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用她的真名字,但這個故事是千真萬確的,我叫她格蕾絲。
那天是聖帕特裏克節,部門的人都穿綠顏色的衣服,翠蔥蔥的一片。我們這個部門的人極喜歡熱鬧,出主意找樂子的天才俯首皆是,又常常在服裝和頭發上花樣翻新,並且一呼百應。例如“T恤日”,人人穿著五花八門的T恤,我就是把女兒高中時的一件厚嘴美人套在身上。而“套裝日”又個個衣冠楚楚,像是曼哈頓第五大道辦公樓裏出來的白領。我們更是不會放過任何可以著裝非凡的節日,在萬聖節很有些群魔亂舞的味道,而在聖帕特裏克節自然按習俗穿綠,我想幸好隻是穿綠衣服,而不是戴綠帽子,要不然就更有意思了。我們一夥愛鬧的人還一起合影,記下許多美妙的瞬間。
這時候兩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出現在部門,黑乎乎的製服與我們身上的顏色很不協調,他們神情嚴肅地打聽主任的辦公室,我們的輕鬆快樂被他們搞成了惶惑不安,照片也拍不下去了,或坐或站地打量主任的辦公室。主任很快把格蕾絲叫了進去,關上了門。我們麵麵相覷,努力透過玻璃窗往房間裏張望,我看見格蕾絲捂著臉哭,之後主任出來把她的手袋掂進去,她哆哆嗦嗦拿出手機,又抽泣起來,整層樓鴉雀無聲,有人把手按在嘴上,有人直愣愣地看別人。後來警察先出來,格蕾絲跟在後麵,哽咽著走出了樓。我們迅速圍住主任,主任說:“不要多問,現在事情還不清楚,我什麽都不能告訴你們。”主任離開後,人們三三倆倆地議論,沒有所以然。
格蕾絲在這個部門已經工作二十多年,我來這裏也有兩三年,兩三年中我與格蕾絲一共說過不到五句話。
我上班時隻喝白開水,起初那些同事們沒有不一驚一乍的:“白開水?開水,不加茶?水,不加冰?”後來盡管他們見怪不怪了,但每天當我端著個大杯子到後邊的休息室接開水時,他們還是會故意問:“白開水?”“對,白、開、水”我肯定地說,“好喝極了!”
我去接開水時路過格蕾絲的辦公室,總會在門口停留一會兒,不是和格蕾絲有什麽交流,是和她同一間辦公室的卡羅爾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嗨!”卡羅爾叫住我,“你知道我周末幹了一件什麽事?”他一如既往的煞有介事。“讓我想想,你化成超人,把那架就要墜毀的飛機托上了天。哦,不對,那是上個周末的事。這個周末我還真不知道你的驚人舉動。”我一本正經的回答。“我去了芝加哥我父母家,”他說。“到了之後,你發現他們也出門了”,我正要說出“他們被壞蛋劫持了”,又覺得不該拿他家老人開玩笑而臨時改了口。“不,他們在家。”他故意停頓了一下,“你想不到的是,他們開門讓我進去了!”係了一個大“包袱”,抖開來,原來如此,我哈哈大笑,一邊說:“他們沒有放出狗咬你?”“這次沒有,很幸運,上次把我的腿咬瘸了,你不會忘記吧?”我們笑得前仰後合。
格蕾絲從來不參與我們的說笑,她一進辦公室就戴上耳機,兩眼盯在電腦屏幕上,無論我和卡羅爾如何吵鬧玩笑,她眼皮都不會抬一下,也從來沒有煩厭的意思,視我們為空氣。剛進這個部門時,我以為他倆之間有隔閡,互不答理,卡羅爾叫我別介意,說格蕾絲就是比較孤僻,其實人還挺好。
我很快發現格蕾絲的孤僻在美國人中相當罕見,即使走路碰了麵,她頭一低就過去了,招呼都不打,平時在路邊見到陌生人,無論是遛狗的還是跑步的,都會說聲“哈嘍!”這個格蕾絲真有些另類。不過她對所有的同事都是如此,我也用不著在意。
有一天是“假發日”,每人頭上頂著一個奇形怪狀的假發,紅黃藍紫,驚世核俗,然後互相指著腦袋嬉笑。我戴了頂金發,看著鏡子裏的人似我非我,好生驚訝,頭發的顏色原來可以如此改變人的相貌。卡羅爾戴著一個紅發套,蓬蓬勃勃地爆炸出去,像個牛魔王,卻配著副兩米高電線杆樣的身材,十分滑稽。格蕾絲的假發藍白相間,兩條粗大雜亂的辮子拖在腰下,夠別具一格的,我直想誇她兩句,看她注視電腦不容打擾的樣子便咽了回去。她對集體活動倒是不拒絕加入,但她背上的兩條大花蟲樣的辮子與那張目不斜視的臉實在不般配,讓我有些忍俊不禁。
一次我因為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她的協助,意識到我在跟她說話時,她一把扯下頭上的耳機,非常認真地聽我的解釋和要求,我發現她的臉長得很細致,尤其是她的眼睛,清澈水潤,但眉目間有些悲切,也許是她從來不笑的緣故。我告訴她我比較急用,如果她能第二天給我就再好不過,她回答我了兩個音節:“O-Key”。吃過午飯後,我要的東西已經在我的桌子上了,她很在行。
格蕾絲一直都是不聲不響,她的存在與否不會讓別人特別注意,直到三月的一天。
