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順雨
茶餘飯後，想到就聊聊。
正文
第一章，又去沙家浜
一九六零年，陽春三月。常熟城外，碧空萬裏，陽澄湖上，蘆葉清蔥。沿著湖邊的公路上，一輛土黃色的吉普車，搖晃顛簸在坑坑凹凹的路麵上。後排座位上坐著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歲光景，神態嚴峻，時而掃視著路邊枯黃的田野，時而埋著頭苦苦沉思。女的則始終沉默地凝視著那望不見邊的蘆蕩，俏麗的臉蛋上竟透著沉重的哀愁。
日近中午，車在一個村莊邊停了下來。這一男一女下了車，向村裏快步走去。這村子正是十幾年前聞名遐邇的沙家浜，這中年男子就是那當年威名遠揚的抗日英雄郭建光。那女的是他的愛人。
上次來沙家浜是九年前的事。土改剛結束，新上任不久的縣委書記郭建光來到村裏參加慶祝大會。鄉親們前呼後擁，奔走相告。再加上他身旁的新娘子
━━ 一位新時代常熟城裏百裏挑一的美人 ━━ 那光豔的風采引來了興致勃勃的眾鄉親，令郭書記生平第一次領略到了衣錦還鄉的滋味。他心裏早就將沙家浜看作是自己的家鄉了。
━━ 一位新時代常熟城裏百裏挑一的美人 ━━ 那光豔的風采引來了興致勃勃的眾鄉親，令郭書記生平第一次領略到了衣錦還鄉的滋味。他心裏早就將沙家浜看作是自己的家鄉了。
可這一次情況大變了。一路上他壓根兒就沒想過什麽夾道歡迎的場麵。他想的是個不敢想的問題：村子裏還有多少人活著？
身為縣委書記，郭建光清楚知道兩個月前縣內部分生產隊、大隊已快斷糧。可就在那之前的又兩個月，秘書天天遞到他麵前的是下麵送上來的雪片般的喜報。內容不外是：“豐產豐收，產量翻了好幾翻，衛星遍地開花。”“事實迎頭痛擊了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妖風。”“三麵紅旗萬歲！”之類。他當然知道這些全是假的，因為下麵都是按照它的授意而層層加碼，編造出隻能騙三歲娃兒的數字的。可這又能怪他郭建光嗎？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挨整，在傳達該會精神的省委擴大會上，他郭建光也被點了名，差點因有‘右傾’情緒與彭德懷掛上鉤。原因是他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遠低於其它縣。盡管他自己知道他已經浮誇了兩倍多，將實際平均畝產從四百斤虛報為一千斤。常熟是全國有名的魚米之鄉，有畝產六百斤的實力，曆來居全省甚至全國之冠，“常熟”即因此而得名。可是為了大煉鋼鐵，大部分強壯勞力被抽走，荒蕪了三分之二的土地，成熟到手的糧食居然因無人收割而大量地爛在了田裏。又搞什麽“深翻”，把地下兩尺多深處的不適宜種植的生土翻上來壓在原來的熟土上，結果是實際畝產折了大半。然而令他吃驚的是，實際情況更糟糕的其它縣匯報的畝產竟都在一千五百斤以上，“衛星”縣達到五千斤，最嚇人聽聞的是最高單產竟達八萬斤。郭建光當然是右傾的典型。
收上來的糧食都堆放在大隊生產隊的集體糧庫裏，鑰匙在負責幹部手裏。征購開始了，一層層令下，一級級幹部，揣著一顆顆顫顫驚驚的心，押著一車車糧食，進了一座座國庫。然而實際的數量不到下達征購任務的十分之一。盡管大隊、生產隊的留存隻剩下一小部分，有的地方連社員家自留地收的那麽一點點竟也被強迫交出來，但絕對完不成征購任務。幹部們都知道一來浮誇露餡了，二來完不成征購任務更無法交待。現在最要緊的是保烏紗帽。雖說是法不責眾，然而共產黨是擅長於製造典型的，好人好事要有典型，壞人壞事也要抓典型。逃避作為受懲罰典型的最好方法是推人下水，製造出替死鬼來，自己便可逃脫，甚至受到犒賞，因為替死鬼的數量是有指標的，一旦達標，脫難者心頭的大石頭便落地了。於是便開始盤算起誰是替死鬼的最佳人選。
選替死鬼比選接班人要容易，因為分歧不會大，爭議不會多。誰的心腸稍軟一點，下手一猶豫，馬上就被別人打倒了。當然，這涉及到平時的人事關係和當時的形勢，奧妙得很。不過，郭建光的被推下水，卻的確與他的表現有關係。他的確是彭德懷一類的人。偉大領袖下令懲罰彭德懷等，推郭建光為替死鬼的人們覺得一點也沒冤枉他。這是又一個月以後的事了。
眼前的情況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一個個、一家家地在挨餓，在餓死。沙家浜的光榮曆史不能拿來當飯吃。一個月前，他在三級幹部會的空隙上，叫來了沙家浜所在公社的黨委書記，問他那裏的實際情況到底如何。那家夥拍胸脯說“形勢大好”。“好你媽個屁！”郭建光心裏罵到，氣得直打哆嗦。可是有什麽辦法呢？從上到下一片叫好聲，他自己做的動員報告裏，不也三句離不開“大好”嗎？
形勢越來越嚴重，開始餓死人的消息逆著大好形勢的東風逐級往上傳，何時傳到了偉大領袖的耳朵裏，現在已難以稽考了。郭建光的日子很不好過。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有時通宵不眠。大會、小會、做報告、聽匯報、下基層…，最難辦的是向上級匯報，每次都要挨批。說真話要挨罵，可他又不是說假話的人。怎麽也跟不上形勢。他心裏清楚，他這個縣委書記的位子坐不了幾天了。
“一定要去一次沙家浜。”他心裏一直嘀咕著，“再不去就怕去不成了。”可哪來時間泥？來回150裏灰土路，吉普車顛顛簸簸要三、四個小時。可眼下這性命攸關的時刻，做縣委書記的，哪能離開半小時呢？
機會終於來了。前天省委組織部來了通知，要他去省委黨校集訓，工作由縣委副書記代理。顯然是預料中的事發生了。當天夜裏，他夢見丟了一樣東西，像是寶貝，又像是破爛。醒來後，想了一想就想通了：“寶貝也好，破爛也好，丟了都無所謂，做人隻要不丟良心就行。”當天他立即召集了會議，進行工作交接。使他感到異樣的是，今天會場上的氣氛大不同往常了。下屬們平時對他的恭敬好像也丟了，突然丟了。他講話時，抽煙的，呷茶的，翹腿的，嗑瓜子的、交頭接耳的，閉目養神的……不一而足。當接任的副書記開口講話時，馬上全場肅靜，立即恢複了往日的常態。原本投向郭建光的恭敬完全轉移到了新書記的身上。
散會後，郭建光找到管理車輛安排的一名科長，告訴他明天要輛吉普車去沙家浜的打算。那科長竟擺出他郭建光從未見過的冷冰冰的麵孔。他又嚐到了闊別已久的平民百姓的家常便飯的滋味，但對一個剛卸任的當權者來說，這滋味卻羞辱得很。他還沒有立即想通
━━ 丟權者想不丟臉是不行的。他還不懂得，人民的一份子是享受不到“人民”的榮耀的。他真想爆發，因為心中像個火藥桶。幸好站在一旁，平時和他有點私交的一位副書記給那科長遞了個眼色，郭建光才平生第一次嚐到了有權勢撐腰的甜頭。短短的一瞬間裏，體驗到了“有權、無權”的兩極滋味，應該說是收獲頗豐了。
━━ 丟權者想不丟臉是不行的。他還不懂得，人民的一份子是享受不到“人民”的榮耀的。他真想爆發，因為心中像個火藥桶。幸好站在一旁，平時和他有點私交的一位副書記給那科長遞了個眼色，郭建光才平生第一次嚐到了有權勢撐腰的甜頭。短短的一瞬間裏，體驗到了“有權、無權”的兩極滋味，應該說是收獲頗豐了。
上午九點鍾才等來了懶洋洋的司機，顛簸著向沙家浜開去。現在已快十二點，離村已不遠。“近鄉情更怯，不敢見親人。”“還有人活著嗎？”“沙奶奶還在嗎？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阿慶嫂的兒子會如何呢？”郭建光離開沙家浜幾年以後，阿慶嫂夫婦在解放戰爭中雙雙犧牲了。他們幾個月大的兒子被鄉親們掩護了下來，後來一直由沙奶奶領養著。解放後，郭建光一直想將這孩子帶進城去念書。但對烈士子女的待遇需視烈士們的生前級別而定。阿慶嫂夫婦生前隻是地方交通員，最多隻能套上“副班級”，不算幹部。因而“小交通”──
那孩子的名字 ── 的戶口問題一時無法解決。作為縣委書記的郭建光本來完全有辦法，但覺得不是急事，反正孩子在鄉下也是念書，自幼經曆經曆農村生活也好，於是戶口的事就擱了下來。現在這孩子已該是十四、五歲了。還有當年那很機靈討喜，幫著站崗放哨的兒童團長“小貴子”呢？當年他為了傳遞情報，慌忙之中掉入河裏，差點淹死。正好郭建光及時趕到，把他救了上來。後來他逢人就講，郭指導員是他的救命恩人。郭建光知道他現在是沙家浜的大隊書記。幾個月前在常熟縣的三級幹部會上，他還擠到了郭建光的麵前，像見到親叔叔般地親熱，郭建光也很親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特別問起了他沙家浜的情況。那情景使到會的其他幹部們欣羨不已。小貴子馬上紅了起來，大會秘書處指定他作重點發言。他表決心要使沙家浜成為“畝產一萬斤，鋼鐵一萬噸”的“衛星大隊”。
那孩子的名字 ── 的戶口問題一時無法解決。作為縣委書記的郭建光本來完全有辦法，但覺得不是急事，反正孩子在鄉下也是念書，自幼經曆經曆農村生活也好，於是戶口的事就擱了下來。現在這孩子已該是十四、五歲了。還有當年那很機靈討喜，幫著站崗放哨的兒童團長“小貴子”呢？當年他為了傳遞情報，慌忙之中掉入河裏，差點淹死。正好郭建光及時趕到，把他救了上來。後來他逢人就講，郭指導員是他的救命恩人。郭建光知道他現在是沙家浜的大隊書記。幾個月前在常熟縣的三級幹部會上，他還擠到了郭建光的麵前，像見到親叔叔般地親熱，郭建光也很親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特別問起了他沙家浜的情況。那情景使到會的其他幹部們欣羨不已。小貴子馬上紅了起來，大會秘書處指定他作重點發言。他表決心要使沙家浜成為“畝產一萬斤，鋼鐵一萬噸”的“衛星大隊”。
司機將車停在村邊，斜靠在座椅上打起盹來。郭建光夫婦倆下了車，向村裏走去。他每向前跨一步就覺得緊張一分。陽光之下夜樣的寧靜使他恐懼，令他窒息。走到第一家門口，隻見門開著，裏麵空蕩蕩的，鍋台上滿是灰，鐵鍋也被拆走了。大概不是被拿去敲了煉鋼鐵了，就是被大食堂調去了。再往裏走去，卻見許多人家的門口掛著白布條，表示已死了不少人，但也說明還有人活著能去掛布條。“還有人活著！”他好像發現了大喜事似的。
果然聽到人聲了。抬眼一看，見到一處屋頂的煙囪在冒煙。人聲就是從那兒來的。他知道，那是公共食堂。此時正是午飯時間，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正在等著開飯呢！“看來還有點吃的。”郭建光心裏好像又寬慰了一些。
突然，他覺得那傳來的聲音有點異樣，那是斥罵和哀嚎混雜在一起。“敢和共產黨耍花招，你他媽還想活嗎？”再仔細一聽，還有鞭子抽打皮肉的聲音。每一聲鞭響，跟著一聲慘叫，似乎發自一少年之口。他快步跑上前，見食堂門口擁著一群人。向裏一望，隻見房梁上吊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一個漢子在執鞭抽打。旁邊的凳子上坐著個“胖子”，再外一點便是一群圍觀者。那胖子喊道：“給我狠狠…”“打”字尚未出口，猛抬眼見到進來的郭建光，立即楞住了。但，隻是一刹那間，他跳了起來，滿麵的笑容迅速地掩蓋去了那瞬間的驚慌：“郭書記，我們正盼星星、盼月亮地盼著您來呢！”說這話時，仿佛眼淚也忍不住了。
“怎麽回事？”郭建光嚴酷的眼光緊逼著這“胖子”。他就是那“小貴子”，全縣聞名的模範大隊書記。他其實算不上胖，隻不過被旁邊枯黃焦瘦的村民們眾星托月般地襯托成“胖子”而已。他不敢正視郭建光，回過頭去喝道：“怎麽還不放他下來？”幾個社員七手八腳地將那孩子放下地，鬆了綁。淚、血、土糊著，叫人看不清他的麵孔，他大概也搞不清誰是從天而降的大救星。
“他冒領口糧。”貴書記怯生生地開始向上級匯報那孩子的罪惡，“他哥已死了七天，他不報告，卻將死屍往床裏推推，自己每天跑來冒領兩份口糧。前些時他爹媽死時，他哥也帶著他這麽幹了兩天。”
“他們是餓死的，還是你打死的？”郭建光咆哮了起來，右手伸向腰間。原來十幾年前拔槍的習慣動作還下意識地留有痕跡。但此時腰間沒有槍。終於，他鎮定了下來，無言地將目光掃向那一張張枯黃焦瘦的麵孔。隻聽撲通一聲，一個老人跪倒在他的麵前：“郭指導員，救救我們吧，救救這些孩子吧！”他的嚎啕聲如同垂死者的呻吟。跟著，屋裏屋外的人都跪了下來，嗚咽哽泣一片。同時，孩子們也都哭喊了起來。剛才鞭打示眾時，大人們不敢吭聲，孩子們也不敢哭，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就是如此地強大。
郭建光眼前一片黑，心口一陣絞痛。這感覺他二十年前有過一次，是他見到一個死於日本兵刺刀之下的孩子時的感覺。但不同的是，那時他知道那叫仇恨，更知道他該做什麽。可現在，麵對著這淒涼悲慘的景象，他不知道這叫什麽，更不知道他該做什麽，更確切點說，他沒有辦法做任何一點“什麽”。
他鎮靜住了自己，伸手將那老人攙扶起來。在說著“大家都起來！”時，聲音裏藏不住心靈的顫抖。
他走到鍋台前。炊事員正在用大鐵鏟往大鍋裏攪動著。“你舀一勺給我看看！”郭建光對那炊事員說道。那人舀出了一勺，是一汪黃綠色的稀糊，裏麵漂浮著當年他在蘆葦蕩裏隨時可見的水草。那黃色大概是麩糠樹皮之類的粉末。
那剛從地上站起來的老人顫抖著說：“郭指導員，替我們想想辦法吧！我們這些老骨頭就算了，可不能讓這些孩子們活活餓死呀！就算我們這些老不死的作了孽，老天也不該治孩子們的死罪呀！要治也不能餓死呀！槍斃、砍頭也比餓死來得幹脆利落呀！”郭建光的眼淚撲溯溯地滾了出來
━━ 這條在槍林彈雨裏滾爬出來的漢子，已經記不得何時流過淚了。
━━ 這條在槍林彈雨裏滾爬出來的漢子，已經記不得何時流過淚了。
他想說點什麽，但無話可說。許諾點什麽嗎？他原有的權力已消失了；安慰幾句嗎？那隻能是騙人；鼓勵鼓勵嗎？連用來鼓勵的‘精神食糧’也沒有；把平時作報告時的官腔搬出來嗎？他沒那麽無恥。他站在那裏，低著頭，腦海中和那口大鍋裏的稀糊一樣地在翻騰著。他覺得自己是罪犯，雖然他知道他有充分理由為自己開脫，他很清楚罪魁禍首是誰，但他的良心此時不允許他為自己辯護。
那稀糊出籠了：每個勞力兩勺，半勞力一勺半，非勞力一勺。地富反壞右份子及其家屬打八折。那一勺大概有一瓶茅台酒那麽多。接著是一片吸吮的嗖嗖聲，比幹茅台酒時的聲音來得更響亮，更嚴肅，可能也更享受。享受到舍不得有任何丟棄──人們用舌頭將碗底打掃得幹幹淨淨。沒聽說有人對茅台酒寵愛到如此程度，歡快的幹杯之後，紳男淑女們的酒杯底卻總還是濕漉漉的。
那炊事員此時儼然是大權在握。那每一勺內含物的厚薄和多少基本在他的控製之下。實踐出本領，手頭上練就這點功夫並不難。━━
執勺時，厚滿的一勺與稀淺的一勺間在卡路裏的含量上之差異是不容忽略的。怪不得每個人民公社社員 ━━ 社會的主人翁們 ━━ 在將碗伸向這位初級的“準人民公仆”時表現出那種恭敬甚至諂媚的表情。“這也是‘權’，”站在一旁的郭建光心裏想。原來“權”涉及的內容要廣泛得多，影響要深遠得多，超出了他原先的知識麵。他沒有發覺的是他已受了一次“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差一點就找到了一個關於“權”的廣義的定義來。
執勺時，厚滿的一勺與稀淺的一勺間在卡路裏的含量上之差異是不容忽略的。怪不得每個人民公社社員 ━━ 社會的主人翁們 ━━ 在將碗伸向這位初級的“準人民公仆”時表現出那種恭敬甚至諂媚的表情。“這也是‘權’，”站在一旁的郭建光心裏想。原來“權”涉及的內容要廣泛得多，影響要深遠得多，超出了他原先的知識麵。他沒有發覺的是他已受了一次“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差一點就找到了一個關於“權”的廣義的定義來。
貴書記站在一旁，沒有參與分羹。看來他沒帶碗來，老婆孩子也沒來。“他是不願享樂在前的，但一定是享樂在後。”郭建光自然明白。(二十年後，郭建光參加了一期老幹部古文學習班，讀到了“後天下之樂而樂”這麽句話時，便向他的同學們信手拈來地列舉出不少當代的這類輝煌範例。)
“沙奶奶呢？”他盯住那位書記大人，眼裏的光芒和當年與日本鬼子拚刺刀時一樣。那書記渾身又抖了一下，嘴裏擠出了幾個字：“兩天沒看見了，怕是病了。”“去她家！”郭建光的聲音抖得更厲害。走出門時，他見到愛人站在牆角裏哭泣著。
沙奶奶躺在床上。幹癟而滿是皺紋的黃紙色麵孔被亂麻般的白發遮蓋了一大半，鼻翼在扇動。聽到人聲，深陷的雙眼吃力地睜了開來，凝神對郭建光看了看。猛然間，灰暗無光的眼珠亮了起來，好像即將熄滅的餘燼上潑上油一樣。“郭指導員，我知道你會來的。我在等你。”郭建光上前一步：“沙奶奶……”他又沒話說了━━能說什麽呢？他緊緊地捏住沙奶奶的冰涼的雙手，涼血、冷淚、負罪感、無名火……交織成種種前所未有的思緒。突然，沙奶奶大吼了起來：“小貴子，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為了保你的官位子，把我們的口糧都交了上去，讓這麽多人活活餓死。有的人根本就是你打死、吊死的。上麵發下來的救濟糧到哪去了？郭指導員，你上他家裏去搜，搜不出糧食來我沙老太來生就做豬做狗。你這個畜牲，一碗稀粥，就誘哄著糟蹋人家一個大姑娘。我馬上就要去見閻王爺了，我要在他麵前告你，要他叫你也下地獄。”她哽咽著：“郭指導員，這些狗東西比當年那刁老財還要狠還要惡呀！這二遍苦，二茬罪可不是人受的呀！你們當初幹嘛要革那個命呀？”沙奶奶自然用不上二十多年後才時髦起來的詞兒──腐敗。她抽泣著，話音越來越聽不清。郭建光將耳朵湊近她的嘴巴，卻猛聽到響雷般的一震：“給‘小交通’一個城裏人戶口吧！”捏住郭建光的那雙手像石頭般地墜了下去。
吉普車往回顛簸。夕陽映照在陽澄湖上，仿佛在盡力給大地輸血。每隔兩三裏路，可見到一處炊煙，自然是一個個公共食堂的所在地。升起的炊煙失去了它們幾千年形影不離的伴侶
━━ 雞鳴狗吠 ━━ 人這種弱肉強食的高等動物在餓死之前當然得先吞食掉雞犬這類的弱勢群體，弱勢者就是該被強食的。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陣的哀嚎，豎耳細聽便不難判定那是以童音為主旋律的哭泣交響樂。天空中也不時傳來陣陣得意的嘶鳴
── 到處鷹歌雁舞，因為有死人肉可食。
━━ 雞鳴狗吠 ━━ 人這種弱肉強食的高等動物在餓死之前當然得先吞食掉雞犬這類的弱勢群體，弱勢者就是該被強食的。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陣的哀嚎，豎耳細聽便不難判定那是以童音為主旋律的哭泣交響樂。天空中也不時傳來陣陣得意的嘶鳴
── 到處鷹歌雁舞，因為有死人肉可食。
郭建光心亂如麻，沙奶奶的遺言像錐子般刺痛著他：“比刁老財還要狠還要惡”、“二遍苦，二茬罪”、“城裏人戶口”……，尤其是她那一輩子的倒數第二句話━━“你們當初幹嘛要革那個命呀？”
━━ 這是一個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像毒蛇般時不時地在心頭齧咬著，等著他回答的問題。
━━ 這是一個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像毒蛇般時不時地在心頭齧咬著，等著他回答的問題。
想到戶口問題，他忍不住要罵娘了：“他媽的這不是把農民當奴隸嗎？工人階級領導，扯他媽的蛋！工人階級為共產黨死了幾個人？從長征到抗日，再到解放戰爭，工人階級到底幹了些什麽？”“‘千千萬萬的烈士’中有幾個是工人階級？他們有幾個不是死在工人階級製造的槍炮子彈底下的？”“到淮海戰場的死屍堆裏數一數，查查三代，看看國共兩邊到底哪邊工人階級多，哪那邊貧下中農多。沒有農民，共產黨能有今天？有了今天，就故意地欺負農民，這不是忘恩負義是什麽？”想起了當年蘆葦蕩的歲月，更鉤起了他對鄉親們的深情。過去，他從來沒往“誰欠誰什麽”方麵去想，“有難同當，革命是大家的事嘛！”但這話底下接下來的一句就應該是：“有福同享，不能忘恩負義呀！”
幾年以後文革時，開會時經常唱道：“天大地大不如…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親”，他腦子裏在那“…”的位置上填的是“農民”，而不是別的，並且他覺得，最該唱這兩句的人是那偉大領袖，而不是老百姓。“誰欠誰”的問題到後來在郭建光的腦子裏變得越來越清楚。這是後話。
眼前的事實是：鄉親們已餓死了許多，沙奶奶也餓死了。郭建光曾許諾過沙奶奶：“待到雲開日出時，再來看望你這革命的老媽媽。”沒想到，這諾言的兌現不是在“雲開日出”之時。最揪心的是孩子們，饑寒交迫地熬上十幾、二十天，直至油盡燈枯。“如果是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如此煎熬，我是想讓自己死在孩子的前麵呢，還是死在孩子的後麵？不如，先給孩子一槍，再給自己一槍，一起解脫最好。”
他又想起了幾個月前糧食征購時，有大膽一點的幹部問：“我們往後吃什麽？”明白情況的上級會故意反問道：“你們報上來那麽高的產量，現在隻交出這麽一點點，就會自己沒吃了？”被反問者頓時啞口無言。糊塗的上級則會說：“現在公社化，吃飯不要錢，全國一盤棋，統一調配，外地糧食即將調來我地，進行品種調劑。共產黨會餓死人嗎？”老百姓和基層幹部將信將疑，大幹部中的頭腦清醒者，則預感到災難的來臨，但反正既非己任，亦非己能，更不敢惹禍。天掉下來自有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頂著。
而偉大的黨此時也的確正在嘔心瀝血，考慮著部署人類有史以來死人最多的一場戰爭
━━ 不是用槍彈殺人，更不是殺敵人。而是對付即將餓死的人民群眾，絕不能讓億萬饑民揭竿而起的曆史重演。為了避免全國性的，尤其是城鎮地區的大動蕩，不得不采取‘壯士斷腕’的辦法，將農村公社一級糧庫的糧食全部上調至縣級以上的糧庫，以保證城鎮居民的定量供應。社會主義製度以其擁有“舉國體製”的高度優越性，實現了按計劃、按地區調配餓死人比例的曆史性創舉。其實，高層的領導們也和郭建光一樣，知道“天大地大不如農民的恩情大”，但作為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者，他們當然知道工人階級的厲害
━━ 城裏人哪是那麽好惹的？餓急了來個罷工，共產黨馬上就完了。農民則要好對付得多：把人統統困在村子裏，出村討飯也不批準，逃出去也逃不遠，赤地千裏之內，沒人還有剩飯可施舍，要麽餓死在半路，回到家裏不被打死，也還是餓死。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強化民兵組織，“來兩個民兵，把這家夥捆起來。”是幹部們的隨時備用語。天天開會，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搜尋、製造不滿分子進行階級鬥爭，講大好形勢，傳達上級即將調來糧食的喜訊。望眼欲穿的農民們開始還能從食堂裏領到些上級撥來的救濟糧，然而日漸稀少。幹部們此時能不貪汙？郭建光此時尚未聽說過“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一資產階級話語，也不能理解幹部們“以權謀求不被餓死”這一行為的邏輯上之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到了八、九十年代，他慢慢搞懂了。看到飽暖的有權者們“以權謀其私”時，反而對“小貴子”們生出了一絲的寬恕。權勢者麵對饑寒時造孽總比飽暖時作惡要情有可原一點。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幹部呼！
━━ 不是用槍彈殺人，更不是殺敵人。而是對付即將餓死的人民群眾，絕不能讓億萬饑民揭竿而起的曆史重演。為了避免全國性的，尤其是城鎮地區的大動蕩，不得不采取‘壯士斷腕’的辦法，將農村公社一級糧庫的糧食全部上調至縣級以上的糧庫，以保證城鎮居民的定量供應。社會主義製度以其擁有“舉國體製”的高度優越性，實現了按計劃、按地區調配餓死人比例的曆史性創舉。其實，高層的領導們也和郭建光一樣，知道“天大地大不如農民的恩情大”，但作為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者，他們當然知道工人階級的厲害
━━ 城裏人哪是那麽好惹的？餓急了來個罷工，共產黨馬上就完了。農民則要好對付得多：把人統統困在村子裏，出村討飯也不批準，逃出去也逃不遠，赤地千裏之內，沒人還有剩飯可施舍，要麽餓死在半路，回到家裏不被打死，也還是餓死。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強化民兵組織，“來兩個民兵，把這家夥捆起來。”是幹部們的隨時備用語。天天開會，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搜尋、製造不滿分子進行階級鬥爭，講大好形勢，傳達上級即將調來糧食的喜訊。望眼欲穿的農民們開始還能從食堂裏領到些上級撥來的救濟糧，然而日漸稀少。幹部們此時能不貪汙？郭建光此時尚未聽說過“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一資產階級話語，也不能理解幹部們“以權謀求不被餓死”這一行為的邏輯上之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到了八、九十年代，他慢慢搞懂了。看到飽暖的有權者們“以權謀其私”時，反而對“小貴子”們生出了一絲的寬恕。權勢者麵對饑寒時造孽總比飽暖時作惡要情有可原一點。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幹部呼！
不過此時還輪不到他去寬恕誰。現在的問題是他自己已經被懲罰了。他去省委黨校報了到。接下來無非是開會、學習、挖思想根源、寫檢查、做檢討、挨批、勞動，諸如此類。後來被抽去搞社教。開始時的指導思想是要整頓農村幹部前一、兩年困難時期的劣跡惡行，主要的方法是“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因為社員們不敢揭發幹部，怕遭到可怕的打擊報複。工作隊員們便在深更半夜偷偷去社員家“串聯”以了解實際情況。也的確挖出了不少壞家夥。像“小貴子”那樣的幹部，就被郭建光所在的工作隊狠狠地整了一大批。可是不久就發現，他又錯了，原來這種方法是來源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文革開始後被歸屬於“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正確的路線應是毛主席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主要是要和地、富、反、壞、右作鬥爭，“幹部的多數和大多數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問題都是“小節問題”，不是“原則性的大是大非問題”。也的確，按照劉少奇那搞法，共產黨不就早已暴露出是“無官不貪”的腐敗者群體了嗎？那還得了！劉少奇、王光美也的確是要把共產黨整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文革伊始，郭建光就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拋了出去，在全專區範圍內到處批鬥。他很快就不在乎了。好在被批鬥時頭必須低下，他便利用那低頭姿勢的便利性進行思考，盡量從批鬥會的發言者口中尋找思考問題的提示。當發言者們說道：“我們貧下中農絕不願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時，他楞了一下，心裏想：“這不是沙奶奶臨終遺言嗎？”原來他在黨校集訓時，將沙家浜的情況和沙奶奶的話都向組織上作了如實匯報，挨了狠批。但這“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說法卻被創造性地“反其意而用之”，這是他始料未及的。當他被押到工廠批鬥時，聽慣了“我們工人階級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後，慢慢地也明白過來，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原來是一樣的，都是戴著紅頂子的奴隸。還有戶口不戶口的事，階級不階級的事，都是英雄們的曆史性創造。工農兵們嚐盡了做紅五類的精神欣快感，自然應該感謝偉大領袖的豐功偉績。因為阿Q們還是有良心知道感謝恩人的。
打倒“四人幫”後，曾經參與過解放勞苦大眾的郭建光這次輪到自己被解放了，並被任命為地區顧問委員會主任。過去的老同事、老革命們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開口就罵：“文革浩劫把老子給搞慘了，真他媽的慘無人道。”此時郭建光每每一言不發，隻是那噴血的眼神，暴筋的額頭，告訴別人他有滿腔燒不完的怒火。有一天，他終於爆發了：“你們他媽的一個個隻想著自己，劫到自己頭上才說是浩劫，劫到農民頭上就不是浩劫？文革死了幾百萬，難道比餓死幾千萬還要慘？這個是慘無人道，可那個是慘絕人寰呀！現在你我都平反了，可有誰替幾千萬農民的冤魂伸冤呢？這才幾年，你們這些口口聲聲為農民翻身求解放的大大小小的救星們就全都忘記了，因為餓死的不是你們全家老小。老子心裏這口氣就是抹不直。再說，文革你我都挨了整，真的就都是冤枉了嗎？每個人真的都問心無愧嗎？餓死那麽多人，我們這些人就沒有罪責嗎？造反派因為是‘奉旨造反’，才不得不給你們套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其實我們一個個都社會主義得很。偉大領袖將社會主義的幹部們冤屈為搞資本主義，造反派也就樂得借棍打狗，出出胸中惡氣，並無興趣追究‘走資’、‘走社’的真假曲直。如果當時號召的是要整‘以權謀私’、‘橫行霸道’、‘撒謊作假’、‘溜須拍馬’，那就更會萬眾歡呼了，造反派的隊伍就會更壯大，保守派的隊伍就會小很多，因為一部分人之所以保守，是因為他們覺得說當權派走資是對當權派的冤枉，想不通。”老同誌們都啞然了。
後來，“好大哥”對他說：“忘記曆史太容易了。中國曆史上慘死百萬人以上的浩劫不下十來次，但都在轉眼之間被忘記了。三年饑荒，四、五年後就被忘記；文革也會很快就被忘記的。中華民族是個健忘的民族，不過，健忘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很難說。”“四、五年後就被忘記”？郭建光先是一怔，但立即恍然大悟，脫口而出：“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這是偉大領袖一九六五年見到的人間仙境，距離餓死人高峰的一九六一年，隻是四、五年。這“好大哥”是誰呢？容後細表。
到了八十年代，郭建光發現文革果真差不多被忘光了，到了九十年代，八九年發生的那場大風波，也很快從記憶中模糊了。非但如此，早就有人開始否認曾經餓死幾千萬人的事實了，更多的人相信餓死人是因為自然災害，還有人說是因為蘇聯逼債，糧食都運到蘇聯去了。麵對這些胡說八道，他很難克製自己。曆史如果能這樣被歪曲的話，天理良心在哪兒？後來，一個人口學的老教授幫他解了疙瘩：“許多資料都不會堙沒。如59─61那三年的氣象紀錄和官方報刊的氣象報導都證明絕沒有能造成幾千萬人餓死的自然災害；開動當時中蘇間的最大運輸能力運輸糧食，其運輸量也有限得很，不會導致中國餓死人；而人口變化統計曲線足以證明那三年裏中國人口少了幾千萬，在既沒有戰爭也沒有瘟疫的情況下，結論隻能是：人禍導致了幾千萬人被餓死。否認這段曆史事實的人，有無恥者，但多數是無知者。”郭建光想起來了：1954年合作化開始後，人均糧食產量年年遞減，隻好開始定量供應。57年大鳴大放時，有右派分子懷疑糧食被運往蘇聯去了，後來反擊時，就用中蘇間的運輸能力為根據，反駁了這種右派言論。他之所以記得特別清楚，就因為這是當時唯一的一條能讓人們讚同的對右派的反駁。其餘的反駁都是強權奪理，當時的真理基本上在右派手裏。反右派就是反真理，反真理就引來了餓死人的懲罰。這些說來話長，按下不表。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來了個西裝革履的青年人求見。郭建光覺得似曾相識。那青年開口道：“在下姓刁，祖籍常熟沙家浜。先父刁君德一生前常念及您老的大仁大智大勇，無限敬佩之餘，亦深自羞慚往昔之失節。家嚴辭世前反複叮嚀在下：倘有緣拜見尊顏，務必深表敬佩之情與懺悔之意，並希求沙家浜眾父老鄉親之寬恕。現呈一絲薄意，聊表愧疚於萬一。”說著，從皮包裏取出一紙條，恭恭敬敬地雙手遞上。郭建光接過一看，是一張五十萬美元的支票，抬頭寫著：“常熟沙家浜鄉親”。
原來那刁德一當年被抓住後，伺機逃脫了。跑到台灣，被以漢奸罪關了幾年，出獄後做起了生意，居然發了。前幾年死了，留下一大筆遺產。遺囑規定這五十萬美元是捐獻，另外再備兩百萬，一旦有可能，就去沙家浜投資。
郭建光先是愕然，接著茫然，━━“這是贖罪？還是施舍？還是嘲弄？”最後想通了：贖罪也好，施舍也好，看來都不是假情假意，是發自於良心的，人有良心就好；至於嘲弄，嘲弄得沒道理嗎？被嘲弄者若也有良心的話，就該自省。
幾天以後，常熟縣統戰辦公室宴請了刁德一的兒子，也請了郭建光和那“小貴子”書記陪客。“小貴子”已不小了，五十多了，現在是沙家浜鄉的鄉委副書記，分管鄉鎮企業。下級當他麵都稱他為“貴書記”。席上，刁先生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於訕訕地說道：“可否請貴政府幫忙尋找失散了的刁家族人，當年在沙家浜全族有幾十人，但現在幾乎找不到了。”郭建光盯向小貴子，意思是這事你該心裏有數，該你去辦。小貴子也隻得訕訕地答應著盡量幫忙。這可是個令人頭大的問題。除了幾個出嫁到外村的姑娘之外，刁家沒有幾個人了。地主成份兼漢奸家屬，社會就是他們的地獄。處死的死了，鬥死的死了，尋死的死了，餓死的死了，病死的死了，窮死的死了，隻有幾個幸運的，雖然一輩子討不到老婆，絕了後，但畢竟熬到了皇恩浩蕩宣布廢除成份製度的一天，結束了被鈍刀子割肉的歲月。令他們寬慰的是，摘去了黑五類的帽子，據說到了閻王麵前，跪在地上時就可以稍稍抬起頭來了。紅五類、黑五類都得跪著，但紅五類可以抬頭，最紅的可以昂首挺胸，尾巴可以撅上天，不過膝蓋絕不可離地。
刁德一的兒子在席間又說到了一件事：刁德一的堂弟刁德群，在抗戰期間即參加了共產黨，打入汪偽軍內部從事地下工作，後來接受組織命令，隨國民黨去了台灣，繼續潛伏。不幸被叛徒出賣，英勇犧牲了。聽到這話，那貴書記臉色唰地一下變得慘白。原來，刁德群離開大陸時，在沙家浜留下了老婆和一兒一女。可能是因為保密工作的需要，有關領導沒有通知地方，因而這母子三人是“三料”黑五類家屬
━━ 地主、漢奸、國民黨。貴書記領導著全體貧下中農，立場堅定地和這母子三人進行了堅決的階級鬥爭。由於享受到黑五類的特殊待遇，母親和兒子在郭建光六零年去沙家浜之前就先餓死了。讓一部分人先解脫起來，捷足先登天堂美境，體現了上帝的仁慈。十八歲的女兒長得漂亮，多活了些日子，因為貴書記恩賜了她多幾碗稀粥。可是不多久也死了，是跳下陽澄湖自盡的。鄉親們都知道，是在被貴書記強奸之後。搞四清時，工作隊曾調查過此事，可沒人敢作證，貴書記也放風說階級敵人圖謀陷害他這個革命老幹部，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上分析階級鬥爭的動向，絕不允許以謠言向共產黨進攻。四清工作隊來過幾撥，對此事都無法或不願過問，不了了之。郭建光也早就耳聞此事，但也無可奈何。此時，他眼圈紅了，紅得近於怪異。看得出他是想抄起桌上的酒瓶向小貴子的腦門上砸去。這是他第二次想要小貴子的命。他還是忍住了。十多年後，他看到了電視劇《潛伏》，看到最後，想到那留守大陸的母子倆的後來可能的命運，他暈倒了，診斷是心肌梗死，好不容易搶救了過來。自那以後，他再也不敢看《潛伏》中的男女主角演員的其它作品了。他不知道，他那自覺沒臉見人的麵孔綻放出來自良心深處的愧疚之美。
━━ 地主、漢奸、國民黨。貴書記領導著全體貧下中農，立場堅定地和這母子三人進行了堅決的階級鬥爭。由於享受到黑五類的特殊待遇，母親和兒子在郭建光六零年去沙家浜之前就先餓死了。讓一部分人先解脫起來，捷足先登天堂美境，體現了上帝的仁慈。十八歲的女兒長得漂亮，多活了些日子，因為貴書記恩賜了她多幾碗稀粥。可是不多久也死了，是跳下陽澄湖自盡的。鄉親們都知道，是在被貴書記強奸之後。搞四清時，工作隊曾調查過此事，可沒人敢作證，貴書記也放風說階級敵人圖謀陷害他這個革命老幹部，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上分析階級鬥爭的動向，絕不允許以謠言向共產黨進攻。四清工作隊來過幾撥，對此事都無法或不願過問，不了了之。郭建光也早就耳聞此事，但也無可奈何。此時，他眼圈紅了，紅得近於怪異。看得出他是想抄起桌上的酒瓶向小貴子的腦門上砸去。這是他第二次想要小貴子的命。他還是忍住了。十多年後，他看到了電視劇《潛伏》，看到最後，想到那留守大陸的母子倆的後來可能的命運，他暈倒了，診斷是心肌梗死，好不容易搶救了過來。自那以後，他再也不敢看《潛伏》中的男女主角演員的其它作品了。他不知道，他那自覺沒臉見人的麵孔綻放出來自良心深處的愧疚之美。
很快地，沙家浜興旺起來了。貴書記主持了對刁德一的捐款和投資的使用，辦起了鄉鎮企業，最大的一項是陽澄湖螃蟹的養殖。還有飯店、旅遊、電器、玩具等等，百業興旺，財源滾滾。唯一不成功的是無法將湖裏的螃蟹轉向河道內養殖，原因是河中腐草、敗屍太多，又髒又臭的水裏河蟹活不了，男女老幼都知道這道理。貴書記的私人資產據說已過億，從比刁老財“還要狠、還要惡”而文明進化為“還要富、還要貴”。
貴書記仍然保持著堅持政治思想宣傳工作的優良傳統，經常向群眾宣傳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好形勢。這“大好形勢”四個字，解放以來他說過寫過足有上千次之多了。當然，他也知道，對於刁德一的資金投入，得給群眾一個說法。他說，“我們過去的敵人麵對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大好形勢，嚇得屁滾尿流，乖乖地交出了他們剝削勞動人民所得的剩餘價值。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台灣、香港、海外的大量資金越來越多地投向祖國的懷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果實，充份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這說法後來傳到了郭建光的耳裏，令他笑不得，氣不得。在一次電話裏，郭建光問小貴子是不是這樣說的。
貴書記以無所謂的口氣說：“政治思想工作，不就是那麽回事嘛，開會時應應景罷了，誰當過真？”
郭建光問道：“你覺得老百姓相信你的宣傳嗎？”
貴書記回答道：“當然不相信，念經的，聽經的，誰個當真的？如今老百姓文化水平提高了，政治思想工作更難做了。我說刁德一的錢是革命勝利的甜果，有幾個高中畢業生罵我無恥，說外部資產階級資金的大量流入明擺著是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苦果。我心裏同意他們的說法。但是罵我無恥，就過份了。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廢話，統統都是鬼話，幾十年來說的的確是不少，但都是工作需要啊，又不是我個人的發明。”
“就不能說點人話嗎？自己不說人話，還不準別人說人話。”
“可有什麽辦法呢？行使和維護權力的需要，做人、做事、說話，都難免不離譜。”
“這就叫‘權力產生無恥！’”
郭建光同意“權力產生腐敗”的說法，但他覺得“無恥”比“腐敗”更嚴重。腐敗多半是物質的攝入，無恥則是靈魂的脫出。
二零壹零年，黨史第二版出版了，其中承認了1960年的人口比上年少了一千萬人。“好大哥”和他在一起，由這個數字推算出那三年餓死的人口當在兩千五百萬左右。虛齡九十歲的郭建光又一次地昏厥了過去。躺在醫院的高幹病床上，口裏一度喃喃地念著：“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很快地，社會上傳遍了一個故事：高幹們的胃口真不尋常，他們發財的標準是“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
他胸前猛地一陣絞痛，隻覺得天搖地動，眼前發黑，接著又見到一亮，遠遠看去，好像是阿慶嫂、沙奶奶、無數過去的戰友們、鄉親們，還有刁家的人，在遠處招手。遠處的天邊泛起了一層層的霧靄，猛然間凝聚成了朵朵的烏雲直撲了下來，快到跟前時又剎那間化作了五彩繽紛的柔絲細雨。他感覺到自己回到了早就忘記了的繈褓之中，被飄飄然的愜意裹挾著飛了開去……。
幾天以後，在沙家浜村頭的墓地上，立起了一座二米多高的墓碑━━“光榮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郭建光同誌永垂不朽！”
每年清明節，在掃墓高峰之後的數日內，總有人看到貴書記那日漸衰老的身影，獨自一人默立在墳前，不知嘴裏喃喃地說著些什麽。
朝霞映照在陽澄湖上。發綠、發黑、發臭的潺潺流水以低低的哀吟襯托著遠處傳來的淫歌豔舞聲。
“好大哥”究竟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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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好大哥”（一）
“好大哥”的真名是郝達戈，被人們順口地叫成“好大哥”。郭建光則在私下裏就叫他“大哥”，因為他倆是戰場上的生死弟兄。抗戰剛開始，大哥就是連指導員，郭建光是他的警衛員，三次將受了重傷的大哥從槍林彈雨裏背了出來，而大哥也在戰鬥中三次救了小兄弟的命。三次對三次，三的立方，他倆是尋常人親密二十七倍的兄弟。
郭建光自幼是孤兒，連自己的出生年月也不知道。隻知道是屬雞。參加革命後，知道是1921年生，和黨同歲，幹脆就說自己是七月一日生的，和黨同年同月同日生。參加革命時，他一字不識，被分配到郝達戈的連裏當警衛員。大哥比他大三歲，原來是大學法律係的高材生，但未等到畢業，就奔赴延安，參加了革命。他家是遠近聞名的大地主，有近千畝土地，自幼就生活得無憂無慮。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吃苦、玩命，親戚朋友們都說他是吃飽了撐得慌。對這話，他思考的結論是：“吃飽了撐得慌”是人的正義感得以履行的前提。沒有“吃飽了撐得慌”的人，人世間的黑暗就永無止境。黑暗若要永恒地統治世界，首先得不讓多數人吃得太飽，因為人一旦吃飽，就不安份了。其實，除了吃苦、玩命，他還因出身問題和知識份子的身份問題，在革命隊伍內部遭遇歧視、排擠，甚至差點送掉命呢。
他是1936年去延安的。他參加共產黨，是因為痛心於社會的黑暗，覺得中國這幾千年的破廟，除了以暴力對之摧枯拉朽外，別無它法。但他最崇信的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上大學後，他和同學們的主要話題都是國家大事，人人都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但對如何救國，每個人都開出自己的藥方，經常發生爭吵，甚至打鬥。他們法律專業的師生就更是認為解開中國問題症結的任務完全寄托在他們的身上。因為老師們在課堂上一再強調，中國的問題就是一個能否實行法治的問題。西方之所以比中國發達，就是因為多了個相對健全的法治係統。隻要能按照多數人的意誌製定法律並完全以之治理國家，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知易行難，孫中山、蔣介石的那一大批人早就知道了這一點，可是做起來很艱難，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但是對共產黨，法律係的師生們就視之為洪水猛獸。在他們眼裏，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顯示出共產黨幾乎毫無法律意識，其中所讚揚的農民的行為，都是以暴力對他人的權利、財產和尊嚴的肆意踐踏，是監獄裏對待囚犯和戰場上對待俘虜都不允許的行為。連“土豪劣紳”的精確定義都沒有，更遑論“程序正義”了。完全是義和團行為，共產黨是讚賞義和團的。
那時已是1936年，紅軍已完成長征到了陝北。大學裏有共產黨地下組織。郝達戈的為人正直、精明是有口皆碑的，黨組織就設法和他接觸。自然就會談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聯絡人對他解釋說，那是十多年前發生的事，當時紅軍還沒有成立，共產黨也未出麵領導，完全是農民的自發行動。共產黨的政策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打亂殺的，毛澤東本人就一再強調政策是共產黨的生命，要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會肆意妄為的。他問對方，共產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在概念上有什麽區別，對方的回答是：“共產黨所說的政策就是法律的又一個名稱，都是管理社會的行為準則，沒有原則性的區別。郝達戈又問政策是什麽人製定的，回答是少數先進份子集思廣益的產物，而法律也是如此，至少現在中華民國的法律就是如此，不是由廣大民眾製定的，其內容也很難說就是基於人類道德、行為的通則而確定的，因為人類在這一方麵就是有分歧的。其製定過程也不是嚴格地遵循著無懈可擊的法律程序的。對中國來說，法律及其製定程序的規範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共產黨革命的目的說到底是奔著這個方向去的。其政策和法律並無本質上的區別。”郝達戈覺得這話還算站得住腳，反正現今中國大地上任何的法律或政策都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共產黨的政策可以看作是這些法律中的一種，可以不斷完善。
聯絡人動員他去延安。他前思後想了好幾天。他不是考慮個人的前途。家境優裕，無憂無慮的他，從來就未把未來的生活出路放在心上。他打算的是為國為民轟轟烈烈地鬧騰一輩子，搭上生命也無所謂。他覺得國民黨沒有希望，更覺得中國需要一場大的變革。而共產黨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尤其是紅軍的嚴明的紀律，都使他由衷地佩服。聯絡人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解釋打消了他的將信將疑。不過，他還是征求了他最信任的一位法律係教授的意見。老師考慮了兩天，對他說：“馬列主義是反對現代法治和法製原則的，並且他們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理論原則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們的“黨的領導”很難說是法治還是人治。它可以向法治演變，因為共產黨畢竟是個集體組織，不是帝王家族；但也可以向人治轉變，因為其發展的過程極有可能會有領袖和權威的出現，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獨裁，甚至帝製複辟和世襲。如果他們勝利了，並且又願意走向法治的話，像你這樣的法律人材一定是極其緊缺且又舉足輕重的。你現在去延安，就算是押上一大賭注吧！為了中國的未來，押上你的生命吧！”
就這樣，他帶著自己的生命，奔赴了延安。到達後經過了半個月的集訓，就隨土改工作隊，進入一個新解放的村莊進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鬥地主，慶解放，大會小會，熱火朝天。但過不了幾天，他就發現不大對頭。被鬥的地主，全家隻有幾十畝地，住的也隻是三間土牆瓦頂的舊房，並沒有僱用長工。比起貧農鄰居來，他是稍微富一些，但比起他郝達戈的家，隻能算是窮人的水平。那人被套上“惡霸地主”的罪名，開會鬥爭。可是在鬥爭會上，鄰裏們也說不上他有什麽罪惡。對他的最嚴重的控訴就是“他家一年要吃好幾頓粉條燉豬肉，比俺們樂滋多了。”郝達戈納悶了起來，工作隊長發現他情緒有問題，就找他談話。他如實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惡霸的罪名不恰當。”隊長怒了：“你以為所有的地主都像你家那樣有幾千畝地？能買通反動政府，僱傭狗腿子，欺壓貧雇農？我們定成份的標準是,人均十五畝土地就是地主。”郝達戈回答道：“我家的土地的確有幾千畝，並且也不得不用錢去應付貪官汙吏，但從來不去欺壓農民，更不需要僱傭狗腿子。”他從小到大，從未見過家中和鄉鄰們鬧過“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糾紛。他在決定投奔革命前，知道共產黨搞土改，鬥爭惡霸地主。他以為“惡霸”的概念是一定有嚴格的法律標準的。按照那標準，他自己的家肯定不是惡霸，因為從無惡行。但他讚同將自家的田地分給農民，讓耕者有其田。現在他才明白，原來人均十五畝地就是地主了，並且，地主一定要挨鬥，挨鬥時就一定要被說成是惡霸地主。隊長嚴肅地批評了他，指出他的階級立場有嚴重問題，責令他在工作隊會上作檢討，可他就是想不通。他隻是個二十歲的年輕氣盛，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他以為同誌之間出現分歧，爭論、爭吵是正常之事，一定要堅持真理，絕不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他印象中的共產黨就該是如此。怎麽也覺察不到自己處境的險惡，不知道在共產黨隊伍中，“異見”的生存空間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像他這樣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異見是其階級立場的暴露。堅持而死不悔改者，是一定要堅決清除的。他在會上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隊長大怒，下令將他捆起來，關在一草棚中，等候處理。他此時已明白，處理的辦法開大會公審，然後槍斃他這個反革命奸細。隻是要等待上級批準而已。
也算是命大吧！到了半夜，槍聲大作，國民黨軍隊突襲來了。住在大屋裏的工作隊的同誌們都犧牲了，隻有他一人因不在現場而僥幸逃脫。找到大部隊後，他的“反革命行為”還沒有來得及匯報上來，於是他的那段“反革命曆史”也就沒有暴露。他被分配到別處的工作隊裏，繼續參加土改。並且很快被任命為一個區的工作隊長，因為前任隊長犧牲了。他雖然隻有二十歲，但文化高，又有了一定的土改經驗。
他接任的當晚，就召集了全區各鄉、村土改分隊長會議，了解情況。有一分隊長匯報了他的村子中的名叫李四妞的地主婆，頑抗不服，對抗革命，打算明天開鬥爭大會。但會後如何處理，是槍斃，還是看其在會上的態度再作決定，他向郝達戈請示。郝達戈的決定是看她的態度再說。
鬥爭會開始了，那地主婆被押了上來，五花大綁，管押的人是農會會長和另一小夥子。還沒等郝達戈看清那地主婆的麵孔，兩個壯漢就將她按倒跪下，以頭觸地。一邊一隻粗黑的大手掌，摁在那雪白的頸脖上使著勁小幅度地揉捏著。兩條壯腿抵在她的腰上，差點就要將膝蓋壓上她的背。
圍在旁邊的其餘的男人們，那姿勢和麵容都像是蓄勢待爆的火山，不過要噴發的不像是什麽階級仇恨，而是雄性生物的躁動。郝達戈大喝一聲：“鬆手！”，兩壯漢悻悻地鬆了手，那女人抬起頭來，白淨俊俏的臉上糊著淚水和泥漿。
一旁邊傳來了一老太婆的嗚嗚哭泣聲和孩子的啼叫聲，是這女人的娘抱著兩個孩子。“冤枉啊，她家不是地主呀，得罪了老天，半年死了三個人啊！都是為出公活死掉的啊！”“出公活”的意思是，農民被動員支援前線，運送糧草，抬送傷病員。這種民工的死亡率之高，不亞於直接上戰場的部隊，因為勞累、飢渴、疾病、冷熱，本來就營養不良的農民能堅持到底是不容易的。郝達戈後來估算過，共產黨革命，從開始到勝利，民工的死亡人數當有數百萬之多。不知道當說到“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時，包不包括他們。
一旁邊傳來了一老太婆的嗚嗚哭泣聲和孩子的啼叫聲，是這女人的娘抱著兩個孩子。“冤枉啊，她家不是地主呀，得罪了老天，半年死了三個人啊！都是為出公活死掉的啊！”“出公活”的意思是，農民被動員支援前線，運送糧草，抬送傷病員。這種民工的死亡率之高，不亞於直接上戰場的部隊，因為勞累、飢渴、疾病、冷熱，本來就營養不良的農民能堅持到底是不容易的。郝達戈後來估算過，共產黨革命，從開始到勝利，民工的死亡人數當有數百萬之多。不知道當說到“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時，包不包括他們。
郝達戈摸清了情況。原來，半年前李四妞家有六口人，五十畝地。公爹、丈夫和小叔三人被動員出公活，結果，弟兄倆在路上生了瘧疾，高燒，沒醫沒藥，但還得推車趕路，後來倒在了野地裏，才被允許回家。可憐的老爹將兩個兒子推回家，但一個月後就都斷了氣。又過幾天，老爹也死了。剩下了李四妞和兩個孩子。原來五十畝地六個人，平均八畝多一人，是中農。政策規定，民工支前，回鄉後一月之內死掉的，算是“因公死亡”，評成份時，照活人算。但一月後死的，就不算了。這麽一來，李四妞家就是平均每人十六畝多地，是地主，房子和地都得拿出來分給窮人。她不服，就挨鬥。但對她的罪惡控訴不外乎是些雞毛蒜皮的小糾紛，有些連誰是誰非都搞不清，令工作隊員們聽著莫名其妙。最津津樂道的發言是揭發這小寡婦在野地裏和野男人睡覺的事。
他開工作組會議，想先聽聽大家的意見。有人說根據文件精神，她就是地主，對地主，我們就一定要站穩階級立場，不能同情、手軟。但也有人覺得，應該靈活執行政策。會上爭執不下。郝達戈這次聰明起來了，他宣布向上級請示了再說。
他第二天趕到縣工作隊總部，向總隊長匯報了情況，也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這想法是他思考了大半夜才生起的靈感。他很清楚，於理於義，李四妞都不該被如此對待，但上一次險些送命的教訓告訴他，講理講義行不通。他現在知道，他和共產黨對“理”和“義”的理解不一樣。顯然，他的理解采用的是古今中外人所共有的標準，即所謂“心同此理”的理和“仁義道德”的義，大致相當於幾十年後才出現的“普世價值”的概念。但是共產黨的理和義不是這樣的，郝達戈的世界觀屬於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性質。但從另一方麵來看，他也不能說共產黨人不義，因為事實是，共產黨隊伍中的大多數人都仗義得很，和他一樣都有一顆赤誠的心，要解救苦難的大眾，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他相信，隻是對“理”的認識有分歧，而在“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隻不過，這“理”不能辯，一辯則“理”上的分歧很容易被上升為“義”上的對抗，內部矛盾極容易被轉化為敵我矛盾。冥思苦想了大半夜，他忽然腦子一亮，為什麽要死摳那“理”和“義”呢？既然在這兩點上意見不一致，為什麽不在第三點上，即“利”的方麵想辦法呢？
他想出來了。他對總隊長說：“把李四妞定為地主，會嚴重打擊農民支前的積極性。農民出公活，不能隻靠強迫，要給予鼓勵和獎勵，遇難者要給予撫卹，確定成份時，遇難者非但不該導致成份‘提高’，反而應給予特別優待。為了革命的勝利，我覺得調整這方麵的規定是極其必要的。”說到“勝利”二字時，郝達戈心裏頗得意，因為他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訣竅
━━“勝利”中有個“利”字，它既不是“理”，也不是“義”，是獨立於“理”、“義”之外的“利”。
━━“勝利”中有個“利”字，它既不是“理”，也不是“義”，是獨立於“理”、“義”之外的“利”。
上級采納了郝達戈的建議，將死亡民工的“撫卹期”延長為半年。宣布李四妞的成份為貧農，並宣布她家付出生命的男人們是為革命犧牲的“好人”。沒有說他們是“烈士”，因為那稱號所表示的榮譽是有級別的。這一招頗靈，接下來的征召民工出公活的任務就完成得沒有預期的那麽困難了。隻不過，到了八十年代，郝達戈聽說，公社化以後，李四妞的兒子因和大隊書記發生糾紛，被戴上了漏劃地主的帽子。
就在工作隊即將撤離該村時，村裏傳起了“郝隊長和李四妞有一腿”的故事，說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後來他也聽說了這個謠言，開始時火冒三丈，但很快就平靜了。他知道，人的欲望受壓抑時，就會以語言創造的方式尋求模擬的滿足。就像後來的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時，人們的話題離不開“吃”，是一個道理。那天鬥爭會上，那些壯漢們壓抑不住的性虐動機和行為，使他聯想起他讀過的野史，說的是農民造反和外族入侵時，每占住一座城池，官兵們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強奸，欲求爆發到極端便是奸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所提到的“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按：“紳士”不一定都是男人。）這都暗示了什麽是很明白的。
他明白土改是怎麽回事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階級區分的分界線隻是以土地數量為標尺的人為界線，以土地數量的標尺作為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標尺，將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讓一部分人留在人間，把一部分人打下地獄，顯然是毫無道義根據的。唯一的根據就是
━━ 暴力。他更發現，絕大部分的中小地主們都是靠祖代的勤勞、智慧和運氣起家的，胼手胝足，披星戴月，是農民中的成功者。他們和貧苦農民之間根本就沒有“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 暴力。他更發現，絕大部分的中小地主們都是靠祖代的勤勞、智慧和運氣起家的，胼手胝足，披星戴月，是農民中的成功者。他們和貧苦農民之間根本就沒有“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土改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宗族勢力。每一個村子裏，村民之間，要麽是同姓的伯叔堂親，要麽是異性的姑舅表親，窮也好，富也好，都是打斷骨頭連著筋，在一根繩子上拴了幾千年的螞蚱，要人家互鬥，就等於是掀人家的祖墳。這首先得完全依靠外來的暴力，抓一兩個典型一殺，就震懾住了。殺人是必須的，每個鄉都得找到殺的靶子，基本原則是不認罪就殺。接下來的洗腦便有了效果，尤其是分田分地就更是實惠的利誘。工作隊就是這樣開展工作的，解放區就是這麽建立起來的。困難重重，但卻從勝利走向勝利。
在這過程中，郝達戈還從偶然遇到的當年參加過湖南農民運動的老同誌們處，獲取他們不經意間透露出的當時的細節。因為如今土改工作的經驗說明，沒有強大的外來暴力，就根本無法消除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的根深蒂固的宗族意識。誰敢，誰願意給本族中一言九鼎的長輩們戴高帽子遊街？沒有強悍的外來暴力，本地農民根本不可能發起革命。各種支離破碎的信息使他拚湊出這樣一幅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圖畫：在北伐節節勝利，地方軍閥政府風雨飄搖，自顧不暇的近於權力真空的情況下，共產黨在和國民黨合作的旗幟下，在農村開展了積極的活動。方法是從外鄉組織窮人帶著長矛大刀，衝入少數鄉村，宣布成立農會，幹出那些本村人不願，不敢幹的事，諸如“殺豬出穀”，“戴高帽子遊街”之類。然後又威壓加利誘，組織此村的窮人去外鄉幹同樣的事。並且，對勢力強大的宗族，尤其是有武裝的豪強勢力，非但不敢觸動，而且還要得到他們的默許，甚至與之勾結，聯合對付小姓宗族的人家。可見，所謂湖南農民運動實質上就是共產黨組織的外鄉武裝力量的針對弱小宗族中的中小地主的暴力行動，而未絲毫觸及真正的豪強勢力。就是說所謂“湖南農民運動”不是什麽革命。
郝達戈推導出這麽個結論：中國曆史上所謂的“農民起義軍”，實際上都是“地主武裝”，是由各地的鄉紳、族長組織起來，以宗親關係為基本架構的軍隊。他想象自己的家，如果是在古代，當陳勝吳廣、朱元璋或洪秀全的軍隊即將到達時，他的父親，一個有名的鄉紳，就會集合起所有同宗、親戚、朋友、鄉鄰等等，至少能有幾百名壯丁，舉起義旗，迎接、慰勞起義大軍。然後就會被編入建製，成為起義軍的一部分。他隻有這麽做，若不和起義軍協作，是要被屠村，男女老少要被斬盡殺絕的。起義軍的各部，都是在起義軍的行軍路線上，以如此被裹挾的方式形成的“地主武裝”。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根本不具備自我組織的能力，他們隻能“投軍”而已。農民起義在本質上是不掌權的社會精英，多半來自於地主階級，向統治者奪取政權的鬥爭。起義成功後，既得利益當然就還是屬於這起領導作用的精英們，農民隻是被利用的軍事勞動力而已。共產黨所說的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共產黨革命本身也是如此
━━ 毛、劉、周、朱、陳、林、鄧 ━━ 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的社會精英份子。當他們革命成功後，農民分享到勝利果實了嗎？
━━ 毛、劉、周、朱、陳、林、鄧 ━━ 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的社會精英份子。當他們革命成功後，農民分享到勝利果實了嗎？
共產黨所說的“階級鬥爭”不存在，它隻是為奪取政權而發明出來的極其高明的宣傳手段，但它不合道義
━━ 郝達戈在參加過幾輪土改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他相信，使用如此既殘忍但高度技巧的手法，再配以嚴明的紀律，廉潔的作風和勇敢的精神，共產黨是可能勝利的。因為它將能全麵控製全中國的農村。糧源、兵源問題解決了，財源雖緊，但能湊合。唯一缺乏的就是武器裝備，這是一個大問題。他認為，如果古代的農民起義軍能學會哪怕是今天共產黨的手法和作風的一點皮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奪取政權了。今天的共產黨比他們不知高明多少倍，但勝利卻艱難得很。原因就在於武器裝備上。症結就是，人類的科技文明導致了熱兵器時代的開始。其後果必然是造反軍和政府軍力量差距的快速增大。冷兵器時代，造反軍支起鐵匠爐就能打造出可以和政府軍較量的大刀長茅，但熱兵器需要複雜得多的科技和工業基礎，而這一切都在政府的控製之下，造反軍最終就必然要潰敗。後來，文革時讀到大字報說毛澤東發牢騷，說要是反動派複辟，他就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郝達戈心想，果真那樣，別說五次反圍剿，就是五個小時也難以堅持
━━ 遠不是“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了。共產黨革命的時代剛好是熱兵器取代冷兵器的開始階段，熱兵器的優勢還遠遠沒有建立。
━━ 郝達戈在參加過幾輪土改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他相信，使用如此既殘忍但高度技巧的手法，再配以嚴明的紀律，廉潔的作風和勇敢的精神，共產黨是可能勝利的。因為它將能全麵控製全中國的農村。糧源、兵源問題解決了，財源雖緊，但能湊合。唯一缺乏的就是武器裝備，這是一個大問題。他認為，如果古代的農民起義軍能學會哪怕是今天共產黨的手法和作風的一點皮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奪取政權了。今天的共產黨比他們不知高明多少倍，但勝利卻艱難得很。原因就在於武器裝備上。症結就是，人類的科技文明導致了熱兵器時代的開始。其後果必然是造反軍和政府軍力量差距的快速增大。冷兵器時代，造反軍支起鐵匠爐就能打造出可以和政府軍較量的大刀長茅，但熱兵器需要複雜得多的科技和工業基礎，而這一切都在政府的控製之下，造反軍最終就必然要潰敗。後來，文革時讀到大字報說毛澤東發牢騷，說要是反動派複辟，他就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郝達戈心想，果真那樣，別說五次反圍剿，就是五個小時也難以堅持
━━ 遠不是“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了。共產黨革命的時代剛好是熱兵器取代冷兵器的開始階段，熱兵器的優勢還遠遠沒有建立。
郝達戈並不在乎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勝誰負，他隻是希望中國能實現法治。國民黨有法治的理念和組織框架，但形同虛設，積重難返；共產黨現在搞的是人治，但可能隻是因為他們不懂法治，並且，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似乎對法治並不排斥。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決定了他們應該能接受法治，因為無私、無畏者最易接近真理。
土改的無理和侵犯人權的手法令他感到很十分沮喪，他甚至一度有過脫離的念頭。但後來他想通了，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得放眼於未來，目標是促使共產黨的法治化。他把自己想象成是潛伏在共產黨內部的“法治間諜”，或者說是一個暗藏的“法治反革命”。
“西安事變”發生了，抗日戰爭開始了，國共再次合作了，土改暫時停止了。郝達戈被調去新四軍，擔任連指導員。鬥地主時的良心痛苦被打日本時的精神振奮替代了。肉搏戰時刀劈日本兵時雖有手軟的感覺，但總比槍斃人均十幾畝地的地主時的心靈顫栗要釋然許多。罪當其罰是法律工作者的良心追求，殺日本侵略者的戰場實際上相當於他本職的工作場所
━━ 法庭。
━━ 法庭。
就在此時，新兵郭建光來到了他的連隊，他很快就發現這小家夥為人厚道、義氣、腦袋靈光，在戰鬥中勇敢、鎮定，是塊好料子。就讓他當了自己的警衛員。兩人在生死患難之中結下了比親兄弟還親的感情。這中間，好多次的經曆是他們終身難忘的。照理，最難忘的應該是戰鬥中的生死與共，但對老兵們來說，這些隻是家常便飯。真正能撼動他們心靈的，是一些意料不到的突發事件。
第一件是他們的李營長被肅反工作隊處決的事。
工作隊來到他們營，經過幾天的摸底和調查後，下令全營集合。隊長宣布：李營長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必須清除出革命隊伍。說話間，幾個持槍的工作隊員衝到營長跟前，試圖將他按倒。但那營長武功極為高強，曾徒手和五個持刺刀的日本兵肉搏，最後將對方逐一消滅，自己隻受了點輕傷。此時上來的幾個工作隊員也被他一一撂倒，並且繳了械。他用槍指著工作隊長：“你他媽明知道你是在冤枉老子。”那隊長也不是軟蛋，冷靜地看著他：“你想造反嗎？這更證明你是個奸細。”營長說：“我要是奸細，你他媽的腦袋今天就留在這裏了。這是我的營，你說全營戰士會聽我的，還是會聽你的。”隊長吼道：“革命戰士聽黨的命令，絕不會聽你這個奸細的。”營長說：“就算他們不聽我個人指揮，我講幾句話他們總該聽吧！”隊長說：“你講！”
營長說道：“同誌們，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服從是軍人的天職。在險惡的環境裏，團結是隊伍的生命。而為了維持團結，鋤奸是必要的，殺雞才能嚇猴，沒有雞也一定要找到雞，沒有奸細也一定要製造出奸細。這是蘇聯革命勝利的經驗。我們不知道冤殺了多少自己的同誌，今天輪到我了。一個真正願意為革命事業獻出生命的戰士，被冤殺也一樣是應盡的職責。這是悲劇，但革命需要製造悲劇。不隻是我們內部被整肅掉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冤枉的，就連被鎮壓的地主也是絕大多數人都是罪不當死的。一句話，冤殺是革命的需要，是險惡形勢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但願這種需要是暫時的，會隨著形勢的好轉而逐步消失。如果在革命勝利以後，這種製造敵人的手法還需要的話，那就表示，我們的革命不是正義的事業，而是罪惡。”
他對隊長說：“你他媽記住，哪一天這冤枉輪到你頭上，你也不要像個慫包。”說著把槍扔給了隊長，向一棵樹走去，邊走邊說道：“老子絕不跪著死。節約子彈，用刀砍。來吧！”兩手向上，抓住了一根橫著的樹枝，昂首挺胸，擺出等著大刀向脖子招呼過來的姿勢。那隊長遲疑起來。站在一旁的郝達戈喊道：“刀下留人。營長這樣的表現說明他肯本不是奸細。”營長叫起來：“郝達戈，你他媽豬腦子，我的表現就不會是表演嗎？國民黨的奸細都受過在這種形勢下如何騙人的死裏逃生的訓練，我今天不死，說得清楚嗎？”說著說著，他倒了下去。原來，他用匕首插進了自己的胸膛。
工作隊立即開展對全營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以肅清那營長的惡劣影響。指出那營長確實是奸細，他也的確是按照國民黨的訓練表演的。他最後的自殺也是國民黨為避免其餘奸細暴露而規定的紀律。他的家屬掌握在國民黨手裏，他不死，國民黨就會將他全家殺掉。同時，那隊長拿出了一張照片，是營長在摟著一個女人。這就是證據，證明營長是個資產階級份子，是國民黨反動派。他死前所作的對共產黨革命的汙蔑是他的反動本質的徹底暴露。幹部戰士們，包括郭建光，都立馬相信了：男女靠得那麽近，摸肩搭腰，就要摟在一起了，這麽不要臉的醜事還敢照成相片，不是國民黨是什麽？郝達戈仔細一看，立即就知道那是在舞會上跳舞，並且背景模糊顯示出跳舞的地點是在窯洞裏。郝達戈在延安培訓過，知道那兒經常在窯洞裏開舞會。從營長和那女人的白襯衫和軍褲也能看出那是在解放區。他心想，要是將他當年在大學舞會上的照片拿來，他的腦袋早就沒了。
自那以後，他腦子裏經常回響起營長的話：“如果在革命勝利以後，這種製造敵人的手法還需要的話，那就表示，我們的革命不是正義的事業，而是罪惡。”這給了他一條新的思考共產黨革命的路徑。原本他思維的參照座標是觀察共產黨是搞人治還是法治，現在又多出了另一座標
━━ 是否離不開有意製造敵人的手段。
━━ 是否離不開有意製造敵人的手段。
到了八十年代，他偶爾碰見了一位當年也在場的老戰友，另一個連的指導員。他告訴郝達戈，那工作隊長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務後，自殺了。兩人不甚唏噓。
令郝達戈和郭建光難忘的另一件事是審訊一名俘虜來的汪偽軍官的事。反掃蕩時部隊被敵人包圍，封鎖線火力極強，難以突破。郭建光此時已是班長。全班夜裏摸進一個村子，突然發現一輛偽軍的汽車，車裏有一個偽軍軍官和三個士兵，喝得醉醺醺的。不費吹灰之力，抓住了這幾個俘虜，押到郝達戈麵前。郝達戈立即認出那軍官是他大學時的同學楊啟越，現在是個偽軍的營長。
楊啟越也認出了郝達戈，沮喪地說道：“郝達戈，沒想到栽在你的手裏，要殺就殺吧！”
郝達戈說：“楊啟越，你本來也是條漢子，怎麽幹起了賣國的事兒了？”
楊啟越冷冷地回答：“誰賣國了？你才賣國呢。”
郝達戈大怒，罵道：“你他媽做日本人的走狗，還居然有臉說老子賣國？”
楊啟越帶有點蔑視的神情：“你們共產黨前不久還是蘇俄的國民呢，你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這不是賣國嗎？還不如外蒙古呢。人家被蘇聯強行挖出去，但國名裏就是沒有蘇維埃三個字。”
郭建光在旁邊聽著呢。聽到這話，心裏一愣。覺得這是個不容易反駁的汙蔑。不過，他相信大哥一定能對付得了這個難題。
隻聽郝達戈說道：“‘蘇維埃’的意思就是由人民代表會議選舉政權而已，沒有‘國家屬於蘇聯’的意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是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楊啟越鼻子一哼：“那是人家覺得你們不夠格，沒資格加盟，就隻能做附庸，做殖民地。不然，你們為什麽不起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呢？蘇維埃不是蘇聯是什麽？”
郭建光聽著氣壞了，真想斃掉這家夥。
隻聽郝達戈說：“我們共產黨人信仰的共產主義是反對國家界限的。我們追求的是全人類的大同世界。沒有種族、民族、國家的界限，這是遠比愛國主義境界更高的理想。”
楊啟越問道：“這麽說，你們現在的愛國口號就是假的。其實，你們可以不談愛國，但你們總不至於不愛民吧？”
郝達戈說：“共產主義就是一種愛民的主義，你沒見我們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利益，奮不顧身，犧牲生命都在所不辭嗎？”
楊啟越似乎默認這一點，但他說：“愛民的最高境界不隻是犧牲生命，還有比犧牲生命更難能可貴的犧牲名譽。”
郝達戈立即明白了他想說什麽：“你是想說，你們這群漢奸，被汪精衛帶著，是為了愛民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名譽去當漢奸嗎？”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汪軍內部的最著力，但又不敢大張旗鼓地宣傳的思想，因為怕被日本人知道。
楊啟越說：“看來你是想過這一問題的，不愧是大學裏的高材生。汪先生的‘曲線救國’其實是‘曲線救民’。由於汪先生和日本人的協作，淪陷區至少少死了一千萬人。不隻是阻止了日本人的屠殺，而且因為維護了社會治安，保證了經濟發展，極大地控製住了同胞之間的互相殘害。扒手、小偷、亂兵、強盜、土匪、地痞、流氓、惡霸、豪強，自古以來都是社會的大患，沒有有效的政府，整個社會就要崩潰的。無政府之下的同胞自相殘殺，可以比侵略者更殘暴無比。汪先生說得很清楚，他組建南京政府，為的就是天下蒼生。這有什麽不對？”
郝達戈冷笑一聲：“明擺著的賣國求榮，居然被說成是救苦救難。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楊啟越毫不退讓：“汪先生要賣國才能有榮嗎？賣了國他就真的能有榮嗎？小學生都能懂，全中國最不需要賣國就有足夠榮耀的人，非汪先生莫屬，全中國賣國最得不到榮耀的人，也非汪先生莫屬。你郝達戈知道什麽叫遺臭萬年，汪先生沒你懂？他的品德、智慧和地位都決定了他不會，更不必賣國求榮。”
郝達戈心裏還真覺得他駁不倒楊啟越。是的，從謀取個人利益方麵來說，汪精衛的投日絕對是愚蠢而有悖於他的智商的。未投降日本之前的汪精衛，是郝達戈最讚賞的當代政治家之一。其信念、道德、操守、勇氣和才華，是當時一代年輕知識分子心目中極崇敬的楷模。將他的投日說成是賣國求利，賣國求榮，在道理上很難站住腳。有人將其投日歸因於和蔣介石的私人恩怨，寧做雞頭，不做鳳尾，也隻是猜測而已，更何況投降日本，做的也隻能是很窩囊的雞頭。
楊啟越似乎猜到了郝達戈此時所想。他接著說：“做日本人的傀儡遠比做國民黨的二把手窩囊得多。汪先生在重慶的處境，比起曆史上所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把手來，要優越、安全得多，他在國民黨內的威望，毫不亞於蔣先生。我相信，汪先生的行動，是和蔣先生共謀的結果。在我們汪軍內部，流傳著這麽個故事，你要不要聽？我寫下來給你看吧！”
郝達戈說道：“投降還有故事？我倒想見識見識呢。”於是給了楊啟越紙和筆。楊啟越看來對這一故事倒背如流，揮筆颯颯，須臾而就，遞給了郝達戈。郝達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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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後的重慶
