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ken memory --

第一幕從宿舍到生物樓途中竹林正人（潘幹元）

從中四宿舍去生物樓途中，位於原大禮堂的後頭有一片“猛惡林子”——竹林。竹子一叢叢、一簇簇，麵積大約一畝左右。叢簇之間閃現的泥地就成為行走之道。

每當晨曦熹微或斜陽西下，這裏便是莘莘學子閱讀、漫步的好去處。傳說，以王雅文為組長的三專英語練習小組就是以竹林為“據點”，晨昏之間常出沒於此。

竹林裏有一棟小屋，約二三間，住著一位潮汕口音濃鬱的“許師長教師”（髣?叫許言）。由於這間小屋“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頗有“世外桃源”之感。這位“竹林正人”，身段孱羸，臉型狹長，頭發卷曲；時時麵露笑顏，熱情好客，見有學生經過一再召喚進去喝茶。有幾次路過，實在難卻盛情，坐下與他對啜，話題髣?也很廣泛，但一個都記不得了。略遜一籌。嗬嗬！

這位“竹林正人”的身份，以及他的任務本質，至今不甚明了。他此刻的狀況如何？

特此向知情的同窗叨教。

雷群邦：

許言與石軍兩位是那時生物係辦公室的任務人員，我們學生那時也把他們兩位稱為師長教師。許言是汕頭陸豐人，潮汕口音很重，煙癮很大，一天抽兩三包煙，愛喝潮汕功夫茶，我也是那時才見識功夫茶，茶壺裏塞滿滿茶葉，衝進去的茶比老抽醬油還要黑，對於後不巴店。喝到嘴裏苦苦的。許師長教師是束縛前加入反動的，好象是公開黨還是遊擊隊的，五十年代前期曾被打成左派。我們畢業後過了幾年，他也退休了，退休前提為辦公室副主任。許師長教師是一獨身隻身老頭，畢生未娶。他跟學生的關聯很好，他在竹林的小房子經常有學生去玩。石軍是一嘴巴很鋒利的老太太，很多學生都怕她。我們77級畢業前夕，她在我們生物係77級的男生入選女婿，學習敲冰求火。選中了好幾位跟她女兒相親過。三十多年昔時了，不知他們兩位此刻怎樣？如還健在該當都有八十多歲了，挺悼念他們的。

看了“雷幫主”的留言，才曉暢“許師長教師”有故事。我對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的樣子麵目至今在腦中“呼之欲出”。他還有一個特性是牙有點外露。
石老太，帶眼鏡的？我有印象，但的確樣子麵目想不起來。我隻記得，我們樓層浴室和廁所的燈泡燒掉後，都是我去跟石老太要新燈泡的，次數多了跟她也有點熟。相比看交響曲。髣?康樂餐廳揭幕後，她去那裏“主政”了。

江慶瀾：

當年的竹林邊是農場總部，早晨經過聽到狗叫，難免膽怯。

彭紅莊：

廣東有很多蛇，當年很怕竹林裏爬出蛇來，都不敢往竹林裏行多兩步，竹葉青蛇是據毒蛇，嚇人，，，

第二幕生物樓生物樓孟智斌

四年早晚生物樓，如饑似渴常識求。
小班專業各自索，大課本原一同酬。
明道社稷起飛業，暗計小我錦程謀。
逐一看來辯舊樣，多個把門洋老頭。

潘幹元

紅牆綠瓦妝如舊，四年苦讀斯樓度；
多蒙恩師勤訓導，添得書香滿衣袖。相比看裘弊金盡。

昆-李勝文

孟夫子，文采飛揚！“明道社稷起飛業，暗計小我錦程謀。”--願聽你的新篇章--”社稷““錦程”。生物樓比記憶的鮮豔！

重返中大（節選）

李愛玲

我和綺玲約好，在2011年10月4號那天前往到我闊別21年的母校——中山大學。

到了中大南門，給綺玲打電話，她還在路上。她讓我先到生物樓。在中大內中，閉著眼睛憑感想我都能走到生物樓。一進生物樓大門就直奔階梯教室。階梯教室是我在中大進的第一個教室。到中大退學報到的第一天早晨，我們更生在那裏看了電視錄像。在那裏我第一次看到了會動的袋鼠。我到了階梯教室門前，鐵將軍把門，進不去。我鼻子一酸。原以為畢業30年，經過人生曆煉，早練就了“刀槍不入”，沒想到。電影。。。。小時刻，小孩兒們通知我，我的鼻子扁是由於媽媽懷著我的時刻，在廬山摔的。長大了，照照鏡子，我的鼻子和他人的沒有什麽不同，但愛哭鼻子斷定是那時刻摔的。

