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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9:小靳莊人故事多

(2014-09-14 06:26:24) 下一個

曆史像一麵鏡子---產生寫天津市小靳莊的想法,是緣於我在苦難歲月中一段忘不了的經曆。那是1974年,在“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鼓動下,全國掀起了學習小靳莊的熱潮,各地紛紛組織農民賽詩、唱樣板戲,批林批孔。當時我在讀初中,盡管身在遙遠的鄉村小學,高山大海也阻擋不了師生們學習小靳莊的熱情。當時很多地方都講起革命故事,我也不例外積極參與。除參加比賽區縣調演外,主要是下鄉到我們學校附近各生產隊輪回演出。講的故事有:“農民老大爺身板硬”,“隊長吃苦耐勞”,“地主像屋簷下的芭蕉--根焦葉爛心不死”。有時高興也唱一首“紅星照我去戰鬥”。那時非常單純,雖然生活清苦,但心裏頭還覺得充實。那時候,能歌善舞者不計其數,隨便抓一個來,也可以哼幾句革命京劇。我最佩服的是一位複原軍人,普誌泉,唱起<<智取威虎山>>裏的一段“這些兵急人難。。。。”那個味道真是地道,我虛心向他學習後,也曾登台唱過“朝霞映在陽澄湖上,。。。。”。有時演出後已到深夜,生產隊裏農民端來熱騰騰麵條或夾著紅薯白米飯,吃得真是那個香喲,本來眼皮打著架,此時睡意全無。樸素鄉民們熱切接待的場麵,如今仍然記憶猶新,演出情境曆曆在目。


但小靳莊究竟是怎麽起源的,我當時並不清楚。如今電子通訊和互聯網時代,了解曆史比較容易,不必親身到現場采訪,鍵盤一敲或者書本一翻,就可以複習這段曆史了。轉眼40年過去了,當年的小靳莊如今怎麽樣?我不能光顧自己,讓朋友們也來看看學習喲,真個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主席”。這不我來個40年的回車,萬裏的路程,把小靳莊如何興旺,又如何衰敗如實地展示出來。

文革期間,這個小靳莊村莊因為能唱樣板戲,搞賽詩會而聞名。江青發現至寶,不失時機樹起一個在農村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所謂典型,在全國廣為宣傳。後來又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出盡風頭,江青還把外賓帶到小靳莊去參觀。粉碎“四人幫”後,小靳莊的所謂“經驗”受到批判。

那麽文革後期江青為什麽把天津小靳莊樹為典型? 江青在1974年來天津之前,並不了解小靳莊,也不是為了樹小靳莊這個“典型”而來,而是來天津抓“儒法鬥爭史”宣講活動的。當時的市委,根據《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及有關文章,在全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提到了在批林批孔中要研究“儒法鬥爭”問題。鐵路分局天津站得知這一精神,通過南開大學工宣隊的關係,派了幾位同誌參加南開大學舉辦的“工農兵批林批孔學習班”。從南開大學帶來的儒法鬥爭材料,從曆史經驗入手,於是成立了一個儒法鬥爭史研究宣講組,編寫《儒法鬥爭簡史講稿》,並進行宣講。之後寫了總結報送天津鐵路分局黨委、市委宣傳部,但未引起注意。新華社天津分社得悉後,作為“國內動態清樣”稿上報總社,總社又作為“國內動態清樣”報送中央政治局。

江青看到這份“國內動態清樣”後,立即抓住,於6月16日指使其工作人員打電話通知在京的王曼恬(王當時任天津市委書記並調文化部擔任領導工作),速將天津站的“講稿”報來。當晚10時,王曼恬將“講稿”送交江青。江青說:政治局已經批準她去天津,要王曼恬馬上回天津作準備。與此同時,中央辦公廳給市委打來電話,說江青要來天津,紀登奎同誌一起來。17日晚,江青和其他人以及“理論班子”來津。19日晚,在幹部俱樂部大劇場召開批林批孔報告大會,聽取天津站工人理論骨幹的宣講。在與會人員坐定後,我先上台宣稱今晚有中央領導同誌出席會議,並宣布會議注意事項,確保會議萬無一失。江青晚到了一刻鍾。王在後台側麵看到江青在台上喝礦泉水,那個年代喝礦泉水是少見的。江青開頭就說:“在十七號的下午二時,我們又爆炸了一顆氫彈,但是,今天我們開這個會,聽了工人批林批孔,比那個氫彈的威力還要大……”當時對她這種說法真不理解,孰能料到,這是風起於青萍之末,預示著將要刮起一場奪權的風暴!