某日，蔣介石突然造訪汪精衛，見其居所淩亂狼藉，便笑問道：“兆銘兄何時啟程？”汪精衛冷冷地回答道：“今天就走。”蔣公道：“兄當再三思之。”汪答曰：“不就是下地獄見閻王嗎？現在就看你是讓我去見地下的閻王還是日本的閻王了。你的憲兵隊早將我這裏圍得插翅難飛，我要上的飛機就更是在你的控製之下了吧！”蔣說：“吾兄小看愚弟了。對兄之人品、見識、韜略、情懷，為弟的怎能不知道？但願吾兄之付出能得其所值。”汪答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吧！你就做你的抗日領袖、蓋世英雄，流芳百世吧！我去做我的漢奸賣國賊，遺臭萬年就是了。這個地獄沒人下，隻好我下了。”蔣公道：“難為吾兄了。為天下蒼生，兄為其難而受其難；為國家主權，弟為其易而受其益，於心不忍，謹望吾兄珍重！”旋即離別。並立即召見戴笠，責其以“追殺”為名，務將汪精衛平安護送至越南，轉赴東京。戴笠煞有介事地進行了“追殺”，以刺殺了汪精衛的秘書裝了點門麵。
日本東京
汪精衛到達東京的次日，日本天皇立即緊急召開全體內閣會議，討論如何處理。內閣成員的一致看法是汪是假投降，企圖曲線救中國，因為他沒有真投降的理由：“他的人品的、地位的、智慧的、聲名的、前科的，利益的，哪方麵的，都沒有理由投降的。汪的，蔣的，一條褲子的，不然的，汪的根本的跑不出重慶的。汪的死啦死啦的。”天皇笑道：“你們的，隻知其一的，不知其二的。中國的，自古的，舍生取義的，流芳百世的，多多的。但是的，舍名取義的，不怕遺臭萬年的，還沒有的，或不為人知的。汪精衛的，就是如此的。我皇軍將士的，行為不好的，大大的有的。中國人中的，土豪的、地痞的、盜匪的、罪犯的，更是大大的有的，中國的老百姓的，受苦受難的，對我大日本的，也是大大不利的。穩定的，壓倒一切的。治安的、生產的，都要維持的，瘟疫的，飢荒的，隨時發生的，無政府的，絕對不行的。日本人的，勝任不了的，中國其他人的，勝任不了的，隻有汪精衛的，才有威望的。我們要將計就計的，互相利用的。汪精衛直截了當的，說他的投降的，不是為我大日本的，是為了支那百姓性命財產的。民為貴的，社稷次之的，被罵為賣國賊的，他的不在乎的。他的要求的，又是很高的，他的南京政府的，看上去還是獨立的，國名的，國旗的，外交的，軍隊的，名義上都還是中華民國的。還有的，他的，居然要我大日本的，取消在華租界的。他對我說的，要麽殺掉他的，要麽答應他的。我的，答應了的。但是的，隻是表麵上的。實質上的，他的完全是傀儡的。特別重要的，他的軍隊的，一定由皇軍指揮的，這樣的，他的造不了反的。不過的，他的不在乎做傀儡的。他清楚知道的，與虎謀皮的，要求不能高的。他要的，隻是減少支那百姓災難的。令人敬佩的。咱們順水推舟的，將計就計的，也不吃虧的。”
於是，在淪陷區重新插上了“中華民國”的旗子，而不是什麽“大日本支那殖民地”的旗子。汪先生最自豪的自我辯護是：“淪陷區不是我賣掉的，是蔣介石丟掉的。我把丟掉的淪陷區從日本人手上要過來，重新插上中華民國的旗幟，能說我是賣國嗎？我和吳三桂一樣嗎？隻要能救天下蒼生，吾死不足惜，被罵為漢奸不足惜，做傀儡也不足惜。”雖然汪政府是傀儡政府，但也因之創建起了一種奇特的態勢 ━━ 二戰的結果，不管是英美蘇的同盟國戰勝，還是軸心國的德日意戰勝，中國總有一個政府站出來宣布中國是戰勝國之一。被侵略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 這是中華民族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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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啟越始終注視著郝達戈在讀他這個故事時透露出的困惑表情。乘機補充道：“求和，或者說，投降，是人類生存的重要手段。在遇到強敵時，動物有三種選擇：要麽“鬥”，要麽“逃”，要麽“死”，而人則多了個第四種選擇，就是“降”。並且，人類有史以來，麵臨強敵時，選擇“降”的人所占的比例遠遠大於選擇“鬥”的人，因為要生存，“好漢不吃眼前虧”。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經過了無數次的戰爭，但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是因為中國人最善於“降”，最懂得不能“硬鬥”。尤其是老百姓，根本就無法，也不該硬鬥。清兵入關，絕大多數城市望風歸降，但揚州遭屠，因為史可法不降。那被殺的30萬揚州城裏的男女老幼，真的都視死如歸嗎？他們心裏希望他們的領袖是史可法，還是汪精衛呢？其實，汪精衛式的人物，古今中外，到處都有，否則今天的人類就不會發展到現在的樣子。但汪先生的獨特之處是，他不是在兵臨城下，走投無路時開門投降，而是從安全無憂的重慶飛行幾千裏去東京自投羅網。何等高尚的情懷，何等令人敬佩的智、仁、勇？”
郝達戈怒了：“看來你們真的是不以為恥了。怪不得你們這些二鬼子殺害了我們那麽多抗日軍民呢。你們將99%的力量拿來對付共產黨，更是證明了汪蔣一氣，都是賣國賊。”楊啟越答道：“汪蔣是通氣，包括我在內，大部分汪軍都通蔣，或者找機會通蔣。日本人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不讓汪軍接觸蔣軍，否則臨陣倒戈的事天天發生。因為汪、蔣的部下，都是國民黨，都是中國人，都愛國。是人皆愛國，愛國是人的天性，它和愛自己同源。人隻要愛自己，就會愛自己所在的族群，就會愛國、愛民族。”
郝達戈聽著對方話裏有話，就問：“我們共產黨不是中國人？”楊啟越冷冷地回答：“你們是蘇聯人，你們的國名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汪軍內部就是這樣教育官兵的：‘說我們賣國，但我們的國家還叫中華民國，我們和日本人的協作是為中國老百姓維持治安。共產黨的國家叫蘇什麽埃的，這洋名字中國老百姓念起來挺拗口的。拗口也要賣國。’所以，日本人不擔心汪軍會投降共產黨，才把他們絕大部分調來和你們對壘。我們也樂意和你們打交道，因為你們遊而不擊。”
郝達戈真覺得拿楊啟越沒有辦法。隻好也冷笑道：“現在你我兩人，誰是漢奸賣國賊呢？”楊啟越說：“這是要拿事實證明的。”郝達戈問：“什麽事實？”楊啟越反問：“打算怎麽處置我？”郝達戈說：“對認罪的偽軍俘虜，我們是不殺的。但像你這樣頑固不化，和共產黨對抗到底的漢奸賣國賊，反革命分子，是格殺勿論的。”楊啟越說：“今天這場羞辱，我楊啟越再活著，就太沒意思了。但能不能讓我死得值一點？”郝達戈問：“你想怎樣？”楊啟越說：“你們已被包圍兩天，突圍不出去，因為對麵鬼子碉堡的封鎖火力很強。你們就算能過去，損失也一定很大。裏麵除鬼子外，還有我的部下。我設法幫你解決掉它，就是不知你相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就殺掉我吧！”郝達戈當然知道形勢的嚴峻。如果被楊啟越騙了，他的部隊就完了，他自己當然更活不了了，活著也沒意思了。但放棄這一機會，可能就沒有別的機會了。他了解楊啟越，知道這家夥是條漢子。他相信人性之中有光芒，也想證實一下這光芒，證實的賭注就是他自己的這條命。賭就賭吧！一揮手，對楊啟越說“你去吧！”。楊啟越帶著他的三個部下走了。郭建光始終默默地站在旁邊，心裏捏著一把汗。如果被楊啟越騙了，大哥的腦袋肯定是沒有了，因為就算能僥幸突圍，按照紀律，他也要被處決的。
郝達戈命令全連準備突圍。他的心跳得很不規則，一秒鍾一秒鍾地等待著，等待著戰鬥，也等待著死亡。半個小時過去了，他的心幾乎就要停跳了。突然，一聲巨響，對麵碉堡處火光衝天。沒聽到鬼子嘰裏哇啦的叫聲，肯定是沒來得及叫。郝達戈指揮全連，乘機衝過了封鎖線。當休息下來時，發現楊啟越部下那三個偽軍跟著一起來了。他們告訴郝達戈，楊營長帶著他們騙過了鬼子，進入碉堡，一聲令下，十幾個汪軍弟兄一起上，解決了五個鬼子，然後在碉堡內安置好炸藥，命令弟兄們先行撤退，他立即就來。可是爆炸的那一瞬間，他們回頭看，沒見到楊營長的影子。
郭建光始終陪伴在郝達戈的身旁，共嚐了這一幕幕的心靈震撼。但是，他太年輕，頭腦也簡單。他體會不到他那大哥的痛苦。
郝達戈心裏有點亂，他花了好多天，才梳理出頭緒來。他首先得找出理由，證明共產黨絕不賣國。雖然他對前幾年蘇區內肆無忌憚地殺地主，殺內部人，視法製為無物的做法非常反感，但他也為許多共產黨員的誌趣的高潔所感動。“共產主義”當然比“愛國主義”的境界要高尚許多。共產主義者毫無私心雜念，而愛國主義則是源自於個人的私心。楊啟越沒說錯，“愛國”和“愛自己”同源，而“愛自己”很難說有多高尚。人之間，人群之間的爭鬥發端於“愛自己”，“愛國”往往有人群爭鬥的色彩。而人群爭鬥往往會置是非曲直於不顧。日本人侵華暴行的發源意識正是他們的愛國主義。隻要將愛國主義解釋為“和外國人鬥”，愛國的熱情就很容易點燃，就像鼓動人們打群架一樣地容易，所以，對外發動戰爭往往是轉移對國內問題的視線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愛國主義更重要的內涵
━━ 熱愛國民，為之謀求福祉，則吸引力要弱得多。雖然他覺得“蘇維埃共和國”的稱呼很不妥，但也不認為這就是賣國，它隻是天真、幼稚的對蘇聯盲目崇拜的玩意。反正，他認為愛國主義隻有愛民，才和共產主義有共同之處。
━━ 熱愛國民，為之謀求福祉，則吸引力要弱得多。雖然他覺得“蘇維埃共和國”的稱呼很不妥，但也不認為這就是賣國，它隻是天真、幼稚的對蘇聯盲目崇拜的玩意。反正，他認為愛國主義隻有愛民，才和共產主義有共同之處。
他理解共產主義的精神實質是“愛人”，是為全人類追求幸福。僅就此而言，馬克思列寧並不比孔子、孟子的“仁者愛人”多出多少理想，共產主義思想體係並不比早於其二千幾百年的中國儒家學說多出多少新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正是擺出了“愛民”、“愛國”和“愛君或愛黨”三者之間的關係了嗎？
想到這裏，郝達戈對楊啟越抄的那故事越來越感興趣了。蔣介石說，他抗日，救的是社稷，比較次要，而汪精衛投降，為的是救比社稷更重要的民眾。次要的事容易做，且能流芳百世，蔣介石討了大巧；重要的事難做，而又遺臭萬年，汪精衛吃了大虧
━━ 為求仁而不在乎吃得恥之大虧，這需要何等高尚的品格呀！他幾乎恢複了對汪精衛的崇敬。雖然故事是杜撰的，但郝達戈覺得它是合理的，並且也希望它是真的，他相信在人的靈魂中有這種高風亮節的因子。
━━ 為求仁而不在乎吃得恥之大虧，這需要何等高尚的品格呀！他幾乎恢複了對汪精衛的崇敬。雖然故事是杜撰的，但郝達戈覺得它是合理的，並且也希望它是真的，他相信在人的靈魂中有這種高風亮節的因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不僅是一種主張，也是對人類社會實踐的總結，全人類都是如此實踐的。中國曆史上存在過成百上千的“社稷”，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國家主權”，但後來統統都滅亡了，滅亡的方式以“投降”居多。投降了，又怎麽樣呢？史可法之後的二百多年，漢人不是以做大清子民為榮嗎？這就映證了陪史可法死了的30萬揚州人死得沒價值。汪精衛式的人物，不管他們的主觀動機如何，客觀上都是保住了大多數民眾的身家性命，保證了中華民族的延續。如果都像史可法那樣，愛社稷不愛人民，中華民族早就被斬盡殺絕了。當一個族群遭到外強侵犯而無力抗拒時，投降既是悲哀，也是明智，需要汪精衛這樣的以人為本的無私的領袖。人民不要史可法那樣的脅迫他們去死的領袖，更不會要那麽一種領袖
━━ 有傳說說，這位領袖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把美帝國主義放進中國，讓蘇聯對中國施放原子彈，那樣中國就以付出幾億人犧牲的代價，換來帝國主義的完蛋，共產主義的勝利。但願這是謠言，不會有這樣的領袖，沒心肝，沒人性，賣國，也愚蠢之至
━━ 對中國放原子彈就能徹底消滅美帝了嗎？這傳說流毒甚廣，在互聯網上一點擊可找到幾百萬條相關信息。有待辟謠。如果這傳言是真的，並且那偉大的戰略決策一定要付諸實施，則每個人都得設法使自己和家人不在那幾億光榮犧牲者之列。最穩妥的辦法是移民美國，因為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隻是，“貧賤不能移”，富貴者才能跑得最快。而最高決策者能有史可法那樣的將自己包括在必死者之列的計劃嗎？
━━ 有傳說說，這位領袖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把美帝國主義放進中國，讓蘇聯對中國施放原子彈，那樣中國就以付出幾億人犧牲的代價，換來帝國主義的完蛋，共產主義的勝利。但願這是謠言，不會有這樣的領袖，沒心肝，沒人性，賣國，也愚蠢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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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本書目錄頁）
第三章，好大哥（二）
隨著抗日戰爭的進展，八路軍、新四軍一天天壯大了起來。日本投降前夕，郝達戈已晉升為團長，郭建光在去沙家浜養傷之前，就是連指導員了。後來又屢屢立功，到新中國成立時，已是團長了。接著，組織上安排他轉業，擔任了常熟縣委書記。郝達戈還留在部隊，職務是師政委。
郝達戈在一九四七年就在解放區結了婚，愛人是位軍醫，叫秦淑文。郭建光則在一九五零年娶了那“常熟城裏又一位百裏挑一的美人”。她是中學語文教師，叫姚瑤，師範學院畢業。女孩子有這麽高的文化，在常熟城裏也是百裏挑一的。書香門第出生，家教非常好，美麗賢淑，言談舉止優雅得體，人見人愛。自老人到小孩，男女老幼見到她，遠遠地都要和“姚老師”打招呼。照理，門戶不甚般配，郭建光是個當兵的老大粗。但英俊帥氣的外表，似憨厚實精明的神氣，也可以說是百裏挑一的。更何況，“縣太爺”這塊牌子，全縣二十萬人的父母官，就遠不是“百裏挑一”的了。英雄配美人，一時傳為佳談。
一九四八年，秦淑文生了個男孩，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開始後，便正式起名叫“郝援朝”。第二年，姚瑤生了個女孩，當然就叫郭抗美。“抗美”、“援朝”是當時最時髦的兩個名字。曾有統計，全國共有幾十萬個“抗美”、“援朝”，足以組成好幾個軍，就憑這個，“抗美援朝”就不可能不勝利。在抗美未出生之前，秦醫生對郭建光夫婦倆說，如果你們生個女孩，就給我郝家做媳婦。兩人笑著說：“指腹為婚，沒問題。”當然是說笑的，畢竟不是封建時代那樣由父母包辦的。此時，郝達戈已去了朝鮮戰場，擔任著一個軍的政治部主任。
和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佬硬碰，戰況之慘烈是可以想象的。部隊的高級幹部們背地裏都痛罵金日成。事先不通知中國方麵，就突然行動，結果一敗塗地，要中國方麵出來收拾爛攤子。因準備不足，我方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戰士不是犧牲在戰鬥中，卻是因冬衣供應不上而活活凍死的。軍官們背後都痛哭流涕，因為人員的損失遠超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的宣傳是：美帝侵朝，再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所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這當然是糊弄人的。高級軍官們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政治部主任就更苦惱，因為他得大聲地以這種謊話作宣傳。有幹部戰士發出疑問：“美國力量那麽強，要挑起戰爭，主動進攻，就一定會準備得極其充分，其勢必然是摧枯拉朽，不可能反過來被非常弱小的金日成的軍隊長驅直入，敗得那麽慘。”統一的答案是：“美國人耍了詭計，故意後撤，設下埋伏。朝鮮人民軍犯了輕敵的錯誤，盲目冒進，結果中了圈套。”
直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郝達戈才終於理清了朝鮮戰爭的頭緒：是斯大林處心積慮策劃的一場戰爭。他的戰略目標，除了進入亞洲腹地，控製太平洋西海岸外，就是製造和“西方帝國主義”的鬥爭，啟動“冷戰”，以鞏固社會主義陣營 ━━ 從東亞到東歐的龐大的蘇維埃殖民帝國。多年來一直縈繞在郝達戈腦子裏的當年被冤殺的李營長的話，又一次被證實了━━
為內部團結和士氣而製造敵人，有敵愾才能有同仇，殺雞才能嚇猴。李營長說這方法是蘇聯發明的，他不知道這其實這是實行專製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法，中國人老祖宗的“帝王術”，玩的主要就是這個。在朝鮮戰爭上，斯大林就玩得更是爐火純青了。
為內部團結和士氣而製造敵人，有敵愾才能有同仇，殺雞才能嚇猴。李營長說這方法是蘇聯發明的，他不知道這其實這是實行專製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法，中國人老祖宗的“帝王術”，玩的主要就是這個。在朝鮮戰爭上，斯大林就玩得更是爐火純青了。
東亞方麵，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國和美國開打後向蘇聯一邊倒。東歐方麵，則是要以朝鮮戰爭為藉口關閉東歐和西歐的邊界，阻斷西方勢力對東歐人的影響。由於地域、文化、曆史、生活方式、情感和價值觀等多方麵的因素的影響，東歐人自然而然地向往西方世界，蘇聯的強權暴力的殖民行為更激起強烈的脫離欲求。再加上經濟和物質生活水平的因素，蘇聯很快地就必將無法控製東歐。後來的匈牙利、捷克和波蘭事件就是明證。斯大林比誰都清楚形勢的險惡。他一定會想到，防止這種後果的唯一手段就是強行以暴力隔絕東西歐間的聯係，最有效的隔絕就是製造敵對。製造敵對的最有效辦法是打仗，打仗就是隔絕的最好理由和手段。一個人若不願意自己的女兒被鄰居的兒子勾引去，最有效的方法是和鄰居打一架，讓兩家成仇，如此則可吆喝住女兒，並關起門來管教。對方的魅力太強了，而己方卻很脆弱，不這樣做不行。
但是，蘇聯不能也不願自己在歐洲直接挑起戰火，那樣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爆發，蘇聯毫無勝算，把自己賠進去都有可能。而在東方的朝鮮開打，規模小一點，蘇聯自己不需要和西方直接衝突，使中國衝鋒陷陣，兩個陣營便進入戰爭狀態，但又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難點在於，如何使在東亞發生的朝鮮戰爭成為關閉東西歐邊界的藉口呢？關鍵就是使聯合國直接卷入戰爭，那麽一來，支持聯合國立場的西歐主要國家就成了戰爭的參與方，成了“蘇聯和東歐人民”支持的“朝鮮人民”的敵人，也就是說，東西歐之間進入了敵對狀態，就有理由封閉兩者間的通道。如果不是以聯合國的名義出兵，隻是美方單獨出兵，西歐國家就不算正式卷入敵對行動，關閉東﹑西歐疆界就還是不名正言順。隻有以聯合國的名義進行的戰爭才算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當然包括西歐國家的正式參戰，才有理由哄﹑壓陣營內部人民和西方世界劃清界限，徹底決裂，開啟冷戰，名正言順地封閉東西歐的疆界。那麽，如何造成是聯合國，而不是美國單獨參戰的形勢呢？很簡單，讓聯合國懲罰北朝鮮的決議通過就行。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就更簡單 ━━ 不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行使對其決議的否決權。其具體做法就更簡單 ━━ 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對朝鮮出兵時，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 ━━ 蘇聯的代表竟故意缺席以至出兵決議被通過。這幺大的事情居然會缺席，手法是相當無恥的。
金日成做夢也想統一朝鮮半島，正好被斯大林利用。小學生也能搞懂的是：沒有蘇聯的支持，金日成做夢也別想發起戰爭。後來，中蘇分裂時，朝鮮站在蘇聯一方，中國人罵金日成忘恩負義，無視“中朝人民鮮血凝成的友誼”，這其實罵得不很恰當，因為，要感謝的話，蘇聯對朝鮮的“恩情”比中國的大。蘇聯在1948年就開始武裝當時並無戰事的北朝鮮。給了他們坦克、衝鋒槍、艦艇等蘇式裝備，還幫助進行軍事訓練。而當時更渴望武器裝備的正在和國民黨作戰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卻隻能從蘇聯得到繳獲來的比較落後的日式裝備。這正說明，蘇聯早就在準備朝鮮戰爭了。鮮血真的能凝出友誼來嗎？關鍵就在於當事雙方覺得鮮血寶貴與否。視人命如草芥，草芥的流出物就凝不成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並且，在戰前的醞釀與準備過程中，斯大林與金日成兩人鬼鬼祟祟地瞞著中方，直到臨近開戰時才通報一下。其實兩人各懷鬼胎，金日成以為他獨自就能速勝，不必領中國的人情；斯大林則知他必敗，早就計劃好待其不可收拾時逼中方上前。若提前告訴中方，則中方要麽反對，要麽及早備戰，盡早、盡快地和金日成聯合行動。那樣的話，憑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氣勢，必然是不費吹灰之力，一鼓作氣拿下南韓，美國就會來不及幹預。權衡的結果，美國就極有可能放棄南朝鮮，接受朝鮮統一的現實。如此則其餘西方國家就卷不進來，斯大林就達不到上述和整個西方陣營對峙，發起冷戰的目的，所以，故意對中方封閉消息，等到聯合國出兵將金日成挫敗後，就大張旗鼓地宣告和聯合國為敵，取得了關閉東西歐疆界的理由。然後，才逼著中方倉促應戰，以致開戰時中方始損失很大。
蘇聯在朝鮮發起“熱戰”的目的就是啟動和西方的“冷戰”，冷戰的目的是隔絕、蒙蔽“社會主義陣營”人民的視聽，建立起封閉式的龐大殖民帝國。這種企圖的另一證據是1960年代建起的柏林牆。人類築牆的目的不外兩種，一是阻攔牆外之人進入，這自然無可厚非，另一是製止牆內之人外出，那便是禁錮了。對全體人民的禁錮，就是置人民生活在牢獄之中。
中國方麵的參戰，並不是什麽榮耀之事，隻是蘇聯逼迫的結果，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受到的外侮的繼續。日本這個敵人垮了，剩下的就是蘇聯這個敵人。它像一頭猛獸，時刻想著要將中國撕碎。侵略過中國的西歐帝國主義，英﹑法﹑德﹑西﹑葡﹑荷，占領的中國領土到頭來都歸還了中國，唯有東歐的俄國人占了永久性的大便宜。如果國民黨在內戰中戰勝了共產黨，接下來便是在蘇聯這老虎嘴邊搞資本主義，這無異於捋虎須。正好成為蘇聯共產主義革命的下一個靶子。戰國時秦國強大，搞‘遠交近攻’，先打靠近的國家，和較遠而暫且夠不著的國家則友好交往。國民黨掌權的中國，是臨近蘇聯的弱國，正是‘攻’的目標，不是‘交’的對象。
在那種形勢下，蘇聯大概也不至於想完全吞並中國，但會輕而易舉地肢解中國。首先把新疆的少數民族地區變為它的加盟共和國，然後將內蒙並入外蒙，讓西藏青海‘獨立’。進一步在東北重建一‘滿洲國’，將‘漢族人的中國’壓縮在長城以南，陝西四川以東的範圍內。中國將隻剩下三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麵積﹑人口和印度差不多。資源匱乏，且政治地理環境遠不如印度。印度的出海口很寬暢，周圍也無強敵環伺。中國卻是出海口壅塞，並處於大大小小外敵的虎視眈眈之下。
蘇聯會讓這一切都在‘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幌子下進行。這是二戰後的世界潮流。你說那是中國的領土，他說那是中國人強占的殖民地，中國的漢人必須像英國﹑法國的殖民主義者一樣，從占領的非漢族地區撤出。外蒙被拉出去的借口就是這個。那麽誰有理呢﹖誰的拳頭硬誰就有理。那時說什麽“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受到的隻會是全世界的嘲笑。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這一方麵不會支持中國，尤其不會支持中國為這個和蘇聯打仗。在漢人區建立漢人的中國，不違背西方人的邏輯，甚至也符合它們的利益。因此，國民黨將無法對付蘇聯的肢解。
隻有共產黨有辦法。中國共產黨打垮了國民黨，好像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它對付蘇聯的辦法就是適度地妥協，以柔克剛。以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作為政治投資，以與它拜把子呼它為老大哥作為情感投資，使它無法下毒手。尤其是在老大哥麵臨著西方陣營的強敵時，暫時拉攏住中國這個不可小視的兄弟顯然是最聰明的策略，符合其實際利益。這樣形勢下的中華民族其實是繼續著19世紀以來麵臨外侮時的生存方式。看上去是中國共產黨的有意識的革命行為，實際上是改變了式樣的屈辱，是另一種式樣的‘曲線救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曆史上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擔當起了實行這一‘曲線救國’的重任。蘇聯搞社會主義，中國就順著它也搞社會主義，如此則中國暫時得救了。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句話是沒錯的。
但是，問題不隻是叫聲老大哥那麽簡單，入夥要有入夥的規矩。《水滸傳》裏，林衝投奔王倫，要交‘投名狀’，就是要先去山下砍個人頭來作入夥的獻禮。否則對你怎麽能輕易就信任呢﹖斯大林發動韓戰，目的就包含對中共的收編、利用和考驗，逼中國為其火中取栗，開啟了冷戰時代，鞏固住了蘇聯的以‘社會主義陣營’為名稱的殖民地王國。當然，中共開罪了美國人，和美國結盟這條退路也就堵死了。
“抗美援朝”的確是“保家衛國”，隻不過，“抗美”是表麵現象，“抗蘇”才是實質，真正威脅中國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最關鍵的時期是斯大林死之前的那幾年。等到赫魯曉夫上台後，形勢就變了。蘇聯已顯露出頹勢，內部已受經濟衰落的困擾，外部和美國的競爭既力不從心，也騎虎難下。對中國的覬覦也隻有暫時擱置了。
自那以後，自鴉片戰爭出現的中國的外侮問題也就基本解決了。本來可能是最難對付的蘇聯問題是共產黨解決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如果真有天意的話，老天對國共兩黨的安置真是煞費了苦心。讓共產黨贏了，卻又不讓贏到底，留下了台灣一個尾巴。知道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對付蘇聯以救中國，就讓共產黨獲取大陸政權去執行這一任務；又知道到頭來還是‘隻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就讓國民黨大難不死，去台灣經營資本主義實驗樣板。國民黨在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條件本不十分成熟。也難為了孫中山﹑蔣介石的慘淡經營，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粗具框架。然而內憂外患，到頭來終於招架不住。既然蘇聯的威脅需要共產黨去對付，那就讓國民黨縮小經營規模，以台灣為舞台，在那兒穩紮穩打，終至於混出了模樣，政治民主和經濟繁榮使之不愧為亞洲一小龍。可見，對國共兩黨來說，都不失為各得其所。好像聽到上帝在說：“國民黨，對付蘇聯你不行，撤下去休整﹗共產黨，你行，你上﹗”
朝鮮戰爭的最大贏家是蘇聯，最大輸家是金日成，什麽也沒撈著，還差點粉身碎骨。在未來史書上，絕對是惡名昭著的。當然，最悲慘的承受者是朝鮮人民。而韓國人民則是保住了自己的家園，避免了後來如朝鮮那般的食不果腹的淒慘，自然是很大的勝利。日本躲在一旁，發了戰爭財，很快就從戰敗的形勢下崛起了，也是一贏家。美國人實現了其保衛韓國的原定目標，恢複了南北朝鮮的平衡局麵，可以說是政治上贏了。但戰場上付出的代價太高，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沒有全勝的戰爭。
中國方麵的得失分析起來有點複雜。從整個國家來說，參戰交出了“投名狀”，完成了對蘇聯的應付。同時，維持住了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麵，避免了統一的朝韓的巨大威脅。否則，東西方熱戰﹑冷戰的分界線將不是‘三八’線而是鴨綠江，整個東北，乃至全中國就得更加依賴蘇聯從而更受其控製；東北的朝鮮族人要脫離中國歸併入朝韓的麻煩會比新疆﹑西藏大得多。這麼多年來，北朝鮮的共產黨政權構成了極其重要的屏障。對中國有利但坑了朝鮮的老百姓。但這不是中國方麵的責任，蘇聯是罪魁禍首。“抗美援朝”實際上是“附蘇坑朝”，中國政府的行為在很多的程度上是被動的，被迫的。這場戰爭也為中國贏來了一點麵子：居然把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人趕到了三八線以南。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沒有輸的進攻型對外戰爭（抗日戰爭是防禦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向全世界宣佈：中國人民在戰場上站起來了。繼抗戰勝利後，進一步地洗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全民族的頹氣。但這種麵子上的所得，能否抵償裏子的損失
━━ 誌願軍那麽巨大的傷亡和國內建設的延耽 ━━ 是很值得斟酌的。這點麵子值得炫耀嗎？
━━ 誌願軍那麽巨大的傷亡和國內建設的延耽 ━━ 是很值得斟酌的。這點麵子值得炫耀嗎？
說中共參戰完全是被迫的也不對。這和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也很有關係。毛澤東自己就想打這一仗。他是戰爭的天才，戰爭是他的生命，後來的十幾年也始終念念不忘地“要準備打仗”，“大打、早打”。但朝鮮戰爭對他來說，是很不合算的。倒是給中華民族提供了意外的機遇。首先是毛岸英的陣亡這樣的偶然事件，使中國從此避免了最高權力世襲製的複辟，避免了後來朝鮮式的道路。這一點，對中華民族的意義，怎麽估計也不為過高。同樣的，攻克台灣機會的失去也是如此。沒有朝鮮戰爭，就沒有後來成為“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在這兩點上，毛澤東和他的黨的得失與中華民族在得失上的不一致，說明他們不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當然，毛左份子會說：“失去毛岸英和解放台灣的機會使全中國人民和台灣人民失去了今日朝鮮人民的無限幸福和無上榮光的幸福生活。”━━
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朝鮮戰爭是郝達戈的噩夢。秦淑文在郝達戈赴朝不久，就因腦出血而突然去世了，兒子還不到三歲，被郭建光夫婦抱回了家。不多久，抗美也出世了。一個月以後，郝達戈才接到噩耗。不幾天，他負了重傷，截去了兩條下肢，生殖係統也被徹底摧毀，再也無法娶妻生子了，雖然他還不到四十歲。回國養傷，療養所在太湖邊上，離常熟不遠。郭建光夫婦經常帶著兩個孩子去看望他，兄弟之間，要說的話太多太多了。
在一年多的療養過程中，郝達戈逐漸平靜了下來，肉體之苦和喪妻之痛在溫柔且無情的時間流逝中逐漸消失了它們的銳利。他有了足夠多的時間回味、思考之前的一切，也回到了離別多年卻時時渴望著再回鑽進去的書齋之中。他開始暗自慶幸他能以肉體的殘障換來了精神的安寧。嚴重殘廢的副軍級幹部，且又與世無爭，完全是進入了比世外桃源還要理想的境地。世外桃源中人必然會有的生計問題，他郝達戈沒有。對這樣級別的幹部，衣、食、住、行、醫、護、書、娛等等，組織上都為之安排得妥妥貼貼的。他要求就在常熟療養，和郝達戈一牆之隔。本來他可以配備女看護員，但他不要，要了個男看護員，這樣事事方便。但在孩子的撫養上就不甚理想了。不過這也不是問題，援朝交給郭建光夫婦照看。生死之交的兄弟，弟妹又是個知書達理，教子有方的老師，再加那不成文的婚姻之約，一切都合理且和諧。
自然而然的，郝達戈成了郭建光家的食客，幹脆就在他家包飯了。一到吃飯時間，援朝就攙著抗美過來叫他。一個喊“爸”，另一個喊“好伯”，兩人合力推他的輪椅，吃了飯以後，老弟兄倆通常都要聊一會兒。隻要不是太遲，兩個孩子總是搶著要將他送回去。同事、朋友們來看他們時，會對郝達戈說：“你好福氣。人說養兒防老，你沒老就享上兒子的福了，連兒媳婦也配合上了。”大家都哈哈大笑。的確是兩家人都其樂融融。姚瑤僱了個保姆，家裏的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條。保姆的工資是每月20元，按那時的物價，20元可以養活三、四口人。取消供給製後，郝達戈的工資是每月160元，看護員費用由國家全包。郭建光兩口總共是190元。對兩家人來說，不存在錢的問題。至於弟兄倆之間怎麽樣“明算賬”的問題，就不勞他人憂心了。
郝達戈年幼時就享福，因為“吃飽了撐得慌”，出來吃苦幹革命了。現在又享起了二茬福，很知道如何“惜福”。他不想幹革命了，他已失去了動力。他沒法告訴自己“當初參加革命對不對？”戎馬倥傯之際，許多問題無暇思考。現在靜下心來，首先要想的是：“當時我參加共產黨，目的是為中國未來的法治化努力。後來的事實證明，共產黨的施政方針是背離法治的。在建國之前，他還抱有一絲幻想，認為在革命時期，共產黨事業的核心是武裝鬥爭，整個共產黨是一支軍隊，而軍隊運作的方式主要是人治。再民主的國家，其軍隊行為都免不了人治，更何況傳統人治的中國呢。他期盼著勝利之後，共產黨能夠逐步邁向法治化，因為共產黨反複且信誓旦旦地宣告，革命勝利以後，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多黨競爭，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當然是法治社會，他相信共產黨有可能會恪守它的斬釘截鐵的承諾。但建國以後，他就大失所望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批《武訓傳》，等等，沒有一件事有法治的影子。再回頭看看它崇信、學習的楷模，蘇聯，顯然是登峰造極的專製王朝。朝鮮戰爭後，向蘇聯的一邊倒更使他夢中的法治像肥皂泡一般地完全破滅了。
共產黨背棄了它的民主承諾。四十年代《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和毛澤東的多次講話，尤其是他的《新民主主義論》，都一再強調要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但結果竟毫無愧色地違背曾經擲地有聲的諾言。有基層宣傳幹部解釋說：“宣傳民主是為了建立和民主黨派、知識份子的統一戰線，是一種策略，不會真的實行的。時機一成熟，什麽都是可以改變的。”在郝達戈看來，這說法太無恥了。兌現承諾是古今中外全人類的基本道德，關係到做人的品格、形象和名聲。人有人格，黨有黨格，“格”是決定形象和名聲的根據。共產黨似乎毫不在乎它的黨格，不考慮它的名聲和形象。它的邏輯看上去是：有槍就有政權，有權就有一切，名聲和形象不重要，或者說，名聲和形象可以因為權力無邊而自己說了算。共產黨員們從一開始革命就不懷疑自己的高尚性，民眾也相信和崇敬他們的高尚性，因為他們的確有著為解放民眾而奮鬥犧牲的精神。在獲得政權以後，其成員，包括其領袖，高尚的動機逐步減弱、消失，但又認識不到這一點。於是，共產黨在自己已經不再“偉光正”的時候，仍然強調自己的“偉光正”，並且發現這“偉光正”形象的維持需要暴力手段。誰知，以暴力手段維護道德形象的行為本身正說明道德的丟失。“黨格”背離了人格的標準。
關鍵在於他們的指導思想
━━ 馬列主義，其荒謬的根本在於階級鬥爭理論。它一旦付諸實踐，就得硬將基本不存在的階級鬥爭以暴力強加給社會。這種暴力，殘酷且無道德可言。最明顯不過的是沒來由地編造出“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罪惡”而將之剝奪、消滅（請參閱本書“《資本論》錯得離譜”一節）。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三者都離不開反道德的行為
━━ 武裝鬥爭是殺人，統一戰線是欺騙，黨的建設是內部的自相殘殺。依靠這三大法寶取得革命的勝利後，對自身不道德行為的認知就更是被勝利的喜悅、興奮和得意忘形衝刷得無影無蹤。
━━ 馬列主義，其荒謬的根本在於階級鬥爭理論。它一旦付諸實踐，就得硬將基本不存在的階級鬥爭以暴力強加給社會。這種暴力，殘酷且無道德可言。最明顯不過的是沒來由地編造出“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罪惡”而將之剝奪、消滅（請參閱本書“《資本論》錯得離譜”一節）。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三者都離不開反道德的行為
━━ 武裝鬥爭是殺人，統一戰線是欺騙，黨的建設是內部的自相殘殺。依靠這三大法寶取得革命的勝利後，對自身不道德行為的認知就更是被勝利的喜悅、興奮和得意忘形衝刷得無影無蹤。
黨格和人格分離，黨性和人性分裂，黨性強勢的結果，是人性的泯滅。
郝達戈肉體的傷勢逐漸痊愈了，但心靈上的傷痕卻愈形加深。他是副軍級幹部，轉業後便是副省級。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做省人民法院，或省檢察院的院長，這樣便是專業對口，因為他是學法律出身的。但他不願意。因為法律係統沒有法治，不是由法治衍生出的法製也就不可能公平、公正和公開，甚至它本身就能製造罪惡。
至於宣傳係統，他早就渴望著離開了，因為這個係統越來越墮落。在裏麵幹一天，得說一天的假話，幹一輩子，得說一輩子假話，是職業的撒謊者。到死的那一天，總結一下這一輩子所說的話，所幹的事，有良心的人會死不瞑目的。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廢話，總之都是鬼話。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哪裏是人過的日子？他很早就意識到，共產黨極有可能垮在自己的政治思想宣傳上，就像那喊“狼來了”的孩子一樣地壞在誠信的喪失上。革命時期，思想政治宣傳工作的對象是單純的農民和士兵，其目標也隻是鼓舞士氣以爭取戰爭的勝利。但進城以後，宣傳對象包括進了知識份子和市民階層，而社會生活的內容已不是打仗了。原先的宣傳內容越來越脫離實際，宣傳人員的水平越來越跟不上，手腳也被捆得越來越緊，於是，很快就進入了“講經者無意，聽經者無心”的局麵。自己“假、大、空、套、廢”也罷了，還要“逼”著全社會跟著“假、大、空、套、廢”。這“逼”是隻有暴力才能做到的，具體的“逼法”就是以言治罪，不跟著假大空套廢，想說真話，就要被治罪。郝達戈哪裏能勝任文字監獄裏的獄吏這活兒？
後來，當改革開放以後，經常說及國有企業虧損的事。郝達戈問郭建光：“虧損最大的國營企業是哪個？”郭建光答不上，但心裏知道這大哥的答案一定是有點花花腸子的。郝達戈的答案是：“中共的政治思想宣傳係統。”郭建光覺得是那麽回事。“投入巨大，但收入是負的。老百姓對共產黨的信仰就是被宣傳係統逐步打消得一幹二淨的。”“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我們去解放他們。”
━━ 這就是宣傳係統最精彩的傑作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當變天後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狀況已經比中國好很多時，還有左派在哪裏撒謊說俄羅斯和東歐人民“活得悲慘”。騙得了人的時候，騙騙也罷了，騙不了人的時候還要騙，說明這騙人的機器已經完全僵化了。
━━ 這就是宣傳係統最精彩的傑作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當變天後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狀況已經比中國好很多時，還有左派在哪裏撒謊說俄羅斯和東歐人民“活得悲慘”。騙得了人的時候，騙騙也罷了，騙不了人的時候還要騙，說明這騙人的機器已經完全僵化了。
抗美援朝結束了，進入了應該全力以赴地進行建設的時期，當權者該做什麽，怎麽做？郝達戈對共產黨在這方麵的意願和能力毫無信心。他自己不懂經濟，但黨內高層中，比他更不懂的人有的是，可是這些人都有權指手畫腳。尤其是毛澤東，他非但比誰都不懂，比誰都對經濟建設沒有興趣，但又擔心大權旁落且自以為是地橫加幹涉。再加上，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就是當權者一定要幹預經濟的理論，經濟服從政治。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的結果是：集體化的弊病很快就顯示出來
━━ 管理者的無知無能加官僚主義和勞動者的缺乏積極性，接下來是管理者的以權謀私進一步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經濟上開始捉襟見肘，毛澤東感到了壓力，再加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以政治鬥爭掩蓋經濟問題的手法。政治鬥爭就是權力鬥爭，它和軍事鬥爭一樣，是毛澤東的強項。於是就策劃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
━━ 管理者的無知無能加官僚主義和勞動者的缺乏積極性，接下來是管理者的以權謀私進一步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經濟上開始捉襟見肘，毛澤東感到了壓力，再加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以政治鬥爭掩蓋經濟問題的手法。政治鬥爭就是權力鬥爭，它和軍事鬥爭一樣，是毛澤東的強項。於是就策劃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
郝達戈身在共產黨內，卻以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身份注視著，預測著一切。匈牙利事件一發生，他就預感到風暴的來臨了。他又一次想起那被冤殺的李營長的話：“如果在革命勝利以後，這種製造敵人的手法還需要的話，那就表示，我們的革命不是正義的事業，而是罪惡。”看來這敵人是不得不再次製造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反右的結果，意誌高度統一了，創造了條件使發起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統一行動能夠實現，從而導致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慘烈的人為災難。
郝達戈是個嚴重的殘疾人。除了下體截除，顱骨裏還有一塊彈片，偶爾會有不適的感覺。他便以之作為藉口，要求分配他健康能勝任的工作。領導上也早就不打算要拿他派什麽大用場了，盡量給他以照顧，給了他一個省軍區副司令員的閑職，幾乎沒有什麽任務要求，就當他是廢人一個了。他也落得悠閑，連省軍區司令部也很少去，就住在常熟，和幾歲的兒子，還有郭建光一家相伴。每天很規律地搖著輪椅出去活動。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還學會了一套坐在輪椅上的保健操。再加生活和醫療條件的優越，居然健康狀況越來越好。他把主要的時間用在讀書看報上。他想在老百姓中交上了幾個朋友，但很不容易，人們都對他敬而遠之。省軍區副司令常年住在一個縣城裏的事是很少見的。平時極有威嚴的縣、區、鄉大大小小的幹部們也會經常到他在公園曬太陽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問候他。大家見麵都稱呼他為“郝司令”。
他在居民中交不到朋友，因為不能和他們談得太深。他知道他們心裏有怨恨，巴不得有上級領導出來為他們作主。他這一現成的大官，本該是天降的救星。也正因為如此，他不能卷進去，否則，麻煩會很大。所幸郭建光是全縣第一把手，為人清廉正直，所以，全縣幹部隊伍的作風還不是很離譜。但就這樣，老百姓對共產黨是離而遠之的。
郝達戈在上大學時，酷愛下圍棋。他對圍棋的看法是：圍棋是一種充滿自然與民主精神的遊戲﹐其規則可以隻有簡單的數條。最明顯之點就是棋子的死活問題﹐它不是硬性的規定﹐而是自然的演繹結果﹐是“一著隻可以落一子”和“無氣之子必須被吃”此兩條規定的邏輯推定。圍棋的巨大魅力最根本的源發地即在於這種邏輯推理方式。實際上﹐在上兩條規定之外﹐再加上關於“打劫”的規定(本質上此規定應包含在防止無限循環從而爭執不下的規定中)﹐便構成了圍棋行棋過程的全部規則。(輸贏的計數方法在外)。他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幾個棋伴，但後來覺得時間消耗在這上麵不值得。但又沒有更好的消遣時間的方法。直到改革開放後，可讀性的書籍報刊多了起來，他就不下棋了。
郭建光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心直口快，心胸坦蕩，對黨內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問題，經常直截了當地說出來，沒有多少顧慮。他不像郝達戈這樣的“心中有鬼”。可以說，郝達戈多少年來，這個隱藏於共產黨內的“法治間諜”實際上是個冷靜的旁觀者。他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再加上較高的職位所提供的信息獲取量，使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頭腦最清醒的“哲人”。他和郭建光過去是生死與共，現在又是朝夕相處，照理可以無話不講。但他知道，許多話不能講。郭建光對郝達戈心裏的東西不會接受，接受了對他也沒好處，所以，對他說話很有分寸。
一個對法治社會孜孜向往的智者，當然一眼就能對現實人治社會看清並對之作出結論：人治社會不可能有言論自由，有異議者隻有具備高度的恐懼意識才能生存。他有收音機，可以收聽美國之音和台灣電台，但都是在晚間入睡前戴上耳機聽，不讓睡在另一屋的看護員知道，聽到的東西當然也不會出去講。他是個三十年代學法律的大學生，享受過國民黨時期的言論自由。他認識到，國民黨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和它的言論自由政策被共產黨利用有關係。作為共產黨的高級宣傳幹部，他當然知道製定箝製言論政策的由來。他很早就得出他自己不願得出的結論：共產黨手裏沒有真理，不理直氣壯，不光明正大，沒有言論箝製，共產黨就無法存在。
一九八九年春，開始了那場驚心動魄的民主運動。從其開始的第一天起，郝達戈就坐立不安。那排山倒海的聲勢從一開始就沒給他帶來多少振奮和鼓舞，因為那隻是民怨的爆發。對頭腦清醒的郝達戈來說，不爆發也知道民怨的存在，但僅僅是爆發，就隻能是情緒的發泄，不能解決任何實質問題。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但示威者們的出發點隻是要求共產黨實行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要共產黨自己設法改邪歸正，示威者們自己卻拿不出建設性的建議和具體的要求。作為老黨員，高級幹部，郝達戈清楚知道，這無異於與虎謀皮，共產黨沒有向老百姓妥協的先例，更何況其內部的頑固、保守力量十分強大。很自然的，共產黨宣布示威遊行為動亂，而示威者當然也不依不饒。這是自古以來統治者和民眾之間互不妥協而進入僵持局麵的少見的例子，最後的解決隻能是統治者的血腥鎮壓。
處於僵持之下，民眾方麵麵臨的問題非常棘手，因為他們不是一個內部協調、凝聚成一體的行為主體。就是說，沒有組織、沒有領袖，因而也提不出行動的綱領、目標、策略和計劃。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對手連談判的資格也沒有，因為他們派不出有權威，說話算數的代表。“集體”必須以“組織”的形式活動，而“組織”必須要有領袖，否則，“群眾”就隻是烏合之眾。
郝達戈明白，烏合之眾和組織嚴密並且武裝到牙齒的當局僵持的結局隻能是血腥的鎮壓，因為對烏合之眾，不使用暴力，要他們自動散夥是難以做到的。尤其像北京那樣的地方，時時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湧入，沒有非常的暴力措施，天安門廣場將會被永遠堵住。但是，一旦使用暴力，那就太淒慘、太悲哀了。那將是民族的恥辱，因為它說明統治者和民眾雙方的素質都很低劣。並且，好不容易形成的中國民主化的趨勢就會被徹底扭轉，中國要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政治上回歸毛澤東路線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那條路線所需的一切硬件還完整無缺。盡管倒退以後必然要跌入經濟垮台的溝壑，但認識到這一點並知道後悔的事，隻能發生在跌到溝底以後。
此時的中國，需要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那樣的領袖，這些人都是知識份子。但很悲哀的是，中國沒有這樣的有勇氣的知識份子。
郝達戈心焦如焚。他突然想到：“我就不能豁出去嗎？我什麽地方不如瓦文薩、哈維爾和曼德拉呢？我不是當年上大學時就準備著為國家、民族押上性命去賭博的嗎？此時不正是該押上又一注的時候嗎？”他決定了。
首先，他必須起草一份綱領性的文件，使民眾明確自己的要求是什麽，並且昭告全世界，獲得世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然後，遞交給中共中央，使他們有一個可以討論的對象
━━ 不管是接受、部份接受或完全拒絕，都是進入了一個可以“有話好好說”的形勢。如果中共中央完全拒絕，它也不好完全翻臉而立即進行赤裸裸的鎮壓。那時，他郝達戈會勸告民眾，“見好就收，全身而退”，退出天安門廣場和北京的大街小巷。“身”退出了，但“心”還留在民主的陣地上。那麽一來，極其明朗的民心向背必將成為對中共後續行為的強有力的影響力量。
━━ 不管是接受、部份接受或完全拒絕，都是進入了一個可以“有話好好說”的形勢。如果中共中央完全拒絕，它也不好完全翻臉而立即進行赤裸裸的鎮壓。那時，他郝達戈會勸告民眾，“見好就收，全身而退”，退出天安門廣場和北京的大街小巷。“身”退出了，但“心”還留在民主的陣地上。那麽一來，極其明朗的民心向背必將成為對中共後續行為的強有力的影響力量。
如果不經過這種有組織、有綱領的和中共中央的對話，即使民眾最後會因“疲勞”而自動撤出的話，共產黨也要秋後算帳的，否則，對共產黨來說，顏麵盡失，人心渙散，失去了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控製力量，黨就近於崩潰了，社會動亂就難以避免。如此局麵對誰都不是好事。結果必然是，共產黨為立威，一定要大規模抓捕、鎮壓，其恐怖的程度絕不會亞於鎮反、肅反、反右和文革。
郝達戈對鄧小平是有所了解的。如果有強大的民意支持，鄧小平原本是有實現民主化的意願的。但被七九年的“民主牆”搞怕了。他本來想利用民意，一是搞倒華國鋒，二是試探著清算毛澤東。誰知民眾，主要是知識份子，不敢參與民主牆活動，不敢清算毛澤東，結果民主牆變得汙七八糟，並且反而有人搞到鄧小平的頭上。以致他在黨內遭到左派的指責和嘲笑，灰頭土臉，隻好封閉民主牆。他的結論隻能是，中國實行民主化的條件遠不成熟，“人民群眾”扶不起，甚至沾不得。這一次，如果民眾能凝聚而形成強大的有序的力量，他是有可能重新斟酌的，至少，血腥鎮壓的可能性會小許多。
反正，郝達戈覺得自己義不容辭。他毫無個人的野心，更不是要出什麽風頭。對自己這次行為後果的唯一預期就是
━━死！ ━━ 槍林彈雨裏過來，隻剩下半條命，還活到了現在這七十多歲。若再來這麽一齣，這一輩子也就值了。中國現在太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去死了。他自信，自己的學識和才華足以當此重任，雖然在中共體製內，他算是低級別的人。但是，一個老紅軍戰士，擁有一九五五年的少將軍銜，省軍區副司令員，用輪椅搖著壯烈的殘障身軀上到天安門廣場，其號召力絕不會比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有絲毫遜色。比之無數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偉大領袖”，他不會有一點自慚形穢的感覺。
━━死！ ━━ 槍林彈雨裏過來，隻剩下半條命，還活到了現在這七十多歲。若再來這麽一齣，這一輩子也就值了。中國現在太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去死了。他自信，自己的學識和才華足以當此重任，雖然在中共體製內，他算是低級別的人。但是，一個老紅軍戰士，擁有一九五五年的少將軍銜，省軍區副司令員，用輪椅搖著壯烈的殘障身軀上到天安門廣場，其號召力絕不會比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有絲毫遜色。比之無數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偉大領袖”，他不會有一點自慚形穢的感覺。
現在，他要即刻做的是，起草一份綱領性文件作為向中央提交的政治改革建議。建議的內容，首先要考慮的是中央接受的可能性，當然必須具備可行性。其次是要考慮民眾接受的可能性。他清楚知道，老百姓的要求是不高的。並且，他認為，中國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得循序漸進。於是，他首先列出了下麵的一個提綱：
1．修改憲法，明確規定共產黨可繼續一黨專政三十年，到二零二二年的中共二十大為止。自那以後，中國共產黨仍然可作為參選的政黨之一參與民主競選。
2．逐步實現黨內民主，對現在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立即進行改選。由鄧小平同誌和現任政治局常委以50%的差額擬定候選人名單，由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無記名投票。明確宣布中央軍委主席由鄧小平同誌終生擔任。暫且不搞軍隊國家化。
3．從十四大起，由代表大會按50%差額無記名推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然後再進行第二次無記名投票，按票數多少決定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常委內的分工由其內部協商，無法決定時由中央政治局協商或投票決定。總書記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4．十五大起，中央代表大會代表由縣及以上各級代表大會無記名投票選舉，各地代表名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分配。然後，中央代表大會則繼續按十四大方式產生中央領導機構。
5．爭取在十六大，最遲十七大，實現黨內一人一票的黨員代表的選舉。使得自下而上的各級領導班子都逐步發展到由代表間接選舉產生。
6．在黨內民主逐步發展的同時，對黨外的民主也逐步醞釀和推廣，譬如，香港、澳門回歸後，盡早地讓它們實行一人一票的全民直選議員和特首，並將它們的選舉經驗向全國逐步推廣。
7．維持、鼓勵、改進剛剛開始的鄉鎮基層選舉。雖然這選舉不倫不類且弊端多多，但有總比沒有好。
8．將所有單位內的工會、婦聯、共青團、學生會等組織“非官方化”，實行組織內的自由選舉。
9．逐步推廣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等“知識份子成堆”的單位的民主選舉，盡早實現“教授治校”。
10．落實和擴大人大和政協的參政權力。在未實現對它們的全民選舉之前，不授予它們“任命權”，但授予它們對政府工作人員的動真格的“質詢權”和“彈劾權”。可以將兩會合並為單一的“議會”，並對“議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規定一定的文化程度方麵的要求，如大專以上畢業生的水平。如此，則可以在數年內實現“議員”的“半全民選舉”，為他們能行使全權的議會權力做好準備。
11．研究最近西方發明的電腦和互聯網技術，利用這方麵的技術，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克服現有民主國家在選舉過程中的各種缺點、困難、弊病和金錢花費等等妨礙民主完善化的因素。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政治文明已經並且將繼續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12．實行“黨內分權”製度，變“塊塊治理”為“條條治理”。地方“公、檢、法”係統獨立於地方黨政係統，並互相獨立，互相監督和製約，也就是“司法獨立、分立”，但每一條條必須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垂直領導。對司法係統進行大規模的人員調整，全麵實現司法人員的專業化。
13．“議會”也作為一“條條”，其功能是對其它條條行使確切的監督和製約權。
14．加大反腐敗的法律行動，如實行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建立和加強群眾監督和舉報的機製，等等。
15．釋放一切政治犯並給予補償和賠償。
16．全麵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設立“以公共權力侵犯私人權利罪”，切實以法律保障人權。全麵開放言論自由，廢除黨的宣傳部門對各種形式的思想表達的幹預和審批權。對有可能危害社會的言論或其它方式的表達需經公開的法律程序處理。
17．根據國家經濟狀況和通貨膨脹的形勢，合理調整由國家財政供給的各類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糾正經濟收入上“腦體倒掛”的不合理且妨害生產力發展的分配製度。
18．重新研討計劃生育政策，讓全民，尤其是專家發表意見，製定出新的人口規劃和有關法律，避免人口政策的極端化和非科學化導致長遠的嚴重危害。
19．改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從青少年抓起，其內容應集中於以下幾方麵：
l 孔孟二十二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者愛人”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l 以孔孟二十二字為標準所建立的“普世價值”為規範的道德行為準則。
l 法律教育。
l 選舉知識和模擬活動。
全體人員，包括在校學生，政治學習時間不得多於每星期兩小時。
20．對尚未普及漢語的少數民族，采取經濟措施，鼓勵但不是強迫性地促使他們在語言方麵漢化。他們因語言文字障礙而麵臨著嚴重的發展困難。連初中水平的文化產品，如書、報、影、視等都生產不出，這樣的民族必然長期處於低文化水平狀態。既然不願讓他們獨立出去“西化”，就得幫助他們“漢化”。否則，既不是仁義，也不是民主，而是坑害。語言同化是人類發展的不可阻攔的趨勢，它不違背普世價值，甚至還符合共產主義。
21．允許國內外新聞工作人員自由采訪，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增進外界對國情、民情，尤其是少數民族的了解。
22．建立並逐步完善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養老、扶殘等方麵的社會福利係統。
23．環境保護，刻不容緩，否則遺患子孫萬代。
此時已是五月下旬。郝達戈知道，慘劇隨時都會發生。他必須夜以繼日，挑燈夜戰。花了兩天兩夜，邊想邊寫，邊寫邊改。成功以後，他就開始刻蠟紙進行油印。（那時沒有電腦，更沒有電腦打印。油印就是將字刻在蠟紙上，再將蠟紙放在油印機的平板上，其下方墊著白紙。用沾著油墨的滾子在蠟紙上滾動，油墨便透過蠟紙上的字滲透到其下的白紙上，字就印出來了。）
他幾乎一分鍾也沒合眼地幹了三天三夜，印出了一百份。已是下半夜，他終於可以躺下了。他已叫看護員不聲張地買好兩張去北京的火車票，連郭建光夫婦也沒告知，他不願意讓他們卷入其中。這看護員是他從家鄉帶來的外甥，四十多歲，比援朝大幾歲。結了婚，有了個小男孩，十幾歲了，在上初中。郝達戈早就開始向領導上打報告，要求讓他這外甥做他的看護員。這職務一直由部隊分配來的年輕戰士擔任，這始終使郝達戈很不安，因為看護員實質上就是幹保姆的活，年紀輕輕的小夥子，寶貴的青春時光被耽誤了。而他這外甥，隻有小學文化，在農村就是種地，到他這兒來，老婆孩子都有了城鎮戶口，有了固定收入，孩子也上到了好的學校，真是“糠籮跳進了米蘿”。領導上後來批準了。家裏寬敞，住得下，因為援朝和抗美結婚後一直在蘇州工作了，平時不住在爸爸這裏。郝達戈還有一“不可告人”的心思是：他是個“不軌之人”，家裏有個外人，總是很不自在、不方便的，而自己的外甥，又沒什麽文化，一切就放心無憂了。
火車是下午五點鍾的。下午兩點時，外甥敲他的門，他沒答應。又敲了兩次，還是沒聲音，外甥趕緊推門，門沒栓，他走進去，發現舅舅躺在床上大口喘氣。他趕緊上前，大喊“舅舅！舅舅！”並且搖他。發現他已昏迷了。趕緊打電話到隔壁“二舅”郭建光家。郭、姚二人立即趕了過來。一看不好，立即要了救護車，接著又給援朝、抗美打了電話，要他們立即趕回。
醫院的診斷是“腦溢血”，要緊急做開顱手術，但常熟縣醫院做不了，得立即去南京軍區總醫院。領導上立即派來了直升飛機。兩個鍾頭之內即抵達南京，上了手術台。醫生說，因為搶救及時，手術順利。但會昏迷數日，甦醒後也可能出現偏癱，完全恢複至少數月。
當他清醒過來時，已是六月五日了。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在一旁的援朝：“天安門那邊怎樣了？”話很不清楚，但兒子懂。就回答說：“還是那樣。”他從援朝的麵容和聲音知道不是那麽回事。“到底怎麽了？”他發急了。醫生囑咐說不能讓病人情緒不穩，援朝知道瞞不過，越瞞他會越急。就貼著他的耳邊說：“殺人了，至少幾百人。”
他哭了，沒有聲音，隻有眼淚，並且隻有一隻眼睛有眼淚，另一隻沒有，因為半身不遂，一隻眼睛不能動，男兒有淚，重彈不出。
他哭了，沒有聲音，隻有眼淚，並且隻有一隻眼睛有眼淚，另一隻沒有，因為半身不遂，一隻眼睛不能動，男兒有淚，重彈不出。
一年以後，他基本恢複正常了。但不說任何有關政治方麵的話，直到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一個月之前，戈爾巴喬夫已宣布蘇聯解散。
一個周末的晚上，援朝、抗美回來看他。他突然像是背書一樣地說起話來：
“戈爾巴喬夫成功了，因為蘇聯人民成熟了。趙紫陽失敗了，因為中國人民不成熟。瓜熟才能蒂落，瓜熟自然蒂落。”
“‘人民群眾’太盲目了。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到民主牆，到八九民運，統統說明，沒有言論自由和信息獲取自由的人民群眾隻是一群羊。古漢語裏有‘牧民’這一動詞，說明中國古人是很有見識的。領頭羊太重要了。民主運動一定要有領袖。”
“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責任人，但他選擇了在六四淩晨行動，表示他有盡可能減少傷亡的意圖，因為那時應該是示威者最少的時候。”
“但是，淩晨仍然堅持在廣場上的人群中，一定包含著民主信念最堅定的一群人，一群年輕人，中國民主力量的精華，太可惜了。”
“說示威者違反法律是不公平的，因為民眾的‘非法’是當局長期的‘無法無天’逼迫、熏陶出來的。屠殺本身就是明擺著的非法。”
“南巡講話說明鄧小平是最想從‘六四’吸取教訓，進行補救的人。他把牢了‘生產力是決定曆史前進的巨大動力’這一基本原理。”
“左派一定會對蘇聯東歐變天後的暫時性困難做大肆的宣傳，右派則應該認真研究實際的情況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蘇聯、東歐變天的基本機製是專製權力使用專製的方法強製性地實行和平演變。就是說，專製促進了民主。中國未來的道路也隻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沿著和平演變的道路曲折而奮勇地前進
━━ 隻要你主張政治改革，你就是讚同此路 ━━ 除非你主張武裝革命。八千萬共產黨員囊括了90%的中國社會精英，局外之人能奈何他們嗎？但得相信，他們能走出自己的路。”
━━ 隻要你主張政治改革，你就是讚同此路 ━━ 除非你主張武裝革命。八千萬共產黨員囊括了90%的中國社會精英，局外之人能奈何他們嗎？但得相信，他們能走出自己的路。”
“隻要共產黨內實行充份的民主，並嚴格地依照憲法執政，使人權獲得充份的保障，長期由共產黨一黨專政並無大礙。但由此向前的演進很難避免和平演變，因為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的導火索無法拔除，而時時會蠢蠢而動的向計劃經濟回複的企圖會是點燃導火索的火源。經濟命脈是專製製度最薄弱的軟肋。馬列毛主義的克星是經濟。”
“要警惕朝鮮對中國發起武裝突襲。他們對中國的情緒絕不是友誼和感激，而是仇視。在走投無路時，自殺性地進攻中國是其領導人的人生最壯麗輝煌的歸屬，陪葬的人越多，就越是朝韓民族燦爛的史詩。”
“我在‘六四’前寫的那份提綱還要補充完善，今後還會有用處的。那裏麵最會引起爭議的是關於促使少數民族語言漢化的問題。我堅持這一點。”
“如今中國通用的語言文字，稱之為“中文”並不確當。“中文”指的是“中國書麵文字”，不包括口語在內。口語是“話”，不是“文”。由於中國人在語法方麵的不甚講究，以致能容忍“我們說中文”這樣的錯句。在翻譯英語的“Chinese”一詞時，使用“中文”或“中國話”都不確切，因為“Chinese”指的是“中國人用來說﹑讀﹑寫的語言”，即包括口語和書麵文字兩個方麵。譯成“華語”好一些，但多數中國人不習慣。其實最準確﹑最現成的對應詞是“漢語”。“說漢語”﹑“讀漢語”﹑“用漢語寫”都說得通。
現今人們所指的“中文”、“中國話”或“華語”，實際上都是僅指“漢民族語”，不包括中國其它少數民族的語言。可能是擔心使用“漢語”一詞有排斥少數民族之嫌，以為使用“中文”意味著代表麵廣從而排除了漢語的獨霸，以示友好。其實不然，也沒有必要。如今中國大多數的少數民族早就承認了漢語的優勢地位，有意或無意地在接受著漢語的同化。不滿者也無可奈何，因為這種形勢的造成不是武力侵略所致，是和平﹑自然的文化競爭的結果。如果是為平慰少數民族的可能不滿而避免使用“漢語”且以“中文”取代之，那其實是畫蛇添足，反倒有“假惺惺”之嫌。“漢語”就是“漢語”，不必有所顧慮。
少數民族的語言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人類有史以來已有成千上萬種語言被淘汰。按照目前的趨勢來看，再過幾百年，地球上大概隻會剩下十來種語言；再過幾千年，地球上隻會有最多四、五種語言。優勝劣汰，曆史的發展是無情的。人類語言的多樣化，是古代交通隔絕，地域間缺少交流的產物，是蒙昧的標誌，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獨特性，其實更是人類發展的重大障礙。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群體共同意識形成的媒介。共同語言的交流形成共同的意識框架。語言不同，其心必異，其心異則非我族類，非我族類則爭鬥難免。縱觀曆史和現實，異族間的戰爭要比同族內的戰爭頻繁﹑慘烈得多。人類的發展也因此被延緩了不知幾何。倘若如今全世界語言統一，現存的許多爭鬥就可以避免了。“世界大同”的前提之一是“世界語言大同”。
秦始皇貫徹“書同文”以後，共同的文字使得“炎黃子孫”們的同族意識逐步加強，以致以後的年代，漢族人區域的統一趨勢基本強於分裂傾向。
四百年前，還未入關的滿族人就認識到統治漢族的條件是消除滿漢間的意識藩籬，是滿族接受漢文化的同化，並且也認識到一切得從接受漢語開始。他們做到了，也成功了。滿清政權垮台後，滿漢之間的族群界限迅即消失，即使後來日本人費盡心機地炮製出“滿洲國”，也未能使滿漢再度分離。原因無它，漢語使得滿族人完全采納了漢族人意識。現在中國北方的居民在血統上和南方人差異頗大，是因為一次次地融合了來自更北方的少數民族。他們分期分批地進入，第二代人即在語言上完全融合入當地主流社會，然後再以之同化後來者。江蘇北部人過去二百來年中分期分批大量移民上海，因素質較低而遭到嚴重歧視。然而他們的後代，隻要學會了純正的上海話，文化上和心裏上也就完全上海化，從而也就取得了歧視新到的蘇北移民的資格。可見語言在族群認同感產生上的作用。實現民族融合，或同化的首要前提，是語言同化，這是少數民族擺脫落後狀態的必由之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原住民都在語言上英語化了，否則，連活路都成問題。”
援朝和抗美默默地聽著他背書完畢。在爸爸住院期間，他們找到了他寫的東西，替他保存好了。
鎮壓法輪功開始了。他在電話裏問一個從公安係統離休的老戰友:“練法輪功到底犯了什麽罪？為什麽不經法律程序處理？我在輪椅上‘打座’了半輩子，我要說這是在練法輪功，也要抓我嗎？”那老戰友回答道：“別問我，我和你一樣，屁權也沒有。法輪功犯的忌諱就是自行建立起組織。老百姓一旦有組織，就會威脅到共產黨。否則，他們怎麽也翻不了天，這是八九民運帶來的經驗。你想想，當初他們要是有組織、有領導，後果會是如何？”郝達戈心想：“我沒你懂？”
二零零八年，他看到了劉曉波的《零八憲章》，看法是：“寫得很好，但隻能作為‘終極目標’，無法在現實條件下啟動。要共產黨接受，至少得三十年以後。”後來，劉曉波被抓了，他從鼻子裏哼出了句話：“這就沒意思了。”轉而又喃喃自語：“六四殺人，抓法輪功，抓劉曉波，就和反右、文革一樣，法律條文裏都沒有。肆無忌憚的甜頭越嚐越有味，無法無天了。” （回本書目錄頁）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一）
援朝和抗美，兩個生活在蜜罐中的孩子，一天天地長大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嚴格的家庭管教，再加顯得極其友善的社會氛圍，種種條件都使兩人德智體獲得了全麵的發展。陽光照耀的環境培養起了陽光燦爛的性格。在大人麵前從無膽怯、羞澀的表現，言談舉止都落落大方。兩人的各科學習成績在班上都數一數二，唱歌跳舞都是能手。抗美從來都是三好學生，而援朝上了初中後，就評不上了，原因是老師認為他具有高幹子女的“自由主義”的缺點。好在爸爸沒有在這方麵給他多少壓力。1966年春天，援朝已是高三，抗美是初三，就要準備升學了。
一天，援朝回到郭叔家裏，忽然見到他的同班同學沙立成。他是隨小交通一起來的。沙立成吃驚地問：“你怎麽也來這裏了？”援朝冷冷地回答道：“我家就在隔壁，我經常來郭叔的家。”沙立成立刻明白了。他知道郝援朝的父親是郝司令，和郭書記是情同兄弟的老戰友，並且大家都傳說他和郭抗美是對象關係，班上同學經常拿他開玩笑。郭抗美是學校裏大家公認的校花，又是縣委書記的女兒，自然極其引人注目。這沙立成又是誰呢？原來他家在沙家浜，那遠近聞名的沙奶奶就是他的祖母。阿慶嫂的兒子小交通從小就是沙奶奶養大的，他和沙立成一樣大，都是一九四六年生的。兩人在一起長大，自然如同兄弟一般。小交通初中沒畢業，沙奶奶就去世了，又是農村戶口，隻好在家勞動了。沙立成學習好，困難時期過去後，考上了常熟縣中學的高中。
小交通經常在別人麵前吹說他不但認得郭書記，而且還到他們家吃過飯，見到過郭書記那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的娘子和女兒。但他沒見過郝援朝，隻是聽說過“指腹為婚”的事。此時見到郝援朝，心裏有點說不出的酸酸的感覺。他也注意到郝援朝不願搭理沙立成，沙立成也顯得有點不自在。
吃飯時，倒是郝達戈話最多。他好像有許多問題要問這兩個年輕人，關於農村的、學校的和社會上的。這兩人從未和這麽大的幹部同桌吃過飯，有點緊張且受寵若驚。好在問題都不難答，比如：畝產多少？農民口糧有多少？夠不夠吃？一年能吃幾次肉？工分怎麽記？大田和自留地莊稼哪個長得好？是不是天天開會、學習？學生是不是天天上課，有沒有輟學在家的？生了病怎麽辦？幹部會不會打人，綁人？社員出遠門要不要請假？向誰請假？不批怎麽辦？……不知哪來那麽多的問題。
郭建光插上了兩個問題，要小交通回答：一是：“我要是沒記錯的話，你是屬狗的，21歲了（作者注：那時的人平時都隻用虛歲，若非特別注明，本書采用的都是虛歲。）那你應該能知道，村裏最近這些年蓋了多少新房子。”小交通說：“好像全大隊沒有什麽人家蓋了新房子。對了，貴書記和王大隊長家的房子都是去年翻新的，別的人家的房子都至少住了十幾年沒動過了。”郝達戈明白郭建光問這個問題的目的，這是一個很能說明農村新舊狀況對比的問題。撇開那那白牆青瓦的民居，江南水鄉就徒有虛名了。也隻有從來富甲天下的江南，數百年來，才能以這白牆青瓦維持其綺麗溫婉的風貌。但這“維持”並不容易，那白牆每隔幾年就得修補、粉刷，否則就脫落、斑駁了。郭建光繼續問：“沒有翻蓋，那有沒有粉刷呢？”小交通說：“沒有。第一要錢，第二要石灰。石灰有錢也買不到，要有關係，走後門才行。所以，許多人家幹脆就把石灰鏟得幹幹淨淨的了。”郭建光腦子裏“嗡”了一下，盡管他對這知道得很清楚。這幾年憶苦思甜搞得轟轟烈烈，作為縣委第一把手，這當然是他的工作重點之一。可是那些苦甜的內容，隻有小孩子才會相信。實質性的關鍵性的新舊對比都被有意地回避掉了。像這房子問題，人民生活的首要問題之一，不是最有力的新舊對比的材料嗎？比住房問題更重要的當然是吃飯問題，餓死人的情景立即又浮現在他的腦海裏。他便問沙立成：“你奶奶去世時，你已十多歲了吧！還記得嗎？”沙立成的手震動了一下，差點掉了筷子，訕訕地答道：“記得，那時我十五歲。”郝達戈接著問：“最近這些年，你們村死了哪些人，男女老少一起算，一共有多少，每人死時的年齡是多大，這些你們都該知道吧！”小交通掰著手指頭算了一會：“我知道我們沙家浜村，這幾年大概死了百十號人吧！多數人的名字我記得，但很小的小孩我不清楚。每人死時的歲數也能估計個大概。”郭建光不想再問了，他心裏實在受不了。
抗美不說話，胡亂扒了幾口飯就站起身離開了。她討厭小交通那賊溜溜，色瞇瞇的眼光，也不喜歡沙立成那諂媚的神情。兩人走了後。姚瑤問援朝：“你好像不待見沙立成。怎麽回事？”援朝說：“人家是大紅人。毛選積子，雷鋒標兵，積極進步，前途無限，隻是肉麻得叫人惡心。特別是憶苦思甜時的眼淚鼻涕，叫你全身雞皮疙瘩直豎。我根本不想理睬他。”姚瑤想起來了，去年在全校師生員工憶苦思甜大會上聽到過沙立成的發言，會場上不少老師同學都很受感動，台上台下一片哭泣。他控訴萬惡的舊社會，害死了他的爺爺奶奶。村裏的地主叫刁老財，帶著一大群狗腿子到他家，要搶走他奶奶。他爺爺反抗，被活活打死。他奶奶是地下黨員，趁敵人不注意，奪過一個狗腿子手裏的刺刀，刺死了那個家夥，然後跳到陽澄湖裏自盡了。他父親那時才三歲，被好心的貧下中農鄰居收留養大。是恩人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貧下中農才翻身得解放，今天由衷地感到無比幸福，無上榮光。