在生物樓，哪裏都感到親熱，這棟樓儲藏了我們幾多記憶，似乎每處都留下過我們的蹤影，我們的身影。真恨不得每間教室都進去看看。惋惜啊，大部門的教室都上了鎖。前不巴村。到了二樓當年係裏的圖書館（材料室），圖書館已搬空了，看不到當年的書架、雜誌還有那些愛說話的圖書管理員阿姨們，也許她們早已退休了。還真想見見她們。我們生化實驗室在二樓，又見到鐵將軍。它們的職權真大，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達官貴人，說不讓進就不讓進，舍己為人。壓服不了它，趴在門縫看看總能夠吧。幸而整個二樓沒人，要不很有可能給誤當作。。。。

這一看不得了，當年的實驗台、儀器等都不見了。難免令人茫然若失，那些學弟學妹們此刻到哪裏做實驗呢？

韓陽

原來的圖書館不曉暢能否還在？記得學生們會在門口排隊等著圖書館開門的。

甘才光：

當年的實驗台、儀器等都不見了。那些學弟學妹們此刻到哪裏做實驗呢？是不是都搬去曾憲梓樓了？

第三幕階梯課室

霸位

韓陽

在中大上課時，略遜一籌。課室裏經常濟濟一堂，加倍是前排的位子總是擠得滿滿的。那會兒課室裏沒有聲響設置裝備擺設，也不消幻燈片，師長教師上課照舊用粉筆板書。於是，坐前邊坐後排很有區別，間接影響到聽（課）和看（黑板），以及課堂筆記的質量。於是，設法坐到前排的座位就成了每地下課先行要做的事情。為了有用地解決這個題目，巧心，筱放，慧玲，佩元和我組成了一個‘霸位互助組’。

互助組的任務本事是，每天由一小我去為我們五小我占位子，是每天輪一次，還是每三天輪一次，我不太記得了。輪到占位子的人會提早去課室，書包裏裝好幾本書，到課室把最好的五個位子用書包和書等文具占上。其後由於事勢時事趨於嚴刻，我們去占位的時間有越來越早的趨向，乃至先去把位子占好了，再回來吃早餐，然後又倉猝趕回課室‘看守’位子。對於自由。

這樣的本事很有用，輪到占位子的同窗固然費勁點，但解決了其他四人的後顧之憂，盡能夠在寢室，在食堂，在練英語的‘內景地’，乃至在圖書館待到末了一分鍾，才自在不迫地去課室，而且還能坐到上佳的地方。很多的時刻，上完一堂課緊跟著要上另一堂課，換課室的途中，‘輪值’的同窗也會搶先兩步衝到下一間課室，盡可能地給大眾占好一些的座位。

幾個同窗中，記得最有商榷的是筱放和慧玲。筱放豪爽暢快，去得越來越早，經常是第一個到課室，擺上書包和四本書。慧玲認真，細致商榷哪些座位更合適，並細細地給我們作說明注解。我們其後還把‘占位子’應用到別的係。我們到哲學係旁聽一門‘通常心緒學’，就請一老鄉幫我們占位子。我們還到化學係聽過一門‘構造化學’，髣?是佩元刻意占化學係那邊的位子。中大。她大約不善意義在外係大課室裏真的占上幾個座，所以我們都是坐在中後排。此刻想來，這很有可能就是我的構造化學在諸學科中分數最低的由來。其後聽說有成就壓倒一切的同窗上課時本來就坐在末了排，從無占位之憂，深感自身道行不夠。聽說

前不巴村後不巴店77中大生物周末自由微電影——交響曲（一、二、三前不巴村後不巴店

這樣的互助本事除了把座位題目完全解決了之外，還有其他的優點。幾個同窗坐在一同，聽課時能夠彼此讚助。例如記筆記，聽漏了，問一問，或看看傍邊同窗的筆記就跟上了。說起記筆記，相比看裘弊金盡。巧心的筆記可是記得好。她寫一手好字，還寫得緩慢，師長教師說的話，黑板上天邊地角師長教師寫下的隻言片語她都會記上去，盡頭的具備。課間，聽聽敲冰求火。放鬆時間對一對筆記，就把筆記補具備了，不消課後再找時間來弄筆記，很相符‘優選法’。