江青這次來天津後,提出要選一個農村的點去看看。前年,一位來津的美國訪問學者問我,江青去小靳莊是否為王曼恬推薦的?我說不是,王並不了解農村情況。當時市委主要領導人向江青介紹了四個學大寨的先進點供她選擇,其中有西郊區的房莊子、東郊區的趙沽裏、靜海縣的楊家園和寶坻縣的小靳莊。市委第二書記吳岱當時在寶坻縣大鍾莊蹲點,對小靳莊比較了解。江青聽這幾個點的介紹時,聽到小靳莊辦政治夜校,有做詩、唱樣板戲的情況,如獲至寶,立即決定去小靳莊。當時解學恭曾提出,小靳莊離市內很遠,交通不方便,還有一段土路。但江青堅持說“騎馬也要去”。

小靳莊位於寶坻縣林亭口鎮東南部、箭杆河畔。解放前這裏因地勢低窪,水災頻繁,村民生活極為困苦,是當地有名的佃戶村。“大水吞門白汪汪,土地不收顆粒糧。鍋蓋長在鍋台上,妻離子散奔他鄉。”這個民謠是寶坻地區大窪地的生動寫照。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文革”開始以後,由於村幹部被打倒,人心渙散,生產混亂,使這個村成了一個落後的“老大難”村莊。1969年,王作山擔任村支部書記,組建了新的領導班子,決心帶領群眾改變小靳莊的落後麵貌。他們大幹苦幹,改造鹽堿地,硬是把箭杆河挖下一米多深,給村裏土地鋪上河泥,使村裏“旱收螞蚱、澇收蛤蟆”的主要鹽堿地塊得到改良。

經過艱苦奮鬥,小靳莊的集體經濟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糧食產量由原畝產100多斤提高到“上綱要”的400多斤,人均吃糧也上升為420斤,每年春夏季各上繳公糧10萬斤,成為學大寨的先進單位。1971年9月,寶坻縣委在小靳莊召開會議,推廣了小靳莊學大寨上綱要的經驗。於是,小靳莊繼知識青年下鄉典型邢燕子所在的司家莊、侯雋所在的竇家橋以及老典型大口巷村之後,成為第四個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小靳莊是由於辦政治夜校被江青看中的。其實,他們辦政治夜校由來已久,1970年,寶坻縣委在農村進行政治夜校的試點。小靳莊於1971年建立了政治夜校,學文化,學農業科學技術,學毛主席著作和時事政治。課前或課間休息時,經常有人唱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或由“鄉土詩人”朗誦個人的詩作,氣氛歡快,受到歡迎。這裏的農民有唱戲的傳統。王在這個縣的大鍾莊蹲過點,發現那裏的農民講話文明,這應是與這裏的地域文化有關。由於小靳莊政治夜校辦得好,1974年6月1日,縣委下達文件,決定在全縣推廣他們的經驗。

政治生活中充滿著隨機事件。小靳莊的政治夜校本來是一項文化教育活動,王作山本來是個比較好的農村黨支部書記,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得到江青的“垂青”,竟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被提拔為縣委書記。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高處,但也跌得重,又曾被隔離審查……那裏的村民本來過著較為平靜的生活,可是驀然竟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渦中…

彈指一揮四十年,現在的小靳莊怎麽樣了?
一位記者最近到小靳莊采訪當年的村支書王作山。他正幫著二兒子收拾廢品。見來人了,他放下手裏的活計,把客人讓進了他二兒子的臥室兼客廳。房間不是很大,一鋪土炕,兩個沙發,屋地也就三四平米,但收拾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讓人有一種溫馨感。知道我們是新華社的,老爺子非常高興,從分社到總社,他能數出好多人的名字。

今年72歲的王作山,身材有點瘦小,臉上爬滿了皺紋,但身板硬朗,耳不聾,眼不花,記性好,思路清。從1959年開始,他先後擔任了10年的生產隊長,8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9年的生產大隊隊長(即後來稱作的村主任),1986年從領導崗位上退下,到了鄉裏的農科站。其間,1976年還曾在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工作過六七個月。

