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9：小靳莊人故事多

曆史像一麵鏡子---產生寫天津市小靳莊的想法，是緣於我在苦難歲月中一段忘不了的經曆。那是1974年，在“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鼓動下，全國掀起了學習小靳莊的熱潮，各地紛紛組織農民賽詩、唱樣板戲，批林批孔。當時我在讀初中，盡管身在遙遠的鄉村小學，高山大海也阻擋不了師生們學習小靳莊的熱情。當時很多地方都講起革命故事，我也不例外積極參與。除參加比賽區縣調演外，主要是下鄉到我們學校附近各生產隊輪回演出。講的故事有：“農民老大爺身板硬”，“隊長吃苦耐勞”，“地主像屋簷下的芭蕉--根焦葉爛心不死”。有時高興也唱一首“紅星照我去戰鬥”。那時非常單純，雖然生活清苦，但心裏頭還覺得充實。那時候，能歌善舞者不計其數，隨便抓一個來，也可以哼幾句革命京劇。我最佩服的是一位複原軍人，普誌泉，唱起<<智取威虎山>>裏的一段“這些兵急人難。。。。”那個味道真是地道，我虛心向他學習後，也曾登台唱過“朝霞映在陽澄湖上，。。。。”。有時演出後已到深夜，生產隊裏農民端來熱騰騰麵條或夾著紅薯白米飯，吃得真是那個香喲，本來眼皮打著架，此時睡意全無。樸素鄉民們熱切接待的場麵，如今仍然記憶猶新，演出情境曆曆在目。


但小靳莊究竟是怎麽起源的，我當時並不清楚。如今電子通訊和互聯網時代，了解曆史比較容易，不必親身到現場采訪，鍵盤一敲或者書本一翻，就可以複習這段曆史了。轉眼40年過去了，當年的小靳莊如今怎麽樣？我不能光顧自己，讓朋友們也來看看學習喲，真個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主席”。這不我來個40年的回車，萬裏的路程，把小靳莊如何興旺，又如何衰敗如實地展示出來。

文革期間，這個小靳莊村莊因為能唱樣板戲，搞賽詩會而聞名。江青發現至寶，不失時機樹起一個在農村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所謂典型，在全國廣為宣傳。後來又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出盡風頭，江青還把外賓帶到小靳莊去參觀。粉碎“四人幫”後，小靳莊的所謂“經驗”受到批判。

那麽文革後期江青為什麽把天津小靳莊樹為典型？ 江青在1974年來天津之前，並不了解小靳莊，也不是為了樹小靳莊這個“典型”而來，而是來天津抓“儒法鬥爭史”宣講活動的。當時的市委，根據《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及有關文章，在全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提到了在批林批孔中要研究“儒法鬥爭”問題。鐵路分局天津站得知這一精神，通過南開大學工宣隊的關係，派了幾位同誌參加南開大學舉辦的“工農兵批林批孔學習班”。從南開大學帶來的儒法鬥爭材料，從曆史經驗入手，於是成立了一個儒法鬥爭史研究宣講組，編寫《儒法鬥爭簡史講稿》，並進行宣講。之後寫了總結報送天津鐵路分局黨委、市委宣傳部，但未引起注意。新華社天津分社得悉後，作為“國內動態清樣”稿上報總社，總社又作為“國內動態清樣”報送中央政治局。

江青看到這份“國內動態清樣”後，立即抓住，於6月16日指使其工作人員打電話通知在京的王曼恬(王當時任天津市委書記並調文化部擔任領導工作)，速將天津站的“講稿”報來。當晚10時，王曼恬將“講稿”送交江青。江青說:政治局已經批準她去天津，要王曼恬馬上回天津作準備。與此同時，中央辦公廳給市委打來電話，說江青要來天津，紀登奎同誌一起來。17日晚，江青和其他人以及“理論班子”來津。19日晚，在幹部俱樂部大劇場召開批林批孔報告大會，聽取天津站工人理論骨幹的宣講。在與會人員坐定後，我先上台宣稱今晚有中央領導同誌出席會議，並宣布會議注意事項，確保會議萬無一失。江青晚到了一刻鍾。王在後台側麵看到江青在台上喝礦泉水，那個年代喝礦泉水是少見的。江青開頭就說:“在十七號的下午二時，我們又爆炸了一顆氫彈，但是，今天我們開這個會，聽了工人批林批孔，比那個氫彈的威力還要大……”當時對她這種說法真不理解，孰能料到，這是風起於青萍之末，預示著將要刮起一場奪權的風暴！

