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裏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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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作者：徐 方
〖陳翰笙簡介〗（1897-2004）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先後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並經李大釗介紹為第三國際工作。1946年再次赴美國，在華盛頓州立大學、賓西法尼亞大學等校任教。1951年回國，曆任外交部顧問，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多次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1975年，文革進入後期，我從外地回北京養病。在此之前，一直自學英語。由於起步晚，又缺乏指導，感到很吃力，水平總也提不高。一天，跟母親一起探望剛從監獄獲釋的孫冶方伯伯，聽他談起好友陳翰笙正在給一群年輕人輔導英文。母親趕緊問：“能否介紹小女拜他為師？”孫伯伯欣然應允，當即寫了介紹信，並托母親把剛完成的一篇經濟學論文帶給陳翰老，請他提意見。
回來的路上，我問母親，陳翰老是誰？她說：“你真孤陋寡聞！他是鼎鼎大名的革命家、外交家、學界泰鬥，經曆頗為傳奇——早年留學美國、德國，在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等諸多領域取得非凡的成就………
第二天我和母親就去拜訪陳翰老，找到東華門大街38號。那是個小四合院兒，房子很舊，院子裏的路坑坑窪窪的。從這年久失修的住房，不難看出主人在文革中的境遇。
去之前聽孫伯伯講，陳翰老已經80歲了。由於害青光眼，視力僅剩0.02，除了能分辨白天黑夜和眼前晃動的人影外，其他什麽都看不見。想象中的翰老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可見麵後完全出乎意料。他頭腦清晰，談笑風生。說：“我隻是眼睛壞了，身體其他部分都沒毛病。就像我們的國家——人民是好的，隻是上麵出了問題。”母親把孫伯伯的文章交給他，請他提意見後寄回去，並講了孫伯伯家的住址。他說：“知道了”。母親感到奇怪，問為什麽不把地址記下來？他說已經記在腦子裏了。母親大為驚歎，說：“您這麽大歲數了，記性居然如此之好！”伯伯一聽不樂意了，說：“我不算大呀。”他詼諧地指指我說：“也就比她大一點兒。”那年我21歲。看到伯伯這樣風趣幽默，剛進門時的緊張拘束一掃而光。接著他問了一下我的學習情況說：“待會兒正好有個初級班，你先來旁聽吧。”就這樣，我成了陳翰老的學生。
當時翰老一共教四個英文班，一個初級，兩個中級，一個高級。每班5、6個人。我們每周上兩次課。在初級班試聽兩次之後，伯伯說：“根據你的程度，可以進中級班了。”於是我升了一級。
陳伯伯的學生大多是“黑幫子弟”，其中就有“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女兒。伯伯的朋友和家人都認為教這樣的學生太危險，勸他打住。可他卻說：“為什麽不教？劉少奇的女兒也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可見他有多麽強的平等觀念。
伯伯上課從來不用課本。具體方法是：先讓每個學生提出一個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然後大家舉手表決，選出多數人感興趣的話題。伯伯當即根據這個題目做一篇英文短文。他邊想邊說，我們將其記錄下來。遇到不會寫的生詞，他便耐心地講出拚法。記得當時我們出的那些題目古今中外、五花八門，如：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何香凝畫虎、陳納德與陳香梅、天堂與地獄、關於走後門兒……
每當伯伯根據當天的選題口述英語短文時，我都為他那淵博的學識、驚人的記憶感歎不已！ 接下來他就這一話題組織四個中文句子，讓我們帶回去翻譯成英文。第二次上課時，每個人要把上次學的短文背誦出來，然後伯伯逐字逐句地幫我們修改漢譯英句子。接著又是選出當天的話題。如此周而複始……
伯伯解釋說，之所以這樣教，是因為背誦好的文章可以培養語感，這是學習任何一門語言的捷徑；而通過修改翻譯的句子，能使學生學會如何遣詞造句，用地道的英語表達思想。一次陳伯伯的妹妹陳素雅阿姨談起他的教學，說：“上課時看上去是他考你們，實際上更是你們考他。誰見過哪個老師教英文不用教材，每次都能根據學生出的題目即興寫作的？！”
我們的課堂氣氛很活躍。伯伯特別注重民主、平等，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自從進了這個班，我眼界大開，不但學了英文，還長了許多知識。更重要的是，在潛移默化中，向伯伯學習如何做人。
