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郭沫若的三首詩看當代知識分子的扭曲靈魂

從郭沫若的三首詩看當代知識分子的扭曲靈魂

從郭沫若的三首詩看當代知識分子的扭曲靈魂
——熊飛駿

近期研究文革曆史，頗為意外地發現了郭沫若在文革期間寫的三首詩。

1966年6月5日，文革剛開始不久，曾承諾不得幹預國事的“紅朝皇後”江青開始在這場浩劫的曆史大悲劇出頭露麵的最初公開亮相之時，文革十年中罕有的國際國內作家的一次聚會——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閉幕詞，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後，郭沫若仍感意猶未盡，向在場的“紅朝皇後”即席朗誦了自己的新詩：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20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中國進入白熱化階段，郭沫若寫了一首批鄧應製詩。

《水調歌頭》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

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複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五個月後的1976年10月，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同一個郭沫若又寫下了另一闋牌名仍為《水調歌頭》的擁華應製詩。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郭沫若是我青少年時期最敬重的國產詩人（國外是拜倫）。他早期創作的很多長詩我大多能夠背下來，愛情詩《瓶》直到今天仍記憶猶新，心潮起伏時仍會不經意吟誦起開頭幾句：

月影兒快要圓時，

春風送來一封花信，

我便踱到那西子湖邊，

汲取了清潔的湖水一瓶。

就是這個我曾經無比敬重的浪漫派詩人，在後半生本應是創作的黃金時期，卻淪落為隻會歌功頌德趨炎附勢的馬屁文人。除了寫些令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的“應製詩”和“中華頌”外，再也創作不出能夠感動心靈的任何隻言片語。

是文人無行？還是“說假話體製”扭曲了知識分子的靈魂？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本人更傾向於“說假話體製”的扭曲作用。

毛時代的知識分子並非隻有郭沫若一人的靈魂被高度扭曲，而是知識階層的一種普遍現象。那時的知識分子不是不想寫郭沫若那樣赤裸裸的馬屁文章，而是有沒有資格寫的問題。如果他們擁有郭老那樣的資格和影響力，相信會寫出比上述三首詩更肉麻更無聊的作品。

中國原子能之父，“兩彈一星”的總工程師，全球頂級的科學家錢學森教授早在大躍進時期就用自己掌握的科學理論來為“假大空體製”大唱讚歌了。他在文章中詳盡而“科學地”論證糧食畝產能過五萬斤？

“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這並不是空談。”

在另一篇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的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麽單位麵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麵積幹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隻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麵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

郭沫若和錢學森是中國知識界兩麵旗幟。旗幟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其他知識分子了。

知識分子的第一品格應該是“堅守良知”和“說真話”。毛時代的中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什麽馬屁都敢拍，就是不敢“堅守良知”；什麽肉麻的話都敢說，就是不敢“說真話”。

1965年2月，《光明日報》登出毛的《清平樂•蔣桂戰爭》，郭沫若即撰文大拍馬屁：

“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詩詞的‘頂峰’；主席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是書法中的‘頂峰’。”

郭沫若甘當神權時代的弄臣卻總是討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詩頌江青，得到的不是江青‘欽賜’他什麽‘禦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點名批判，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他們的羞辱。罪名是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統一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要郭沫若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不僅如此，郭的兩個愛子也成為他極力頌揚的“偉光正體製”的犧牲品。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自家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被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郭民英被迫於1967年自殺。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言辭被人抓住把柄，經人告密後被捕。

“1968年4月 19日，郭氏夫婦得知郭世英被人綁架生死難卜。晚上郭剛好要陪周恩來參加一個宴會，於立群要郭趁便請求周恩來關心一下。盡管郭一個晚上都在周的旁邊，卻最終也沒有開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終於死於非命。”

在毛時代的高壓體製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戰戰兢兢，隻求自保，為了自己一人“過關”不惜犧牲所有的同道親友。郭沫若在宴會上如果向總理為無辜的兒子求情，郭世英應該能逃過此劫。可郭沫若為了怕自己受牽連，寧願看著愛子死於非命也不肯說一句真話？連親生兒子都可以舍棄，就更不用說為民請命，為其他無辜受害者呐喊疾呼了。

這是一個多麽恐怖的“偉光正體製”！

郭沫若的悲劇是毛時代中國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縮影。當代知識分子的靈魂被空前扭曲了，一個個以爭當馬屁精和萬歲吹鼓手為榮。

如果說毛時代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語是高壓所迫情有可願的話，那麽今天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墜落為“權錢”的奴仆就沒有什麽原由可言了。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治空氣比毛時代要寬鬆得多。雖然“說真話”仍受到限製，“堅守良知”就失去了升為“上等人”的機會；但知識分子還是擁有不拍馬屁不說假話的部分“自由”，拒絕歌功頌德違背良心不會象毛中國一樣把你批鬥、遊街、示眾、坐牢、上刑場，至多是不讓你升官發財玩享受。

在這種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回到“堅守良知追求真理”的軌道上來，而是整體淪落為“權錢拜物教”的忠實信徒，爭先恐後圍著“權錢”轉圈，為了升官發財圖虛名什麽昏話都敢說，什麽“肉麻當有趣”的事都敢做。尤其是那些在主流媒體擁有“話語權”的所謂“專家”們，在屏幕上說的話好象越來越大言不慚，越來越無視最基本的常識和良知？汶川地震造成大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存在的“質量問題”是“瘌痢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問題。我們的“鑒定專家”就敢“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說什麽汶川倒塌校舍“不存在工程質量問題”？並象錢學森當年論證糧食畝產過五萬斤那樣羅列出一大堆“貌似科學”的理論來強奸全體國民的智商？好象汶川是一塊沒有被工程腐敗汙染的淨土似的？

我們的“專家”怎麽了？難道真象網民戲謔的那樣墮落成“磚家”了嗎？

在我國的知識階層，“權錢誘惑”好像比“政治高壓”更具摧毀力，知識分子的靈魂在“權錢拜物教”的腐蝕下一樣被高度扭曲。

中國人習慣在印度麵前擁有很強的優越感？可印度的知識分子卻把“良知真話”視為共同職責。這個國家的貧富懸殊雖然被中國遠遠超過，但億萬富翁們一樣在擾亂國民的心理平衡。印度的多數知識分子卻能不為所動，為了堅守“良知真話”安貧樂道，視真理如生命，視權錢如糞土者比比皆是。

有一天印度教育部長去某校演講，結束時迎接他的不是什麽掌聲和歡呼聲，而是一位學者從人群中走出來，站到台前指著部長說：

“你剛才說的不是事實！”

正因為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印度國防部那樣的頂級衙門迄今連個空調也沒有，隻有一台老式電扇在三軍總司令頭上轉？

而印度的多數白領家庭都有空調的

麵對印度務實較真的知識分子，我們還有優越感嗎？

我們的知識分子怎麽了？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