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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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醫生憶蔣介石最後時光
來源：文史博覽
熊丸(1916-2000)，四川石石主縣人，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1943年起擔任蔣介石的侍從醫官，至1975年蔣去世為止。後又為蔣經國夫婦提供醫療服務，度過了四五十年的“禦醫”生涯。1948年起，先後擔任台灣省立台北醫院院長、台北市立中興醫院長。晚年出任台北《中國時報》副董事長、台北圓山大飯店董事長。
每周約一半的時間待在他身邊
我自1943年擔任蔣介石侍從醫生起，每周約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待在他身邊，隻有一小部分時間可以回家。事實上他並不需要貼身醫生跟著，他的健康狀況一直都很好，因他乃軍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時，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還經常運動，懂得控製工作時間，不過分忙碌，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標準的條件。但即使如此，他與醫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與醫生保持密切聯係。
起初蔣夫人的醫藥係統與蔣先生分家，故我們平常隻在請吃飯時才與夫人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對夫人的健康幾乎很少過問。但蔣先生便離不開我們這群醫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齒，裝上假牙後，口腔裏便經常發生潰瘍。當時並沒有什麽特殊有效的藥可治療潰瘍，隻能利用硝酸銀將潰瘍燒掉，所以我們那時經常要替他擦硝酸銀，好讓他再戴假牙吃東西。蔣先生的口腔每月總有十天左右的時間是破的，因此我們幾乎一天到晚跟著他，為他擦藥。除此之外，他的身體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蔣先生要找醫官時，都會提早叫副官找我們，以便給我們準備的時間。而我們有時明明就在附近，但還是會故意讓他等十分鍾再去，因為如果養成隨傳隨到的習慣，往後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會問我們怎麽晚到了。
徐蚌會戰之後，大陸情勢危急，蔣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滿滿不停，每早都到一處兒時母親帶他去過的地方(多半是廟宇)，最後幾乎整個溪口都走遍了。我們那時跟著他，雖也看出他的情緒不佳，但身體狀況還不錯。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蔣先生不斷在海上視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哪些地方又該棄守。那段時間他的心情十分煩悶，胃口都不怎麽好，牙齒也經常出問題。但那時他不大找醫生，徑自在那兒研究軍事情況。
到上海以後，情勢更是危急。當時他的胃腸不好，常有嘔吐現象，但因情勢危急，恐怕到外麵找專家也靠不住，我隻好自己想法子來維護他的健康。後來蔣先生自上海乘江靜輪直航馬公，這段時間夫人在美國，不在先生身邊，所以蔣先生對自己的身體也很保護，與醫生十分配合。
陽明山車禍後遺症
1968年，蔣先生和夫人曾在陽明山出了一次車禍。在車禍發生後的一次例行體檢中，我們在蔣先生的心髒大動脈中聽到了雜音，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心髒大動脈有雜音，表示主動脈瓣膜有些受傷，隻是車禍發生時蔣先生自己並未察覺，故照常辦公。但就從那時起，他的精神便不像從前那樣好，當然這與他的年齡有關，但亦應與那次車禍導致心髒瓣膜受傷脫不了幹係。人類的心腦幹主動脈瓣膜破裂，等於抽水機的活塞壞了一樣，血打上去又會倒回來，這是導致蔣先生日後心髒衰竭的一大原因。
此外從那以後，蔣先生的攝護腺(即前列腺——編者注)也出了問題，我們找了一個西方公司的海軍泌尿科上校替他開刀，但那醫生刀也沒開好，使得蔣先生後來老是有小便出血現象，對心理打擊很大。有幾次軍事訓練安排好讓他去檢閱，但臨出門時他又因小便出血而決定不去。有時他堅持要去，回來以後心理上卻更疲倦。所以攝護腺手術後，蔣先生的身體狀況更不如前。
我記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蔣先生找我進去問話，當時我便發現他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小中風的樣子。於是我找了盧光舜，向他說明情形，並決定要找神經科醫師來為蔣先生看病，後來便找了王師揆來。
