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啊， 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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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東」的曆史與文化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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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東」問題曆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轉換視角，在理清史實的基礎上重在進行文化學考察，或有裨於此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 從「閉關」到開放 關東是指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因東三省位於山海關以東，故稱。 闖關的流民，以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人為多，而其中又以山東人為最。 關東之要「闖」，說明那是越軌犯禁的行為。其實，在近代自鹹豐十年（1860）後，前往關東謀生，不僅不違禁，而且成為合法的了。「闖關東」一語在近代之所以被廣泛使用，是因為這一詞語早已存在，並已約定俗成。「闖關東」由來已久了。 遠在宋遼金元時期，就有漢族流民出關覓事，來去自由，大可不必「闖」。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關也不存在「闖」的問題，相反，得到清政府相當的鼓勵。關東本來就人煙稀少，加上開國戰爭的影響，人民走死逃亡，「民人畏出關如虎」。福臨入關建都北京，百萬滿族人隨軍入關者就達90萬之多，以致關外「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裏，有土無人」1，一片荒涼。關東是「龍興之地」，為強根固本，清廷屢頒詔令，命地方官「招徠流民」，開墾荒田2。順治十年（1653）設遼陽府（下轄遼陽、海城二縣），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宣布開放遼東，獎勵官、民招攬、應招。《條例》規定，「招民開墾至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上，文授縣丞主薄，武授百總；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所招民每名口給月糧一鬥，每地一 盡管清廷煞費苦心，但並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相反，北方流民入關謀事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諭」稱，僅山東流民入關者就達十多萬12。據估計，幹隆四十一年（1776）在關東謀生的華北農民（包括已改變流民身份定居關東者）總計達180萬人13。所以，「雖然清王下詔禁止華人進入他們帝冑的故鄉去，雖然他們設法安下他們自己的旗人使之不離開滿洲，他們終於不能遏止那威爾司（H. G. Wells）所謂『中國墾殖文化』的『蔓延與擴充的大力』。滿人為種族關係而保守祖鄉的舉動，隻不過是勝利者之失敗的滑稽記述而已。」14 二 「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舉」 鹹豐十年（1860），清廷宣布關東向流民開放，流民入關，不再視為非法。 清廷「開關（山海關）」的原因，學術界多有探討15，均強調：為鎮壓太平軍、撚軍，清廷抽調駐防東北的官兵入關，關東空虛，沙俄乘虛而入，割占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烏蘇裏江以東10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為遏製沙俄的入侵，亟須「移民實邊」，這樣，封閉近二百年之久的山海關大門終於打開了。這顯然是「開關」的一大要因。但與其說清廷「開關」，倒不如說是流民「闖」開了山海關的大門。自清代中葉以來，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鼓勵生育政策的激勵下，人口膨脹性發展，人-地比例失調，社會生態嚴重失衡，流民大量滋生，加上華北自然災害連綿不斷，「闖關東」逐漸匯合成一股波濤洶湧的洪流，「流民出關覓食，勢若河決，滔滔不可複止亦」16。由於流民「人數眾多，難以驅逐」17，隻好默認。內地「實無閑處」安插流民，如果不想激而生變，照康熙的話說，隻好「密留」18。關東地方官、旗人對流民的到來，不僅不加拒絕，「反極盡招徠之能事，於是借墊牛糧籽種，白住房屋，能下田的去下田，能伐木的去伐木，能種菜的去種菜，放羊的去放羊，喂豬的去喂豬，鐵匠送到鐵匠爐，木匠送到木匠鋪，念過書的功名人，則留到府裏，教少東人念書，伴老東家清談」19，為流民「闖關」推波助瀾。