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裏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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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作者：徐方
【應《老照片》雜誌社約稿，對《母親》一文作了大幅修訂。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老友關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修改意見，使作者能夠大大拓展文章的廣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母親張純音出
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 母親攝於1960年代 並稱為“五四四公子”。
身於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樹德是近代著名中國法律史學家，上世紀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後任翰林院編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譯成十幾國外文，是研究中國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我的外祖父張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學，由清華學堂保送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後歸國，開創了中國心理學專業，並親任中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心理學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是李大釗、胡適的親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等三位女性， 母親攝於1960年代 並稱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這種家庭環境的熏陶下，母親很早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對各種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
1943年，母親考取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係。1956年經鄭振鐸推薦，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年29歲。
初 相 識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於1962年。顧於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4年後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當時經濟所的辦公地點在三裏河經委大樓，管理得相當好，整潔而有序。母親所在的辦公室裏有一張白色木製單人床，上麵鋪著雪白的床單，供研究人員午休用。顧準伯伯回到所裏第一天上班，在後勤人員的陪同下，到各辦公室轉轉，跟大家見見麵。他走進母親的辦公室，環視了一下房間，高興地往床上一躺，說：“哈，沒想到我這個窮小子一跤跌到了青雲裏！”當別人介紹說：“這位是張純音同誌”時，他說：“哦，你就是張純音啊。告訴你，我還是堅持我那篇文章的 1960年代 母親在經濟所辦公室觀點!”母親年輕好勝，回了一句：“我也堅持我那篇文章的觀點”。
原來事情始於1956年，當時的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安排顧準去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任副主任，並根據顧準自己的要求兼做經濟所的研究工作。而顧準在經濟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討了當時的一些理論禁區，並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上。該文主張通過經濟核算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的經濟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場價格、市場規律調節生產。文章指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正是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使顧準逝世二十年後，獲得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的美譽，而在當時
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係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 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布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邪惡異端。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試論》一文中的觀點被定性為嚴重的右派言論，成了顧準的罪狀之一；另一項罪名是“反蘇”。他在綜考會時，參加了中蘇聯合考察隊，赴黑龍江探討兩國合作利用水力資源。那時正值“一邊倒”時期，別人見到蘇聯專家一般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可顧準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在壩址的選擇上與蘇方針鋒相對，爭執得很厲害，還對蘇聯專家傲慢無禮的態度表示不滿。他的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報告。當時兼任文教係統領導的康生，在看到顧準的材料後， 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康生這一表態，把顧準劃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組織決定。① 顧準1960年代證件照
1957年母親剛到經濟所不久，顧準就被劃成了右派。經濟所要對他的右派言論進行“消毒”，上方給母親布置了一項任務:寫文章批判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母親很年輕，剛三十出頭，屬於進步青年一類。很快，由她主筆寫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標題為《駁斥顧準關於價值規律的修正主義觀點》，刊登在《經濟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後，當母親和顧準伯伯一起回憶起母親寫的那篇批判文章，顧伯伯哈哈大笑說：“咱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啊！”
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後，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麵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顧準在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幹部中殊不多見。②
給母親印象特別深的還有顧準那錚錚鐵骨。“文革”初期，顧準受到更大的衝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隻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麽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麽都沒幹，隻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曆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麽樣，中國向何處去……” 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據母親講：顧準做事非常講原則，從不畏懼強權。“文革”中他給前來外調的人和給本所的人先後寫了幾十萬字的交代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每句話都實事求是，從不為了討好某人，或夾雜個人恩怨而寫不負責任的話。從1967年3月起，找顧準外調的人逐漸增多，1968年冬達到高潮，最多時一天就要應對三、四撥前來外調的人。當時如果不順著他們的口徑來講，就要吃苦頭。一次，有幾個紅衛兵來到經濟所，要求顧準寫一份材料，說明上海某人過去曾和國民黨有瓜葛。可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當時紅衛兵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幹脆把臉送過去，讓紅衛兵一連串打了十幾個耳光。紅衛兵見顧準怒目而視，也就打不下去了。後來顧準給他們的材料仍然堅持寫不知道這件事。③
母親是個仗義豪俠的人，她交友隻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文革期間，孫冶方、駱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學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幫助過他們。顧準那剛直不阿的品質與淵博的學識令母親折服，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顧準被隔離審查，存款凍結，每月隻發給二十元生活費。母親想到他既要吃飯，又要抽煙，經濟上一定非常拮據。於是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錢。當時八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接近她一個月的工資。1972年他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後，顧準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說：“這錢還給你。”母親覺得奇怪：“你怎麽知道那錢是我放的？”他說：“我當然知道，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他還說：“這錢真是及時雨，當時我都險些沒錢吃飯了，幾次想找你借，隻是不好意思開口……”