江青這次來天津後，提出要選一個農村的點去看看。前年，一位來津的美國訪問學者問我，江青去小靳莊是否為王曼恬推薦的？我說不是，王並不了解農村情況。當時市委主要領導人向江青介紹了四個學大寨的先進點供她選擇，其中有西郊區的房莊子、東郊區的趙沽裏、靜海縣的楊家園和寶坻縣的小靳莊。市委第二書記吳岱當時在寶坻縣大鍾莊蹲點，對小靳莊比較了解。江青聽這幾個點的介紹時，聽到小靳莊辦政治夜校，有做詩、唱樣板戲的情況，如獲至寶，立即決定去小靳莊。當時解學恭曾提出，小靳莊離市內很遠，交通不方便，還有一段土路。但江青堅持說“騎馬也要去”。

小靳莊位於寶坻縣林亭口鎮東南部、箭杆河畔。解放前這裏因地勢低窪，水災頻繁，村民生活極為困苦，是當地有名的佃戶村。“大水吞門白汪汪，土地不收顆粒糧。鍋蓋長在鍋台上，妻離子散奔他鄉。”這個民謠是寶坻地區大窪地的生動寫照。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文革”開始以後，由於村幹部被打倒，人心渙散，生產混亂，使這個村成了一個落後的“老大難”村莊。1969年，王作山擔任村支部書記，組建了新的領導班子，決心帶領群眾改變小靳莊的落後麵貌。他們大幹苦幹，改造鹽堿地，硬是把箭杆河挖下一米多深，給村裏土地鋪上河泥，使村裏“旱收螞蚱、澇收蛤蟆”的主要鹽堿地塊得到改良。

經過艱苦奮鬥，小靳莊的集體經濟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糧食產量由原畝產100多斤提高到“上綱要”的400多斤，人均吃糧也上升為420斤，每年春夏季各上繳公糧10萬斤，成為學大寨的先進單位。1971年9月，寶坻縣委在小靳莊召開會議，推廣了小靳莊學大寨上綱要的經驗。於是，小靳莊繼知識青年下鄉典型邢燕子所在的司家莊、侯雋所在的竇家橋以及老典型大口巷村之後，成為第四個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小靳莊是由於辦政治夜校被江青看中的。其實，他們辦政治夜校由來已久，1970年，寶坻縣委在農村進行政治夜校的試點。小靳莊於1971年建立了政治夜校，學文化，學農業科學技術，學毛主席著作和時事政治。課前或課間休息時，經常有人唱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或由“鄉土詩人”朗誦個人的詩作，氣氛歡快，受到歡迎。這裏的農民有唱戲的傳統。王在這個縣的大鍾莊蹲過點，發現那裏的農民講話文明，這應是與這裏的地域文化有關。由於小靳莊政治夜校辦得好，1974年6月1日，縣委下達文件，決定在全縣推廣他們的經驗。

政治生活中充滿著隨機事件。小靳莊的政治夜校本來是一項文化教育活動，王作山本來是個比較好的農村黨支部書記，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得到江青的“垂青”，竟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被提拔為縣委書記。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高處，但也跌得重，又曾被隔離審查……那裏的村民本來過著較為平靜的生活，可是驀然竟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渦中…

彈指一揮四十年，現在的小靳莊怎麽樣了？
一位記者最近到小靳莊采訪當年的村支書王作山。他正幫著二兒子收拾廢品。見來人了，他放下手裏的活計，把客人讓進了他二兒子的臥室兼客廳。房間不是很大，一鋪土炕，兩個沙發，屋地也就三四平米，但收拾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讓人有一種溫馨感。知道我們是新華社的，老爺子非常高興，從分社到總社，他能數出好多人的名字。

今年72歲的王作山，身材有點瘦小，臉上爬滿了皺紋，但身板硬朗，耳不聾，眼不花，記性好，思路清。從1959年開始，他先後擔任了10年的生產隊長，8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9年的生產大隊隊長（即後來稱作的村主任），1986年從領導崗位上退下，到了鄉裏的農科站。其間，1976年還曾在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工作過六七個月。

