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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沫[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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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沫（1914年8月25日—1996年），原名楊成業，曾用名楊君茉、楊默。湖南湘陰人，生於北京，中國女作家，筆名還有楊君默、楊默。代表作長篇小說《青春之歌》。
生平[編輯]
楊沫祖籍湖南省湘陰縣東山裏楊家侖（今屬汨羅市大荊鎮），生於北京。出身名門世家，父親楊震華又名楊雲欽，曾中過舉人[1][2]，於京師大學堂畢業，成立報社，是當年的大地主之一。
楊沫有一兄，兩妹，包括著名影星楊成芳，即白楊。楊沫性格叛逆。1928年考入北京西山溫泉女中，三年後家庭破產而失學。父親出走，母親為解決經濟困難令其與一軍官結婚。為抗婚，楊沫初中畢業後不久即離家。在河北省香河縣、定縣等地教小學，後又在北京當家庭教師、書店店員。
1930年，因為張中行幫助其找工作（小學教員）而與其結識，後同居。生有一子一女。1933年通過妹妹白楊在“苞莉苞劇社”認識了許多左翼青年，後在地下黨在北平開設的書店當過店員。1934年開始文學創作，多是些反映抗戰的散文和短篇小說。楊沫與張中行因為家庭矛盾、政治分歧而多次不和，她不願過家庭婦女的生活，最終在5年後分手。楊沫晚年回憶[3]：當時她想出去工作，到處碰釘子，家務事一大堆，煩死人了，哪還顧得上寫文章，好像女人生來就是為男人當附屬品的；“那個時代，去參加革命的女青年，如李寶光、羅雲、於陸琳、丁一嵐，人人都對革命工作有出色貢獻，不讓須眉。反過來看看，留下來的那些女同學和親友，大部分做了賢妻良母，難道說她們都無才華？不是的，舊社會沒有她們工作的機會。”1934年到河北定縣鐵路小學教書，次年失業。1936年第二次到香河縣高小教書，經教師、地下黨員賈匯川介紹，和中共地下黨員馬建民認識。馬建民是北平《世界日報》職員，為躲避追捕避難香河縣。二人結婚，又生有3個子女。楊沫的丈夫馬建民做為當地共產黨領導，聲稱楊於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但文革中於強大壓力下聲稱當時隻是為了安慰楊編造的，楊為其他黨內同誌所承認應該是1938年的一次黨員重新登記。
抗戰爆發後，馬建民回到家鄉深澤縣開展抗日工作。1937年12月楊沫帶著一歲的孩子也到此。馬建民任冀中區安國縣第一任縣委書記，楊沫任安國縣婦救會主任、冀中區婦救會宣傳部長。1938年轉入位於大清河以北、平津保三角地帶的最艱苦的冀中第十分區工作，經曆了畢生最危險、最殘酷、最緊張、最艱苦的時期。楊沫回憶：“這裏敵我陣營犬牙交錯，短兵相接，相互滲透，彼此都是對方的眼中釘肉中刺。工作十分危險，說死就死，幹部的傷亡率非常高，遞補頻繁。十分區所轄的幾任縣長、縣委書記都是一個一個或犧牲，或被俘，或叛變，又一個一個上任。”馬建民先後任霸縣縣長兼分區戰報社社長、第一聯合縣縣長、專員公署秘書、主任、十分區抗聯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楊沫任十分區婦救會宣傳部長，經常和掃蕩的日軍兜圈子，躲在葦塘青紗帳裏，被蚊蟲叮咬。楊沫雖然親身參加的戰鬥不多，但經曆與耳聞目睹了很多戰友、同事壯烈犧牲的事跡。1940年12月22日，分區32團500餘人在容城縣大後台被圍，最後隻有數十人突圍，497人陣亡。1941年9月，冀中婦救會主任韓朝新在完縣（今順平縣）賈西莊突圍時犧牲，年僅22歲，她是直隸女二師肆業，曾在深澤縣當過婦救會主任，與楊沫共同出席冀中第一次婦代會，1941年春與冀中區委宣傳部長周小舟結婚。1941年春楊沫因患黑熱病、瘧疾到平漢路西十分區在易縣的後方醫院治療，並在十分區政治部宣傳科任編輯，科長路揚。1941年12月，開始從事黨的宣傳工作，先後在平西根據地的《挺進報》。曾任晉察冀邊區婦聯主辦的《時代婦女》主編。1943年4月，楊沫又回到經曆極端殘酷五一大掃蕩的冀中十分區任抗聯會宣傳部長、分區《黎明報》社編輯。當時分區機關駐雄縣米家務一帶。
1945年11月調入《晉察冀日報》社任編輯、副刊主編。1949年5月，任北平市（北京市）婦聯宣傳部副部長。由於疾病纏身，工作不如意，楊沫於1951年開始動筆《青春之歌》（原名《燒不盡的野火》）；1955年4月底完成初稿。因沒有突出歌頌工農兵，寫小資產階級情調，還搞三角戀愛，哪有階級鬥爭氣氛，屢遭退稿。
1952年12月任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劇、黨支部委員，並存擔任過一段時間的黨支部書記（為單位的一把手），被稱呼為“楊大姐”。1955年8月之後的反胡風運動緊張階段數月時間裏，楊沫任文化部調查組組長，去上海、南京搞外調。[3]1956年全國普調工資，作為紅軍時期入黨的老革命，楊沫起碼應該升一級工資，升兩級也正常；但單位以“沒有寫出好劇本，私下寫小說不務正業”為由未給調資。[3]1957年秋，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1958年1月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書，同時《北京日報》連載。小說大獲成功，成為影響一代人的名作與女性奮鬥覺醒的範例。《青春之歌》於1959年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同樣引起轟動，成為經典之作。榮譽紛至遝來：先進工作者、三八紅旗手、各種領導職務與社會兼職。1963年1月調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文學創作，先後任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協理事。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楊沫在文革中遭受一定衝擊，主要罪名是其著作《青春之歌》有（小）資產階級思想。