蔣先生一直很喜歡中興賓館，那地方地勢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涼爽，風景也十分優美。但那地方風水不好，“總統”每次一去便生病回來。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動了，還是我們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來，這表示他的心髒確實有問題。那時我與陳耀翰、盧光舜及王師揆四人便開始考慮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陳耀翰與盧光舜正好不在，隻剩我與王師揆兩人，蔣先生突然覺得不舒服，便找我進去。我進去後他說覺得氣悶，我便告訴他：“‘總統’恐怕需要住院了。”當時他馬上說：“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師揆下樓打電話先行準備時，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個人癱了下去，正巧頭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覺，準備針藥替他打針急救。
那副針藥是個救急的藥，極具危險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慮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針，假如打的話可能發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過不了眼前這一關。當時形成一個很緊急的狀況，我最後決定要替先生打針，打完以後他的情況確實慢慢地變好。那時王師揆電話也打好了，上樓告訴我醫院方麵已準備好，我告訴他：“準備已經不需要了，因為我們不能去了，隻能在這裏治療。”於是我們便把中興賓館當成臨時醫院，將所有醫療器材全部運來。當時的醫生除了我、陳耀翰、王師揆、盧光舜四人外，還把“榮總”幾位專科主任都請來，擴大成十二人的醫療小組。
但因蔣先生心髒方麵的問題愈來愈危急，我們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國外請一位專家替先生看病？”後來經國先生也來了，我們便與他商量到國外聘請專家之事，並推盧光舜到國外尋找。當時我們並沒有設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盧光舜一到美國，便巧遇當時已被內定為全美心髒醫學會會長的餘南庚(人稱Paul餘)，也是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心髒科主任。我們與他相談之下，發現他又是中央訓練團出身，是蔣先生的學生，還是上海醫學院畢業的。許多淵源之下，我們決定請餘南庚回來為蔣先生治病。
餘南庚來的時候，我們倒還沒想到蔣先生的心髒疾病有那麽嚴重，隻是想在心髒科方麵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沒想到後來先生的心髒情況愈來愈差，非但血壓很高，連呼吸都很困難，晚上也不能睡，腳也腫了起來，仿佛有些心髒衰竭。餘南庚便為先生做了一次整體檢查，我也找了一位專業化驗師到山上來，每天替先生驗血、驗小便。那時蔣先生許多瑣碎的事情(如指揮武官等)都由孔二小姐(孔令偉)來處理。
我們每天早上都要開會，Paul餘開始時都采用一些很劇烈的藥，那藥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蔣先生情況一天好過一天。經國先生與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參加我們的醫療匯報，不過他們兩個都不講話。全部的醫生共分成四組，兩人編成一個班，內、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時輪班，另有四個心髒科隨時接應，餘南庚則擔任整個係統的領導，每天主持醫療會議。
餘南庚把蔣先生的病況處理得很好，還引進好幾種新藥。“榮總”也派來好幾位能幹的護士，先生病況可說一天好過一天。當蔣先生情況好時，還可與經國先生談些大事，這種情況由1972年維持到1975年，三年時間對經國先生未來處理許多問題上，有很大的助益。當時的大事實際上都是經國先生借用老先生的名義處理，所以許多事在執行上仍十分貫徹。
經國先生的孝心確實令人感佩，他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則一定前來陪伴父親。後來蔣先生可以自己吃晚飯時，都會先問：“經國來了沒有？”如果經國先生來了，蔣先生便說：“開飯吧！”
如果經國先生還沒來，蔣先生就會說：“那再等等。”他一定要等經國先生一起吃飯。但緯國先生來時先生便不會如此，每次緯國先生來，才坐了一下子，先生便說：“好啦，沒事了，你下去吧！”他對緯國的態度就是這樣。但其實緯國都不敢走，他都到武官室去，吃飯時便到客廳吃所以每次蔣先生吃飯時，身邊差不多就是經國先生、Paul餘和我四人在他床前一起吃。
這種情形大約維持兩三年，好一點的時候蔣先生甚至可以起床，坐在輪椅上走一大圈。那段時間日子過得很平和，經國先生每天會把外麵所有的事向老先生報告，他倆父子晚上經常講話講得很久。不過他們講話的時候，我們醫生都會站在遠遠的地方。後來，餘教授因不能久待，過段時候便回美國去了，但我們還是每天利用長途電話與他保持聯係，告知蔣先生的病情，而他也會給予意見與建議，所以老先生的病情一直都很穩定。