那會兒我們用的還是鋼筆（自來水筆）。此刻已經沒人用鋼筆了，那時我們寫字用的除了鋼筆還是鋼筆。畢業時，有個同窗還送給我一款很不錯的鋼筆，此刻已經不知去向，惋惜了。使鋼筆就得用墨水，用墨水就有用完的時刻，這種狀況經常發作在上課正急急記著筆記的時刻。立地向傍邊的同窗求助，她會從她的鋼筆裏擠出幾滴墨水到你的筆裏。對比一下敲冰求火。有揀選的時刻，蓄意能討到點同型墨水，例如我用的是‘藍黑’墨水，想要的當然是藍黑墨水，但要是沒有，不同型的，如‘純藍’，也要了。於是筆記就從藍黑色變為天藍色，你看敲冰求火。看筆記就曉暢什麽時刻斷過墨水。此刻記憶起來，情感上頗有點震動，那時練習生活中那麽罕見的場景此刻已然鳴金出兵，隨之消滅的還有鋼筆和墨水瓶。還記得有一兩個同窗，髣?就是巧心，在她的筆盒裏多放一支鋼筆。這樣，她自身沒有後顧之憂，也保證了我們其它幾個同窗不時的墨水之需。

想著這些康樂園裏的陳年往事，我眼睛潮濕了。多好的同窗，多不夠為奇的友誼，聽聽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髣?今後再也沒有碰到過像這樣的同窗間純純的交往了。就像消滅了的鋼筆和墨水瓶一樣，這些瑣碎點滴都昔時了（昔時三十年了），但我蓄意把它們都記憶起來，並歡樂恒久地記住，就是這些瑣事，這些點滴組成了我四年的大學生活。
韓陽：

很謝謝各位好友的關切和熱情的評論。
就如各位老同窗所說的，霸位、筆記、優選法、藍黑墨水、鋼筆、看電影、打飯打水、上課溜號和打瞌睡，等等，連起了我們在中大時的一個個記憶，培養了我們接連三十年的同窗友誼。

謝國強：

你們這個“霸位互助組”的創意真不錯難怪你們的練習高人一等。此外還有沒有“打飯打水協作社”之類的名堂啊？
哦，霸位無方，同窗有誼。
惋惜那時的我不識此道，本來都是有位就坐。而看電影則無位也行，哈哈！

第四幕食堂餐券

向誰借的飯票？

孟智斌

雷群邦：

好熟識熟練的飯菜票！這飯菜票當年我們用了好幾年，周末。到我87年離開中大時都還是應用這飯菜票。記得我們退學的第一年是用一大張紙油印的飯票，分早、午、晚餐，有當餐的日期，不能提早應用，也不能逾期應用，餐票包飯及菜。當餐沒吃的餐票到月底時由班長搜羅同一到飯堂打點退錢。那時家住廣州的同窗周末回家就省下了餐票能夠到月底退錢了。第二年發軔應用如上圖姥爺收藏的飯菜票了，飯、菜票分隔應用。其後各個學生飯堂的飯菜票都能夠在各個飯堂應用，再其後這些飯菜票都變成了在中大暢通的貨幣了，在中大裏的小賣部、大排檔等等，都能夠當錢應用這些飯菜票。

雷群邦：

記得我們剛退學時每月的夥食費是21元，折算每天7毛錢，大約每餐是兩毛多一點，包飯和菜了。月初由班長和生活委員到飯堂領飯票回來分發給每位同窗。略遜一籌。飯票是一大張紙，油印的，分袂印了某月某日早餐、午餐和晚餐，吃飯時撕當天當餐的飯票下離開飯堂打飯。二年級發軔改成這種硬紙皮的飯菜票，飯票打飯，再到另一窗口用菜票打菜，豐儉由人，錢多的打兩份或三份菜和肉。沒錢的就光打飯吃白飯了。