“文革”結束後，當選為第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以及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屆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從1989年起至逝世前任北京市文聯主席。
作品[編輯]
1934年發表了第一篇作品——散文《熱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以後又以“小慧”等筆名發表揭露日寇暴行的短篇小說、散文。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青春之歌》、《東方欲曉》、《芳菲之歌》、《英華之歌》，中篇小說《葦塘記事》，作品集《紅紅的山丹花》、《楊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記》、《不是日記的日記》、《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楊沫文集》(七卷)等。其代表作《青春之歌》累計印數已超過500 萬冊，還被譯成英、法、德、俄、日、朝鮮、越南、希臘、印尼、阿拉伯、巴基斯坦、保加利亞等十六、七種文字在國外發行，並由她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拍成電影，成為我國當代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
《英華之歌》是楊沫1937年至1949年在根據地革命鬥爭經曆提煉寫出的長篇小說，是《青春之歌》的續篇。楊沫自認《英華之歌》無論從文字、結構和思想內容都不遜色，全書一條線就是黨內思想鬥爭，正確的占主導地位時革命鬥爭節節勝利，左的右的抬頭時革命形勢就失敗了；可惜書出得太晚了，已不合時宜。[3]
家人[編輯]
第一任丈夫張中行：1930年結婚。1935年離婚。
楊沫曾經同其羅姓秘書相戀多年，但是其家人朋友很多認為此人是另有所圖。楊沫後和化學專家李蘊昌結婚，辭退了秘書。
第三任丈夫李蘊昌：北京化工研究院搞化工專業的高級工程師，燕京大學畢業，發妻於1986年去世，有三個子女。李蘊昌比楊沫年輕五歲，籍貫河北省新城縣，抗戰時期楊沫在新城縣為核心區的冀中十分區出生入死堅持敵後鬥爭多年，對當地非常熟悉；所以1989年5月初經摯友介紹相識後，兩人一見如故，很快談到了一塊。[4]李蘊昌的幾個同學，抗戰初期回家參加革命，冀中區“肅托”時被用大刀砍頭，其中有表弟許應驥與好友黃鋒（黃守中）；這些人與事楊沫當時親曆（早已寫入了長篇《英華之歌》），還有李蘊昌在燕京大學的方綽和清華大學的熊大正就是在白溝河附近被砍殺的，當時楊沫偷偷地落淚，認為太可惜了。[3]1989年9月結婚。六年後楊沫病逝，大部分遺產捐贈給文學機構，包括其最後一位丈夫李蘊昌以楊沫名義捐出的所獲遺產6萬元人民幣給現代文學館。[4]
女兒徐然：從事文學工作。在張中行晚年終於父女相認。
兒子青柯：推動四民武術社複社。
女兒馬豁然（小名“小胖”）離婚後曾經和著名歌唱家劉秉義婚外同居，並懷著胎兒被毒殺，凶手尚無司法結論。楊沫相信劉是凶手，後曾後悔當時未能利用自己影響盡力查明真相。
。兒子馬波（筆名老鬼）也是作家
楊的子女曾經指責楊沫疏於親情，楊沫本人從小沒有得到父母疼愛，兒女情很淡；入黨後忙於革命工作，無暇照顧子女的職業革命者與領導幹部；建國後子女都送全托幼兒園與學校長大，楊沫自己常去外地創作假幾個月半年，疏於母愛與母教；但是晚年終於和好。[4]
大肅托[編輯]
| 大肅托 | |
|---|---|
| 位置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日期 | 1952年12月22日—1953年1月8日 |
| 目標 | 中國托派及其同情者、關聯者 |
| 類型 | 政治鎮壓 |
| 死亡 | 無 |
| 受害者 | 500多（一說1000多） |
| 主謀 | 毛澤東 約瑟夫·斯大林 |
| 動機 | 肅清中國大陸托派勢力、尋求蘇聯的支持 |
| 係列條目 |
| 托洛茨基主義 |
|---|
 |
| 背景 |
| 概念 |
| 人物 |
| 流派 |
 共產主義主題 |
1952年底至1953年初，全中國大陸統一行動逮捕托派，史稱大肅托[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不放心，擔心毛是“中國的鐵托”，是“人造黃油”，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不但宣布“一邊倒”，而且於1952年12月22日發動“大肅托”，以此尋求斯大林的認可和支持[2]。
1952年12月22日至1953年1月8日，全中國大陸統一行動大逮捕托派，將其「一網打盡」，所有托派成員，久已退出托派的人、同情者、青年團員，以及在1950年回大陸的人，全部被捕，共計500多人（一說1000多人）。一部分年輕的團員及同情者教育釋放，被判刑的分別處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及無期徒刑。黃鑒銅、鄭超麟、尹寬和喻碩遺等四個著名托派分子以“罪惡太大，實在無法量刑”而沒有作出法院裁決，一直被關押在監獄，成了實際上的無期徒刑。但毛澤東也指示“一個不殺”[2]。
1956年，一些托派由於獲得減刑，得以出獄[3]。
1972年，毛澤東指示釋放所有在押的托派。但那時全國正處於混亂之中，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並沒有得到立即執行。1975年，中共中央提議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罪犯，這些反國民黨的托派才搭上車，一起獲得釋放。鄭超麟等少數知名托派在獲釋後被安排進入政協或文史館工作，其他多數獲釋托派在政治上、生活上依然困難重重。[2][3][4]
參考資料[編輯]
外部鏈接[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