姚瑤是語文老師，文學修養很好，鑑賞作品當然有她自己的口味。雖然她很多愁善感，但聽多了憶苦思甜的故事，發現它們很假，更被它們的低俗惡心得很難受。再說，六零年她隨郭建光去了沙家浜，親眼目睹了農民的苦而不是甜，因此對那些編造出的故事不屑一顧，對那次沙立成的發言也就沒什麽記憶。現在聽援朝這麽一說，馬上就想起來並發現了問題。她問坐在一旁的郭建光:“沙奶奶不是六零年春天我們去沙家浜時去世的嗎?怎麼會是解放前被迫害死的呢？”郭建光說:“是啊，當時我們就在她床邊，眼睜睜地看著她離去的呀!他自己剛才不是還說他奶奶死時他十五歲，那是六零年，不是解放前呀！”在一旁的援朝聽到這話，立即蹦了起來:“好不要臉，這種事也能造假？原來人要想紅，首先得撒謊臉不紅，沒見過這麼無恥的人。”他想向郭叔和郭嬸細問沙奶奶死時的詳情，但他們回答得含含糊糊，顯然有保留，尤其是對沙奶奶的死因語焉不詳，隻說是病死的。援朝當然不傻。
他將坐著輪椅的爸爸推回家裏。問道:“我要不要將沙立成編造家史的事揭發出去？太醜陋了。”郝達光想了想，說:“算了吧！馬上就要畢業了。一旦被揭發，他大學就上不成了。農村人很苦，上到高中畢業很不容易，這次高考決定他一輩子的命運，放他一馬吧！這是社會的悲哀。”
“悲哀的社會。"援朝接口而出。郝達戈正色道:“說話注意點，禍從口出。”援朝點點頭:“我知道。沙立成多半是會被保送上大學的。我不稀罕這保送。”他知道爸爸也不會在意，但相信他能考上好大學。此時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高三畢業班已停課複習，很緊張。援朝的成績全班第一，運動場上也是好手。但就是評不上三好學生，因為“德智體”三好中，隻有這“智”、“體”兩好被校領導認可，而“德”的方麵，卻有爭議，因為對“德”衡量標準，乃至定義，領導和普通人不一樣。郝援朝為人正直豪爽，疾惡如仇，樂於助人，風趣活潑，雖然是高幹子弟，但並不盛氣淩人，再加上似乎有著天生的領導和組織能力，在同學中威信很高。但在校領導看來，他“應該在政治思想上，繼承老一輩的革命傳統，克服自由主義習氣，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意思就是，他的政治表現讓領導不滿意，有自由主義。從書記到校長都親自找他談過不止一次話。除了正麵開導外，他們都流露出對他父親，郝司令，的敬仰。援朝自然慢慢明白了，真話不是都可以講的，但有的假話他說不來，和沙立成那樣的人就是合不來。
學校裏，另外還有幾個高幹子弟，有時會聚在一起閒聊。古今中外、海闊天空地瞎侃，其中少不了不能外傳的秘聞軼事，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比一般同學多得多。放假時還會去北京、上海的同是高幹子女的朋友們那裏，偷偷地看老百姓看不到的內部電影。學校領導對高幹子弟的印象是：自由散漫，缺乏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實際上，在他們中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異見，並且會時不時地有所流露。校領導不敢拿他們怎麼樣，但也當然無法器重他們，各種先進分子的稱號都落不到他們頭上。一方麵是因為他們吃不了苦，先進分子是一定要苦幹的；再一方麵是他們的優越出身使他們肯本不把校領導這些芝麻小官放在眼裏。在他們麵前表現積極，不啻是降低自己的身份，更何況這種積極是強迫自己的虛假表演。有一次爸爸問援朝，怎麼會評不上學雷鋒標兵的，援朝的回答是評上了丟人，叫人看不起、看不慣。做標兵太假，太肉麻。更叫郝達戈吃驚的是，援朝居然說出這樣的話：“學雷鋒運動可用兩個字概括，一是‘逼’，二是‘假’。領導逼迫群眾學雷鋒，群眾就假假地學。本來的目的是要提高人的道德品質，但‘逼’和‘假’顯然都是不道德的行為。小學生拿出自己的零用錢，甚至從家裏偷錢，交給老師，騙說是撿到的，拾金不昧，以完成老師規定的學雷鋒做好事的指標。像沙立成這樣的‘標兵’，還噁心在他是‘出名的無名英雄’。以假裝‘大公無私’作為謀求私利的手段，高明者就可入黨、提拔、獲私利。總而言之，學雷鋒的結果是人品的敗壞，毫無道德可言。好比是：‘誰個鴉片戒得好，賞他二兩大煙土。’”
郝達戈內心十分欣賞兒子的見識，他自己也作了進一步的了解，很快就得出了結論
━━ 學雷鋒運動和道德淨化南轅北轍，‘逼’是專製的強化，‘假’是誠信的喪失，不道德的‘逼’逼出了不道德的‘假’，結果是社會的汙化，人性的墮落。他還發現了和反右運動一樣，“檔案”在學雷鋒運動中起到了極為可怕的作用。它們是套在每個人頭上的緊箍咒，是專製政治的強有力武器。文革開始後，學雷鋒無利可圖了，就見不到學雷鋒標兵們的表演了，足見有多假。
━━ 學雷鋒運動和道德淨化南轅北轍，‘逼’是專製的強化，‘假’是誠信的喪失，不道德的‘逼’逼出了不道德的‘假’，結果是社會的汙化，人性的墮落。他還發現了和反右運動一樣，“檔案”在學雷鋒運動中起到了極為可怕的作用。它們是套在每個人頭上的緊箍咒，是專製政治的強有力武器。文革開始後，學雷鋒無利可圖了，就見不到學雷鋒標兵們的表演了，足見有多假。
援朝和他的貴冑出身的朋友們，共同的憂心與憤懣之處是前途的渺茫。他們的政治表現達不到標準，單位領導無法給予特殊照顧，尤其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的氛圍，最不允許領導幹部公開地徇這種拍馬屁之私。入不了黨，則前途絕無光明。父母一旦過世，自己立即就成為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自幼生就的優越感將變為失落感。對援朝來說，這方麵還不是問題，因為他有希望考上一所好的大學，將來成為高級的科技人才，前途所在還是踏實的。這是爸爸很早就刻意給他的引導。
可是，“平地一聲春雷”，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高考停辦。毛主席發出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召，造資產階級的反。原先因得不到校領導的青睞而前途無望的高幹子弟們，頓時精神抖擻。從北京開始，高幹子弟率先成立一個叫做“聯動”的紅衛兵組織，批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在中學裏就是各科的老師），對“黑五類”施以酷刑。這都顯示，他們終於有機會啟動他們的接班程序了。
援朝有點不知所措。他首先是無法確認被批鬥的當權派是否是有走資行為，他覺得他們實際上都是“走社派”，認識、立場、態度以及平時的表現，都表明他們絕對是無產階級左派。至於反動學術權威，何為“反動學術”，概念是很不清楚的。至於“黑五類”罪在那裏，他就更無感性認識了。他因為對未來的規劃是做學問，不熱衷於從政當官，對造反、革命興趣缺缺，停止高考使他十分沮喪。他的幹部子弟中的同學希望他出麵主持紅衛兵，他很猶豫，就和爸爸討論這事。老爸建議他觀望，不到迫不得已時別介入。他自己也覺得隻能如此。既然不想未來從政，現在就不必在政治上跳騰。幾乎所有的積極分子的積極表現都是是為了前途，為了私利，就像沙立成那樣。他郝援朝不必這樣做。
很快地，北京的高幹子女紅衛兵喊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郝達戈問援朝：“這意思是說老子英雄，兒子應該‘爭取’做好漢，還是兒子‘就一定是’好漢呢？”援朝說：“‘就一定是’，因為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就將‘爭取’的可能性排除了。”爸爸發怒了：“講這種話的人本身就是混蛋。老子這英雄是拿命拚來的，他龜兒子拚命了嗎？老子英雄是兒子接班的理由嗎？要是就讓這班養尊處優，坐享其成的‘八旗子弟’接了班，共產黨不垮才怪。”
不過援朝有他自己的看法：“但就政治才能而言，有些高幹子弟有著明顯的與眾不同的地方，譬如眼界寬廣，有自信，有魄力，有領導能力，這些都是家庭條件所致。社會對我們父輩的敬仰的同時，也對我們笑臉相迎，交口稱讚，這耳濡目染的結果是培養起我們高度的優越感。”
“拍我們的馬屁也順帶著摸你們的尾巴。不過，這優越感是優點嗎？”
“優越感意味著自信，自信產生魄力。再加上老師、領導指定我們當幹部的機會也多，無形之中培養起我們的領導能力。主動接觸我們的人多，使我們性格外向、陽光，對人處事大方、得體。並且信息來源的相對豐富也使我們比一般人見多識廣，相對優裕的經濟條件也有助於我們的健康狀況和精神境界，不存在‘人窮誌短’的問題。”
“這些貴冑兒子們有他們老子那種吃苦拚命的精神嗎？他們接班的目的是為吃苦拚命還是為吃香喝辣，特權享受？當年國民黨說我們是‘共匪’，但苦於證據不足，因為沒有‘匪’會願意犧牲自己性命而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但若被你們這些紈絝子弟們接了班，你們會願意為勞苦大眾玩命吃苦嗎？你們現在高喊著要接班，有多少為人民的動機？顯然是衝著特權享受來的。這麽一來，‘共匪’的名聲就被你們坐實了
━━ 原來‘匪性’是要經兩代人的傳承才表現出來的。”
━━ 原來‘匪性’是要經兩代人的傳承才表現出來的。”
“別把我包括進去，我從來就沒想過要接這班。”
“其實，傳承也是有條件的。說是‘老一輩奮鬥犧牲換來的革命江山，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接班人手裏’，可是那‘老子一輩’如果真的犧牲了，這‘兒子’就沒戲了。沙家浜的阿慶嫂如果沒犧牲，現在大概會是個公社婦聯主任。雖然隻是個芝麻小官，但那小交通也一樣會喊著他是好漢要接班的。可惜的是，娘老子英雄得過了頭，犧牲了，兒子連城鎮戶口也搞不上，好漢的資格就更別提了。我的許多犧牲了的老上級，要是活到今天，官位都要比我高，他們的孩子們都要比你榮耀。可如今都在農村，境遇都和小交通一樣。沙家浜那在台灣犧牲的刁德群的兒女就更慘了。可見，‘兒好漢’不是因為‘老子英雄’，‘老子犧牲’，而是因為‘老子活著’，‘老子有權’。這真的是好漢嗎？別跟著這些好漢們混。從眼下的形勢來看，這些好漢哪天變成狗熊都是說不定的。文革的宗旨已經說得很清楚
━━ 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誰是誰不是走資派，又沒寫在臉上，說不定隻好將當權派先一起整了再說，曆史上又不是沒有先例。老子們一旦挨整，你的這些好漢朋友立馬就成了黑五類，不是狗熊是什麽？”
━━ 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誰是誰不是走資派，又沒寫在臉上，說不定隻好將當權派先一起整了再說，曆史上又不是沒有先例。老子們一旦挨整，你的這些好漢朋友立馬就成了黑五類，不是狗熊是什麽？”
援朝說：“讓這些人做一段時間狗熊也不見得就是壞事。鍛煉一番之後，反能成就大事。這些人中，不隻是能力強、有魄力的人多，而且心地善良、作風正派的人也多。”
聽到兒子這話，郝達戈瞪大了眼睛：“天方夜譚！奇聞！幹部子弟中，花天酒地，橫行霸道，趾高氣揚，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的人還少嗎？我聽說北京的‘聯動’對黑五類動用私刑，非常殘忍，已害死了不少人。古今中外的貴家子弟們，隻有在弱勢者惹了他們，逆了他們的高貴尊嚴時，才會麵目猙獰。但“聯動”是把遠躲著他們的“黑五類份子”強拉得來打殺，行徑可鄙得還不如街市上稍講義氣的地痞流氓。如此地恃強淩弱，哪有一絲一毫的“貴族風範”？這些人其實是古今中外的貴族子弟中，最低劣的一群無恥小人。”
“當然不可一概而論。這一切是有條件的，最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古今中外的貴族階級，隻要教育得法，其子弟多能成為品格優異的人才，所謂貴族風範是也。其原因是，在權貴子弟的周遭，人們的麵孔美麗、友善，沒有任何冤屈或不公會降臨己身，社會顯得十分光明和美好。雖然這一切都多半是假的，但天真的兒童會信以為真，便不知黑暗為何物，自身自然是純潔無邪，形成了心靈中的正氣，成年後即使接觸到邪惡，也很難棄善從惡了。社會底層人就不是這樣，他們自幼就會被赤裸裸的黑暗侵襲，凶險的環境自然會導致自身對環境的惡意，也就很難形成善良，醬缸裏浸染不出潔白。不管怎麼說，未來引領中國政治潮流的一定不是平民出身者。‘貴族紅五類’和‘平民紅五類’，根本不是一類。‘貧下中農’以為他們多光彩，其實在高幹子弟眼中，他們隻是和魯迅筆下的‘阿Q’是一回事。”援朝認為這是客觀事實，所謂“階級烙印”，其實是這樣打上的。
郝達戈覺得援朝所說的不無道理，他心中暗自高興兒子能有這等見識。他想象得出，這些見識的來源，是援朝和他的那些高幹出身的哥們兒在一起交流得來的，在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裏，平民百姓是很難形成這類見識的。幹部子弟們在一起能進行這種意識方麵的交流，不是壞事。但他還是對援朝說說：“老老實實待在家裏，繼續複習功課，我不相信高考會從此廢止的，除非這個國家決意要亡國滅種。”郝達戈當時沒想到，高考竟是一停十多年。
後來，郝達戈對兒子說：“你所說的基本沒錯，有權人子女的環境的確有利於良善心靈的發育。隻要作為幹部的父母有一定的素質和教育方法，子女德智體的成長是比普通平民得天獨厚。但是，這隻是為貴冑子弟提供了外部條件而已。實際上成材與否，還得有其它條件，最後的結果需要事實證明。如果將父母的權勢視作自身優越感的依據，則變成歪瓜劣棗的可能性就會高於普通民眾。將優越的成材條件視作絕對成材的依據，是古今中外素質差的貴冑子弟的共性。”
曾經有一次，他和郭建光夫婦談到了各行各業服務員態度惡劣的問題。姚瑤說：“解放前的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比現在要好得多。”郭建光說：“那是私營企業，要賺錢，就要爭取顧客。老闆也好，夥計也好，都很注意態度。”郝達戈說：“商店服務的態度對社會風氣的影響極大，尤其是對下一代。它使孩子們看慣了友善的笑臉，有樣學樣，性情自然就會友善溫和。他們並不知道那些笑臉背後的賺錢的‘骯髒’動機。幼時受到了這樣的‘好環境’的潛移默化，一輩子受益匪淺。幼時看慣了惡劣的態度，醜陋的嘴臉，長大了很難有美好的心靈。窮人養的狗多半凶惡，富人養的狗多半馴良，都和他們的境遇有關。僅從這一點來看，私有製就遠比公有製優越。私有製使人本性中的私表現為笑臉，為的是錢的兌現，公有製使人本性中的私表現為惡臉，為的是權的兌現。錢的麵具是笑，權的麵具是凶。”姚瑤說：“現在服務態度的惡劣正是‘權’這玩意造成的。有權需要以威嚴且不可一世的方式顯露出來。”郭建光眼睛一瞪，說：“我和大哥都有點小權，你說我們不可一世嗎？”姚瑤說：“別吹胡子瞪眼睛！你們是‘大人’呀！郝大人，郭大人，還用得著如此發威嗎？人家早就笑臉奉承上來了，大人想動怒也沒機會。可‘小人’就不一樣了，有權不擺威風，這權不就沒用了嗎？”郭建光被奉承得連假怒也裝不下去了：“你不奉承我，我還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呢！”郝達戈笑著說：“是大人就請息怒，因為大人用不著發怒。你知道齊晏子馬伕的故事嗎？齊晏子貴為宰相，卻非常謙和，而他的馬伕卻不可一世，這就是大人和小人的區別。”
回憶起這一段，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看中國現在的形勢，未來接班的方式極可能是世襲或變相世襲。本來這使他對未來民主化的前景很絕望，但現在從兒子那兒得到了啟發，發現了希望
━━ 現代專製國家的民主化和其領導人的品德有極大的關係。品格優秀的領導人一定會以專製為恥。既然出身高貴能導致品德高貴，而世襲又可能使這樣的高貴者接班，則民主化就至少不會因世襲而受到負麵影響。直到進入21世紀後，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的話證實了這一點。那話的意思是：專製的所有不道德的醜陋表現使其領導人感到沒有尊嚴，無顏麵對世界，所以非搞民主化不可。這樣的領導人就必須是高貴、高尚的人，當然也必須是高能的人。
━━ 現代專製國家的民主化和其領導人的品德有極大的關係。品格優秀的領導人一定會以專製為恥。既然出身高貴能導致品德高貴，而世襲又可能使這樣的高貴者接班，則民主化就至少不會因世襲而受到負麵影響。直到進入21世紀後，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的話證實了這一點。那話的意思是：專製的所有不道德的醜陋表現使其領導人感到沒有尊嚴，無顏麵對世界，所以非搞民主化不可。這樣的領導人就必須是高貴、高尚的人，當然也必須是高能的人。
以上都是後話。而此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期。郝達戈對郭建光夫婦說，勸兩個孩子暫且別加入任何組織，因為形勢很不明朗。站隊站錯了會惹來麻煩，暫不選邊，天不會掉下來。他倒是提醒他們夫婦二人要更加小心，因為文革鬥爭的對象是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夫婦倆，一個是全縣最大的當權派，另一個是全縣最高學府裏很有威望的語文教師，除非常熟縣裏沒有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否則，這兩頂桂冠是這二人擺脫不了的。更嚴重的是，兩人都“有前科”。郭建光曾被列為彭德懷路線的追隨者，幸好“反彭”運動最終沒延燒到他這一層；姚瑤在反右前的言論可以收編成集，比許多定性的右派還要右派。隻是因為她是縣委書記的老婆，並且鳴放之前受到郭建光和郝達戈的預警而數緘其口，才得以倖免。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一次，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果不其然，一天傍晚，兩家人又在一起吃晚飯時，門外湧來了一片口號聲：“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郭建光！”，“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姚瑤！”。幾十人一下子衝了進來，幾員彪形大漢上前，將夫婦倆雙手反剪，脖子上套上牌子，簇擁著，推搡著，呼喊著，揚長而去。援朝驚呆了。抗美嚇得哇哇大哭，撲倒在保姆王阿姨的懷裏。隻有郝達戈，不愧是久經戰陣的老將，穩住了兩個孩子的情緒。他問保姆：“王阿姨，多半會有人來問你關於他們家的情況，尤其是問關於國家和工作上的大事，你怎麼說呢？”王阿姨回答道：“他們從來不在我麵前講大事，隻講柴米油鹽，瑣瑣碎碎。我隻是保姆，沒有文化。”其實，她耳朵邊經常會刮到姚瑤在郭建光麵前的牢騷怨言，郭建光則總是不搭理，好像沒聽見。郝達戈說道：“當然，他們的大事是不會讓你知道的。”這顯然是對保姆的暗示，同意她的應付外來盤問者的對策。他又問：“抗美交給你照顧，行嗎？”保姆說：“郝司令，你放心，抗美這孩子懂事，省心。”郝達戈說：“那就好，你每月的工錢由我負責，把抗美帶好就行。”保姆說：“謝謝你了，郝司令。抗美包在我身上。郭書記、姚老師夫妻倆人人好、心好，不會有大難的。”
援朝看著抗美趴在保姆身上瑟瑟發抖，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時是1966年，援朝19歲，讀高三，抗美16歲，上初三，都麵臨著升學考試，但突然停課鬧革命了，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今天又突然大難臨頭，對抗美這個溫室裏長大的女孩子來說，驚恐得就要崩潰了。援朝其實也覺得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好在有老爸這個最堅強的靠山在身後。
郝達戈對兩個孩子說：“整個國家進入了非常時期，你們的人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你們長大了，要準備麵臨疾風暴雨，要經受考驗。現在最重要的是，一言一行都要冷靜、耐心，切忌衝動。抗美，有勇氣麵對嗎？”抗美突然不哭了。援朝則說：“就讓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吧！現在我想去探聽一下郭叔、郭嬸的情況。”爸爸說：“好的，但要小心。隻要打聽出叔、嬸被關在哪裏就行。不要衝動，更不能和人發生衝突。最好是先去找找今天來此地的你的同學，不妨先去問問那個沙立成，今天他也來了。他要是說不清，再去問別人。”
沙立成今天是來郭家參與揪人的，但沒有出頭，隻是縮在人後，跟著喊喊口號。他是住校生，援朝說：“那我就先去他們宿舍找他。”抗美說：“我也去。”好伯和王阿姨都說外麵天黑，女孩子出去不安全，抗美說：“和哥一起去，我不怕！”好伯說：“那就一起去吧！”一來是那時社會治安很好，不用擔心安全問題，再一方麵，帶著抗美，援朝就不會過於衝動。
從家到學校，中間有一段路又黑又靜。突然一條狗從他們麵前直竄而過，抗美嚇得叫了起來，一把抓住了援朝的臂膀。援朝也不由自主地摟住了她的肩膀。
剛剛進入了青春期的兩個孩子，此時應該留下人生最美好的記憶時刻。自小及大，青梅竹馬，卻又兩小有猜，就因為那婚約之事，似假似真，時常被人家當玩笑開，隱隱約約地早就有了一種說不清的甜蜜。此時兩人偎依在黑暗的夜色裏，有生以來的最甜和最苦交加在一起，不是人人都能嚐到的滋味。就這樣緊緊地傍依著朝前走，直到附近有燈光和人影出現才鬆開。
到了學校宿舍，找到了沙立成。沙立成當然知道他們的來意。平時，他有點害怕郝援朝，一是敬畏他出身的顯赫，二是嫉妒他的才華，三是害怕憶苦思甜時假造家史的事，郝援朝有可能通過郭建光夫婦知道真相。再說，幾個月前還受寵若驚地蒙受過郭家的一飯之恩，今天卻又參與了對人家的揪鬥，並且那揪鬥的震驚場麵，也是他從所未見的。此時心中自然忐忑不安。麵對著郝援朝和郭抗美兩人嚴厲的質問眼神，他不敢抬頭直視。援朝開了口：“那天你和小交通走後，郭叔、郭嬸說他們和你奶奶友情很深，她去世時，他們就在旁邊。”這話的意思很明白：“你小子有把柄捏在我手裏！”沙立成當然知道怕，就主動地說了些他知道的關於郭建光夫婦的消息。他說，是縣委裏有人透風給他們這一派紅衛兵頭頭，告訴他們三年困難時期，郭建光是彭德懷的走卒，反對三麵紅旗，反對毛主席。並且在反右時包庇他的右派老婆，使之漏網，因此，是兩個個非常典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
沙立成參加的紅衛兵是保守派，多數人是紅五類出身，平時的積極份子、上級培養對象等都在裏麵。他們站在“黨的領導”一邊，背後自然不缺高手參謀的指點。在絕大多數地方，被上級黨委支持的第一把手，都是保守派的護衛對象。然而像郭建光這樣“有前科”的第一把手，則往往是上級有意拋出替死的靶子。於是，保守派迅速行動，搶先揪鬥郭建光夫婦，打響了常熟縣文革以來最響的一炮。和他們對立的造反派紅衛兵則因組織鬆散，缺少參謀而動作遲緩，被對方佔了先機，正在籌思如何扳回這一城。今天下午，北京傳來消息，說北京紅衛兵對走資派不隻抓人，還抄家。所以造反派決定，明天查抄郭建光的家。說到這裏，沙立成毋需往下說了，因為既然保守派知道了造反派的計劃，就一定會再次搶先行動，時間隻能是在今夜。“郭書記、姚老師二人被分開關在校黨支部和校長的辦公室裏，有男、女紅衛兵分別看守，不讓人進去。”
援朝、抗美直奔辦公室。一個門口各有兩個男女紅衛兵守著。他們和郝援朝、郭抗美都認識，但都說，任何人不得接近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抗美高聲喊道：“爸！媽！你們在裏麵嗎？”，邊喊，邊哭。裏麵傳來了爸媽的聲音：“抗美回去，我們沒事，在家裏待著，不要出去。”抗美又問：“你們吃飯、喝水、上廁所怎麼辦？”一個女紅衛兵搶著回答道：“餓不死、渴不死、憋不死！。但要吃飯就得交錢，交糧票。”援朝從錢包裏掏出兩塊錢和幾斤糧票交給他們。“那蚊子那麼多，怎麼辦？”抗美問道。此時是夏天。蚊子很多。看得出，那幾個紅衛兵已經困了，但被蚊子叮得想打瞌睡也不行。抗美從隨身帶的書包裏拿出幾袋蚊香，“請你們幫他們點起來，行嗎？”沒等紅衛兵回答，援朝說道：“我建議你們進去和他們在一起，點起蚊香，你們也就可以闔上眼睡睡，不然你們能如此熬到天亮嗎？”紅衛兵們接受了這個主意，顯然他們也已吃不消了。當然得先要郝援朝、郭抗美離開。援朝對著裏麵喊道：“叔、嬸，我們走了，明天再來看你們，你們自己保重。”抗美嗚咽著不願離開，裏麵爸媽都說“你們回去，好好照顧自己，聽好伯和王阿姨的話。”爸媽當然知道，此時好伯是他們最有力的保護人和主心骨。
兩人立即趕回家，告訴好爸要抄家的事。好爸沉思了一瞬間，說：“抄就抄吧！抗美將家中的錢和糧票等重要的東西收好，別的就甭管了。”其實，他很擔心姚瑤會有一些文字上的東西被發現，寫的東西如果出格，就要大禍臨頭。但他不願叫兩個孩子去做毀滅證據的事，千萬不能叫孩子捲進去。一切聽天由命吧！援朝對抗美說，我和你一起去你家，我有點零碎的東西在那兒。他直奔郭嬸的書桌抽屜，專找手寫的東西，包成一包。抗美立即就知道他在幹什麼，全身發抖。隻見援朝將包包拿著跑出門，過了二十分鐘才回來。對抗美說，我回去了。王阿姨不知道兩個孩子在幹什麼，見援朝走了，就要抗美回房睡覺。抗美哪裏睡得著？
援朝到家後，告訴爸爸他將郭嬸的一包東西送到離家幾百米之外的一棵大樹上的喜鵲窩裏去了。外麵天很黑，他爬的樹又是別人上不去的，不會被人發現的。郝達戈猛抽一身冷汗，說：“你這事做得太冒險了。你想過被發現後的後果嗎？從今以後，郭叔、郭嬸的事，你再也別過問了。”可是，他能不過問嗎？他時刻掛念著抗美，抗美的事就是他的事，而現在抗美最大的事就是她的爸媽失去了自由。
果然，保守派紅衛兵夜裏來抄了家，翻箱倒櫃，鍋底朝天。重點是兩張寫字台和書櫥。最後，搬走了幾十本書，說那些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抗美偎依著王阿姨，渾身發抖，哭得淚人兒一般。天快亮時，方才合上眼。王阿姨將她挪上床，雖然睡得熟透，眼角上卻仍閃著淚珠。突然夢見天上打雷，暴雨傾盆，臉被打濕了，驚醒了。睜眼一看，是媽媽，是媽媽的臉緊貼著她的臉，灑在她臉上的暴雨是媽媽的淚水。同時，還聽到爸爸輕聲呼喚著她的名字。她跳了起來，揉揉眼睛，愣頭愣腦地仔細看了半天，方才相信爸媽是真的回來了，一下子撲倒在媽媽的懷裏，放聲大哭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分別看守郭建光和姚瑤的兩男兩女紅衛兵，從郭抗美手裏接過蚊香後，就進入那兩個辦公室，點起了蚊香，爬到辦公桌上，立即呼呼大睡。郭、姚二人也瞇糊了一會兒就醒了，坐在椅子上，看著桌上的紅衛兵，其實是熟睡中的孩子，不想驚動他們。直到八點鐘，學校的書記、校長、老師們都來上班了。看到了郭、姚二人椅背上的牌子：“走資派郭建光”，“反動學術權威姚瑤”，立即就明白了。大家都想笑卻不敢笑。把紅衛兵們搖醒，告訴他們八點多了。他們趕忙從桌上跳下來，邊揉眼睛，邊想著是怎麼回事。看見郭建光夫婦倆，才想起昨天從晚上到夜裏的一切。他們告訴書記、校長和老師們，說他們紅衛兵組織昨天晚上揪來了一對牛鬼蛇神，準備開會批鬥。正說著，來了兩個紅衛兵頭頭，說要安排明天開會批鬥全縣最大的走資派。書記問他們，“那這兩人今天怎麼處理呢？關在我們辦公室裏不適合呀！”兩個頭頭猶豫了一會，其中一個對郭姚二人喝道：“滾回家，不得離開，等候批鬥！”郭姚二人便轉身要走。可是那人又喝道：“把牌子掛上走！”夫婦倆站著不動。“要我給你們掛上嗎？”夫婦倆冷冷地看著他，絲毫沒有自己掛牌子的意思。
站在一旁的校長知道是怎麼回事。叫郭姚夫婦自己掛著牌子從大街上走回家，這個臉他們怎麼丟得起？就附著那紅衛兵頭頭的耳朵說：“讓他們自己回去，他們有可能逃跑，也有可能跳河自盡，所以一定要把他們押回家，在大街上大造革命聲勢，殺殺他們的反動氣焰。”那紅衛兵頭頭表示贊同，立即集合了幾十名紅衛兵，人人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衛兵袖章，手揮紅寶書，喊著打倒郭姚夫婦的口號，將二人反剪著雙手，套著牌子，沿著大街行進，引來了成百上千的觀眾。
為什麼自己套著牌子回家就丟不起臉，而被押著套牌子回家就能接受呢？就因為以暴力押人使人丟臉的人，自己也沒臉。暴力的行使一旦超過正義的範圍，本身就是無恥。施加這種暴力使他人丟臉，這施暴者其實更丟臉。雙方都丟臉，則恥辱就因被雙方分攤而減輕。文革暴力迫使許多人丟了臉，事情過去後，絕大多數人都忘記了那些恥辱。這表示整個民族對無恥的耐受性增強了。如果這是好事的話，則該歸功於那偉大的暴力對恥辱的分攤；如果這是壞事的話，則全部的恥辱就應該寫在施暴者的臉上。就怕那種被暴力淩辱過的人，既忘記自己的恥辱，又創造出新的暴力對他人進行新的淩辱。暴力是權力的根源，權力是暴力的高級形式。不能被以非暴力形式更替的權力一定是不義的權力，不義的權力不止產生腐敗，更產生無恥。
但是，當時的施暴者們並不感到羞恥，而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而意氣風發。被施暴者則麵臨著恥辱麵前的生死抉擇。姚瑤想死。一個女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受到過足夠的中國傳統和西式教育，被粗野的男人們按倒跪地，套上牌子，反剪雙臂，押上大街。那“押”其實是“壓”，最集中的“壓點”是脖子根部那兩押解者的小指尖和無名指尖，一邊兩點。左邊那壯漢，左手抓住她的左臂，右手按住她的左肩，兩指尖自然就碰觸到脖根的皮肉。右邊那人也貢獻出左手兩指尖作出對稱性的協同。照理，小手指和無名指是人手發揮功能時功勞最小的部件，然而此時卻獲取著最大的享受，享受的方式是以旁人看不出的幅度在那雪白的脖根部上下、前後、左右彈壓，強暴卻不乏溫柔。圍觀的人群，人人都認識姚瑤。就那麼大的縣城，誰不認識誰？更何況是美得出名，也能幹得出名的縣委第一書記的老婆。
姚瑤快四十歲了，但由於生活條件好，保養得法，衣著打扮很有品位，再加因良好的教養形成的氣質和風韻，諸多條件的匯聚結果，是一顰一笑之間，仍然煥發著青春靚麗，所到之處，非常引人注目。可如今是，用平時嫉恨她的女人的話來說，“像條死母狗一樣地被男人順地拖著滿街遊行，活丟人。”兩天之後，全縣四鄉八集家傳戶曉的是“縣委郭書記那大美人老婆被男人們剝得精光光、白花花地遊街。”還有更難聽的話比風還快地到處流傳。這樣的奇恥大辱，落在明清兩朝，這女人自己不想死也要被家裏人弄死。她現在是想死，可放心不下的是丈夫和女兒。她回味昨天的一切，回味昨天之前的一切，回味有生以來的一切。猛然間，她豁然開朗了━━ 我為什麼要死？就因為這恥辱嗎？以暴力施加恥辱於我的人不是更無恥嗎？暴力不死，我為什麼要死呢？下一步，他們會不會真敢將我扒得精光光地拖上街遊行呢？常熟城裏不知有多少男人、女人要看我被扒得精光光的呢。這世上什麼壞事都幹得出的人有的是，那我該怎麼辦呢？沒別的，就是不死，問心無愧的人難道連聽天由命的權利也沒有嗎？
“他媽的，老娘就是不死，沒臉也不死，逼老娘丟臉，你他媽才不要臉呢！”這位常熟城裏大名鼎鼎的淑女名媛爆出了有生以來最髒的粗口。郭建光沉坐在一旁的沙發上，一言不發。過了半天，長嘆一聲：“聽天由命吧！反正自己不死，就由著人家來弄死吧！無所謂！”
“是的，無所謂，放開了一切就都無所謂。頭掉了也不過碗大的疤。”是郝達戈的聲音。他聽說他們回來了，就自己搖著輪椅過來。“一切剛剛開始，冷靜、從容地應對吧！吃飯、睡覺、上班，該幹什麼幹什麼。”大家都默不作聲。“吃點東西，休息一會吧！來日方長，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說完，他就搖著輪椅離開了。家中一片狼藉，王阿姨想收拾，但無從下手。各人隨便吃了點東西，然後一家三口就都昏沉沉地睡著了。
第二天，地區黨委來人，宣布撤銷郭建光黨內外一切職務，接受革命群眾審查。學校也宣布，撤銷姚瑤的語文教研組組長的職務。接著是紅衛兵組織發出通令，命令二人每天到學校報到，聽候批鬥。並且分別打掃全校的男女廁所。下午開了第一場批鬥大會。當兩人掛著牌子，被男女紅衛兵押上大會台時，全場口號聲雷動。主席台兩邊掛著一副對聯：“一對狗男女，兩個壞東西”，橫批是“牛鬼蛇神”。郭姚二人被押著，掛著牌子，低著頭，分站在主席台兩邊。畢竟是全縣最文明的學府，沒有讓他們“坐飛機”。當發言者質問他們時，他們得回答問題。諸如：“你敢反對毛主席嗎？”回答當然是：“不敢！”“你知道你自己的罪行嗎？”回答必須是：“我有罪！”接下來就會有人帶著全場呼口號：“郭姚有罪，罪該萬死。死了餵狗，狗都不吃！”大家邊喊邊舉手，被批鬥者也得跟著舉手，接受“狗都不吃”的待遇。批判者發言完畢喊口號時，兩人也都得舉手跟著喊。
批鬥會結束後，還是由紅衛兵將兩人押送回家，邊走邊喊革命口號。一對牛鬼蛇神丟人現世，威風掃地。
幾天以後，早晨抗美上學，還沒走到教室門口，就多遠見到不少同學圍在那兒，像是在圍觀什麼有趣的東西。近前一看，知道是在看大字報。同學們回頭見到郭抗美來了，就很自然地給她讓出了位置，好讓她看清楚。那大字報是這麼寫的：
“通令：黑五類狗崽子郭抗美，一向仗著她爹媽 ━━
走資派郭建光，反動學術權威姚瑤 ━━ 的權勢，盛氣淩人，不可一世，作威作福，貪圖享受。沉迷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自小就談戀愛，恬不知恥。走白專道路，從不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充份暴露了其反動家庭出身的剝削階級本質。從今日起，郭抗美必須老實交代一切問題，兩天內寫出檢查，聽候批鬥！”
走資派郭建光，反動學術權威姚瑤 ━━ 的權勢，盛氣淩人，不可一世，作威作福，貪圖享受。沉迷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自小就談戀愛，恬不知恥。走白專道路，從不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充份暴露了其反動家庭出身的剝削階級本質。從今日起，郭抗美必須老實交代一切問題，兩天內寫出檢查，聽候批鬥！”
初三乙班《專打狐狸精戰鬥隊》
抗美腦子裏一下子“嗡”的一聲，彷彿被人搧了個耳光。好在這兩天看到針對爸媽的大字報多了去了。從學校到家，大街小巷，到處都能見到被打上了叉，又倒著寫的郭建光、姚瑤的字樣，有點見多不怪了。但點自己名字的大字報還是頭一次見到。她不知所措，回頭就往家跑，也不清楚跑回家的目的是什麽。爸媽都每天早早地上班去等候批鬥，現在肯定不在家，回去幹什麽？但她就是拚命往回跑，跑到半路，一下子撞上了對麵來的一個人，就猛地撲了上去，差不多是躺倒在他的懷裏。他是援朝。原來他就是抗美自己也不很清楚的往家跑要找的目標。“哥！”眼淚簌簌地淌了下來。顧不得旁邊有人走過，援朝緊緊地摟住了她。抗美嗚嗚咽咽地告訴了他大字報的事。援朝想了想，拉著抗美回頭往家裏走。到家後把這事告訴了爸爸。爸爸想了想，說：“不要怕，文革要整的是當權派，不是初中生，他們不能怎麽樣的。援朝你想想辦法，私下裏靜悄悄地疏通，警告對方不要擾亂文革大方向，但要避免把聲勢搞大，更不能魯莽動武。”援朝對抗美說：“別怕！我們現在就去學校，你到班上去，坐到位子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我自有辦法。”
援朝找到高三級另一個班的一個哥們，他的妹妹和抗美同班。問清了情況。原來寫大字報的是班上的三名女同學，其中一人是團支部書記。這三個人平時就嫉妒郭抗美，嫉妒她家庭條件好，吃得好，穿得好，學習成績好，人也長得好，歌唱得好，舞跳得好，整天樂嗬嗬的，到處都受歡迎。這份大字報已經準備了好幾天了。援朝對他同學的妹妹說：“你能否替我對這三個人說我要和他們談談？”那妹妹說：“當然可以，不過不能保證她們會答應。”援朝說：“你對她們說，文革的大方向是打倒走資派，把矛頭指向學生是企圖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問她們的後台是誰，叫她們老實交代。”那哥哥對妹妹說：“告訴她們郝援朝要找她們算賬，想在郝援朝老婆頭上動土，不是找死嗎？”他妹妹咯咯地笑了起來，說聲：“行，我去問她們是不是想死。”就笑著跑了。郝援朝給了那同學一拳，那同學躲開，邊跑邊笑：“患難見真情，英雄救美，老婆也就搞定了。”
第二天一早，那大字報果真沒了。
援朝和抗美每天都照舊上學，但課都停了。每個班都由團支部書記帶領著，按照校領導的佈置，學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語錄。但很快地，校領導就無人出麵了，因為一個個地都被揪了出來，成了牛鬼蛇神。領導權到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手裏，但紅衛兵有兩派。在台麵上其實看不出有什麼重大分歧，都鬥走資派，鬥反動學術權威，都高呼保衛毛主席。隻不過，造反派是真的反當權派，而保守派之所以叫保守派，是因為他們的骨幹本來都是當權派器重的積極份子，被造反派懷疑是明鬥暗保，但也拿不出明確的證據。
當然，學生們，尤其是還都是孩子的中學生們，並沒有什麽自己篤信不疑的政治立場，更難說有多大的思想分歧。隻是因習性不同，平時早就互不順眼，才形成了對立的兩派。像郝援朝這樣的幹部子弟們，在加入哪一派的問題上，是矛盾的。從習性上來說，造反派更對他們的脾胃，但家庭的地位卻又不允許他們和“站在黨的對立麵”的造反派合流。援朝平時的哥們此時都是造反派，拉援朝也加入，援朝就推說要考慮考慮。他向爸爸征詢意見，爸爸說，你又不想通過造反得到什麽，為什麽要去冒那個險呢？最好加入保守派，明哲保身即可。不然，哪一天要是造反到我的頭上，你站在什麽立場？但援朝不願意和沙立成那樣的人站在一邊。他選擇了一派也不加入，做逍遙派。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因為逍遙者會被兩派夾攻，罪名是抵製文化大革命。但郝援朝不怕。造反派不願和他作對，保守派不敢和他作對。不多久，保守派垮了，造反派一統天下，連沙立成也歸順了。郝援朝於是就在造反派組織裏掛了個名。
至於抗美，因為爸媽成了牛鬼蛇神，所以兩派都不要她參加。她也並不在乎，隻是成天擔憂著爸媽的處境和前景。但隻要援朝一出現，她的心情便立即舒展開來。援朝每天都來她們家，見麵時抗美的“哥聲”越來越響亮。爸媽未出事前的一年多來，“哥聲”有衰退的趨勢，因為女孩子長大了，從“兩小無猜”到“兩小有猜”，再到“兩大有猜”，越來越覺得不好意思了。可是現在，已是“兩大無猜”了，這“哥聲”就遠比世界上最甜美的“歌聲”還要甜蜜。見麵時，隻要有旁邊無人的空檔瞬間，兩人就立即抱在一起。王阿姨注意到了這事，策略是提供一點機會，卻又隻給就那麽一點點機會，怕他們出格。她是看著抗美這孩子長大的，現在受這種折磨，心疼得很，覺得援朝現在是抗美最好的依靠。
爸媽每天按時上下班，習慣了上班時的挨鬥挨訓，回到家時，卻發現從未有過的放鬆。原來人隻要豁出去，活著的滋味倒也好將就。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工資還照發。沒工資就要餓死的。郭建光已做好了死的準備，餓死是他能接受的死法之一，因為他對自己治下的農民的餓死始終抱有負罪感。自己若被餓死，也是罪有應得。剛開始被鬥時，他幻想，毛主席發動文革，鬥各級當權派的目的，包括有追究、清算餓死人的責任，哪怕他老人家是推卸自己的責任，找替罪羊也行。如果自己最後成了這替罪羊，被拉出去槍斃，怎麽辦？他現在能做的，就是想好最後的自我辯護的詞句，在子彈飛來之前，把該說的話都說出去，就是了。當然，這事沒有發生，因為沒有哪個人，那個派敢提“餓死人”這事。文革追究、清算的不是這事，相反的，是掩蓋這事，掩蓋的方法是以進為退，歌頌導致餓死人的三麵紅旗。最多，隻是編造出相反的罪名來懲治餓死人的直接責任者
━━ 大大小小的官員們，不說他們因賣力走社會主義導致餓死人而犯罪，竟說他們是走了資本主義。郭建光明白，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掩蓋三麵紅旗導致的災難。
━━ 大大小小的官員們，不說他們因賣力走社會主義導致餓死人而犯罪，竟說他們是走了資本主義。郭建光明白，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掩蓋三麵紅旗導致的災難。
大串聯開始了，援朝如果是自己一個人，早就全國各地滿天飛了。但現在有抗美，既不能丟開她，也不願丟開她，很想帶著她一塊走。但有大字報說，黑五類，包括走資派的子女不準串聯。抗美有點害怕。但援朝說別怕，臉上又沒有“黑幫子女”的標記，誰認識你是誰？抗美還是怕，萬一路上遇到認識的同學，被人家揭發出來，被拉出去批鬥，那可就不想活了。一直以革命家庭出身為榮，到處被人刮目相看的人上驕女，如今竟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嚐到了被歧視、被欺淩的賤民的滋味。十六歲，原本沒有任何負重能力的的女孩子，能否承受這突乎其來的沉重，是要打問號的。好在爸媽還在，媽媽說這是在“苟活著”，但對抗美來說，隻要爸媽在，就是最牢實的依托。
援朝是又一根支柱，甚至是更實在的支柱。他每天晚上都要來看看郭叔和郭嬸。過去，他和爸爸幾乎天天來這邊吃晚飯。但前些時，省裏一個老戰友打電話給他爸，說他們的鄰居，也是一個縣級幹部，要這老戰友提醒郝達戈，必須斷絕和郭建光家的往來，否則，若被紅衛兵發現，會很麻煩的。人心叵測，提防著好。郝達戈當然明白，和郭建光交談之後，兩人就約定暫且“訣別”一段時間。但每天晚上，援朝還是不聲不響地從後門幽幽地竄進來。一方麵是爸爸叫他來探望一下叔嬸，另一方麵，他也渴望著和抗美對個麵，做做鬼臉。
援朝和爸爸商討串聯的事，當然主要談的是帶不帶抗美。爸爸說：“有辦法。你不是有好多要好的同學嗎？大家一起走。組成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帶上抗美，一群人，就誰也不怕了。”援朝開心了，一下子夥集了二十個男生，十個女生，做了一麵“沙家浜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紅旗，步行幾十裏，到了蘇州，扒上火車，出發了。但去的不是北京，因為北上的火車在蘇州停了十幾個鐘頭也不開，並且也根本扒不上去，車上擠得就像魚罐頭。於是他們改道向南，經上海到杭州下來。這三十個男孩女孩，至少有一半能歌善舞，走到哪裏，隻要有時間，就舞起隊旗，拉起手風琴，唱起語錄歌，翩翩起舞。不一會，觀眾就是一大片。抗美和援朝倆人的舞姿最惹人眼球。
一路向南，他們到了廣州，後來又向北到了南昌。南國風光，秀麗迷人。到處都有紅衛兵接待站，有吃有住，雖說吃的沒有家裏好，但也能將就了。抗美開頭幾天頗開心，但沒兩天就不開口了，再過兩天就掉眼淚了。想念爸媽了。援朝也惦記起爸爸來。孩子們都是第一次離家這麼遠，這麼長時間，從來沒有嚐過這思鄉之苦。大家決定，先回一趟家，到家後，可以的話，再出來，去北京。於是，他們就從南昌經安徽，進江蘇，終於到家了。
抗美一進家門，一頭撲進王阿姨懷裏，嗚嗚地哭了起來。她知道此時爸媽還沒回來。王阿姨告訴她：“爸爸晚上不會回來，他和別的挨鬥的幹部被造反派集中起來，關在縣委大院裏，已兩個星期了。在那兒天天勞動、學習、檢查、挨批。媽媽現在不怎麽挨鬥了，因為造反派忙著自個兒打起來了。不過，現在要麽不鬥，鬥起來比原來狠多了。坐飛機，掛磚頭，塗黑臉，剃光頭
…… 盡幹些糟蹋人的缺德事。一個星期前，媽媽被外地來的造反派剃了“陰陽頭”，就是半邊頭發剃掉，半邊留著。她來家後，叫我幹脆將那半邊也剃掉，說就當是當尼姑了。我看著真心疼。”抗美哇哇大哭起來。哭著哭著，就倒在床上睡著了。
…… 盡幹些糟蹋人的缺德事。一個星期前，媽媽被外地來的造反派剃了“陰陽頭”，就是半邊頭發剃掉，半邊留著。她來家後，叫我幹脆將那半邊也剃掉，說就當是當尼姑了。我看著真心疼。”抗美哇哇大哭起來。哭著哭著，就倒在床上睡著了。
又做起了惡夢，又被雨水打醒了，還是媽媽的淚水。她一把抱住媽媽的光頭，一聲也不吭。她當然想哭，但看到媽媽臉上那一付氣定神閑的架勢，怔住了。隻聽媽媽說：“別怕，別在乎，什麽都無所謂了。就這麽一天天地過，總有到頭的一天。”抗美這才又大哭起來。媽媽打岔道：“串聯沒幾天，怎麽就回來了？”抗美嗚咽著說：“想你和爸爸。”媽媽說：“我們都沒事。在家待幾天，要去還可以再去。一起走的人多，援朝也在，我和你爸會放心的。”“我想去看爸爸。”媽媽想了想，說：“看看援朝有沒有辦法。他有好幾個朋友的爸媽也被關在裏麵，讓他和他們合計合計，想想辦法。”正說著，援朝來了。看見郭嬸的光頭，他愣住了。姚瑤竟對援朝笑笑，說：“我已遁入空門，什麽都想開了。”援朝頭直搖，眼淚快要掉下來了。他已從爸爸處知道郭叔被關起來了。他想設法帶抗美去探望一下郭叔。姚瑤說：“不行，你不能卷進去，因為搞不好會連累你爸，那可就麻煩了。”
━━ 她把剛才對抗美說的話完全推翻了。郝達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衝擊。因為他是軍人，“衝擊解放軍”是反革命行為。更何況，他有著老紅軍、新四軍、解放軍和誌願軍四重光環，並且又是為革命而嚴重殘廢的英雄，這樣的人肯定是絕對忠於毛主席的。還有就是他長期以來未擔任要職，沒犯錯，也沒得罪人，所以相對安全。殊不知，他是個隱藏得極深的“思想反革命”。
━━ 她把剛才對抗美說的話完全推翻了。郝達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衝擊。因為他是軍人，“衝擊解放軍”是反革命行為。更何況，他有著老紅軍、新四軍、解放軍和誌願軍四重光環，並且又是為革命而嚴重殘廢的英雄，這樣的人肯定是絕對忠於毛主席的。還有就是他長期以來未擔任要職，沒犯錯，也沒得罪人，所以相對安全。殊不知，他是個隱藏得極深的“思想反革命”。
三十個年輕人又出發串聯了。這次去的是北京。在工人體育館的台階上坐了三天三夜，終於等到了被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的難忘的時刻。但若幹年以後，他們回憶起來，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他們是那歡呼皇帝新衣美麗的人民群眾，但他們當時還沒有看到赤裸裸的真相，直到後來。
他們又在工人體育館參加了一次公審大會，公審的是反革命組織的頭頭。軍管會宣布取締了幾個造反派組織，將其頭頭們抓來進行公審。大會宣布：“將反革命份子押上來！”時，幾個被五花大綁的男人被強壯的大漢們推搡著進入球場中央。同學們見過了不少的批鬥場麵，以為這些被公審者一樣會享受到站立、低頭的待遇。誰知不是如此。還沒站定，押解者們猛地抬腿，對著反革命份子的腿彎處哢嚓一腳，立即都被踢跪在地。然後兩個服伺一個，每個人的背上都緊壓著兩個壯漢的膝蓋。對階級敵人的無比仇恨爆發出的巨大的力量使得反革命份子們的頭和膝蓋同時著地，如蝸牛狀。這三十個年輕人被驚呆了，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強悍的暴力行為。緊接著排山倒海的口號聲之後，是一個接一個義憤填膺的發言，每篇發言中都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力行動。”孩子們總算見識到了“暴力”的模樣。女孩子們一個個都嚇得發抖，抗美緊緊地靠住援朝的肩膀，差一點哭出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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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文化大革命（二）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實踐、貫徹“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毛澤東自己想象中的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巨大貢獻。他認為馬克思和列寧隻解決了如何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即如何打天下的問題，但沒有預見到更加困難百倍的如何保江山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他正當其時地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和方案。他指出，隻有高舉階級鬥爭的大旗，反修防修，識別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並與之作堅決的鬥爭，才能保證無產階級的革命江山永不變色。顯然，他認為修正主義隻是個別人的行為，解決的方法就是清楚這個別份子。這是對馬列主義理論係統的一個極其重大的創新和補充，是在蘇聯出現修正主義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力挽狂瀾的劃時代貢獻。沒有這一貢獻，毛澤東充其量隻是一位馬列主義的執行者，隻能和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羅、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人齊名，是“統帥、領袖、舵手”，但不能和馬克思、列寧並列，進入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導師”的行列。文革則是對這一理論和實踐的驗證和履行，將馬列主義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文革具體進行的構想是：未來如果出現修正主義，出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人民就用造反（即革命）的方法將其推翻。如此，無產階級革命就可以保持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未來享受著無限光明的全人類，應該感謝的偉大天才和救星，除馬克思、列寧之外，就是毛澤東，因此，馬列主義應改稱為“馬列毛主義”。
這一構想，就像是一個醫生宣布他發明了一個可治療重症的藥方一樣。問題在於，這醫生不懂得，他的發明隻是“想當然”。他在未作理論論證和實踐驗證之前就想當然地宣布：“我發明的藥方療效極佳，萬無一失。”他沒有問過自己：“要是這藥方根本就不對症怎麽辦？”他更搞不清楚的是，那所謂的“病”根本就不是“病”，不是什麽“重症”，而是“有喜了”。笑話鬧出來後，人們發現，他根本不是個懂科學的醫生，他是個“科盲”。但他就是強行地使用這藥方。
毛澤東就是這麽個“科盲”，首先的表現是在對文革這一課題的設計上的致命的邏輯錯誤。他的課題是針對未來的千秋萬代的，自然就必須包括“在我，毛澤東，去見馬克思之後，不能親自發動，親自領導革命”這一形勢下，如何避免像斯大林去世後的蘇聯那樣，政權被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篡奪。因此，文革必須設計成在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形勢下的打倒赫魯曉夫式人物的演習。一旦發生那種情況，人民群眾就按照這次演習的程序，發起造反，鬥倒野心家、陰謀家。但文革不是按照這樣的思路設計和進行的，而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情況下進行的。因而，這場演習所能證實的隻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還在，親自發動，親自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下一定能取得勝利的結果，而不能證明當毛主席百年之後這一革命是否具備可行性的問題。紅衛兵小將們未能領會偉大領袖的設想，而在那裏拚命高呼：“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聽著這話時，不知心中有沒有產生這樣的疑問：“我躺在紀念堂裏不再揮手時，你們不是就不前進了嗎？”果不其然，不是千秋萬代之後，而是不出數年，鄧小平就那麽“瘋狂地”搞起了資本主義複辟，比赫魯曉夫還要赫魯曉夫，卻不見有一個人起來造反
━━ “竟無一人是男兒”。這結果說明了：文革的演習毫無實際價值，完全白費了。原因無它，設計者是個“科盲”，在設計邏輯上犯下了極其低級的錯誤而已。
━━ “竟無一人是男兒”。這結果說明了：文革的演習毫無實際價值，完全白費了。原因無它，設計者是個“科盲”，在設計邏輯上犯下了極其低級的錯誤而已。
結果是，文革非但沒有保證“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反而變成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催化劑。沒有文革，就不會催生出後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的“赫魯曉夫式野心家、陰謀家”的出現還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呢！文革前的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等，以及所有各級黨政軍的領導幹部，絕大多數都是立場堅定的反對赫魯曉夫的共產黨員，但正是文革才使得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們毫不猶豫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走得比赫魯曉夫還要遠。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支持也在極大程度上是文革催生的。毛澤東大概至死也沒有想到會是如此。他如果想到，就會預先將鄧小平和葉劍英這兩個最危險的“赫魯曉夫式人物”，繼劉少奇、林彪之後，從肉體上消滅掉。“當斷不斷，必遭其亂”，果不其然。不過，如果真的“當斷則斷”了，還會有另外的“鄧小平”式的人物出現的。這就叫“曆史潮流”。
文革的另一不可明說的目的正是和1959 – 1961三年的“三麵紅旗”━━ 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 有關。同樣是科盲擁有無限的權力導致的惡果，生產力的毀滅性破壞造成幾千萬人被餓死。災難之大，遠超過了全人類的曆史紀錄。一個原本以為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大救星變成了大災星，落到遺臭萬年，貽笑千古的地步，毛澤東心裏的焦躁狂暴，惱羞成怒，是可以想象的。他發現災難的原因是各級黨政幹部以隱瞞實情的方法對自己進行的愚弄。他惱火於這種以講假話的方式對他的愚弄，卻不檢討這“講假話”是他以反右和整彭德懷的方式逼出來的。他更惱火於彭德懷的“不講假話”的對他的“不愚弄”，因為彭德懷的真話坐實了他的謬誤和罪過。照理，他應該做的是認錯檢討，引咎辭職。但他在古書堆裏找不到這種先例，“先皇”們留下的遺產是，第一，絕不認錯，第二，誅殺功臣。打煞了講真話的彭德懷後，就開始對付講假話的各級幹部。他心中太不爽了。
━━ 有關。同樣是科盲擁有無限的權力導致的惡果，生產力的毀滅性破壞造成幾千萬人被餓死。災難之大，遠超過了全人類的曆史紀錄。一個原本以為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大救星變成了大災星，落到遺臭萬年，貽笑千古的地步，毛澤東心裏的焦躁狂暴，惱羞成怒，是可以想象的。他發現災難的原因是各級黨政幹部以隱瞞實情的方法對自己進行的愚弄。他惱火於這種以講假話的方式對他的愚弄，卻不檢討這“講假話”是他以反右和整彭德懷的方式逼出來的。他更惱火於彭德懷的“不講假話”的對他的“不愚弄”，因為彭德懷的真話坐實了他的謬誤和罪過。照理，他應該做的是認錯檢討，引咎辭職。但他在古書堆裏找不到這種先例，“先皇”們留下的遺產是，第一，絕不認錯，第二，誅殺功臣。打煞了講真話的彭德懷後，就開始對付講假話的各級幹部。他心中太不爽了。
不隻是不爽，而是十分的痛苦。到了1976年，臨終時的毛澤東的內心痛苦一定是難以描繪的。他有心病，並且不斷地加劇。這心病是從國共合作抗日時起就產生了
━━ 他作出了勝利後實行由人民當家作主、多黨競選的憲政民主製度的承諾，但從未打算過真的兌現；勝利後又製定了履行民主的憲法，但被他以“無法無天”的自詡而棄如敝屣；再一個承諾就是，獲取政權後，一定要使國家繁榮富強、人民自由幸福。前兩項不兌現是明擺著的耍賴。在資訊十分發達的二十世紀，作為一國之主，這種行為既不光彩，也不聰明。心中的不安是可以想象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而眼睛對諾言盯得最緊的，自然是知識份子。於是，建起了主要是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高壓線。再加上，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都告訴他自己處於嚴重的威脅之中，心病日益加重。於是就發動反右，整倒知識份子，使他們無法也不敢追究諾言的兌現。而第三項諾言，保證人民幸福，開始時他自己是很有自信能做到的。但後來發現做不到，就搞了個“大躍進”蠻幹了一下，結果是闖下彌天大禍，幾千萬人餓死，幾億人溫飽難全。於是更惱羞成怒。這一次，遷怒的對象就是廣大幹部了。更出於保權的需要，搞了文化大革命。所有這過程中，采用的理由都是階級鬥爭，防止和平演變。
━━ 他作出了勝利後實行由人民當家作主、多黨競選的憲政民主製度的承諾，但從未打算過真的兌現；勝利後又製定了履行民主的憲法，但被他以“無法無天”的自詡而棄如敝屣；再一個承諾就是，獲取政權後，一定要使國家繁榮富強、人民自由幸福。前兩項不兌現是明擺著的耍賴。在資訊十分發達的二十世紀，作為一國之主，這種行為既不光彩，也不聰明。心中的不安是可以想象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而眼睛對諾言盯得最緊的，自然是知識份子。於是，建起了主要是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高壓線。再加上，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都告訴他自己處於嚴重的威脅之中，心病日益加重。於是就發動反右，整倒知識份子，使他們無法也不敢追究諾言的兌現。而第三項諾言，保證人民幸福，開始時他自己是很有自信能做到的。但後來發現做不到，就搞了個“大躍進”蠻幹了一下，結果是闖下彌天大禍，幾千萬人餓死，幾億人溫飽難全。於是更惱羞成怒。這一次，遷怒的對象就是廣大幹部了。更出於保權的需要，搞了文化大革命。所有這過程中，采用的理由都是階級鬥爭，防止和平演變。
使他更不爽的是大禍闖下之後出來收拾爛攤子的是劉少奇等人。他肯定感到很沒麵子，很不自在。劉少奇等人實際上接管了行政大權，這對毛澤東來說，就不隻是惱怒的問題了，而是生起了被奪權的恐懼。若聽之任之，則勢必權力難保。權力是他的命，拚命也要保權。保權要靠槍杆子，於是就讓林彪主軍，這也是整彭德懷的主要動機之一，因為本來軍權在彭德懷手裏，不奪過來是絕對不行的。接下來就是將大災難之後的經濟複甦的努力強扭到他的“階級鬥爭”的方向上來。林彪心領神會，首先在軍隊掀起學雷鋒、學好八連、學毛著的高潮，高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地方上則是“全國學解放軍”，大搞文藝批判。除了計劃將劉少奇、鄧小平打倒之外，還要將他們控製下的黨組織打亂、重組，對各級幹部進行全麵大清洗。所以，文革一開始，毛澤東的最大手筆就是支持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停止黨組織的一切活動。“黨內有派”，毛澤東自成一派，和差不多整個共產黨鬥了起來。
文革不隻是設計上的邏輯錯誤，並且發動以後又是錯上加錯，導致最後的徹底失敗。和三麵紅旗一樣，是慘劇，也成了千古笑料。從發動，到進行，到結束，如果不認為毛澤東是神，而是可以用人的智商標準衡量的人，那麽就可以發現這個人建國後的智商低得不可思議。原因很簡單
━━ 脫離社會，與世隔絕。把“實事求是”視作毛澤東思想精髓的人，根本就沒想到毛澤東連什麽是“實事”都不了解，更不願意，也不知道如何“求是”了。
━━ 脫離社會，與世隔絕。把“實事求是”視作毛澤東思想精髓的人，根本就沒想到毛澤東連什麽是“實事”都不了解，更不願意，也不知道如何“求是”了。
毛澤東的最致命的錯誤是沒有認識到馬列主義革命從一開始就是違背曆史發展規律的必敗之路。他認為他所創建的製度、路線是絕對無懈可擊的，可以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唯一的隱患就是“陰謀家、野心家”的個人反動行為。隻要能把這些個別的壞人及時鏟除，就萬事大吉。蘇聯“變修”僅僅是因為赫魯曉夫沒有被及時打倒，所以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式人物就不能手軟。他認定劉少奇就是這樣的人物，所以要打倒他。林彪事件發生，毛澤東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好險！居然還有另一個藏得更深的‘赫魯曉夫’！”第二想到的當然是：“還會有藏得更深的嗎？”於是，想到了周恩來、鄧小平。第三個想到的應該是：“身邊的人到底誰可靠呢？”第四個想到的應該是：“問題的根本會不會就不是‘赫魯曉夫式人物’這樣的具體的人的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本身的製度路線有問題呢？”他不會往這第四個問題上去想的。
毛的原來的設想是：各級黨政幹部由工農兵中的積極分子，像王洪文、陳永貴、和造反派的“五大領袖”這樣的人擔任，徹底推翻以劉少奇為首的，布滿全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於是，一開始就支持造反派，搞垮保守派，接著號召造反派奪權，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取代黨組織和政府。毛澤東權力蓋世，本可以做到從紫禁城內發聖旨褫奪自劉少奇以下各級當權派的權力，同時分封功臣。但他覺得這不能實現發動人民群眾造資本主義複辟的反，證明和實踐他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目標。下聖旨進行宮廷改組隻是眼前的治標，群眾造反才是千秋萬代的治本，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才能顯現。
問題在於，如此就變成了毛澤東領導人民和整個共產黨進行戰場廝殺的形勢。但是，這是一場絕不勢均力敵的廝殺。毛澤東又犯下了一個軍事家不該犯的致命的錯誤
━━ 不知己，不知彼。
━━ 不知己，不知彼。
人民是己方，黨是彼方。毛澤東不知己，因為他不了解人民。他不了解人民並不支持他。其實，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本來就隻是兵源、糧源和財源的供應者，隻是由他擺布的棋子。他早就忘記了，人民有著和他一樣的充滿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軀。他不知道，組成人民的“人”，腦子裏每時每刻閃動的都是利益問題，即不同程度的物質欲求和不同程度的精神需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根本不存在“感謝恩人毛主席”的念頭。相反，對毛澤東怨恨、仇恨著的人，倒是真不少。從1927年上井岡山開始，毛澤東接觸的人就僅僅是身邊的高階層的共產黨員了。自那以後的四、五十年，他就沒碰過“錢”這玩意了。對人民來說，錢是命，不碰錢的人，能懂得人民嗎？會重視人命嗎？讓世界大戰早打、大打，死上幾億人，消滅帝修反
━━ 想到的是一著棋，沒想到的是人的生命的價值並非棋子的價值。就算不是視人命如草芥的沒心沒肺，也是一種以對生命價值的無視為前提的雄心壯誌。這樣的雄心壯誌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嗎？
━━ 想到的是一著棋，沒想到的是人的生命的價值並非棋子的價值。就算不是視人命如草芥的沒心沒肺，也是一種以對生命價值的無視為前提的雄心壯誌。這樣的雄心壯誌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嗎？
毛澤東號召人民造反，造反派自然就代表了人民。他表態支持造反派，保守派就迅速崩潰了。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已完全站到了他的一邊。當權派紛紛被靠邊、被批鬥。各級黨委停止活動，首戰告捷。毛澤東沒有認識到的是，信任造反派的立場和能力都是錯誤的。造反派的內心並不向著他，倒是保守派更忠誠於他。下麵這張表，說明的是當時的學校和其它“知識份子成堆”的單位內，兩派人自知或不自知的內心向往的生活方式，這當然也決定了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
兩派最根本的分歧是平時的情緒和利益對立。保守派是左派，這一點是明顯的。他們的骨幹都是文革開始前受黨委支持、培養和依靠的對象。他們立場堅定，積極努力，服從聽話，一本正經，紅五類出身者居多。知識麵狹窄，對本身業務之外的東西，知道得很少，許多人從未讀過“三國、水滸、紅樓、西遊”，更別提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外部世界的花花綠綠了。對於“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我們去解放他們”的名言，保守派中相信的人比造反派中的，要多得多。從政治實力來說，保守派一直占著上風，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如此，證據就是一黨專政還在，一黨專政就是左派專政。從人數來看，保守派開始占多數，但實際上是少數，因為許多人加入保守派是考慮到加入它安全性高，將來若有“秋後算帳”，保守派最多隻是“沒菓子吃”，而造反派則保不住“有苦菓子吃”。
造反派的隊伍比保守派複雜，總體來講，思想比較活躍，知識麵較廣，自由主義傾向強，和領導疏遠、隔閡，討厭對有權勢者拍馬逢迎，特別不喜歡政治學習，憎惡於說“假話、大話、套話、空話、廢話”，熱衷於走“白專”道路。黑五類出身者，即使無法加入，內心裏也大多數都向著造反派。總體來講，造反派在思想意識上和當年的右派有傳承關係。保守派認為造反派“反黨”，基本沒錯，因為造反派對當權者和保守派有著意識上或明或潛的對立情緒。他們覺得保守派滿口革命的口號虛假而又肉麻，反感或嫉妒領導對他們的親睞。相當多的造反派成員對社會現實不滿，有著生活在窒悶和恐懼之中的感覺，直接的壓力來自於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威脅，這也正是他們造反的原動機。撇開利害關係上的考慮，保守派是絕對少數，原因就是，共產黨在文革前就不得人心了。
今天的毛左派有一很大的誤解，那就是認為，毛澤東支持造反派說明他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站在人民一邊，支持人民和貪官汙吏進行鬥爭。事實不是如此。譬如，對劉少奇主張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貧下中農內心裏很歡迎，而基層幹部反對，因為那會削弱他們的權力。而毛澤東則認為是相反，以為貧下中農反對劉少奇，而基層幹部擁護劉少奇，於是就號召貧下中農造基層幹部的反。基層幹部被冤枉了。對農民來說，恨透了基層幹部，現在有了機會造反，可以狠整這批人，解心頭之恨，那何必去追究真相呢？貧下中農必須以主張“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為罪名批鬥大隊書記，盡管他們自己心裏最想的才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哩。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冒死都要分田到戶就是一例。用冤枉大隊書記的辦法批鬥大隊書記，心中毫不愧疚，因為你大隊書記過去就橫行霸道，貧下中農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並且，大隊書記真正的幹過的壞事，貧下中農不敢揭發，譬如，當年餓死人時的所作所為就不能講，誰講誰就沒命。文革過來的人可以回憶得出，對當權派的批鬥根本就打的不是要害，因為真正犯下的罪行往往是不能揭發的，揭發的人很容易被套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於是，造反派就隻能打紅旗造反，盡管內心裏根本不擁護紅旗。
造反派和保守派還有一不同之處是：造反派中洋氣一些的人比保守派中的多。“洋”在古漢語裏隻是個中性的名詞，但“洋氣”卻是個歌頌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褒義形容詞，其發明者要麽是香港人，要麽是上海人，因為他們最早見識到“洋氣”並對之熱衷不已。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文化稍發達的地區，譬如任何一個縣城裏，即使是革命左派，但隻要有點文化，就不願意被人說是“土氣”，說明中國人的骨子裏就“崇洋厭土”，所以也就很容易“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今天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越來越洋氣，追溯到六十年代，在造反派中找到原始的蹤影。而當時的保守派如果還堅持著自己的立場，則連今天大多數的當權者們在他們眼裏，都屬於該打倒的資產階級份子之列，因為這些當權者們洋氣得絕不亞於西方資產階級。毛澤東如果活過來看一下二十一世紀，一定會長歎道：“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已死。”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思想就是這樣地被“洋水煮青蛙”地和平演變了。
如果不搞文革，而搞一場西方式的競選，在充份的政綱宣示後，保守派的票一定是投給毛、林一方，造反派則一定會支持劉、鄧一方。毛澤東根本不了解這一局麵。在將保守派搞垮後，造反派得意洋洋，宣布奪取各級走資派之權，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毛澤東看來，是他和站在他一邊的人民勝利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走資派接近於覆滅了。可是，這“人民”不爭氣，居然因利益之爭而分裂了。這利益不是別的，就是“權力”這寶物。奪權之後，掌權的領導班子如何組成？本來就是烏合之眾的造反派如何能在內部公平分配權力而不引起糾紛？這根本就是個應該事先就考慮到但找不到答案的問題。古今中外，“人民”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分享權力的機會，有了機會，能不爭奪嗎？爭奪的結果，就是分裂。毛澤東沒有預見到這結果，還是因為他嚴重脫離社會，不知道必然會有這種無法解決的權力和利益分配問題，包括分配時的技術問題：奪權後，誰是第一把手，誰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原來那麽多排布得等級森嚴，高低有序的成千上萬的幹部職位不是一朝一夕隨意形成的。官員的分封過程是個非常複雜、微妙且充滿鬥爭的過程，全國幾十萬組織、人事部門的幹部幾十年中幹的就是權力分配這技術性很強、政治性更強的活兒。一旦讓奪了權的造反派自己操作這分配，就像是狼群要分配突然從天而降的一塊美肉一樣，除了爭奪廝殺，不會有其它的解決辦法。
於是造反派分裂了。原先的保守派紛紛鑽進了分裂開的造反派的一邊，實際是恢複了保守派的勢力。分裂雙方大打出手，嚴重威脅到社會的穩定，最後必然會威脅政權的穩定。維持穩定的唯一辦法自然是軍隊的介入。軍隊的介入稱之為“支左”，支持革命左派。但兩派中誰是左派呢？在軍隊看來，複活的保守派勢力占優勢的那一派是左派。這沒有錯，因為他們在本質上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造反派就該垮，於是很快地就顯露出敗象。可能是毛澤東發現了苗頭不對，打擊造反派顯然是和他過不去，於是就又派出工宣隊進駐各單位。他以為“工人階級”比解放軍更可靠，但又不好明說。他和林彪的嫌隙大概從那時就開始了━━
林彪指揮的軍隊打壓了他的依靠力量 ━━ 造反派。
林彪指揮的軍隊打壓了他的依靠力量 ━━ 造反派。
但“工人階級”也不買賬，和軍隊一樣，工宣隊表麵上喊著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實際上接受的是和毛澤東對立的共產黨的領導。毛主席領導造反派和共產黨鬥，但造反派是扶不上牆的爛泥巴，一旦分裂，和共產黨對立的那“老造反派”有什麽不垮的？
同時，軍宣隊也好，工宣隊也好，為恢複秩序而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的任務，從技術角度來看，也隻能以原先的各級黨政機構為基礎，就算他們想支持造反派的話，職務的安排也是非常棘手的。更何況，大多數造反派骨幹都不是共產黨員。如果不想廢除共產黨領導這一原則的話，得首先把這些造反派骨幹都拉進共產黨，這就更棘手了。可見，毛澤東的文革設想是多麽地天真、幼稚、脫離實際的。
原先重組共產黨的計劃無法進行下去。毛澤東後來和林彪、周恩來的反目，可能是認為他們破壞了他的文革的原先部署。因為支左和黨組織恢複活動是這兩人主持的。林彪的“五七一”工程，即政變，如果成功了的話，加給毛澤東的罪名一定是“將中國共產黨推向了滅亡的深淵”之類。“九大”的召開，說起來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文革初衷落空而回歸共產黨領導的原來路線的一個標誌。自那以後，各級黨組織都逐步地恢複並從新掌權了。對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幹份子進行了一些懲罰，但沒有預期的那麽血腥，因為造反畢竟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造反派畢竟從一開始就是毛主席的依靠力量。
其實，毛澤東當時手裏還有一殺手鐧，那就是“按巴黎公社的方式進行民主選舉。”看到造反派要垮，他不喜歡的原先共產黨的勢力複燃，但卻又居然忘記了開始發動文革的“十六條”決議。決議內明確規定按巴黎公社原則，由群眾選舉革命委員會。如果他不忘記，並樂意從造反派勝利的時刻起即著手進行選舉，就像巴黎公社一樣，各級新的領導班子就會以民主的方式產生。他不是忘記了，而是他從來就沒這麽個打算，從來沒想過走這條路。在他的詞典裏，根本就沒有“投票選舉”這樣的詞匯，就像“自由民主”一樣。“十六條”從一開始就是不準備執行的表麵文章，就和憲法一樣。
到毛澤東去世時，他的全部力量隻剩下了華國鋒和“四人幫”那麽幾個人。並且還鬧起了內訌，共產黨支持華國鋒，粉碎了四人幫。很快地，共產黨又拋棄了華國鋒，走上了徹底否決毛澤東路線的方向：階級鬥爭理論被拋到九霄雲外，他最恨的知識份子被捧上各級領導崗位，奪了工農兵幹部的權，實際上是發生了一次“柔性政變”。“帝修反”都成了座上客，經濟上實現了全麵的資本主義複辟，等於是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了一半
……，這一切都好像是對照著毛澤東思想而蓄意反著幹的。毛澤東在九泉之下，恨鄧小平會超過恨劉少奇100倍。這也就說明，建國後的毛澤東是個失敗者。
……，這一切都好像是對照著毛澤東思想而蓄意反著幹的。毛澤東在九泉之下，恨鄧小平會超過恨劉少奇100倍。這也就說明，建國後的毛澤東是個失敗者。
2003年，伊拉克的薩達姆失敗死亡後，他的殘餘勢力還抵抗了好幾年，給美國造成了不小的損失，而毛澤東卻連這樣的殘餘勢力也沒有。而後來出現的毛左派，則主要是由一群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很不了解的人組成的。他們對毛澤東的迷信顯得最幼稚的一個例子是：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幹部很清廉。殊不知，那時的以權謀私的所得和全社會的利益總量相比，其比例絕不會低於今天的貪汙腐敗所得。當時有一條很有名的傳言：毛主席問周總理：“後門堵上了沒有？”總理回答道：“不用堵了，因為後園牆被推倒了。”當時的“走後門”就是今天的“腐敗”，本質上都是以權謀私。
