵有蘇聯的影子，他並不想與印度為敵。他的主要興趣還是務虛，不斷在論戰中進行哲學思辨，鍛造社會主義階段的大殺器——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寶塔尖，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其核心內容即為階級鬥爭。
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本來下一步就是進行和平建設。雖說為了穩定政權，需要“鎮壓反革命”，需要“三反五反”，後來因為金日成妄動，又不得不“抗美援朝”，但是這些藤藤絆絆在建國頭五年就全部處理完了。可其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卻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挫折，並在這個期間與蘇聯發生了越來越激烈的政治衝突。毛澤東思前想後，得出了一個驚天結論：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有人企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與蘇聯修正主義同流合汙。更嚴重的是，這樣的人絕非一個兩個，而是成千上萬，已經形成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控製了眾多單位的領導權，必須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才能清除掉——並且還沒法“畢其功於一役”，因為他們會像癌細胞一樣不斷生長出來。故而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可有須臾停歇，“革命”將會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階級鬥爭永無熄滅之日。這確實是對馬列學說的極大擴展，因為革命導師均未談過社會主義大功告成之後，還要關起門來對自己人繼續革命。
毛澤東卻熱衷此道，1962年在召開八屆十中全會之前就說：“對講階級、階級鬥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就沒有勁了。”這與他在“大躍進”時期事無巨細地插手經濟工作形成鮮明對照，說明他的興趣已經從鋼鐵和糧食產量轉到了更為“本質”的東西——人的思想。所謂敵人，不在於長相，而在於思想。如果思想屬於敵對階級，那麽就會成為階級敵人，哪怕此人曾經跟自己一起打過江山，是自己生死與共的戰友。所以階級鬥爭學說是極為可怖的“大法”，練到化境會無視父子、夫妻、同誌等最親密的人際關係，隻要變成階級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
到了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終於喊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他最有名的一句語錄，在文革期間刷遍神州大地。這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標誌著大師已經完成最後修煉，法力升至第九重，很快就要大開殺戒。劉少奇幫助他渡過了“大躍進”所造成的大災難，使國民經濟得以恢複，卻不知道也給自己打開了通向地獄的大門。在過去幾年的整頓工作中，劉少奇對毛澤東而言，已經由革命同誌逐漸變成了階級敵人。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和彭德懷都是一條道上的，對自己懷有不軌企圖。劉少奇對“大躍進”的糾偏，實際上就是替彭德懷翻案的一種手段，讓全黨都知道毛澤東是該下罪己詔的人。鑒於劉少奇已經對自己的“偉光正”構成重大挑戰，是時候把他清除掉了。
之前高崗、彭德懷被拿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蘇聯存在過於親密的關係。實際上，蘇聯一直想要在中共高層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曾經拉攏甚至策反高崗、彭德懷。對於這條線上的候選者，不管其本人意願如何，毛澤東一定要收拾幹淨，而劉少奇是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他既與蘇聯有密切關係，又具備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治國能力，是一個能夠取代毛澤東的人物。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讓劉少奇主事，給了自己一個冷眼旁觀的機會。幾年下來，毛澤東越來越覺得劉少奇是有政治野心的，企圖借著恢複經濟的名義來搞“右傾翻案”。毛與彭的衝突已經發展成為敵我矛盾，如果彭沒有錯，那麽毛就該下台，而非一個“罪己詔”能夠交待過去的——畢竟造成了那麽大的損失，餓死了那麽多的人。劉少奇在整頓經濟的過程中，一直想要去除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沒什麽好說的，無非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關鍵是後麵的“一大二公”，這兩麵紅旗不在了，總路線也就成了無水之魚。“大躍進”事實上已經失敗，毛澤東雖然輸理不輸麵，但也沒法再把運動搞下去。唯一剩下的就是“人民公社”，這是他的心頭肉，誰也不能碰，所以當劉少奇支持一些地方搞自留地和包產到戶時，毛澤東才會異乎尋常地憤怒，這在他看來，不是多打點糧食的問題，而是“變修”的問題。
“修正主義”的威脅，在斯大林死後，已經變成毛澤東的心頭大患。赫魯曉夫上台不久，就背叛了昔日視為父親的斯大林。盡管毛澤東對斯大林心存芥蒂，但這種“刨墳掘墓”的行徑仍然讓他極為憎惡，甚至產生某種恐懼，導致他到處尋找“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而劉少奇可謂不二人選。後來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與蘇共發生了多次政治論戰，越搞越大，使兩國關係嚴重惡化，甚至造成軍事衝突。這些論戰非常“務虛”，爭辯的大都是哲學問題。鄧小平在幾十年後曾經感慨：“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實際上他當時是主要操盤手之一。
今天再看這些文章，確實有些無厘頭，但對毛澤東而言，每篇文章都是炮彈，都有實在的殺傷力。他若在論戰中敗下陣來，蘇聯的修正主義就會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中國，他打下的江山就會變色。修正主義者已經放棄了馬列主義，對外不願冒著核戰爭的危險與帝國主義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對內則變質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騎在工農大眾頭上作威作福。中國要是這樣搞下去，必然重新出現兩極分化，社會主義也會蛻變成資本主義，亦即“變修”。
正因如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後來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把“公有製”等紅色基因注入到幾億中國人心裏，以防江山變色。但是社教運動由於劉少奇的幹擾，成效並不如意。毛澤東不能再容忍下去，也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202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