「柳條邊」形同虛設，「查辦流民」令也成具文，山海關的大門從來就沒關緊過，隻是虛掩而已。保守滿族固有文化的初衷付諸東流，除禁止通婚的下策外20，無法限製民族融合的大趨勢。 進入近代後，政治、社會危機並發，民變疊起，內憂外患交煎，清廷焦頭爛額。「發撚交乘」之外，鹹豐十年「闖關」流民的輸出地山東成為抗清的又一大中心，「魯撚」、幅軍、長槍會軍、文賢教軍等起義烈火燒得山東「大半糜爛」21。在「兵燹」的衝擊下，農民大量逃亡，蜂擁「闖關」，給清廷造成很大的壓力。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於是奏請「開關」，提出如下理由：一可充實邊陲，以禦俄人；二可安插流民，以杜私墾；三招墾征租，可裕俸餉。總而言之，既然「封禁」有名無實，還不如打開關門，開放關東，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22。「東三省之開放設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發之勢矣。」23清廷順水推舟，打開虛掩的大門，正式向流民敞開。 關門敞開，並不等於「閉關」的深層文化原因煙消雲散，「滿漢之見」依然存在24，太平天國鼓起的「民族主義」激情，也不能不在滿洲貴族心中投下陰影，隻是這種「滿漢之見」隨著時光的流逝、政權的鞏固而日益淡化而已。維持滿族尚武騎射之風以備征調的計劃早已落空，八旗兵腐朽無能，不堪一擊（這與流民「闖關」進入關東地區有無內在聯係，尚有待深究），要維護大清帝國的統治，隻有依靠漢族武裝，湘係及稍後崛起的淮係軍事政治集團因此成為清朝政治統治的中流砥柱。這些表明，盡管「閉關」的原動因依然留存，但已談不上理直氣壯了。不過，作者還是想強調，保守固有文化的封閉心態並未隨關東的開放而豁然敞開，而這種心態，不能不影響關東開放的力度。關東是流民「闖」開的，對清廷來說，是一種被動的「開放」，1860年僅開放呼蘭荒地，此後的開放，實際上仍是在流民浪潮的衝擊下步步退守，「屢次經過流民的侵蝕，每侵蝕一部分，即開放一部分」25。這種被動「開放」，從文化學的角度立論，完全可視為一種「文化退卻」，難怪有人說，「雖說防止漢人流入滿洲的原則是在部分崩潰，但是直到光緒三十年為止，基本上依然在保持著」26。光緒三十年（1904），「日俄交戰，外勢內侵，經將軍達桂、副都統程德全奏準全體開放」27，數百年封禁之地，「遂至蕩然無存」28。至此，固守的文化堡壘徹底崩潰。 伴隨著關東地區的逐漸開放，流民「出關謀生者，日以眾多」29，年增年長，蔚成大觀。東北「全體開放」後，山東、直隸流民更是「聞風踵至」，「終年聯屬於道」30，使東北終於成為一個「移民社會」。據估計，宣統三年（1911）東北人口共1,841萬人，其中約1,000萬人是由山東、河北、河南省先後自發湧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東為最，約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斷，清代山東移往東北的流民約在七百至八百萬人之間」31。規模之巨，可以想見。 進入民國時期，流民「闖關東」疊起高潮。綜合各種統計資料，我們可以製成一個比較詳細的「闖關」流民規模量化表。 表1 民國時期「闖關東」流民規模量化表
資料來源：路遇：《清代和民國山東移民東北史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東北年鑒》（民國二十年）；《中國人口問題論文集》（上海：世界書局，1932）；田中忠夫：《華北經濟概論》（1936）；孫本文：《現代中國社會問題》，第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中國人口．遼寧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楊子慧主編：《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頁1407-1409。 由表1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曆年進入關東地區的貧民人數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萬人以上，而超過百萬人的年份有四年；流入關東的人口，除一小部分是由政府組織的外，其餘均是「自發」性的，就是說，「流入」人口中差不多都是以流民身份進入關東的；「回流」人口的身份依然是流民，至於「留住定居」的人口則情況比較複雜，有的已經改變流民身份，有的仍然是流民。就是把「留住定居」的人口排除在外，流民人口11,840,271人，占全部「流入」人口的59.66%，平均每年30萬以上，規模之巨，「可以算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32，誠可謂「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舉」33。 三 不絕如縷的「因果鏈」 上千萬流民拋別故土，遠走關東，其原因無疑是複雜的。