一九六七年初，一些造反派組織被軍管會以“反革命組織”的罪名取締,這可以看做是共產黨對毛派反擊的開始。但這是否是林彪的蓄意所為，就不得而知了。至少，軍隊在主觀上不是和毛澤東對著幹的。他們是按照毛澤東階級鬥爭的理論
━━ 階級敵人必然要千方百計地混入革命隊伍進行破壞活動，所以這種取締名正言順。被取締的造反派組織都有最底層的“社會渣滓”參與其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對之鎮壓，毛澤東自然不好反對。這麽一來，收到了殺雞儆猴的效果，煞了造反派的氣焰，做好了促使了造反派分裂的準備。這鼓勵了垮台了的保守派成員和靠邊站的黨員幹部，輕而易舉地策劃了本來就注定要分裂的造反派的分裂。新的兩派形成了，並且都被承認是“造反派”。鬥得更加激烈，全國到處都出現了武鬥，有的鬥得很慘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因武鬥導致的傷亡達幾十萬人。
━━ 階級敵人必然要千方百計地混入革命隊伍進行破壞活動，所以這種取締名正言順。被取締的造反派組織都有最底層的“社會渣滓”參與其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對之鎮壓，毛澤東自然不好反對。這麽一來，收到了殺雞儆猴的效果，煞了造反派的氣焰，做好了促使了造反派分裂的準備。這鼓勵了垮台了的保守派成員和靠邊站的黨員幹部，輕而易舉地策劃了本來就注定要分裂的造反派的分裂。新的兩派形成了，並且都被承認是“造反派”。鬥得更加激烈，全國到處都出現了武鬥，有的鬥得很慘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因武鬥導致的傷亡達幾十萬人。
從某一方麵看，文革的實質是：中國共產黨高喊著毛澤東思想的口號和毛澤東迂回鬥法。好艱難呀！各級黨組織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時間處於完全癱瘓的狀態。好在廣大黨員幹部們“人還在，心不死”，看毛主席您老人家能把我們怎麽樣。毛澤東信任造反派是看錯了人。幸好他不具備知道自己錯了的條件，更沒有認錯的習慣，否則，後來對造反派的“秋後算帳”就要血腥得多。毛澤東大概隻是懵了，他發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線完全模糊了：造反派分裂了，保守派鑽進了分裂的造反派，雙方都喊打倒劉少奇，都誓死保衛毛主席。他認為派鬥隻是人民內部矛盾。他想不到的是，軍隊支左、工宣隊的進駐，偷梁換柱地將被造反派打倒的幹部解放、結合了過來，將造反派和支持他們的幹部給清洗了。毛澤東如果發現了這一點，他會憤怒的，因為這意味著劉少奇戰勝了他；但如果他再清醒一點，就又會發現他其實還是勝利了，因為他會發現保守派和各級幹部並不是劉少奇的死黨。反正，毛澤東認為文革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癱瘓了的黨組織都恢複了活動，各級領導班子都調整且“純潔化”了。他當然不知道，隨著他個人權力表麵上的登峰造極，各級當權者的權力也有樣學樣地水漲船高，權力的升級伴隨著腐敗的升級。
表麵上看，“九大”的召開，似乎標誌著毛澤東戰勝了他原先以為已被劉少奇控製的共產黨。他打倒了劉少奇，成功地改組了黨，牢固地控製了黨。可實際上是黨勝了，它隻是被換了幾個人而已，並且那些被換掉的人也是黨本來就可有可無，甚至就是本不該要的人。而領袖呢，他肯定沒有意識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甚至林彪垮台之後，他也沒意識到這一點。他多半以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衷心地崇敬他，熱愛他，服從他。所以，他還以為他有力量打倒周恩來，開始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大概到1976年周恩來去世發生天安門事件時，毛澤東才認識到他早就輸光了。當然也立即明白，隻要他一死，已經掌握大權的鄧小平非帶領全黨背叛他不可，於是，緊急打倒鄧小平，換上他仍然相信的華國鋒。可是，他又錯了。他一去世，華國鋒立即背叛了他，向黨“投降”了，具體行動是清除了“四人幫”等等的毛派力量，其中包括毛的妻子和侄兒。毛澤東泉下有知，會吃驚地發現他原來毫無還手之力。
華國鋒還想保留一點“毛澤東思想”，結果被鄧小平輕易地推了開去。鄧小平的改革，實質上推翻了毛澤東的一切。推翻得是那樣的輕而易舉，因為“毛澤東的一切”隻是一團在消散著的霧氣，不就是那荒謬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嗎？鄧小平的武器是“經濟建設”，好比是一塊堅實的土地。今日的毛左派想以毛澤東思想反對改革開放，就等於是要用那一團飄薄的霧氣衝塌這一塊堅實的土地。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思想早就毫無市場了。
但是，鄧小平也和華國鋒一樣，依然口頭上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大旗。隻不過，華國鋒是真的要高舉，而鄧小平隻是假假地舉一個招牌而已。這不妨稱之為“毛澤東旗幟現象”━━
實質的否定與表麵的高舉並存。共產黨離不開毛澤東這麵旗子，是因為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的勝利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共有的輝煌，甩開毛澤東，則共產黨無法獨享那過去的輝煌。而這輝煌從來都被共產黨視為其掌權的合法根據，雖然暴力奪取政權的勝利並不就是永遠掌權的理由，但共產黨認為它就是理由，因此認為毛澤東的旗幟是共產黨掌權合法性的標記，不得拋棄。
實質的否定與表麵的高舉並存。共產黨離不開毛澤東這麵旗子，是因為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的勝利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共有的輝煌，甩開毛澤東，則共產黨無法獨享那過去的輝煌。而這輝煌從來都被共產黨視為其掌權的合法根據，雖然暴力奪取政權的勝利並不就是永遠掌權的理由，但共產黨認為它就是理由，因此認為毛澤東的旗幟是共產黨掌權合法性的標記，不得拋棄。
建國以後的二十幾年，毛澤東最大的迷思大概就是“人民群眾的擁護”。他心心念念地想著帶領人民群眾打仗，再次以他的“人民戰爭”的思想為指導，徹底消滅帝修反。他從未考慮過人民是否支持的問題，因為在他看來，這絕對不是問題，人民怎麽會不支持毛澤東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呀！這就令人想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當時中國國防大學一位教授在電視上向觀眾們預報了戰爭的進程，他按照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替伊拉克人民設計了對付侵略者的戰略戰術，預言了伊拉克人民的勝利。但結果是，一開始，美軍就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迅速攻入巴格達，抓住薩達姆。“人民戰爭”竟沒有發生。這位教授最大的失誤在於，他忘記了“人民戰爭”的前提是“人民”願意參加。人民不願意參加，哪有人民戰爭呢？美軍未遇到抵抗，因為來自於人民的軍隊自行潰散，開小差回家了。薩達姆在這之前曾獲得過人民90%的選票，顯然是被人民騙了，但怪不了人民，因為是他逼著人民騙他的。後來，利比亞的卡紮菲的結局也和薩達姆一樣。那位教授接受的是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教導，也就想當然地接受了毛澤東對人民擁護的想當然。
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戰略部署和薩達姆對抗美國入侵的部署一樣，都依賴著“人民支持”這個前提，並且都是在實際上不存在的前提。兩者分別被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美國軍隊勢如破竹地粉碎了。根本的原因隻有一個
━━ 與人民隔絕。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 脫離群眾 ━━ 這是專製製度的統治者無法擺脫的困境，因為擺脫的方法隻能是放棄專製。
━━ 與人民隔絕。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 脫離群眾 ━━ 這是專製製度的統治者無法擺脫的困境，因為擺脫的方法隻能是放棄專製。
毛澤東，薩達姆，和那位“穿新衣的皇帝”，三位領導同誌，有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太善良，太相信他們治下的人民群眾了。結果的局麵是，被人民騙了。但是，好像也怪不得人民，因為是他們自己逼著人民騙自己的。不讓人民講真話，人民不講假話講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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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抗美插隊
1968年，抗美18歲了，初中畢業已兩年，照理就該上高三，進行高考複習了。但是，時間已耽誤了。看來毛主席也知道每個年輕人都有前途問題，不能老是待在家裏吃閑飯，於是，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偉大號召。學校、街道開始了全麵動員。
郭建光和姚瑤此時處於逍遙狀態，“享受”著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悠閑時光。他們和一般的被批鬥對象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他們想開了，做好了豁出去的準備。尤其是郭建光，出生入死，槍林彈雨裏的過來之人，應付這種局麵實在是小菜一碟。對姚瑤來說，傳統和現代的教育都告訴她，人命，尤其是女人之命，是個隨時可以拋出去的東西。巾幗不讓須眉，丈夫不在乎死，她也不在乎。更何況，形勢的發展不像剛開始時那麽的恐怖，倒有點像是在上演著鬧劇、滑稽劇。但是，他們又不是全無顧慮的，顧慮的是女兒的前途。
居委會主任上門來動員抗美插隊了。她客客氣氣地說明了來意，並且表示，如果有辦法的話，可以自己尋找、選擇插隊的地方。並說她三天以後再來聽聽郭書記和姚老師的意見，說完就走了。夫婦倆麵對著沉默了一會。郭建光開口道：“這事躲不掉，讓居委會安排吧！”姚瑤說：“不行，得自己找個地方。最重要的是找個沒有血吸蟲病的地方，這就非沙家浜莫屬了。”
江南水鄉，血吸蟲病是個大問題，感染上一輩子就完了。疫情最嚴重的是臨近的崑山縣。常熟的情況雖不算很嚴重，但許多公社都有散在的流行，而沙家浜一帶則基本未見報導。可是，一提到沙家浜，郭建光心裏就惴惴地，他把那兒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鄉，但又覺得對鄉親們很愧疚。自六零年那次以後，他又去了兩次，但回來後心情總是很嚴重，因為鄉親們的境況不好呀！他到各公社視察，當地的幹部總是跟著他形影不離，基本不可能從農民口中得到實情，一看就知道農民不敢講真話。盡管他經常搞“突然襲擊”，但當地幹部們往往是前腳後腳地就跟上來了。偶爾能有一點機會和農民接觸上，農民也不敢講真話。他隻有從房屋的日漸破敗上，看到農村的淒涼。
他是北方人，參加新四軍後開拔到蘇南，受了傷後進了沙家浜養傷。剛到時，他很吃驚：這地方的人，住的，吃的，穿的，是北方農民根本不能比的。再窮的人，一天三頓白米粥就鹹菜，都還是能吃飽的。那在鬱鬱蔥蔥的稻田和蘆葦蕩之間錯落有致的白牆青瓦房，比起北方那枯黃的天底下橫豎著的枯黃的泥牆草房，再粗野的人也會生出美感的萌動。僅就住房而言，江南的貧農絕不亞於北方的小地主。當時和現在鄉親們吃什麽，穿什麽，他當然也很清楚。結論隻能是：在他的治理下，沙家浜鄉親們活得不如解放前。他越來越怕提沙家浜，因為他愧疚於未能兌現當初對鄉親們的許諾。他雖然知道這一切絕不是他個人的責任，但負罪感源自於人性中的良知。
如果是在過去，作為縣委書記，他會對為女兒選擇無血吸蟲病的地方插隊的事感到羞愧，因為領導幹部應該以身作則，犧牲在先。但現在他不管了，他已被打倒，不再負有以身作則的義務，尤其是對他不讚同的政策，更沒有責任為之犧牲。他意識到追求個人利益是個人的權利，隻要不侵犯他人利益就行。替女兒選一個危險少的地方插隊，顯然不違背做普通人的基本道德。但是，他知道，農村的環境，根本不適宜於知識青年的成長，從貧下中農那裏，除了吃苦耐勞，勤勞節儉之外，學不到任何有益於年輕人成長的東西，實際上，更需要受教育的是農民。女兒這一去，麵臨的問題將會很多，前途難卜。
此時他當然想到了大哥。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他了，怪想念的。剛開始被批鬥時，他們不敢見麵。大哥坐輪椅，過來一次非常惹人注目。郭建光當然也不願連累大哥，所以也不敢過去。本來兩家都有電話，但紅衛兵抄家時，將他們家的給拆了。其實，即使有電話也不能用，因為是通過話務員手接的老式電話係統，很容易被監聽。好在援朝幾乎每天晚上必到，傳達他爸的問候和一些極其關鍵的信息與建議。後來，夫婦倆成了“死老虎”，兩派又打了起來，也就沒那麽緊張了。於是他倆在天黑以後偷偷去見了大哥兩次，從他那兒得到對形勢的分析和指點。目的隻有一個，如何韜晦、等待，聽天由命，切莫自己惹事。今天，為抗美插隊的事，就一定要見大哥了。因為，心照不宣的是，抗美的事也是大哥和援朝的事，他們家媳婦的事怎能不聽他們的意見？再一件重要的事是，造反派找到他，表示要解放他，結合他進革委會的領導班子。這事他就更要聽大哥的指點了。
天黑以後，援朝來了，郭建光要他回去告訴他爸，說想見他。一會兒，援朝過來，說他爸要他們一家一起從後門過去。見了麵，幾雙眼睛互相凝視了一會兒，不知有多少話要講。還是姚瑤先開了口，說了抗美插隊的事。大哥已經知道此事，居委會主任也已見過他。是來拍馬屁的。說：“您為革命貢獻出了自己的健康，應該得到特殊的照顧。您的兒子可以不去插隊。以後一有機會，我們一定給他安排一個好工作。但郭書記的女兒，我們就暫且沒辦法了，隻好先去插隊，以後再找機會。”那主任當然知道郝、郭兩家的關係。
好伯同意抗美去沙家浜的想法。“不隻是血吸蟲病的問題，更主要的是，沙家浜是你的‘老巢’。”他看著郭建光說。“別拿餡餅不當幹糧，在當地的關係很重要。那小貴子被打倒靠了邊，但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大。現在是造反派頭頭沙立成掌權。這兩個人都不是好人，但當權派中，能有幾個好人？權力是個壞東西，有了它，人就會無法無天，肆意妄為。無權的人，為了生存，隻有與之虛與委蛇。沒辦法。”今天，他說話和往常有點不一樣，不避諱對兩個在場的年輕人說這種有違官麵的話，因為他覺得孩子們大了，已經開始思考了，適當的啟發是必要的。“西方有個諺語，說‘熟悉的魔鬼比不熟悉的魔鬼要好對付。’更何況，這兩個人，在你們麵前，並不敢露出魔鬼的麵目。”姚瑤明白大哥的意思。抗美這麽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又沒經過什麽世事，到哪裏都讓人很不放心，相比之下，還是沙家浜最安全。小貴子雖壞，還不至於敢壞到郭建光的頭上。而且他似乎做人還有點講義氣呢。郭建光被批鬥以後，他還兩次派人進城順便問候、安慰郭建光，並且還帶了點雞蛋等農產品，不像其他幹部那麽勢利眼。可見，人是個很複雜的東西。至於沙立成，畢竟是受了教育的人，又和郝援朝是同班同學，再壞也得收斂一點吧。他們當然都會想到郭建光不見得會被永遠打倒在地。更何況，外麵都知道，郭抗美早遲是郝家的媳婦，這兩個人是絕不敢冒犯郝達戈的，巴結還來不及呢。抗美去沙家浜的事就這麽定了。
那沙立成，現在已沙家浜公社的革委會主任。在六六年秋季，學校裏保守派垮了以後，他看到政治上已沒了出路，又沒課上，更因為經濟困難，撐不起住校的生活費，就回到了沙家浜。回家一看，發現那兒的保守派仍然勢頭很旺，造反派還在受壓。他在學校裏參加的保守派垮了，全國所有大中城市，乃至縣城裏的保守派也都垮了，沙家浜的保守派不可能不垮，公社、大隊的當權派不可能不被打倒。於是，他就先和當地造反派策劃好，然後串聯了學校和縣城裏的造反派，再加外地來串聯並煽風點火的紅衛兵，幾百人浩浩蕩蕩開進沙家浜，宣布所有公社和大隊的主要幹部統統是走資派。開了幾十場批鬥會，當權派們威風掃地，包括沙家浜大隊的貴書記在內。一下子，造反派氣勢如虹。
沙立成的這一做法叫做“打時間差”。比起大城市來，偏遠的小地方運動的進程總要慢一拍或幾拍。因此，下麵的形勢會如何發展，參照大地方的形勢就一清二楚。他自己所屬的保守派垮了後，他家鄉的保守派還沒垮，這不正是大好的機會？於是就搖身一變而成造反派。利用的就是形勢發展上的時間差距。不過，這家夥也有兩下子。他讓當地原來的造反派司令在前麵打旗號，他自己則在一旁搖羽毛扇。一方麵搞“鬥、批、改”，另一方麵“抓革命促生產”，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廣大貧下中農，狠批猛揭走資派們反對毛主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在生產方麵，他懂得貧下中農的要求
━━ 別指手畫腳地指揮他們怎麽種莊稼，他們比幹部們懂。無為而治就行。貧下中農比原先心情舒暢了不少，都稱讚沙立成年輕有為。他此時隻有23歲，和郝援朝同班，但大兩歲，因為農村的孩子上學遲。大概有天生和環境兩方麵的條件，使他比同齡人要老道成熟得多。接下來，正式宣布奪權，他當上了公社革委會的副主任兼沙家浜大隊的革委會主任。
━━ 別指手畫腳地指揮他們怎麽種莊稼，他們比幹部們懂。無為而治就行。貧下中農比原先心情舒暢了不少，都稱讚沙立成年輕有為。他此時隻有23歲，和郝援朝同班，但大兩歲，因為農村的孩子上學遲。大概有天生和環境兩方麵的條件，使他比同齡人要老道成熟得多。接下來，正式宣布奪權，他當上了公社革委會的副主任兼沙家浜大隊的革委會主任。
他嚐到了“打時間差”的甜頭，所以接下來繼續密切注意大中城市的形勢發展。六七年底，六八年初，他發現，在造反派分裂後的派鬥中，“老造反”開始失勢了，分裂出的另一派在實際上已被原先保守派滲透了，控製了，並且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優勢越來越明顯了。沙立成知道，他第二次“打時間差”的機會又到了，他所屬的造反派該分裂了。當然，這分裂也不全是他故意製造的。他和那造反派的正司令，現在的公社革委會正主任之間，實際上也逐漸地起了矛盾。這是必然的，古今中外，所有造反者掌權後，必然會起內訌的。縣革委會裏已進駐了軍代表，但還沒有安排到公社一級。沙立成於是暗暗地整理了那正司令的材料，跑到縣軍管會，打起了小報告。這是他從小就擅長的事。更何況，小報告的關鍵內容也不無事實，那正司令掌權後就開始了腐敗，如公款吃喝，不正當男女關係，態度驕橫，言語粗暴，等等，已在造反派內部引起了摩擦。並且，沙立成從來就善於接近領導，知道如何摸清領導的意圖，取得領導的好感，此時和軍管會同誌接觸，就更是輕車熟路。當然，最主要的是他迎合了軍管會的意圖，軍管會正準備著對公社級的革委會進行清理呢。“老造反派”正是軍管會要對付的目標。見到沙立成的匯報，軍管會的同誌就說讓他們研究研究，要他兩天後再來。軍管會立即去了常熟中學對沙立成的曆史進行調查，發現原來他在文革前就是學雷鋒標兵，學毛選積子，入黨培養對象，文革剛開始時是堅定的革命派（軍管會對保守派性質的內定立場）。又是有名的“革命老媽媽”沙奶奶的孫子，根正苗紅，一切條件都很理想。於是，沙立成再來時，得到的是軍管會的明確支持，鼓勵他和鑽進革委會的階級異己份子進行堅決的鬥爭。
沙立成立即點起了造反派內的路線鬥爭之火。追隨他的人雖是少數，但戰鬥力很強。像他這樣的高中畢業生，全公社也沒幾個，更何況他是政治鬥爭的內行。那正司令當然也不是好惹的，組織反擊的勢頭很猛。沙立成胸有成竹，知道下一步應該是武鬥，於是就藉機生事，挑起暴力衝突，接下來，自然是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挑起武鬥。跟著的當然是縣軍管會的介入，宣布對沙家浜公社革委會進行改組，免去原正主任的職務，由沙立成接任。在得到軍管會的許可以後，沙立成和原先公社的第一書記接觸，表示願意結合他進領導班子，對各大隊原先領導班子中的一些人也作了表態，包括沙家浜大隊的貴書記。對領導班子中的造反派人員進行了逐步的清洗。就到今晚郝、郭兩家人商討抗美插隊的事時，沙立成已穩穩地坐在了公社革委會主任的位子上了。（“九大”以後，黨組織恢複活動，24歲的沙立成火線入黨，並被任命為公社黨委副書記，體現出領導班子老中青的三結合。1968― 1969年之間，在全國，這種通過“打時間差”而擠進核心圈子中的人還真不在少數呢。）
“老造反”奪權後成立革委會，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的計劃，但整個共產黨暗中抵製。不隻是和造反派在路線鬥爭上針鋒相對，而且，從共產黨幹部的切身利益來看，就更不能容忍了。若讓造反派得逞，那麽多幹部丟了職位，最終必然連飯碗都要丟掉。郝達戈看得很清楚。他對郭建光說：“造反派兔子尾巴長不了，共產黨不會容忍他們奪權的。和他們攪到一起，絕沒有好菓子吃。”郭建光點頭道：“對。那我就等著他們再來批鬥吧。”郝達戈想了想，抓起了電話。他是打給縣軍管會主任，一個團級幹部的。這人是他過去的下級的下級。這次來常熟支左時，已經來過郝達戈家，帶來他現在的首長對老首長的問候。郝達戈在電話裏對他說：“造反派要結合郭建光，郭建光不願意，可能要麵臨新一波的批鬥。他有舊傷在身，再折磨身體肯定吃不消，你看怎麽辦？”對方回答說：“讓他去南京查傷，為革命負傷的老同誌，這點待遇是最起碼的。他可以明天就出發，傷不治好別回來。”郝達戈明白，如果郭建光這個在群眾中威望很高的前第一把手被造反派結合了去，對要清理造反派的軍管會來說，麻煩要多出許多。所以，軍管會也樂得讓郭建光離開常熟一段時間。郝達戈對郭建光說了此事。“明天就去南京，和造反派打個招呼，就說是軍管會同意的。”
造反派無法，隻好結合了另一名原來的縣委幹部，結果是，另一派對這名幹部發起猛烈的炮轟，說他是黑手。當後來造反派完全垮了以後，這名“黑手”被免去了一切職務。
1969年初春，抗美和另外幾十名知識青年，登上幾輛大卡車，戴著大紅花，被敲鑼打鼓地送去了沙家浜公社，分散在十幾個大隊裏。抗美去的沙家浜大隊距離縣城最遠，有七十多裏地。公社革委會主任沙立成在歡迎大會上，特別表揚了郭抗美同學，不愧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以身作則，到本公社最偏遠的地方安家落戶。是大家學習的好榜樣。
去同一生產隊的共有四名女同學。從公社到大隊，再到生產隊，要步行半個鍾頭。貴書記此時已是大隊革委會主任，特地帶了幾名社員來接她們，將她們的行李擔上，向村裏走去。貴書記一邊走，一邊和她們聊天，非常熱情。
四個女孩被安排在貧農張奶奶的家裏。張奶奶六十歲了，一個人，無兒無女，家中有三間瓦房，騰出一間來讓四位姑娘住，倒也整潔寬敞。生產隊早就搞來了四張小床，兩張八仙桌，四張方凳，四條長凳。這樣的條件是北方的知青所不敢指望的，但江南就是江南。
貴書記叫張奶奶替四位女孩準備好了午飯：大米白飯，蘿卜燒豬肉加青菜湯。此時已是青黃不接的時候，社員們連稀粥加鹹菜都不大能吃得飽。這頓飯是由大隊部解決的。接下來，從當天晚飯開始，她們就得自己解決了。生產隊給了她們每人50斤大米，算兩個月的口糧。還給了她們四人一塊自留地，麵積是半分，即3平方丈，長2丈，寬1.5丈，或者說，長6米，寬4.5米。是給她們種蔬菜用的。還對她們說，可以讓張奶奶教她們養豬、養雞。張奶奶還告訴她們明天街上逢集，可以去買點東西。所謂“街”，就是公社革委會的所在地，那裏有供銷社、糧站、醫院、飯店、理發店，還有一個電影院呢。
這文革時期，全國都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割資本主義尾巴，主要是要廢除自留地，廢除集市貿易，禁止私人飼養畜禽和各種副業。為什麽沙家浜還允許這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存在？這就有點微妙了。毛主席號召消滅資本主義，但如何消滅，具體的措施是由地方決定的。總的形勢是，越是左的地方，手法就越極端，結果就是越發窮困。這就有著文化和觀念上的因素了。東南沿海地區，江、浙、滬、閩、粵諸省市，和北方及內地不一樣。從大躍進起，直到文革結束，“資本主義尾巴”都割得很不徹底，從未禁絕過自留地、集市貿易、家庭副業等等。這也正是三年飢荒時這些地區餓死人最少的原因，也正是改革開放一開始，這些地方就捷足先登，率先登上資本主義高地的原因。
抗美她們得自己動手做晚飯了。張奶奶告訴她們，大隊給了她們一堆柴火，在院子裏。是一堆蘆柴。這是他們大隊擁有的最優越的條件
━━ 有大片的蘆蕩。燒火的蘆柴自然不該缺。但也不是能滿足供應的。因為蘆柴可以拿去賣錢，因此，社員分到的數量也有限，得省著用，否則不夠。不夠的話，就隻好去路邊拾取零星的蘆葉和蘆棒作補充。能有得拾取，已經是很好了。其它地方連拾取也是不可能的。知道農民缺吃少穿的人，不一定知道農民也“缺火”，實際上這從來都是農民的另一嚴重問題。這個問題到二十一世紀也仍然存在著，到二十二世紀能否解決，也未可知。
━━ 有大片的蘆蕩。燒火的蘆柴自然不該缺。但也不是能滿足供應的。因為蘆柴可以拿去賣錢，因此，社員分到的數量也有限，得省著用，否則不夠。不夠的話，就隻好去路邊拾取零星的蘆葉和蘆棒作補充。能有得拾取，已經是很好了。其它地方連拾取也是不可能的。知道農民缺吃少穿的人，不一定知道農民也“缺火”，實際上這從來都是農民的另一嚴重問題。這個問題到二十一世紀也仍然存在著，到二十二世紀能否解決，也未可知。
城裏人的燃料是煤，家家戶戶都用煤爐燒定量供應的蜂窩煤。抗美她們麵對著眼前這柴火，不知如何下手。離開家前，媽媽說過，鄉下燒柴，家裏無法示範，要她到那兒後請農民教她。“肯定不難。”媽媽說。爸爸在一旁插嘴道：“所有的農活，和所有的家務事一樣，對現在有知識的人來說，都不難。認真地學，很快就會的。”他心裏想，農業勞動實際都是簡單勞動，有知識的人去幹農活，絕對是浪費人材。
於是抗美就請教張奶奶。張奶奶手把手地教她們。一邊教，一邊說：“貴書記說你是郭指導員的女兒，要我好好照顧你。郭指導員可是個好人哪！要是幹部們都像他那樣，那社員們的日子就好過了。”正說著，外麵傳來了一個女人的甜美的聲音：“抗美妹子在家嗎？”說著就進來了。“哎唷！真的這麽漂亮呀！怪不得人家都說郭書記的女兒比她媽還要漂亮呢！你媽我見過一次，真的就像是天仙似的，沒想到這妹子可更是粉嫩水靈呀！”她抓住了抗美的手，兩眼直溜溜地瞅著，弄得抗美怪不好意思的。張奶奶在一旁說道：“這是貴書記的娘子，特地來看你的呢！”抗美微微一笑，說到：“原來是大嫂。大嫂才是真的漂亮呢！”這大嫂看上去30歲光景，大概是沙家浜地區百裏挑一的美人了。
火點著了，張奶奶又教她們如何撥弄灶膛裏的柴火，調節火頭的大小，尤其是如何節省柴火，獲取最高的燃燒效果。在這之前，抗美就淘好了米，下到了鍋裏，加上了水，燒起了粥來。貴書記娘子說：“看來妹子會燒飯呀！這粥裏放的水不多不少.你媽一定教你的，她就很能幹的呀！”
的確，這兩年來，媽媽教了她不少家務活。因為爸媽前途岌岌可危，命運難卜，抗美必須準備隨時獨立生活，並且是十分艱巨的生活。教她如何精打細算，勤儉持家，燒菜做飯，漿洗縫補，大小巨細，一應家務事，都跟著王阿姨一起做。有時還會讓她跟著王阿姨上街買菜，見識見識如何討價還價。抗美發現，家務活果真不難，她很快就掌握了家庭主婦的幾乎全部的技能，今天又學會了農村的大灶燒火。那幾個女孩多少也會一點，後來也就都很快地成了熟手。當天的晚飯和第二天的早飯，她們都是喝粥就著從家裏帶來的鹹菜。晚上，她們在黯淡的煤油燈下，討論著寫出一張單子，列出明天上街要買的調料菜蔬之類的東西。臨行前，媽媽告訴她，如果是和別人一起吃飯，分攤費用的話，買什麽東西都要先聽聽別人的。因為經濟條件各家不一樣。抗美在家差不多天天都有葷菜可吃，但別人家可能一年才能吃幾次雞魚肉蛋。在一起吃飯，就會有人出不起錢。寧願吃得差一些，不然什麽叫艱苦呢？開始時可以一星期回家一次，補充點營養，慢慢地要習慣一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富貴和貧窮都不是天生的，一靠努力，二靠機遇，尋到什麽路就走什麽路，隻要不放棄努力和奮鬥，走到哪，活到哪。果然，那幾個女孩最後達成的采購清單上，隻有雞蛋這一項“奢侈品”。
第二天早飯後，她們就去趕集了。生產隊到公社，有陸路和水路。陸路是一條約一米寬的土路，兩旁是綠蔥蔥的蘆葦，算得上是風景如畫，風清氣爽了。要是沒有人世間的一切煩惱，一輩子就活在這兒，倒是挺快活的。荳蔻年華的少女，幻想著隱士的生活。邊走邊想，越走越發現路上的灰土越多，才明白自己是在“塵世”裏走著。
油鹽醬醋，蔬菜雜物，大包小包，東西還真不少。抗美覺得怪重的。但是，突然沒有份量了。她一吃驚，回頭一看，原來援朝把東西接過去了。抗美輕叫了一聲，幾乎要跳起來撲到他懷裏去。但煞住了。光天化日之下，男女之間必須保持距離。媽媽警告過她，和援朝在一起走路時，兩人肩膀之間必須保持15公分以上的距離，不然人家會說閑話的，還會說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抗美當時問，那麽14.9公分行不行呢？媽媽看上去很嚴肅地說：不行！抗美就又說，那麽，14.99公分行不行呢？媽媽忍住笑，說：“也不行！階級立場是一分一厘都馬虎不得的。”抗美有點惋惜地說：“要是階級立場能清楚地用尺量準確，那倒也好辦了。”媽媽說：“是要用尺量的，褲腳管寬一點、窄一點，都會涉及到階級立場的問題。世界觀是有尺寸標準的。”抗美笑了，媽媽也笑了。這笑容抗美差不多記不得從媽媽的臉上消失了多久了。
那幾個女孩也回頭看見了援朝。抗美有點臉紅地對他們說：“這是我哥，郝援朝。”其中一個女孩，叫劉小琴，對援朝說道：“昨天上車時，我見到你來送行的，怎麽今天就來了？就這麽放不下？”援朝說：“是不大放心。你們這些小孩，第一次離開家，誰放心？”另一叫張衛紅的女孩說：“看來你這哥比爸媽惦記得更凶呢。”大家都笑了。援朝又替每人都減輕了一些重量，邊走、邊說、邊笑地一會兒就到家了。
援朝開始視察她們的新家，看看有沒有什麽他可以幫忙的事。突然從外麵來了幾個人，竟是沙立成、貴書記、大隊婦聯主任劉秀花，生產隊的沙隊長，還有兩個大概也是公社或大隊的幹部吧！沙立成向郝援朝伸出手，郝援朝覺得有點別扭，因為同班同學之間是從不握手的，但現在已走上社會了，就不能免俗。沙立成對貴書記說：“這是我的同班老同學郝援朝。”貴書記說：“早就聽說了，郝司令現在身體好嗎？”同時也伸出了手。援朝覺得有點不是滋味，因為他早就聽說過此人的德性，但也隻好應付：“謝謝你，我爸很好。您就是貴書記吧！久仰了。”沙立成又逐一地介紹了另外幾個人。並且指著抗美對他們說：“這小妹妹在我們學校裏可是挺有名的大明星呀！”沙立成的意圖，旁邊那幾個人都清楚，是要告訴他們他和郝、郭兩家的關係不一般。
其實，外界傳言，沙立成如此年紀輕輕就能當上公社革委會主任，是因為郝司令的關係。人們都相信，貴書記也相信，沙立成自己也耳朵裏也刮到過這說法，他很樂意人們這麽想，這可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緋聞”呀！捏造、炒作自己和權貴之間的特殊關係是一門能對前途、處境舉足輕重的大學問
━━ 自古以來，包括現在，都是如此。他竭力和郝援朝、郭抗美顯得很親密，既顯示自己有後台，有來頭，同時也是警告老貴 ━━ 人們對貴書記的背後稱呼 ━━ 意思是：“你他媽這個色鬼，給我老實點，別癡心妄想。”
━━ 自古以來，包括現在，都是如此。他竭力和郝援朝、郭抗美顯得很親密，既顯示自己有後台，有來頭，同時也是警告老貴 ━━ 人們對貴書記的背後稱呼 ━━ 意思是：“你他媽這個色鬼，給我老實點，別癡心妄想。”
客套了一會，沙立成對老貴說：“到吃飯時間了，你那兒有什麽好吃的？”老貴忙說：“好東西沒有，就是粗茶淡飯，大家一起去吧！”前幾年因幹部們被鬥，吃喝之風剎住了好多。現在又抬頭了。
貴書記對援朝和幾個女孩子說：“一起走，上我家隨便吃點。算是替你們接風吧！”抗美和援朝都不想去，但婦聯主任劉秀花上來，將那幾個女孩子連拉帶拽，她們也就願意了。援朝和抗美知道，如果就他倆不去，那就是搞得很僵了，於是隻好跟著走了。
到了老貴的家門口，給人的感覺不一樣，原來是他家的房子看上去比鄰居們的要新，要漂亮。喝酒是免不了的，“粗茶淡飯”也有七八個盤子，都是雞魚肉蛋之類。酒是當地的特產 ---- 江南花雕，濃度不算高。但幾個女孩子都說不會喝酒，援朝也推辭說喝了會起風疹塊，隻喝一小杯。那幾個幹部們可是就開懷暢飲了，並且劃起了拳。援朝在不經意間，懂得了劃拳的規則。
酒足飯飽了。沙立成站起身，和援朝、抗美打了招呼，說歡迎下回再來，就和那幾個醉醺醺的幹部們一起走了。貴書記也說了幾句客氣話。援朝他們也說了謝謝後，就回到抗美她們的住處。那幾個女孩都累了，去睡午覺。援朝和抗美就從後門溜了出去。蘆葦和麥苗都綠油油的，再加油菜花的金黃和暖洋洋的拂麵春風，想不心曠神怡都不可能。走到無人能看見的地方，兩人立即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大自然太美好了，可惜人世間卻煩惱多多。援朝告訴抗美，他入伍當兵的事已有眉目，很快就要離家了。抗美哭了，眼淚沾濕了援朝的衣裳。援朝安慰她，說他隻要有機會回來，就一定會來看她的。平時就多寫信吧！“我們還年青，未來的路很長，但我相信前景是樂觀的。”援朝信心滿滿。
援朝和大家告別後就走了。他不要抗美送他去公社汽車站，因為回來時天就黑了。爸媽一再叮囑抗美，天黑時一定要當心，盡量別出去。援朝回頭看看抗美淚水鼓鼓的雙眼，招招手就快步走了。
第二天，她們一大早就起來，吃完早飯後，生產隊上工的鈴響了。她們就走到了隊場上。她們本以為社員們會鼓掌歡迎她們的，但他們卻是默不作聲地瞪大了眼睛盯著她們看。後來她們才知道，社員們隻知道開會聽完發言後才鼓掌，這還是幹部們去外麵開會時學會後回來教他們的。他們不懂得鼓掌是一種感情的表達，以為隻是開會時的一項規定。
開始勞動了。既種生產隊的大田，也種自留地。很苦，很累，也髒。女孩子們第一天手掌上就都磨起了泡，晚上回家用針挑開，擦上酒精，痛得鑽心。臨行前，爸媽叮囑抗美，去了就要好好幹，人生在世，吃點苦也是需要的。和人要好好相處。人有好有壞，要長點心眼。媽媽也特地交待了她女孩子要特別注意的安全問題。
最叫她們感到不便的是廁所，又臭又髒，並且遮擋也不好。張奶奶建議她們用馬桶，抗美就上街去花兩塊多錢買了一個。除劉小琴和張衛紅外，另一個女孩叫馬慧琳，她話最少，好像心事重重。後來才知道，她家裏條件不好，並且又是黑五類出身，所以整天很沉悶。她問抗美這馬桶一人攤多少錢，抗美看出她的心思，就說：“你們不要出錢，這是我一人買的，以後我們要是分開不住一起的話，我帶走就是了。現在我們一起用，但得每天輪流著倒馬桶。”可是抗美不會倒馬桶，因為她們家從來都是用的抽水馬桶。她們幾個就教會了她。但她覺得惡心，很不習慣。不過轉一想，人家能受得了，我也應該能，這是爸爸對她說的：“人家能做的，你就該都能做。”常熟城裏的家家戶戶，有幾家能用上抽水馬桶的？
四個人比起來，抗美最活潑。雖然自爸媽挨批鬥以來，屈辱和恐懼始終纏繞著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都疲遝了。形勢疲遝了，心情也疲遝了，或者說，麻木了。她的活潑的天性又複活了。第一天上工，社員們一邊幹活，一邊時不時盯著她們看，但是，男男女女的眼光中的含義是不同的。那三個女孩有點怕羞，不太敢抬頭回看，可抗美不一樣。她自小到大，就是被人嗬護、抬捧著長大的，很習慣和人交流，毫無“怕人”的習慣。她大大方方地向每個看她的人笑，並且找話和對方說，弄得對方反而顯得怯生生的了。
休息了，隊長就對抗美她們說，早就聽說你們城裏的姑娘會唱歌跳舞，能不能給我們來一段呢？抗美說：“聽說你們生產隊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能不能你們先來點呢？”隊長說：“好，我們先來，然後你們來！”於是，隊裏就有四個姑娘站起來，開始唱了。唱的是語錄歌。“我的天！”一聽她們唱，抗美渾身的雞皮疙瘩直冒起來。從來沒見過會有人把歌唱得這麽難聽的。曲調唱走了，歌詞吐得土氣十足。好不容易忍著聽到最後。輪到抗美她們了。她們就將剛才那幾個隊裏的姑娘唱的語錄歌又唱了一遍。社員們都聽呆了。聽真人唱歌如此好聽，他們還是頭一回。接著，隊長又要大家鼓掌，歡迎抗美獨唱。抗美就唱了一曲“在北京的金山上”，社員們算是開了眼界了。
突然，抗美眼前一亮，看見多遠的地上有兩隻癩蛤蟆，一大一小，大的駝著小的，小的在大的背上上上下下不停地抖動。抗美高興得不得了。指著那兒，邊叫邊跳邊笑：“真好玩，真好玩！”社員們轟地一聲，爆發出一陣猛笑，有的人笑得前仰後合，好像他們一輩子沒見過這麽好笑的事情。沒有幾天，方圓幾十裏內的人都聽說了這件奇聞，結論是，城裏的丫頭這麽不要臉！
當晚，大隊婦聯主任劉秀花來到抗美她們住處，問長問短，以示關懷。然後捏低了聲音說：“你們今天看見了癩蛤蟆駝背的事了？”女孩子們又笑了起來。劉秀花一臉嚴肅：“以後別再講這事了，人家會罵的。”抗美一臉錯愕：“罵什麽？”劉秀花低聲正色道：“罵不要臉。”並補充道：“那兩個癩蛤蟆是在做不要臉的事，你們不懂嗎？”她們幾個都傻了。抗美說：“我以為那大的是蛤蟆媽媽，小的是她的孩子呢！小孩騎在媽媽的背上，就像人一樣，當然好玩囉！所以忍不住要笑。”劉秀花說：“你們在城裏從來沒見過？”抗美說：“城裏哪能見到這個？”劉秀花又端詳了一下其他三人的表情，相信了這些女孩子們是真的不懂。連這個也不懂，怪不得毛主席要叫她們來農村接受再教育呢。
劉秀花走後，抗美說：“怪我們無知吧！看來我們的這無知在他們看來是個天大的事。看她那一臉的正經像，真像是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的再教育了。”劉小琴說：“你別說，還真的是上了一堂課呢！”
第二天一早，她們又去上工。發現社員們的臉色異樣，尤其是男人們，一個個色瞇瞇地盯著她們幾個。女人們也對她們投以不屑的目光。一個男人開口故意地對旁邊一個女人說出了很粗很粗的話，並伸手要去摸那女人，那女人佯罵道：“去摸城裏來的水靈靈的大姑娘，你他媽敢嗎？”那男的講：“你看我敢不敢？”說著就向抗美她們幾個走來，指著馬慧琳說：“這個長得怪俊的，讓我摸摸看。”手伸向了馬慧琳的臉。馬慧琳嚇得叫了起來。抗美將手裏的鋤頭一舉，對著那家夥說：“不準動！再動當心我劈死你！”那家夥後退了兩步，說：“郭大小姐，我沒碰你，你是郭書記的女兒，郝司令的媳婦，打死我也不敢碰你。”男女老少們一起哄笑了起來。抗美叫道：“哪個要是敢動手，不劈死他才怪呢！沙隊長，你管不管？”沙隊長是生產隊長。他還沒來得及說話，傳來了婦聯主任劉秀花的聲音。她喝道：“二狗子，你他媽真的想死？”那二狗子愣住了：“什麽大了不起的，真要臉還是假要臉？”劉秀花已到了她跟前，嘩搭一個耳光搧在他臉上。二狗子手捂著臉，還真有點搞不懂呢。劉秀花對沙隊長說：“現在讓幾個知青姑娘去大隊部準備一下宣傳節目吧！”沙隊長說：“好，你們幾個就去吧！”劉秀花對她們說：“你們先到大隊部等我，我一會兒就到。”
她們幾個走不多遠，就聽劉秀花對社員們說：“開會！”社員們都做到了地上。劉秀花說：“你們搞錯了。城裏的姑娘打小起，就沒見過癩蛤蟆駝駝背。昨天晚上我問了她們，她們還以為是老蛤蟆喜歡小蛤蟆，駝著它高興呢。她們真的一點不懂。”社員們一起“啊”了一聲。有兩個老太太就罵起了小狗子：“你這個東西不是人！”小狗子也顯出滿臉的惶恐與愧疚，知道自己闖了禍。
原來這事的背後，蘊藏著頗深的文化。就是農村的“調情文化”。男男女女之間，田頭地尾，使用非常粗鄙的言語對罵，邊罵邊笑，邊笑邊罵，毫無顧忌，其樂陶陶。譬如，看到癩蛤蟆駝背，男的會對旁邊的一個女的說：“你就是那大蛤蟆，那小的是你家老公公。”那女的就會回罵道：“那是你家老婆和你大哥。”男的又會說：“那大的是你，小的是我，好不好？”接下來的對罵就是非常直白地用男女生殖器的詞匯造句。有的地方還會動手。男人將女人撲倒在地，試圖騎壓，女人則從地上抓起泥土往男人臉上撒，將男人眼睛迷住後推開。若抓不到泥土，隻能消極反抗，側過身，或背朝上，不讓男人觸及正麵。男人接下來則必須適可而止，不可以過份。否則，女人就有權，也必須翻臉了。女人也一樣可以主動侵略
━━ 幾個女人聯合起來，將一個男人撲倒，扯下他的褲衩，往裏麵撒泥。這都是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之下的娛樂活動。
━━ 幾個女人聯合起來，將一個男人撲倒，扯下他的褲衩，往裏麵撒泥。這都是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之下的娛樂活動。
這樣的自編、自導、自演的娛樂活動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節目更為廣大貧下中農所喜聞樂見，並且也不被上綱上線到“資產階級腐朽無恥”的高度。黨員、幹部、積極份子們都從不以之為忤，並且也會有分寸地參與其中。也就因為“不受製約的權力”沒有幹預其中，因而就不會導致絕對的腐敗
━━ 別看遊戲者們那麽放肆下流，但他們非常嚴格地遵守著明確的遊戲規則而不越軌，“盜亦有道”。這些規則包括：第一，不得將玩笑施加於未婚的黃花閨女；第二，不得針對有血親關係者，譬如，不得針對同姓的本家成員之間胡說八道；第三，本家、親戚之間不互相遊戲；第四，男人對女人，不得以手觸其身體的正麵，否則就是動真格的了，要受嚴懲的；第五，任何人都有權拒絕參與，尤其是女人，有翻臉的權利。
━━ 別看遊戲者們那麽放肆下流，但他們非常嚴格地遵守著明確的遊戲規則而不越軌，“盜亦有道”。這些規則包括：第一，不得將玩笑施加於未婚的黃花閨女；第二，不得針對有血親關係者，譬如，不得針對同姓的本家成員之間胡說八道；第三，本家、親戚之間不互相遊戲；第四，男人對女人，不得以手觸其身體的正麵，否則就是動真格的了，要受嚴懲的；第五，任何人都有權拒絕參與，尤其是女人，有翻臉的權利。
但是，若女人被懷疑行為不軌，就另當別論了。她會成為眾矢之的，時時受到汙言穢語的旁敲側擊，甚至行動上的侵襲。抗美麵對癩蛤蟆駝背，居然“不知羞恥”地大叫大笑，肯定是個行為不軌的放蕩女人，對她采取任何攻擊行動都是伸張正義的衛道鬥爭。那二狗子是想“公私兼顧”，“公”者，道貌昂然地捍衛廉恥也，“私”者，對這些水嫩嫩的城裏來的大姑娘，上去摸一把，自然是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享受。旁觀者們則不會質疑二狗子行為的正當性，就像是古今中外到處都有過的對淫蕩女人的正義懲罰一樣。但這衛道者還有兩點小私心，一是“欺生”，姑娘們是外來人，欺負一下不要緊；二是“勢利”，明擺著“放蕩者”是郭抗美，但因她是大幹部家的，所以不敢欺負她，就找朱慧琳這樣的軟柿子捏。
但貧下中農們也是有良心並堅持原則的。當他們認識到他們誤解了知青姑娘們後，都真誠地懺悔了起來。差一點壞了人家大姑娘的名頭，是十惡不赦的罪過呀！於是，就七嘴八舌地要小狗子給知青們陪不是。小狗子也表示認罪，說一定要去陪不是。
劉秀花當天又給知青們上了課。對她們說，農民就是這樣地愛開玩笑，你們做姑娘的，就隻當沒看見，沒聽見一樣。幹活時，你們就看著隊裏的另外那幾個姑娘怎麽對付就行了。抗美她們照辦了。很簡單，麵對著已婚男女們在一起的汙穢粗野，那幾個本隊的姑娘們佯裝不知，就像是沒看見，沒聽見一樣。
文藝理論家們開口閉口說勞動人民是最豐富的文化源泉，可就是對草根民眾的這種隨時可見的“性文化”視而不見，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他們道貌岸然地閹割得不倫不類。後來，抗美對她媽說：“勞動人民的文化主要就是這些粗鄙下流的東西，沒有一絲一毫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之類的‘革命情感’。報紙上描述、歌頌的貧下中農的形象根本不存在。”媽媽說：“他們在開會等一本正經的場合還是會一本正經的吧！”抗美說：“他們學會了開會等場合時的那套語言，但界限守得很清楚。誰要是在日常私人交往時，使用開會時的語言，別人就會躲開他，認他是二百五。”媽媽說：“這種‘雙語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之一。”
風吹日曬之下的勞動是苦的。並且，另一最大的問題是吃不飽。在學校時，她們中學生每人每月的口糧定量是32斤，比大多數其他居民多，和家裏人在一起吃，多數人家基本還是夠的。抗美他們家就更沒有問題，因為油水足，糧食吃不完，剩下不少糧票。現在隻有一個月25斤，若放開肚皮吃，隻夠半個月的。她們就隻有頓頓吃粥，回家時帶點雞蛋、饅頭之類的東西來。抗美帶得比別人多，待大家吃。也就因此，她們和別的知青小組不一樣，還沒有分開各人獨自燒飯呢。
比苦累和飢餓更大的煩惱是對前途的憂慮。都老大不小了，尤其是女孩子，怎麽辦？連經濟上都無法獨立，得靠家裏補貼，這不是事呀！家庭條件差點的，本來還打算著贍養父母，扶助弟妹呢。沙家浜大隊的條件算是比較好的，一年的勞動工分收獲，可以夠一個人生活，但這樣行嗎？曾幾何時，這些年青人還意氣風發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呢！從失望到自暴自棄，直至絕望。一代年輕人就這麽毀了。
若幹年後，接近二十一世紀了，知青們都年近半百，一生已成定局。居然，互聯網上有聲音說，上山下鄉使一代人得到了鍛煉，其曆史意義不可抹殺。還用了“青春無悔”這漂亮的詩一般的語句。抗美就在網上跟了個帖：“‘青春無悔’是什麽意思？你敢說‘青春無怨’嗎？‘悔’是對自己錯失的反思，上山下鄉是對是錯，都不是你自己決定的，你有什麽‘悔或不悔’的？驢頭不對馬嘴。你隻能說你‘怨不怨’，你要是不怨的話，那是因為你回城後混好了，闊了。但二千多萬回城知青中，大多數人以下崗收場，他們會‘青春無怨’嗎？你自己不也說打死也不會再回頭去一輩子插隊嗎？打死也不會讓你自己的孩子一輩再上山下鄉嗎？要顯擺你回城後的成功，就說是你自己有能耐好不好？為上山下鄉貼金，是要傷及絕大多數被毀了青春的夥伴們的感情的。”抗美後來將這事講給爸媽聽：“有人說，上山下鄉是很好的鍛煉，不能一概否定”。爸爸說：“日本侵略也使老幹部們得到了鍛煉，後來才有了榮華富貴，要不要感謝日本鬼子？”
每天上下工時，幹部們都要帶著社員讀毛主席語錄。令抗美不解的是，幹部們最感興趣的語錄是：“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幾乎是每天都要帶著社員一起讀這一段。有一天，她找到了答案。生產隊長和一社員因為什麽事爭辯了起來。隊長說：“毛主席說，‘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事不是我決定，難不成還由你決定？”抗美恍然大悟，原來“是決定的因素”被說成是“有決定的權力”。此外，林彪的“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的箴言，也被理解為“有權就該有一切”，包括後來所稱的“腐敗”。進一步的引申就是“有權不使，過期作廢”。不管是無知的誤解，還是有意的曲解，都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以致權力的威力登了峰，造了極。
另外一段幹部們極感興趣的語錄是：“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反對錯了的人。”抗美總覺得這段話有點別扭，認為它隻是半句話，下半句應該是:“更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反對對了的人。”後來，她慢慢地明白了，原來這半句話的原創者根本就不認為這世界上會有反對他並且反對對了的人，反對他的人隻能是錯的。文革結束以後，抗美有一次和好伯談到這件事。好伯淡淡地說：“《三國演義》裏袁紹殺田豐的事你該知道吧！”抗美立即明白了：謀士田豐反對袁紹進攻曹操，預言此仗必敗，袁紹被此話惹怒，將田豐關押起來，說：“等我打了勝仗回來再處治你。”結果，被曹操打得一敗塗地，逃跑回來。看守田豐的獄卒恭喜田豐道：“主公（指袁紹）該放你了。”意思就是田豐當初的意見是正確的，此時就不該再受懲罰。田豐則說：“我死定了！”果然，袁紹下令殺了他。原因無它，就因為田豐是個“反對對了的人”，這樣的人是不容許存在的。如果袁紹打了勝仗，則田豐還有生路，因為那時他就是“反對過自己並且反對錯了的人”，屬於可以饒恕乃至團結的對象。這段語錄其實是一種逆反心理的反映。是針對彭德懷“反對對了”這事而發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強迫性否認”現象
━━ 明知自己在某件事上錯了，但拒絕認錯且懲治“反對對了的人”以實現心理上的自我辯護。
━━ 明知自己在某件事上錯了，但拒絕認錯且懲治“反對對了的人”以實現心理上的自我辯護。
抗美的課外知識頗豐富，主要是自幼就受媽媽的熏陶。文革這兩年，她和援朝都還沒有完全荒廢功課。重點自修了語文和英語兩項，兩人都提高了不少。好伯和媽媽在這兩門課上的功底，都能夠對他們進行適當的輔導。這兩個老知識份子都相信，高考遲早一天要恢複的。到沙家浜後，抗美也沒有因勞動而放棄自修，每天都要找點時間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書。並且，還隔三差五地回城，後來，差不多有一半時間賴在家裏讀書學習。她有著比別的知青們有利的可以賴在家裏的條件：一是無經濟顧慮，二是爸媽不反對，而且還鼓勵她把大部份時間花在學習上，三是不必顧慮生產隊和大隊幹部會說她表現不好。非但沒有閑話，而且經常受到表揚，說她勞動積極，思想革命。其實她並沒有刻意去表現什麽。勞動是努力的，再就是參加宣傳隊，全公社男女老少都喜歡看她唱歌跳舞，她是臨近幾十裏範圍內的大明星。
爸爸去了五七幹校，媽媽學校裏來了工宣隊，並且也已複課鬧革命，牛鬼蛇神們不掛牌子了，但每天上班後都得排隊聽工宣隊訓話。課間時間，每個被批鬥對象都得打掃廁所或種菜、拔草。習慣了，也罷了，總比那被人押著批鬥的滋味要好受一些。
援朝當兵去了。差不多每個星期都給爸爸和抗美來信。所在部隊是爸爸的老部隊，團以上的幹部都是爸爸的老部下。都說郝援朝表現好，很快就入了黨。時間一到就會提幹。但援朝想的是上軍事工程院校。於是，第二年，1970年，就如願以償了。寒假回家，見到日夜思念的爸爸和抗美，心裏既高興，又沉重。抗美當然天天在家陪他。
貴書記找抗美談過兩次話，不外是說她表現好，並說待郭書記問題解決後，一定盡快發展她入黨。當然，他還和大隊裏別的知青談過話。插隊不久，生產隊沙隊長，貴書記的表哥，就教會了她們幾個女孩子劃獨木船。這是一種很輕巧的平底船，隻能載一個人，可用來摘蓮，采藕，捉蝦，有本領的還能捉到魚呢。但最常是用來擺渡，劃到湖蕩中間的小島上去幹活，全大隊有二十幾個這樣的小島，每個也就幾畝地那麽大，相隔的的水麵往往隻有幾米寬，但長滿蘆葦，互相之間無法看清。地形非常隱蔽，抗美聽爸爸說，他當初在沙家浜養傷時，就是隱藏在這些小島上的。劃船的人即使互不見麵，也能互相通話，低低的聲音也能聽見。
抗美喜歡上了這劃船的活兒。在一片幽靜的湖蕩中，輕輕蕩槳，柔柔的湖風吹得蘆葦輕嗖嗖地響。她最喜歡躺下來，仰麵看那被蘆葦半遮半掩的藍天白雲，又生出了那世外桃源的感覺。有一次，下起了瓢潑大雨，她有點害怕，但過一會兒，發現怕也無濟於事，轉身一想，不就是全身淋濕，最多落個感冒嗎？就算船沉了，水也不深，淹不死人。更何況，她會遊泳，很小時爸爸就開始教的。於是，她想象著自己就像那迎著暴風雨的海燕，在洶湧、廣闊的海天之間翱翔。
今天，隊長指派給她的任務是上西邊的一個小島，西七島，去除草。她一邊劃，一邊享受著周遭的氛圍和自己腦子裏的暢想。突然，聽到了蘆叢裏麵有人說話，是兩個男青年的聲音。一個說：“我看見劉秀花去東四島那邊了。”另一個說：“那是去開花了，老貴也往那方向去了。”前一個說：“是去下種了。”抗美懂他們的意思，因為聽得多了。這種“下流文化”淺顯易懂，正是大眾文化的特色。又聽一個說：“老貴該換口味了，比起那幾個知青丫頭，劉秀花快成枯花了。”另一個說：“那沙隊長這麽快就教會她們劃船，還老是派她們一個個單獨上島，一定是老貴的指使。”前一個說：“那姓郭的小妞最俊，但老貴恐怕不敢。”另一個說：“除非他吃了豹子膽。不過也難說，遇到這種事情，吃豹子膽的人有的是。”
抗美有點害怕起來。怪不得沙隊長經常派她們幾個分別獨自上島幹活呢！“得小心提防”，她提醒自己。
幾天以後，她又出湖了。中午回村時，發現多遠的，馬慧琳劃著小船向東邊去。這很奇怪，因為東邊的島不屬於她們生產隊，隊長不會派馬慧琳去那邊的。她本能地想跟上去，但又覺得跟蹤別人不是好行為。回去後，腦子裏不停地轉念這事。
兩天以後，她又劃到這地方。禁不住好奇，就向著東四島劃去，想看看該島的模樣。小船剛靠近岸邊，就聽見島上有人聲。細聽是一男一女的喘氣、呻吟的聲音。再向旁邊一看，有兩葉小舟泊在那兒，其中的一條是馬慧琳的。她趕快靜悄悄地離開，心裏撲通撲通地跳得慌。
馬慧琳是黑五類出身，據說她爺爺是地主。她爸媽都在很小的民辦工廠裏當工人，收入很低，家裏還有兩個弟妹。她整天愁容滿麵，惦記著家裏，也哀歎著自己。生產隊長批評過她，說她勞動不積極，應該向郭抗美學習。但郭抗美經常請假回城，每請必準，可她馬慧琳要是請假，隊長總是找藉口不批準。她一肚子不服氣，因為她回家的次數、天數比郭抗美少得多。家裏窮，她至少得靠勞動養活自己，回家連吃飯都成問題，更何況回家一趟，還要來回車費一元五角呢。和郭抗美相比，她忿忿於老天的不公平，更忿忿於社會的不公平。有一次隊長在會上表揚了郭抗美。下工回家後，那三個女孩都對抗美說：“我們要是你，表現一定加倍地好，爭取快點入黨，快點提幹。前途一片光明”抗美說：“那你們也可以如此嗎！”馬慧琳說：“等太陽從西邊出來吧！”劉小琴說：“我們哪能和你比呢？我們表現再比你積極，被表揚的總歸是你。你前程似錦，我們的希望在哪兒呢？”不過，她們對抗美本人並無多大怨恨，因為抗美對她們並不壞。
但是有一天，隊長忽然表揚起馬慧琳來了。後來，她竟回城逗留了一個多月。在地裏勞動時，一個女人問抗美：“那小馬怎麽回家這麽多天沒來了？”抗美說：“不知道，大概家裏有事吧！”旁邊一個小青年低低地說：“拔草去了。野草是不能讓長出來的。”說這話時，臉朝著和抗美這邊相反的方向，似乎是指著另一件不相幹的事。社員們都笑了。抗美當時沒搞懂是什麽意思，但晚上躺在床上時突然明白了。聯想起那東四島上的事，她感到可怕。後來又聽到社員們的嘰嘰咕咕，說劉小琴和張衛紅都上過東四島了。抗美畢竟是孩子，有好奇心。有一天，壯著膽子一個人劃上了東四島，發現是個三、四畝地大的島，上麵種的玉米，周邊全是蘆葦，很隱蔽。玉米叢中有個草棚，棚中有張簡單的小床。社員們都知道，那兒是劉秀花每年都要種的玉米實驗田。抗美有點害怕起來，趕快劃船離開。走不多遠，遇到了兩個小青年的小船。他們和她打個招呼：“小郭，東四島上好玩嗎？”抗美說：“不好玩，有點怕人。我爸說他當年養傷時就躲在那島上，所以我去看看。”一個小青年笑著說：“有個故事叫《蘆蕩火種》，說的是你爸他們在島上播下革命火種的事跡，你知道吧！”抗美說：“知道呀。”那小青年又接著說：“現在貴書記他們在繼續革命。”另外一個小青年說“繼續下種。”。抗美知道他們說的不是好話，就理也不理地將船加勁快劃開去。那兩人在後麵問道：“有人找貴書記，你曉得他在哪裏？”抗美說：“貴書記不是去縣裏開三級幹部會了嗎？”抗美的回答使他們知道，她上東四島和別的知青女孩上東四島不是一回事。
那幾個女孩回城的次數多了起來，生產隊基本不管她們了。慢慢地，她們不坐公共汽車回家了，而是認識了供銷社和糧站的運輸卡車的駕駛員，搭他們的順便車來回。
抗美還是乘公交車回家。她告訴媽媽這些事，媽媽直歎氣。隻說了兩個字：“黑暗！”她提醒抗美：“絕對不要搭任何免費的車，要相信世界上沒有多少免費的好事。我們家不缺這省下的一塊多錢。”
後來，終於出事了。中央下文件追查奸汙女知青的事件，據說全國被處決的幹部達上萬人之多。不過，大眾普遍認為，漏網的遠遠超過這數許多倍。但是，也有人認為，相當多的案例不能定性為“強奸”，因為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涉及“暴力行為”，不符合刑法上“強奸”的定義。隻是“強權行為”而已，強權可以是合法的，甚至是革命的，因為，據說，“權力是人民給的”。當然，這種權力不是完全不受製約的，受的是縱向製約，上級權力製約下級權力。被製約者的結局，完全取決於他們自己的運作能力，上下級關係和運氣。
沙家浜的幹部們當然也要被查。但查處的結果是，多名女知青都咬定那幾個卡車司機，他們就該倒黴了。結果是，一名被處死刑，另兩名被判有期徒刑。涉及到幹部們的事，則多半不了了之，沙立成和老貴都在其中。群眾都知道，這些人沒一個好東西。
以上是1974年的事，那時抗美已離開沙家浜，上大學去了。而此時還隻是1970年初春，“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中心任務是鎮壓現行反革命。沙家浜公社揪出了一個現行反革命份子。是一名老造反，罪名是“惡毒攻擊三麵紅旗，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原來他在批鬥走資派時，說他們在三年自然災害時，貪汙上級救濟糧，導致許多人餓死。這是對三麵紅旗的汙蔑，居然敢說共產黨會餓死人，真是狗膽包天。後來，說到紅衛兵去北京被毛主席多次接見的事情時，他說：“毛主席年紀大了，這麽長時間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怕身體吃不消吧！”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億萬人民祝願他萬壽無疆，你居然敢用“身體吃不消”這話詛咒偉大領袖，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後，在一次公審大會上，宣布此人“反對共產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三麵紅旗，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死刑判決書隻有幾十個字。據說，改革開放後，有城裏人來要看這判決書，並且給了五塊錢買走了。後來才知道，這判決書要是拿到美國去，要賣幾千塊呢！之所以值錢，是因為它是世界上最“簡潔明快”的死刑判決書。其實，外國人少見多怪，中國幾千年來，最簡潔明快的死刑判決根本就沒有什麽“書”，就是牙縫裏吐出來的一個音：“殺！”
社員們都被組織了去參加大會，抗美她們也都去了。她清楚地看到，那個人被五花大綁，嘴裏塞了一大塊布，從卡車上拖了下來，順地拖了一百多米，拖到了水邊的一個坡子上，一聲槍響，就結果了。嘴裏塞布是不讓那反革命份子臨死前喊反革命口號。這法子其實比將喉管切斷的方法簡單易行且仁慈得多。切喉管之法太麻煩，就算不要上手術台，不要麻醉，不要無菌操作，比獸醫做手術還簡單，但總還是要動刀子。兩者相比，在體現出對階級敵人無限仇恨的無產階級立場的堅定性方麵，其實差別不大。許多人擁上去看，抗美不敢去，也不想去。
第二天，社員們傳說，槍斃了以後，公安局去那人家，要他娘給兩毛錢的子彈費。他娘哭著說，家裏連吃的都沒有了，哪來兩毛錢呀！後來是一鄰居大娘出來，大聲嗬斥著說：“該政府的錢就要給呀！沒有我借給你，以後還我。”替她付了兩毛錢。公安員走了，這兩個大娘哭在一處，付錢的大娘說：“當著政府的麵，我做點好事也怕呀！隻好假裝嗬斥你。這世道人命不值錢呀！”
抗美繼續插隊。雖然爸媽的問題仍然掛著，她還是在1972年入了黨，並且當上了大隊民兵營長。1973年，公社有了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名額，三個人爭，最後是抗美贏了。雖說是“走資派的女兒”，但沙立成、貴書記這些當權派們就能“頂風作案”，因為實際的形勢是：除毛主席和他手下的幾個人外，全黨都已將文化大革命拋到腦殼後去了，但經過這麽折騰後，失而複得，並且極度強化了的權力卻是抓得更緊了，使用得更出神入化了。抗美進的是一所普通大學的經濟係。全縣有四個重點大學的名額，但都給了另外的公社，最後，經貧下中農推薦，都落實到了更大的，或更有權的幹部子女的頭上。 （回本書目錄頁）
一九七六年，抗美從經濟係畢業了。分配去了一家銀行當會計。很快地“四人幫”被粉碎了。好伯對她說，看形勢，高考一定會恢複，你可以準備靠研究生，摘去工農兵學員的帽子，否則前途有限。抗美就著手準備，果不其然，一九七八年就一炮打響，考上了上海一所有名大學的經濟係研究生。
此時，援朝已是31歲，抗美也28歲了。郝達戈對郭建光、姚瑤說，孩子們都不小了，要是你們同意的話，就讓他們把婚事給辦了吧！郭、姚二人說：“是的，該辦了。”援朝和抗美當然沒有任何異議，於是就舉行了婚禮。事情辦得簡單而熱鬧。
援朝在部隊院校畢業後，進的是部隊的一所兵工廠，此時已是工程師兼車間主任。但不久，大規模裁軍開始。雖然一時裁不到他，但沒有更大的發展機會是肯定的了。他就打報告主動要求轉業，很快就被批準了。他回到常熟，一下子收到了好幾份聘書，請他當廠長或經理。他知道，人家看中他，主要是因為他的社會關係，當然，他的能力和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選中了蘇州的一家國營企業，當上了工程師兼車間主任。
抗美繼續讀她的研究生。第一個暑假裏，她差不多是足不出戶，天天貓在房間裏看書，看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爸爸有點驚奇，問道：“聽說《資本論》寫得很深，一般人看不懂，你能行嗎？”抗美頭一歪，眉一皺，眼一瞇，瞅著爸爸說：“這麽說，您這個老革命沒讀過《資本論》？”
“我還沒聽說有哪個老革命讀過呢！連你好伯恐怕也沒讀過。”
“我的老師講，列寧、斯大林都沒讀過，毛澤東更沒有讀過。”
“沒讀過不照樣革命嗎？”
“不讀《資本論》就鬧革命的老革命，一定是革命目的不明確的老革命。老師講，老革命們的革命激情是馬克思寫的另一本書，《共產黨宣言》，點燃的。《共產黨宣言》告訴革命者們革命的理由是因為資本家、地主剝削工人農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勞苦大眾。但這本書沒有用事實證明這種剝削的存在，以致它看上去隻是口號和豪言壯語的堆砌。馬克思大概想到了這一點，知道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性是需要證明的，所以就寫出《資本論》來證明資產階級的確是剝削了無產階級，並且還要說明剝削是如何進行的。”
“既然馬克思已經用《資本論》證明了，我們這些鬧革命的大老粗就拿起槍沖上前去就行了，用不著去啃那些高深的理論了。”
“但是，如果馬克思的證明是錯誤的，那你們不是被忽悠著進行了錯誤的革命了嗎？”
“馬克思的理論怎麽會是錯的呢？”
“我的這個老師在文革前就是政治經濟學講師了。但他承認，他在那之前並沒有讀懂過《資本論》，是文革停課後，他才有時間靜下心來去仔細地啃。啃完後，他發現《資本論》錯得離譜。他還懷疑，該書之所以寫得那麽艱難深奧，佶屈聱牙，就是害怕被人看懂。因此，在他看來，《資本論》不隻是錯得離譜，還有有意欺騙搞學術造假的嫌疑。”
“你的這個老師也夠放肆的了。改革開放了，臭知識分子的膽子也大了，沒見過從反右到文革，一個一個的都那麽個熊樣子。”這爸爸一邊說，一邊暗笑自己在挨鬥時，也是那副熊樣子。
“知識份子不就是這樣嗎！不得不熊的時候，就熊，但隻要一有機會，有骨氣的馬上就了挺起來。“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那你這一個暑假就是要讀懂《資本論》去驗證老師的話囉。”
“我怕我讀不下去。老師說，這麼多年來，他好幾次強迫自己去讀，但都覺得太難而放棄了。後來好不容易才讀懂，竟發現說它是垃圾也不為過。”
“那你就讀吧！搞清楚到底《資本論》是垃圾，還是你那老師這個人是垃圾。”
“等好伯來，我還要請教請教他呢。”她此時仍然稱呼老公公為好伯，這是因為隻有自己的爸爸在場。援朝也如此，稱呼隨在場者而變化。若自己爸爸在場，則還呼丈人丈母為“郭叔、郭嬸”，若爸爸不在場，則呼“爸、媽”，抗美也一樣，根據在場人物而調整稱呼，“見什麽人，說什麽話”。
過了幾天，好伯來了。輪椅還沒調好位置，就問抗美：“讀《資本論》的收獲如何？”
抗美答道：“實在是莫測高深，但好在我多少也發現了一些簡單的問題，該請馬克思回答，但他不在，就隻好請好伯您這個老革命代言吧！”
“說來聽聽。”
爸爸也湊了過來。
“先舉個例子來看看你們的判斷：一個資本家經營一座煤礦，僱傭工人採煤。假設他每僱一個工人，就得平均每天投入400元的資本，其中的340元用於購買生產資料，如礦租、設備、道路、交通、辦公、水電等等，另外的60元則用於支付工人的工資。工人每天工作10小時進行開採，最後獲得的煤產品賣得440元的毛收入。在扣除400元的總資本後，該資本家當天的利潤便是40元，利潤率為10%。這不難懂吧！”
爸爸說：“這個好懂。僱一個工人，資本家得毛利40元，僱十個工人，毛利就是400元，一千個工人就為他創毛利40,000元一天。”
“對的，我們就以隻僱一個工人討論。馬克思的觀點是，資本家根本就不該拿這40元的利潤，它應該完全歸工人所有。資本家拿了，就是剝削了工人。馬克思將這40元的利潤稱之為‘剩餘價值’。”
好伯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對一般人而言，這是不好理解的━━ 資本家投資的目的就是賺利潤，不然，資本家為什麼要投資呢？現在我們也已知道，投資很辛苦，很煩神，還冒險。好像《共產黨宣言》的確是沒有談到這一問題。《資本論》應該有所討論吧！”
抗美說：“先請你們兩位老革命說說，馬克思主義者們是否贊同‘資本家投資賺取利潤一定是剝削’這一論點。”
好伯說：“當然應該贊同了，不然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1957年，會對反對這一觀點的人說：‘打倒你這個右派！’；到文革時會說‘你是個現行反革命，不低頭認罪就批鬥，再不認罪就坐牢，繼續頑抗就槍斃！’”
“現在的政策卻是允許資本家賺取一定的利潤。至於剝削不剝削的問題，就隻有含糊其辭了。”爸爸已經習慣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這種“打左燈向右轉”、“隻做不說”的局麵了。
好伯接口道：“實際的形勢是，不管《資本論》是怎麼證明《共產黨宣言》的，《共產黨宣言》已經被束之高閣了。”
“這實際上是默默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失敗的事實。但在實際上，這麵大旗還被作為虎皮，以其威勢阻礙著社會的前進。因此，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批判是亟需的。最關鍵的理論突破點就是指出《資本論》沒有證明《共產黨宣言》中的豪言壯語的真理性。”抗美的意思是說，對《資本論》的分析批判並非是過時的事情。
好伯說：“《共產黨宣言》斷定資本主義製度有兩大弊病，一是低效性，二是剝削的非正義性。實踐已經證明，低效性之說是錯的，至少資本主義製度比《共產黨宣言》宣布要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製度的效率要高。而對剝削性的證明，則該由《資本論》完成。抗美的老師認為《資本論》的證明是錯誤的，就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錯誤的。”
抗美接著說：“看來你們很想知道馬克思說那40元的利潤是剝削的理由。”
好伯說：“當然。當年搞土改時，我就對說地主剝削農民的觀點不能理解。說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的理由想必也是一樣的。”
抗美按照她對《資本論》理解的思路說下去：“馬克思的觀點，歸結起來其實很簡單
━━ 那40元的利潤全部是那工人憑勞動創造的，資本家一點貢獻也沒有，所以必須全部歸工人所有。”
━━ 那40元的利潤全部是那工人憑勞動創造的，資本家一點貢獻也沒有，所以必須全部歸工人所有。”
爸爸驚奇得就要跳起來了：“這沒道理。沒有資本，就沒有開礦所需的一切條件 ━━ 機器、水電、運輸工具、道路……沒有資本提供的這一切，那工人能憑空創造40元的收益嗎？那他乾脆就自己在家裏挖礦吧！幹嘛要來找這資本家呢？”如果是在五十年代以前，郭建光會和所有老幹部一樣，對馬列毛主義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但經過了這麽多年的風浪和思考之後，他們的信念動搖了。
抗美冷冷地說：“您這個問題在資本論裏找不到清楚、明白、令人信服的答案。”
好伯說：“好像馬克思有他的說法吧！”
抗美說：“是的，馬克思的理由是‘隻有勞動才創造價值。’此例中，資本家投入生產資料的資本價值是340元，那工人的勞動創造的新價值是100元，加起來是440圓。產品賣出後便得到這440元。資本家收回那340元資本，給了工人60元工資，剩下的40元就是他的利潤。既然100元的新價值完全是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就該全部歸工人所有。工人應該得到的是100元而不是60元。資本家已經收回他那340元的本錢了，不該要利潤了。”
“資本家是吃飽了撐的？”爸爸自然還要生氣。抗美望著爸爸。她知道爸爸就是這麼的心裏容不得一點荒謬的人。當年就是因為“疾惡如仇”才參加革命的。
“說隻有勞動創造價值，資本不創造價值，這就是‘勞動價值論’吧！推導出來的結論是資本家拿利潤就是剝削，這就是‘剩餘價值論’吧！”好伯聽著，興奮起來了。因為經抗美這麼一歸結，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有了一個飛躍 ━━ 荒謬得離譜而又簡單。
抗美看到兩個老人，一個困惑，一個欣喜的麵容，心裏樂滋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這麼回事，不往下介紹也就可以下結論了，結論就是 ━━ 它是謬誤的。”
但是，爸爸不甘心，他不太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剝削理論，也就是階級鬥爭理論的原理竟會是如此明顯的荒謬。他說：“往下說吧！我要再聽聽‘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他和郝達戈都曾在黨校聽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課，但是他相信自己理解得肯定沒有大哥深刻。
好伯說對抗美說：“你那老師是不是認為‘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都是錯誤的，並且錯得很露骨，很離譜？”
抗美說：“是的。因此，如果馬克思沒有使用那麽詰屈聱牙的語句的話，對其錯誤的理解是很容易的。實際上，不要什麽高深的經濟學知識，就憑一般人的常識就能搞懂錯在哪裏。”
勞動價值論
抗美早就準備好開這門課了。她說：“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內容就是：一切商品的價值，歸根結底都來源於人的勞動，價值的量取決於商品內所結晶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除此之外，價值再沒有任何其它的來源。譬如，一件鐵器，它包含著一係列勞動過程中消耗的勞動量，從鐵礦的勘探開始，經開採、提煉、鍛造、拋光、油漆、運輸、銷售......等等，所有的環節都是人的勞動時間在商品中結晶的累積，累積的總和就是商品的價值。因此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隻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這個屬性）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它構成了）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
“這說法沒錯呀！每件商品歸根到底都是許多人的勞動堆積起來的。”爸爸說。
“但勞動不是商品體的唯一來源。在人的勞動開始之前，那件鐵器就有了它最早的起源，就是一堆天然存在的鐵礦石。可見，將使用價值撇開後，商品體剩下的不隻是勞動產品這唯一的屬性，而是勞動和自然資源兩者結合的產品的屬性。閉上眼睛作抽象思維，將商品千差萬別的使用價值抽象掉，在馬克思的腦子裏剩下的影象隻是無區別的人類抽象勞動這一樣東西。但我那老師說他的腦子和馬克思不一樣，並且相信絕大多數人的腦子都和馬克思的不一樣。大家都會覺得，抽象掉使用價值後，剩下的是無區別的抽象的自然物和無區別的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兩樣東西的結合，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就勞動這一樣。譬如，鐵器或木器中具體的自然物是鐵礦或木材，具體的勞動是鐵匠或木匠的勞動。馬克思說木匠和鐵匠的勞動可以抽象為無區別的人類勞動，那為什麼木匠和鐵匠分別處理的木材和鐵不能抽象為無區別的自然物呢？雖然自然物必須經過人的勞動去開採和處理才能進入商品體，但在被人接觸之前，靜悄悄地躺在大自然裏的自然物顯然和人的勞動不是同一回事，有它自己的獨立的來源和獨立的存在，不能被排除在人的抽象思維的影象之外。”
“我記得，在黨校學習時，老師說價值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特徵，這共同特徵的來源隻能通過抽象思維的方法到商品內去尋找。馬克思抽象思維的結果是發現所有商品內隻有勞動結晶這唯一的共性，它和所有商品共同具備的價值這一共性相應地存在著，並且再沒有其它的屬性同時存在。就是說，和商品價值這一外在性質相對應存在著的是，並且僅僅是，勞動結晶這內在共性，於是結論就是：勞動結晶是價值的唯一對應物，兩者之間自然就有著排它性的因果關係，也就是，勞動結晶是價值的唯一來源。現在，抗美說商品內除含有勞動結晶外，還有自然資源的存在這另一性質。因而商品的價值的來源就應該是勞動結晶和自然資源兩者。”好伯不愧是知識份子。同樣是在黨校學習過，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比別的學員要透徹的多。
爸爸說：“看來抗美的說法有道理。”
抗美說：“這是我那老師的看法。他認為他的這一看法推翻了勞動價值論。如果勞動價值論就這麼被輕而易舉地推翻，那它就太爛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甚至整個馬克思主義就完全崩潰了。”
好伯說：“這的確是大事。我們得仔細地琢磨琢磨。”
抗美說：“首先得說一說價值和價格的區別，因為我們經常需要將兩者互換著用。馬克思在《資本論》裏也是這樣。在馬克思看來，商品進入市場時，價值就基本固定了下來，因為其勞動含量基本不會變化了。價格是價值在市場上的實現，是不停地波動的。但馬克思認為，價格的長期平均值一定等於價值。也就是，從量的角度來看，兩者是相等的，互換使用不會引起什麼混亂。”
好伯理出了他的思路：“說價值僅僅來源於勞動結晶，還是來源於勞動結晶和自然資源兩者的組合，不能隻根據馬克思和你那老師腦子裏的抽象思維下結論，還需要用理論和事實來證明。”
抗美說：“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譬如，平均說來，等重的金和銅相比，價格相差幾千倍，僅僅是因為它們內部凝結的勞動含量相差幾千倍，而與金和銅這兩種物質的其它方麵的差別無關嗎？勞動價值論說就是如此，但一般人憑常識就不會同意，會認為這價值差別主要決定於這兩種自然物質的性質差別。兩種意見都需要證明。勞動價值論無法證明獲取等重量的金所需要的勞動是獲取等重量銅的幾千倍，從而決定它們的價值相差幾千倍。而一般人則很容易認為是金和銅的性質差別決定了它們的價值差別，至於勞動含量的差別，好像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但一般人的這種‘感覺’也是需要證明的。”