在擔任小靳莊領導期間，王作山帶領全村70多戶600人學大寨，抓生產，經常是起早貪黑地改土造田。“那時就種糧，‘以糧為綱’，一年能給國家交20多萬斤糧！”老爺子至今仍不無自豪地說。為了多打糧食，給國家多作貢獻，他在村裏辦起了“五七”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學技術。很快，小靳莊就成了河北省（當時寶砥縣隸屬於河北省）農業學大寨的典型。這個典型不知怎麽被江青知道了，1974年和1976年，江青三次來小靳莊，讚揚該村“用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在她的鼓動和上級領導安排下，小靳莊組織農民寫詩、賽詩，唱樣板戲，製造出農民以寫詩、唱樣板戲“占領上層建築領域”、登上評法批儒舞台的“小靳莊經驗”，並在全國推廣。

“四人幫”垮台後，王作山受到牽連，被審查了一段時間，“小靳莊經驗”受到人們普遍蔑視（其實當時推廣他們的“經驗”時，我們那裏的不少人就認為那是“不務正業”）。回憶起這段不好過的日子，王作山說：“江青上哪哪遭殃，沒有江青摻和，村裏早就搞起來了。這下可好，我上哪去都不敢報名，群眾出去也不敢說是小靳莊的。”

1977年，王作山擔任大隊長，在繼續抓好糧食生產的同時，開始抓多種經營，組織農民種大蔥、大蒜和辣椒，建“三辣”基地。又先後辦起了五金廠、自行車零件廠等企業。小靳莊的生產生活開始重又走上正軌。

“從粉碎‘四人幫’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您感到小靳莊有什麽變化？”這是此行最關心的問。老人家沉思了一下：“書記換了好幾茬，企業沒弄好，原有的幾個企業都倒閉了。辦企業的事都是我和外邊聯係的，我一下來，人家也不理我們了。”但他轉而說：“這些年變化還是很大的，最大的變化就是家家戶戶蓋新房。” “‘三辣’基地現在已經占到全村耕地總麵積的一半以上，還發展了養豬養雞，50歲以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每月都1000多元。地裏看不到年輕人了，種地、收割都機械化了。家裏有農業，上班有收入，一般人家人均年收入都在六七千元以上，花個七八萬元蓋個新房已經不算啥了。”

交談中，王作山多次盛讚改革開放，盛讚現在中央的政策好。“現在中央的政策多好！農民想上哪就上哪，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種地不交稅還給補貼，又有了合作醫療，有病住院還能報銷。我老教育我兒子，可不能對不起共產黨。” 說起村裏的變化，王作山還講了一條：“***書記不是講‘和諧社會’嗎，我們這個村子這些年一直很穩定，鄰裏之間相處和睦，晚上敞門睡覺都沒事。” “窮不是社會主義，我現在是真正認識到了。搞社會主義靠搞階級鬥爭不行。”

王作山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和小兒子在保定打工，做買賣，在那裏安了家，二兒子在家經營一個店鋪，還辦了個收購站，二兒子的兩個兒子也都上班了。王作山本人也在兩年前去塘沽開發區打了工，給一家大企業看倉庫，每月800元，供吃供住。可以說，全家人已經沒有純務農的了。“各家都富了，村裏窮了。村裏沒有集體經濟，沒有收入，想辦事沒有錢。”王作山多次跟我們談到這一點。他是一個月前從打工的公司回到家裏來的。

“當年跟我一起幹的人，六七十歲就都死了，一個也沒有了，我就想，我還幹個啥勁？還能活幾年啊？回家呆著算了。我這一回來，公司還每月給我400元生活費。” 記者問：“你那時怎麽沒轉正呢？” “這個事也怨我自己。當年讓我到縣裏當書記，我就說，我是搞農業出身，抓農業行，當縣委書記工農商學兵都得管，我不行。你讓我幹，我就當個副手，管農業，先試試，不行我就回去。結果幹了幾個月，就下來了。” 村裏當時的幾個骨幹都轉正了，現在退休了，每月都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而王作山還是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
“這些年你自己也該有點積蓄吧？” “那是有。” “有個十萬八萬的吧？” “沒有那麽多，但夠活到死了。”王作山笑著說。訪談中，王作山始終笑嗬嗬的，樂觀，開朗。他說他什麽病也沒有。“前兩天檢查了，血壓80-120。” “那是年輕人的血壓啊？你活到90沒問題！”我們羨慕地說。

臨行時，記者讓他跟著一起到鎮裏吃點飯，他說什麽也不肯。“我還是那個傳統，上邊來人，吃飯時讓別人陪，我回家。” “咱們都是普通百姓，一起吃頓飯有什麽關係？”
“不行，不行。”任我們怎麽拽他，他都不上車。

這就是王作山，始終如一的憨厚的農民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