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而不耀

    “光而不耀”符合道家的“中和之道”，出自《老子》第五十八章。
    為什麽做人做事要“光而不耀”呢？
    戰國時期道家代表人物文子，在詮釋老子的“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時，指出：“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那麽，如何處之才能不妒、不惡、不怨呢？文子認為貴與賤、高與下是相互轉化的。隻有保持“光而不耀”的謙卑態度，方可無怨。他告誡說：“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文子•符言》)隻有做到“光而不耀”，居下守賤，才是免除禍患、自我保護的法寶。這是一種人生大智慧。
    “光而不耀”，應具有“大智若愚”的品格。從前，老子在東周做官。官雖然小，但因為他是守藏史，掌握著大量文獻資料，加上他的學問也很大，在當時很有名氣。連孔子這樣的聖人，也要從山東到洛陽，問禮於老子，拜老子為師。有一次，老子在送別孔子時，語重心長地說：“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一言乎？”他接著說：“凡當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家語•觀周》、又《史記•孔子世家》)這兩句話意思是說：那些聰明透頂的人，總是喜愛深察他人的缺點和錯誤，譏諷挖苦別人，所以他總是處於“近於死”的危險境地；那些學識淵博、能言善辯的人，總是喜好在公開場所揭發別人的隱私，這樣的人也是非常危險的。老子之所以認為上述兩種人處境危險，是因為他們為小智所惑，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道家主張待人處世，要“大智若愚”，“寬而勿察”。不要對他人大事小事都要“察之又察”，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搞得很緊張，使自己時刻處於他人怨恨的危險境地。
    “光而不耀”，從正麵說，就是主張“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老子》二十四章)在老子眼中，這些“自見(自我表現)”、“自是(自以為是)”、“自伐(自我炫耀)”、“自矜(自我炫耀)”，都是違背“道”的“無為”本性的表現。從道的高度看，這些都是“餘食(剩飯)贅形(如形體上的駢拇、枝指、肉瘤之類)”，“故有道者不處”。因為在老子看來，爭強好勝違反自然，令人厭惡，故“適得其反”。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辯證法。從反麵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老子》二十二章)所以，老子一再告誡人們：“果(成功)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老子》三十章)曆史和實踐一再證明，自是者必敗，自矜者必亡。
    但是，社會上常常見到：人一旦功成名就，就會“以功臣自居”，爭名譽、爭私利、爭地位。這是老子所不讚同的。老子指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第二章)又指出：“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這是天道的“無為”品格。聖人以天道為法，亦理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老子》第七十七章)正因為聖人能做到“功成而不處”，所以能名垂青史。這是聖人處世的人生藝術。
    《莊子.山木》篇有這樣一個故事：陽子到宋國，投宿於一家旅舍。旅舍主人有兩個妻妾，一個長得美麗，一個長得醜陋。但是，在店裏，醜陋的受到尊寵，而美麗的反被冷落。陽子問其故，旅舍童子回答說：“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於是，陽子告誡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安往而不愛哉！”這則故事說明，不自我表現、不自以為是、不自我誇耀、不自我矜持，自然能受到大家的擁護和稱讚。
    “光而不耀”，以謙卑態度對待他人，不高傲、不霸氣。“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這一立身處世原則也為中國曆代名士所推崇。宋代愛國詩人陸遊在《放翁家訓》中指出：“雖高官，亦當力請居其下。”明代楊繼盛告誡兒子說：“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無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無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也把老子的謙卑思想，奉為自己的處世準則。他說：“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
    “光而不耀”，“處眾人之所惡”。在老子看來，“江海之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老子》六十六章)這是說，大江大海所以能成為百穀之王，是因為它善於自居卑下，處在眾流的下遊，所以它能成為百穀之王。老子從江海“善下之”中，悟出了聖人處世亦應“居善地”的道理。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世俗之人總是攀權附貴，爭名奪利，力居高位。而聖人不同於世俗之人，如水一樣，從不與他人爭高下，甘居眾人所憎惡的卑下之地，具有崇高的謙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老子》六十六章)聖人以江海為法，他要想在上領導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指手劃腳。而是謙下相待，虛心向人民請教。他要想引導人民前進，“必以身後之”。不是利益麵前一馬當先，脫離民眾，而總是把自己利益放在民眾之後。這也正是範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謙卑品格。正因為如此，“處上”而民不感到重負；“處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之下，樂於推戴他，而從不厭棄他啊！

(葛榮晉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此處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