「九一八事變」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曾派人前往東北對1,149戶來自直隸、山東等地的流民家庭進行調查，經分類整理，「離村原因」歸納為三大類：（一）經濟原因（包括無職業生活艱難、土地狹小人口過剩糧食不足、缺乏耕地、負債、賺錢的關係、無恒產、營業上的失敗等七個方麵），計793戶，占調查總戶數的69%，其中因生活艱難、無職業而「離村」者居多，有569戶，占49.5%；（二）天災人禍（包括匪患、兵災、旱災、兵災匪患、兵匪天災、水災、電災、蝗災、各種天災等九個方麵），計314戶，占調查總戶數的27.3%；（三）其他原因（包括家累、親友的勸誘、尋親、省親、訪友、從他處來的、其他等七個方麵），計42戶，占調查總戶數的3.7%34。這份「樣本」資料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盡可置疑，但農民「離村」闖關的基本原因還是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對流民「闖關」原因的全麵係統的研究，這裏已經沒有太多的必要，這方麵學術界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除前麵提到的著作之外，還有大量學術論文發表，如李普國的〈清代東北的封禁與開放〉、趙中孚的〈近代東三省移民問題之研究〉、田誌和的〈關於清代東北流民〉、王潤福的〈二十年代東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張利民的〈「闖關東」移民潮簡析〉等等35。就拿山東來說，他們強調了人口壓力、天災人禍、政策導向、近代交通的興起諸因在激起近代山東流民「闖關東」浪潮中的因果關係，但無疑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有待我們發現，其中地區文化傳統的影響，我以為尤其值得注意。「闖關東」由來已久，正是這種「由來已久」，使「闖關東」逐漸成為具有「山東特色」的地區文化傳統，在齊魯大地承傳、沉澱、累積。這種傳統積澱越厚，「闖關東」的內驅力越強，「闖關東」越是普遍化，這種地區文化傳統越厚重，形成一條不絕如縷的「因果鏈」。在膠東有些地區，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裏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36。「闖關東」作為一種社會習俗而被廣泛接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現象。 作為一種地區文化傳統，「闖關東」深深紮根於日益擴大的社會聯係中。「闖關」的流民一般春往冬歸，這是主流，但越來越多的流民在關東生根（清代、民國時期累計均超過1,000萬）。這就意味著血緣、地緣關係的延伸和社會關係的擴大。關東是山東人的第二故鄉，那裏有他們的父老鄉親。一旦生活發生困難或遭遇天災人禍，他們便首先想到「闖關東」，投親覓友，以求接濟。如光緒初年山東大旱，流民「扶老攜幼，結隊成群，相率逃荒於奉錦各屬，以覓宗族親友而就食，並可望異日開種荒地也」37。這樣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記載，從調查資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驗證： 個案1：濱州市蒲城鄉李振傑口述：「我出生於東北新京。我父親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貸去了東北。那時我大爺在東北給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親就是奔著我大爺去的。我父親去先到濟南，坐火車經山海關到新京，在一家麵粉廠做工。我母親也是山東人隨父親闖關東，在新京經人介紹與我父親結了婚。從此我村大多數闖關東的都是奔著我父親去的。」 個案2：博興縣於樹林口述：「我今年74歲，闖關東時26歲。當時家有父、母、妻子。從張店坐火車，經濟南、天津到奉天。原來在家是木匠，在那兒找了木工幹。我沒上過學。與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著在東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學木匠的。」 個案3：鄒平縣孫誌國口述：「1945年父親為了躲避日偽軍抓兵，便帶著我母親、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島，而後坐船到大連，再到遼寧的瓦房店落戶。留在家裏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顧。我們去是投奔1939年去東北的本村一位幹小爐匠的鄉親。」 個案4：臨胊縣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帶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東北。……我們到沈陽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東北沈陽，那時他才16歲，在一家日本人辦的鐵工廠做瓦木學徒工，每月工資15元。舅舅住在沈陽皇姑屯，距沈陽火車站15裏路。