孟智斌：

我記得剛開學時應是9元錢發一本那種餐紙。假如是21元，我每月家裏給的25元生活費昭著不夠，更不消說有時來包8分一包的煙抽。我班最大的煙槍是鄧美清。

唐鳴科：聽說後不巴店77中大生物周末自由微電影——交響曲（一、二、三。

真沒印象了，一分能食（吃）什麽？

陳南華：

我記得剛退學素菜七分錢一份，素菜帶幾片豬頭肉一毛錢。

唐鳴科：

理發三毛。老何小兵剪發收費。

孟智斌：

0.4分一支煙，哈。

江慶瀾：

姥爺當年是不是扛著煙槍進入中大啊？那年代0.4分/支的是啥煙啊？

韓陽：

我以前經常被派去幫父親買煙，我記得飛馬牌一盒是￥0.27，大前門精裝￥0.32（或0.36），精裝￥0.39。

孟智斌：

寒陽說的那幾種煙，那時應屬縣團（處）級層次。

黃玲：

都是一分錢菜票，計劃就不同，愛玲說我們吃飯的是第四食堂，我不知道前不巴村。那有這圖標計劃的第五食堂不知是哪個。

江慶瀾：

據記憶，五飯堂是在靠進東門的原東區圖書館傍邊。

黃玲：

各位同窗誰能提供點說明注解：“學生第五膳食堂壹分菜劵”標注中山大學的圖案，是哪處地標性圖景？

江慶瀾：

那圖案但太小了，可能是水廠的水塔？

雷群邦：

飯票不大可能用水塔來當圖案吧？盡量不象，但我覺得該當是中大的小禮堂。

選自(向誰借的飯票？（老孟）;粵語童趣，分幣裏的收藏)

略遜一籌
後不巴店77中大生物周末自由微電影——交響曲（一、二、三
前不巴村
學習生物 (責任編輯：admin)

作者：科學出版社時間：2013-06-21 17:00:53

【編者按】

科學出版社於2006年出版了《吳征鎰文集》一書收載了吳征鎰院士的《九十自述》，該文從他自幼寄興於植物，到後來把植物學作為一生執著追求的誌向，學術上追本溯源，成就斐然，其中的為人治學之道給人以啟迪和教益。現將吳征鎰院士的《九十自述》全文刊載，以饗讀者，並以此寄托我們對吳老的無窮哀思。

古語雲“行百裏者半九十”，極言行程的最後艱辛境界。我今忽忽九十年矣。這才體會到九十以後恐怕也是人生曆程的艱辛階段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我在九十歲時作半生總結時的目的，應該如此吧！？我沒有想到，我能活達九十，看來這是因為我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少而壯，又逢二戰，中間先是軍閥混戰，十一歲還在家塾又遇到第一次大革命，十五歲（1931）“九·一八”事變又起，1937年我二十一歲時，即遇八年抗戰，而後三年內戰，好不容易在1949年時，毛主席在天安門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卻戴著“烏龜殼”（石膏背心）在清華校醫院中躺著，時年三十三歲，還是獨身。這以後，又有抗美援朝，加上列強長期的封鎖；“樹欲靜而風不止”，國內的政治運動紛至遝來，令人應接不暇。我幼年多病，雖在成年以後，因逃難、調查考察和四處奔走，身體反倒好了，但又在六十七歲時左股股骨頸骨折，而又帶下了陳傷和各種疾病，七十二歲又因膽結石誘發急性胰腺炎幾死，次年做“摘膽”手術，而後雙目因白內障等換晶體，耳聾又戴上助聽器，以致於到了“主機尚未壞，零件已多不靈”的“多病所需唯藥物”的老年境界。八十二歲結束國內外考察工作，以六年時間折節讀書，到2006年完成四種自主創新著作。總之可以說：我是患難餘生，幸逢盛世！但願能再多活幾年。

回想九十年來，約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敘述。

童年和少年時代（一歲至十七歲）

我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吳筠孫（竹樓）曾是清朝光緒甲午年（1895）恩科傳臚（總第四名），和張騫（季直）同科，遊宦到1911年，在湖北荊宜兵備道任上放棄對黎元洪、湯化龍等起義的抵抗，被當地人民以“萬民傘”歡送返裏，又於民初加入湯化龍、梁啟超組織的進步黨，重新做了江西省秘書長，而後簡任為潯陽道尹。我於民國五年（1916年）出生在九江衙內，次年祖父大約因進步黨退出北洋政府內閣，黨魁又在加拿大遇刺身死，而激發腦溢血不治。我童年時家道中落，“屢遭大故”，到八歲時，父吳啟賢（佑人）又因政府欠薪，從北洋政府農商部主事辭官返家，我才入家塾。塾師黃吉甫，是堂房外公，在塾中於讀“四書五經”之外，又讀《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自讀《袁王綱鑒易知錄》，打下了中國文字和文學、曆史的基礎，同時先後師從張德明、茅以仁、張彭瑜，讀英文和數學。至十一歲而遇第一次大革命，家中“測海樓”藏書中的善本遭國民黨軍官盜走。十三歲以同等學力入江都縣中，讀了兩年，又以同等學力考入江蘇省立揚州中學，直到1933年畢業。至十七歲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從此，七十多年間回揚州時間不足一年，其餘大部分時間在北京（解放前為北平）和昆明度過。所以我是出生在九江，長大在揚州，成人在北京，終生在昆明的一個典型的“三門”幹部。儀征隻是祖父應科舉時的寄籍，安徽歙縣才是曾祖以上的祖籍。