好伯覺得他找到了最能說明問題的比較方法：“找出大量的實際事例，比較勞動含量相等的商品，看它們的價值是否也始終一樣，不就是很科學的證明方法嗎？比如，從同一頭豬身上割下來的一斤肥肉和一斤瘦肉，或一斤豬腰，或一斤豬腳，價值會一樣嗎？顯然很難一樣。但能說它們消耗的勞動量肯定不一樣嗎？”。
爸爸也立即想到了類似的情況：“同一網打上來的魚，比如鱸魚和草魚，價格相差可以很大，但消耗的勞動量是一樣的。”
“麵積相同但肥瘦不同的兩塊地，付出同樣的勞動量，收穫到的產品價值肯定有差別。這差別顯然是由剔除了人力後的莊稼中所含有的自然物質的質和量的差別形成的。上麵所舉的例子都說明價值差別不隻決定於勞動含量的差別，還決定於自然資源的性質差別。這就說明價值不隻決定於勞動含量。”好伯受過科學思維方式的訓練，這點理解能力是有的。
“自然資源參與決定價值的最淺顯的理由是：得到它們要付錢，就是說，他們本身就有價值。從國外進口物資，比如原油，所付出的貨幣絕不隻是出口國為開採原油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折算成的價值，還有原油本身這種自然資源的價值。原油出口國每年的巨額收入不是僅來源於他們國家開採原油時的勞動力的消耗，而主要是來源於他們擁有的原油資源本身的價值。”好伯覺得：“‘購買自然資源’的說法不證自明地說明自然資源有價值。沒有價值還要花錢買嗎？既然有價值，怎麽能把它‘抽象’為沒有價值呢？”
“一個地區（一國、一省、一縣）的GDP，是其範圍內的產品（包括服務）產值的總和，它是由兩部分組成的 ━━ 人的勞動力付出後產生的價值和採集到的自然資源的價值 ━━ 絕不隻是勞動時間的消耗這一方麵。馬克思當年如果能對GDP的概念有所了解的話，就該不會堅持勞動價值論了。”爸爸近年來對GDP的興趣很濃。
“放眼到全人類，一切就更清楚了。就拿全球製造的有形物質產品來說，它們的價值總和顯然是來自於人的勞動和大自然所賜資源兩者價值的總和。商品交換時的計價，顯然是將這兩種成份全考慮在內，兩者都被認為有價值。價值是和私有製密切關聯的商品經濟社會所特有的概念，是交換必須有的概念。有價值的東西就能賣錢，必須付錢才能得到的東西一定有價值。勞動力有價值，所以僱主要付錢向僱員購買；一座從未開采過的礦山中的礦藏，雖然從來沒有投入一點人的勞動含量，但不是誰想去開采就可以隨便去的，要付錢向礦主購買或租賃開采權。能說這礦山裏毫無勞動含量的自然資源沒有價值嗎？”好伯覺得一切都很清楚，沒有什麼好爭論的了。勞動價值論說隻有勞動含量決定價值，是很荒謬的。
“馬克思說商品中的自然資源沒有價值，是因為他以撇開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方法進行抽象思維時，得到的結論是怪異的。他似乎忘記了他的“價值”的概念是私有製社會的特征性概念，它決定於所有權，而不是唯一決定於勞動含量，並且，勞動含量有價值也隻是因為它來源於勞動者對其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馬克思腦中留下的影象隻是無區別的抽象人類勞動結晶，而漏去了無區別的抽象的自然物的結晶。他似乎忘記了，兩者都是用錢買得來的，因此兩者都有價值。以他的智商，似乎不該如此。如果是故意對讀者的欺騙，那就太惡劣了。”抗美算是作出了小結。
好伯還是很謹慎的：“說是欺騙，結論還為時過早，現在還需在詳細一點探討。”
“另一種可能就是馬克思對人類生產中的勞動和自然資源之間的關係沒有深入研究。我那老師將自己在這一方麵的見解稱之為‘勞動搬運論’。他說：勞動的實質，歸根到底是‘採集’自然資源，這‘采集’是廣義的，包含著許多的環節：第一步是開墾、勘探、采摘、挖掘等等，接下來是加工、改造、運輸、交換等等過程，最後實現滿足人的需要的目的。總的來說，採集就是廣義的‘搬運’，所有的勞動都涉及到對物體的搬運，最起始的搬運是搬運身體細胞內的粒子。神經細胞內的粒子被搬運而產生神經衝動，進行信息傳送而刺激肌肉細胞內的粒子被搬運而致肌肉運動，以實現對外界目標的搬運。勞動‘創造’財富的過程實質上是‘採集’自然界本就存在的（或許多宗教認為的由‘上帝’賜予的）自然資源的過程，不是真的創造了任何新的物質。採煤勞動是採集自然界本就有的煤，而不是‘創造’或‘製造’煤；農業勞動是幫助植物採集陽光、水份、空氣、土壤裏的養份等等，使之在土地上‘聚集’到植物體內；畜牧業勞動是幫助動物採集自然界的營養物，使之‘聚集’到動物體內而獲取動物產品；烹飪勞動則是對採集到的原料食品進行進一步的加工；運輸勞動是對採集到的對象進行搬動使之位移……。”抗美將她那老師的“勞動搬運論”作了介紹。
好伯問道：“這樣說是不是包含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意思？都是源自於人體細胞內的粒子流動。體力勞動主要源自於肌肉細胞內的粒子流動，而腦力勞動主要源自於腦細胞內的粒子流動。兩者有著共同的本質。因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並沒有根本的對立。所以，主要以腦力活動方式從事生產管理的資本家也是勞動者。”
“當然如此。我不贊成上麵那個例子中，說資本家不勞動，隻有工人勞動的說法。”爸爸從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地主資本家不勞動’的教育，但事實逐步教育了他對事情的真相進行分析思考。
“承認財富是勞動和自然資源的結合，同時承認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就必然不會堅持說商品價值完全是體力勞動者創造的，就會承認資本和資本家的作用，從而慎重評估‘剝削’的問題。”好伯的思路越發清晰了。
“其實，資本家除勞動外，還有額外的巨大付出，那就是煩惱和風險。如果資本家和工人的收入是一樣的，絕大多數人都願意做工人而不做資本家，因為資本家遭受的精神折磨是工人不會有的。”人生的閱曆告訴爸爸，不是每個人都能知道別人的酸甜苦辣。
抗美繼續談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因為堅持勞動價值論而鬧出了一些笑話。他在《資本論》裏就舉了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這例子荒謬，但到目前為止還被許多人信以為真呢：如果生產力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以致生產金剛石和生產等重量的磚瓦所耗費的勞動量一樣多，那麽，一塊金剛石和一塊磚頭，隻要重量相等，價值就一樣。原因就是，他堅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投入的勞動量相等，價值就一定相等。我們要問的是：果真如此嗎？一條鑲著金剛石的項煉和另一條鑲著等重量的磚頭粒的項煉就會價格一樣，這會是真的嗎？”
爸爸有點納悶：“好像不會吧！一樣的價錢，不會有人去買磚頭項煉的，大家都會隻買金剛石的，因為它們的質量、特性是無法相比的。”
好伯接著說：“兩者的使用價值差別很大，結果是市場上對兩者的需求差別就很大，於是供求關係就決定了它們的價格差很大。若強行索要相等的價格，磚頭項鍊就隻有靠邊站了。磚頭還是隻能用去蓋房子。甚至，人們也用鑽石去蓋房子了，磚頭恐怕就要退出歷史舞台了。磚頭想以勞動含量相等為理由要和鑽石等價，沒門。”
抗美：“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和價值。供大於求就造成過剩，商品滯銷迫使賣方降價；供不應求就造成緊缺，賣方就會乘機提價。鱸魚比草魚貴，一是因為鱸魚味道比草魚好，要買的人多，二是因為鱸魚在自然界的存在量比草魚少。如果兩者等價，則鱸魚會被人爭購而脫銷，造成緊缺，於是價格上漲，借助購買力限製需求，直到供需平衡。項鍊的使用價值就在於滿足使用者獲取美感的心理享受（包括被他人欣賞或嫉妒而產生的享受）。鑽石項鍊提供的享受遠大於磚頭項鍊，並且耐久性要強得多，於是前者引起爭購，後者則無人問津，結果形成的供需形勢自然促使買賣雙方調整價格。兩者的價格差，也就是價值差，和勞動含量之差幾乎沒有聯繫。馬克思見未及此。”
爸爸有點疑問：“馬克思真的會如此脫離實際嗎，無視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的影響嗎？”
抗美想了想：“老師說過，馬克思死抱住勞動價值論，堅持勞動含量決定價值，認為供求關係對價格的影響隻是暫時的，局部的，它隻引起可以互相抵消的價格波動，而不會改變商品的總體、平均價格，就是價值。商品一走進市場，價值就基本固定了，因為其內的勞動含量是基本固定了的，除非後來又添加進了額外的勞動量，譬如，被重新加了工或移動了地點。”
爸爸想起了和別人閑聊時談到的一個現象：“房子買了以後，多半會升值，但汽車買了以後，差不多都要貶值。並且，不管是增值或貶值，回複原價值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說，長期平均價格是不會等於原價值的。這又怎麽解釋呢？照理，價值是不應改變的呀！”
抗美說：“勞動價值論的漏洞很多，仔細去想，可以發現很多問題。譬如，既然價值完全決定於勞動含量，對不同商品進行比較，就應該找到一個常數
━━ 永遠不變的價值和勞動含量的比例，不妨稱之為‘價━勞比’，全世界所有的商品的‘價━勞比’都是一樣的，就像是全世界所有的圓形的周長和直徑之比 ━━ ‘圓周率’是一個常數一樣。如此則‘價━勞比’的發現者就和圓周率的發現者一樣的偉大，其中，馬克思是居功至偉的。”
━━ 永遠不變的價值和勞動含量的比例，不妨稱之為‘價━勞比’，全世界所有的商品的‘價━勞比’都是一樣的，就像是全世界所有的圓形的周長和直徑之比 ━━ ‘圓周率’是一個常數一樣。如此則‘價━勞比’的發現者就和圓周率的發現者一樣的偉大，其中，馬克思是居功至偉的。”
好伯說：“可惜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商品的價值不隻由勞動含量決定，是由勞動含量和自然資源量共同決定的。但是，在市場上，買賣雙方從商品的裏裏外外怎麽也看不到勞動含量和自然資源量這兩樣東西，沒有辦法‘度量’出它們作為價值的參照。”
抗美笑了起來：“價格不是‘量’出來的，是‘砍’出來的。”
爸爸也笑了：“買賣雙方都隻會互砍、互宰，商品從裏到外都沒有寫著它們的價值天生該是多少。要是寫的話，寫的也是其中勞動含量的價值和自然資源的價值這兩樣價值，不是勞動含量這一樣。”
抗美笑時，沒忘記問題的嚴肅性：“勞動價值論就是認為，隻要能度量、計算出商品內的勞動含量，就知道了商品的價值，隻是技術上很難實現這種度量和計算而已。但市場上無數次的‘砍’和‘宰’的實踐，總體上表現出的結果一定會體現出價值決定於勞動含量這一規律。這是主觀、武斷的說法，源自於馬克思那撇開使用價值後隻有抽象的勞動而無抽象的自然資源的‘抽象思維’的臆斷。”
好伯說：“馬克思的論點沒有說服力。價格就是買賣雙方協議的結果，協議不成，生意就不成，生意不成仁義在，但價格不在。”
抗美一直想說的問題被好伯給引出來了。她立即抓住這機會表達出她的老師的觀點：“價值是以交換為前提的。有交換才有價值，沒有交換就沒有價值。價值與交換的關係就像影子與物體的關係：物體一旦暴露於光線之下，影子便立即出現，一旦離開光線，影子便消失；交換一旦在市場上實現，價值就形成，交換一旦結束，價值便消失。商品的獲得者隨即可以進行下一次交換，而為該商品謀取到另一新的價值。如此的‘轉手倒賣’之所以要被無產階級取締，難道是因為它改變了勞動價值論規定的不會改變的價值，從而顛覆了勞動價值論？”
好伯是一點就透的人：“價值既不是由商品內的勞動含量單獨決定，也不是由勞動含量和自然資源含量共同決定的，它不是商品的內在性質，它隻是在交換完成的那一瞬間出現的外在伴生現象。”
抗美說：“老師強調，自然資源和勞動的結合隻是賦予了商品以“使用價值” ━━ 能滿足人的需要的‘質的特性’，卻沒有賦予商品“價值”這種‘量的特性’。把商品放在手裏，從任何一個角度打量，都看不到“價值”這麼個屬性的存在。就像打量物品本身看不到它的影子一樣。不交換就沒有價值問題出現，比如，自產自用的物品，就談不上價值；共產主義社會各取所需，沒有交換行為，那時的人就沒有價值的概念。馬克思將‘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概念等同換用時，已潛在地認識到價值和交換之間的形影不離的關係。”
爸爸也懂了：“所以，價格是‘砍’出來的，不是‘量’出來的。既沒有要被測量的對象，又沒有測量的器具。”
抗美：“價格是買賣雙方對交換物之間的數量比例的期望值的交叉，每一方的期望值多半是一條由多個點連成的線，但兩條線的交叉點隻有一個，這就是雙方共同接受的期望值，就是成交的價格。它是經協商實現的雙方意願的吻合。價值是協商這種‘人的社會行為’的結果，不是商品內‘固有的客觀存在’。”
爸爸說：“反正，用勞動力消耗的數量是無法定出物品的價值的。‘白費力氣’的意思就是‘勞動可以創造不出價值’。實際生活中可以找出許多反駁勞動價值論的例子。”
好伯突然想到又一個好例子：“空氣很重要，就是說，它的使用價值很高，但它不在市場上交換，所以沒有價值。”
抗美和老師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但馬克思可以說，空氣沒有價值是因為它不含有人類的勞動結晶，這正好證明勞動價值論是正確的。”
爸爸怔了一下：“是呀！空氣裏是沒有人的勞動呀！該怎麼解釋呢？”
抗美早就準備有答案：“可以拿水來類比。水的使用價值和空氣的使用價值一樣地重要。而在自然條件下，水也和空氣一樣，既不含有人的勞動，也不用交換，所以也沒有價值。可是，到了缺水的情況下，就有價了，譬如在沙漠裏迷了路，水可以賣出天價來。這天價的來源是人的勞動呢？還是交換出現時的伴生結果呢？要是因為有人將水從很遠的地方花勞動力運來才有價值，那麼，再花同樣多的勞動運回原地則立即一文不值，這就不能解釋說價值由勞動決定。價值就是因為有人要買，發生交換時才出現的。缺水導致原本價值為零的水出現大於零的價值，顯然是因為出現了交換的需求。”
過了幾年以後，環境汙染的問題出現了，好伯又想起了這空氣和水的例子。他對抗美說：“空氣和水的價值的問題又有新證據了。有人為得到新鮮空氣和幹淨用水打算移民外國，但移民得花錢，因為‘貧賤不能移’。這說明此時的空氣和水都有價值了，但這價值不是勞動創造的，是因有人願意拿錢交換才出現的。”這是後話。
好伯想到了又一個例子：“一件衣服，100元買來，穿舊了後，再拿去賣，隻能賣10圓，這差別無法用勞動含量的變化解釋，隻能用商品的質地變化，即使用價值解釋。使用價值決定了供求關係，舊衣服要的人少，就不值錢。勞動價值論沒辦法解釋的現象很多，實在是不靠譜。”
抗美還聽過老師有這麽一段補充：“其實，馬克思自己對勞動價值論的表述也不止一次地出現自相矛盾。他說：‘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件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件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同向變化，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向變化。’……‘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馬克思的邏輯是：勞動含量直接決定價值，而勞動生產力隻是影響勞動含量，但不直接參與決定價值。就是說，兩者的關係是主從關係而不是並列關係
━━ 這也是未經論證的斷言。別人可以說：‘勞動含量和勞動生產力是兩個並列的決定價值的因素，勞動含量不是唯一的因素。’《資本論》中關於這方麵的論述，顯得混亂而又自相矛盾。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腦子裏，早就想當然地認定‘價值的決定因素隻有勞動含量這唯一因素。’大腦僵化到忘記這是一個尚未證明確切的假設。”
━━ 這也是未經論證的斷言。別人可以說：‘勞動含量和勞動生產力是兩個並列的決定價值的因素，勞動含量不是唯一的因素。’《資本論》中關於這方麵的論述，顯得混亂而又自相矛盾。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腦子裏，早就想當然地認定‘價值的決定因素隻有勞動含量這唯一因素。’大腦僵化到忘記這是一個尚未證明確切的假設。”
好伯附和道：“事實是，這一假設是錯誤的。如果馬克思能參與我們上麵的討論，不知道他會說些什麽。”
抗美說：“現在隻是希望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能夠進行反思，科學地討論問題而不是喊口號。在《資本論》第三卷的第九章和第十章， 馬克思闡述了資本市場上的資本利率趨向均等化的原理 ━━ 資本始終處於於從低利率行業向高利率行業轉移，並通過競爭而導致不同行業的利率趨向於均等的過程之中。這本來是個三言五語就可說清楚的問題，馬克思卻突然發現他遭遇到了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那就是，不同行業的相同利率必將導致他們的產品實際價格和馬克思按勞動價值論定義的價值出現偏差，也就是承認了這世界上堆積如山的商品中，很難找到實際價格和勞動含量吻合的例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利率趨同理論自相矛盾了起來，被後來的德國著名經濟學龐巴維克（Eugenvon Böhm-Bawerk）抓住了，掀起了經濟學界的跨經三個世紀的一場軒然大波，直到現在還沒有平息下去。馬克思對這一矛盾的解套方式是：勞動價值論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前的形勢，那時個別商品的價值等同於其勞動含量，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其作用方式就改變了，變得不適用於個別商品，而隻適用於全社會的商品總和。全社會商品的價值總量決定於，並僅僅決定於其中含有的勞動總量之和。如此的說法就是承認《資本論》不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那它如何能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有剝削，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義性？並且，前已述及，一個社會的商品價值總量不僅決定於其勞動者貢獻的勞動總量，還必然要將該社會利用和消耗的自然資源計算在內。”
好伯接著問抗美：“聽說西方現代的價值理論對勞動價值論根本就不屑一顧，是嗎？”
抗美說：“是的，最流行的是‘均衡價值論’，其核心論點就是價格完全決定於供需關係。就是說，價格是由商品之外的市場供需形勢決定的，而否定商品之內有一種固有的決定價格的特性的存在。和‘均衡價值論’有聯繫的是‘邊際效用價值論’，涉及的是人對商品的需求是如何決定的（人的主觀感覺對自身的需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者將之批判為‘主觀唯心主義’），這需求到市場上尋求滿足，必然影響到市場的供需形勢，從而影響到價格。”
好伯覺得要有所補充：“一句話，勞動和價值沒有確定的聯係。但這不是否定了勞動的意義。勞動創造了麵包，麵包可以充飢，勞動的意義當然重大，它創造的是使用價值。但麵包的價值，即多少錢一斤，和勞動並沒有確定的聯係。”
抗美也想再補充一句：“‘勞動創造麵包’的方式是‘采集’自然資源，不是憑空地創造出新的物質來。自然界的物質總量是恒定的，隻能轉變，不能無中生有。”
爸爸突然想起來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在上麵那採煤的例子中，馬克思說的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新價值的說法是不對的。勞動隻是采集了自然界的煤，而煤的產權是資本家的，同時資本家也勞動，所以雙方都有權參與分配那100圓的新創價值。這麼一來，問題就變成了資本家拿多少利潤算是合理，拿多少就算是剝削了。”
好伯笑了起來：“建光你踏上了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的思路。如此資本家就可以和工人階級就利益分配問題進行和平談判，而暴力革命就不需要了。”
爸爸也不在乎：“那就說說上麵那例子中的分配問題吧。”
當然抗美有她的見解：“那分配早已完成了，是勞資雙方事先協商好的。每僱傭一個工人，一天下來，資本家獲40元利潤，工人得60元工資。”
好伯問：“馬克思說的這裏麵的剝削問題，你怎麼解釋呢？”
抗美回答道：“沒有剝削問題。資本家擁有自然資源 ━━ 煤藏（或從別的資本家處租用，反正是資本家階級的資產）。僱用工人幫著採集，也就是搬運煤。這‘搬運’是廣義的，用鎬將煤塊從礦坑壁上掘下，其位置的移動就是一種搬運。工人是搬運工，工資就是搬運費，是事先協商好的一天60元。兩廂情願，沒有誰強迫了誰。至於資本家獲得多少利潤，與工人無關，因為搬運工沒有權，也不一定有興趣去過問他的僱主經此次搬運後的收益。反過來，資本家即使虧了，搬運費也得照付。搬運工隻管搬運完成後拿錢走人。”
爸爸接上來說：“就等於是，你家有一大堆財寶，請來搬運工，搬到市上去賣，不管你賣出多少錢，搬運費就是事先商議好的那麼多。付錢後各走各的路，沒有哪個剝削哪個的問題。”他覺得這很正常，他參加革命前替人家打工就是這樣的。
好伯當然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那怎麼馬克思能把剩餘價值的概念搬到這兒來，得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結論的呢？”
抗美也知道事情沒有那麽簡單：“僅僅是駁倒了勞動價值論，還不等於駁倒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剩餘價值論’是剝削理論的重點，它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但比‘勞動價值論’更為核心。既然勞動價值論是錯的，剩餘價值論當然也不會正確。但錯在哪裏呢？”
剩餘價值論
抗美繼續說道：“說來話長。首先得了解馬克思對那60元工資的獨特見解。他說這60元等於那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價值的定義是：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好伯說：“這個我知道，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在勞動價值論看來，這種商品同任何其它的商品一樣，其價值也是由生產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決定的。這勞動時間量具體分佈在勞動力所消耗的作為其生活資料的全部物質產品中。包括一個人從小到大的衣、食、住、行、醫、教、等等，和長大成人後養兒育女以培養勞動力接班人所消費的一切商品中的勞動含量。”
抗美知道好伯懂。她接著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邁出的最關鍵、最艱難的一步就是：斷言工人的工資一定等於他的勞動力價值。這樣斷言的根據就是勞動價值論 ━━ 工資就是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格，也就是勞動力價值，它當然由此種商品內的勞動含量決定。上麵那工人的工資之所以是一天60元，就是因為他的勞動力價值就是平均一天60元。煤礦運營一天下來，新創造的價值是100元，資本家獲得這100元後，遵守勞動價值論的原則，付給工人等於勞動力價值的60元工資，‘剩餘’下來40元，就被馬克思稱之為‘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就是進入資本家口袋的利潤，剝削成功地實現了。工資不得高於勞動力價值，就是說，工人不參與分享任何一點的剩餘價值。否則，勞動價值論就被推翻了。”
好伯立即發現了這裏麵的問題：“難道是馬克思為了迎合勞動價值論的觀點而不得不認定工資一定等於勞動力價值，否則就是否定了勞動價值論？他這是‘強迫’工資等於勞動力價值。”
爸爸覺得問題很簡單：“這是一個應該由事實證明的問題，用事實驗證工資是否等於勞動力價值。但這又很困難，因為勞動力價值是很難算清楚的。要計算一個人從小到大的全部花費，再折算出其中該分攤到今天這一天的花費，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並不想算清楚，他就是一口咬定‘工資等於勞動力價值’，和一口咬定‘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同出一輒。兩者都是‘一口咬定’的產物。沒有可令人信服的證明。”抗美的老師說過，《資本論》最缺乏的就是證明。
爸爸越發不懂了：“‘工資等於勞動力價值’是怎麽做到的呢？全世界每天有幾千萬資本家在發工資，有幾十億工人在拿工資。使用了什麽辦法使得這億萬份的工資都各自等於其勞動力價值呢？工資是資本家和工人談判出的結果，這兩個人誰也無法根據勞動力價值算出工資的多少呀！算出來還要雙方都願意接受才行呀！莫名其妙。”
好伯想到了一個例子：“同班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的勞動力價值都是一樣的，因為不可以考慮每個具體的人的實際花費，必須假設每個人自幼及長的培養費用是一樣的。因此，如果畢業後沒有再接受進一步的培訓，每個人的勞動力價值就始終不變，始終相等，因而工資應該始終相等，直到退休。這顯然是可笑的。畢業以後，他們的工資差別可以很大，因為決定工資水平的因素很多，不隻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
爸爸有點鄙夷不屑了：“勞動價值論明擺著是荒謬的。”
好伯接口道：“實際的情況是，總體說來，平均說來，工資一定高於勞動力價值。”
爸爸覺得首先得解決的問題是：“勞動力價值的數目相當於工人消費的最高水平，還是中等或最低水平呢？”
“最低水平。不能再少了，工人隻能是‘月光族’或‘日光族’，任何儉省都會導致勞動力因‘營養不良’而衰退，剩餘價值論的前提是勞動報酬相當於能夠保證全社會的勞動能力不發生‘營養不良’而引起衰退的最低水平。從長遠來說，這種保證也符合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抗美答道。“因此，資本家再貪婪刻薄，也要保證這最低水平的工資，但也正因為貪婪刻薄，他們也不會使工資高出勞動力價值，他們會用馬克思教導的勞動價值論作為刻薄的理由。其次，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力價值是確定的數值，而要確定，隻有在它是最低水平時才能做到。如果允許高出最低水平，高出多少就沒譜了，就無法是確定的了。再一方麵，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允許僱傭勞動者的工資有結餘，否則他們就會以結餘去投資而蛻變為資本家階級。”
爸爸很不以為然地搖搖頭。“就沒有勞動者通過省吃儉用而發財致富的？並且，許多勞動者都有嗜好，有好的嗜好，如文學、藝術、體育、旅遊等等，也有壞的嗜好，如抽煙、喝酒、賭博、吸毒等。這些都要錢，而勞動力價值的概念中，應該不包括這些方麵的預算吧！那這些錢的來源就隻能是實際工資超過了勞動力價值後的結餘。”
好伯補充道：“總不能認為這些錢來源於偷、搶等犯罪所得，或者是中大獎，發橫財吧！工資的確是超過勞動力價值的。”
爸爸有點激動了：“那《資本論》就該被拋棄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就該跟著被拋棄了。”他意識到，自己這老革命的光環已經在自己的心中熄滅了。
好伯早就不激動了。他對剛才郭建光說的勞動者可以勤儉致富的說法作補充道：“某些勞動者可以通過節儉獲取投資的“第一桶金”，使自己跨進小業主甚至資本家階級的門檻。之所以有儉省的空間，是因為工資高於勞動力價值，分享了剩餘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家階級的“第一桶金”的來源都不正當的觀點顯然是對勞動者勤勞節儉的品質和社會現實缺乏了解和尊重。查一查福布斯富豪榜，再查一查富豪們和他們的列祖列宗的發跡史，像比爾蓋茨、巴菲特、李嘉誠等等，看看他們中有多少人的第一桶金是偷盜搶劫或巧取豪奪來的。當然，會有例外，如今中國的權貴資本家們就是這樣的例外。隻不過“例外”往往是對“例內”的印證而非否定。全世界如雨後春筍般新出現的資本家中，相當多的人的第一桶金都是從分享到的但被馬克思認為被資本家強佔去的剩餘價值中節攢出來的。”
抗美還沒有說完：“最重要的是，資本家並沒有力量將勞動者的工資限製在勞動力價值的水平處以霸占全部剩餘價值。工資數額是勞資雙方或明或暗的談判、協商、角力、妥協的結果，不是單方麵能夠按照自己的意誌決定的。雙方都受著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的製約。僱主之間有爭奪勞動力的競爭，勞動者之間有爭奪職位的競爭。市場競爭機製是難以對抗的，工資水平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勞動力價值絕對不是決定工資的唯一因素。”
好伯覺得該有結論了：“勞動價值論不成立，工資等於勞動力價值這一斷言也就不成立，新創價值和勞動力價值之差的剩餘價值這一概念也就無法成立，說資本家占有了全部剩餘價值作為利潤的說法也就失去了立足點。勞動價值論和以之為基礎的剩餘價值論原來都是謬誤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成立，認為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理論不成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性就喪失了。”
剩餘價值的真實來源
郭建光沉悶了好一會兒，又想到一個問題：“資本家的利潤究竟從何而來？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能是合理的嗎？”
抗美想起她的老師在解釋這一問題時說他花了幾乎二十年的時間才得到答案，同時也形成了他的“勞動搬運論”，試圖解釋人類財富的來源和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關係。以下是老師思路的梗概：
“回到上麵那采煤的例子：資本家擁有煤礦這種自然資源。這是他的生活來源。但煤不能吃，他要不讓自己餓死的唯一辦法是出售這煤資源。不過，煤埋在地下，要先挖出來才能賣。挖是需要條件的，他得投資，還得僱用工人，事先要和工人協商好工資。他孜孜以求的是挖出的煤的價值一定要高於他的投資總價值。在上麵的例子中，他每僱用一個工人，投入資本400圓獲得440圓價值的產品，得利40圓（如果他僱用100個工人，則獲利4,000圓）。他不致餓死了，那工人也因拿了60圓工資而能活下去。
“資本家這40圓之利，說到底，是他變賣了他的財產 ━━ 煤藏
━━ 的淨所得。工人的60圓工資也是變賣了工人自己的財產 ━━ 勞動力 ━━
的淨所得。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個采煤過程可以被認為是勞資雙方協作投資的過程。雙方投入了各自擁有的資本。工人的資本是他的勞動力，在數量上等於他的勞動力價值。（隻有從“工人的資本”這一角度來看，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的概念才派得上用場。）勞動力來源於工人身體細胞內的能量，這能量的根本來源是自然界的能源物質。對資本家來說，煤是自然資源，投入的購置生產資料的資本，在根本上也都是自然資源。譬如機器，分解到底有兩大來源：一是自然存在的礦藏等自然物質，二是人的勞動結晶。既然人的勞動力的最起始來源也是自然資源，所以，‘資本家的資本’和‘工人的資本’一樣，本質上都是自然資源。
━━ 的淨所得。工人的60圓工資也是變賣了工人自己的財產 ━━ 勞動力 ━━
的淨所得。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個采煤過程可以被認為是勞資雙方協作投資的過程。雙方投入了各自擁有的資本。工人的資本是他的勞動力，在數量上等於他的勞動力價值。（隻有從“工人的資本”這一角度來看，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的概念才派得上用場。）勞動力來源於工人身體細胞內的能量，這能量的根本來源是自然界的能源物質。對資本家來說，煤是自然資源，投入的購置生產資料的資本，在根本上也都是自然資源。譬如機器，分解到底有兩大來源：一是自然存在的礦藏等自然物質，二是人的勞動結晶。既然人的勞動力的最起始來源也是自然資源，所以，‘資本家的資本’和‘工人的資本’一樣，本質上都是自然資源。
“勞資雙方投入各自所有的自然資源，投資所得當然應該由雙方分配。但分配的方式不是“事後結算”，而是以“事先協定”的方式先確定工人工資，其餘的收益由資方“自負盈虧”。在正常情況下，勞資雙方的收益都大於各自的投入，以致工人的工資高於他的勞動力價值，資本家也能獲取利潤。《資本論》的核心內容是對這種實際存在的社會現象進行扭曲
━━ 一方麵從理論上強辯：說資本家不該有任何收益，收益應該全部歸工人；另一方麵又從實際上歪曲：說工人沒有獲取任何收益，收益全部被資本家拿走了。可見，《資本論》在理論上是無理的，在實際上是不真實的。
━━ 一方麵從理論上強辯：說資本家不該有任何收益，收益應該全部歸工人；另一方麵又從實際上歪曲：說工人沒有獲取任何收益，收益全部被資本家拿走了。可見，《資本論》在理論上是無理的，在實際上是不真實的。
“采煤生產有一個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是能源的直接采集。煤產品的（主要）功能是燃燒後釋放能量。采煤是消耗人體的能量換來煤塊中的能量。但這不是數量對等的交換。它既不是將人體內的能量在物理學意義上轉換為煤塊內的能量，也不是從無到有地創造能量，而是消耗人體能量進行工作以‘采集’原本自然存在的煤塊中的能量。采集到的能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和消耗掉的能量相等，如果前者的數量大於後者的話，則產生“剩餘能量”。譬如，若工人每一鎬的動作消耗他體內20卡的熱量（熱量是能量的一種），而這一鎬掘起的煤塊中，含有的熱量可大於20卡。這是毫不奇怪的，“能量守恒定律”在這兒不適用。就好比去郵局提取別人送給你的禮物，你得付出交通費的價值，但你得到的禮物的價值通常要大於交通費的價值，因為不是你的交通費的價值轉換成禮物的價值，而是你付出交通費的價值去“采集”原本就有價值的禮物。自然資源是上帝“寄”給人的禮物，勞動就是去‘郵局’取這禮物。
“再以具體的數字說明：假設每值一圓錢的煤塊的價值相當於100卡的熱量，則一天所采的總值440圓的全部煤塊含熱量44,000卡；那工人60圓的勞動力價值相當於6,000卡熱量；340圓的購買生產資料的資本相當於過去這些生產資料的生產過程中總共消耗了34,000卡的熱量；100圓的“新創價值”則是相當於10,000卡的熱量；40圓的利潤便相當於4,000卡的熱量。
“當然，這裏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工人的相當於60圓工資的6000卡的熱量，完全消耗在他的食、衣、住、行、醫、教、養育子女為資本家培養勞動力接班人等等方麵的需要上，也就是說等於他的勞動力價值的組成成份而沒有剩餘，因為他不分享剩餘價值。但我們老師認為工資必然高於勞動力價值，工人分享到一部分剩餘價值。比如說，工資是60圓，勞動力價值可以隻是50圓，因此該工人分享到了10圓的剩餘價值 ━━ 老師其實不接受剩餘價值這一概念，隻是認為，工人的工資可以高於他和他的家庭的最低生活需求而有所剩餘。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最崇拜馬克思之處是他“發現了剩餘價值的產生原理”
━━ 勞動力創造出的商品的價值高出於勞動力價值本身，兩者之差就是剩餘價值。因為資本家付給勞動者的報酬一定等於其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剩餘價值就成了資本家的利潤，這就是剝削。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不令人信服之處在於他沒有證明工人的工資等於其勞動力價值的必然性。采煤是采集自然界的禮品，全部采到的煤這種物質產品中所含的能量，在扣除和資本家投資成本和利潤相當的能量之後，餘下的能量便相當於工人的工資所得。這所得完全可以超過生產、培養、維持和繁衍勞動力所消耗的自然資源中的能量。這超過的部份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的能量承擔者。可見，剩餘價值的產生不是什麽令人驚奇的“把戲”，它隻是“采集”超過“消耗”而已。因為有這種超過，才有人類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加，才有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但這種超過，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完全是僱傭勞動者的貢獻，也絕不是超過的數量完全被資本家階級奪走。
━━ 勞動力創造出的商品的價值高出於勞動力價值本身，兩者之差就是剩餘價值。因為資本家付給勞動者的報酬一定等於其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剩餘價值就成了資本家的利潤，這就是剝削。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不令人信服之處在於他沒有證明工人的工資等於其勞動力價值的必然性。采煤是采集自然界的禮品，全部采到的煤這種物質產品中所含的能量，在扣除和資本家投資成本和利潤相當的能量之後，餘下的能量便相當於工人的工資所得。這所得完全可以超過生產、培養、維持和繁衍勞動力所消耗的自然資源中的能量。這超過的部份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的能量承擔者。可見，剩餘價值的產生不是什麽令人驚奇的“把戲”，它隻是“采集”超過“消耗”而已。因為有這種超過，才有人類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加，才有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但這種超過，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完全是僱傭勞動者的貢獻，也絕不是超過的數量完全被資本家階級奪走。
“上麵是以煤為例。它的功用是燃燒以釋放能量，和勞動力的能量消耗有數量上的可比性，因此比較容易以之理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產生原理和其謬誤性。但如果產品不是煤，其功用不是釋放能量因而和勞動力能量消耗之間無可比性呢？如音樂表演，其產品是一種服務，其消費者，聽眾，獲得的是“愉悅感”這種“產品”。此時剩餘價值的本質是什麽呢？本質上還是自然資源，隻不過不是實體物質性的，是一種超實體的效果，也還是“采集”和“搬運”而來，歌手搬動空氣中的自然粒子使之振動，產生音樂的旋律帶給聽眾聽覺上的享受，就和食物帶來味覺享受一樣,都是對大自然中的粒子進行搬動的結果。所以，“愉悅感”是產品，其總售價的一部分是歌廳老板的成本，一部分是他的利潤，一部分是歌手的酬報。
“這個例子更使我們感覺到剩餘價值的概念太玄乎了。能知道歌手的勞動力價值嗎？天才歌手和普通的歌手，勞動力價值，即全部培養費用，不會相差很多吧！甚至普通歌手會比天才歌手耗費得更多。兩者的報酬之差會相差很大，天才歌手從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中可以分得比他或她的老板更大的份額。在這樣的例子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找不到任何立足點的。
“結論是：‘剩餘價值’的根本來源是通過生產進行采集、搬運來的自然資源。勞動參與了生產過程但不是唯一的參與者，它和資本的共同投入以協作采集、搬運自然資源的方式創造使用價值。使用價值進入市場後，由市場供求形勢決定其價格（價值），在資本家方麵，總價格若超過總投資，則兩者之差就是利潤。剩餘價值論將利潤偷梁換柱為“剩餘價值”，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踐中找不到立足點。”
抗美滔滔不絕地講完了。好伯聽著時不時地點頭表示讚同。爸爸也聽著，卻時不時地搖頭，他不是不同意抗美的介紹，而是感到了更深的頹唐，頹唐於自己一生的業績。他更想知道的一個問題是：“資本主義製度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它為什麽會顯出比社會主義製度那麽大的優越性？”他這個老共產黨員，在內心深處早就無奈地卸去了無產階級的槍械，因為他發現，這些武器殺錯了太多的無辜的人。他對抗美說：“去問問你的老師，資本主義製度為什麽會比社會主義製度優越。”
資本主義製度
幾天以後，兩家人又像往常一樣，在一起吃了晚飯，然後就五口人圍坐在一起，閑嗑了起來。抗美問爸爸還想不想知道那問題的答案。爸爸說：“當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孰優孰劣的問題太重要了。這個問題不解決，改革開放恐怕很難走得遠。”
抗美說：“我問了老師，老師說，答案是很明確的，但隻怕上不了台麵，因為它和‘為什麽要改革開放’有著同一個答案。”
援朝插上來：“不就是搞資本主義但口頭上不承認嘛！‘不爭論’就是不說穿唄！”
好伯說：“抗美，就把你那老師的觀點說說吧！”
抗美從旁邊的書包裏掏出兩頁紙，說道：“老師把他的觀點整理了出來，讓我念給你們聽聽：
資本主義製度是財產私有製度的一種，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早期階段曾經曆過相當長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但好像沒有歌頌過那時代人的“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因為那時的人剛脫離叢林狀態，為活命而如虎狼般地爭奪廝殺，自私得很。當產品有所剩餘時，私有欲更是驅動著私有製應運而生。就因為在人的基因中，私有欲遠多於共產主義精神，“好色”遠勝於“好德”，於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就消亡了。人的自私性使得社會不得不出現由自私的管理者管理和指揮自私的勞動者的形勢。生產的效益取決於管理者和勞動者雙方的積極性和智能的發揮程度。共產製度則因和人的自私性無法匹配而阻礙了這發揮程度。
私欲激發的“取利排廢”的“惡行”是生存的首要保障。呱呱墜地的嬰兒的第一要事是吸入氧氣，排出二氧化碳，第二是吮吸奶汁，排出糞尿 ━━ 滿足內部需求的同時汙染外部環境，內外的界限很分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意思就是人隻有謀私才能存活，不謀私則不得活。可見，謀私是上帝在設計生命之時刻意注入其基因之中的本性。（“上帝”一詞是本文為敘述方便而使用的，如果讀者不喜歡，不妨將之改為“大自然”。對本作者來說，上帝是大自然人格化後的簡稱。）
人人謀私的結果必然是獲利的不均等。不均等是宇宙的規則。如果宇宙真的是上帝創造的，不均等的規則則是上帝自己也不得不服從的“超上帝”的規則。明顯的不均等的例證是：堅實的星球和虛無的真空同時存在著。如果均等的話，宇宙就該是一鍋均勻、稀薄的漿糊糊。個體的命運肯定是不均等的，但也大概不是上帝事必親躬地具體過問的結果。上帝采用類似於自動擲骰子的辦法，或者在人看來叫做“碰”的辦法，決定每個個體先天和後天的機遇，機遇的總和就是命運。
上帝固然是絕對權威和偉大，但並不意味著仁慈和公平。它是一個萬能但喜歡惡作劇的主宰者。他像玩泥巴一樣地捏造宇宙，並特意挖空心思地捏出個能讓生命存活的地球來,這大概是他覺得最有趣的試驗性遊戲或遊戲性試驗。而在設計出保證生命存活的血淋淋的，以絕對不公平的弱肉強食為前提的食物鏈之後，它得意地獰笑了。人世間的不公平，它認為很正常，因為那是它擲骰子的結果。
當然，他也不是絕對的邪惡，因為他有著使人類文明化的興致。他的辦法是在人的基因裏，裝上了一些使人具有精神欲求的節段並賦予它們以進化的機製，使人逐步進化到具備精神追求並能夠用自身力量最大可能地削弱人之間的不公平，這就是文明化的過程。上帝本來可以輕輕一撥弄就讓人類早就高度文明起來，自古以來人世間罄竹難書的罪惡與苦難沒有是他製止和防止不了的，可它就是不幹，而是覺得讓人類自己慢慢進化才好玩。他想看看他設計的以自私為原動力的人類進化機製工作的效果如何。他的設想可能是：自私使人努力，努力使社會進步，社會進步增強人的精神欲求從而減弱人的自私性，自私性的減弱導致不平等現象的緩解。他的原則是人類的文明化必須由人類自己實現。他欣賞文明化的過程更勝於欣賞文明化的結果。當然，他規定，絕對平等是永遠不可能的。
於是人類以自私為出發點和動力，在苦難和罪惡的荊棘中頑強地地摸索前進。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是建立一種最能有效實現上帝意圖的社會製度。這製度包括經濟和政治兩方麵，經濟上要的是在自然力製約之下的生產力的發展，政治上要的是在接受上帝製造的不公平的前提之下對人為的不公平
━━ 人對他人人權的侵犯 ━━ 作最大可能的限製。後來終於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憲政民主的政治製度。
━━ 人對他人人權的侵犯 ━━ 作最大可能的限製。後來終於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憲政民主的政治製度。
《資本論》的最大誤區是斷言資本主義製度是一種製造人為不公的政治製度，認為該社會的貧富不均是資本家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結果。因此解決貧富不均的方法就是以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本作者的“勞動搬運論”認為，正常的、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運營方式不是剝削，而是在自由契約的前提下的勞資雙方的互利性協作。當然，條件是社會必須處於嚴格的法治和法製之下。在這種形勢之下，資本家之所以比工人獲利多，並不是因為剝削，而是有其主客觀方麵的原因，不外乎是客觀機遇和主觀努力與付出方麵的差別。隻要不是人為製造的不公平，就沒有理由以暴力手段強行實現所謂的平等。
從陳勝吳廣到馬克思，都認為貧富懸殊是造反的理由。陳勝吳廣對富人說的造反的理由是：你能有，為什麽我不能有？━━ “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馬克思則多了另一條理由：你有的是從我這裏剝削走的。馬克思似乎水平比陳勝吳廣要高，因為他能寫出《資本論》來說明這第二條理由。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搞得遠比過去的農民起義壯大、成功，就是因為許多人誤信了這第二條理由。但是，這第二條理由實際上不成立，於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結局和陳勝吳廣造反的結局就是一樣的
━━ 貧富懸殊照舊，隻是財富換了主子而已。
━━ 貧富懸殊照舊，隻是財富換了主子而已。
並且，陳勝吳廣打倒的人中，壞人多；馬克思主義革命打倒的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其中壞人不多，主要是因為“想壞也壞不起來”。不可否認，資本主義企業的運營方式，基本上是“企業內專製”，員工必須服從企業主及其代理人的意誌，因而，侵犯人權乃至奴役的現象有其土壤。但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必然有憲政民主的政治製度的匹配，對“企業內專製”有著強大的監督和製約能力，將其限製在不侵犯人權的範圍內。
守法的資產階級是近現代促進人類經濟進步的生力軍。但是，以侵權的不正當手段謀利的資本家時有出現。因手段惡劣而發財的“壞資本家”大有人在，這種人從資本主義製度一開始，直到現在，都是防不勝防的。更嚴重的是，尋求政治權力的支持，以暴力和欺詐進行牟利是他們最便捷因而最孜孜以求的謀利途徑。不過，資本家的罪惡源自於全人類的本性，不是資本家階級獨具的特性，和資本主義製度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無產階級份子也一樣地會犯罪，並且犯罪率比富人要高，尤其是在獲取不正當的政治權力之後，更是加倍地窮凶極惡。但不能因此就說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邪惡。不管是資本家還是勞工，犯罪行為是受社會因素促使和製約的。
正當和不正當的謀利方式區別在哪裏？區別就在於有沒有暴力或欺詐。肯定的是，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依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機遇，並不以暴力或欺詐為必要條件，也很難具備行使暴力或欺詐的條件。並且，這個階級最害怕的，正是被他人施之以暴力或欺詐。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環境是暴力和欺詐受到最大限製的法治社會。對無產階級來說，社會的法治化也是最符合其利益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和“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兩條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需要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了十四、十五世紀英國的掠奪民眾土地的“圈地”運動，但沒有明確說那是資產階級的罪行，似乎他所說的掠奪者是封建時代的“反動統治階級”而不是他所定義的“資產階級”。他隻是約略地提到了一點資產階級的掠奪行為但語焉不詳。
中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出現的故事《白毛女》中描繪了一個地主，對農民進行殘酷的欺淩剝削，並將之說成是典型的農村資產階級行為。事實上，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那不是農村資產階級的典型行為，那是掌握著不受製約的權力，即暴力手段的專製者的行為。能那樣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作惡者，一定要有足夠的權力支撐。而當時中國農村的地主階級分子絕大多數都不具有那樣的權力。人數上和普通農民相比占絕對劣勢的地主階級，要想能以少數肆意欺壓多數，必須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去買通官府或地痞、黑社會之類的暴力擁有者。賄賂權力的成本是高昂的，能做到這樣的資產階級，可稱之為“權勢資產階級”。按照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狀況，一個這樣的擁有暴力的權勢資產階級至少得擁有上萬畝土地的經濟實力。翻閱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的記錄就可以知道，當時絕大多數被劃定為地主成份的家庭，隻擁有幾十畝土地，屬於那種既怕黑社會，也怕普通農民，更怕官府的戰戰兢兢的“可憐者階層”，日子比屬於“苦難階層”的貧下中農好不出多少，更多的是缺少安全感的精神壓力。當然，他們更不可能采用掠奪的方式獲取“第一桶金”，除了祖祖輩輩的勤勞節儉智慧之外，別無它途成為地主、富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抨擊的重點不是“權勢資產階級”的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分析那種以非暴力的契約方式僱傭勞動力的“平民資產階級”的行為，並證明他們這種經營方式的剝削本質。而《白毛女》的創作和推廣者，不妨稱之為“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的階級剝削理論曲解為暴力掠奪理論。
“人之初，性本私”，上帝給了人類以“自私”作為自身文明進化的武器，你不去使用它，而是自作高尚地搞“大公無私”，結果是“以權謀私”，“損公肥私”更猖獗。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其實，這冤枉了資本，因為資本不是暴力。隻有以暴力為後盾的不受製約的權力，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寧可說：“權力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
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政治製度，它隻是一種經濟製度，一種經濟運營的方式。這樣說的根據是：任何一種政治製度都可以使用資本主義，如封建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憲政民主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等等的政治製度，都能使用資本主義這經濟製度。殖民主義利用資本主義強大起來去征服殖民地，殖民地獨立後還是使用資本主義發展自己。德日法西斯利用資本主義的成果侵略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也同樣離不開資本主義發展戰勝法西斯。
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之間，有一個匹配的問題。現代的憲政民主製度是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匹配得最協調的政治製度，它既使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獲得最大限度的發揮，也能最大限度地遏製資本主義的弊病，包括一定程度地緩解資本主義固有的貧富不均。其它各種政治製度的最終失敗往往和它們的與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難以匹配有關。現代發達的采用民主憲政政治製度的國家，以日趨完善的憲法和法律，保證著資本主義的安全發展，也限製其可能的弊病，同時也調節收入差距，適當縮小貧富差距。如人權法、最低工資法、，工會法、勞工法、累進稅製和社會福利體係等等，都是防止濫權、保障人權和縮小貧富差距的有力保證。
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正是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的鮮明範例。從它當初的不得不起步，到目前的不可逆轉，都是資本主義的不可抗拒的強大生命力的明證。但不幸的是，受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仍然沒有對“為什麽要改革開放”的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原因就是公開承認“改革開放就是搞資本主義”仍然是忌諱。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還在被糾纏著，就是因為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立的政治製度，應該水火不容。其實，隻要承認資本主義隻是經濟製度，與任何政治製度都可共存，問題就解決了。就不會出現諸如“國進民退”，“不搞私有製”之類的徒勞且有害的思潮。就有可能平心靜氣地討論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和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各自的優缺點，實現取長補短。譬如，在“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方麵，社會主義有其明顯的優越性。但是，在宏觀調控的同時，如何顧及以保護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的問題，則是一重大的課題。不過，也絕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當然，從長遠來看，不是任何一種政治製度都能和資本主義完滿適應的。當政治製度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之後，政治改革就必然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係必須和生產力相適應的理論，意思就是政治製度必須和經濟製度相匹配，這是對的。問題在於它拒絕在現今條件下匹配得最好的一對搭檔 ━━ 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和憲政民主政治製度。二十世紀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是因為它既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更阻止了與之相匹配的憲政民主的政治製度，結果是導致了低效和腐敗以致社會停滯和窒息。今天所說的中國的政治改革，其實質隻是改革政治，使之適合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而已。
抗美念完了。好伯有點亢奮，好像是思路更明朗了。爸爸低頭沉思，但也看不出有什麽不解或困惑，好像也開悟了。
兩個老革命都開悟了，但隨開悟而來的不是欣喜，而是悲哀。幹了一輩子的革命，未能給人民帶來幸福
━━ 這就是他們給自己未蓋棺而定論。
━━ 這就是他們給自己未蓋棺而定論。
好伯問抗美：“既然資本主義隻是一種經濟製度，那社會主義也隻是經濟製度呢，還是政治製度？”
抗美說：“這個問題我要想想，還要去和老師討論討論。”
幾天以後，兩家人又坐到了一起。好伯問抗美那問題的答案。抗美說：“老師認為，社會主義的概念，眾說紛紜。它可以僅就經濟層麵而言，指的是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私有製相反的由社會整體擁有、控製、管理和分配的集體所有製。但是，這種“純經濟”性質的社會主義很難長期、獨立、大規模地存在，因為“集體”少不了政治權力作為其指揮和管理力量。因此，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就是一種政治製度，它統帥著的經濟形式就是國營或集體所有製和計劃經濟。比起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製和市場經濟，優劣高下是很明顯的。”
爸爸搞不懂了：“那今天中國經濟上搞了資本主義，政治製度還能叫社會主義嗎？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叫‘資本主義複辟了’。”
好伯說：“用社會主義稱呼中國的政治製度的確不太適合了。那麽叫什麽呢？”
抗美說：“美國的政治製度叫‘憲政製度’，因為它以憲法施政，中國的不妨就叫‘黨權製度’，因為是黨的權力在施政，而古代便是‘皇權製度’，是皇帝憑權力施政。”
爸爸說：“這說法共產黨不會接受的，不好聽。”
好伯說：“古代的皇帝們一定會理直氣壯地接受‘皇權製度’的稱呼，今天共產黨其實也可以接受‘黨權製度’的說法，光明正大地宣布而不必掩蓋事實。從‘皇權製度’過渡到‘黨權製度’，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在實行‘憲政製度’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以‘黨權製度’過渡是最好的選擇。中國現在就處在這過渡時期。有什麽需要遮遮掩掩的？”
抗美笑了起來：“好伯的頭腦返老還童了。”
好伯說：“現在，民主派人士大力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就是希望從‘黨權製度’盡快地過渡向‘憲政製度’。這裏有一過渡期長短的問題。而這長短取決於多種條件。當年滿清政府接受從‘皇權製度’向‘憲政製度’過渡，但接受得太晚，自身已衰敗無救，大勢已去。而今天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即‘黨權製度’仍然如日中天，要它向‘憲政製度’過渡，無異於與虎謀皮。更何況，‘黨權製度’比起‘皇權製度’來，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而‘憲政製度’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至少是不會立竿見影的。”
援朝又插了上來：“看來，中國從‘皇權製度’不可能直接過渡到‘憲政製度’，滿清做不到，國民黨用武力強行過渡，最後也失敗了。共產黨的‘黨權製度’有其必然性，中國需要這樣的過渡階段。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啟動這過渡，他是複辟回到了實質上的皇權製度。從鄧小平開始，才是真正地啟動了過渡。”
好伯的靈感被援朝誘發出來了：“你的意思是：鄧小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權？一個是‘皇權製度’，另一個是‘黨權製度’？可以說是兩個不同的朝代？”
郭叔也興奮了起來：“改革開放是改朝換代！隻不過使用的手段很溫和。這是鄧小平的高明之處。”
好伯也被提醒了：“毛澤東以文革將‘皇權製度’推向了極端，把共產黨推向了對立麵，最後的結果是共產黨勝利了，‘黨權製度’才正式開始，推遲了幾乎三十年。”
“接下來的是‘黨權製度’向‘憲政製度’的過渡。這應該是一個自然、平穩、漸進的過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否則，強扭的瓜不甜。眼前，中國人應該承認並接受‘黨權製度’，即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現在的‘政治改革’不可能迅速地結束一黨專政，而應該是對之進行改良、完善。聽其自然發展。《資本論》被你們給駁倒了，說明我們當年革命的理論根據的是錯誤的。這使我完全相信了建立‘憲政製度’的不可避免性，但另一方麵也讓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冷靜、更客觀地思考‘憲政製度’能否一步到位的問題。對一件事的發生既抱有希望，又充滿信心，那就應該對之更加審慎，更加有耐心。”好伯已是‘知天命’之年，相信曆史發展的規律，而不主張以人力過多地幹預社會。
抗美說：“駁倒《資本論》是我那老師的成就。有別的老師說，如果是在十年前，我這老師可以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現在不行了，因為《資本論》已經被許多人零零星星地扯碎了，很難說是哪一兩個人的成就。再說，《資本論》錯得太離譜，批倒它實在算不上多大的成就，因為用常識就可以做到。”
好伯說：“就不談諾貝爾獎了。就是他的對《資本論》批駁的論點已足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導讀。經這麽一導讀，再去讀《資本論》，困難就應該小很多了。如此，則讀的人會增多，全社會對馬克思主義了解的人就會增多，這是很好的事呀！。”
抗美有點驚喜了。“對！好伯，我建議你先去讀一下。其實，根本不需要通讀全文，隻要讀其開頭的那一部分，我們上麵討論涉及到的內容就差不多在裏麵了。隻要從開頭處就發現荒謬是確實的，其餘的部分就不必再讀了。好比一本小學的數學課本，要是它的第一頁就說‘1 + 1 = 3’， 那後麵的全部內容還有必要去碰嗎？其實，您隻要先看看《資本論》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
“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價值量）”和第二節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勞動者
“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價值量）”和第二節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勞動者
抗美想了想，又說：“你們不是有這麽個問題嗎：‘資本家如果不該賺取利潤，那他們為什麽要投資，吃飽了撐的？’在‘價值增值過程’一節的後半段，馬克思回答了你們這一問題。我讀給你們聽聽：
他（指資本家
━━ 譯者注）強硬起來，說道：“難道勞動者光憑手腳就能生產出商品嗎？難道不是我給他們提供原材料，才使他們能投入並體現自己的勞動於其中嗎？難道我沒有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它供給生活資料的勞動者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我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資本家）提供了等量的服務了嗎？而且這裏的問題也不在於服務，服務無非是某種使用價值效用的發揮，不管這種使用價值是商品還是勞動。這裏談的是交換價值。他付給勞動者3先令價值，勞動者還給他一個完全相當的等價物，即是用勞動在棉花上加上了3先令的價值。勞動者以價值償還了價值。我們這位朋友剛才還以有資本為傲，現在卻突然采取了和自己的僱工一樣謙遜的姿態：“難道我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我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僱工的勞動嗎？難道我的這種勞動不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聽著卻暗笑了。他自己大笑了一陣，就又板起了臉。他不費一文錢地他對我們唱了一大堆經濟學家的教義。他把一大堆騙人的話都交給他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而他自己則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雖然他並不總是考慮他在業務範圍之外所說的話，但他知道關於他業務範圍之內的事。（譯自：, Volume I, A Critique of Polical Economy, by Karl
Marx.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2011. Page 214）
━━ 譯者注）強硬起來，說道：“難道勞動者光憑手腳就能生產出商品嗎？難道不是我給他們提供原材料，才使他們能投入並體現自己的勞動於其中嗎？難道我沒有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它供給生活資料的勞動者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我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資本家）提供了等量的服務了嗎？而且這裏的問題也不在於服務，服務無非是某種使用價值效用的發揮，不管這種使用價值是商品還是勞動。這裏談的是交換價值。他付給勞動者3先令價值，勞動者還給他一個完全相當的等價物，即是用勞動在棉花上加上了3先令的價值。勞動者以價值償還了價值。我們這位朋友剛才還以有資本為傲，現在卻突然采取了和自己的僱工一樣謙遜的姿態：“難道我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我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僱工的勞動嗎？難道我的這種勞動不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聽著卻暗笑了。他自己大笑了一陣，就又板起了臉。他不費一文錢地他對我們唱了一大堆經濟學家的教義。他把一大堆騙人的話都交給他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而他自己則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雖然他並不總是考慮他在業務範圍之外所說的話，但他知道關於他業務範圍之內的事。（譯自：
Marx.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2011. Page 214）
抗美接著問兩位老人道：“以上就是馬克思對你們問題的唯一回答，在《資本論》中找不到第二處回答。這回答你們滿意嗎？”
爸爸說：“莫名其妙！”
好伯說：“其實是‘道三不著兩’，連‘狡辯的資格都夠不上。等我看看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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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共匪大學”
抗美研究生畢業之後，留校當老師。很快地，他們有了個男孩，起名“歡歡”。援朝升任了工廠的副總工程師兼副總經理。廠裏發現郝援朝這人太有用了。不隻是精明強幹，業務和管理能力很強，而且門路很廣，居然國家計委都能跑得進。要批條，要貸款，要物資，要外匯，樣樣得心應手。最重要的是“無人敢惹”。於是，企業蒸蒸日上，並且是正當經營，沒有任何非法操作。結果是，作為國營工廠，居然還能轉虧為盈。
九十年代，工廠改製了，由國營轉變為民營，郝援朝任總經理。廠裏的中上層幹部都成了股東。郝援朝分得了5%的股票，當天的價值就是五百萬元。改製後，生產效率猛增，產品又是熱門貨，三年以後，他的股份就值五千萬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公司又上了市，總資產猛翻，他有了好幾個億的資產。而抗美這個大學教授的月工資隻有四千圓，一年五萬，不吃不喝不用要兩千年才有一個億。
抗美當然很不服氣：“人民的血汗就這麽被你們給分了，資產階級份子！”
援朝對這話也不服氣：“可我們對國家的貢獻反而比原來大多了，工人的工資、待遇也比原來改善了，皆大歡喜，會抓老鼠的貓難道不是好貓嗎？”
“有了股票就是股東，股東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是剝削勞動人民血汗的反動份子。”
“看來你對《資本論》的看法改變了，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了？”
“才不是呢！馬克思要是預見到你們這種連原始積累也沒有，隻是靠瓜分國家資財而發起來的資本家，《資本論》就要改寫得不至於那麽爛了。”
“他的寫法一定是：‘中國需要資本家，因為資本主義製度是人類有史以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經濟製度，資本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有個郝援朝，憑著對國家和工人的貢獻，心安理得地參與了國營工廠的瓜分而成了資本家，壯大了資產階級的隊伍。很好，很好！’”
“臉皮真厚。你爸這一下可又要罵你了，因為你坐實了‘共匪’的罪名。”
“這倒是個問題。不過，難道說我這幾個億是搶來的？”
“不是你爸，你能得到這筆財富嗎？”
“三十年前，我爸就說過，我如果用他的地位取得特殊的利益，就是替他坐實了‘共匪’的罪名。我說我的哥們認為老一輩奮鬥犧牲打下的江山一定要由我們這些人接班。我爸說那老一輩隻能是‘奮鬥但不犧牲’的老一輩，他們的子女才能接班，若是犧牲了，就沒戲了。他舉了阿慶嫂的兒子作例子。父母奮鬥得太勇敢，犧牲了，他們的子女就接不到班。”
“還有那去台灣潛伏的刁德群，他的老婆和孩子們真可憐。這革命革得莫名其妙。烈士們的在天之靈會怎麽想呢？”
“現實是我們靠拚爹享受到了特權。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果實最終落到我們手裏了，革命的結果是財富的轉移，但沒有轉移到勞動人民的手裏。這使得‘共匪’的形象通過兩代人的傳承關係而被坐實了。犧牲了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犧牲得不值。沒犧牲的並且子女獲取特權者便都是‘共匪’。”
“最好的擺脫這‘共匪’聲名的辦法是放棄特權，把橫財交給社會。”
“你別說，我還就真的這麽想呢。我發現這麽多錢沒多大用處。一個大男人，菸酒嫖賭毒，一概不沾，要那麽多錢幹什麽？”
“好高尚的男人！沒聽說‘男人有錢就變壞’嗎？”
“謝謝提醒，一定謹遵教誨，爭取早日變壞。”
抗美雙目圓睜，放聲大吼：“放肆！你敢！”
“啊！對不起！對不起！”
“認錯！”
“是是是！認錯認錯！人家說，‘有錯不認錯的是老板，沒錯也認錯的是老公。’在外做老板累人，就來家做老公調劑調劑！”
“原來老公的認錯是一種休閑活動。也好吧！你就每天來家休閑吧！”
“這話聽起來好溫柔啊！真是個體貼的好夫人。”
抗美撲到了他的懷裏。援朝說：“才說她體貼，她就貼上來了。”兩人笑了。
“西方國家許多富豪都將財產的大部份捐給了社會。比爾·蓋茨的幾百億美元隻打算留給子女萬分之一。你們這些‘共產黨富豪’們也應該有這種智商和境界。我們的孩子將來一定不能讓他啃老。要他自己奮鬥。”
“如果錢多到一定程度，我想辦一所私立大學。聘請最好的師資，置辦優質的設備，人員配備和管理方法完全擺脫現在的官本位的模式。發放高額的獎學金，讓雖窮卻極優的學生有機會。幾十年後，就會是中國的哈佛，為社會培養一流的人材。”
“那你得有多少錢？建校園，添設施，高薪聘請優秀教師，教學、科研、行政經費，貧窮學生免學費，供食宿
…… 。”
…… 。”