我們下車後，我按著地址，花兩元錢雇了個馬車去找舅舅。見到舅舅後，舅舅騎自行車把我們接到他家。當時我們是和一個山東老鄉住一間房。」 個案5：萊陽縣劉逞口述：「我是21歲（1938年）一人去東北大連的。……我是投奔本村薑藍起的父親去的，那時他在大連幹木工，我們之間有姨表親關係，我要求去東北，他很同意。」38 這些例子說明，關東、山東有著無法割斷的社會聯係。社會聯係的擴大化和「闖關東」現象的普遍化是互為因果的，它使「闖關東」這種地區文化傳統有了深厚的現實社會基礎，同時，也使「闖關東」的流民現象具有相對較少的「盲目」色彩。 四 「闖關東」的社會文化觀 關東的黑土地最具有吸引力，因此，「闖關東」的流民大多奔著土地去的，據滿鐵、中東鐵路及其他公共團體的調查，「謂百名難民中，八十五人誌在農業，為工者百分之十」。這個統計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據其他資料，「在奉省之難民，據省署調查，謂十分之六被人雇用墾地，十分之三自領官地墾荒；其餘十分之一為工人，因無力領荒，故多為人雇用。故自能謀生，不受人指使者，僅十分之三而已。又據吉林省調查，十分之五受公團指導，呈領官荒自墾，十分之四為人傭田；十分之一為苦力」39。不管怎麽說，絕大多數流民從事土地開發。綜合起來看，「闖關東」流民的職業構成，從下表中可見一斑： 表2 「闖關東」流民的職業構成
資料來源：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August 1930): 835，見中國社會學社編：《中國人口問題》（上海：世界書局，1932），頁164。 從表2可見，「闖關東」的流民有77%務農，務工、經商者占20%，新到未及找到職業者（失業者）僅占3%。這個統計顯然不能令人滿意，如築路工、伐木工、礦工等均未統計在內。盡管如此，這個統計還是勾勒出本世紀20、30年代「闖關東」流民職業流向的粗線條。 「闖關東」流民的職業分流是多向的，前近代、近代前期、近代後期職業結構變化也很顯著，不同的社會關係也會製約職業的選擇。但無論他們務農、務工、經商，還是伐木、築路，都為東三省的開發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40，這是有目共睹，舉世公認的。 「闖關東」的曆史影響當然不止於東北的開發，《東方雜誌》所載〈滿洲移民的曆史和現狀〉一文，認為「闖關東」的流民潮，「於中國前途之影響有五：（一）解決民食問題，減少內亂之原（源）。（二）解決人口問題，使內地各省不致有人口過剩之患。（三）為中國民族向北發展之一新紀元，移民結果，可使東三省完全中國化。（四）開墾荒地，啟發利源。（五）增加中國在滿洲之勢力，以禦外侮（辱）而防侵略──進一步言之，可以強固東北之邊防，而拱衛中原。」41這些方麵，都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第三點雖然帶有種族偏見，但也提醒我們，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重要問題。 關東是以滿族為主體，滿族、蒙古族、朝鮮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等民族同構共存的少數民族社區。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在滿、漢之間進行。滿洲貴族入主中原後，采取高壓政策，強迫漢族「滿化」，結果適得其反。為固守滿族「純正」風俗，采取「閉關」政策，但並不能奏效。「闖關東」有禁不止，滿族固有的社會文化傳統因此逐漸受到「侵蝕」，「棄置本姓沿用漢習者」所在多有42，因闖關「流民漸多，屯居者已漸習漢語」也不鮮見43。到十九世紀初，「黑龍江以南的滿洲幾乎人人會說點漢語，許多滿人甚至已經丟掉了自己的母語，此即漢化的結果」44。由此看來，保持滿族文化的初衷似乎無法達成，並逐漸走向它的反麵。 十九世紀中葉，虛掩的山海關大門敞開，流民潮湧，洶湧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載體，人的流動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流動。「闖關東」浪潮疊起，意味著中原文化向關東地區大規模挺進，文化交流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如果說「閉關」時代的文化交流表現為中原文化對滿洲固有文化的「侵蝕」，受到「封禁」的人為幹擾，那麽，在開放的曆史條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關東地區擴散，「喧賓奪主」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文化伴隨著眾多「闖關東」流民在關東的落地生根而呈現出大麵積的「複製」，有關資料就提供了不少這方麵的例證： 例證一：山東博興縣郭宏華口述：「我今年42歲。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親單身去東北。家中還撇下我母親、兩個姐姐，後來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親從東北回來。