夫人後來發現自己得了乳癌，便住到“榮總”開刀，還交代不要讓蔣先生知道，隻告訴先生她患了感冒，不方便來看。那段時間他倆夫妻都在生病，我們醫療人員往往也分成兩批，分別為他們看病，不過重心仍在蔣先生這邊。
“總統”的心髒又停了！
1975年4月蔣先生走的時候，我們真不知道他那一次會這樣過去，因為當時他的情況還維持得不錯，精神也還很好，腦子也還清楚。每天中午夫人會來陪他，夫人不在時經國先生也會來陪他，他與他們兩個講話也都講得很清楚。
但在4月初時，我們在他的心髒監視器中，突然發現他的心髒曾停止一陣，於是我們趕緊在他的注射管中加一點藥進去，他的心跳便又馬上恢複跳動。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應該立刻在他的心髒旁邊加裝一個心髒調節器(passmaker)，假使當初裝上那個東西，說不定他還可以活下去。不過要裝心髒調節器，需要將一根管子由動脈插進去，直到心髒的位置，再由另一邊打開胸腔，把調節器放在肉裏，也是個不小的手術。而蔣先生當時身子太弱，年齡也大，餘教授一直在美國遲疑不決，我們也都不敢替他做那樣的手術，隻能任他的心髒跳跳停停，不斷地替他打藥進去。
蔣先生過世的前幾天，興致還很高的時候，常找一位四川護士羅小姐替他讀唐詩。他一直很喜歡唐詩，但就在那幾天，先生突然要羅小姐為他讀“清明”詩，羅小姐翻了翻書，發現題為“清明”的唐詩有兩首，一首是“清明時節雨紛紛”，另外一首則是古詩。先生就是要羅小姐替他讀這首“清明”古詩，而且還連讀了好幾遍。我當時記得很清楚，現在雖不大記得，不過我記得它最後幾句的意思是：“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麽多，最後還不都是一堆荒土。”
4月5日晚，我還記得電視正上演《保鏢》連續劇，當時大家都看得很瘋狂，每個人連飯都不吃，隻守在電視前。那天我正好也在樓上看連續劇，樓下則是鄭不非在蔣先生身邊值班，他是位泌尿科醫師。當時他緊急打電話給我說：“老熊啊，你趕快下來看看，‘總統’的心髒又停了。”我告訴他：“你趕快給‘總統’打藥啊！”他說：“我打過了，可是他的心髒又停了。你趕快來看看吧！”我一聽情況不妙，便馬上說：“好，我下來。”一下去之後，我發現先生心髒停的次數果然愈來愈多，我立刻告訴他們：“現在情況的確不大好，我們趕緊打電話，把幾個醫生都找回來。”那時餘教授並不在台北，所以我們和“榮總”心髒科權威薑必寧都待在官邸，親眼看到蔣先生心髒停的次數很多。
那天蔣先生的心髒停了好幾次，因為用藥已經無效，於是大家開始使用電擊急救，另一方麵做人工按摩。當時夫人及經國先生都在場，緯國則在台中。我們邊急救邊看著監視器，急救時監視器上的曲線還有些波動，不急救時便成一條直線。大家看情形不妙，便向夫人報告：“看情形是救不回來，是不是要停止急救呢？”夫人說：“不，再繼續！”等了半小時，夫人也看到情況仍是一樣，最後才說：“停止吧。”
當我們停止急救時，正如傳言所說，外麵正是一陣大雨。此時我們已把秦孝儀先生找來，主要目的是為蔣先生立遺囑。當時秦孝儀大聲問道：“什麽時候(按：意指老先生何時仙逝)？”由我負責答複。我那時也不曉得是什麽靈感，事實上秦孝儀問的時候，已是4月6日早上兩點，可我當時一想，真正開始急救的時間是4月5日晚上11點多鍾，便直覺地回答孝公說：“4月5日晚上11點50分。”因為“總統”真正過世的時間，應該是他的心髒停止自主跳動後，也正是我們開始急救時。我們為他急救後，他的心髒並沒有恢複自主跳動，換句話說，4月5日清明節的晚上，確實是他過世的正確時間。
事後想想，之前他一直要羅小姐讀那首“清明”詩，後來也果真在清明節去世，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合。此外，士林官邸屋後原有一座修得很牢的亭子，卻在蔣先生過世當時歪了下來。日後我們還聽見一位華僑說，蔣先生過世那天，他正由日本東京搭船前往台北，突然海上一陣大雷雨，使得船身不停搖擺，他在船上很怕，突然間又聽到無線電報道老先生過世的消息，許多事情不光在台北有巧合，連在日本海上都有很巧的事。
我記得蔣先生的遺囑寫好後，夫人表示要看遺囑內容。她看完遺囑後對孝儀說：“你加幾句進去，說明他是信基督的。”很多人問蔣先生遺囑裏，為什麽連基督的事情也要寫，事實上那是夫人的意思。也有很多人怪孝儀，說他不該在後麵加上“秦孝儀書”四字，事實上他也是參考以前孫總理遺書後有汪精衛記等文字的模式。
蔣先生去世那天，大家整晚都沒睡，連夜將先生移靈到“榮總”，爾後舉行大殮等儀式。大體來講，蔣先生去世的過程雖然經過很多複雜程序，但他並未受到太大的痛苦，也沒有經過太多醫療上的折磨，不像經國先生過世時那樣痛苦我們對他最後的急救，可說在醫療上能夠盡到的心力都已盡到。如今惟一覺得缺憾的，就是當初沒有為他裝上心髒調節器，如果當時為他裝上他也許還能多活幾個月。
夫人曾經很感慨地說：她一生與蔣先生共同經曆諸多患難，惟一一件歉然的事，便是後悔當初沒有阻止蔣先生動攝護腺手術。夫人說先生個性太強，決定開刀，夫人勸他等一等，要從美國為他請最好的醫生來，先生都不聽，故隻好由他去。後來夫人看到那位美軍醫生準備手術時竟十分不鎮靜，以致手在發抖，便覺得應該阻止先生開那次刀，但又怕當時勸先生，便違背先生的本來意誌，不曉得先生又要發多大脾氣，所以當時她便忍下，希望那位醫生能開得成功，結果……如今回想起來仍不免後悔。
曾看到桂係起義的三傑之一黃紹竑自殺前無比痛悔，說他們誤判以至百姓生靈塗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