“一個人當然很難有如此的力量。不過，我可以動員別的哥們參加。我認識的哥們，財產加在一起，幾百個億是有的，想得開的人有的是。”
“和爸爸、媽媽們討論討論這個問題吧！他們一定會很樂意並且踴躍發言的。”
平時，他們倆住在蘇州，三位老人都早就離休、退休了，還是住在常熟老地方未動。好在兩地隻有幾十分鍾的車程，差不多每星期，夫妻倆都去常熟看望老人們。歡歡已是一所名校的法學博士生，一有時間，就回來三代歡聚。
一般年輕人和年事已高的父母之間，共同語言是不多的，因為大腦裏各有各的世界。但援朝、抗美不一樣，和父母之間有著共同的話題，總括起來，就是憂國憂民吧！今天他們帶給了老人們的消息是他們很有錢了，但事先就知道他們不會興高采烈，因為有“共匪”的情節纏在他們腦子裏。
果不其然，三位老人都話中有刺。抗美連忙告訴他們援朝要辦“中國哈佛”的雄心壯誌，問他們意下如何。爺爺（自從有了第三代以後，爺爺、阿公、阿婆就成了三位老人最常聽到的稱呼了）說:“很好，這倒是不義之財的好出路。”阿婆則爭辯道：“也不能說是不義之財吧，畢竟不是明火執仗地搶來的。沒有能耐的人，再有背景也不見得能有成就。”阿公則說：“不妨在‘中國哈佛’的校門口立一塊石碑，告訴後人其中的原委。最好是，參與者不隻是你們，還有許多紅後代的億萬富翁。”爺爺說：“果能如此，也算是替共產黨立了一塊碑。”
阿婆說：“如果今天所有的權貴億萬富翁都能以這種方式作貢獻，倒不失為繼承了先輩的遺願。”
爺爺說：“那要多高的精神境界呀！”
阿公說：“你別說，紅二代中，這樣的人是會有的。”
阿婆說：“不會很多吧！人家問心無愧地享受父輩流血犧牲締造的勝利果實，心安理得，為什麽要捐獻給社會呢？”
阿公說：“心安理得個屁！父輩當初的流血犧牲是要為人民締造勝利果實的，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自己的子女的。如今是做子女的自己說是為他們的了。”
阿婆說：“可是紅二代們的說法是‘老一輩締造的革命江山一定要保持在可靠的接班人手裏。’而隻有紅二代們才是合格的接班人選。”
阿公說：“共產黨員有八千萬人，憑什麽隻有紅二代才合格？朱元璋、努爾哈赤打天下，喊明了打下的江山是他們的私家財產，人家八旗子弟們，那享受才叫心安理得呢！。可是共產黨革命的口號是為人民，從來沒說過紅二代有特殊的接班資格。”
援朝說：“那紅二代就不能憑德才兼備而接班嗎？”
爺爺說：“德才兼備的人有的是，又不隻是紅二代獨有的能耐，憑什麽別人就不能接班呢？”
援朝說：“爸爸你別說，紅二代中的德才兼備者的比例遠高於平民百姓出身者。”
爺爺說：“文革開始時，你就說了這樣的話。但不管比例高低，歸根到底，德才兼備是要用事實來證明的。‘兒好漢’的根據不是‘老子英雄’，而是‘自己英雄’。不借助於老子的權勢而顯示出自己的高尚、高能，才是好漢。無德無能，一昧仗著老子的權勢，隻是‘八旗子弟’式的渣滓而已。”
援朝說：“那我今天這樣還算是渣滓嗎？隻能說，我的成功有一半是依靠您的地位獲得的，但另一半是我自己的努力。可是，老百姓肯定認為我這樣的人屬於以權勢為背景的利益集團，是‘共匪’。”
爸爸說：“別怪老百姓，如今能讓老百姓相信的東西實在太少了。但你若辦成‘中國哈佛’，就是證明了自己。如果所有有錢的紅二代都這麽做，‘共匪’的帽子就被摘掉了，因為繼承了上一輩的為人民謀福利的遺誌。成了‘共產黨富豪’，就應該如此用錢去改寫共產黨的曆史，說不定，這倒是繼續革命的新路子。”
歡歡今天也來了：“那這‘中國哈佛’的正式名字叫什麽呢？我看就叫‘共匪大學’吧！”
大家都笑了起來。
阿婆說：“我看就叫‘有道大學’吧！”
爺爺說：“行！盜亦有道嘛！”
不一會，他們聊到了積蓄如何保值的問題。對援朝來說，這是個大問題。公司資金充裕，擴大再生產用不完。現金捏在手裏眼睜睜地看著貶值，銀行的利率遠遠跟不上通貨膨脹率。抗美是經濟學教授，當然懂這些，但卻想不出好辦法來。她說：“在發展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購買股票是最普遍的解決辦法。買哪家公司的股票就是向那家公司投資，就成了那家公司的股東，就有權分享該公司的收益，拿取紅利。所占股份多到一定程度，就有權參與公司的決策和管理。包括人事的任免，因為股東是企業的主人。可是，中國的股民視股市為投機場所而不是投資場所，想的隻是低價買進，高價賣出，賺大錢，發橫財。如此，則給了上市公司一個大好的發橫財的機會。股票成了一種沒有任何成本的產品，賣出去就發財，賣得越多，財發得就越大，毫無債務者的心理和責任。哪怕是已經資不抵債的近於破產的企業，隻要設法上市，馬上就能起死回生。股民們拿真金白銀去換來幾個數字，巴望著他們能升值，結果是許多年後還是原地波動，再加通貨膨脹，就貶得一塌糊塗。”
“十年前，誰要是將可購買一噸大米的錢買成股票，十年後，像中國這個GDP以年均近10% 的速度迅猛增長的國家，這筆錢應該可以買到三噸或更多的大米。但事實是，半噸也買不到了。這哪裏是投資呀！”
“上證指數現在是兩千點，而實際應該是兩萬點以上。一個如此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投資就該賺錢，股票哪能原地不動呀！”
“GDP、通貨膨脹率和股市指數，三者之間應該有著一定的相關關係，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結論肯定是，中國的股市不是市場，是賭場，甚至還不如賭場。”
“一個高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社會，竟沒有正常的股票投資場所，是匪夷所思的。有個叫郝援朝的人，口袋裏有了幾個億，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不敢拿去買股票。如果股市正常的話，每年的收益，扣除通貨膨脹後，就算有百分之三的話，也有一千多萬，是一個大學教授年工資的幾百倍。”
“那就去買房子唄！房地產市場紅火得很，很有賺頭。”
“這是中國有錢人唯一的投資渠道。但最後會是什麽結果呢？巨額資金集中進入一種需求並非無限的商品生產，必然會形成泡沫，泡沫總有一天會破裂，經濟危機就來了。”
“我很想給我們公司的股民發紅利，但董事會不同意。他們說，雖然我們發得出，但別的公司不發，股民也沒興趣，我們為什麽發？錢捏緊了又不燙手。不發現金紅利，隻發股票紅利，股民看見的是股票數額增加但拿不到現金。許多公司還設法不斷發行新股，於是財源滾滾，愜意得很。顯然，這必然替貪汙腐敗創造了一個極好的樂園。”
“無本萬利地印發股票，就像是國家濫印鈔票一樣，後果是嚴重的。”
“國家印鈔票，適當‘濫印’，有它的作用。而公司濫印股票，則純粹是搶劫行為。”
“國家濫印鈔票還能有好的作用？”
“是的，自從紙幣發明以後，差不多每個國家都‘濫印’。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當權者擁有著最能隨心所欲地濫印錢幣的權力，中國政府在這方麵是很得心應手的。二零零零年以後，民眾的平均收入的數目是二十年前的幾十倍，而生產力的提高最多隻有幾倍，顯然收入增加的相當的一部分是印鈔票的結果。通貨膨脹正是它的反映。不過，總體來講，‘濫印’的結果，是有可能利大於弊的。”
“人們手裏的錢多了，內需就擴大了，市場就活躍了。”
“最明顯的弊端是加劇了貧富懸殊，因為市場一旦活躍，富人發財的機會一定大於窮人。緩和這一弊端的方法就是提高窮人的福利。美國政府給窮人發‘糧食券’，可以拿去購買基本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和一些其它的低檔消費品。這些消費品的生產和供應商很高興，因為他們的商品的銷路擴大了。”
“有道理。在過去，經常會有食品一方麵賣不掉而腐爛毀壞在商人的倉庫裏，另一方麵卻同時有窮人餓死。‘酒肉臭’和‘凍死骨’並存。如果政府出麵印‘糧食券’發給窮人，不就不至於如此了嗎？”
“古時候還有一個交通運輸的問題，豐收地的物品無法輸送去飢荒地。而現代則主要是‘錢’的問題。不隻是美國，許多富有國家都搞社會福利，一方麵是讓窮人能夠活下去，另一方麵也解決許多商品的銷售困難。”
“既然商品已生產出來，賣不出去就要毀壞，白送掉則生產和供應商就要損失，於是就由政府出麵，‘印鈔票’，以福利的方式救濟窮人，窮人就去市場購買，商人也很高興地將貨物脫手。政府解決了窮富兩方麵的問題，真是人民的‘大救星’。這就是福利社會的運作原理。福利隻要不過份到製造懶人的程度，對社會的和諧和文明是很起作用的。可是，商人所得到的錢是印出來的花花綠綠的紙片，不像他們付出的產品那麽實在。本來沒有價值的紙片進入流通，單位貨幣的價值就降低，物價普遍上漲，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
“但是，這裏有著很大的伸縮空間，因為錢到了很多人的手裏後，就暫且退出流通，儲存起來，存進銀行或放在家裏，不去消費，就不會推高通貨膨脹。儲蓄者們像是慈善家，用自己的勞動換來政府‘濫印’的原本是毫無價值的白紙的鈔票，但他們毫不沮喪，而是樂滋滋地盯著那些存款看，因為那是他們擁有的財富的符號。於是，窮人、商人和政府，皆大歡喜。”
“這在實際上就是政府挪用儲蓄者的存款，像是‘借’，但借了不還。儲蓄者不容易看到自己的損失，隻有從通貨膨脹上發現自己的儲蓄貶值了。2008年中國政府一下子投資四萬億，就是印出來的，老百姓的感覺是，自己的存款大幅度貶值了。”
“改革開放前，我們二十幾年中積蓄了兩萬圓，算是很富有的了，但現在，是窮人了。顯然和大量印鈔票很有關係。”阿婆不無抱怨。
爺爺覺得很有意思：“白紙本不是財富，但印成鈔票發到人的手裏，卻又是現豁豁的財富。最後的實際結果是以通貨膨脹的方式使得原先擁有的錢幣貶值，對富有者不利，縮小了貧富差距。這幾年工資上漲的幅度很大，其實就是在大量印鈔票。”
“沒有存款的窮人，可以因這巨額投資而獲利，譬如找到了工作，增加了工資，或社會福利增加，等等。因此，印鈔票可以損富益貧。”
“幹脆，為了縮小貧富差距，政府不如印鈔票直接發給窮人。”
“不要隻發給窮人，要發就全民一起發。第一，這公平，窮人、富人應該享有同等權利。第二，這簡單，不需要製定窮和富的標準，不需要鑒別誰窮誰富。第三，這同樣收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因為最後買單的是有積蓄的富人，並且，同樣被發了一筆錢，窮人的感覺要比富人好得多。同樣拿到五千元，貧下中農會很激動
━━ 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億萬富翁拿到五千元 ━━ 隻夠我一頓飯的錢，並且貨幣要貶值，貶值10%，我的一個億就成了九千萬。”
━━ 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億萬富翁拿到五千元 ━━ 隻夠我一頓飯的錢，並且貨幣要貶值，貶值10%，我的一個億就成了九千萬。”
“但是，如果這個億萬富翁有投資渠道，其收益會因發錢導致的內需增大、經濟活躍而增加，貶值便被抵消了。關鍵是他得有投資的渠道。可見，股市的整頓太重要了。”
“中國政府2008年以來，發行四萬億投資到生產領域之中，其實，它們可以發行到消費領域之中。那就是，給老百姓發錢。譬如，給每個18歲以上成年人（和未滿18歲但具備大專院校學生或現役軍人身份者）發五千圓的記名銀行存值卡。全國總計就是約五萬億。持卡者可以到指定的商店或單位消費付款，譬如購物、交學費、水電費、治病等等，但不得兌換為現金或外幣。收取付款的商家或單位需經過資格認證的法定程序，原則上是歡迎他們加入，因為一旦加入，它們的商業活動便處於可被財政稅務部門監控狀態。稅務局可規定，每筆交易應同時扣賣方一個比例的稅款，譬如5%。若有的商家不願意加入，則他們會發現，隻收現金的生意很難做了。”
“不發現金，將每個人都帶入電子金融時代，這無疑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不發現金
還可以減少許多犯罪行為，如賭博、毒品買賣、賣淫嫖娼、搶劫、偷竊等等，顯然好處多多。未來總有一天，全社會不再使用現金，每個人、每個企業、單位的每一筆收支都處於監控之中，偷稅漏稅、貪汙受賄等等金融犯罪行為就會大幅度減少。聽說瑞典那個國家的市場現金流量現在隻占總流量的3%，犯罪率因此下降了許多。”
還可以減少許多犯罪行為，如賭博、毒品買賣、賣淫嫖娼、搶劫、偷竊等等，顯然好處多多。未來總有一天，全社會不再使用現金，每個人、每個企業、單位的每一筆收支都處於監控之中，偷稅漏稅、貪汙受賄等等金融犯罪行為就會大幅度減少。聽說瑞典那個國家的市場現金流量現在隻占總流量的3%，犯罪率因此下降了許多。”
（回本書目錄頁）
第九章，習近平要回歸毛澤東路線？
2013年初，《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被宣傳部門連標題帶內容全部刪改，鬧出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如果這事放到台麵上辯論，《南周》的理由是：“憲政”就是“以憲法施政”，就是“依法治國”，就是“法治”，“憲政夢”就是“法治夢”，而法治是當今官民雙方皆認可的“夢”，有什麽不對的？文中援引了習近平所說的“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不正是這個意思嗎？但《南周》最後被壓下去了。
接下來，左轉的風向越來越明顯，習近平的言行之中，毛澤東思想的氣勢越來越強勁。接下來流傳了“七不講”、“九號文件”等等，並且左派公然地反對起憲政來。似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毛澤東路線將再次統治全中國。顯然，這一切沒有習近平的同意，是不可能出現的。
如果真是如此，說明習近平對馬列毛主義情有獨鍾，是個忠誠的馬列毛主義者，這在當今的從文革過來的中國人中，不多見，但也不是不可能有。習近平的同齡人，文革開始時初中還沒畢業，後來自學的基礎基本上局限於毛澤東的作品：語錄、老三篇和毛詩詞，所以知識結構和世界觀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但因此而形成對馬列毛主義衷情的世界觀的人的確很少。習近平可以說是一個特例。這和他的“紅二代”的“父輩江山”的情結肯定是有關係的，因為父輩江山是靠馬列毛主義打下來的。這是習近平有可能要回歸毛澤東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應該是習近平想解決整個共產黨的信仰危機的嚴重問題。這是他作為共產黨第一把手的責任，除非他自己也已經失去對馬列毛主義的信仰。
原因之三可能是來自太子黨的哥們、姐們的慫恿。中共的太子黨和古代的王孫貴冑相比，運氣不好，因為在共產黨的教義中，沒有奪取江山後封妻蔭子一說，他們的前程，理論上，需他們自己努力。文革前他們很徬徨，因為那時進取的路子是他們不願也不屑走的：學毛選、學雷鋒、參加體力勞動、匯報思想、打小報告、憶苦思甜、拍芝麻小官的馬屁……，這些活他們幹不來，就決定了政治前途不可能輝煌，不可能接“父輩江山”的班，因而心情煩擾、徬徨。文革剛開始，階級鬥爭形式的一種
━━ 鬥黑五類 ━━ 成了政治表現的最搶眼行為，太子黨們就來勁了 ━━ 有老子輩的權力撐腰的全社會最強勢的高幹子弟，用暴力打殺全社會最弱勢的黑五類份子，太容易了。北京的高幹子弟們最為雷厲風行，立即組織了“聯動”組織，抓來黑五類份子施以酷刑。想以此證明他們立場堅定，是父輩革命的忠實追隨者，當然就是最合格的接班人。
━━ 鬥黑五類 ━━ 成了政治表現的最搶眼行為，太子黨們就來勁了 ━━ 有老子輩的權力撐腰的全社會最強勢的高幹子弟，用暴力打殺全社會最弱勢的黑五類份子，太容易了。北京的高幹子弟們最為雷厲風行，立即組織了“聯動”組織，抓來黑五類份子施以酷刑。想以此證明他們立場堅定，是父輩革命的忠實追隨者，當然就是最合格的接班人。
誰知道，這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起始時的大方向。主要矛頭所向卻正是這些太子黨們的父輩
━━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聯動”組織就被取締了，他們幹的壞事也遭到追究。據說一共迫害死了幾百名黑五類份子。如果是普通百姓幹的，幾十上百的死刑犯是跑不了的，但卻沒聽說有一個凶手被處以死刑
━━ 畢竟都是高幹子弟嘛，打死黑五類隻是捏死一些螞蟻而已。薄熙來當時是“聯動”的頭頭之一，早早就顯露出政治活動的天賦。他被關了幾年，可能是被處理得最重的“聯動份子”之一。後來在他當上大官以後，當局對他當時被關押的罪名諱莫如深，當然是不奇怪的。但是，這也極可能是他未能勝過習近平被選為最高接班人的最重要原因
━━ 讓一個有嚴重前科的人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也未免太黑了吧！
━━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聯動”組織就被取締了，他們幹的壞事也遭到追究。據說一共迫害死了幾百名黑五類份子。如果是普通百姓幹的，幾十上百的死刑犯是跑不了的，但卻沒聽說有一個凶手被處以死刑
━━ 畢竟都是高幹子弟嘛，打死黑五類隻是捏死一些螞蟻而已。薄熙來當時是“聯動”的頭頭之一，早早就顯露出政治活動的天賦。他被關了幾年，可能是被處理得最重的“聯動份子”之一。後來在他當上大官以後，當局對他當時被關押的罪名諱莫如深，當然是不奇怪的。但是，這也極可能是他未能勝過習近平被選為最高接班人的最重要原因
━━ 讓一個有嚴重前科的人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也未免太黑了吧！
文革使太子黨接班的美夢落空了。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也沒給他們什麽政治上的優惠。而太子黨們當時也不稀罕吃政治這碗飯了，他們找到了最實惠的道路
━━ 撈錢。於是，憑他們的智商和關係網，紛紛鑽進了經濟領域，悶聲發大財起來，許多人成了大富豪。但是，當發財的目的實現之後，發現能長遠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的政治勢力不夠強大，出現了危機感。父輩的影響力已大幅度消退，他們自己占到的黨政軍各界的重要崗位也寥寥無幾。如果薄熙來不出事並且進入政治局常委，習、薄二人聯手，則至少從表麵看上去，太子黨的勢力還是很強大的。但薄熙來垮了，加劇了他們的恐慌。他們現在對前途的徬徨就又和文革前一樣了。隻有寄希望於習近平這一頂保護傘。他們要像爬牆虎一樣地緊緊扒住習近平這堵高牆。然而，還必須有陽光水份，爬牆虎才能存活、生長。這陽光水份就是毛澤東路線。如果習近平全麵回歸毛澤東路線，掀起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太子黨們就可以乘勢全麵接班。紅色革命江山就終於回到了正統的革命後代手裏。這就像是文革初成立“聯動”時的打算一樣。
━━ 撈錢。於是，憑他們的智商和關係網，紛紛鑽進了經濟領域，悶聲發大財起來，許多人成了大富豪。但是，當發財的目的實現之後，發現能長遠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的政治勢力不夠強大，出現了危機感。父輩的影響力已大幅度消退，他們自己占到的黨政軍各界的重要崗位也寥寥無幾。如果薄熙來不出事並且進入政治局常委，習、薄二人聯手，則至少從表麵看上去，太子黨的勢力還是很強大的。但薄熙來垮了，加劇了他們的恐慌。他們現在對前途的徬徨就又和文革前一樣了。隻有寄希望於習近平這一頂保護傘。他們要像爬牆虎一樣地緊緊扒住習近平這堵高牆。然而，還必須有陽光水份，爬牆虎才能存活、生長。這陽光水份就是毛澤東路線。如果習近平全麵回歸毛澤東路線，掀起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太子黨們就可以乘勢全麵接班。紅色革命江山就終於回到了正統的革命後代手裏。這就像是文革初成立“聯動”時的打算一樣。
問題在於，習近平這堵高牆會願意讓他們爬嗎？這完全取決於“回歸毛澤東”這太子黨們的公約數實現的可能性。“回歸毛澤東”必然是掀起一場狂風巨浪。習近平若要掀起這巨浪，他就需要太子黨的全力支持，如果他不想掀起這巨浪，太子黨的攀附就效果甚微，因為，沒有一場毛式階級鬥爭的風暴，習近平不可能將太子黨中的富豪董事長們一個個提拔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而形成紅色江山代代傳的局麵。
於是，太子黨，還有社會上的左派們，希望習近平全麵左轉，像前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對斯大林路線的回歸那樣地向毛澤東路線回歸。他們認為，勃列日涅夫的回歸是偶然性地毀於戈爾巴喬夫等少數幾個人之手。而在中國，這是可以防範的，隻要回歸毛澤東路線後不再犯大躍進、文革那樣
極端化的錯誤就行。他們沒有論證為何類似的錯誤絕不會改頭換麵地重新出現，但他們肯定地認為，回歸毛澤東路線是不難的，並且，隻要不搞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改革，回歸之路就一定能走下去。就是不搞右派鼓吹的政治改革，看你們右派能怎麽樣。
極端化的錯誤就行。他們沒有論證為何類似的錯誤絕不會改頭換麵地重新出現，但他們肯定地認為，回歸毛澤東路線是不難的，並且，隻要不搞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改革，回歸之路就一定能走下去。就是不搞右派鼓吹的政治改革，看你們右派能怎麽樣。
也的確是，回歸毛澤東路線的硬件條件
━━ 黨的各級組織和係統、軍隊、警察、監獄等等，都還基本完好無損，隨時隨地都可以掀起階級鬥爭的高潮。以下的幾個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
━━ 黨的各級組織和係統、軍隊、警察、監獄等等，都還基本完好無損，隨時隨地都可以掀起階級鬥爭的高潮。以下的幾個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
八九·六四以後，左派抓住了一個試驗的機會，那就是將對去海外留學人員的管理手法恢複到毛澤東路線上來。六四前，海外留學人員走在國內民運人士的前麵，可以說是中國民主精英中的精英，在海外表現出極為高昂的鬥誌和頗高的民主水平。可是，六四鎮壓，趙紫陽下台以後，國家教委領導下的所有駐外使館內的教育部門立即采取行動，對留學人員祭出了兩條緊箍咒：一是建立個人政治檔案，二是嚴控護照的延期許可。政治檔案決定每個人回國後的前途命運；護照延期許可決定持護照人能否繼續待在國外完成學業。留學人員如果堅持民主理念的話，就得在所在國申請政治避難，否則就會因中國護照無法延期而不能在所在國合法停留。但如此則中國的歸路就斷了，而留在國外政治避難是前途難卜的，同時國內家庭關係上要留下一大堆麻煩和不測。但如果放棄民主理念，去無產階級的使館表忠心，搖尾乞憐，就立即萬事大吉，可以留在國外繼續享受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剎那之間，原先的民主鬥士們紛紛改邪歸正，投向了黨的懷抱。更滑稽的是，許多留學人員一邊向駐在國申請政治避難，填寫有反共內容的申請表，一邊向中國使館教育處表忠心，兩頭討好，兩頭欺騙。駐在國不知道他們在欺騙，但中國的使館教育處知道，隻是睜一眼閉一眼，隻要你來表忠心就是“愛黨愛國”。這種“煞有介事的地下黨”在資本主義的西方秘密活動所針對的敵人不是西方資產階級，而是中國留學人員之間的互相告密。一些卑鄙之徒的真麵目此時就都暴露了。巴結、諂媚、偵測、誣陷，無恥得令人惡心。使館教育處的大小官員們也頓時趾高氣揚起來，一副副的嘴臉難看得很。並且到處有吃、有喝、有禮。駐瑞典使館的教育參讚因為做得太露骨，不小心被瑞典政府發現，被以“迫害中國留學人員”的罪名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驅逐出境。
這並不妨礙說這是一次很成功的回歸毛澤東路線的試驗，證明了隻要以權力掌握住一切資源，人人都得俯首帖耳。有權就能肆意妄為，這是幾千年屢試不爽的真理。這一試驗後來被中央發現並製止了，因為試驗者們太囂張，忘乎所以。他們在留學人員中明目張膽地組織反對鄧小平，反對改革開放的宣傳，因而在鄧小平南巡之後被粉碎。說到底，還是權力決定了勝負，當時左派權力不能和鄧小平的權力對抗以全麵回歸毛澤東。而現在，習近平（指他領導下的班子，就是中共的領導層）有了足夠的權力。他若認為有必要的話，完全可以參照上述的實驗成果，實現對毛澤東路線的成功回歸。
薄熙來搞的“重慶模式”是政治上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另一個例子，其基本政治手法，“唱紅打黑”，就是毛澤東式的。不同之處就是針對的“黑”暫時以刑事犯罪為主，還沒有發展到政治上的“全麵打黑”。反對者說它實質上是“唱紅黑打”，有點以偏概全，畢竟打擊的主要是刑事犯罪的“黑”，“黑打”所占的比例不會很高。當然，“黑打”隻要有，其本身就是犯罪，該受懲罰。薄熙來自己後來“被打”，和他“黑打別人”不無關係。幸好沒有讓他發展到進行“政治打黑”的階段，那就全部是“黑打”了，完全地回歸了毛澤東。經過薄熙來事件的提醒，“唱紅黑打”這四個字，可以非常恰當地用來作為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的簡明的概括用語。“唱紅”就是政治思想宣傳，“黑打”就是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整人，筆杆子、槍杆子雙管齊下。如果薄熙來不垮，回歸毛澤東政治路線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個例子就是對法輪功的鎮壓，完全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手法。
第四個例子是以言論罪逮捕劉曉波。
第五個例子就是對許多維權人士的抓捕。
以上五例，連同勃列日涅夫的推翻赫魯曉夫，至少有了六個“左派翻天”的例子。其實，本來還可以有另一更強勁的例子，那就是“八九·六四”的鎮壓以後，鄧小平可以以對右派進行大規模整肅、清剿而全麵左轉，但他沒有那麽做，因為他其實更反左，他清楚知道毛澤東路線回歸不得，他的改革開放本來就是反毛的。
政治上回歸毛澤東路線的確是不難，難的是回歸後必然發生經濟上的災難。從毛時代過來的人，隻要有點頭腦，都知道這一點。包括薄熙來在內，不會不懂資本主義經濟路線優越於社會主義經濟路線。他甚至於會很懂。從他整個施政經曆上都可看出，經濟上他不算門外漢。他肯定知道馬列毛路線的最無法克服的致命傷是經濟發展障礙，是貧窮。他在大連、重慶吸引了大批外來投資，當商業部長時就更是如此，明擺著是熱衷於資本主義，哪裏是毛澤東路線？他許諾的公平“分蛋糕”，隻是許諾而已，就象當年毛澤東許諾人人平等一樣。但他避開了“做蛋糕”的問題，因為他明白毛澤東路線之下，蛋糕是做不大的。他不會不清楚，重慶的經濟形勢已是危機重重。果真如此，他的政治上回歸毛澤東路線就是假象，是為了“搏上位”而采用的臨時手段，是忽悠老百姓和左派精英的。
薄熙來和毛澤東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毛澤東相信自己能履行“使人民幸福”的諾言，而薄熙來是則清楚地知道他做不到。當他上了位以後，天知道他會幹什麽，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可能的。他是個機會主義者，說得好聽點，是個實用主義者。但不管怎樣，他不該采用不走正道的心術和手段。雖然他垮台於偶發事件，但還是可以歸結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一有點迷信的箴言。
對薄熙來的公開審訊結束了。但隻是演了一台戲而已。是一場政治審判，但其方法正是“逃避政治”。從真正法律審判的角度來看，最致命的兩個方麵被掩蓋掉了。第一是對人權的侵犯問題，在他行施權力的過程中，比如“打黑”或“黑打”，有沒有侵犯人權的行為？就和他文革時作為“聯動”頭頭之一時一樣，手上有沒有血債？如果有，就得懲治並公布於眾。第二是他在國外到底有沒有資產，有多少的問題。國外傳言說，薄熙來家族有幾十億美元。不管是真是假，總得查吧。查起來很好查。譬如美國，政府對每個人，本國人或外國人，有多少資產在美國是一清二楚的。對外國人，尤其是外國高官，外國政府隻要提出一定的嫌疑證據，美國法律一定會給予協助的。但是，若外國政府不通過正式的法律途徑提出交涉，美國法律則規定不得披露，因為那是個人隱私。但看來對薄熙來沒有采取這方麵的行動。道理很簡單
━━ 不能要求美國法律隻查薄熙來這一個中國高官，而放過其餘的。但不放過還得了？國內的資產都不敢公布，國外的就更不敢了。
━━ 不能要求美國法律隻查薄熙來這一個中國高官，而放過其餘的。但不放過還得了？國內的資產都不敢公布，國外的就更不敢了。
習近平能否下決心回歸毛澤東，固然取決於他對馬列毛主義的信仰、太子黨的慫恿和薄熙來的毛澤東路線受到民眾擁護的假象，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對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後果進行評估。這是對他的智商和學識的考驗。
對習近平還可以作相反的猜測，那就是，他是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他現在做的是韜晦和等待時機。從他的家庭遭遇和個人經曆來看，這不是不可能的。有這方麵的蛛絲馬跡可尋。比如，他在正式接任之前的一些言論，如“權為民所賦”，“把權力關進籠子”，“共產黨要能容忍最尖銳的批評”，“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等等，都使人們覺得他是個意識開明的改革派，也使人們對他的左傾語言感到很突兀。
那麽，他為什麽要擺出左轉的姿態？因為他發現了“右”的危險性。就以對《南周》的文章來說，如果他不采取措施，就等於默認“中國夢”的核心目標就是實行“憲政”，就是要搞政治改革，廢除一黨專政。這就太危險了。再被國內外各種勢力牽強附會地過度發揮，他就會被認定為是和胡耀邦、趙紫陽一類的人。若如此，則最後的結局也多半會和他們一樣，因為今天中國的形勢比起胡、趙那時，政治改革的風險和難度是更大了，而不減小了。中共內的左派勢力強大到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要說搞政改，就是僅僅要在黨內高層立住足，都必須寧左勿右。一旦顯露出任何偏右的、開明的意識，就會“見光死”。“八九·六四”前後，開明派幾乎被一網打盡，其中相當多的人就是被海外的享受言論自由的媒體“寫死”的。海外媒體說誰開明，就是提供了此人“該死”的證據。甚至於，蓄意買通海外媒體“褒揚”某人開明從而使某人“死”，也是一種可行的政治鬥爭手段。所以，自那以後，高層人士中的開明之聲就絕跡了。
不隻是海外媒體會將開明人物“寫死”，國內的右派力量也會一樣地幫倒忙，“八九民運”就是幫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最致命性的倒忙。胡耀邦、趙紫陽兩人經營了多年的大好形勢被毀於一旦。八九民運的意義僅在於“宣示、表達”了中國民眾的呼聲和曆史潮流，但實際的效果是適得其反，這是海內外民主勢力諱於承認的事實。
習近平大概是看清了形勢，明白右派口口聲聲呼籲的政治改革是絕不現實的。於是，在掌權以後，他必須轉圜，明白無誤地告訴社會，他不是右派，不會允許八九民運那樣的形勢再現。《南周》的文章，便是他轉圜的契機。
果真如此，他現在做的就是“以左固權”，在他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內，樹立起一言九鼎的高度權威，同時，等待著某些必需的條件和時機。然後，從第二個五年任期開始，啟動政治改革。他不必指望能在五年之內就大功告成，他隻要開了頭並使之能夠繼續下去，他就立下了比鄧小平還要高的豐功偉績。鄧小平搞的隻是難度相對較小的經濟改革，而政治改革顯然要更加令人矚目。於是，中國曆史上就有了一個極為輝煌的“兩平時代”━━
鄧小平、習近平時代。
鄧小平、習近平時代。
可能有讀者會問，“你這樣會不會將習近平‘寫死’？”不會的，一方麵是因為本作者人微言輕，毫無影響力，更沒有任何真憑實據，隻是猜測和願望而已；另一方麵，也是最主要的，習近平的權力已十分牢固，“被寫”的人“死”或“不死”的決定權已經掌握在他的手中，誰也寫不死他。
習近平說了三句話，給人的感覺是“水平低”，大多數人，不管是左、中、右，都不會讚同。這三句話是：
l 2009年訪問墨西哥時，他說幹預中國內政的西方人是“吃飽了沒事幹”。這話說得不隻是在外交上有失風雅，更有違高標準的道義原則
━━ 因為它可用來嘲笑俱備正義感而為他人和社會犧牲的人。那麽多為革命奮鬥犧牲的共產黨人，大概都被人這麽嘲笑過。這話在中國民間極為流行，說明中國人對正義感持嘲笑態度。須知，這是對社會黑暗的心酸悲哀的經驗總結。把這話拿到國際上去講，非常不妥當。
━━ 因為它可用來嘲笑俱備正義感而為他人和社會犧牲的人。那麽多為革命奮鬥犧牲的共產黨人，大概都被人這麽嘲笑過。這話在中國民間極為流行，說明中國人對正義感持嘲笑態度。須知，這是對社會黑暗的心酸悲哀的經驗總結。把這話拿到國際上去講，非常不妥當。
l 第二句話是說蘇東事變後，“竟無一人是男兒。”━━ 沒有人起來造戈爾巴喬夫的反。首先，這話不符合事實，蘇聯當時就發生了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八·一九”政變，失敗以後，其中一名領導人還自殺了，這能說是“更無一人是男兒”嗎？其次，這句話也和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相悖。曆史唯物主義對蘇東事變這麽大的事是不會以一個或幾個男兒的有無來解釋的。
l 再一句話的意思是：“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實質上要表達的意思是“六十年都正確。”這顯然違背事實。事實是：“前三十年就是毛澤東不遺餘力地防止後三十年發生的一切，後三十年就是用徹底否定前三十年的方法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可能兩個三十年都正確。前後兩個三十年之間，其實是柔性地改朝換代了。”
l 再有就是流傳中的“七不講”，它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故事的七個翻版，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的共同精髓是：欲蓋彌彰。隻不過，“此地無銀”是聰明人為寓意而編造的故事，是當笑話講著玩的，但“七不講”則是笨人幹的真實的蠢事。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這一下，互聯網上炸開了鍋。將自己的瘡疤打裹成包，提綱挈領，簡明扼要地掛進了展覽的櫥窗，一目了然，成了右派手裏的把柄。對右派來說，從此以後有了一個新的戰術
━━ 專講這“七不講”，效果一定奇佳。想了解左派觀點的人，隻要聽人講講這“七不講”，就能很快被啟蒙了。如果這是習近平批準的，那他就是被人愚弄了。
━━ 專講這“七不講”，效果一定奇佳。想了解左派觀點的人，隻要聽人講講這“七不講”，就能很快被啟蒙了。如果這是習近平批準的，那他就是被人愚弄了。
在本作者看來，這一切都是習近平在故意“裝左”，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也。因為，如果習近平是真心這麽說的，那他的智商就真的值得“商”了。相信他的“裝左”是有其需要的。
讓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習近平走上了回歸毛澤東的路，那他的麻煩就數不清了，因為，毛澤東路線是一筆可怕的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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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毛澤東路線是一筆負資產
現在的毛左派對毛澤東的崇拜、景仰可以概括為以下兩行詩：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沒說錯。任何一個在1949年前參加共產黨的革命者，都曾因此而對毛澤東由衷地崇拜。
但是，可能現在的50歲以下的毛左派們不知道，上麵的“詩”不是兩行，而是三行：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新中國，就沒有 中國人民的幸福。
如果毛澤東、共產黨和古代要奪江山的造反者的動機一樣，隻要實現上詩的前兩行，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目的就達到了。可是，以馬列主義為信仰的毛澤東、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宣告說，前兩行隻是中間過程，第三行才是最終目的。對毛澤東、共產黨的評價，當然應該以第三行
━━ 人民的幸福程度 ━━ 為唯一的衡量指標。
━━ 人民的幸福程度 ━━ 為唯一的衡量指標。
所以，問題的關鍵便是：人民幸福了嗎？
1960年代以後出生的“毛左派”，對毛澤東時代沒有切身體會，他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方法隻能采用曆史研究的方法。也就是，他們應該主要通過閱讀的方法間接獲取當時的信息，然後進行分析思考。似乎大部分的年輕毛左同誌們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熱愛毛主席”的情感有可能來源於城鎮鄉村那些斑剝的殘垣斷壁上遺留下來的文革標語，當然，這也算是“閱讀”。其實，他們不必非得去讀那些反毛的“反動作品”，他們隻要多讀一些當時“正麵”作品，包括報章雜誌、文藝作品等所有一切的出版物。隻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就會發現很多的蛛絲馬跡，說明那時的人民絕不幸福。譬如，當時的文藝作品，幾乎百分之百地歌頌“偉光正”，但絕大多數的內容都是針對1949年前的革命業績的。就是說，基本都是闡釋上麵的詩的前兩行
━━ 新中國是如何建立的，但卻幾乎找不到有關第三行的有感染力的作品，讓讀者看了後相信中國人民真正地獲得了幸福。就連當年的憶苦思甜教育運動，其內容也主要是控訴“舊社會的苦”，而對“新社會的甜”，統統都是“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空泛語句，因為憶苦思甜者們根本不知道“甜”是什麽滋味。接近三十年時間的文藝創作，居然找不到任何這三十年中天天呼喊的“幸福”這口號的蛛絲馬跡的證據，說明了什麽？說明根本不存在這種“幸福”。
━━ 新中國是如何建立的，但卻幾乎找不到有關第三行的有感染力的作品，讓讀者看了後相信中國人民真正地獲得了幸福。就連當年的憶苦思甜教育運動，其內容也主要是控訴“舊社會的苦”，而對“新社會的甜”，統統都是“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空泛語句，因為憶苦思甜者們根本不知道“甜”是什麽滋味。接近三十年時間的文藝創作，居然找不到任何這三十年中天天呼喊的“幸福”這口號的蛛絲馬跡的證據，說明了什麽？說明根本不存在這種“幸福”。
文革結束以後，出現了大量的被稱之為“傷痕文學”的“反動作品”，小說、電影、電視，很多很多。立場已經定型了的毛左派同誌，對這些作品，不看就已經火冒三丈。但如果他們俱備最起碼的分析能力的話，也可以從一些“正麵”的作品中，也就是被宣傳部門批準公開發行的作品中，發現一些當時人民生活的蛛絲馬跡。譬如，在獲獎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中，改革開放後，老革命衣錦還鄉，發現村子“二十多年還是老樣子”，農民們說改革開放後生活好了起來，“有時還能買點醬油吃吃”，足見這醬油之甜是改革開放之前，即毛澤東時代，嚐不到的，這就是幸福？還有一部電視劇《血色浪漫》，中間有插隊知青上街討飯的鏡頭，看了以後，觀眾的心是要流血的。
為什麽學曆越高，毛左份子越少？就是因為研究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和水平的緣故。其實，學曆低的人，隻要願意認真地，以科學的態度對曆史作嚴謹、客觀的研究分析，尤其是對問題的基本邏輯仔細推敲，是不難得出合理的結論的。比如，有傳聞說陳雲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如果真有這評價的話，那就可以將這十二個字和上麵的三句詩聯係起來。顯然，“建國有功”四個字概括了前兩句詩：“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它顯然不能用來證明那第三句詩，“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幸福”。那後八個字，“治國無能，文革有罪”，就說明了毛澤東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人民的幸福決定於“治國”，“治國無能”的結果必然是人民的苦難，“文革有罪”也是一樣的。如此，則“建國有功”的意義何在呢？從邏輯常識來看，陳雲否定了“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幸福”這句詩。實際上，不應該說‘治國無能，文革有罪’，而是‘治國、文革都有罪！’，因為‘治國無能’的惡果之一是餓死了幾千萬農民。“有罪的文革”使幹部遭難，但死的人遠沒有“無能的治國”導致的農民死的那麽多，為什麽說前者是犯罪，而後者就不是犯罪呢？幹部是人，農民就不是人嗎？
反正，陳雲在實質上完全否定了毛澤東。那十二個字等於是舉了這麽個例子：有一人造了輛汽車，運送乘客，結果出了車禍，裏麵的人死的死，傷的傷，驚的驚。這些死、傷、驚的人給這造車、開車的人的評價不會是：“造車有功，開車無能，闖禍有罪。”而是會檢查那車的本身有沒有設計製造方麵的毛病，還要檢查他是否無照駕車，醉酒駕車，超速駕車，或根本不會開車，或根本不懂甚至無視交通規則，等等。
毛左派肯定不同意“治國無能”的說法，他們羅列出了一係列的“偉大成就”，其中包括：乒乓球勝利、南京長江大橋之類。經改革開放，長了見識之後，他們大概已不好意思再提這些可憐的“偉大成就”了。在知道貧窮破敗的小國朝鮮也能搞出“兩彈一星”後，他們還能將中國的“兩彈一星”吹得天花亂墜嗎？再就是“建起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化工業係統”，就算那是一個還可以的係統，它也是一個被打了很大折扣的係統。從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開始，一百年中，中國的朝野雙方都在內憂外患的艱難困苦中，共同致力於建立起獨立完整的現代化工業係統，實際上不是毛澤東時代才開始的，也不是毛澤東時代才有成就的。在1949年以後，內憂外患完全消除了的形勢下，其發展速度應該是和亞洲“四小龍”齊頭並進，並且應該因“規模優勢”而一馬當先，改革開放以後的事實就證明了這個民族的潛力實在是太驚人了。不妨把毛澤東比作采購員，中國人民比做老板。老板交給采購員一萬圓要他去采購，結果他買回來的東西隻值一千圓。雖然如此，一千圓的東西，數數也有一大堆。毛左派對毛澤東的歌頌就是羅列這一大堆，說這是“偉大成就”，說：“你看，這一大堆東西可是不少呢！”問題是，隻值一千圓的東西，再數也數不出一萬圓來。
上麵那詩的第三行的另外一個版本是：
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人民的苦難。
這是事實嗎？須知，“曆史是一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真相是可以被鎖進“黑盒子”，或是被搞得麵目全非的。最鮮明的例子是：朝鮮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居然會不知道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的事。真相是可能被掩蓋的，揭示真相，需要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時代的真相究竟如何？以下幾項是最顯眼的，無可否認的紀錄：
1、創造了中國幾千年以來相對於世界水平的最貧窮的紀錄。
2、創造了人類曆史上餓死人數的最高紀錄，
3、創造了以政治運動對無辜者迫害的最高紀錄。
4、創造了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中斷學校教育的紀錄。
5、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毀害城市知識青年的青春前途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紀錄。
6、創造了“開國之君”的路線持續時間最短的紀錄。
以下對此六項紀錄略加說明：
一，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貧窮的紀錄：
GDP，國民生產總值，是個能大致反映社會貧窮或富有程度的指標。毛澤東曾自詡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風流”，然而，這些先皇們治下的GDP總量可都是當時世界第一，而人均GDP也總是名列前茅（據說，清朝的“康幹時期”，甚至人均GDP也是世界第一，待考）。而毛澤東時期，則這世界排名扶搖直下，1962年跌入最低穀。這“最低穀”低到何等程度呢？有這方麵的直接資料可查，也可以用如下方法簡單地推算出來：從1963年開始恢複算起。自那以後，包括文革時期，中國以平均每年大約8 %，即相當於世界平均值三倍的發展速度努力追趕，到2012年為止，追趕了五十年，即半個世紀後，中國的人均GDP還隻能排在全世界的八十幾位上。這裏還沒有考慮到計劃生育導致少生了幾億人口的因素，否則，2012年人均GDP要排在世界一百名開外。那麽，五十年前的1962年的排名會是如何呢？小學生也能判斷出，那名次一定是低得很慘的，肯定是中國曆史的最低紀錄。毛澤東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了，與中國曆史上所有的處於和平時期的皇帝相比，甚至把內憂外患的國民黨時期也算在內，他的“業績”排名竟是這麽個“墊底”的狀況，該氣結成何等樣子呢？如果畫一條GDP曆史曲線，那最低穀的一點必然是座落於毛澤東時代無疑。這種水平的GDP，隻能是飢寒交迫，餓殍遍野的社會才會有的GDP，餓死的人數創造出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的最高紀錄，是毫不奇怪的。
二，創造了人類曆史上餓死人的最高紀錄：
餓死人是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的事。按照國家統計局資料，1960年的實際出生人口是近一千四百萬，如果死亡率正常的話，當年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約七百萬，但結果是，國家統計局和中共黨史第二版都肯定，1960年總人口比1959年反而減少了約一千萬，就是說，非正常死亡為一千七百萬。再分別計算一下1959年和1961年，可得到三年的非正常死亡總數在二千五百萬左右的結論。（還有其它非來源於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達到超過四千萬。）至於到底是否是天災造成，可核查當時的氣象紀錄；到底蘇聯是否逼了債，逼了多少，也可以查出來，看看那數字能否造成幾千萬人的死亡；還可以查一查在那種形勢下，不顧本國人民死活而援助了外國多少。
三，創造了以政治運動對無辜者迫害的最高紀錄。
從井岡山革命時開始，經過許多次的行動或運動，反托、鋤奸、整風、土改、鎮反、肅反、反右……，直到文革，總共迫害了多少人，其中致死、致殘了多少人，現在如果調查統計的話，還可以知道個大概。但若再加上因階級出身而受迫害的人，恐怕就因“不計其數”而難以搞清了。其中有多少人是無辜的？也是可以大概搞清楚的。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劉誌丹、習仲勳、薄一波、老舍、林昭、張誌新、遇羅克……，這個名單是能列出來的，隻是長得驚人。
四，創造了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中斷學校教育的紀錄。
從中小學到大學停課鬧革命、高考停止十一年，丟失、埋沒、毀損了多少人材？錢學森臨終前的著名問題：“中國為什麽出不了大師級的人材？”，應該可以從這裏找到部分答案吧！和國民黨的民國時期的人材相比，能比嗎？
五，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毀害城市知識青年的青春前途的上山下鄉運動。
“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說詞，是真理還是謬誤？當時的知青們最有資格回答。顯然是謬誤的。這謬誤的產生，是因為不了解農村和農民的情況而判斷錯了呢？還是有意的欺騙？似乎兩種可能都有。由於不了解情況而判斷錯誤是不奇怪的，因為毛澤東自建國以後就與世隔絕了。而欺騙呢？是因為治國無能，生產力低下，出現了嚴重的城市就業危機，隻好連哄帶逼地把城市知青趕下鄉。如果父母不讓孩子考大學，並且逼著他或她去農村做普通農民，孩子要怨恨父母的，父母自己也會悔恨。可是，一個領袖，逼著幾千萬城鎮知識青年去當普通農民，浪費了青春，毀滅了前途，卻不受任何公開的譴責，自己也毫無一絲悔意。改革開放後的事實證明，城裏的勞動力需求大得很哩！不隻是二千多萬知青回了城，竟還有兩億農民也進了城，可農村生產的農副產品卻並未因此減少，並且是正好相反，比當年豐富出許多倍。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的治國無能，也進一步解釋了他那時代GDP墊底的原因，證明了馬列毛主義對生產力發展的阻滯和破壞作用。
六，創造了“開國之君”的路線持續的最短壽命。
過去的開國皇帝創造的路線，“先王之道”，都能堅持數代之久。鄧小平，這個毛澤東的同代戰友，卻毫不猶豫地徹底“改掉”、“革掉”了毛澤東路線，隻給他留下一個牌位供著。原因無他，毛澤東路線荒謬得太離譜，以至於被自己的同代人即刻推翻。這裏涉及到一個更尖銳的問題
━━ 鄧小平實際上是以柔性政變的方式推翻了毛澤東政權，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相當於“漢朝”取代了“秦朝”，隻是取代的過程不是流血的革命而已。華國鋒用了點小暴力抓了“四人幫”，立即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以至於鄧小平連一點暴力也不需要，就徹底地推翻了毛澤東的路線。比較鄧小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就會知道它們的區別遠大於漢朝和秦朝的區別。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這一點，就象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君主製度一樣。並且，若要回歸，從漢朝回歸秦朝要比從鄧小平時代回歸毛澤東時代容易得多，因為秦、漢間的政治路線和經濟路線都沒有截然的區別。可是，鄧小平路線，是毛澤東在其統治的近三十年中，念念不忘、竭盡全力、毫不留情地進行打擊以防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消滅了私有製，鄧小平恢複了私有製；毛澤東“政治統帥一切”，迫使人人參與政治，投入“階級鬥爭”，鄧小平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停止了階級鬥爭，廢除了出身成份的製度，給了人民“可以不參與政治的自由”；毛澤東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鄧小平則讓他們全部返城；毛澤東停止高考，鄧小平則恢複高考；毛澤東處心積慮地打擊限製知識份子，要他們接受工農兵的領導和再教育，而鄧小平則將整個幹部隊伍知識份子化，“工農兵”被完全擠出了領導舞台……。
━━ 鄧小平實際上是以柔性政變的方式推翻了毛澤東政權，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相當於“漢朝”取代了“秦朝”，隻是取代的過程不是流血的革命而已。華國鋒用了點小暴力抓了“四人幫”，立即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以至於鄧小平連一點暴力也不需要，就徹底地推翻了毛澤東的路線。比較鄧小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就會知道它們的區別遠大於漢朝和秦朝的區別。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這一點，就象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君主製度一樣。並且，若要回歸，從漢朝回歸秦朝要比從鄧小平時代回歸毛澤東時代容易得多，因為秦、漢間的政治路線和經濟路線都沒有截然的區別。可是，鄧小平路線，是毛澤東在其統治的近三十年中，念念不忘、竭盡全力、毫不留情地進行打擊以防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消滅了私有製，鄧小平恢複了私有製；毛澤東“政治統帥一切”，迫使人人參與政治，投入“階級鬥爭”，鄧小平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停止了階級鬥爭，廢除了出身成份的製度，給了人民“可以不參與政治的自由”；毛澤東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鄧小平則讓他們全部返城；毛澤東停止高考，鄧小平則恢複高考；毛澤東處心積慮地打擊限製知識份子，要他們接受工農兵的領導和再教育，而鄧小平則將整個幹部隊伍知識份子化，“工農兵”被完全擠出了領導舞台……。
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但是，人們也禁不住要大聲感歎：“毛澤東的權力好大呀！”對這感歎的感歎應該是：“不受製約的權力產生災難！”
毛左派歌頌毛澤東，但竭力回避以上問題，這是一個涉及到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億萬人民的痛苦和幾千萬人的生命的問題。一個毛左份子，如果有做人的正直之心，有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在歌頌毛澤東之前，應該先將上述問題搞清楚。他們必須憑著良心良知，認真調查研究，以有力的事實證據將上述的六項紀錄徹底否定，先在內心深處使自己信服之後，才有資格歌頌毛澤東。譬如，餓死幾千萬人的事，如果你相信是真的，但你仍然歌頌毛澤東的話，你還是人嗎？如果餓死的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你還會歌頌那肇事者嗎？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毛澤東路線絕對是一筆負資產。
台灣的李敖先生，不相信餓死了那麽多的人。因為他認為，如果每二十人中有一人餓死，這麽大的死亡比例是應該驚動外部世界的，可是外界卻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證據，於是他不相信。能為自己的不相信追尋理由，說明李敖先生是有良心的，因為他不象某些毛左份子那樣，不做任何研究探索，不給任何理由地一口否定餓死人的事實。李敖先生的想法出錯，是因為他不了解大陸的情況：窮苦的閉塞農村和外界的聯係很少，絕大多數農民一輩子的活動範圍不超過幾十裏。一個村子的人都死光了，外界可以沒有一個人知道。知道了也沒有人敢於說出來，說出來也流傳不出去。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肯定沒有一個人能將信息傳遞給遠在台灣的李敖先生，否則，那傳消息者會死得比餓死更慘。
不隻是李敖得不到真實的信息，毛澤東自己也得不到，否則，他是能防止、阻止很多罪惡和慘劇的。他自己也是他的言論箝製政策的受害者，就象《皇帝的新衣》故事裏的皇帝那樣，他無法得到自己是光屁股的真實信息。
習近平的接班，本來的最不利之處的是改革開放的紅利差不多被用盡了。鄧小平好比是第一個發現金礦的人，黃金遍地，俯拾即是。江澤民第二個到達礦點，收獲看漲，胡錦濤也再接再厲，漸至盤滿缽滿。但到了習近平，卻開始捉襟見肘了。速度降了下來，問題卻堆積如山。貪汙腐敗肆虐、權貴階級形成、貧富懸殊日盛、民怨積蓄待發、社會對立加劇，環境汙染嚴重等等。一旦經濟危機爆發，可致上億人失業，其主力軍是城市知識青年和進城農民工。這知青和毛澤東時代的知青不一樣，那時的是兩千多萬中學生，現在的卻是兩億左右的大學生，他們的知識、眼界和獨生子女桀驁不馴的個性等等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再加上兩億左右的進了城的，不是當初可以被關堵在農村餓死的農民可以相比的農民工。這幾億人的心目中，很難灌輸進他們毫無興趣的意識形態理論。對他們來說，實際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錢是最重要的。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幾億人的生計出現問題的話，那共產黨政權麵對的就是排山倒海的狂風巨浪了。
毛澤東從1927年上井岡山起，此後的五十年就再也沒有碰過錢，對經濟形勢的閉塞和漠視就決定了他可以有“置經濟於不顧的雄偉魄力”，專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他如果再多活幾年，就必然會嚐到經濟崩潰的滋味。他很幸運地及時離開了他無法收拾的爛攤子。而習近平這一代人，卻如履薄冰地麵對著隨時會降臨的經濟危機。他們做任何事都得考慮其經濟後果。左派們不知道，要習近平左轉，就得先給他買下“經濟保險”，讓他不會到時需要再次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然，他們買不到更買不起這“經濟保險”。
毛澤東時代，因為經濟水平低下，所以耐受力強。生命力最強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原始落後的自然經濟。經濟越是原始落後，耐受力越是強；越是先進發達，就越是嬌弱。毛時代的北京城，能夠經受住斷電一個星期。可如今的習近平時代，斷電一天，全城就癱瘓，斷電兩天，人們就要上街了，斷電三天，再加必然伴隨的斷水、斷氣、斷糧、斷油、斷路、斷醫等等等等，一切就要壓倒穩定，壓垮穩定，北京城將會比遭到核彈攻擊還可怕。
並且，習近平也遠不具備毛澤東所有的條件。首先，他沒有毛澤東那種叱吒風雲，傲邈天下的權力，不可能成為億萬民眾頂禮膜拜的偶像。那崇拜雖然是聰明的和愚昧的中國人的做作，但聰明人和愚昧人齊力做作造成的做作之力，也是排山倒海，所向披靡的。習近平沒有這些，是他的幸運。
其次，習近平沒有回歸毛澤東所必需的另一個重要條件
━━ 一麵能正麵高舉作為號召的意識形態大旗。毛澤東樹起的是階級鬥爭的大旗。左派希望習近平回歸毛澤東，可是卻不能幫助習近平豎造出又一麵大旗來。他們在毛時代創造的意識形態作品應該說有一些，“樣板戲”達到了毛澤東文藝路線的頂峰。它們的共同點就是100%都有歌頌“偉光正”的詞句。開始改革開放後，99.9%的作品都沒有了這詞匯。三十幾年來，左派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除了堵塞別人發聲之外，自己卻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是遵從了毛主席的“莫須放屁”的教導了吧！這麽多年社會上湧現出的大量理論和文藝作品中，能用以作為宣揚毛澤東路線的內容幾乎為零，除非“做鬼也光榮”也算是“詩”。薄熙來想恢複毛澤東路線，找不到合適的材料，隻好以陳舊的“紅歌”濫竽充數。
━━ 一麵能正麵高舉作為號召的意識形態大旗。毛澤東樹起的是階級鬥爭的大旗。左派希望習近平回歸毛澤東，可是卻不能幫助習近平豎造出又一麵大旗來。他們在毛時代創造的意識形態作品應該說有一些，“樣板戲”達到了毛澤東文藝路線的頂峰。它們的共同點就是100%都有歌頌“偉光正”的詞句。開始改革開放後，99.9%的作品都沒有了這詞匯。三十幾年來，左派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除了堵塞別人發聲之外，自己卻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是遵從了毛主席的“莫須放屁”的教導了吧！這麽多年社會上湧現出的大量理論和文藝作品中，能用以作為宣揚毛澤東路線的內容幾乎為零，除非“做鬼也光榮”也算是“詩”。薄熙來想恢複毛澤東路線，找不到合適的材料，隻好以陳舊的“紅歌”濫竽充數。
鄧小平路線的合法性在於它實行以後的業績，也在於它的和毛澤東路線的切割。習近平若是反而沾上毛澤東，對他自己，也對毛澤東，都不是好事。尤其是如果出現經濟危機，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怨沸騰之時，習近平將會發現自己被毛澤東拖累了。別看薄熙來打出毛澤東旗號受到部分民眾的歡迎，其實，那隻是表麵的現象，那種民意是很表麵，很不可靠的，那些民眾根本不知道毛澤東路線是怎麽一回事。這正是言論箝製造成的民眾信息閉塞的結果。其實，崇奉毛澤東的民眾的內心訴求是實際的利益，被忽悠得以為毛澤東路線能帶來利益，就病急亂投醫，一旦發現遠不是那麽回事，就會立即棄之而去。
習近平的“中國夢”可否作為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大旗？不行，因為“中國夢”具體化後就是“民族複興”。這世界上，能做複興之夢的民族並不多，因為複興的意思是“重新興起”，前提當然是“曾經興旺”過。毛澤東時代絕不興旺，回歸它絕不是“複興”，而是倒退。“中國夢”不該是倒退之夢，倒退之夢是噩夢，不是美夢。
左派們似乎對最近一些年來的經濟形勢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近年來國營經濟有了蓬勃的發展，顯示出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於是就試圖大搞“國進民退”。但是，不見有人深入細致地對國營企業進行調查研究。國營企業有幾項可疑的行為：壟斷、貸款壞賬和股票圈錢。沒有這幾項行為的國營企業，很少能盈利的。如果真的實行“五不搞”中的“不搞私有化”，讓所有民營、外資企業都國營化，那麽，有些西方經濟學家不斷預言的“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就真的要發生了。實際的情況是，中國隻要實行私有化，搞市場經濟，並且沒有人為的折騰，“崩潰”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個民族的特性
━━ 長期艱難困苦的環境條件逼出來的刻苦奮鬥的精神決定了它的強大的生命力和生產力。潛力還大得很，未來大有奔頭，不存在崩潰的問題。但前提是，千萬別回頭走毛澤東路線。毛澤東經濟路線已經慘敗了近30年，成了鄧小平改革的理由，現在若想再撿回來，總得給出強有力的理由和根據吧！“五不搞”的提出已有兩年多了，前麵的四不搞
━━“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製，不搞聯邦製”━━ 是60多年來一直就在“不搞”著的，不需要采取任何“不搞”的措施，可是最後的“不搞私有化”，卻是要有行動的，因為現實的形勢是“私有化很猖獗”，不搞它，是需要動大手術的。可是動了嗎？動動看呢！要回歸毛澤東，不廢除私有製，行嗎？
━━ 長期艱難困苦的環境條件逼出來的刻苦奮鬥的精神決定了它的強大的生命力和生產力。潛力還大得很，未來大有奔頭，不存在崩潰的問題。但前提是，千萬別回頭走毛澤東路線。毛澤東經濟路線已經慘敗了近30年，成了鄧小平改革的理由，現在若想再撿回來，總得給出強有力的理由和根據吧！“五不搞”的提出已有兩年多了，前麵的四不搞
━━“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製，不搞聯邦製”━━ 是60多年來一直就在“不搞”著的，不需要采取任何“不搞”的措施，可是最後的“不搞私有化”，卻是要有行動的，因為現實的形勢是“私有化很猖獗”，不搞它，是需要動大手術的。可是動了嗎？動動看呢！要回歸毛澤東，不廢除私有製，行嗎？
改革開放後GDP高速增長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資本主義私有製優越性的發揮，二是“恢複期效應”━━
在很低基數的基礎上的恢複。六十年來，
GDP 增長速度最快的不是改革開放以後，而是毛澤東時代的1964、1965、1969和1970年，但那些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而是它們前麵的年份的巨大失敗所造成的
━━ 基數被跌得太慘，所以恢複起來速度就顯得很快，就好像生病使體重從一百斤跌落為七十斤，痊愈後恢複開始的早期，體重增長得可以很快，不是什麽奇跡。同樣的道理，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也還是建立在恢複態勢的基礎之上的。即使哪一天它恢複了名列前茅，也不值得多麽自豪
━━ 因為老祖宗早就達到了這樣的高度。老祖宗早就證明了這個民族的能耐，它的勤勞智慧的人民決定了它就該名列前茅。現在恢複得快，正是因為有這個潛力。潛力發揮得好，歸功於民族性，不是什麽人的“偉光正”；發揮得不好，歸罪於該負責任的人。
在很低基數的基礎上的恢複。六十年來，
GDP 增長速度最快的不是改革開放以後，而是毛澤東時代的1964、1965、1969和1970年，但那些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而是它們前麵的年份的巨大失敗所造成的
━━ 基數被跌得太慘，所以恢複起來速度就顯得很快，就好像生病使體重從一百斤跌落為七十斤，痊愈後恢複開始的早期，體重增長得可以很快，不是什麽奇跡。同樣的道理，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也還是建立在恢複態勢的基礎之上的。即使哪一天它恢複了名列前茅，也不值得多麽自豪
━━ 因為老祖宗早就達到了這樣的高度。老祖宗早就證明了這個民族的能耐，它的勤勞智慧的人民決定了它就該名列前茅。現在恢複得快，正是因為有這個潛力。潛力發揮得好，歸功於民族性，不是什麽人的“偉光正”；發揮得不好，歸罪於該負責任的人。
左派們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歸功於“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和“共產黨領導”，其實這話說得還太早太早。隻有等到中國經濟的恢複期結束，人均GDP恢複到清朝康幹時期的名列世界前茅之後，如果還是以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前進，那時才能考慮是否應歸功於“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和“共產黨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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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一種行政改革━━條條治理
社會秩序的管理需要公共權力（以下簡稱“權力”）的行施。權力歸根到底是一種暴力。維持秩序需要這種以暴力為支柱的權力。但這種權力有“好”、“壞”兩種，“好的權力”在以暴力維持秩序的同時，也維護著人權。“壞的權力”則是既維持秩序，卻又侵犯人權，兩者糾纏在一起。
古代王朝的專製權力，是“壞的權力”，維護秩序並侵犯人權。統治者從一開始奪取政權時的動機就是如此，奪江山是為了“為民之主”，迫使民眾為奴隸而剝奪他們的人權。不過，對統治者來說，也不得不如此，因為，即使他們沒有“以民為奴”的動機，他們也沒有“以民為主”的辦法。“民主”是人類社會前進過程中最偉大的發明，到現在也沒有充份完善，所以不能苛求古代的統治者。但他們還算是坦蕩光明的，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公開承認他們是為自己打天下，謀利益的。
現代的“一黨專政”，則有所不同，它在開始革命時，並沒有“為民之主”的動機，正相反，動機很高尚，要實現“以民為主”。可是在獲取政權之後，動機的高尚性就很快消失了。原因有兩方麵：
l 一是這種高尚性因違背人性而難以持久。政黨的品格，即“黨格”，取決於其黨員的人性，而人性首先是自私性，黨員的無私性隻能是暫時的，當獲取政權後，多種因素決定了黨員自私性的歸真，從而導致黨格的墮落。結果便是，一黨專政必然重蹈古代王朝專製的再現，在維持秩序的同時，其黨員的骨幹，即當權者，必然具備以其掌握的公共權力侵犯人權的傾向。譬如貪汙等等謀私行為，就是侵犯人權的一種表現，因為它是鯨吞納稅人（人民）的血汗。於是，一黨專政之下的“太子黨”，便與清朝的“八旗子弟”很自然地產生共性。但是，他們無法如八旗子弟般地理直氣壯。八旗子弟對人民說：“我們的權力是上天給的，你們是我們從明朝接收過來的奴隸，我們是你們的主人，並且要世世代代，永遠如此。你們中有人當上了大官，但也隻是我們的家奴而已。這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光明正大地有言在先的。”“太子黨”有同樣的心理，他們想說：“天下是我們的父輩打下的，是我們的。你們是我們的奴隸。就算你們中有人當上大官，但也隻是我們的家奴。不信你看，薄熙來搧副部級高官王立軍的耳光，就是這種主奴關係的明證。”但“太子黨”比“八旗子弟”底氣不足的地方是，他們不能說：“我們的權力是上天給的”，而隻能說：“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他們的父輩，從一開始就信誓旦旦地宣布，打下的天下歸人民所有。但後來他們要人民說兩句話，第一句是：“堅決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切聽從黨安排。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第二句是：“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在當家作主。”而當他們自己已經成為【富豪資產階級】之後，仍然旗幟鮮明地說：“我們要堅決捍衛老一輩革命家建立的【無產階級】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當右派指責他們違背當初的民主承諾，不守信用，要他們進行政治改革以兌現承諾時，他們說:“我們就是不搞政改，看你們能怎麽樣！”
l 二是實行“以民為主”的“技術性困難”。困難主要有兩方麵。
u 第一是：一人一票選舉，是憲政民主製度的特征；但又必須在憲政民主製度之下才能逐步完善；而憲政民主製度卻又必須以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為前提，可是共產黨革命卻又是以反對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因此，共產黨必須以推翻它的整個主義，否定它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才能做到“以民為主”。可是共產黨卻又是一個龐大的精英人物的集合，其內部意見的統一，尤其是對自身進行全盤否定的統一，顯然是一十分艱巨的工程。
u 第二是，一人一票的選舉，能否表達選民的意誌，答案絕不是輕易就能肯定的。民眾對問題的判斷會麵臨著許多主客觀的障礙。選舉，尤其是缺乏經驗的選舉，欺騙、舞弊、暴力、權力和金錢的介入等等，是很難避免的，其對民意的扭曲作用可以是很嚴重的。將來，互聯網等等極為發達的高科技或許能解決這方麵的問題。
以上兩點，第一點是關鍵。
中國共產黨麵對上述的自相矛盾的尷尬已經六十多年。現在是習近平當上了第一把手，“實現一黨專政之下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這一悖論成了落到他手裏的燙手山芋。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一大群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們，其中有“男兒”也有“女兒”，麵對著這一做人沒有麵子的不理直氣壯的專製局麵的尷尬，拿出了極大的勇氣，做到了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當然，同時產生的副作用和技術性困難，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克服。好在，那兒的人民已經不是生活得那麽“悲慘”了。
當然，要習近平現在啟動類似於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改，是做不到的。中國是個被理直氣壯地專製了幾千年，不理直氣壯地專製了幾十年的國家，不要說技術上的障礙，就是意識上的障礙都是非常嚴重的。說白了，就是隻求“做穩了奴隸的賤民”，即“純奴隸”很多，外加王立軍那樣的數量也可觀的既貴又賤的“半奴隸”，（在多數人麵前是主子，少數人麵前是奴隸），要想以“政治改革”使他們擺脫奴隸和主子的地位，談何容易？
說起來在法律地位上不是奴隸的人，能證明自己真的不是奴隸的標準是什麽？是人權不受公共權力的侵犯。一個優越的社會製度就是能對公共權力進行充份製約，使其不能侵犯人權的製度。即使是專製製度，也是會有一定程度的這種製約的。製約的方法是最高統治者和民眾，分別從上下兩邊出擊，夾擊中間的各級官員。最高權力者好比是一柄錘子，其下的公共權力好比是一個一個的球，民眾好比是地麵。若球在地麵上肆意滾動壓榨，則錘子就要將它砸破，但隻有其下墊著的地麵足夠強硬，才容易砸破。若地不夠硬，而像是一堆棉花，夾擊的力度就不足，那球就可以在軟棉花上滾壓並柔韌地躲避錘擊。所以，必須將地麵強硬化才能有效夾擊。當球發現自己身下的地麵夠硬時，就不敢肆意滾壓，而是老老實實地待在它應有的位置。那錘子並不想把所有的球都擊破，因為球不是它的敵人，相反是它安排在地麵不同點上的有用之物。最高的公共權力和人民聯合起來夾擊那球，就是“製約”。在專製社會，錘子是“皇帝”、“領袖”之類的“人”，而在民主社會，錘子是“法”。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造反就形成了一種夾擊的態勢：最高層領袖號召民眾造反，對中間的官僚階層上下夾擊。這種方法直到現在還被許多人懷念著，有它的道理。因為，被上下夾擊的官員的權力被“關進了籠子”，但遺憾的是，為禍最大的領袖的權力例外。如果領袖的權力被法律取代，那就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法治社會了。為什麽文革的方法叫“大民主”呢？因為它和真正的民主形式上有點像，但本質上遠不是一回事。到頭來，那“錘子”沒有砸在球上，而是砸在地麵上，最終被傷害的是平民百姓。