1940年家鄉又逢大旱，父親帶母親和我二姐又去東北吉林省北部的一個縣，在那兒和山東的同鄉合夥種地。不久即1941年又轉到吉林內蒙交界的王爺廟開荒種地。當時同我家住在一起的隻有七戶人家，叫『山東村』。1943年我母親就在這個『山東村』的一個地窖裏生下了我。『山東村』全是山東人，靠種地為生。吃飯沒有問題，隻是山裏經常有紅胡子搶糧食。……『山東村』的七戶人家，原先有三家先到那兒，後來又去了四戶，記得一戶是博興的，另三戶是青州的。大家都是不約而同住到一起，開荒種地，老鄉之間都很親熱。我們到那兒時先借一間小房，等蓋好房子才搬出來。當地一片荒涼，村莊很稀少。這個山東村發展很快，1953年我們回來時已有二百多人，1968年我回東北看望老鄉時，村裏已有一千多人了，除幾戶是河北人外，其餘全是山東人。」 例證二：蓬萊縣草店村高緒洪說：「現在在外地的還很多，據調查統計，現在全村1,300人，在東北的連同後代也有1,300人，也就是說有兩個『草店村』，一是現在的草店村，二是東北留住的人也相當一個『草店村』。」 例證三：蓬萊縣安香於家村李玉璞說：「蓬萊縣有個『安香於家村』，遷到東北的還有一個『安香於家村』。」45 台灣學者趙中孚也發現，「對絕大多數的山東移民來說，東三省無非是山東省的擴大」46。 山東村、河北村等在關東的「複製」，實際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麵移植，加上人數占絕對優勢，他們有充分理由保持齊魯文化或燕趙文化，所謂「聚族而居，其語言風俗一仍舊貫」即是47。他們可以不必改變自己，削足適履，去適應當地的社會風俗、宗教信仰，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同樣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趙中孚在論及「闖關東」的意義時說過這樣一段話：「社會意義上，東三省基本上是華北農業社會的擴大，二者之間容有地理距離，但卻沒有明顯的文化差別。華北與東三省之間，無論在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家族製度、倫理觀念、經濟行為各方麵，都大同小異。最主要的，是東三省移墾社會成員，沒有自別於文化母體的意念。」48如果筆者沒有曲解的話，趙先生表達了近似的見解。 麵對齊魯文化、燕趙文化的撲麵而來，關東文化不可能沒有絲毫戒心，也不可能沒有「土客」矛盾產生，如《黑龍江述略》載：「而雇值開墾，則直隸、山東兩省為多。每值冰合之後，奉吉兩省，通衢行人如織，土著頗深惡之，隨事輒相欺淩。」49遼寧安廣縣也是一個例子，《安廣縣鄉土誌》記載：「縣屬未經設治以前，蒙古未諳耕種。徒資牧養，一片荒蕪。嗣經漢民來境墾種，公旗得獲租利。然因族類各異，言語不通，情意未能浹洽，蒙古多欺淩之，……迨光緒三十年，奏準委員勘荒，招戶領地。客民聞風而至，……蒙古亦漸事稼穡。」50另據調查資料說：「在東北山東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幾輩以前就去了。有時小孩子們打仗，生在東北的孩子罵山東剛去的孩子為『山東棒子』。家人出來就揍那罵人的孩子，說：『你爺爺也是山東人』。」51「山東棒子」的語源，無疑來自於土著居民。有人認為，「山東移民入鄉隨俗，與當地居民和睦相處，沒有產生所謂『土客』矛盾」52，顯然不盡符合曆史事實。 文化的封閉、排他乃至衝突是相對的、暫時的，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才是一般趨勢。筆者在《中國近代流民》一書中論及「土客衝突的文化觀」時曾總結出「幾條帶有規律性的意見」：「就曆史上區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來說，流民亦為重要媒體；兩種異文化相遇，由於反差甚巨，客民又比較集中，往往經過隔閡、抗拒、滲透、衝突，逐漸達到融合，如土著居民的群體素質（指平均文化水平、觀念層次、社會活動能力等社會文化指標）較流民群體素質為高，那麽，融合的過程就表現為土著文化對異文化進行改造、同化的過程；當流民數量大大超過土著居民，……這時客文化就可能喧賓奪主，並對土著文化產生影響，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環境的改變，文化也在發生變遷，即已與流出地文化有了區別。相反，當流民數量大大少於土著居民、群體素質不若土著為高，客文化就會逐漸失去獨立存在的價值。」53這幾條「規律」，同樣適用於關東地區。 「闖關東」流民眾多，落地生根者年年增長，「客民」占壓倒優勢，中原文化喧賓奪主，這樣勢必造成中原文化對以滿族文化為主體的關東文化的同化局麵。關東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圍之下，隻能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齊，所謂「漸效華風」是也54。結果如揚（Walter Young）所雲：「到了今日，旅行滿洲者，從遼河口岸直達黑龍江，至多隻能看見從前遊牧人民的一點行將消滅的殘遺物跡而已，他們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滿人幾與漢人完全同化；他們的言語，也漸歸消滅，轉用漢語了。」