1969年春節過後，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於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係，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於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並不知道妻子已於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麵。對於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汪碧）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領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淒慘地寫到：“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隻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製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一麵，一起在外麵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係，可她竟拒絕會見。⑤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曆幹校
學部下幹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隻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了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於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稅務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於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布告局長”。沒想到這位“布告局長”不久之後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後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後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於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們不都是人品好、學問高的好人嗎？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樂於助人在親友、同事當中是有名的。
記得剛下幹校那會兒，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母親開完會往宿舍走。這時，她看到老經濟學家駱耕漠被困在遍布積水的泥路上。駱老是個知識分子老幹部，某些方麵很像顧準伯伯:早年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是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楊事件受牽連，被削去職務，貶到經濟所。文革期間更被打成“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冠以“叛徒、特務”嫌疑，一直挨整，沒人敢跟他沾邊兒。他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東嶽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變得異常泥濘。正所謂：下雨一泡膿，天晴一片銅。駱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腳踩到泥水裏，抬腿時腳出來了，鞋卻粘在地上。如果換了別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來。可駱伯伯眼睛看不見，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經站了多久，卻無人相助。母親見狀，趕緊上前，幫他把鞋子從泥水中撈出，套在腳上。她知道駱老視力極差，隻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訴他雨夜行走千萬別往亮處踩。因為亮處都是水，之所以發亮，是因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駱老在接受《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的采訪時談到這樣一件事：幹校期間，他因挨整被徹底孤立，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說話，隻有張純音悄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為人，絕不可能是叛徒、特務，你可千萬要挺住啊！”⑥幾年後，高建國見到筆者，談到那次采訪。他說駱老講那件事時老淚縱橫、激動不已，說：“當時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張純音的那句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剛下幹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鬥，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
顧伯伯的胞弟陳敏之在他故去後撰文這樣記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音同誌和他的女兒咪咪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⑦
幹校初期夥食特別差。母親考慮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而我們下來之前料到幹校生活會很艱苦，帶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於是母親想到給顧伯伯送去一些。當時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頂與監管對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輕則大小會點名批判，重則隔離審查，失去人身自由。於是母親想讓我去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大人那麽惹眼。我那時已經懂事，對顧伯伯的種種遭遇深感同情，很願意做這件事。記得我每次送的時候都緊張得要死，心都快從嗓子眼兒裏蹦出來了，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剛下幹校不久，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花錢，還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時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裏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⑧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個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於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托哀思。
母親曾跟我提到這樣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然後是黨內普通幹部，最後到一般群眾。但對“牛鬼蛇神”還是保密。一天，母親要將一隻箱子送到火車站托運。她自己弄不了，請所裏派人幫忙，結果派來的人恰好是顧伯伯。他拉著一輛架子車，把箱子放在車上。一路上他們在邊走邊聊，母親趁此機會把林彪事件跟他講了。他說：“我對黨內派係鬥爭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未完待續）
①⑥《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p.422，626
②③《我所認識的顧老》，作者：張純音
④⑧《顧準日記》，顧準著/陳敏之、丁東編，p.160，p.170
⑤⑦《送別—在顧準身邊的最後一個月》，作者：陳敏之
—本文發表在《老照片》第95輯。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①⑥《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p.422，626
②③《我所認識的顧老》，作者：張純音
④⑧《顧準日記》，顧準著/陳敏之、丁東編，p.160，p.170
⑤⑦《送別—在顧準身邊的最後一個月》，作者：陳敏之
—本文發表在《老照片》第95輯。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頂好文。
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有這樣的母親和正直的人，是幸事！
你的意思是大道理。父母不一定要和子女討論政治問題及意識形態，但是我爸坐牢，我要去送牢飯！！這個道理簡單吧？可以理解吧？
在顧準的晚輩當中，他大概隻影響了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外甥宋德楠。這個年輕人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有時會跟顧探討一些理論問題。他和另外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這些年輕人實在不知天道地厚。馬列主義雖被奉為經典，哪裏是可以隨便研究的，更何況私自結社更是犯了大忌。結果該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團體”。發現這個組織，給了康生一個有力的口實，他正企圖把張聞天、孫冶方、顧準幾個人打成一個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顧準被人突然從家裏帶走，隔離審查了一百多天。雖說經過最嚴格的審查，證明他與這個組織毫無關係，但是思想上的影響使他脫不了幹係。結果他被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京郊勞動。
這一事件後果極其嚴重，最終導致顧伯伯家破人亡。由此可見，在當時那種凶險的政治大環境下，像顧這樣的“右派分子”，幾乎不可能跟孩子或晚輩講真心話，否則很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在這篇文中，你提到你家的家風保持了做人的本分（原諒我沒用知識分子獨立思考之類的詞匯）。以你之見，如果再給顧準一次機會，他在教育子女方麵是否會有所不同，因而他的子女會有不一樣的表現？他生前得到你母親和你的友情及幫助，一定是百感交集的。
實際生活中，見過幾乎和顧準家相同版本，但更多的是家人同赴地獄，劫後餘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