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每天都發現一個新的自己
這是我的最後一篇王滬寧係列(總共5篇)。
前麵一篇豆腐幹“有了解美國的王滬寧是中共的福氣”引起熱議，尤其是我最後一句蒙頭蒙腦的話，惹起麻煩，網友ROBERT揪住不放。我承認結尾時草率了一些，似乎把鄧習毛蓋棺論定，其實我哪有那麽大的能耐，隻不過一句調侃而已。習還有五年甚至十年的任期，所以他的最終成就豈止超過鄧小平涅？哈哈！
本文筆鋒一轉，咱們來看看王滬寧官場生涯的軌跡和中國近年的曆史過程，進一步分析王滬寧同誌在進入中共官場前後的立場，和他對中共性質，任務，策略，民族複興，國家強大等等方麵考量，王滬寧做了一些什麽思維調整。是不是完全為了民族，國家，還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考慮。作為一個國家首腦的頂級智囊者，至少目前為止，他的個人奮鬥是成功的。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民也是有利的嗎？王滬寧是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6.4前後立場發生了什麽變化？王滬寧將會把中共帶向何方？中國未來的走向是不是應該民主憲政，是西方民主(或美國民主)，還是中國式的的民主？是改良的共產主義或者蛻變的中國共產黨實行新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
為了解出名前王滬寧，我們可以複習一下趙紫陽的高級智囊、助手嚴家祺回憶錄(從王滬寧當選政治局常委談起)，其中談到王滬寧早期的性格特征。
嚴家祺寫到：“在近40年前中國政治學會成立大會上，王滬寧是一位來自上海的青年學者，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那麽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現，怎麽也不會想到他會成為掌握中國最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7人之一。”
“中國政治學會1980年在北京成立，我記得王滬寧與王邦佐從上海來北京參加會議，當時，王邦佐比王滬寧大二十多歲，王滬寧還隻是複旦大學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總是見到他們兩個人。1985年，我與王滬寧一起到法國訪問，我還記得站著參加當時巴黎市長希拉克的演講會，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達樂家。當時我們到國外訪問，每人有100美元的外匯，我全部用光，王滬寧非常節省，買了一個小電器回國。回到北京，中國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說，程映湘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年代的托派頭子彭述之的女兒。後來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國共兩黨排斥的情況下流亡，曆盡艱難。2014年，我與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風燭殘年的程映湘、高達樂夫婦，他們家遍地是舊報紙舊書刊，那天，還與我們還談起王滬寧的一些陳年舊事。”
“1985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長朱厚澤、胡德平和我從北京去參加會議，住在錦江飯店。這次會議，是上海市委宣傳部主辦的。王滬寧來找我時，錦江飯店不讓他進門，正好遇見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魏承思。魏承思就把王滬寧請進了飯店。也正是這次見麵，王滬寧結識了魏承思。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常召開座談會，魏承思邀請王滬寧出席，又把王滬寧介紹給了曾慶紅和江澤民。王滬寧率團參加新加坡的辯論會獲得勝利，為上海增光，曾慶紅和江澤民對他更是另眼相看。”
嚴家祺繼續道：“八十年代我曾擔任全國青聯常委，胡錦濤是全國青聯主席。在離任時，每個常委都可以推薦一個人為下屆青聯委員，因為王滬寧在政治學研究中出版過幾本書，為人謙和，我推薦他擔任青聯委員。胡錦濤當總書記、國家主席時，我了解到，外交係統不主動幫助他，有人還故意欺負他，而王滬寧在這時就幫助他，因為王滬寧曾多次陪同江澤民到國外訪問，熟悉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儀禮，對胡錦濤友好幫助，王滬寧不炫耀自己，贏得了胡錦濤的信任。很多人不了解當上了國家元首，看上去威風凜凜，不會有人欺負。其實並非如此，卡特總統當年進白宮，認為他是種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備受欺負。江澤民剛到北京時，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澤民把王滬寧調到身邊，就是希望王滬寧在理論和外交方麵幫助他。”
嚴家祺說道：“1988年我曾到美國密歇根大學、夏威夷大學以及參加中國政治學會代表團到美國，其中有一次訪問美國時，王滬寧正在愛荷華大學當訪問學者。王滬寧打電話給我，說愛荷華大學裏有“水床”，這是一種灌滿水的床鋪，與棕床、木板床很不同，躺在上麵別有風味。他要我到愛荷華大學去。當天在大禮堂，我和王滬寧還見到了來自台灣《中國時報》主筆季季，後來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長期潛伏在台灣的共產黨間諜，我在網路上查看到， 季季的可怖遭遇難以想象。我這裏提及季季，是為了引起王滬寧的回憶。”
