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可一勞永逸

中國新政府上台以來，反腐運動風起雲湧，且涉及麵之廣前所未見，針對的不隻是貪腐官員，還有跨國企業，央企等等的腐敗行為。反腐運動乃由最有能力的一位內閣大員--王岐山領導，王膝下無兒女，反腐的包袱最小，由此可見中央的反腐決心頗大。

 

習近平治下將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第7個十年，而蘇聯便是曆70年而亡的，所以習才會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中振臂疾呼：“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最近全國廳局級幹部都有組織觀看大型紀錄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也一時洛陽紙貴。反腐於中國共產黨已是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

 

麵對中國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西方主流智庫，包括白宮智囊布魯金斯學會依然一如既往的持懷疑態度，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反腐無法觸及固化的利益集團之根本，因其太過重於政治力量的衝突，而衝突成本巨大，甚至會危急黨內執政核心的穩定，因此反腐往往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久了便後繼乏力了。

 

在中國曆史上，反腐確實往往是明君和佞臣之間的殊死搏鬥，不乏魚死網破者，這種靠政治力量殘酷博弈來推動反腐的方式可能並非最佳方式。今日中國已不比往日，基本上已建立了市場經濟體係，因此大可以通過經濟的手段來巧力反腐。

 

經濟研究的許多成果表明，財產權製度的健全程度往往與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成正相關，這可以從全球各國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國際財產權指數（Property Rights Index）的分析中得到驗證。中國腐敗高發的一個重要領域便在於土地，根據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調研數據，腐敗官員中超過一半的人有份參與基礎設施和土地交易項目。這絕非偶然，因為中國的土地財產權製度非常薄弱。中國的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沒有所有權，因為所有權屬於國家和集體，因此在拆遷和土地征用的過程當中無法有效的保護自己的財產，生計和獲得應有的財富。土地公有製就是由官員來代替老百姓行駛財產所有權，市場經濟為這種權利變現提供了極好的機遇，這個時候要想不貪汙難度會很大，就像一個已婚男人如果不和刻意勾引他的美女保持距離，那麽他所謂對婚姻絕對忠誠的誓言充其量不過是一層一捅即破的窗戶紙。根據國際農村發展機構Landesa和人民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2011年聯合進行的中國17省調研結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從400萬個農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來，強製性的國家征地規模每年都穩步增長，受調查的村莊中有43%在過去十年都遇到過這種強製征地；農民收到的征地補貼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畝，而開發商的複售價格平均值是74萬美元美元/英畝。征地補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巨大差距成了腐化官員權利尋租的原動力。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中國的年均大規模群體事件有18萬起，其中與土地相關的糾紛占比為65%（類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遷補貼不公，以及暴力拆遷等）。由於房地產市場成為地方官員追求政績和權力尋租的重要工具，未來的群體事件會更加頻繁。腐敗確確實實成了動搖政權根基的導火索。難怪布魯斯基金會在今年年初給奧巴馬總統的外交政策建議簡報《大賭注與黑天鵝》中敦促聯邦政府在任期內為中國可能爆發的巨大社會動蕩做好準備。

 

財產權製度的健全是反腐的根本。根本不變革，打老虎一個，還有萬萬千。有了貪官滋生的土壤，貪官便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反腐不需要你死我活，火中取栗的殘酷政治博弈，隻要釜底抽薪即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健全的財產權製度會讓再厲害的貪官也求財無門。戰國時商鞅變法便是從財產權製度著手，廢井田開阡陌，為秦國建立廉潔吏治和國力雄起墊下了結實的基礎。隻是改革也會有艱難險阻，當時秦國的奴隸主就瘋狂地對商鞅變法進行了反撲，而且動用了“維護祖製”的神聖旗號，今天的中國要想在這方麵改革也肯定是要經一番風雨，但這才是重新鍛造吏治的一勞永逸之根本大法。公有製需要官員都如坐懷不亂的柳下惠般精誠奉公，曆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吏員有這樣崇高卓絕整齊劃一的道德水平。蘇聯的一眾官吏居於公有製的糧倉裏飽食如碩鼠，最終導致了蘇聯的敗亡。

 