今天，現實中的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方式是堅持一黨專政，沒有任何協商和討論的餘地。要實現“一黨專政製度下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無異於要求“太陽既從東邊出來又從西邊出來”的這一“辯證法”風格的奇跡。但是退一步的要求
━━ 一黨專政的同時，充份保障人權 ━━ 卻還是有其可行性的。
━━ 一黨專政的同時，充份保障人權 ━━ 卻還是有其可行性的。
問一下習近平，他現在對“中國夢”的解釋是否包括如下內容：
l
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
l
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他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你如果再問他：以上兩點和保障人權有什麽關係，他大概會這樣回答：第一，隻要共產黨永遠將保障人權作為重中之重的任務，人民就會永遠擁護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會千秋萬代地維持下去；第二，中國人，勤勞智慧從來不缺，隻要人權得到充份保證，總是能盡最大努力創造財富而實現國強民富的。這就是實現了“中國夢”。
習近平也應該知道，要做到充份保護人權，必須改革。但現階段他不可能進行“治本的政治改革”
━━ 取消一黨專政，實行一人一票選舉的民主憲政製度。這是要求共產黨“找死”的政治改革，等於是與虎謀皮。但對共產黨來說，“不改革等死”，也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比較現實的，折中的辦法，既不找死也不等死。那就是“治標的行政改革”
━━ 堅持“一黨專政的同時保障人權”。共產黨自己作主，又說“讓人民當家作主”，實質是“既為民之主又以民為主”，讓人民主動地有所作為，這做不到。但它能做到“為民之主又為民作主”，讓人民隻是被動地接受保護。這正是上訪民眾的“冤民夢”，應該被納入“中國夢”之中作為它的一個“支夢”。
━━ 取消一黨專政，實行一人一票選舉的民主憲政製度。這是要求共產黨“找死”的政治改革，等於是與虎謀皮。但對共產黨來說，“不改革等死”，也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比較現實的，折中的辦法，既不找死也不等死。那就是“治標的行政改革”
━━ 堅持“一黨專政的同時保障人權”。共產黨自己作主，又說“讓人民當家作主”，實質是“既為民之主又以民為主”，讓人民主動地有所作為，這做不到。但它能做到“為民之主又為民作主”，讓人民隻是被動地接受保護。這正是上訪民眾的“冤民夢”，應該被納入“中國夢”之中作為它的一個“支夢”。
過去行政改革的含義隻是“黨政分開”，這既難做到，又難堅持，也不會有多好的效果。“黨政分開”意味著相當程度的“黨不管政”，這違背了“黨領導一切”的原則，理論上不會被接受，實踐上也走不通。胡耀邦、趙紫陽要搞“黨政分開”，但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時期，就完全廢止了。
本文建議的“治標的行政改革”的核心內容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變‘塊塊治理’為‘條條治理’”。二是最大限度地壓縮政府對社會生活的幹預權，實行小政府、大社會。這第二點已經有許多專家作出了詳細精辟的討論，甚至中央也一直在考慮這一問題，所以本文不去班門弄斧。隻討論變塊塊治理為條條治理的問題。
民主製度下，地方自治，也就是“塊塊治理”。因為有民主和法製，這種治理可以將地方政治搞得非常清明。而在專製製度下，“塊塊治理”卻是一種對中央和民眾都有威脅性的統治方式。因為塊塊的統治者不是塊塊內的民眾民主選舉的，而是上級委派，隻對上級負責，極易成為侵犯人權的土皇帝。“塊塊”有著空間上的邊界，極利於形成隔絕和封閉，與監獄有極大的相似性，塊塊中的人就容易被塊塊的統治者在公民和囚徒之間轉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來，一直采用的是由上級任命領導者的塊塊治理的方式，由此而產生的人權侵犯的罪行是罄竹難書的。可以說，中國現在大部分的社會弊病
━━ 缺乏人權保障的黑暗 ━━ 是與沒有民主選舉的塊塊治理有很大關係的。
━━ 缺乏人權保障的黑暗 ━━ 是與沒有民主選舉的塊塊治理有很大關係的。
塊塊不隻是有利於侵犯人權，對同時也有利於地方割據從而違抗中央集權的危險性，“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這麽回事。“條條治理”則有利於對人權和中央集權這兩種“權”的保護。毛澤東自以為他有足夠的權力能控製塊塊，其實他沒有控製住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他隻是不知道罷了。習近平的權力遠小於毛澤東，大大小小的塊塊對他的陽奉陰違實在是太容易了。他必須變塊塊治理為條條治理。
舉個例子來說：某村長將一塊屬於村民的土地擅自賣給開發商，從中獲利中飽私囊，並強行拆遷，損害了村民的利益。村民聚眾到縣政府上訪。縣政府可以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措施。一是宣稱出現了群體性事件，調來武警部隊防暴、抓人，理由是上訪行為破壞社會穩定，必須采取堅決措施維穩。若有記者來采訪，就會被問：“你是站在黨的一邊，還是站在老百姓一邊？”接下來，縣領導指示其下屬，檢察院和法院，進行起訴、判決，迫害受害民眾。強行地將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經濟糾紛說成是破壞穩定的事件而肆意打壓民眾，這是近年來最多見的“維穩怪行”。這種怪行就是宣布，“黨”是一邊，“老百姓”是另一邊，“黨”和“老百姓”是敵對的。老百姓是螞蟻，維穩就是“踩螞蟻”。這是塊塊治理最易采用的方法。
另外一種措施是：毋需請示縣政府，公安人員即刻奔赴現場，搞清事情的根由；新聞記者也立即趕到，多方了解，詳實公開報導。一旦發現其中有貪腐問題，偵查清楚後，即通報檢察院。檢察院查證清楚後，立即向法院起訴。法院以侵權和貪汙罪判處村長有期徒刑，並責令賠償村民一定數額的錢款。立即執行，立即兌現。村民們感到基本滿意。
如此，則既維護了民眾利益，又打擊了貪汙腐敗。不是要反腐，要群眾揭發舉報嗎？這不正是找出“蒼蠅”、“老虎”的極好線索嗎？絕大部分的上訪者都是有冤情的，每個案子都是執法機關發現線索的極好機會，為什麽不乘勢抓貪腐、抓侵權，反而打擊迫害民眾呢？這樣的維穩自然是越維越不穩。反過來，隻要不偏不倚地公正調解，並且堅決打擊過程中暴露出來的貪腐、侵權等等的非法行為，違法者就會收斂得多，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就越多。這才是真正的治本的維穩。維穩應該“打老虎”、“拍蒼蠅”、“踩螞蟻”，三者兼之，而不是“專踩螞蟻”。
但是，那村長是縣委書記的女婿。因為是塊塊治理，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都在縣委書記的領導之下，想要站在民眾一邊，懲治那村長，難度極大，甚至，公檢法寧願參與同流合汙。但如果是條條治理，則是另一番景象了。它的主要特點是，各條條之間互不統轄。縣長兼縣委書記，縣公安局局長兼公安局黨委書記，縣檢察院院長兼縣檢察院黨委書記，縣法院院長兼縣法院黨委書記，都是平級的，誰也不領導誰，誰也管不著誰，事務上不互相幹涉，甚至個人之間可以互不認識，不相往來。可以製定法律，禁止他們間的私人來往。若兩個人成了兒女親家，則其中一人的工作必須調動。縣政府、縣公安局、縣檢察院和縣法院的再上一級領導分別是市政府、市公安局、市檢察院和市法院，各條的負責人之間都“形同陌路”。在省級也是如此。這樣的“條條”可以有四或五條。將現在的紀委從縣黨委中分離出來合並入檢察院。各條線之間互不領導、互不幹涉、人事權分開、財務權分開。需要聯係協作的話，也隻能通過法定的程序進行。
這些條條的每一條內部都有垂直的層層領導的黨組織，但條條之間，在省及省以下互相分立，到中央一級，則分別歸攏於國務院、最高檢察院、法院、公安院。每一條的最高領導都是政治局常委，由總書記總負責。當然統領公、檢、法的“政法委”是絕對不能存在的。
人大和政協，從地方到中央，當然也都是自成一體的條條，他們的作用是對其餘條條行使監督權。照理，人大是立法機構，應該有最高的權力。但實際上，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它沒有重大事務的決策權和實權官員的任命權。但可以給它以實實在在的監督權和彈劾權。政協其實完全可以並入人大。在條條治理的情況下，合並後的人大和政協能發揮的的監督作用比塊塊治理時可以大得多。
各個條條之間分權、分立，實質上就是分工而已。不必把西方國家那“三權分立”的罪名拿到這兒來套。中共一黨專政六十多年來，分工一直是存在的，上述各條條之間在職權方麵，一直是各司其職的，誰也不能越俎代庖。隻不過是，條條得服從於塊塊，就使塊塊具備了成為獨立王國的危險性。
塊塊再和軍隊結合，就成了割據的諸侯。一旦中央勢力削弱，國家分裂的局麵就立即形成。而條條治理就不會如此，各條條之間分立，其實也是橫向的互相監督和製約。站在中央的高度來看，條條治理時“黨的領導”是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是“中央集權”的強化。中央集權並不是中央事事親恭，而是建立一套機製，使得中央可以高屋建瓴、自上而下、暢通無阻、不折不扣地貫徹其製定的法律、法令、規章、製度、政策等等，其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這就必須打開地域界限形成的塊塊封閉圈，而以垂直的上下直線溝通的功能性係統，即條條治理，使中央權力的觸角直達基層。
顯然，這不是政治改革，隻是行政改革
顯然，這不是政治改革，隻是行政改革
古代王朝時期，統治者不是民選的，但監督和製約機製是存在的。那主要是“縱向製約”，上級製約下級，下級，包括民眾也可通過告狀的方式對上級行使一定的監督、製約權。但橫向監督基本沒有。現代的民主製度，則除了縱向監督外，還有橫向監督和“多向監督”，即輿論監督。橫向監督主要就是法製監督，就是司法機構的監督。上述的幾個條條，都是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和行使者。其中，行政機關是人數最多，規模最大，功能最複雜的一條，而公、檢、法三條，都是法製機構。它們的功能就是“執法”，它們都應該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業務行家組成，他們對官員，對百姓，也對他們自己執行法律。“條條”是從上到下垂直懸掛的線性結構，每一條條的各個側麵都暴露於來自各方的監督之中。
毛澤東反對條條治理，說塊塊治理才是黨的“一元化領導”。顯然，這意思就是：在一塊地盤內，一定要有一統治該範圍的“唯一”的最高權力者。他熟悉且習慣於中國的曆史傳統，不會想到，不會理解，也不會容忍同一地域範圍內的“多頭統治”。可能在他看來，“分權”是大逆不道的。當然，他不會不想到塊塊治理的割據威脅。但他有信心，沒有任何塊塊能威脅他的權力的集中。他也相信，即使他離開人世，隻要他的路線在，中央政權就會永遠牢固。他更沒有考慮到塊塊對人權的威脅。在他的腦子中，似乎沒有人權的概念。就算他那時代沒聽到過“人權”這個詞，但也該對基層幹部和老百姓之間的關係有所關心才對。他不知道基層幹部肆意妄為，魚肉百姓的實際情形。文革時他號召造當權派的反，在那暴風驟雨的聲討之中，也很少見到有人敢提幹部欺壓百姓這一條罪名。正相反，許多幹部的罪名是“階級立場不堅定”，對“地富反壞右”鬥爭得不夠堅決，就是說，欺壓人民不夠狠。“人權”根本就無影無蹤。他的“全民皆兵”的主張就是要把人民以軍隊的方式組織起來，而軍人的人權是很可憐的
━━ 上級命令衝鋒，就是要下級去死，上級有權處死不聽命令的下級。老百姓若都成了軍人，有權的指揮者們該是多麽地愜意呀！還談什麽人權呀？
━━ 上級命令衝鋒，就是要下級去死，上級有權處死不聽命令的下級。老百姓若都成了軍人，有權的指揮者們該是多麽地愜意呀！還談什麽人權呀？
但是，毛澤東也發現了塊塊的威脅，文革開始時，北京市委的罪名就是“把北京搞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後來又搞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這種露骨的對軍隊不放心的行動，顯然是意識到“軍區”這種塊塊的極大危險性。他之所以搞文化大革命，整肅各級幹部，其實也和他意識到塊塊的威脅性有關。
另一種可能是，毛澤東沒有早早地知道有條條治理這種方式，不然的話，他會這麽做的，因為這對中央集權更有利。塊塊治理是因為他古書看得太多了，思想僵化在了曆史裏。大概後來有人向他建議了這一點，他或許內心裏已讚同了這種改革，但對他來說，“改”字表示的是尊嚴的丟失，盡管條條治理並不有多犯忌諱。
“政令不出中南海”，意思就是說對塊塊“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若施行條條治理，就不至於如此。因為條條易於監督。劉誌軍的鐵道係統是一條條，之所以能逃避監督，那是因為監督係統未用起來，否則，監督鐵道係統比監督一個村，一個鄉，要容易得多，因為它沒有地域封閉的鎧甲。
對條條最方便的監督手段是民眾的輿論監督。塊塊的物理結構使其可以絕對封殺民眾監督。一個鄉餓死許多人，上級不一定能及時知道，因為該鄉的第一把手可以利用塊塊的地域（或地獄）特性而對外封殺一切信息。若是條條，則所有信息都可直通天庭和四麵八方。
對條條最方便的監督手段是民眾的輿論監督。塊塊的物理結構使其可以絕對封殺民眾監督。一個鄉餓死許多人，上級不一定能及時知道，因為該鄉的第一把手可以利用塊塊的地域（或地獄）特性而對外封殺一切信息。若是條條，則所有信息都可直通天庭和四麵八方。
條條治理的形式其實和今天香港的形式差不多。香港沒有西方式的選舉，但清廉和人權狀況，堪稱世界楷模。實際上，民主國家的權力行施者，遠不都是選舉產生的，其中的多數是任命的。如警察、檢察官、法官、行政辦事員等等，權力很大，對民眾有直接的影響，卻都不是選舉產生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清廉、盡職。站在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立場，最切身的利益，最直接的希望就是官員的清廉和自身人權的保障。隻要官員能自身清廉並保障民眾人權，民眾是不會在乎他們是上級任命的或是自己投票選舉的。
中共對香港付出的精力很多，可就是沒聽說考察過香港的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但若真的進行考察的話，恐怕結論會令人吃驚的。內地和香港的最大區別是
━━ 人的素質。公務員的素質和民眾的素質，兩地的差距都很大。香港對權力的監督和製衡機製，搬到內地肯定“水土不服”，肯定會走形變樣，畫虎不成反類犬。於是，結論便是，內地要首先實施“訓政”，提高官民的素質。采納香港模式，要經過一段時間，采納西方的模式，要經曆更長的時間。眼前，香港有兩點可供內地效仿，一是嚴格的法治和法製，二是充份的言論自由。
━━ 人的素質。公務員的素質和民眾的素質，兩地的差距都很大。香港對權力的監督和製衡機製，搬到內地肯定“水土不服”，肯定會走形變樣，畫虎不成反類犬。於是，結論便是，內地要首先實施“訓政”，提高官民的素質。采納香港模式，要經過一段時間，采納西方的模式，要經曆更長的時間。眼前，香港有兩點可供內地效仿，一是嚴格的法治和法製，二是充份的言論自由。
至於一人一票的選舉，急不來，也急不得。而不搞選舉，就意味著一黨專政維持下去。假設，現今的中國還處於皇權時代，但有著一個勵精圖治，勤政英明的好皇帝。他不搞選舉，以考試的方式遴選公務員，立憲且嚴格依法治國。小政府，大社會，市場經濟，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等等等。如此則經濟一定繁榮，人權得以保障，官員勤政清廉。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這就夠了。讓這種形勢再維持三十年或更長時間，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人民向當權者要的就是人權。尤其是中國的老百姓，隻要人權有保障，就一定能用自己的大腦和雙手，獲得其餘該獲得的一切。
民主主義者們不大會同意以上的建議。他們會說，不經民選，卻又能公正地“為民作主”（保護人權）的青天大老爺隻能個別、暫時地出現，因為沒有製度性的保證。專製製度下必然出現的不受監督和製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腐敗必然要侵犯人權。問題是，何以見得沒有選舉就一定沒有權力監督和製約呢？如果專製製度的高層統治者用他們“不受製約的權力”，專製性地製定出一套能有效監督、製約低層統治者，使之不能腐敗更不能侵犯人權，實現上述的“上下夾擊”從而使大多數人“人權”起來，這個專製政權就完全可以“長治久安”。根本的原因就是：民眾的要求很有限，就是人權這一樣東西。侵犯民眾人權的人，基本上隻是基層的掌權者，而不是高級官員。即使是皇帝，自身很腐敗的皇帝，也能完全製止基層小官的腐敗。隻要縣以下的官員清廉且正派，人民的絕大多數就幸福了。若皇帝也不腐敗，那當然更好。共產黨高層這樣的“皇帝”，有條件比古代任何皇帝都清廉。
王朝製度下，皇帝一人獨大，一代一代傳下去，不可避免地要腐敗、退化的。而以“黨組織”集體執政且定期輪換的一黨專政，可以避免這一弊病。如果這個執政黨能夠全麵落實它自己製定的一黨專政之下的憲法，那它就有了“萬歲”的可能性。不過到一定的時候，這個黨自己就會想變了。民主化是個自然的過程，就象春天到了，冰凍必然會融化一樣。前蘇聯、東歐事變，不是哪個“男兒”用錘子砸開了冰天雪地，也沒有哪個“男兒”能阻止溫柔的拂麵春風。
“過去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始終有兩個現象終沒有間斷過
━━“冤民上訪”和“欽差下察”，民眾和最高統治者都對地方豪強勢力深有體會，也就是說，自古以來就有“上下夾擊”的需要。這是人治社會的必有現象。冤民企盼“青天大老爺”，而欽差的任務和權力就是製約地方強權。在中共的曆史上，“欽差”派遣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特工隊”、“工作隊”、“工宣隊”、“軍宣隊”、“巡視組”等等等等，實際上都是對付不受製約從而趨向腐敗或異端的地方勢力的臨時的製約力量。但問題是，欽差一走，故態複萌。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欽差永駐”並且“永遠和人民心連心”，但久駐的欽差自身必會因權力過大而腐敗成新的地方強權。這是因為欽差是皇帝派來的，不是人民推選的。治本的辦法當然是民選，但民選一時做不到，就可以采取指標的辦法
━━ 人民無選舉權但有強大的監督、製約權。這就是“香港模式”，也是所有民主國家對占絕大多數的非民選公務員的監督製約模式。
━━“冤民上訪”和“欽差下察”，民眾和最高統治者都對地方豪強勢力深有體會，也就是說，自古以來就有“上下夾擊”的需要。這是人治社會的必有現象。冤民企盼“青天大老爺”，而欽差的任務和權力就是製約地方強權。在中共的曆史上，“欽差”派遣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特工隊”、“工作隊”、“工宣隊”、“軍宣隊”、“巡視組”等等等等，實際上都是對付不受製約從而趨向腐敗或異端的地方勢力的臨時的製約力量。但問題是，欽差一走，故態複萌。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欽差永駐”並且“永遠和人民心連心”，但久駐的欽差自身必會因權力過大而腐敗成新的地方強權。這是因為欽差是皇帝派來的，不是人民推選的。治本的辦法當然是民選，但民選一時做不到，就可以采取指標的辦法
━━ 人民無選舉權但有強大的監督、製約權。這就是“香港模式”，也是所有民主國家對占絕大多數的非民選公務員的監督製約模式。
“政治改革”的目的，最主要就是實現對公共權力的製約，最佳的製約方法是“分權”。歐洲的民主製，在其“黑暗的中世紀”就奠定了“分權”的基礎
━━ 教權和世俗政權分開，由教會和國王分別掌管。國王掌握著巨大的財富，容易腐敗，但教會能製約他。同時教會人員，包括教皇自己，卻財富有限，其教義，也就是對上帝的信仰，禁止他們腐敗。這就是一種“三權分立”
━━ 上帝之權、教會之權和皇權 ━━ 或者分別叫做“信仰權”、“法製權”和“行政權”。發展到後來，便自然地延續為憲政民主製度的三權分立。中國曆史上宗教的勢力很小，對皇權無製約作用，因而皇權一方獨大。
━━ 教權和世俗政權分開，由教會和國王分別掌管。國王掌握著巨大的財富，容易腐敗，但教會能製約他。同時教會人員，包括教皇自己，卻財富有限，其教義，也就是對上帝的信仰，禁止他們腐敗。這就是一種“三權分立”
━━ 上帝之權、教會之權和皇權 ━━ 或者分別叫做“信仰權”、“法製權”和“行政權”。發展到後來，便自然地延續為憲政民主製度的三權分立。中國曆史上宗教的勢力很小，對皇權無製約作用，因而皇權一方獨大。
“權力製約”的基本原理很簡單：兩個人勾結起來幹壞事比單獨一個人幹壞事要困難，如果再加上存在對這兩個人有精神和心理方麵的約束條規和信仰，則幹壞事的自由度就更小。行政權的掌握者管理社會實務，貪汙腐敗的機會很多，對他們的約束來自於宗教權或法律權。如果沒有這約束，則必然貪汙腐敗。中國的帝王們和歐洲的帝王們最顯著的區別是：中國帝王享受美女的權力極大，而歐洲帝王則必須遵循基督教的一夫一妻製，越軌也隻能是小規模的。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分權之說。“一元化領導”反對的就是分權呈現的“二元化”或“三元化”領導。
這個差別的影響非常大。“食色性也”，兩者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必須條件。而對權力者來說，色的耗費遠比食的耗費要大得多。“十個貪官九個花”就是這個道理，“貪”則有“花”，“貪”是為了“花”。回看中國曆史，會發現“性荷爾蒙是社會變動的最巨大的動力之一”，“傾國傾城”之說，既是樂徹心肺也是痛徹心肺的經驗總結。滿清皇帝在他們的後宮裏“翻牌子”，如果是現在這種社會風氣，他們肯定會想要“在全國範圍內翻牌子”。後來歐洲的崛起和中國的衰敗和統治者的“色墮落”程度的差別絕對有關係，這墮落的程度又和“一元化”的程度成正相關關係。而製約離不開權力的多元化，即“分權”。
“黨內司法分立”其實就是為“香港模式”打下基礎。在地方行使獨立權力的司法隊伍，不具備行政官員的行政職權，它隻管死守法律原則，執行司法權。這種不涉及政務的司法機構，腐敗的可能性小得多；不受同級地方官員的領導，則司法隊伍就能充份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權力，保證法律事務的公平、公正和公開。如此，則民眾上訪企求“青天大老爺做主”的現象就會消失，“中國夢”就登上了一個製高點。法學博士習近平如果開創了“黨內司法分立”的先河，其成就不是一千張法學博士學位證書所能比擬的。
當然，司法人員的素質，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麵。歐洲的教皇如果自己墮落，則無法製約國王。如果教皇和國王勾結，則形成了“一元化領導”，分權便流於形式。司法腐敗就必然要和它所製約的權力同流合汙。上麵例子中的村民就得不到公平正義。這不是一個輕而易舉就能解決的問題，公共權力廉潔化需要一個過程。不過，比起一般黨政部門，司法人員的廉潔化有它的特點
━━ 黨政人員接受的是“政治思想”教育，而司法人員還接受專業性的“職業道德”教育。公正廉潔是司法人員的職業操守，是對他們的業務要求。這方麵的教育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進行，並且多數都很成功，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方法可供參考借鑒。同時，對執法犯法問題製定更加嚴明的處理規定和法律，采用更嚴格的保證隊伍純潔化的清理標準。現在中國的司法隊伍，以受過完整、正規的專業培訓的職業司法人員為主體，在不受法外幹擾的情況下，整治起來的難度應該不是很大。當然，信仰是最根本的。以什麽樣的的信仰培養司法人員呢？宗教肯定不行；馬列毛主義好像早已不奏效了；唯有以“孔孟二十二字”為標準而建立的普世價值。
━━ 黨政人員接受的是“政治思想”教育，而司法人員還接受專業性的“職業道德”教育。公正廉潔是司法人員的職業操守，是對他們的業務要求。這方麵的教育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進行，並且多數都很成功，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方法可供參考借鑒。同時，對執法犯法問題製定更加嚴明的處理規定和法律，采用更嚴格的保證隊伍純潔化的清理標準。現在中國的司法隊伍，以受過完整、正規的專業培訓的職業司法人員為主體，在不受法外幹擾的情況下，整治起來的難度應該不是很大。當然，信仰是最根本的。以什麽樣的的信仰培養司法人員呢？宗教肯定不行；馬列毛主義好像早已不奏效了；唯有以“孔孟二十二字”為標準而建立的普世價值。
共產黨有那麽大的權力，進行上述的行政改革以建立起黨內分權的“條條治理”，是不難的事。然後，在這種權力架構之下，認真落實憲法的實施，也不是難事。最難的事，莫過於取消言論箝製，讓人說話。毛澤東說過：“讓人說話，天不會掉下來。”但事實證明他根本沒有做到。習近平也說：“共產黨要經受得住最尖銳的批評。”那就讓事實來證明吧！其實，共產黨最該被批評的地方就是它不讓人批評。批評者的下場都很慘。但壓製批評的人，到頭來，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因為他得不到真實的信息。
一人一票的民主提供的是“主動人權”，它使民眾能參與社會管理；法治提供的是“被動人權”，它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從現在起到未來幾十年內，對中國人來說，法治比民主重要。中國的民眾不大會在乎選舉這“主動人權”，同意讓共產黨“替他們做主”。（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當官的要為民作主”的口號，它的本意應該是“當官的替民眾執行國家主人的職責”，但實際上是“當官就是做人民的主人”。）民眾非常在乎的是他們的“被動人權”，說白了，不受人欺侮就行。就是說，存在有這麽一條思路：中國可以暫且沒有選舉的民主，但一定要有嚴格的法治。如果習近平班子接受這一思路，它便可以進行上述的行政改革。一旦改革成功，一黨專政之下，未來幾十年中國的長治久安是能夠保證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就要修改。關鍵的修改就是實事求是，刪除無法兌現的“漂亮話”，如第三條的“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就應該更改為：所有這些（吃皇糧的）官員由共產黨任命。人大的沒有產生官員的權力，隻有監督和彈劾權。如此則人大就不是花瓶和橡皮圖章了。這是事實，說得清楚明白，才顯得光明磊落。不“吃皇糧”的官員，如村級、街道幹部，則由村民、居民直接選舉。這種僅僅在基層進行民主選舉的尷尬之處在於：民選的“小官”要服從上級任命的“大官”的領導。尷尬必然會有矛盾，有問題，但這種選舉不可廢除，就讓它在尷尬中行進，因為對最易無法無天的基層，這種選舉畢竟是有其積極作用的。
憲法還得明確提高私營經濟的地位，使之能和國營經濟享受平等的待遇並在平等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競爭。
憲法中最好能明確宣示一黨專政非長久之計，在時機成熟時，可以實行多黨競選製。但現在要中共作此宣示，是強其所難。這需要耐心等待。還是那句話：“民主是個水到渠成的事，不必拔苗助長。”滿清末年，製定了一個進行改革、實行憲政的時間表，但太晚了。而今日的中共，有著充裕的時間。甚至於，“永不變色”是有可能的，條件是：完善人權狀況。
說到人權問題，不得不提及美國社會的一個獨特現象
━━ 允許私人擁有槍枝。這反映了美國良好的人權狀況 ━━ 如果人權狀況不好，擁槍者就會是陳勝吳廣。尤其是美國這樣的國家，人群成份非常複雜，有來自幾乎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移民，種族、文化的區別非常之大，貧富懸殊也很明顯，但就是沒有陳勝吳廣現象，有槍也不造反，根本原因就是人權問題解決得好，沒有人覺得“被欺侮”或“有冤無處申”，也沒有“上訪”現象。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家有一個嚴格、完善的法治係統。
━━ 允許私人擁有槍枝。這反映了美國良好的人權狀況 ━━ 如果人權狀況不好，擁槍者就會是陳勝吳廣。尤其是美國這樣的國家，人群成份非常複雜，有來自幾乎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移民，種族、文化的區別非常之大，貧富懸殊也很明顯，但就是沒有陳勝吳廣現象，有槍也不造反，根本原因就是人權問題解決得好，沒有人覺得“被欺侮”或“有冤無處申”，也沒有“上訪”現象。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家有一個嚴格、完善的法治係統。
法治嚴格、完善使得人權有保障，於是，有槍也不做陳勝吳廣。同時，有槍又給人權多了又一層的保護
━━ “槍杆子裏麵出人權！”━━ 一個人手裏有了槍，惡人就不敢侵犯他的人權。不管強者多麽地強，都不能有恃無恐地欺侮弱者，因為再弱的人，被惹惱得忍無可忍時，開槍殺人總是不難的，兔子急了還咬人呢！強者再強也防不勝防。可見，美國社會存在著這麽一種態勢：武裝起來的人民大眾，引而不發地威懾著任何可能侵犯人權的黑暗勢力。盡管私人擁槍有它的弊病，此處不詳細討論，但其積極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 “槍杆子裏麵出人權！”━━ 一個人手裏有了槍，惡人就不敢侵犯他的人權。不管強者多麽地強，都不能有恃無恐地欺侮弱者，因為再弱的人，被惹惱得忍無可忍時，開槍殺人總是不難的，兔子急了還咬人呢！強者再強也防不勝防。可見，美國社會存在著這麽一種態勢：武裝起來的人民大眾，引而不發地威懾著任何可能侵犯人權的黑暗勢力。盡管私人擁槍有它的弊病，此處不詳細討論，但其積極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人權保護住了，社會就穩定，因此，公共權力除正常執法之外，不需要刻意地在花心思去維穩，沒有人振振有詞地喊“穩定壓倒一切”這口號。美國不怕有槍的“兔子”咬“人”，因為沒有要吃“兔子”的“人”逼著“兔子”咬“人”；中國害怕有菜刀的“兔子”咬“人”，是因為有要吃“兔子”的“人”在逼著“兔子”咬“人”。在兔子的心目中，這“人”其實是“豺狼”。因此，關鍵是要把“兔子和豺狼的關係”改變成“人和人的關係”，具體的做法是：讓雙方享受同等的人權，雙方便成了平等的人了。
如果給每個中國人都發一支槍，中國能否就和美國一樣了呢？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不行！”，都會立即想到：“陳勝吳廣！”。別說槍了，連購買菜刀有時都要限製。問題的根本在於從根本上消除產生陳勝吳廣的土壤
━━ 隻要不感到自己的人權被侵犯，僅僅是貧窮，陳勝吳廣們即使有槍，也不會造反的。人活的就是一口氣，有人權，氣就順。
━━ 隻要不感到自己的人權被侵犯，僅僅是貧窮，陳勝吳廣們即使有槍，也不會造反的。人活的就是一口氣，有人權，氣就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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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殺進來了
日本核災難引發出各種聯想，朝鮮的核問題自在其中。但人們擔心的隻是意外事故，極少會想到最可怕也最不引人警覺的蓄意的罪惡行為，那就是，朝鮮當局以核威懾為依仗，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武裝進犯。
假設如下的場景：
201X年X月X日X時X分，朝鮮中央廣播台宣布，偉大的朝鮮人民在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下，完美實現了核武器運載導彈的實戰能力，並已高度隱蔽地部署了幾百枚核導彈，射程在1500公裏的範圍內，可以隨時痛擊任何與朝鮮人民為敵的敵人。
五分鍾以後，中國邊境城市丹東突然遭到猛烈砲擊，全城一片火海。二十萬朝鮮人民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分數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舉攻克了中朝邊境沿線的中國邊防要塞和邊境城市。幾十萬中國邊防軍措手不及，潰不成軍。就在同時，原本集結在朝鮮中、南部，貌似對付美韓的一百萬軍隊和二百萬民兵，迅速揮戈北向，數日之內，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占領整個中國東北，直逼山海關。朝鮮軍隊的戰鬥力之強，遠超過二戰時的德國和日本，尤其是它的十幾萬特種兵，一個個都是可怕的機器人殺手。這得歸功於長期堅持不懈的從難從嚴的軍事訓練和高度革命化的政治思想工作。
突襲開始幾分鍾後，朝鮮電台又宣告：“滿洲自古以來就是朝鮮的領土，幾千年來，朝鮮的高度文明帶動了中國曆史的發展，但中國人忘恩負義，長期占據朝鮮的領土，搶奪朝鮮的資源，奴役朝鮮人民。尤其是竟將１９５０年朝鮮人民為拯救中國免遭美國侵略而作出的巨大犧牲說成是“抗美援朝”。並且，中國共產黨徹底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金日成主體思想和毛澤東思想，走上了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現在，站起來的朝鮮人民同仇敵愾，在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下，誓為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收複神聖的領土而戰鬥到底。朝鮮人民軍的幾百枚核導彈已對準了中國的北京、上海、天津、濟南、南京、杭州、廣州、深圳、香港等中國沿海大城市和幾十座核電站，同時也瞄準了首爾、東京等韓日心髒部位。隻要中國軍隊膽敢反擊，核戰爭就立即開始。我們打不起持久的常規戰爭，隻能打核戰爭。中方必須停止抵抗，立即簽訂和平協定，將滿洲歸還朝方，以長城為界。否則，朝方將會隨時發起核打擊。協定一旦簽署，朝方將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而眼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朝鮮人民戰勝敵人的無敵法寶。如果其他國家膽敢幹預，首爾和東京等人口密集點將會淪為廢墟。二千多萬朝鮮人民已做好了和敵人作一比十的性命拚搏，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的準備，等待著敵人的是徹底滅亡的命運。”
數日之後，中國軍隊開始反攻，拿下了最接近山海關的一座縣城。朝軍撤出該城後，立即對之發射一枚小型核彈，城中幾十萬中國軍民剎那間魂歸無涯，在北部靠近內蒙古的另一城市，朝方也如法炮製。
全世界一片怒吼，群情沸騰，億眾一心，聲討朝鮮當局的罪行。但中國政府卻進退兩難。常規武器的力量不足以進行閃電式一次性外科手術式打擊將朝鮮核基地掃滅，因而不可能阻止對方在核彈被摧毀之前升空飛向中國沿海，其後果是無法承受的。美國的常規武器也做不到這點，並且也更怕被摧毀的核武器本身發散的核輻射給地球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更主要的是，你們兩個共產黨打起來，我美國即使不幸災樂禍，也不會趟這淌渾水。反正美國不動手，朝鮮是不敢主動向韓、日、美進攻的，它的核彈也根本夠不著美國本土，並且和美國對抗也不是朝鮮的利益所在。現在已經很清楚，朝鮮的利益所在就是中國的東北，與美、日、韓根本無關。其搞核軍備的目標，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對準美、韓、日隻是幌子而已。所以美國不用擔心，可以袖手旁觀。中國若使用核武器，或許能奏效，但那就是大規模的核戰爭了，結果隻能是中、朝、韓玉石俱焚，全人類也被殃及。投鼠忌器，動不得。很快地，聯合國、美國、歐洲，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方麵口頭上譴責朝鮮，另一方麵更向中國施壓━━和朝方媾和。他們的想法幾乎是一致的：“不就是你中國丟掉點領土嗎？全世界為何要跟著你遭殃？再說，朝鮮核軍備的形成，你中國就沒有責任？當初你中國要是立場明確、態度堅決、行動積極，不存在利用朝核和西方暗鬥的用心，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局麵。養虎成患，自食其果，現在隻有請你中國付出點代價了。全人類的生存比你中國的一塊領土重要得多。”━━讓中國斷掉東北這條臂膀而大大削弱，全世界不高興的國家大概不會有幾個。
俗話說，軟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臉的。衣食足，知榮辱，餓得奄奄一息之人，很難顧得上要臉。此時是十月，冬季即將來臨，而朝鮮今年的糧食收成糟透了，到不了明年春天，將會有大幾百萬人凍餓而死，能不找出路嗎？餓了半個多世紀，如今已是日暮途窮，國民體質的慢性衰退已逐步威脅到民族的存亡，隻有占領中國東北這個大糧倉，才是唯一的出路。本來，對中國的攻擊應選擇更好的時機，比如，當台灣海峽出現嚴重事態，中國和美國對峙起來而世界輿論對中國缺乏同情時，正是再玩一次“朝鮮救台灣”戲目的好時機。但現在等不及了，朝鮮人民必須立即奔向天才的偉大領袖早就規劃好了的覓食方向━━去中國的東北大吃特吃，因為那兒大有其可吃。幾百萬飢腸轆轆的軍民，餓狼撲食般地湧進東三省，殺豬宰羊、大快朵頤，許多人終於遂了有生以來的最大心願━━肉飯管飽。食飽之餘，搶劫、放火、殺人、強奸，大得其樂。發揚當年被日本人抓壯丁進入中國的“朝鮮鬼子”的傳統，━━
抗戰結束後曾聽過有人說，比起小日本鬼子，又高又大的朝鮮鬼子殺人更凶狂。
抗戰結束後曾聽過有人說，比起小日本鬼子，又高又大的朝鮮鬼子殺人更凶狂。
二，害國賊、賣國賊、愛國賊與民族同化
偉大領袖還為朝鮮民族勾畫了未來的美麗藍圖：對在滿洲的一億多中國人，製定了殺掉三千萬的定額指標。不是在一夜之間殺光，而是要有計劃、有步驟、有原則、有政策、有仁慈、有節製、細水長流地殺，以期收到最大限度的震懾作用。殺掉三千萬，安定三千年，剩下的一億左右中國東北人就會是隻求能做穩奴隸的奴隸群。這些奴隸的特點是，第一很勤勞、能幹，可用來種糧食、造武器；第二很善於忍辱苟活，能活下去就不會反抗。今天的中國人，是該國有史以來最為利欲熏心、道德淪喪的人群，出漢奸的比例會高出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期。要一個中國人投降，隻要餓他一天，然後一頓飽飯，最多再加慰安婦一次，十之八九都能搞定。這樣說的證據之一就是，今日中國貪汙腐敗，以權謀私者遍地皆是，都是和平時期的害國賊。普遍的規律是，和平時期有多少以權謀私的害國賊（包括向往著但尚未逮住機會去以權謀私者），外敵入侵時就有多少賣國賊，因為這兩類人在本質上是一回事，隻是在不同環境下謀私的方式不一樣而已；證據之二是，今日的中國，高喊愛國的人特別多，愛國的方式是撿最容易也最有利的活幹━━在和平時期向外國人“說不”，揪“賣國賊”。竟然不知道和平時期愛國者的最重要、最艱巨、也是最危險的任務，是和國內的“害國賊”鬥以維護國家和國民的利益。害國賊貪汙腐敗搞豆腐渣工程以致地震時校舍倒塌致數千學生慘死，家長們遊行示威聲討害國賊，竟有文豪出麵“含淚勸止”，理由是那會讓外國人知道，令家醜外揚，為國內外反華勢力張目，發展下去就是賣國賊。這種人以為愛國就隻是和外國人鬥，隻抓賣國賊，搜尋哪怕是不存在的賣國賊。即使賣國賊的人數、力量和對國對民的危害程度隻是害國賊的萬分之一，也不敢去管。━━
一個連文豪都對愛國如此地無知，甚至有意或無意地幫著害國賊將真正愛國者打成賣國賊的國家，一旦碰上外族入侵時，不大批量出現賣國賊才是怪事呢。尤其是那些因圖利、有賊心而“愛國”的“愛國賊”，到時同樣會因圖利、有賊心而跑在漢奸隊伍的最前列。
一個連文豪都對愛國如此地無知，甚至有意或無意地幫著害國賊將真正愛國者打成賣國賊的國家，一旦碰上外族入侵時，不大批量出現賣國賊才是怪事呢。尤其是那些因圖利、有賊心而“愛國”的“愛國賊”，到時同樣會因圖利、有賊心而跑在漢奸隊伍的最前列。
對朝方來說，殺人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將中國人徹底同化為朝鮮人更重要。同化的方式是關起門來，逼他們學朝語，抗拒者殺，逐步禁絕漢語，二十年後，滿洲可全麵朝語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族群的藩籬，人的族群意識是後天獲得的，最起決定作用的是母語，說哪族的母語，就會自認為是那族的人，就會有該民族的民族主義情感(包括對外族，尤其是最臨近的外族的仇恨)。族群意識的產生是以母語為載體的文化潛移默化的結果，人類民族主義這禍害就是根源於母語的歧異。否則，人類曆史上死於民族仇恨的人數要減少很多很多。語言朝鮮化後，滿洲大地上的年輕人都會自認是朝鮮人而充滿朝鮮的民族主義感情。再和韓國統一後，朝鮮民族便以擁有兩億人口，近兩百萬平方公裏土地的大國姿態佇立在東北亞。一向自信為黃種人中最優秀民族的朝韓民族終於揚眉吐氣，擺脫了基於長期被征服的自卑所致的逆反性自傲和躁狂，急不可耐地自我顯擺的欲望也會有所減弱，因為有了以事實向全世界宣示其民族優越特質的機會了。你別說，人家朝韓人還是有兩把刷子的。
母語決定民族意識，朝鮮人大概是受到了中國人的啟發。伯夷和叔齊、申包胥、關羽等等等等，千千萬萬可歌可泣的古代愛國主義者都不被後來的，包括現代的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們認真地當同誌看待，原因無它，就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對手操持同一種母語，漢語，所以，人們的潛意識中就不認為他們的鬥爭是“和外國人鬥”，不太符合許多人腦子裏的愛國主義定義。蘇武、李廣、文天祥、嶽飛等人是和當時不說漢語的外國人鬥，所以都是民族英雄。但現在，當年和嶽飛、文天祥鬥的侵略者的後代都被漢語同化了，所以有人提議不再把文天祥、嶽飛作愛國主義者看待。元朝的最高統治者雖未漢語化，但對占其奴民絕大多數的漢族人還是得使用漢語對話，加上其它因素，元朝被漢人接受了。於是，現代中國人居然不認為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最功勳卓著的民族英雄，反而成吉思汗這個殘殺和迫害中國人的祖魔王竟被說成是“一代天驕”。吳三桂降清被定性為賣國，是因為當時滿人未說漢語，是外族；其之後不多久的施琅降清，就被認為是促進民族統一的愛國者了，因為那時清統治者已開始使用漢語，漢族民眾對滿人的異族疏離感逐步淡化了。到得1931年的九一八以後，東北的滿族人並沒有為他們的獨立出中國而雀躍，因為他們的滿族人意識已隨著漢語成為母語而基本消亡。所以，朝鮮占領中國東北後，隻要強行普及朝鮮語，使得中國人尤其是兒童和年輕人不知漢語為何物，隻要兩代人的時間便可大功告成。
朝鮮人還有理由嘲笑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愚笨。漢人占那麽大的優勢，竟然沒能在語言上同化所有的少數民族。隻要稍微給少數民族一點優惠，不需要任何強製性手段，就可使少數民族在語言上漢化，因為少數民族本身也無可奈何地產生漢化的需求以提高他們族人的文化素質，否則，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甚至連初中教材也編不出來。既然不願意讓少數民族獨立去英美化，那就得幫助他們迅速漢化，否則，他們的前途何在？當今，全球大多數民族，包括很發達的歐洲非英語民族，早遲都麵臨著為發展而不得不語言英美化的問題。語言統一是人類未來的必然趨勢。中國的民族政策看上去冠冕堂皇、仁義道德，其實是嚴重阻礙著少數民族的發展，也使得少數民族的離心離德成為長時間解不開的死結。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沒有采取任何強製性手段，就使得其土著居民早就在語言上融入了主流社會。原因之一是自由遷徙的製度，生計的需要導致的人口自由流動，自然會使少數族裔在語言上被迅速同化。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化、意識、情感等心理元素一旦同一，異族疏離感導致的對立意識也就消除了。（離題有點遠了。）
三，總結教訓
全中國一片鼎沸，抗戰情緒激烈高昂。但同時也觸發了強烈的對中央和軍方的不滿情緒。有人指責軍方情報不靈，麻痹大意。軍方的解釋是：朝方以抗擊美韓、實現南北統一為煙幕進行備戰，一會兒擊沉天安艦，一會兒炮擊延坪島，對六方會談虛與委蛇，出爾反爾，一旦中方施壓，就立即暫時收斂。說進就進，說退就退，玩弄全世界於股掌之上。我們完全被麻痹住了。最主要的是，將目標從針對美韓轉變為針對中國，可以是僅存於其最高領導人一個人腦子裏的意念，不需要讓第二個人知道，也不需要有任何會導致暴露的特別部署，隻是一個軍隊行進方向的問題。朝鮮就那麽點大，一切準備就緒後，是向南還是向北，隻取決於最高統帥最後一分鍾的一聲口令。因此，事先毫無蛛絲馬跡可尋。未能將“兵者，詭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類的經典軍事理論和實際相結合，這方麵我們得負軍事責任。中央也作出總結：最大的教訓是，我們明白了，所謂“鮮血凝成的友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類的標語，從來都隻是被玩弄的口號。我們沒有認真分析過朝鮮發展核武器的真實圖謀，沒有思考過朝鮮的真實利益和他們最終的出路所在，低估了困獸猶鬥時的智商和能耐。朝鮮領導人頑固拒絕改革開放，以致日暮途窮，鋌而走險，自取滅亡。這就堅定了我們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包括政治上改革開放的決心。
還有不便明說的一點是，朝鮮最高領導人恐懼自己的結局會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伊拉克的薩達姆一樣，所以寧可孤注一擲，挾持朝鮮兩千多萬人民的身家性命，做起了“核流氓”。如此，核威懾就隻對單方麵有效，對不要命的那一方無效。由恐怖分子掌控的沒有 “恐怖平衡”的核恐怖是最恐怖的。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一個核小國居然能和一個核大國，和全世界，玩起了核威懾的遊戲，並且是己方占大便宜還令對方吃大虧且無可奈何，赤腳的不怕穿鞋的，手法實在是高超。剛出茅坑的屎殼郎飛進宴會廳，看你拿它怎麽辦。
有人建議立即遷都西南，但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站在戰場的前沿，和全國人民共同戰鬥，絕不後退。呼籲全國人民保持鎮靜，抓革命促生產。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世界上最悲壯，（請恕直言，也是最不吉祥）的國歌聲，在中華大地上不絕於耳。但同時，物價飛漲，人心惶亂，治安惡化，不滿滋長，叫罵之聲充斥於街頭巷尾，“階級敵人蠢蠢欲動”。並且，四周的邊防線上也出現了烽火，台海、南海等處也有了風吹草動。形勢越來越嚴峻，動亂隨時會發生，“維穩”倒是真的成了該“壓倒一切”的任務了。但問題在於，“維穩”是有代價的，尤其是不以“維憲”、“維權”治本的“維穩”，代價極高，“穩定壓倒一切”必然會轉化為“穩定壓垮一切”。燃眉之急是，外患不除，必無寧日，安內必先攘外。更何況，對外戰爭本來就是解救內部危機的靈丹妙藥。
那就賭一把吧！寄僥幸於朝方的核力量實際遠沒它吹噓的那麽強大，也寄僥幸於朝方缺乏偵察在海麵低空飛行的導彈預警係統，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幾十枚核彈和幾百枚常規導彈從海底的潛艇上飛向朝鮮的導彈發射基地……。
本作者一身冷汗。眼一睜，原來是噩夢一場。然而，並無通常噩夢醒來時恐懼頓失的輕鬆感。因為這噩夢成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結果太可怕了。大概現在我們還可以慶幸朝鮮的核武器還沒有達到實戰的水平，立即亡羊補牢，未雨綢繆，還來得及。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有的核國家，發展核武的目的都是以核威懾作為防禦手段，但朝鮮不一樣，其出發點是進攻性的，以核威懾的流氓手段要挾中國，以挽救它行將滅亡的命運。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全世界的華人和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立即行動起來，采取措施，阻止朝鮮擁有核軍備。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介意，這可能會使你們稍有難堪，但也有可能說了你們想說又不便說的話。反正，一旦本作者不幸而言中，發生的是貴黨所不願見到，並且也非常棘手的事。你們能堅信本文的擔憂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也沒有？這是值得貴黨最高領導人思考的問題，重擔在身，望切切慎之。相信貴黨總有一天能夠使自身的道德、智慧、勇氣和襟懷等多方麵的素質達到更高的高度，讓全中國大多數人不但愛國，也愛黨，那就離“偉大、光榮、正確”不遠了。
四，孔夫子和普世價值
本文隻是拋磚引玉，希望所有認為本文內容有傳播價值的朋友們行動起來，以各種方式，如網頁、電郵等各種可能的信息工具，或傳遞本文，或發表有關見解，展開討論。任何個人或媒體均可轉載、轉發、評述、反駁和批判。（隻是請勿對本文作任何文字、內容上的修改。）要大張旗鼓地奔走吶喊，設法盡早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國軍方高層的注意，一旦做到，問題就近於解決了，因為當代的肉食者們絕非無謀之輩。
需要提醒的是，想直達“天聽”，並不容易，其原因是言論箝製的主持者往往自身也正是言論箝製的受害者，“聖聰”的自我蒙蔽是專製製度的特色。光屁股遊街的皇帝以為自己穿著最美麗的衣服，餓死人了還說形勢大好，類似例子的實質都是言論箝製者自嚐苦果。兩千多年前春秋時鄭國的商人弦高以其盡匹夫之責的精神彌補了當政者信息不靈的缺陷，這一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還需要。本文的目的，一是提醒中國方麵作好準備，二是希望能驚動朝鮮方麵，使之發現中國人已開始警覺便知難而退，就和當年秦兵襲鄭一樣。所以本作者才想出“潑撒”本文的拙笨之法。務請誌同者鼎力相助。本作者幻想著發生如下的一幕：中國最高領導人將本文翻印成朝鮮文，親手交給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方瞄了幾行後便將之揉捏成團，扔進了垃圾簍。然後和中方領導人對目一視，相顧而大笑，並肩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的中朝友誼廳。盛大宴會開始。工作人員麵臨著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別讓屎殼郎飛進宴會廳。這其實不用擔憂，方圓二十裏之內的茅坑數日之前都已被城管隊給封了。
本作者希望有相反的見解出來挑戰。害怕對手亮劍，就不是男子漢大丈夫，隻是鄙劣、猥瑣的小人或弱者。這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共識，也算是“普世價值”的內容之一吧！古今中外有許多文藝作品，都讚頌過以不讓對手亮劍為恥辱的豪俠、勇士。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雖說隻是“省級幹部”，但敢於直麵全台灣近一半的聲勢浩大的反對者的冷眼與嗆聲而不慍不怒，從容大度，是何等的氣概和胸襟？政治家如是，才不失大丈夫本色。不用避諱的是，中國高層接班人的世襲化已成定局。對此局麵抨擊的同時，應考慮到問題的反麵━━這或許是中國民主化的一條蹊徑━━貴族接班人的氣質逐代高貴化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因為中國的前途隻決定於這個極小的貴族群體。（這一觀點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的，以後再說吧。）這一小小群體的成員的個人素質，包括道德、良知、襟懷、膽識等決定著未來的政治走向。以政治行為判斷政治家的個人品質，早就是現代社會的意識潮流了。譬如，文字獄曾被認為是統治者叱吒風雲的氣魄，但現在，已經是卑劣怯懦的標記而為人所不齒了。一旦光明磊落做人的榮譽感滲透入當權者的良知，他們就一定會以不讓對手亮劍為恥，以違背承諾為羞。做人要麵子，越是大人物，名聲越重要。於是，他們就會以兌現他們祖輩早就信誓旦旦許下的諾言為己任，為光榮。這承諾就是━━
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這不是想入非非，而是人性進化的必然。不要以為貴族世家的優越境遇隻能培養紈絝子弟，不總是如此，尤其是現代的注重教育的顯赫家庭，基本不是如此。在培養下一代的純真、高尚、襟懷、氣度、自信和領袖能力等方麵，顯赫的家庭其實能提供最理想的溫床。這種家庭的兒童和青少年們沉浸在貌似善、美、和諧的拱圍之中，遠比平民百姓更絕緣於社會的醜惡。即使顯赫的長輩男盜女娼，他們在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也必然是道貌昂然的。一切都戴著假麵具，但幼小者識不得，信以為真，假作真時真不假。遠離“醬缸”的條件打下了道德高尚的基礎。待到開始接觸社會時，品格和個性已經基本定型。這種極具可能性的“貴族高尚化”對中國未來的影響絕不可小覷。
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這不是想入非非，而是人性進化的必然。不要以為貴族世家的優越境遇隻能培養紈絝子弟，不總是如此，尤其是現代的注重教育的顯赫家庭，基本不是如此。在培養下一代的純真、高尚、襟懷、氣度、自信和領袖能力等方麵，顯赫的家庭其實能提供最理想的溫床。這種家庭的兒童和青少年們沉浸在貌似善、美、和諧的拱圍之中，遠比平民百姓更絕緣於社會的醜惡。即使顯赫的長輩男盜女娼，他們在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也必然是道貌昂然的。一切都戴著假麵具，但幼小者識不得，信以為真，假作真時真不假。遠離“醬缸”的條件打下了道德高尚的基礎。待到開始接觸社會時，品格和個性已經基本定型。這種極具可能性的“貴族高尚化”對中國未來的影響絕不可小覷。
這是一種自然界中無處不在的自動反饋機製：專製的非道德性導致特權世襲，世襲者因特權而境遇優越，境遇優越有助於繼承者的道德淨化，道德淨化必然導致非道德的專製的結束。任何自動控製係統都離不開反饋機製。一個過程啟動後，其本身能產生使該過程趨向停止的動因，是反饋的基本原理。（反饋，顧名思義就是“反過來贈送回去”。）最典型的例子是抽水馬桶的工作原理。出水導致出水口蓋降落，關上出水口而停止出水，同時又導致浮球下落，打開進水口開始進水；進水的增加使浮球上升最終關上進水口，停止進水。簡單地說，出水作為原因產生了出水停止的結果，進水作為原因產生了進水停止的結果。原因和結果，一個爆發，一個響應，最後回到原位，“因果爆應”是也。從爆到應，借助了扳手、杠杆、浮球、閥門等等機械設備和人力、重力、水的衝力、水的浮力等等的機械力量的共同參與。專製製度是人類曆史的一個階段，它也有一個從“爆”到“應”的通過反饋機製的自動過程，其中參與的因素就更是錯綜複雜的了。但是，再複雜，有“爆”總有“應”。不過，這過程有長有短，不能拔苗助長。水箱“爆應過程”的主要運動是水向下流，社會製度的“爆應過程”的主要運動是道德的提升，尤其是統治者的道德提升。
有人說，在中國，這提升過程必然會受到西方民主的價值觀的影響，隻是中國人的心肺肚腸裏天生就難以吸收自由、民主之類的油鹽醬醋。錯了！自由、民主等等，都是人權的內容，而人權是“普世價值”的核心，而“普世價值”的奠基人，不是西方人，是三千年前中國的孔子。他給普世價值製定出最科學、最智慧、最簡明，因而也是最權威的標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孔八字”。它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就這麽簡單，因為“普世”就得“普及”，普及就必須簡單。譬如，你不願你的言論自由被人剝奪，你就不要去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你不希望被別人利用言論自由無理攻擊，你就不要利用言論自由去無理攻擊別人；你不希望別人用暴力強行製定“無理攻擊”的標準，你自己就不要以暴力強行製定“無理攻擊”的標準。那怎麽製定呢？由“大家”製定，“大家”意見不統一呢？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憑暴力強製多數呢？那他們就是沒有良知去設想自己被別人施加暴力時的感受，違背了“普世價值”的“孔八字”原則。他們本來會爭辯說，“普世價值”是“西方那一套”，但現在應該明白它是“中國那一套”，中國的孔子奠定的那一套。
可見，由“孔八字”發端的“普世價值”是中國文化裏至今仍然高聳著，並將永遠高聳的一盞照亮人類文明之路的燈塔。它應該比“四大發明”更令中國人驕傲、自豪。可惜後代子孫們守著這巨寶而不自知，所謂“燈下黑”吧！“仁義道德”、“君子小人”這類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概念，正是普世價值觀念的引申，經過適當的去蕪存菁之後，仍然應該是人類現代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紛爭中的“關鍵詞”。人們常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但未見有能道其詳者。其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孔八字”，就是中國文化精髓的範例。海外建起那麽多“孔子學院”，如果不知道向全世界宣教這“孔八字”和以之為基準的“普世價值”，那它的教學大綱就一定是道三不著兩。但願聳立著的孔子塑像能使天安門從“世界革命的中心”變成“人類文明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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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再談朝鮮武裝突襲中國的可能性
本作者2011年四月初在博客上發表了題為《朝鮮武裝突襲中國的可能性分析》一文，(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880996.html) 或 (http://blog.51.ca/u-256611/?p=4)，並且同時使用電子郵件送達一些與中國軍政領導有關的方麵。目的是提醒他們作好防範的準備。種種跡象表明，中國高層已有所觸動，並有所行動。
第一個跡象是天安門廣場剛豎立不久的孔子雕像突然在十多天後被移除。如果不算牽強的話，這當與本作者上文中提及的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八字箴言”是衡量當今世界風行的普世價值的最佳標準的觀點有關。這種“普世價值源於中國”的說法必然導致對孔子學說的新的疑慮
━━ 難保它有朝一日它不會成為普世價值的突破口。因此，孔子像在天安門前的位置問題就需要重新慎重考慮了。
━━ 難保它有朝一日它不會成為普世價值的突破口。因此，孔子像在天安門前的位置問題就需要重新慎重考慮了。
第二個跡象是金正日突然在一個多月後訪華。不同尋常之處是，這回他自己主動提出朝鮮半島無核化，恢複六方會談的問題。很有可能是中方以某種方式向他作出了警告。金正日便前來表白其心跡，示忠的同時順便再哼點施舍。
第三個跡象是，其後，六月份中國國防部長訪問新加坡時，作了極為罕見的警告性發言，要朝鮮別玩弄核冒險。這意味著中方已意識到朝核對中國的威脅了。
第四個跡象是，2011年五月初，香港被稱為“半體製內”的鳳凰網站報導說美方估計解放軍在東北有20萬兵力，目標是應付朝鮮突發事件。個中含義頗耐人尋味。
第五個跡象是，今年（2013年）年初，朝鮮虛張聲勢地發起核戰爭叫囂後，外媒就報導“中國軍隊壓向中朝邊境”，“中國軍隊可在兩小時內進入平壤”
……，並聲稱消息來源於中國軍方。如果這是真的，表示中方進一步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三月份，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比過去更嚴重的製裁決議上簽了字，不留情麵，也很能說明問題。
……，並聲稱消息來源於中國軍方。如果這是真的，表示中方進一步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三月份，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比過去更嚴重的製裁決議上簽了字，不留情麵，也很能說明問題。
以上的跡象及說明什麽問題，當然都需要進一步證實。可能會有人嘲笑本作者：“你以為你是誰？能造出這麽大的驚動？”這嘲笑當然有道理。但本作者的目的隻是提醒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高層，不可掉以輕心。肯定會有人覺得本作者的擔心不靠譜，因為一方麵是中朝雙方實力相差很懸殊，另一方麵是朝鮮人不可能如此無恥地忘恩負義。但是，事情不是這麽簡單。
總體來看，兩國的實力的確相去甚遠，但從東北的局部來看，這差別正好倒過來。朝軍的地麵部隊有一百多萬，其中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特種部隊，達十幾萬人。坦克兩千多輛，火砲近一萬門。而中方在東北隻有二、三十萬陸軍，武器裝備在數量質量上也不占優勢。並且，朝方這麽多年來一直在搞“先軍政治”，處心積慮地準備著隨時打仗，其軍隊的勇猛和戰略戰術水平，還有思想準備、後勤準備等等，都是中方遠瞠其後的。雙方對比，一個處心積慮，一個麻痺大意，一旦開打，會比二戰時蘇聯被德國突襲的形勢更糟。更且，中國軍隊的腐敗現象如果不根除，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對手。當然，朝方經不起持久戰，因為其後勤供應實在太糟。但也正因為如此，它必須快速占領中國東北的戰爭資源，如糧食、燃油、軍工設備等。占到了，就可以配合核威懾，長期堅持下去。
冷靜地想一想就會明白，朝鮮包括核武在內的強大軍備，不就在中國的家門口嗎？東北一隅的形勢就像是洞開的大門外臥著一條凶猛無比的餓狼，唯一的依仗是那狼的血盆大口不是對著這大門，而是對著相反的方向作隨時猛撲的姿勢。這門裏的主人相信它不會回頭猛撲，理由就是“鮮血凝成的友誼”和“我這門裏很強大。”這種疏於防範的心態是極端危險的。本人上一篇文章中強調要讓朝鮮的領袖知道中國方麵已有所發覺並將有所防範，同時也提到對方在還有生路而未絕望之前有可能知難而退。但本文要強調的是：若對方走投無路，而不得不以發動自殺性突襲尋求死路時，就會知難而進。因為威懾的意思是“你敢來，就叫你死！”但如果對方就是來找死的，你咋辦？人家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國那麽強大，也防範不住911的暴徒。所以，對中國來說，一旦出事，就是大災難。未雨綢繆，現在最該做的是配合國際力量，先將朝鮮的核武器給端掉。少了個核武器，災難就不會那麽慘重。
當然，朝方領導人會很清楚，找死的結果隻能是死。這也正是許多人覺得本人的擔憂不大靠譜的原因 -----有幾個人願意找死呢？但是，這找死的渴望是有可能出現的 ------ 一旦發現齊奧塞斯庫、薩達姆或卡紮菲式樣的結局不可避免，其最高領袖會束手待斃嗎？既然反正是一死，與其死得窩囊、死得恥辱、死得難看，何不死得壯烈、死得榮耀、死得光彩奪目呢？
這壯烈、榮耀和光彩奪目從何而來呢？從朝韓人對中國的民族敵視情緒而來。隨著過去兩個世紀中中國的衰落和韓國的崛起，朝韓人對中國人滋生出的鄙視使得他們對被中國統治上千年的曆史恥辱感日益強烈。這也正是近年來不斷有朝韓人要奪取中國古代成就為己有的心理原因。就連對朝鮮的核武器試驗成功，雖然明知它們有可能炸到自己的頭上，許多韓國人還是流露出歡欣鼓舞，這就是一種民族自豪感。朝鮮也有領導人說朝鮮的核武是朝韓民族的共同財產，這意思顯然是核武不是用來對付韓國的，是對付外族的，這外族不是中國，是誰呢？
和朝韓人稍事接觸，就會發現他們非常好勝，急不可耐地要顯示他們民族的偉大，而罩在這“偉大”之上的最大陰影是被中國統治的曆史。從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後的60多年來，中國的“抗美援朝”使得朝韓人對中國的仇視更深，恥辱感更強。所謂“鮮血凝成的友誼”隻是中方的自作多情。朝韓人的這種頑固的民族意識的最典型的代表不是別人，恰恰是金氏家族。受了中方付出幾十萬誌願軍將士的生命的天大的救命之恩，和長時期極為慷慨的上千億經濟救濟，卻一旦有機會就恩將仇報。夷平誌願軍的墳墓，抹殺誌願軍參展的史實，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在中蘇對立中站在蘇聯一方，攻擊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主辦奧運投反對票，等等等等。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受人之恩應有的感激之心，時不時顯現出一付活脫脫的無賴小人嘴臉。更能說明問題的是2012年對中國漁船的劫持，顯然沒有其最高領導人的授意是不可能發生的。受人家那麽大的恩惠還竟敢明目張膽，赤裸裸地欺負人家，世界上竟還有人無恥且膽大如斯，真是匪夷所思，不知依仗的是什麽。根源就在於，朝韓民族對中國民族的感情是“恨”而不是“愛”。為什麽日本侵華軍中的朝鮮兵比日本兵更凶狂，因為他們對中國，比日本人更多上一層曾經被奴役的仇恨和恥辱感。而日本人隻是強盜土匪，為謀財才害命的，並不是因為對中國人有什麽不共戴天的仇恨。
“鮮血凝成的友誼”隻能當笑話講。在外交上，“友誼”的概念並不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存在的隻有利益關係，和平共處隻是利益的需要。“友誼”是“友情”的另一種說法，而“情”是血肉之軀的生命之間，尤其是人之間，才會有的一種現象。國家雖然是人的組合，但人的組合不同於人。它沒有個體的人之間的那種感情，即使有，也多半是一瞬即逝的。就好比是村子之間，相互間若沒有衝突，則相安無事便是常態，沒有什麽“牢不可破”、“萬古長青”的友誼或友情。哪怕兩個村長之間是親家關係，也不意味著兩村之間有多深的情誼，因為“村”不是“個人”。國家之間的關係，密切的程度不會，也不必超出村之間的關係。
在“朕即國家”的專製社會，不同國家的“朕”和“朕”之間，若有了個人間的友誼，就會被說成是國家之間的友誼，盡管對老百姓來說，這友誼什麽也不是。中朝之間的“鮮血凝成的友誼”，最多隻是毛澤東和金日成個人之間的友誼，甚至，隻是毛澤東一廂的多情。“我為了救你，把兒子的命都丟了，你我之間不是情同兄弟嗎？”金日成心裏認這筆賬嗎？朝鮮的餓著肚子的老百姓認這筆賬嗎？中國人如果一定要認這筆賬，那你就隻管永遠地大把施舍就是了。
想想也好笑：過去的幾十年，中國媒體上經常會出現“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某某某”的字樣，諸如恩維爾·霍查，西哈努克，齊奧塞斯庫，本·布托等等
━━ 誰的老朋友呀？隻是“朕”的老朋友而已，確切地說，隻是“朕”以為的老朋友而已，為了感謝他們對“朕”的深情的甜言蜜語的歌頌和讚美，將老百姓的血汗錢財慷慨地賞賜給“朕”的馬屁“朋友”以顯示“友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們，現在你們在何方？你們這些騙子和我們這些傻子的“友誼”在何方？
━━ 誰的老朋友呀？隻是“朕”的老朋友而已，確切地說，隻是“朕”以為的老朋友而已，為了感謝他們對“朕”的深情的甜言蜜語的歌頌和讚美，將老百姓的血汗錢財慷慨地賞賜給“朕”的馬屁“朋友”以顯示“友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們，現在你們在何方？你們這些騙子和我們這些傻子的“友誼”在何方？
強烈的民族主義很難產生友情，卻極易產生仇恨和敵對。有朝一日，當金氏王朝近於覆滅時，對中國發起自殺式攻擊的首要動因就是這民族主義滋養出的仇恨。驅動百萬如狼似虎的軍隊撲向中國，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一切手段，把中國砸個稀巴爛後以身成仁，如此則會成為朝韓曆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無比的壯烈榮耀。別指望朝韓人民會深明大義地譴責這種侵略和恐怖主義行徑。不會的，因為民族主義並不一定代表正義，它可以是人性中醜惡因子的隱蔽的藏身地和最危險的爆發窗口。朝韓民族強烈渴望著發泄其上千年對中國的深仇大恨，他們太需要報中國之仇的民族英雄了。誰敢率其先，誰就留名朝韓青史。去朝韓作一個民意調查：“如果我們足夠強大的話，該做什麽？”最大比重的回答一定是：“滅掉中國！”
這種現象不能完全歸因於中國或朝韓任何一方，雙方都有責任，說到底，是人性使然，是民族主義的惡果。民族主義就是利己主義，是客觀存在的人性表現，不是什麽值得讚頌的東西。隻有當一個民族受到外敵侵犯時，民族主義激勵起來的抵抗意識和行為才是可歌可泣的，但那抵抗行為的實質是捍衛被侵犯的人權。主權被侵犯，好比衣服被扯破，而人權被侵犯，則是衣服裏麵的肉體被撕裂。肉體比衣服重要。
族群主義，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是可怕的雙刃劍。其根本起源是其成員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人性的核心內容，其首要表現是“愛自己”。愛自己必然導致愛自己所在的族群。自己是圓心，自己所屬的族群，如家庭、家族、學校、單位、鄉土、國家、民族等等，則是圍繞著自己的同心圓。人的天性決定了人從自己這圓心開始愛起，由裏及外地一圈圈地愛過去。這種愛是自私之愛，有善和惡的兩麵性。恪守真理的“善愛”以以守義為逐利的前提，絕不含糊於是非曲直；而無視公義的“惡愛”則見利忘義而無視是非曲直。
這“惡愛”導致施愛者拒絕遵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八字原則”，於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並不必然引向“我不願意被他人侵略，我就不會去侵略別人”的邏輯。因而，它們就不符合被納入普世價值的條件。最有力的例證就是當年德日法西斯士兵的基於狂熱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暴行。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自發產生或被培養、灌輸、熏陶、激勵出無視是非曲直的族群主義。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造成無辜者死亡，全中國人民義憤填膺，自然是正義凜然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但不少中國人因此就對美國的911幸災樂禍，對無辜者的遇難興高采烈。兩者的是非曲直都是一清二楚的 ----- 無辜者都值得同情，作惡者都應該被譴責。但為什麽會產生出截然相反的態度呢？這正是族群之愛的特點。這種愛，可以狂熱到舍身為他的程度。古今中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激勵出的犧牲精神，可以泣鬼神，驚天地。但舍身為國不等於舍身取義，是非曲直可以被棄之不顧。這正是人類處於低端文明的特征。觀察一個人或一個族群的文明程度，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是麵對利益紛爭時對是非曲直顧及的程度，說白點，就是和人爭鬥時講不講理。英美軍隊入侵伊拉克時的虐囚行徑被他們本國的媒體揭露，引起全國猛烈的抗議聲浪，因為外國的囚犯也是人，其人權不可侵犯。這一事件顯示出英美這些國家普世價值比之愛國主義占有著更高的道德製高點。他們沒有“和外國人鬥就是愛國主義”的心態。這要是在其它一些國家，揭發者要被處死刑，罪名是泄露國家軍事機密；抗議者要遭到迫害，要被冠之以“賣國賊”的名號的。
朝韓民族現階段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可能是地球上的一枚蓄勢待發且威力巨大的炸彈，所以，朝鮮領袖絕對放心的是，隻要振臂一呼，衝進中國，朝韓民族曆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的桂冠即高懸頂蓋，未蓋棺已定論，並不需要以水晶棺增添榮耀。
朝鮮這麽多年不按常理出牌而不斷煞有介事地搞“戰爭邊緣政策”的原因是什麽？是缺乏安全感。中國的親朝左派們對此的解釋是因為朝鮮麵臨“美韓入侵的威脅”。這其實是煙幕彈，即使有這種可能，解決之法也有的是
━━ 停止核武化即可。實際上的擔憂的威脅是在蕭牆之內，是內憂。本來，消除內憂的治標但有效的方法是效法中國，進行經濟改革和有限度的政治寬鬆。但其統治者不願，因為中國式的改革和朝鮮的世襲王朝製度並不兼容，“改革是找死”。隻剩下唯一的一條苟延殘喘之法
━━ 依賴中國的施舍活下去再說。注意：這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一方麵對人家有敵意，另一方麵又依賴人家施舍，看人家臉色，仰人家鼻息，這哪裏是人過的日子？一定要設法能既拿施舍，又趾高氣揚，把施舍變成朝貢。有何妙法？有，那就是：