一次，到了該去上課的時間，可外麵卻下起瓢潑大雨。我有些猶豫，不知是否還要去。母親看到後說：“當然得去。陳翰老這樣不辭辛苦地教你們，哪有因為下雨就不去的道理？！”於是我撐了把大傘直奔伯伯家。到了之後，發現那天隻去了我一個，以為肯定不上課了。剛要告辭，伯伯卻招呼我說：到時間了，咱們上課吧。就這樣，他一對一地教我，像往常一樣地認真、一樣地耐心。我心裏暖烘烘的，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
77年秋，國家決定恢複高考。規定凡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者均可報名，擇優錄取。經過十年文革，無數被擋在大學校門外的年輕人摩拳擦掌，準備一試。伯伯要求班上凡符合條件者都要報考。我當時很猶豫。一是想到自己文革前隻上到小學五年級，後來雖經過一番自學，可總感到各方麵基礎太差，一點兒信心也沒有；再者，當時工作單位在蘭州，若參加高考，還得趕回去。一旦考不上，失去在北京學習的機會不說，別人會怎麽看？我跟伯伯談了自己的顧慮。他一聽就急了，直跺腳，說：“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怎麽會想到放棄？！是不是沒錢買回去的火車票？要是的話，這錢我出了！”
我從來沒見過他發這麽大的火，心裏特別不安，趕緊說：“您別生氣，我一定考。”伯伯幫我最終下了決心。
結果我們這個班全體都報了名。考期將至，伯伯決定停課，讓大家全力備戰。最後一次上課，同學們想到今後很可能各奔東西，心裏充滿了依依不舍之情。這時有人提議搞個告別聚會，馬上得到熱烈響應。伯伯隨即口述了一篇短文，題目就叫Farewell Party (《告別聚會》)：We are thinking of a farewell party…… 大意是：我們籌劃搞一個告別聚會。不久之後，班上全體同學都將奔赴考場。希望很快能在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廣州中山醫學院等院校見到我們的同學……（文中提到的幾個學校都是班上同學所報考的）
兩個多月後，當我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激動萬分！馬上向陳伯伯報告了這個好消息。沒過幾天就收到他的回信。除表示祝賀外，還附有一張表，上麵列出英語班上考取大學的同學名單。那年他的學生中有二十人參加了高考，結果竟考上了十八個，且多為重點大學，錄取率90%。這在當時是相當高的。要知道，77年高考全國平均錄取率僅為3.4%。在那個特殊的曆史年代，我們無疑是幸運的一小撮，能圍坐在陳翰老身邊聽他授課。須知在全國範圍內，還有數百萬同齡人仍在農村、邊疆、工廠辛勤勞作，夢想著有一天重返課堂。
高考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而我竟險些與其失之交臂。每當想到這些，心裏對伯伯都充滿了感激之情。
今天回想起來，伯伯當年一定感到非常欣慰。文革初他飽受迫害，後來長期“靠邊站”。可他不甘蹉跎，文革後期起，以義務教授英語的方式貢獻社會。多年來他嘔心瀝血，先後輔導過300多人，分文不取。這種無私奉獻精神真可謂精神驚天地、動鬼神！
82年初，我畢業回到北京工作。為了進一步提高英語水平，又到陳翰老的英語研修班回爐。這個班的程度比當年那個中級班要高多了，學生大多是剛畢業的大學生、研究生，還有一些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如舞蹈家資華筠、社科院美國所所長助理何迪等。
之後多年，我一直跟陳伯伯保持著聯係。2003年春節回北京，聽說他病重，住在協和醫院，趕緊前去探望。病榻上的伯伯處於昏迷狀態，靠呼吸機和鼻飼維係那微弱的生命。想到自己旅居海外，見一次麵不容易，而伯伯已107歲，病得又這麽重…… 於是請他侄女為我們拍了一段錄像。結果那次探望果然成了永別。
陳翰老一生專心治學，沒有留下子女。按中國人的老傳統，他並沒有做到兒孫滿堂。但他卻以另一種方式創造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著作等身和桃李滿天下。
注：此文發表在《老照片》雜誌第三十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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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so lucky to have him as a teacher!
Thanks for the story!
You are absolutely one of the lucky young people at that time in China. I am pretty sur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folks in this forum did even know the basic ABC in the middle of 70's....But we all made it eventually. Thanks for sharing !
好人會有好報的，陳翰老是中華民族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