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歡迎轉載，但請注明出處）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萬言堂中之一分子。無此一堂之言，便無百家之爭。故君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美國有民主，但是幾乎沒有高官問責製。
中國有高官問責製，但是幾乎沒有民主。
這兩個國家現行的製度，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壞的。最好的當然是既有民主，又有高官問責製。最壞的是既沒有民主，也沒有高官問責製。
美國曾經是既有民主，又有高官問責製。華盛頓任期結束時寫的《臨別贈言》回顧了他治下的八年。戰亂之後，百廢待興，新政府各級官員服務於這個年輕的共和國，殫精竭慮，全力以赴，所獲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新政府經驗不足，國際上敵友難辨，國內諸項發展計劃孰先孰後的判斷，都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八年中犯了很多錯誤，但這些錯誤絕不是因一人之私而有意為之、、、
這些自我檢討，這些經驗的分享，給美國的政府官員開了一個好頭。後來的十多位總統，大多兢兢業業，為國為民努力工作。
美國內戰前夕，戰雲密布。總統林肯，副總統哈姆林和國務卿蘇厄德都趴在地圖上指指點點。但他們並不是謀劃戰事，而是要謀劃一條貫穿美國東西的交通大動脈 - 北太平洋鐵路。這條鐵路，對於美國的國計民生，極為重要。因為內戰，林肯沒有看到北太平洋鐵路的修建。內戰結束後，林肯的內閣和兩黨的代表都決定延續林肯的大政方針，迅速通過了《太平洋鐵路法案》,終於在1869年5月10日完成了北太平洋鐵路的建設。其時國務卿蘇厄德剛於1967年從俄羅斯買來的阿拉斯加孤懸天外，與美國本土隔著不列顛哥倫比亞。這條沿著加拿大的邊界修建的北太平洋鐵路，極有可能將不列顛哥倫比亞收入囊中，將美國的西海岸延伸至阿拉斯加。因此這條鐵路對加拿大也有深遠的影響，可參看我寫的《老火車站》。
我不知道拜登總統花了多少時間趴在美國地圖上。我隻知道街上行人依然被槍殺，商店裏依然零元購，道路依然坑坑窪窪，華人依然被歧視。
拜登高喊“捍衛民主”，但美國人早已忘記高管問責製。沒有高官問責製，當官實在是太容易了。
有沒有既沒有民主，也沒有高官問責製的例子呢？當然有。抗戰後期的蔣介石政府就是。蔣軍胡作非為，民怨鼎沸。日軍於1944年發動豫湘桂會戰時，第一戰區的蔣鼎文和湯恩伯手下有46個師。但一聽到日軍進攻，瞬間土崩瓦解。第一戰區總司令蔣鼎文在撤退過程中被民團俘虜，後化妝僥幸騎毛驢逃脫。第一戰區副總司令湯恩伯也被老百姓繳械 ，湯恩伯化裝成夥夫逃脫。因為國軍中有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所以這一切掩飾不了，於是蔣介石假裝震怒，發了一通脾氣，最後卻沒有問責。蔣鼎文雖然表麵上辭職，但旋即委任為軍事參議院參議。湯恩伯是蔣的嫡係，於是特意為了他創造了“撤職留任”這一行政處罰（美國軍官用這個詞來解釋oxymoron的意思）。
香港曾經是沒有民主，但有高官問責製。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任期末引進了“民主”。為了讓英國代理人掌管人事權和宣傳權，開始任人唯親（英），而忽略了高官問責製。陳方安生等人能力有限，但憑著唯彭定康馬首是瞻，都能竊居高位。因為這些人利用民調風波想把特首董建華趕下台，反而驚醒了董建華，知道自己不能再繼續做冤大頭，讓港府的失策都算到自己頭上。民調風波之後，董建華立即推行高官問責製，才讓大眾知道陳方安生等人執政能力低下。陳氏最終於2001年以私人理由提早退休。關於香港的民調風波，可參看我寫的《帝國反擊 1 – 憶十四年前港大的一次政變》。
中國應該向何處去？我個人認為中國應該效法新加坡，實行高官問責製，但必須引進民主。高官問責製應該是建立在順應民意的基礎上。沒有民主，高官問責製便未必有利於國家和人民。在意識形態和大政方針上不能極左，也不能極右。應該努力爭取中庸，而民主是實現中庸的唯一途徑。
簡單地說，民主是達成中庸的手段，避免大起大落。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而獨裁是假定有一位高瞻遠矚的領袖，一句頂一萬句，絕不需要監督，也不需群策群力。憑一己之力，就能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我是經曆過饑餓的。後來知道這饑餓和獨裁有關。
剛點了鏈接，不知為何顯示已經刪掉了。所以又重貼了一遍。加上了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英文校名。
謝謝討論。問責有兩種。一種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形式的問責。選民表示對官員的不信任，或國會表示對內閣首腦的不信任。另一種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問責。譬如總統委任交通部長。如交通事故頻發，大橋不斷倒塌，民航飛機不斷墜毀，總統就會免去交通部長的職務，並委托執法部門追究交通部長的失職。
如果隻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問責，各級官員就會討好上司。如果隻有民主形式的問責，則官員隻會絞盡腦汁忽悠選民，很難靜下心來籌謀遠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