這一期間，雖處於中學學齡，但在家塾時，已因“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從父親的小書房中得見清代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1848年的新版，1919年商務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圖鑒》，“看圖識字”地在家中對麵的“蕪園”中認識了幾十種樹木花草，特喜吃栽種的新鮮豌豆，采金花菜和看竹筍生長等等，初步奠定了日後專攻植物學的思想基礎和誌趣。1929年（初中一年級）得唐壽（叔眉）先生的啟發，學會了采集製作標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學入門技術。1931年高一時又受到唐耀（曙東）先生的鼓勵，並課外讀了鄒秉文、錢崇澍和胡先

的《高等植物學》和彭世芳的《植物形態學》（實為外部形態）。從商務版《自然界》雜誌中體會到“邊采集，邊思考”的優良習慣和初步對植物地理概念的認識。唐老師選用的課本是陳楨（席山）先生的名著《高中生物學》。他見我在前一二年來所采標本，乃在班上開了一個展覽會，予以展出，以資鼓勵。這批標本約有100多種都由我參閱《植物名實圖考》和《日本植物圖鑒》寫上中名和學名，並由我二哥征鑒請其同事焦啟源先生正式鑒定過，那時他們同在南京金陵大學生物係。這件事對我幼稚的心靈自然很有影響，使我堅定了立誌投考大學生物係，而不去考交通大學去學當工程師。入高中不久，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接著又是“一二·八”之戰，一時愛國心奮起，在揚州四鄉奔走呼籲，三日之後賦“救亡歌”古風一首，道出了一個無黨派的未成年人對於長期內戰不停，人民困苦，卻還渴望和平和建設國家，一致對外的幼稚呼聲，這時我隻有十五歲。但在1932年暑假中還由體育教師王小商率領，去蘇州天平山、無錫太湖旅行。1937年7月間終於考入了國立清華大學生物係，列全榜十三名。那時華北已成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下一目標。

