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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曆屆省委書記當中,成績最好的是趙紫陽,名聲最差的要數李井泉。井泉一味取悅於上級,不顧人民疾苦。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1966),真是把四川搞成了連毛澤東都難以控製的“獨立王國”,大大落後於全國的經濟和建設發展速度。我對李的淡薄的記憶源於從文革期間田間地頭看露天電影時,零星地看到打倒李井泉的漫畫宣傳幻燈片。以下資料摘編於網絡世界,以餐對四川文革史有興趣的同仁們。
文革前的地方官員,尤其是各省委書記,在執行中央的過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悅上級,不顧人民疾苦上非常過分。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1966),一貫極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經過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對此,白樺的評語比較貼切:“李井泉不僅不折不扣,而且變本加厲地執行極左的方針,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搞成了饑餓之鄉,在四川,有口皆罵,受到批鬥罪有應得!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對李井泉有過冒犯,但至今不悔。”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全國的“右派分子”人數是55萬多人,占知識分子總數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數是5萬餘人,四川的知識分子人口比例低於全國,“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則遠高於全國。另外還有6萬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我父親也是其中的倒黴者之一)。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李井泉在圍攻彭德懷中最賣力。其間有派係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派係的因素是李井泉屬賀龍一派,賀龍因為與彭總有曆史恩怨,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澤東挑起攻彭,李井泉當然也得賣力。因李的四川省在“大躍進”中屬“人禍”最重省分之一,出於自保也得鬥倒彭德懷。
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統計數字是812萬餘人。在中央開始糾正左的政策的時候,李井泉出於打擊反對者的需要,還扣住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不下發,致使四川的經濟複蘇晚於全國。丁抒的《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人禍》,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對此有較詳細的描述。當時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肅、山東。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吳芝甫、安徽的曾希聖、甘肅的張仲良、山東的舒同都被調離了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任閑職。李井泉不僅沒調職,而且還提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
在“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幹部的檢舉信,檢舉李井泉欺瞞中央。同時,李井泉受到眾多與會代表的非難,還有人要求中央將李井泉調出四川。在小平的保護下過了關,回川以後不是認真改過,反而追查檢舉人打擊報複。
1959年4月,毛澤東黨內通信發出,要求發到全國生產隊一級,而李井泉竟然扣留下這封信,在全省幹部會議上繼續推行五風,把反對者都打成反革命,為四川省大麵積死人埋下了伏筆。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範圍內在沒有事先公告的情況下,突然發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糧票,百姓手裏的舊版糧票不予兌換,全部作廢。因此天府之國也大量餓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衝擊批鬥,一家人遭遇很慘,但沒有人同情,他作廢糧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銀行沒有學他的辦法。
李井泉還主觀臆斷,搞瞎指揮。他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這明明是假的,卻不準人懷疑,哪個懷疑哪個挨整,而且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他在全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著。糧食減產了,他不是糾正自己的過失,還要繃麵子,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把遠離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調”。他還大搞“一個樣”,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這樣瞎胡搞糧食能不減產嗎?四川餓死這麽多人,省委主要領導李井泉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糧食630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196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已經如此嚴峻,他還是繼續欺上瞞下,硬繃麵子,狠心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裏麵還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去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樣搞怎麽可能不餓死人!
李井泉通過一些途經看到了於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始了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蕭澤寬、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繼續狠批猛鬥。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消黨內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副廠長。重慶團市委的5個副書記被撤了4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到重慶市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幾年以後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運動很快觸及到各層領導幹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資派,修理的死去活來,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們沒錢吃飯,到垃圾箱去揀東西吃。這對李井泉的嘲諷實在是太大了。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學院上學的二兒子李明清受到他株連,被造反派打到幾乎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竟然活著就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李井泉後來複職任人大副委員長,有人向他匯報了這個事情,聽完之後他默默的回到房間,把門關起來,當晚痛苦到沒有出來吃飯。四川人說,李井泉死了一個兒子痛苦到極點,而大饑荒時,他餓死了無數四川百姓和他們的孩子,他怎麽毫不動心?
李井泉最為人痛恨的話是當有人談起“大躍進”餓死人的時候,李井泉說:“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完全沒有把餓死人這件事當回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在說起河南餓死人的時候表示過:“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當時分管農業的省委副書記廖誌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來也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製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複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義的部隊撤出南昌的時候參加革命的。後來到中央蘇區的,一直做到紅四軍秘書長,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毛澤東秘書的說法。長征中一、四方麵軍會師以後,李井泉派到左路軍,和四方麵軍一起南下。後來,二、四方麵軍會師以後又在二方麵軍任職,從此以後一直在賀龍手下。兩人關係極好,據稱是兒女親家。賀龍與小平解放初期在重慶建立了非同一般的關係,因而小平對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風霸道,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四川省文革前的老幹部基本上是三個部分:跟隨賀龍和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晉綏幹部,跟隨劉伯承和鄧小平入川的二野幹部,以及四川省地下黨幹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擠二野,打擊地下黨。當然如果誰要是給他提意見,那就不管是哪個山頭都得打擊。製造好幾個著名的冤案。。。。。。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紅衛兵、造反派,被鬥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綁架(見何蜀的《“紅衛兵綁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裏在揪鬥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後含冤自殺;兒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實在是很慘。
文革中,毛澤東多次批評李井泉,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劉、鄧、李井泉搞的,他們把劉結挺打成反革命,把他開除黨,這次才翻過來。”,“四川、貴州最亂,主要是賀(龍)、羅(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不僅和各大局書記、省委書記一樣受到打擊,被定為“走資派”,而且還在《中共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中被定性為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文革以前,每年的國慶節,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門城樓的式樣裝扮起來,稱為“小天安門”。這時候也成了“搞獨立王國”的罪證。實在是很冤。
如果我們問他一句:“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冤死!”他又怎樣想呢?“林彪事件”後李井泉被解放出來,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直低調,直到1989年去世。 李井泉在文革當中遭到的打擊程度,相對於其他幾個大局書記來說,處於中等水平,有幸有不幸:雖然在文革初期受到的衝擊比較劇烈,但是相對於慘死於監禁之中的陶鑄,尚屬萬幸。1973年,李井泉被解放出來並且安排了工作,而宋任窮直到1977年才安排工作,劉瀾濤直到1978年底才平反。
從家庭角度來看,李井泉則相當不幸,兒子李明清被活活打死,夫人蕭裏自殺於監禁之中。那麽劫後餘生的李井泉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有些什麽反思呢?說來好笑,李井泉對自己的總結隻是“中間偏左”。如果李井泉都隻是“中間偏左”,那我們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極左?如果李井泉都隻是“中間偏左”,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那些揪鬥他的紅衛兵、造反派僅僅是“有一點過左”?
文革小史5:劉結挺,張西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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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的後台就是鄧,所以李極左罪行罄竹難書,但是依然安享晚年,待遇優厚。
毛是個把自己當董事長的不稱職的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