55原有的關東文化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價值。 「同化」是文化的「融合」，本質上不能等同於「文化交流」，相對對等、雙向互動是文化交流的本質，「同化」頂多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種特殊形式。但大麵積「複製」到關東的中原文化，由於脫離「母體」和環境的改變，不能不發生「異變」，明顯的事實是，流民到了關東，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麵；為了對付嚴寒，也不能不學著關東人的樣子燒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就使「複製」到關東的中原文化與「母體文化」逐漸拉開距離。而關東文化也不可能毫無保留的全盤「同化」。這樣，一種脫胎於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而不盡同於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的新型區域文化，即新型關東文化逐漸形成。盡管在「闖關東」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曆史條件下，這種新型關東文化還沒有顯示出綽約的豐姿，但已初見端倪，照史書上的話說：「滿漢舊俗不同，久經同化，多已相類，現有習俗，或源於滿，或移植於漢。」56以上所論，是否有當，敬請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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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種六升，每百名給牛二十隻」3。在這一優惠政策的「激勵」下，「燕魯窮氓聞風踵至」者不少，但規模有限，仍屬涓涓細流。盡管如此，清廷卻頗感不安，《遼東招民開墾條例》頒布15年後，也即康熙七年（1668），宣布關閉山海關的大門，《條例》作廢。清廷所以封禁東三省，當然有許多理由，如關東為人參產地，旗民生計所係，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萬，屢禁不止4，不得已而封關。還有，東北設有圍場，供皇室狩獵之用，但圍場地麵遼闊，無法禁絕「遊民借開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獵藏牲」5，幹脆封禁。再有，清廷鰓鰓以旗民生計為慮，深恐流民如蝟之集，搶了旗民的飯碗，「必致（旗民）生計日蹙」。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在我看來，保守滿族固有的文化才是「閉關（山海關）」的深層的原因。「上諭」說得明明白白：「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日與本習相遠，惟賴烏喇、寧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耳。今若崇尚文藝，則子弟之稍穎悟者俱專於讀書，不留心於武備矣。……將朕所降諭旨……曉諭烏喇、寧古塔等處人等知悉，並行知黑龍江將軍，共相勉勵，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可稍有疑貳」6；「盛京吉林為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與滿洲風俗攸關」7；「吉林為我朝根本之地，……流民潛往，……初為傭工，繼則漸向旗人佃種田畝；迨佃種既多，旗人鹹耽安逸，不知力作，必致生計日蹙，且耳濡目染，習成漢俗，不複知有騎射本藝，積重難反，其害豈可勝言！」8類似上諭，屢有頒行。在清廷看來，滿族的尚武之風不能丟，滿族的風俗習慣不能雜糅，要想不使滿人「習成漢俗」、被中原文化同化，隻好把「自我」封閉起來。在滿洲貴族的腦海裏，「滿漢之見」甚深9，對此，恐怕沒人提出質疑。或可以說，「閉關」正是「滿漢之見」主導意識下的「理智」行為。「滿漢之見」的產生，除文化固有的「排他性」之外，主要還是戰爭的陰霾，「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等一係列暴行，造成很深的民族矛盾，漢人屢起抗爭以及「反清複明」的不絕於耳，更使「滿漢之見」難以消散，因而屢頒禁令，一次比一次嚴厲，不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許入境」，而且下令「逐客」。幹隆五年（1740）上諭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設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陸續回籍。」10幹隆十五年（1750），流民歸籍期限已滿，再頒嚴令。當然，清廷也清楚，僅「閉關」仍不足以抵製「漢俗」的侵襲，流民泛海可至遼東，經蒙古亦可進入關東腹地。有鑒於此，康熙年間花了幾十年時間設置「柳條邊」，「有私越者置重典」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