公有製這種線條模糊一刀切似的所有製使得中國錯失了打造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法治為保障的先進財產權製度的良機，也為“本該作公仆，結果成碩鼠”的佞臣提供了權力尋租的無限可能。打造強大的中央集權，關鍵不在於公有製，而在於強大的財富再分配能力，這是沒有多少土地和央企的美國聯邦政府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比如，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則國家可以對每次土地交易征收不低的交易稅。國家無須為公有製偏執，關鍵是要對資產流通，資產增值的過程中享有財富再分配的主導權。

 

著名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指出健全財產權製度的關鍵在於財產權維護和合同法的執行效率，一旦執行得好，腐敗作為一種隱性稅收就會越來越低，私營部門的盈利能力會越來越好，人才資源就會向私營部門優化配置。反腐要一勞永逸，當從所有製開始。

（原文發表於10月28日【聯合早報】）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後記

最近中央政府要求全國廳局級幹部組織觀看大型紀錄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蘇聯曆70年而亡，而習近平任期也恰好是中共執政的第7個十年。西方的許多智庫都在臆測中共會否走上蘇共的道路。

這個時候反腐變成了中共救亡圖存的最重要之戰。整頓吏治和金融改革將是本屆政府最重要的兩條主軸。在西方主流智庫的眼裏，中國反腐多是殘酷政治鬥爭的產物，確實，在中國曆史上，反腐也往往是是明君和佞臣之間的殊死搏鬥，不乏魚死網破者。朱鎔基當初就悲壯的說要給自己準備一口棺材。

反腐曆來都是殘酷的，甚至是絕望的，但這種反腐方式是否是中共的最佳選擇呢？會否反腐未成，良相先隕？怎樣反腐經濟效果才最佳。

反腐不必如此決絕悲壯，那套延續千年的反腐方式並非良策。今天的中國已非封建社會，完善的市場經濟製度已經建立，因此完全可以通過經濟的手段來一勞永逸的反腐，最小化反腐的破壞力，最大化反腐的成果，實現反腐的可持續性。

中華民族已經曆了太多血與火的考驗，以經濟學為武器，去改革而不是革命，這便是我用經濟學來研究反腐的動機。

因此分析為文。?

[mister986]

中共早晚會走上蘇共之路。

[instein]

沒有新聞自由和有效的監督機製，什麽都是一時的和人治的產物。

[kingofhearts]

一勞永逸？那就隻有法製。
沒有公開官員財產的製度，反腐就隻是打擊異己的工具。

[劉海他爸]

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 並不一定解決征地的問題， 如果國家真的需要征地， 有一兩個搗蛋的釘子戶，國家又該怎麽辦？其實， 中國現在發生征地的事情， 與以前是有聯係的。當我小的時候， 那時候國家是犧牲國家利益而成全個人利益， 那時候的報章，經常會出現“國家為了照顧個人，一條筆直的大道， 在釘子戶麵前， 不得不改道了， 國家為此多花了多少錢”，“為了遷就個人或者小團體，一座大樓的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或者為了滿足幾個人的需要， 設計好的建築圖紙不得不重新再來， 然後變成了一個怪物，”於是在後來的法律中，把國家的利益擺在了第一位，在國家利益麵前， 任何人任何團體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於是又出現了現在的問題。我感覺， 解決征地問題的曙光已經出現，不妨借鑒新加坡的方法，做出征地決定的是政府的一個部門，計算賠償的是另一個部門，如果對賠償有分歧的， 可以找法院來解決， 但是， 一旦政府做出征地的決定， 個人或者其它團體必須服從， 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 即必須保證國家的用地， 至於賠償多少， 可以討價還價， 但是，政府的反貪汙瀆職部門， 必須時刻監督計算賠償的部門，一旦發現國家受損， 必須嚴厲製裁， 決不手軟，而且也要經常把一些征地拆遷的案例， 發到報紙和網上， 讓普通老百姓從這些案例中學到知識，知道自己在征地拆遷中會得到多少補償，不要抱著不切實際的想法， 獅子大開口。

[沈成涵]

沒有什麽事是一勞永逸的，反腐亦不例外。除非世界上不再有人類，否則就會有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