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解甲歸田
“梅” 的最後八年是在UAB的兒童醫院度過的。那時, 她已經是Research Associate了。 老板是一個兒科醫生,S博士。 他對一支肺炎病毒感興趣, 此病毒可以引起小兒肺炎, 死亡率極高。 臨床醫生搞科研, 一般對於科研的基礎知識和實驗手段並不熟悉。 他把實驗室交給了“梅”, 她除了進行必要的實驗以外, 還要管理好這個實驗室, 從采購簡單的設備, 訂購實驗試劑, 經濟上的預算,以及幫助進修生做一些基本的實驗,等等。 S教授挺和藹, 對於“梅” 高度信任, 對於“梅”的能力給予極高的評價。常說他很幸運, 找到了一個得力的助手。
實驗室就隻有一個老板,一個“梅”, 挺簡單。 老板放手,加上“梅”的盡力, 使這個實驗室慢慢地走上正軌。S 博士前後又從英國,智利, 中國招來一些免費的進修生為他工作。 “梅”和這些進修生關係良好, 他們對“梅”也十分尊重。 尤其來了中國的進修生, 在工作之餘, 聊聊家常,增加一些中國元素,使她精神上有所放鬆。應該說來, 十分幸運, 她得到這樣一個工作環境。
開始幾年,她精明, 記憶力超強,即使樣品已存放了多年,隻要老板開口,不用翻看筆記本, 能快速地,精確地拿到老板所需的樣品。每逢這種情況, 老板總是讚口不絕。
實驗設備有時需要維修,“梅”總是和設備科聯係,自行解決,不用老板操心。 新來的進修生對本實驗室的基本實驗不熟悉, 總是由“梅”帶著他們做。 老板希望開展一些新的實驗, 一概由她試做,她總盡力而為。
老板對她的信任,進修人員對她的尊重, 科研上的壓力又不很大, 忙是忙了點, 但忙得她很開心, 她本來就是閑不住的人。這種情況大概維持了6年。
最後兩年中,她的記憶能力逐步減退。 開始隻是記億不清, 需要翻翻筆記本。 沒有人會注意到她記憶能力有問題。 後來, 有些她自己存放在冰庫的樣品, 要花些時間才能找到, 這也是常有的事。慢慢地她開始埋怨自己, 有些該記住的東西老記不住。 我就寬慰她:“年齡大了, 人人都一樣, 記憶力總要衰退的, 別放在心上。”
有一天下班後開車回家,在路上她對我講:“不知怎麽搞的, 今日老板問我一個問題, 我腦子一片空白, 不知他問了些什麽, 更不知如何回答。”她顯出了無奈的神情。
我說: “‘梅’,你快66歲了,該退休了。 已經辛苦了一輩子, 為這個家做出了貢獻, 該休息了。”她很平靜地問我:“申哥,你呢?”
“你先退,半年以後, 我也退。 我們可以到處旅遊, 天天逍遙, 成天攝影, 享受生活。”我比她小半歲。
“我說過, 那怕走到天涯海角,隻要有你伴著我,我就安心。 你願意退,好! 我們退吧。”她同意了! 一反她執拗的性格,原來她對工作近乎有點偏執狂。
在離職的歡送會上, 隆重而熱烈, 不僅把一間會議室布置得深紅淺綠,幾乎係裏所有和她一起工作過的人都來為她送行。她也高興地應付所有的來客,許多人為她拍照留念,祝賀她光榮退休, 解甲歸田。 我手中拿著一杯香檳, 慢慢地呷著, 他的老板走過來對我說:“你太太和我一起工作了八年,為我的實驗室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感謝她! 希望她退休後生活愉快。 我順便告訴你,一年前開始,我發現她記憶力有明顯衰退。” 他是個醫生,由於職業的敏感性, 可能已經感覺到“梅”有腦退化的可能,但是沒有和我直說。 我也沒有認真地聽他的含義, 隻應付著說:“是啊! 我也有點感覺。”
真正感到“梅”的記憶有問題,有腦退化可能性,我不是第一人,而是她的老板, S 博士,盡管我天天和她生活在一起。
近兩年來, 我感到的不是她的記憶力的衰退, 而是性格,情緒上的變化。 實際上, 這種變化正是腦退化症的前奏。在沒有認識到她有腦退化症之前, 有誰會去查閱有關醫學文獻, 或教課書呢。回想起來, 我感到內疚, 感到是我的失誤, 我沒有及早地給她作出診斷。
其實, 即使早期症斷, 早期治療, 最多延長了她的發病期, 並不能避免這一場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