在擔任小靳莊領導期間,王作山帶領全村70多戶600人學大寨,抓生產,經常是起早貪黑地改土造田。“那時就種糧,‘以糧為綱’,一年能給國家交20多萬斤糧!”老爺子至今仍不無自豪地說。為了多打糧食,給國家多作貢獻,他在村裏辦起了“五七”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學技術。很快,小靳莊就成了河北省(當時寶砥縣隸屬於河北省)農業學大寨的典型。這個典型不知怎麽被江青知道了,1974年和1976年,江青三次來小靳莊,讚揚該村“用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在她的鼓動和上級領導安排下,小靳莊組織農民寫詩、賽詩,唱樣板戲,製造出農民以寫詩、唱樣板戲“占領上層建築領域”、登上評法批儒舞台的“小靳莊經驗”,並在全國推廣。

“四人幫”垮台後,王作山受到牽連,被審查了一段時間,“小靳莊經驗”受到人們普遍蔑視(其實當時推廣他們的“經驗”時,我們那裏的不少人就認為那是“不務正業”)。回憶起這段不好過的日子,王作山說:“江青上哪哪遭殃,沒有江青摻和,村裏早就搞起來了。這下可好,我上哪去都不敢報名,群眾出去也不敢說是小靳莊的。”

1977年,王作山擔任大隊長,在繼續抓好糧食生產的同時,開始抓多種經營,組織農民種大蔥、大蒜和辣椒,建“三辣”基地。又先後辦起了五金廠、自行車零件廠等企業。小靳莊的生產生活開始重又走上正軌。

“從粉碎‘四人幫’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您感到小靳莊有什麽變化?”這是此行最關心的問。老人家沉思了一下:“書記換了好幾茬,企業沒弄好,原有的幾個企業都倒閉了。辦企業的事都是我和外邊聯係的,我一下來,人家也不理我們了。”但他轉而說:“這些年變化還是很大的,最大的變化就是家家戶戶蓋新房。” “‘三辣’基地現在已經占到全村耕地總麵積的一半以上,還發展了養豬養雞,50歲以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每月都1000多元。地裏看不到年輕人了,種地、收割都機械化了。家裏有農業,上班有收入,一般人家人均年收入都在六七千元以上,花個七八萬元蓋個新房已經不算啥了。”

交談中,王作山多次盛讚改革開放,盛讚現在中央的政策好。“現在中央的政策多好!農民想上哪就上哪,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種地不交稅還給補貼,又有了合作醫療,有病住院還能報銷。我老教育我兒子,可不能對不起共產黨。” 說起村裏的變化,王作山還講了一條:“***書記不是講‘和諧社會’嗎,我們這個村子這些年一直很穩定,鄰裏之間相處和睦,晚上敞門睡覺都沒事。” “窮不是社會主義,我現在是真正認識到了。搞社會主義靠搞階級鬥爭不行。”

王作山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和小兒子在保定打工,做買賣,在那裏安了家,二兒子在家經營一個店鋪,還辦了個收購站,二兒子的兩個兒子也都上班了。王作山本人也在兩年前去塘沽開發區打了工,給一家大企業看倉庫,每月800元,供吃供住。可以說,全家人已經沒有純務農的了。“各家都富了,村裏窮了。村裏沒有集體經濟,沒有收入,想辦事沒有錢。”王作山多次跟我們談到這一點。他是一個月前從打工的公司回到家裏來的。

“當年跟我一起幹的人,六七十歲就都死了,一個也沒有了,我就想,我還幹個啥勁?還能活幾年啊?回家呆著算了。我這一回來,公司還每月給我400元生活費。” 記者問:“你那時怎麽沒轉正呢?” “這個事也怨我自己。當年讓我到縣裏當書記,我就說,我是搞農業出身,抓農業行,當縣委書記工農商學兵都得管,我不行。你讓我幹,我就當個副手,管農業,先試試,不行我就回去。結果幹了幾個月,就下來了。” 村裏當時的幾個骨幹都轉正了,現在退休了,每月都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而王作山還是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
“這些年你自己也該有點積蓄吧?” “那是有。” “有個十萬八萬的吧?” “沒有那麽多,但夠活到死了。”王作山笑著說。訪談中,王作山始終笑嗬嗬的,樂觀,開朗。他說他什麽病也沒有。“前兩天檢查了,血壓80-120。” “那是年輕人的血壓啊?你活到90沒問題!”我們羨慕地說。

臨行時,記者讓他跟著一起到鎮裏吃點飯,他說什麽也不肯。“我還是那個傳統,上邊來人,吃飯時讓別人陪,我回家。” “咱們都是普通百姓,一起吃頓飯有什麽關係?”
“不行,不行。”任我們怎麽拽他,他都不上車。

這就是王作山,始終如一的憨厚的農民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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