━━ 停止核武化即可。實際上的擔憂的威脅是在蕭牆之內，是內憂。本來，消除內憂的治標但有效的方法是效法中國，進行經濟改革和有限度的政治寬鬆。但其統治者不願，因為中國式的改革和朝鮮的世襲王朝製度並不兼容，“改革是找死”。隻剩下唯一的一條苟延殘喘之法
━━ 依賴中國的施舍活下去再說。注意：這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一方麵對人家有敵意，另一方麵又依賴人家施舍，看人家臉色，仰人家鼻息，這哪裏是人過的日子？一定要設法能既拿施舍，又趾高氣揚，把施舍變成朝貢。有何妙法？有，那就是：
邀請中國最高領導人訪朝，招待以最高級的賓館。夜深人靜之時，夾牆裏閃出絕色的妖精。房間非常高級，錄音、錄像等等設備一應俱全。次日清晨，進來了幾名秘書，打開文件夾：“請領導簽字。”領導一看，是幾頁援助協議。第一條是兩百億美圓現金外匯，是昨天口頭協議的二十倍。第二條是派遣兩彈一星的高級專家組赴朝，幫助朝鮮快速建立起可以使美國從地球上消失的核武力量。第三條是連續十年的糧食、物資的充足、無償的援助
……。
……。
咱們的領導人驚愕了。沉思了一會，說道：“這不可能！昨天的口頭協議不是已經定下來了嗎？”秘書們二話不說，從皮包裏拿出一調控器，輕輕一按。我的天！房間的夾牆打開了，亮起了一電視大屏幕。再一撳按鈕，一齣成人春宮劇上映了，主角之一就是我們這位領導人。秘書們看著領導：“領導，您看這拍攝的效果還好嗎？”獰笑的兩眼瞇成一條縫。他指望看到的是中國領導的驚恐、慌亂的表情，聽到的是抖嗦、惶恐的聲音，預期的是求饒和討價還價。
可是，咱們的領導非常鎮靜，哈哈大笑道：“沒想到，我竟成了春宮劇的主角。你們不是要兩百億美圓嗎？這部片子拿去賣掉，在全世界上映，能賺幾十億呢！湊合著夠你們用的啦！我可沒有兩百億。”
“你們有幾萬億美圓的外匯，這兩百億算什麽呢？”
“國家的外匯又不是我個人的。”
“你們國家的製度就是一個人可以說了算的。聽說當年盡管你們很窮，但毛澤東聽外國人拍馬屁聽得舒心了，就把和人家簽署的援助協議拿過來，在援助數字的尾巴上加了個零。”
“這是謠言。援助協議上寫的不會隻是阿拉伯數字，更不會是沒有三位一撇的阿拉伯數字，一個零不是隨手就能加的。”
“毛澤東要是就強行畫上個圈圈，你們這些下麵的人敢違拗嗎？當然，也不排除謠傳的可能性，不必窮究。但反正，咱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權力很大，可以一個人說了算。這是咱們製度的優越性決定的。要是美國總統來，我們就不會這樣做，因為美國總統個人做不了主。你們的製度和我們的製度有一個共同點：一個人被搞定，全局就被搞定了。”
“但我們的製度裏有這麽一條 ━━ 不允許公款嫖娼，尤其是可上吉尼斯紀錄的天價嫖資，是不可以報銷的。我這裏有1000圓人民幣，請你轉交，這在中國也算是高價了。”
“您就不怕我們在全世界上映這真人春宮片嗎？”
“去問問你們的主子，他敢不敢！他要是不怕我中國的‘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他就拿到全世界去放映。”
“您就不怕你們的‘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嗎？”
“當然怕呀！但再怕也沒你們主子那麽怕吧。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憤怒起來，就算不把你們的江山一鍋端，也要把他的宮殿推倒，至少他那龍椅是要被掀翻的。不信試試看。”
“可您的寶座椅怕也保不住了吧！”
“保不住又怎樣？身敗名裂和賣國保身兩者之間，本人絕不選擇後者。嫖娼和賣國，豈是同等的罪名？再說，我嫖了一次娼，隻要不喪權辱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也是能諒解的。你想想，在我們國家，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都能‘彩旗飄飄’，而官越大，彩旗就越難飄，因為盯著的眼睛太多。到我們中央這一級，就隻能是‘高舉紅旗’了。連老百姓都覺得這很不公平。可見，在中國，不隻是老百姓怨恨沒有公平正義，高官們也有同感。既然上下一心都追求公平正義，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就指日可待了。”
“你真的不怕名譽掃地，丟官坐牢？”
“我回去就向政治局交代一切，同誌們會考慮到一種可能，那就是你們在晚餐裏下了藥，使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
“那你拿得出我們下藥的證據嗎？”
“應該是你們向全世界，向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出示你們沒下藥的證據。你們既然準備好了錄音、錄像裝置，下藥肯定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不用腦袋，用腳趾頭也能想得到。反正，誰主張，誰舉證
━━ 我要是想公映這影片，我就得先找到你們下藥的證據；你們要是公映，你們就必須出示你們沒下藥的證據。”
━━ 我要是想公映這影片，我就得先找到你們下藥的證據；你們要是公映，你們就必須出示你們沒下藥的證據。”
“你到底簽還是不簽？”
“不簽！告訴你們的主子，我謝謝他的盛情款待。下次我還要來，希望招待的規格更高，這叫食髓知味。他開妓院，我做嫖客，兩廂情願。鮮血凝成的友誼你們不承認，那就用鮮肉取代鮮血湊乎吧。再見！”
嘴上說著下次再來，心裏想的是：“絕不再來了！幹嗎要出席這種“溫柔鴻門宴”呢？不管怎麽說，有把柄抓在人家手裏，總不是好事。非施舍不可的話，給兩個子兒就是了，有必要登門拜訪叫花子嗎？隨著現代化資訊手段的發達，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外交互訪已隻是禮節性的程式了。廢除掉這些勞民傷財的繁文縟節，不會影響到國家間的關係。連中美這樣的大國之間，都沒有必要互訪，遑論小國、窮國了。最多，派個級別較低，無決策權的官員去應酬一下就是了。再一個法子是領導人帶夫人出訪，但對這點，想算計你，人家也還是有辦法的
━━ 高效安眠藥早就替夫人準備好了。
━━ 高效安眠藥早就替夫人準備好了。
入侵也好，美人計也好，最好的預防方法是讓對方知道
━━ 我們等著你來呢！對方就會知難而退。但如果有人窮途末路了，要找個風光的死法，那就另當別論了。
━━ 我們等著你來呢！對方就會知難而退。但如果有人窮途末路了，要找個風光的死法，那就另當別論了。
注意，朝鮮一而再，再而三的“戰爭邊緣政策”看上去像是是兒童遊戲，但並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喊“狼來了”不是針對美韓的，是在麻痺中國。這一陣停了，下一陣隨時會來。等到全世界，包括中國都麻痺了，突然向中國猛撲，使之措手不及，驚慌失措。
得到一個新的消息：“朝鮮傳願與中國對話，第四次核試和導彈發射可能性降低。”
━━ 這不是來了嗎？狐狸尾巴開始顯露了 ━━ 對中國跌軟，表示友好，然後邀請中國領導人訪朝，然後“溫柔鴻門宴”開席。這發生的可能性太高了，因為，金正恩已是黔驢技窮。他的招數，第一就是設法搞定中國領導人，盡可能多地撈油水，第二是突襲中國。並且，第一招可作為第二招的準備。至於對美韓發動戰爭叫囂，根本就是假招數，隻是騙無知者的煙幕彈而已。
━━ 這不是來了嗎？狐狸尾巴開始顯露了 ━━ 對中國跌軟，表示友好，然後邀請中國領導人訪朝，然後“溫柔鴻門宴”開席。這發生的可能性太高了，因為，金正恩已是黔驢技窮。他的招數，第一就是設法搞定中國領導人，盡可能多地撈油水，第二是突襲中國。並且，第一招可作為第二招的準備。至於對美韓發動戰爭叫囂，根本就是假招數，隻是騙無知者的煙幕彈而已。
另一更新鮮的消息是：朝鮮時隔39年首次修改了《樹立黨的唯一思想體係十大原則》(簡稱《十大原則》)，據韓國媒體介紹，《十大原則》在朝鮮的地位高於憲法和勞動黨章程。另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朝鮮修改後的《十大原則》第10條第1款規定，應深化樹立勞動黨的唯一領導體製的事業，並世代延續。第2款還規定，“應將勞動黨和革命的血脈——白頭山血統永遠延續下去”。這話的含義有多嚴重？白頭山，即中國東北的長白山，是金家王朝的龍脈所在，能長久讓外國人佔據嗎？聞到火藥味嗎？
解決朝鮮問題的長久之計是朝鮮半島統一。一個民主、統一的朝鮮半島對中國利大於弊，也是克服朝韓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最佳辦法。時代不同了，“跳板”或“屏障”之說已經過時了。最主要的是：給朝鮮人民一點憐憫吧！
和上篇一樣，也希望支持的讀者們將本文廣為傳播，讓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尤其是中朝雙方的領導人，知道了對雙方都是好事。
本文，尤其是標題，若有所冒犯，敬請原諒。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會為國、為民、為己，慎重、周全地考慮問題的。
（回本書目錄頁）
第十四章，普世價值和中國夢
普世價值，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公認的做人的道理”，是指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關係方麵應該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尤其是每個人對待別人時應遵守的行為準則。（這裏的“人”包括由人組成的社會群體，如家庭、宗族、社團、民族、國家、政府等等）。因為這些準則是被人們普遍讚同的，所以稱之為普世價值。但是，人之間因理解和利益的巨大分歧必然導致“普遍讚同”的困難，達成共識是很不容易的事。馬列毛主義者則更幹脆地認為普世價值不存在，因為人分成了不同的階級，不同階級之間很難履行共同的行為準則，尤其是敵對階級，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處於你死我活的鬥爭狀態中，根本就不可能達成任何共識。
到底有沒有普世價值？肯定有，因為人之間有共性，共性存在的理由沒有別的，就是
━━ 人都是人。剛剛脫離娘胎的那一瞬間的人，具有相當多的共同之處，這就構成了人的共性的基礎。共性決定共識，譬如，共性使人人都會感到餓，便產生了人人都要有食物的共識。
━━ 人都是人。剛剛脫離娘胎的那一瞬間的人，具有相當多的共同之處，這就構成了人的共性的基礎。共性決定共識，譬如，共性使人人都會感到餓，便產生了人人都要有食物的共識。
於是，對“什麽是全人類應該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這一問題，就應該從尋求人的共識出發。這的確是莫衷一是的難題。人類自幾千年前就致力於尋找這共識，試圖以之製定普世價值的標準。最多用的尋找和製定辦法是借助於宗教。社會精英們創建出各種不同的宗教，以神的名義頒布人的行為準則。到了現代，人類大踏步地開化了，不依賴宗教而尋求普世價值的科學標準，越來越成為人類的迫切需求。但分歧卻無法消除。關鍵在於，普世價值的製定者們沒有找到共識的判定標準。譬如，憑什麽你說保障人權是普世價值？我有暴力手段，憑什麽我就不能用這暴力打你、關你、殺你、強迫你？如果這暴力手段在你手裏，你也會這樣想，這難道不是共識嗎？人類社會好比是一座座的叢林，“叢林規則”的核心就是弱肉強食。動物能如此，人為什麽不行呢？
人類也弱肉強食，但是，和動物主要依靠單打獨鬥的弱肉強食不一樣，人的弱肉強食必須遵循“團結就是力量”這一原理。強者的強，取決於將弱者組織成為由自己控製的集體。強者“團結”弱者，使之成群，以實現對弱者的強食。
這種弱者組成的“群”被起了個名字，叫做“人民”。“人民”是個怪物，他們有時顯得很弱智，好哄好騙，但有時也不好駕馭，手中有菜刀就想造反，於是有時得禁止賣菜刀給他們。反正，人類社會叢林中的弱肉強食的學問要比自然叢林裏的要複雜得多。真正的強者是那種能建立起政權，從而控製住人民的人。而控製的關鍵在於獲取民心。獲取民心的極重要的一條是使人民覺得統治者“講道理”。講什麽道理人民才會接受呢？隻能是“沒有人有理由反對”的道理。“沒有人有理由反對”自然就成了製定“普世價值”的標準。
但是，什麽樣的道理才能“沒有人有理由反對”呢？有這樣的道理，就能有普世價值；沒有它，就沒有普世價值。可是，人之間在觀念上的分歧會很大，對這道理的具體內容出現過無數的分歧和爭執，根本無法統一，並且，還發展成為不同“主義”之間的血腥鬥爭。其實，最難消解的是實際利益的分歧，而僅僅觀念分歧是容易解決的。“沒有人有理由反對”的道理是存在的，隻是它們會被利益分歧扭曲罷了。因此，找到這“沒有人有理由反對”的道理應該是可能的。
這道理早就找到了。遠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叢林社會中就出現了一條口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是中國的孔老夫子在不經意之間的靈感中閃出的火花。這火花以它的光明明亮地綻放出那“沒有人有理由反對”的道理。它完全可以作為製定普世價值的標準
━━ 你是否認為你該遵守某項行為準則，判斷的方法就是，假如別人以違背這項準則的行為施加到你的身上，你願意接受嗎？如果你不願意，那麽別人也不願意，因為大家都是人，是人就都不願意。因此，你就不得不同意這一鐵定的道理：你不可以將你不願接受的東西強加於別人。你不願意無辜地被打、被關、被殺、被強迫，你就不要打、關、殺、強迫無辜的人。每個人在對待別人時，都設身處地，將心比心，進行換位思考，共識不就形成了嗎？共性產生共識，共識產生規則，正是普世價值標準的邏輯基石。將人類有史以來各色人等製定的行為標準一一搬出來，用“孔八字”對照審核，哪些具備普世價值的資格，哪些不具備，差不多都會一目了然的。
━━ 你是否認為你該遵守某項行為準則，判斷的方法就是，假如別人以違背這項準則的行為施加到你的身上，你願意接受嗎？如果你不願意，那麽別人也不願意，因為大家都是人，是人就都不願意。因此，你就不得不同意這一鐵定的道理：你不可以將你不願接受的東西強加於別人。你不願意無辜地被打、被關、被殺、被強迫，你就不要打、關、殺、強迫無辜的人。每個人在對待別人時，都設身處地，將心比心，進行換位思考，共識不就形成了嗎？共性產生共識，共識產生規則，正是普世價值標準的邏輯基石。將人類有史以來各色人等製定的行為標準一一搬出來，用“孔八字”對照審核，哪些具備普世價值的資格，哪些不具備，差不多都會一目了然的。
政治製度中的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憲政民主製度，正是因暗合於“孔八字”才具備其正當性並得以發揚光大。中國有許多古裝的影視戲劇，其中最多的當算“清宮劇”。如果問每個觀眾：“如果你生活在那個時代，你是希望做‘主子’，還是願意做‘奴才’？”大概沒有人願意做奴才，人人都想做主子。這種意圖顯然違反了“孔八字”原則：你既“不欲”做奴才被人奴役，就不該做主子去對奴才“施”以奴役。做奴才的滋味絕對沒有看清宮劇那麽享受，因為奴才的人權被剝奪。這就說明，兩千多年前的“孔八字”種下了保障人權的種子。
但是，“孔八字”的實際社會效果不彰，兩千多年來中國的人權保障從來就是很大的問題，“孔八字”根本推廣不開。它隻是製定普世價值的標準，但沒有製定出普世價值本身的具體內容。即使製定出來，也很難得到大眾的遵守。原因就是普世價值並不能抵抗人的趨利性這一自然力的衝擊。孔子自己也知道“利”的誘惑性，他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色”是“利”，趨利勝過趨德，是人的天性。他又說：“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顯然，現實中小人比君子多得多。這就意味著“孔八字”和人的天性之間，並不和諧。但孔子還是堅持著這“不以利誘培養君子”的路線，不妨稱之為“人本文明”，於宗教的“神本文明”相對應。所以他“不語怪力亂神”，不搞“上天堂、下地獄”之類的利誘或威嚇。後果便是無法爭取到時刻想著趨利避害的民眾的信仰。這就是魯迅見到的：孔夫子“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麽關係”。而能巧妙地利用人的趨利避害性的宗教則能收到控製人心的效果。佛教傳入中國遠在儒學誕生之後，但後來居上，迅速地香火發達起來。其餘宗教也是如此，其創始者們摸透了民眾的心理，了解民眾的鄙劣和可憐而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進行“威嚇利誘”，對人類早期的秩序、文明和發展作出了雖暫時但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
畢竟，人類文明不能永遠依賴這種以利己為誘餌的治標之法。“人之初，性本善”，在人的心靈深處有接納非利害性的道德的空間，鍥而不舍的教化一定能收到人本文明的果實。隻不過，這需要時間，需要人類一定程度的物質文明和智力開化為前提。
“孔八字”也並非完全沒有利用人的趨利性，而是反其意而用之
━━ 你不願別人反對你謀利，那你 也不得反對別人謀利，就是說人人都應該在不妨害他人謀利的前提下謀利，那就是，以正當的方式謀利 ━━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人都遵守這一準則，這一準則便“普世”了。普世價值的最有力之處是
━━ 幾乎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反對。曹操說了句“寧讓我負天下人，莫讓天下人負我”這句違背普世價值的話，便被口誅筆伐了二千多年還沒完。
━━ 你不願別人反對你謀利，那你 也不得反對別人謀利，就是說人人都應該在不妨害他人謀利的前提下謀利，那就是，以正當的方式謀利 ━━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人都遵守這一準則，這一準則便“普世”了。普世價值的最有力之處是
━━ 幾乎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反對。曹操說了句“寧讓我負天下人，莫讓天下人負我”這句違背普世價值的話，便被口誅筆伐了二千多年還沒完。
“孔八字”不是漂亮堂皇但脫離實際的主張，凡講理之人都能接受。社會發展的一項極重要的成果是
━━ 講理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孔八字”的可行性就越來越高。
━━ 講理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孔八字”的可行性就越來越高。
一方麵是“人之初，性本善”，另一方麵是“人之初，性本私”，兩者共存，並不總是互相排斥。古今中外隨時隨處都能見到善行和義舉，“嫉惡如仇”，“怒見不平，拔刀相助”，其參與者們可以毫無謀私利的動機，並且往往得承擔“吃飽了撐得慌”的後果，包括身家性命的代價。雖如此，仍有無私奉獻的人前赴後繼。雷鋒式的善行，如果沒有權力的介入和扭曲，本來就是一種性本善的證明。這種扭曲發生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而共產黨在其獲取政權之前的革命時期，卻不是這樣的。它當時的政治思想宣傳教育工作收到了極其顯著的成效。它教導出了千千萬萬的具有高尚的利他精神，相信自己從事的是為人民求解放的事業，因而頑強奮鬥，英勇犧牲的革命者。
如果說不到一個世紀的腥風血雨的共產革命對人類曆史有什麽正麵意義的話，那就在於它成功地進行了這一場規模宏大的，不依靠鬼神，不以功利為目的的人類道德提升的試驗。試驗的結果很令人鼓舞，結論是：不依賴鬼神對利害得失的威嚇利誘，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自身道德進化的目標。哪怕是使用杜撰的理論進行忽悠，也能調動人性中的善良本性，收到理想的結果。
共產革命後來的失敗並不構成對這種立足於人世的教化方法的否定。它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其革命理論的謬誤
━━ 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馬、列、毛主義將民眾的困苦歸咎於資本主義製度，歸咎於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但實際上，資本主義製度隻是一種經濟製度，是人類迄今為止的最先進的經濟運營方式。勞資雙方在契約基礎上進行協作，雙方的正常行為都不違背“孔八字”的原則。馬列毛將資本主義製度描繪為罪惡的政治製度而推翻之，將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生力軍
━━ 資產階級（在農村則是地主富農階級）視為敵人而消滅之。它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在獲取政權之前卓有成效，是因為那時的革命者們相信那錯誤的理論是正確的。在自以為正確而神聖的目標的指引下，革命者們正義凜然，奮鬥犧牲。以馬列毛主義作為信念，作為精神支柱，說到底，是個“信仰”的問題。對信仰者來說，信仰目標的真實性是不受懷疑，不尋求證明的。或者是，他們相信未來的事實一定會證明。信仰是主觀上的“相信”，“相信”並不需要即刻的事實證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
━━ 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馬、列、毛主義將民眾的困苦歸咎於資本主義製度，歸咎於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但實際上，資本主義製度隻是一種經濟製度，是人類迄今為止的最先進的經濟運營方式。勞資雙方在契約基礎上進行協作，雙方的正常行為都不違背“孔八字”的原則。馬列毛將資本主義製度描繪為罪惡的政治製度而推翻之，將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生力軍
━━ 資產階級（在農村則是地主富農階級）視為敵人而消滅之。它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在獲取政權之前卓有成效，是因為那時的革命者們相信那錯誤的理論是正確的。在自以為正確而神聖的目標的指引下，革命者們正義凜然，奮鬥犧牲。以馬列毛主義作為信念，作為精神支柱，說到底，是個“信仰”的問題。對信仰者來說，信仰目標的真實性是不受懷疑，不尋求證明的。或者是，他們相信未來的事實一定會證明。信仰是主觀上的“相信”，“相信”並不需要即刻的事實證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
可是，在奪取政權之後，革命者的精神支柱就不能仍然植根於“相信”了，而是必然要轉移到現實中來，麵對實際的驗證了。他們首先麵臨的問題是他們得開始兌現他們當初的使人民自由幸福，當家作主的承諾。現實是，他們兌現不了。經濟方麵，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不如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有效率，因而生產力低下使人民更加貧困；政治方麵，共產黨將軍隊的“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引入對社會的管理，民眾“以服從為天職”而成為專製的對象，自由民主毫無蹤影。當初因“相信”自己是在為民眾奮鬥而樹立的利他精神如今因“相信”的落空而徹底消失了。此時的掌權者，本來有兩種態度可以選擇：一是承認現實
━━ 和民眾說清楚：“我們暫且無法兌現承諾，但我們設法進行改革以爭取兌現。”“我們承認資本主義道路是正確的，讓我們繼續走資本主義之路。”後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這麽個意思。但那時的毛澤東不可能選擇這種態度。而是采取了第二種態度
━━ 硬要說：“我們已經兌現了自由民主幸福的承諾。”接下來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的內容就是要人民相信“大救星”之說，相信自己已經被大救星拯救了。“你們一定要歌頌我們！”幾十年中消耗了天文數字的人力、物力、財力於政治思想宣傳工作，目的就是使人民“被幸福”而不得不“歌頌”；上千萬人被鬥、被抓、被關、被殺，就是因為他們不歌頌或反歌頌；全體人民活得憂煩、苦惱、無歡、恐懼，正是因為不得不無奈地設法應付那些無聊、厭煩、肉麻、醜陋且難為的“歌頌”任務。看上去有良好動機的學雷鋒運動也因落入政治思想運動的邪軌而加劇了社會道德的墮落。領導運動的基層掌權者祭起他們手中的決定被統治者利害得失乃至前途命運的專製武器，以之逼出弄虛作假的學雷鋒行為。共產黨控製住了人民大眾生死榮辱的全部資源，帶來它自己的腐敗，也迫使民眾跟著墮落。
━━ 和民眾說清楚：“我們暫且無法兌現承諾，但我們設法進行改革以爭取兌現。”“我們承認資本主義道路是正確的，讓我們繼續走資本主義之路。”後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這麽個意思。但那時的毛澤東不可能選擇這種態度。而是采取了第二種態度
━━ 硬要說：“我們已經兌現了自由民主幸福的承諾。”接下來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的內容就是要人民相信“大救星”之說，相信自己已經被大救星拯救了。“你們一定要歌頌我們！”幾十年中消耗了天文數字的人力、物力、財力於政治思想宣傳工作，目的就是使人民“被幸福”而不得不“歌頌”；上千萬人被鬥、被抓、被關、被殺，就是因為他們不歌頌或反歌頌；全體人民活得憂煩、苦惱、無歡、恐懼，正是因為不得不無奈地設法應付那些無聊、厭煩、肉麻、醜陋且難為的“歌頌”任務。看上去有良好動機的學雷鋒運動也因落入政治思想運動的邪軌而加劇了社會道德的墮落。領導運動的基層掌權者祭起他們手中的決定被統治者利害得失乃至前途命運的專製武器，以之逼出弄虛作假的學雷鋒行為。共產黨控製住了人民大眾生死榮辱的全部資源，帶來它自己的腐敗，也迫使民眾跟著墮落。
毛澤東提醒共產黨人不要被“糖衣砲彈”打中，但他根本認識不到的是，糖衣砲彈不是資產階級打來的，是共產黨自己製造的。奪到手的政權本身，就是一顆極大的定時炸彈。是共產黨自己將奪取的巨額資源製成了糖衣，塗抹在這砲彈之上，抱著它盡情地享受那糖衣的甜美，卻不知道那最後的爆炸終要發生。
比之共產黨人早期的革命精神，“孔八字”的可接受性更強，因為它並不要求多麽崇高的犧牲精神，隻要潔身自好地不做壞事即可。如今的人類，才有幾千年的文明史，還處在其進化的早期階段，對其道德水平的要求不應過高。以“孔八字”為準繩的普世價值，如果能得到有效的貫徹，今天的人類即使不是多麽幸福，也是很和諧、安寧的了。“孔八字”不難貫徹，隻要有社會的法治化，法製的嚴謹化和言論自由的前提，它就會自動流行，民眾就會以之自己教育自己。“孔八字”的本質，隻是回答了這麽個問題：“為什麽不可以侵犯他人的人權？”答案是：“因為人人都不願意自己的人權被他人侵犯。”就是這麽簡單，但卻無比地神聖。
不妨說“孔八字”是製定普世價值的初級標準，而高級標準則是“孔四字”━━━“仁者愛人”。它要求人除潔身自好地管好自己，不去侵犯別人外，還要做得更多一點
━━ 施加愛心幫助別人，貢獻社會。難度高了，但還是不比當初培養共產革命者們的犧牲精神更困難。
━━ 施加愛心幫助別人，貢獻社會。難度高了，但還是不比當初培養共產革命者們的犧牲精神更困難。
宗教也好，馬列毛主義也好，都高標準地宣傳要人們實行類似於“孔四字”的最高標準。但多數人都做不到，反而容易流於口號，流於形式。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以“孔八字”作為必行的要求，而以“孔四字”作為可選的鼓勵。
孔子雖掌握了普世價值的製定標準，卻沒有製定出普世價值的合理的具體內容，並且有不少內容還是糟粕。如果對他苛求的話，可以認為他對這八個字中的最關鍵的字
━━ “欲”字 ━━ 的理解不夠深透。
━━ “欲”字 ━━ 的理解不夠深透。
“欲”━━
對人來說是“人欲”━━ 是人對生存和幸福的追求；它起始於生命的感受，即感覺器官受到的體內外環境的刺激；被刺激則產生行為的動機；行為是為“欲”的滿足服務的。“欲”主要包括三方麵：一是維持個體生命存活的“物欲”，如衣食住行醫等等；二是維持種族延續的“性欲”，三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心欲”，表現為精神追求，如求知欲，求美欲，榮譽心，成就欲等等。
對人來說是“人欲”━━ 是人對生存和幸福的追求；它起始於生命的感受，即感覺器官受到的體內外環境的刺激；被刺激則產生行為的動機；行為是為“欲”的滿足服務的。“欲”主要包括三方麵：一是維持個體生命存活的“物欲”，如衣食住行醫等等；二是維持種族延續的“性欲”，三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心欲”，表現為精神追求，如求知欲，求美欲，榮譽心，成就欲等等。
“欲”的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其個體獨立性。它產生於單個的，結構上完全獨立的生命體。它的活動路徑是由感覺細胞----神經組織----效應器官三者構成的獨立生命體內的神經網絡。不同個體之間，沒有結構上的自然連接，因此，感受和行為都隻能是個人的。某一個人餓了，隻是他自己的感受，與其他人的感覺不相通，“飽漢不知餓漢飢”。並且，消除一個人的飢餓感不能由他人“代食”。同時，個體的行為直接起源起於該個體自身的意誌，自己的腦細胞指揮自己的肌肉細胞。行為的後果當然得由行為者自己負責或承擔。當一個人願意為他人承受痛苦但卻做不到時，最能深切地體會到“欲”是以個體的獨立性為存在前提的。子女一經出生，就完全失去和母體結構上的聯係，自然的血統關係就變得不可感知，而後天的親情並不以血統聯係為必要前提，它隻是後天的社會現象
━━ 如果子女在對父母有認識和記憶之前就和父母分離，以後再碰上時就形同路人。
━━ 如果子女在對父母有認識和記憶之前就和父母分離，以後再碰上時就形同路人。
生命個體追求“欲”的滿足是生命存活的前提，而“欲”又是以個體為其存在的獨立產所，那麽，大自然在創造生命個體的同時，就賦以了該個體追求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是說，個體謀求生存和幸福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
━━ 這就是“天賦人權”（大自然可以被稱之為：“天”、“上帝”、“神”、“菩薩”、“真主”等等，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稱呼。）因此，從大自然處獲得了人權的人類就有責任以保護個體權利為基本的著眼點作為生命活動的要旨
━━ 這就是“個人主義”，它和馬列毛主義者所批判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不是同一個概念。
━━ 這就是“天賦人權”（大自然可以被稱之為：“天”、“上帝”、“神”、“菩薩”、“真主”等等，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稱呼。）因此，從大自然處獲得了人權的人類就有責任以保護個體權利為基本的著眼點作為生命活動的要旨
━━ 這就是“個人主義”，它和馬列毛主義者所批判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不是同一個概念。
人類組合成由不同個體聯係成的社會形式，如家庭、社團、政權、民族、國家等等。這每一個組合也有它們的權利，可以稱之為“主權”。但主權不是天生的，也就不是天賦的，證據就是這些組合是可以在邊界和內涵上出現變動，可以被拆散，也可以被合並。而人這種自然的個體，其“邊界”是不可變動的，不可拆散，也不可合並。對主權的保護是看在組合成它們的個人的人權的麵子上，保護主權是以保護主權之下覆蓋的人權為實際目標的。當主權和人權發生矛盾時，人權高於主權。
主權和人權發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主權可被一部分個人用作侵犯他人人權的工具。此時的主權隻是一層外衣，它包裹著以一部份人侵犯其他人的人權為前提的“特權”。比如，古代的家法，就是這種主權的例子。父親可以殺兒子，外界無權幹預，理由是家庭的主權不可侵犯。現代人不承認這種主權的存在，理由是：父親和兒子都是獨立的個體，兩人享有平等的，不受對方侵犯的人權，而“家庭主權”則可能變成父親對兒子的人權進行侵犯的藉口。
中國曾有婚姻上的“第三者”的“破壞家庭”的刑事罪。現在好像已經被非正式地“非罪化”了，其原因大概是認識到“第三者”對“第二者”的“家庭完整性”的破壞隻是侵犯了其“家庭主權”，但不是侵犯了“第二者”的人權，因而不是犯罪。這種現象隻是“第一者”違背婚姻契約所致的和“第二者”之間的民事糾紛。可見，“家庭主權”不俱備和“個體人權”一樣的“神聖不可侵犯性”。
“國家主權”和“家庭主權”一樣，其“人為可變性”很強，這可變性，或不確定性，正是“主權”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它之所以可以改變，是因為它是人為的產物，被人建立，被人操縱，也被人改變。總之，“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沒有“人權”來得“神聖”。人權高於主權。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主權”涉及到“愛國主義”━━
這一最易導人進入意識誤區的概念。
這一最易導人進入意識誤區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侵犯了許多國家的主權，如伊拉克等，理由就是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侵犯了本國或它國國民的人權。侵犯人權者一定要被懲罰，人權高於主權，因為人權是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主權則不是。所以，美國侵犯別國主權的口實就是捍衛人權。這一口實似乎沒有遭遇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隻是有所爭議而已。但是，當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俘虜，就立即受到全世界，包括英美兩國自身社會輿論的譴責和法律的介入。侵犯人家國家的主權可以，但侵犯人權就不行。
中國曆史上類似的例子很多。滿族人入關，殺害了成千上萬的民眾，侵犯人權的罪惡永遠塗抹不去，但它“侵犯漢族人建立的國家
━━ 明朝的主權”的說法，很快就得不到認同了。當年忠於明朝的愛國主義者們認為吳三桂和施琅兩人都是投降滿清，出賣國家主權的賣國賊，但如今忠於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們則說吳三桂的投降是賣國，但施琅的投降是愛國。商末周初時，忠於商朝主權的愛國主義者，伯夷、叔齊弟兄倆寧願餓死首陽山中也“不食周粟”，這種愛國主義精神被今天的愛國主義者們嗤之以鼻。過去，中國許多地方都有“關嶽廟”，紀念的是關羽和嶽飛兩位忠義之士。站在兩人的立場，他們都是為國家利益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但今天的愛國主義者隻認同嶽飛而不認同關羽，因為他們不承認關羽忠於的蜀國和與之敵對的吳國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隻承認和蒙古人鬥爭的嶽飛是在捍衛國家主權，因為在他們看來，當時的蜀國和吳國同屬中國，蒙古和明朝則互為外國。但是，另一方麵，在歌頌嶽飛（還有文天祥等）的抗擊蒙古侵略者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時，卻有領袖奉蒙古人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驕”的中國同胞，而忘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對漢民族的殘害和淩辱。如果問：“在中國曆史上，誰是最功勳卓著的愛國主義領袖？”恐怕多數“愛國主義者們”答不上來。答案應該是：朱元璋。答不上來的原因是他們忘記了當年蒙古對中國主權的侵犯。這些都是“數典忘祖”的例子。但就在這些數典忘祖的人中，有許多人自封愛國主義者，動輒指責別人是“賣國賊”，卻不知自己早已是“認賊作祖”了。
━━ 明朝的主權”的說法，很快就得不到認同了。當年忠於明朝的愛國主義者們認為吳三桂和施琅兩人都是投降滿清，出賣國家主權的賣國賊，但如今忠於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們則說吳三桂的投降是賣國，但施琅的投降是愛國。商末周初時，忠於商朝主權的愛國主義者，伯夷、叔齊弟兄倆寧願餓死首陽山中也“不食周粟”，這種愛國主義精神被今天的愛國主義者們嗤之以鼻。過去，中國許多地方都有“關嶽廟”，紀念的是關羽和嶽飛兩位忠義之士。站在兩人的立場，他們都是為國家利益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但今天的愛國主義者隻認同嶽飛而不認同關羽，因為他們不承認關羽忠於的蜀國和與之敵對的吳國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隻承認和蒙古人鬥爭的嶽飛是在捍衛國家主權，因為在他們看來，當時的蜀國和吳國同屬中國，蒙古和明朝則互為外國。但是，另一方麵，在歌頌嶽飛（還有文天祥等）的抗擊蒙古侵略者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時，卻有領袖奉蒙古人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驕”的中國同胞，而忘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對漢民族的殘害和淩辱。如果問：“在中國曆史上，誰是最功勳卓著的愛國主義領袖？”恐怕多數“愛國主義者們”答不上來。答案應該是：朱元璋。答不上來的原因是他們忘記了當年蒙古對中國主權的侵犯。這些都是“數典忘祖”的例子。但就在這些數典忘祖的人中，有許多人自封愛國主義者，動輒指責別人是“賣國賊”，卻不知自己早已是“認賊作祖”了。
宋太祖趙匡胤滅後蜀國，後蜀主投降，其妃花蕊夫人被俘後，作詩抱怨：“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如果十四萬人都是男兒，血戰至死，那雙方總的死亡人數有可能是幾十萬，譬如，三十萬（包括的不隻是雙方的“男兒”，也包括“女兒”、“老兒”、“小兒”等等），和清兵入關時史可法揚州抗清時犧牲的軍民人數一樣，都是為了捍衛主權而犧牲了生命權。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們會對這兩大群犧牲者們給予同樣的評價嗎？不會的。一個是愛國主義，另一個是阻攔國家統一。可見，“主權”的概念是混亂的。前腳歌頌了史可法抗清，後腳又讚賞了施琅降清。前腳痛斥吳三桂降清，後腳又痛斥吳三桂反清。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很多，說明“主權”是個內涵模糊、可變的概念。尤其是將主權置於人權之上的人，腦子裏就更是一團漿糊。人類的族群劃分是個很不幸的現象，隨之而來的主權概念也是個令人悲哀的概念。它遠不像“人權”那麽明確，那麽神聖。所以，強調主權必須以強調人權為前提。
“民族獨立”，是個主權概念。離開了人權觀念，它非但毫無意義，而且還會走向它的反麵，因為“獨立”是有可能“獨立”出侵犯人權的土皇帝來的。人類發展的趨勢是族群融合，人類的未來的光明建立在沒有疆界的基礎之上。“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是和“國家”、“民族”、“主權”等等概念不相容的。馬克思、列寧和共產國際都強調過共產主義者對國家主權問題沒有興趣。列寧的“工人無祖國”是膾炙人口的名言。可惜的是，共產主義的創始者們在否定主權的同時，沒有思考這否定是為了什麽
━━ 應該是為了捍衛人權。其實，共產主義和人權主義，本來可以是一回事，但結果竟被扭曲出天壤之別。
━━ 應該是為了捍衛人權。其實，共產主義和人權主義，本來可以是一回事，但結果竟被扭曲出天壤之別。
如今的中國，看上去有許多的“愛國主義者”，但其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該如何愛國。他們以為愛國隻是“和外國人鬥”，“仇外”，就是站在自己國家這圈子內和圈子外的人“鬥”。他們不知道“愛國主義”若要頂上“高尚”的桂冠，必須以“愛國民”為其核心內涵，這核心的核心則是“愛護國民的人權”，具體的行動就是和侵犯國民人權的“害國賊”作鬥爭，如贓官汙吏等等。就是說，愛國主義在和平時期主要是個內政問題，其鬥爭目標在國內。隻有在國家和外國發生衝突時，愛國主義的鬥爭茅頭才應該同時對外，並警惕國內的“賣國賊”，找出證據抓賣國賊，抓到後交給法律處理。中國的許多“愛國主義者”們本末倒置，心目中沒有人權（當然，在他們自己的人權被侵犯時，他們會想到人權的）。他們不敢和“害國賊”鬥，隻敢喊喊廉價的“抓賣國賊”的口號，但許多年來，沒聽說中國各級法院法辦了幾個賣國賊，而害國賊卻抓了很多
━━ 能說這法律不是在履行愛國主義？
━━ 能說這法律不是在履行愛國主義？
在這一問題上，還是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走在最前麵。繼“孔八字”之後，孔子的學生孟子就發揮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孟十字”就等於是說：“人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特權”。曾有中國人說：“西方有的東西，中國的老祖宗都早就有了。”━━
這是阿Q們的穿戳附會，但上述白紙黑字寫著的孔孟在普世價值和人權問題上的貢獻卻是貨真價實的。至少可以說，普世價值和人權問題，有中國人的貢獻，不像馬列主義那樣是完全的舶來品。中國人對“數典忘祖”的行為是強烈譴責的，讀了上述孔孟的“典”，就不該說普世價值隻是“西方的那一套”。
這是阿Q們的穿戳附會，但上述白紙黑字寫著的孔孟在普世價值和人權問題上的貢獻卻是貨真價實的。至少可以說，普世價值和人權問題，有中國人的貢獻，不像馬列主義那樣是完全的舶來品。中國人對“數典忘祖”的行為是強烈譴責的，讀了上述孔孟的“典”，就不該說普世價值隻是“西方的那一套”。
在戰場上，“繳槍不殺”的含義是：“放棄主權，就給你人權（生命權）！”“投降”就是舍主權而保人權。乍一想，投降是一種恥辱。但再一想，投降是人的一種本能。動物之間爭鬥，要麽打，要麽逃，否則就是死。而人類，則是除打、逃、死之外，還有“降”這條路。原因就是活著的降者對勝利者有用。動物之間則沒有這回事。人聰明到能夠發展進步，也聰明到懂得投降。兩者間的聯係很密切。回觀曆史，就會發現，沒有投降，就沒有人類的進步。人類進步的曆史，相當一部分是投降的曆史。
中國人當然也不例外。投降的規模比戰鬥的規模大得多。其中最大規模的投降包括：秦滅六國，元滅宋，滿清滅明，等等等等。開始時都是外族入侵，社稷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愛國主義者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堅決抵抗，但最終失敗了。“社稷”被滅，就是說，主權喪失了，但人民的大部分都采用投降的方法保住了他們最基本的人權
━━ 生命權。原先的統治者號召民眾：“主權比你們的生命重要，犧牲你們的生命保衛主權！”但民眾麵對主權和人權不能兩全的形勢，舍主權而取人權。若全體人民都寧死不屈，今天十四億中國人就一個也不存在了。投降以後，民眾又聽到新的統治者說：“新建立的社稷比你們的生命重要。”於是，民眾就逐步忘記自己先輩的仇恨，又對這新社稷產生了愛國主義的激情。結論就是，廣大民眾對“城頭變幻大王旗”是很能適應的，“愛國主義”並沒有恒定的原則。自身的人權才是最重要的，投降、妥協是保障人權的極常用手段。你不信嗎？如果你是漢族人，在當年滿清侵略時，你的祖輩一定投降了，證據就是他們梳起了辮子。“留髪不留頭”，老祖宗的頭不留住，今天的你就不存在。日本侵華時，如果你的父輩、祖輩在日占區，他們一定領了“良民證”，做了日本人的“良民”，也就是投降了。否則，今天這世上也肯定沒有你。
━━ 生命權。原先的統治者號召民眾：“主權比你們的生命重要，犧牲你們的生命保衛主權！”但民眾麵對主權和人權不能兩全的形勢，舍主權而取人權。若全體人民都寧死不屈，今天十四億中國人就一個也不存在了。投降以後，民眾又聽到新的統治者說：“新建立的社稷比你們的生命重要。”於是，民眾就逐步忘記自己先輩的仇恨，又對這新社稷產生了愛國主義的激情。結論就是，廣大民眾對“城頭變幻大王旗”是很能適應的，“愛國主義”並沒有恒定的原則。自身的人權才是最重要的，投降、妥協是保障人權的極常用手段。你不信嗎？如果你是漢族人，在當年滿清侵略時，你的祖輩一定投降了，證據就是他們梳起了辮子。“留髪不留頭”，老祖宗的頭不留住，今天的你就不存在。日本侵華時，如果你的父輩、祖輩在日占區，他們一定領了“良民證”，做了日本人的“良民”，也就是投降了。否則，今天這世上也肯定沒有你。
中國人曆代最有尊嚴的投降是汪精衛的投降日本。他居然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從重慶“逃”去日本，在沒有什麽籌碼的形勢下，從侵略者的手裏要回了形式上的主權━━
中華民國的國名、國旗、國歌、國徽等等。本來在重慶有足夠的榮華富貴，安享清福的國民政府的第二把手，卻跑去侵略者那裏做“兒皇帝”；一個原本在中國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和譚嗣同有得一比的民主領袖，卻“莫名其妙”地往茅坑裏跳，背上了遺臭萬年的漢奸罵名。像秦檜夫婦那樣，被老百姓搞出裸體跪像陳列展覽。他到底為的是什麽？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最不需要以投降換取榮華富貴的人，最不必自找遺臭萬年的人，非汪精衛莫屬，可偏偏就是他幹了這等“荒唐”之事。他大腦有病嗎？不是。解釋隻能是他恪守著“民為貴，社稷次之”的情操，要拯救淪陷區的億萬民眾於水火之中，維護他們的人權。
中華民國的國名、國旗、國歌、國徽等等。本來在重慶有足夠的榮華富貴，安享清福的國民政府的第二把手，卻跑去侵略者那裏做“兒皇帝”；一個原本在中國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和譚嗣同有得一比的民主領袖，卻“莫名其妙”地往茅坑裏跳，背上了遺臭萬年的漢奸罵名。像秦檜夫婦那樣，被老百姓搞出裸體跪像陳列展覽。他到底為的是什麽？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最不需要以投降換取榮華富貴的人，最不必自找遺臭萬年的人，非汪精衛莫屬，可偏偏就是他幹了這等“荒唐”之事。他大腦有病嗎？不是。解釋隻能是他恪守著“民為貴，社稷次之”的情操，要拯救淪陷區的億萬民眾於水火之中，維護他們的人權。
沒有一個能維持治安的中國人自己管理的政府，除了要被侵略者再多殺千百萬人之外，同胞們的自相殘害的犯罪行為，疾病的流行，生產的破壞，飢荒的肆虐，等等等等，處於極度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下，再多死幾千萬人，是必然的。譬如，蔣介石沒能帶走的散兵遊勇、雜牌軍，據說有一百多萬。如果不設法收編的話，那就是一百多萬的強盜土匪，要到處搶、殺、燒、淫，什麽壞事都幹得出。對中國百姓的荼毒，絕不會下於日本侵略者。當時的中國，除汪精衛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人有足夠的威望能勝任這一收編任務。這就是一無量功德。
日本人肯定也認為隻有汪精衛才能勝任，否則他們不會向汪精衛讓步的。可以想象，汪精衛和日本人談判時的大義凜然且寸步必爭的氣勢
━━ 他肯定做好了被殺的準備。一個將生命和榮譽都置之度外的人，還有什麽能讓他畏懼的？一個可以在大後方安享清福富貴的人，提著腦袋往茅坑裏跳，尋死找臭，是吃飽了撐得慌？以為了天下蒼生的福祉而尋死找臭為己任，這是什麽精神？
━━ 他肯定做好了被殺的準備。一個將生命和榮譽都置之度外的人，還有什麽能讓他畏懼的？一個可以在大後方安享清福富貴的人，提著腦袋往茅坑裏跳，尋死找臭，是吃飽了撐得慌？以為了天下蒼生的福祉而尋死找臭為己任，這是什麽精神？
本書作者並沒有足夠的證據為汪精衛辯護，以上隻是猜想，覺得汪精衛具備成為這種千古偉人的可能性。譚嗣同犧牲生命的偉大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寶庫中璀璨的明珠，如果汪精衛具備的是敢於犧牲名譽的更高的精神境界，能讓他的光芒泯滅嗎？本作者沒有研究汪精衛的條件，但相信，這一研究課題應該是某些社會科學研究者義不容辭的任務。它需要的不隻是深厚的才學，更是勇敢的精神。國共兩黨都視研究汪精衛和他的政權治下的社會狀況為禁忌，是不負責任，不敢正視曆史的態度。
總之，愛國主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在它之上，有一個“愛民”的問題。淺薄的“愛國主義者”們，動不動熱血沸騰，要和外國人刺刀見紅，要抓賣國賊。這樣的人其實是否真的愛國，是很可疑的。當外國人真的打來時，他們有可能投降得比誰都快，因為他們對如何愛國沒有深思熟慮過，到時會慌張失措的。譬如，如果現在的北京城被外敵侵入而陷落了，侵略者命令全城居民領取“良民證”並繼續工作，你覺得該怎麽辦？全體奮起反抗，罷工、罷市？結果會是如何？斷電、斷水、斷氣、斷糧、斷醫、斷警、斷路
…… 如此，則兩千萬人的生路何在？此時，你是“愛國”還是“愛民”？如果你是自來水公司黨委書記，此時敵人用刺刀對著你，任命你繼續擔任第一把手，繼續生產、供水，要你在委任書上簽字。你一簽，就是投降變節了。不簽，就得死。你愛國，可以不要命，但你愛民嗎？要看著兩千萬居民被渴死嗎？你沒有別的選擇，隻有屈服。公安局長也得投降，因為大街上罪犯橫行，交通堵塞，敵人要你帶領警察，維持治安，你能用自己的死解決這問題嗎？“救民於水火”、“解民於倒懸”，是為官的神聖職責，但此時卻又以“背叛主權”為條件，你怎麽辦？你投降了，帶領警察抓到一個竊賊，那竊賊會問你：“你他媽這個賣國賊還有臉抓我這個偷東西的賊嗎？我隻是侵犯了一點人權，你他媽是出賣國家主權。”此位警察的回答隻能是：“人權高於主權。抓你這種賊，我問心無愧。”
…… 如此，則兩千萬人的生路何在？此時，你是“愛國”還是“愛民”？如果你是自來水公司黨委書記，此時敵人用刺刀對著你，任命你繼續擔任第一把手，繼續生產、供水，要你在委任書上簽字。你一簽，就是投降變節了。不簽，就得死。你愛國，可以不要命，但你愛民嗎？要看著兩千萬居民被渴死嗎？你沒有別的選擇，隻有屈服。公安局長也得投降，因為大街上罪犯橫行，交通堵塞，敵人要你帶領警察，維持治安，你能用自己的死解決這問題嗎？“救民於水火”、“解民於倒懸”，是為官的神聖職責，但此時卻又以“背叛主權”為條件，你怎麽辦？你投降了，帶領警察抓到一個竊賊，那竊賊會問你：“你他媽這個賣國賊還有臉抓我這個偷東西的賊嗎？我隻是侵犯了一點人權，你他媽是出賣國家主權。”此位警察的回答隻能是：“人權高於主權。抓你這種賊，我問心無愧。”
但是，汪精衛比這警察要難多了，因為他要抓、殺抗日的愛國軍民，要向老百姓征糧收稅。他既必須向侵略者“交投名狀”，也必須保住自己不被抗日軍民殺掉。他此時唯一的精神支柱隻能是：為救一千萬同胞而不得不殺一萬另外的同胞，沒有別的選擇了。一個國家遭到外族侵略，本身就是不幸，是悲哀，是災難，麵對這種亡國的現實，要想不被“滅種”，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遠遠超出了在和平時期高喊口號的“愛國主義者們”的想像。
古今中外，被侵略國家最多采用辦法的是：“分工協作”
━━ 根據各行各業的任務性質，該抵抗的抵抗，該投降的投降。比如，和國防、國安有關的人員，如軍人，國家安全局人員等等，負責抵抗；和社會治安有關的人員，如警察，其工作是投降並繼續維護社會秩序。
━━ 根據各行各業的任務性質，該抵抗的抵抗，該投降的投降。比如，和國防、國安有關的人員，如軍人，國家安全局人員等等，負責抵抗；和社會治安有關的人員，如警察，其工作是投降並繼續維護社會秩序。
愛國主義不屬於普世價值的範疇，因為為非作歹的侵略者也說他們是愛國主義。愛國源自於人的天性中的“愛自己”。人人愛自己、愛親人、愛親友、愛家鄉……以自己為圓心，沿著一圈圈的同心圓，自內向外地愛過去，直至愛國。這是人的自然情感，人的天性，人應該珍惜、發揚這種情感，但切莫趾高氣揚地以為這是自己獨有的優秀品質，更不可以將之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果真有這種人，不是淺薄就是無聊，不是無聊，就是無腦，不是無腦，就是別有用心，別有用心地喊愛國口號，就是“愛國賊”。在“愛民”上多下點功夫，才是真正的愛國。
今天的人類已經進化到了這麽一種程度：其一切政治行為的目標就是人權。或是侵犯人權，或是捍衛人權。人權就是政治的核心。
既然人人都從大自然處獲得了追求欲望滿足的權利，這權利就應該是平等的，沒有個體差異的。非常自然的邏輯是：個體之間有著平等的權利，意味著沒有一個個體有侵犯其他個體權利的權利。由此，得到的結論便是：天賦人權，他人不得侵犯。
“天賦人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說法並不對，因為“神聖”是可以侵犯人權的。“神聖”就是“天”，就是大自然。“天”使你生，也使你死，既恩賜你，也剝奪你，你得順天認命。你想活五百歲嗎？沒門！“天”可以隨時剝奪人的生存權。可見“人權首先是生命權”的說法，並不是針對大自然說的。它其實隻是一句話的上半句，下半句是：“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犯他人的這一權利。”可見這話是針對“人”說的。當侵權者被指責侵犯人權時，他若用“人權首先是生命權”這上半句進行應對，他的意思便是：“我能讓你活著你就該滿足了，別找死。”旁邊的人可以提醒他：“說‘人權首先是生存權’，是說你這種‘人’不可以侵犯他人的人權，說的是你，別把水攪渾，把老天抬出來打岔！”
******************
以下是侵權者和指責他的人之間的一段對話：
指責者：“你侵犯人權。”
侵權者：“人權首先是生命權。”
指責者：“別打岔，說的是你侵犯了人權。生命權是上天給的，與你無關。它不是你恩賜的，更不是你可以侵犯的。”
侵權者：“我隻要讓人活著，就沒有侵犯人權。我一直在努力使人活著，並且活得越來越好。”
指責者：“讓人死活，本來就不是你的權利。人權問題的核心所向就是針對公共權力掌握者對人權侵犯的行為。說通俗一點，人權問題就是專門追究“政府”的侵權行為。對比一下別的國家對你們和你們對人家的人權指責，就會看到，人家指責的是你們的當權者對人權的侵犯，而你們指責人家的，卻基本不是應該由人家當權者負責的行為。”
侵權者：“貧窮、失業、凶殺、種族歧視等等難道不是人權問題嗎？”
指責者：“侵權行為若不是公共權力，如政府、軍隊、警察等的所為，就不該歸納到人權問題之中。美國的貧窮、凶殺、失業、種族歧視等都不是公共權力行為，是社會的，或自然的狀態所致。雖然公共權力有責任努力去應對、解決這些問題，但解決不好隻是主觀努力、能力或客觀條件限製的問題，而不是侵權問題。”
侵權者：“美國那麽多凶殺，不是人權問題嗎？”
指責者：“殺人者包括三種，一是老天，二是罪犯，三是公共權力如政府、警察之類。老天會隨時叫人死，麵對這種殺人侵權，人無可奈何；罪犯侵權，在所有國家都有法律管著，有解決之道，管得了，不是關鍵的問題；隻有公共權力侵權，才是當今人類社會最該關注的問題，因為它一方麵不該發生，另一方麵卻又很容易發生，再一方麵又有控製住的可能性。所以它是必須管也可以管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會有聯合國的《人權宣言》。它管的就是公共權力的侵犯人權問題。”
侵權者：“美國警察濫殺無辜，不是公共權力侵犯人權嗎？”
指責者：“那不是公共權力侵犯人權，而是個別人濫用公共權力侵犯人權，是個別人的行為，不是公共權力本身的行為。而公共權力本身，對這種濫用行為是加以懲處而不容忍的。並且，更重要的是，這方麵的信息人家是公開的，民眾有知情權和發言權，有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機製。”
侵權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你們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我們不一樣。”
指責者：“人權問題是普世價值的核心，凡是人都應該接受，沒有階級界限。它的矛頭所向就是侵犯人權的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掌握者，應該設身處地地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思考什麽是他們作為個人願意接受的他人對自己的行為，從而決定自己對別人的行為。除不可以侵犯人的生存權外，也不可以侵犯其它方麵的人權，譬如言論自由權等等。這就是‘孔八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提供的製定普世價值的標準。”
━━ 提供的製定普世價值的標準。”
侵權者：“懲處罪犯難道不是公共權力的職權嗎？那叫不叫侵犯人權呢？”
指責者：“關鍵在於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和行為的恰當性。首先要嚴格區分公共權力和正當的私人權利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可以利用掌握的公共權力侵犯正當的私人權利。”
侵權者：“你這是來自西方老掉牙的故事
━━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指責者：“風和雨是自然力，是‘天’的權力，它們強行進入窮人的茅屋，侵犯人權，窮人沒辦法。但國王是人，窮人和他有同等的權利，他不可以侵犯窮人的人權，所以，未經窮人的同意，他不可以闖進那破茅屋，否則，他就是侵犯人權。”
侵權者：“如果那窮人犯了法，難道國王也不能懲處他嗎？”
指責者：“按照符合普世價值的法律，國王個人不能下令懲罰。隻有‘法律’才有權懲處。並且，國王和那窮人一樣，也不能犯法，犯法也要受同樣的懲處。”
侵權者：“法律是國王製定的，或經他批準的，不是一回事嗎？”
指責者：“不是一回事。法律是‘法’，國王是‘人’。‘依法治國’和‘依人治國’，是完全不同的。”
侵權者：“反正法律是人製定的。以法律懲治人和由人懲治人，都可以說成是侵犯人權。”
指責者：“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正義，犯罪是一定要被懲罰的。懲罰雖然一定得有人參與，但參與者必須以法律為根據。‘法’是原則，它可以具備客觀、公正、無私、平等、持恒等等特點，人在製定法律時，多半不會蓄意扭曲這些特點；‘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他或她不容易具備‘法’所具備的特點，而且還時時有著利益或情感的驅動。國王會隨意殺掉那窮人，但法律不會隨意，即使是國王製定的法律，甚至是‘惡法’，也不具備‘隨意’的特點。”
侵權者：“你那是資產階級的法律，不是無產階級的法律。”
指責者：“無產階級要是能確實恪守它的法律，實行‘法治’的話，那也比‘無法無天’的‘人治’要好得多。‘惡人’作惡要比‘惡法’作惡更可惡。看清宮劇時可以這樣想：若嚴格執行大清的律法，其‘惡’的程度，比起皇帝、皇太後之類的‘第一把手’，拍案而起，喝令‘斬！’，可能會輕一些。對‘右派’、‘現行反革命’、彭德懷、劉少奇、遇羅克、張誌新等等數百萬人的‘斬’字令和數千萬被批鬥者的‘鬥’字令是‘人’還是‘法’發出來的呢？”
侵權者：“是‘法’，無產階級專政之‘法’，不叫法治嗎？”
指責者：“那是‘惡法’。”
侵權者：“‘惡法’和‘良法’的區分標準是什麽？誰說了算？”
指責者：“根據普世價值的標準。惡法罔顧人權，侵犯人權。”
侵權者：“我們說是依法治罪，你們說是侵犯人權，這官司又到哪裏去打？”
指責者：“那就得判斷你們的法是怎麽製定出來的。‘良法’是代表多數人的意誌而製定的，‘惡法’是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決定的。”
侵權者：“哪個國家的法是全體老百姓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製定出來的？”
指責者：“民主製度之法是由真正代表民意的少數人製定的，這少數人之所以能代表民意，是因為他們是在民意充份自由的前提下，以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
侵權者：“這‘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它就不能被控製，被操縱？”
指責者：“‘一人一票’的原則就是根源於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人類最根本的權利就是個人的權利。若有人能控製或操縱他人的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那就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以侵犯人權的手段侵犯個人的選舉權從而控製立法權，從而製定出惡法以進一步侵犯人權，這是批著民主外衣的專製製度。”
侵權者：“你這話是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說的。”
指責者：“我這是站在普世價值的立場上說的。普世價值主張每個人有按照自己的意誌投票的權利。這權利無階級性，是個人的天賦權利。”
侵權者：“憑什麽個人權利那麽重要？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
指責者：“個人利益以不侵犯集體利益為前提，當兩者衝突時，個人有選擇是否服從集體利益的選擇權，隻要他不侵犯集體內其它個體的權益。”
侵權者：“典型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
指責者：“自私自利而不損人利己，就沒有違背‘孔八字’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專製者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民主主義者以‘孔八字’為做人行事的最低道德標準，同時勉勵自己向‘孔四字’的方向努力 ━━ 仁者愛人。”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專製者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民主主義者以‘孔八字’為做人行事的最低道德標準，同時勉勵自己向‘孔四字’的方向努力 ━━ 仁者愛人。”
儒學不是宗教，未能使中國人以之建立起信仰。是佛教帶來了“因果報應”這功利性的，越來越脆弱的信仰。社會的人，沒有宗教可以，但沒有信仰則問題嚴重。可是，宗教是信仰的最好的附著物和寄生體。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宗教，若因此而長久地沒有信仰，中國肯定是沒有前途的。毛澤東時代強迫人民信仰馬列毛主義，但結果是這信仰完全消亡了。於是，從九十年代起，信仰又被引導向愛國主義精神，但它不是起源於“孔八字”，很容易被誤導向“為和外國人鬥而鬥”、“仇外”的“村野、市井的團夥激情”。隻不過，在沒有對外戰爭的情況下，這種激情總是難以激起巨浪，也難以持續。“和害國賊鬥”的需要遠遠超過“和賣國賊鬥”的需要。
不以愛民為核心的愛國是不可能持續恒久的，久之會出現“愛國疲勞”的症狀。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使中國人對獲得奧運、世博的舉辦權而熱血沸騰，但開始舉辦以後，熱情就開始衰退，到現在，留下的就隻是“曾經做過”的曆史痕跡了。原因就是，“舉辦奧運、世博”隻是掙得一種麵子而已，和“愛民”的聯係並不密切。離開了“愛民”的“愛國”，終究會隻是過眼雲煙。尤其當民眾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陷入水深火熱時，“愛國主義”就會變得根本無效。別忘記，民眾最要的是“利益”，維護正當利益是人權。統治者該做的是維護民眾的人權，而不是以“主權”去忽悠民眾，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人權。久之，是忽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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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懷著滿腔的愛國主義激情，提出了“中國夢”的構想，其具體目標是“中華民族的複興”。顯然，這複興不隻是要國家富強，還要人民幸福。相信他會同意“中國夢”包括“硬件”和“軟件”兩方麵的民族複興。硬件複興可以用GDP複興為指標，國家的富強主要依靠它。但是，人民的幸福僅僅是在豐衣足食這物質需求方麵依靠GDP硬件提供，但人民還有精神方麵的需求，這就需要“中國夢”中有某種軟件提供。
如果“中國夢”沒有軟件而隻有硬件，那就和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江澤民、胡錦濤的“大國崛起”沒有什麽區別。所要的都隻是國家強大昌盛，人民豐衣足食這類由GDP決定的物質文明硬件。這一點其實自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的“夢”中就有了。“洋務運動”就是如此，追求的隻是堅船利炮之類的物質硬件。
每一個時代，當權者和革命者，在硬件建設這一大方向上，分歧並不大，鬥爭就在於“誰掌權”和“如何掌權”這一軟件問題上。滿清政府撲滅“戊戌變法”；“四個現代化”容不得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
━━ 政治製度現代化”；“大國崛起”容不得劉曉波的“零八憲章”；“中國夢”也不允許“憲政夢”擠進來 ━━ 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在軟件問題上的爭執而導致的劇烈鬥爭。
━━ 政治製度現代化”；“大國崛起”容不得劉曉波的“零八憲章”；“中國夢”也不允許“憲政夢”擠進來 ━━ 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在軟件問題上的爭執而導致的劇烈鬥爭。
那麽，以民族複興為目標的“中國夢”的軟件到底是什麽？顯然應該是精神文明，和GDP代表的物質文明相對應。在習近平的心目中，這精神文明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麽呢？猜測起來，不外乎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1、馬列毛主義
2、愛國主義
3、一黨專政
4、憲政
5、文化複興與信仰係統的建立，包括“孔孟二十二字”的推行。
以下分別討論這五種可能性：
1、馬列毛主義，肯定是不行的，因為在理論上它已被證偽（見本書“《資本論》錯得離譜”一節），在實踐上已經失敗。十月革命一百年未到，從蘇聯、東歐，到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失敗的失敗，蛻變的蛻變，千百萬人的生命，億萬人的痛苦，沒有換來一點成功的希望。不能再讓它進入中國人的夢鄉了。
2、愛國主義，不俱備作為精神文明目標的功能。“中國夢”中提到了愛國主義。但它隻是一種情感，隻能是產生“中國夢”的動力
━━ 因為隻有俱備“愛中國”的情感，才會做“中國夢”。但動力顯然不等於目標。愛國主義隻是“中國夢”的動力而不是它要實現的目標。如果它是目標的話，則現在就已經實現了
━━ 絕大多數的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都愛中國，並且有些中國人愛國愛到整天價地在搜尋“賣國賊”，以突顯他們比別人愛國。
━━ 因為隻有俱備“愛中國”的情感，才會做“中國夢”。但動力顯然不等於目標。愛國主義隻是“中國夢”的動力而不是它要實現的目標。如果它是目標的話，則現在就已經實現了
━━ 絕大多數的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都愛中國，並且有些中國人愛國愛到整天價地在搜尋“賣國賊”，以突顯他們比別人愛國。
3、一黨專政，這是早就實現了的目標，已經不用作為“夢”來追求了。如果它的實現也算是民族複興的話，那這複興在1949年就實現了。中國人的未來夢大概不會就是如此吧！精神文明之中，包含有人的品格和行為文明，一黨專政，應該說不是品格和行為文明的表現，而隻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措施，因此不應該是“中國夢”的軟件目標。
4、實行憲政製度則是品格和行為文明的表現，因此應該是“中國夢”軟件的核心內容，但時機還不成熟，不可能迅速實現。從當權者到民眾，都沒有做好準備。孫中山提出的在憲政實現前要有一個“訓政”階段，是有道理的。但是，“夢”的意思就是努力的方向，《南周周刊》沒有錯。就算“實施憲政”還為期過早，因為憲政的嚴格定義是指西方來的那種定義，那麽，“實施憲法
━━ 中國憲法”，也不行嗎？作為法學博士的習近平，將“實施憲法”作為自己倡導的“中國夢”的軟件部分，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了。沒有法學博士不夢想實施憲法的。於是，左派就會發現習近平的法學博士身份是要他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又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毛澤東反對法學，輕視博士，當然也反對和輕視法學博士。法學博士習近平，能接受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嗎？
━━ 中國憲法”，也不行嗎？作為法學博士的習近平，將“實施憲法”作為自己倡導的“中國夢”的軟件部分，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了。沒有法學博士不夢想實施憲法的。於是，左派就會發現習近平的法學博士身份是要他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又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毛澤東反對法學，輕視博士，當然也反對和輕視法學博士。法學博士習近平，能接受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嗎？
5、“文化複興與信仰係統的建立”是“中國夢”所應有的精神文明的軟件目標之一。中國文化曾經站上過世界的巔峰，因此它有複興的資格。但複興不是複舊，複興一定要有創新。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等等，隻是過去的成就，現在再拿出來，當然算不上複興。創新很難。毛時代有創新，那就是栽出了“黨文藝之花”。栽花之時，拔除了所有的“毒草”、“野草”。可是，毛澤東一離世，所栽之花就迅速衰敗枯死了，原因就是它們從一開始就是依靠權力支架支撐著才存活的，在自然土壤裏無法生根。鄧小平停止了對那支架的維持，以致原先的野花、毒草又抬頭“泛濫”，把“黨花”排擠了。後來，薄熙來在重慶搞了塊試驗田，又栽上了“紅歌之花”，可就是無法自然生長，薄熙來不管了，它就又枯萎了。習近平若要實現文化複興，唯一該做的就是“無為而治”。不去堵它，不搞言論箝製，聽其自然發展，就行了。不必畫蛇添足地去“推動”，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和其它文明不同，中國人從古代起就沒有以宗教為支柱建立起的精神信仰作為行為的規範，而主要是以儒家倡導的“禮教”作為行為的守則。這“禮教”顯得頭緒紛繁，良莠並存，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孔十二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仁者愛人”。它是人類文明史上極為瑰麗的珍寶，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今天，應該賦予它以新的用途，那就是
━━ 作為全人類普世價值的衡量標準。在不以宗教為支柱的前提之下，創造出一種普適於全人類的信仰。使全人類驚喜地發現，沒有宗教也能有信仰。這是“有中國特色的信仰”，結束了“中國人無信仰”的曆史。並且，這信仰也是能被全人類接受的信仰，它使全人類找到了精神文明化的新的，更科學的燈塔。“中國夢”可用這種信仰作為自己的軟件，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精神文明複興的目標。
━━ 作為全人類普世價值的衡量標準。在不以宗教為支柱的前提之下，創造出一種普適於全人類的信仰。使全人類驚喜地發現，沒有宗教也能有信仰。這是“有中國特色的信仰”，結束了“中國人無信仰”的曆史。並且，這信仰也是能被全人類接受的信仰，它使全人類找到了精神文明化的新的，更科學的燈塔。“中國夢”可用這種信仰作為自己的軟件，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精神文明複興的目標。
除“孔十二字”之外，“孟十字”
━━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證明了中國是普世價值的發源地。“孔孟之道”雖然有糟粕，有垃圾，但上述“孔孟二十二字”，早在兩千多年之前，就俱備了引領世界潮流的價值。發揚光大這“孔孟二十二字”，才是真正的中華文化複興。中國夢”應該以之作為自己的軟件，推廣和發揚以人權理念為中心的普世價值。
━━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證明了中國是普世價值的發源地。“孔孟之道”雖然有糟粕，有垃圾，但上述“孔孟二十二字”，早在兩千多年之前，就俱備了引領世界潮流的價值。發揚光大這“孔孟二十二字”，才是真正的中華文化複興。中國夢”應該以之作為自己的軟件，推廣和發揚以人權理念為中心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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