嚴家祺再說：“1989年王滬寧到我家來看我，當時我正在美國參加中蘇改革比較研討會，沒有能見到。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我們沒有聯係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滬寧當時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對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鄧小平、李鵬用機槍和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 “六四”後，江澤民要王滬寧到北京工作，我聽程映湘說，王滬寧不支持“六四屠殺”，又不願意表態，以到法國3個月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1992年，程映湘打電話說王滬寧要我新出版的《未來中國的選擇》一書，我知道他當時在法國，我們沒有見麵，也沒有通電話，我把書寄給了程映湘。”
嚴家祺還說：“當時中國政治學會編輯了一套政治學叢書，我寫的書是《國家政體》，1982年出版。王滬寧寫的是《國家主權》，1987年出版。《國家政體》一書，曆數專製政體的弊端，1986年，鄧榕來建國門社科院政治學所見我時，我把《國家政體》一書請她送給鄧小平。經曆過文革的鄧小平，對文革中的“個人崇拜”深惡痛絕，他有意改變黨淩駕於政府之上的現象，他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廢除終身製”。
從這樣一段回憶錄可以看出王滬寧早期是有些民主傾向的。他能夠與當時趙紫陽的高級參謀，中共最為開放時代的政治頭腦嚴家祺自由交流並且成為朋友，本身就說明他是開明的。嚴家祺一直主張中國施行政治體製改革，走向民主自由之路。那時候王滬寧喜歡的書不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反而是一些資本主義著作。但是在6.4前夕，他有了變化，可能準備參政。估計是因為老江的人找了他談話，所以他開始和老朋友做迷藏了。再有後來進入中央以後，與老朋友不見麵，即使見麵談話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口無遮攔。那隻有川普才行，而在中共製度下，人人必須言行一致，而且必須是跟緊咱們的領袖習主席，否則就會成為反革命分子，現在不叫反革命，而是貪腐分子，加上政治野心。
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麽包括嚴家祺在內的民運人士們對中共必須轉變成民主憲政喋喋不休？就是因為無論是中共權力交替或者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血腥醜惡。充滿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總是以陰謀詭計，為了權勢爭取皇帝為止，可以殺父母，殺戮兄弟姐妹。所以權力的更迭沒有平和和和諧，隻有你死我活，寸權必爭。仔細想來也是有道理的，為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複興，而不是一時半會兒的高唱國際歌。製度上是可以考慮動動腦筋和手術，或大或小。如果不改革，問題就會死灰複燃。曆史常常是一個個笑話，也是一個個悲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願中國人也有西方人的服氣，不再偏向虎山行，漸漸地走入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
是的，中國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曆史醜不可聞。網絡有一篇《中國最慘的職業——皇帝》文章說: “中國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為44 % ，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不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後幾天，林彪大談中國曆史上的政變，驚心動魄，使毛澤東對林彪產生了戒心。林彪害怕“被殺”，就選擇了坐飛機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此外，高崗也是初露野心，就被害得慘遭自殺。真實宮廷生活花天酒地，笙歌徹夜，但是並不比“露”有凍死骨的低層人士生活安全和愉快。
因此，為了中國能夠和平的持久的發展，大家希望共產黨能夠主動的改革體製保持個不需要腥風血雨鬥爭就可以順利交接的體製。不論你是哪一個派別，還是中華民族中的哪一個民族，這都是令人拍手稱快的好事。從此中國的發展就不再是螺線式的發展而是循速漸進，不會周而複始，平庸-興旺-消亡，重複中國長期的曆史規矩，走出那個可悲的怪圈。
咱們再回過頭來設身處地為王滬寧想一想，如果他當時支持了6.4，恐怕就不會坐在現在這個椅子上。他甚至於根本就沒有機會加盟江澤民同誌的領導集體，何談三朝元老，三代帝師？
當然還可以想象如果王滬寧當時並沒有支持6.4，也進入了江澤民同誌的領導班子。但王滬寧木魚腦袋，不能通融，每每風吹草動，他都要高唱憲政民主的調子。恐怕也不一定能在中南海紮下根。更不可能現在還是三朝帝師，甚至於直逼最高統帥的位置，老早就孫政才了。
那就是說，在中南海裏麵的智囊和最高領導人，不管他們學術認識上有多大區別，階級鬥爭覺悟有什麽不同，共產主義信念是否堅固。他們都可能變成鼠目寸光的人，為了政治權力和利益的安定而不顧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即使比較開明的君主要考慮人民和國家利益，但其角度也和常人是不一樣的。
本文以提問為主，因為大家都是聰明人，是才高八鬥的理論家。而我才疏學淺，所以不用我多說。我隻是有了今天這麽一個遐想：5年以後中國究竟走向何方，20大的中國是不是又有一次腥風血雨的換屆鬥爭，真的難以預測。大家可以大動腦筋，發表看法。
王滬寧性格裏有種難以描述的東西
有了解美國的王滬寧是國人的福氣
王滬寧冤枉王岐山才是批文牘那個人
王滬寧黑馬生猛 直衝最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