我記得是三月,因為我們樓前那棵豐盈的櫻桃樹正在開花,沒有人會忽略櫻桃花,它的萱爭錦繡太奪目。那一天,我收到格蕾絲的電子郵件,不僅是我,整個部門的二十幾個人全都收到她群發的郵件。她寫道:“很不幸地告訴你們,我從家裏搬出來了,迪克‘看著別人家的草地綠’,我們很難生活在一起了,決定分開一段時間,想一想下一步怎麽辦。我非常傷心,覺得應該讓你們知道。”我看到這個郵件時的驚訝可想而知,不是因為聽到她的婚姻有問題,每個婚姻都有可能出現挫折,而是因為這麽一個從不與人交談,不,是從不與人說話的人,向所有的人敞開心扉,暴露自己的私人生活。不過話說回來,也許正是由於她平時不與人交談,沒有接近的朋友,才會向所有人傾訴。我見過迪克一次,前一年情人節,迪克捧著一盆很耀眼的花親自送來給格蕾絲,很招人羨慕。
我給她寫了封回信,也就是泛泛的幾句話,跟她太生疏,不好深寫。我說,我覺得很遺憾,希望她挺住,如果需要幫助我一定盡力。其實我想給她一些更直接的安慰,譬如聽她訴說,或者擁抱一下她的肩膀。但她的耳朵仍然被耳機隔開外來的聲音,她的表情仍然不流露一絲一毫願意接受談話的信息,她身上的那種氣場在她周圍劃出一麵看不見卻感覺得到的圍牆,別人無從靠近。我私下問卡羅爾,卡羅爾說他知道的和我一樣多,部門裏的同事也好像不大在意這件事,或者是在意而無能為力,對於別人的私生活,沒有人強行介入。
不過,她走過去之後,我會留意她的背影,她身材不錯,窈窈窕窕,背後看不像一個五十歲女人,我覺得她一定很苦,不說出來更苦。大約兩周後,她給所有的人再次發信,說她已經搬回家去住,她和迪克準備接受心理治療,為挽救他們的婚姻共同努力。我寫了回信祝福她,真替她鬆口氣。
沒有多久便出現反複,她又一次發郵件告訴大家,他們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她再度搬出家。我給她回了封較長的信,表示很願意聽她聊聊,如果她樂意的話,歡迎她來我家裏。她回答說:謝謝,過一陣子再說吧。大概是個推辭,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麽。
誰都沒有想到她突然會被警察帶走,是否與迪克有關呢?幾天後,我們收到主任的電子郵件,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格蕾絲暫時不能上班,她的一個家人暴死,隻知道不是她兒子。那麽是誰?是她丈夫迪克嗎?怎麽死的?格蕾絲是否有牽連?主任沒有說。疑團重重,籠罩著整個部門。
那天我看見卡羅爾與秘書戴娜湊在一起,詭詭密密的,估計是談論格蕾絲。他們多年在這個部門工作,關係相當好,戴娜又是主任的心腹,可能知道一些內部消息。我逮住個機會去問卡羅爾,他有些支支吾吾,最後在我的追問加保證下,他告訴我死者是迪克,已經查清是自殺,格蕾絲已回到家中,至於迪克為什麽自殺,主任也不知道。我驚得瞠目結舌,是迪克對他們的婚姻不滿意,或者移情別戀,如果有人自殺,最有可能的是格蕾絲,怎麽會是迪克?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一個月後,主任通知大家:格蕾絲家裏的事可能各位都聽說了,她將很快回部門上班,她想專注在工作上,希望大家不要向她問短問長。格蕾絲的這個要求符合她一貫的做法。
她蒼白得可怕,瘦骨棱棱,同事們最多給她打個招呼,並用憐憫的目光打量她像紙一樣飄過的身影。她依然全神貫注在電腦上,沒有人知道什麽原因導致了迪克的自尋短見。五月末的“國殤日”來臨,我收到她的電子郵件,這一次她不是發給部門的所有人,而是發給包括卡羅爾在內的六個同事,她希望我們能在晚上把點亮的蠟燭放在窗台上,以悼念愛著的遠行人,我回信說我一定會的。看得出格蕾絲對迪克感情很深,到底有什麽樣的鬱結無法解開,有什麽樣的苦難無法承受,有什麽樣的坎坷無法走過,讓一個須眉大漢自我了斷生命呢?這個謎被格蕾絲埋在了心底。也許,格蕾絲是那個‘看著別人家草地綠’的人,或者是那個認為他們婚姻失敗的一方,而迪克無法接受格蕾絲的離開選擇了一了百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家庭悲劇,婚姻可以幸福,也可以悲慘,有時候二者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取決於當事人如何操作。
這件事發生在三年前,後來我離開了那個地方,偶爾想起格蕾絲,隻希望她生活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