大學時期（十七歲至二十一歲）　　

從1933年至1937年，我正在“弱冠之年”，得五哥征鎧以半薪資助，又靠清寒獎學金才得以完成學業。那時華北實已岌岌可危，地下火已在運行。1935年何應欽和梅津簽訂了“何梅協定”，實已出賣了華北。誌士仁人（民族解放先鋒隊）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1935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學生運動，到次年又有了張學良的“兵諫”——西安事變，事實上日本的亡我之心已經不可遏止，而蔣介石被迫抗日之勢已成。我的大學時期處於戰亂中，隻是由於堅持“讀書效國”、“科學救國”，而更加奮發努力。那時清華推行“通才教育”，一則為將來深造打好基礎，二來也為了學生就業多些門路。大學一年級不分科，國文由朱自清係主任教授，英文由外文係名教授葉公超擔任，其餘除通史必修外，理學院的學生必須學普通化學（高崇熙）、普通物理（薩本棟）、文學院學生則必讀普通生物（陳楨）。就是這樣的必修課紮紮實實讀了一年，使來自四麵八方程度不齊的青年學得“整齊劃一”一些。二年級我得入生物係，但不分組，無脊椎動物學也屬必修。在植物形態學班上初識吳韞珍（振聲）教授，他所授的課在上課前三十分鍾，已將黑板寫滿，學生必須先去半點鍾，才能完成筆記。植物形態學在當時世界上正在開展藻、菌、地衣、苔蘚、蕨類和種子植物的個體發育、世代交替的研究，他所用的課本是美國大學課本，為張景鉞教授的老師所寫，還要參考歐洲的課本Strassburg所寫的教科書。他講課時並不“照本宣科”，而是隨時將發表在BotanicalGazette，Annals of Batany等英、美名刊物上的內容詳細介紹給學生。沈同時任助教，實驗則是用自製的形態學切片。由於如此教，所以我的“師兄”們中有後來早期研究藻類的江燕傑（汪振儒），完成美白生活史的石磊，和早期從事苔蘚研究的王啟無、楊承元，還有後來以形態學研究古植物的徐仁等，無疑都是當時的名師高徒。三年級時我又得分入植物組，從吳師習植物分類學和本地植物。後者的教材雖是由劉汝強所編《華北植物》英文版，但分類學課上他都係統地介紹Engler係統、Wettstein係統，並參考Bessey的上位、周位、下位花的演化，和那時剛出現不久的Hutchinson係統，實已將假花說和真花說作為被子植物係統發育的對立麵全麵介紹出來，跟上世界發展的形勢。他的這門課，由我後來做他的助教三年，而得見其發展。他後來直接選用Hutchinson一元二係的係統講授，除運用自己親繪的花果解剖精圖，結合當地實物講授外，特別重視各科或科以上的大類群的係統演化趨勢（evdutionary tendences），將Hutchinson所繪單、雙子葉係統演化樹，從“條條”結合“塊塊”（大類群）來講活，現在回想起來，這無疑是我們直接或間接受業弟子們後來發展的八綱係統，及其“多係—多期—多域”發育的假說實源於先生的學術思想，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筆之於書”。1935年，李繼侗教授於年前赴荷蘭進修植物生理學回國，他為植物組開設了植物生理學和植物生態學必修課。記得那時國際上初創植物生長素(auxin）的研究，他用Maximov的植物生理的主要原理和實驗方法，給學生們所設計的小而簡單易行的實驗，足以使他在課堂上講得更加鮮活起來。植物生態學記得是四年級植物組必修，他選用Schimper、Warming、Haberland、Raeunkiar等名著作參考，而講授時則用曆年清華師生在北平，遠達小五台山、易縣等處森林群落的實際調查作為材料，係統介紹了群落學和植物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和野外觀察方法，尤其是以植物地理分布的觀察由個體而群落組合，循序漸進的入門方法，使我終生受用不盡。特別是他慣用的簡易的由遠及近、遠近結合的講授方式，首先掌握特定地區的植被類型和氣候頂極，尤其是應用記名樣方或樣帶，將生態學的野外基礎建立在認識植物生境和其地理分異的基礎上。總之，在入係分組的三年中，打下了我今後從事植物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到了1936年夏天，植物組學生又在吳師和楊承元助教的率領下，親赴小五台山作野外考察采集，並搜集四年級畢業論文材料。此時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已定為“華北的莎草科——薹草亞科的分類學研究”，為的是選一個疑難較多的類群，從切實的囊果（utricle）和果穎的精確對比入手，先從優勢類群入手，而後再選點深入的方法，解決薹草亞科兩個屬的分類問題，使之成為華北植物誌的組成部分。此外，在此形勢危急的四年中，除了將所開的必修課（含嚴楚江先生開設的植物解剖學）和選修的動物組課，包括比較解剖和動物生理全部修完以外，又讀了化學係的定量分析、有機化學和地學係地質古生物、自然地理等課，從而更擴大了基礎。至於陳楨先生的遺傳學和生物學史，那是動植物兩組的共同必修課，就更不用說了。陳師和吳師實際上從動物和植物兩個方麵，用達爾文進化論及其遺傳、變異基礎連貫起來，使學生對生物學有了全麵理解，在畢業後，能走上各種有關生物的崗位。可惜那時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還沒有發展起來，如果有，那係裏是會設法開設的。三四年級時有大半年參加學生運動就過去了，但我既沒有加入“民先”，仍然抱著“讀書救國”論，於“七七事變”前一天，以第一個月任助教的八十元大洋的工資，參加段繩武發起和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去了大西北、內蒙古和寧夏。從此，所有的童年至青年的學習筆記、實驗報告以及畢業論文所附的自繪精圖便一掃而光。

抗戰八年（二十二歲至三十歲）

我步入社會和步入機關是從抗戰八年開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目的原是運用晏陽初、陶行知等人的思想“移民實邊”，是段繩武打算把河北省中部農民引去“河套”開荒的，團員由於自費，成分很雜，除他請的土水利專家外，調查植物的隻有我一個，其餘曆史（有回族白壽彝教授）、法律、社會、新聞，乃至黨務都有一些，我在其中倒顯得異樣。一個多月後通過調查采集，我初步認識了草原半荒漠和荒漠，每天在“朝穿皮襖午穿紗”的氣候下工作。但等到我們過了賀蘭山缺，在蒙古王公（達王）府中時，已是8月23日，聞北平淪陷，回不去了，於是團裏發放剩餘旅費、夥食餘款給各人，無結果而散。所有夢想都成泡影。我和燕京大學新聞係的一位卜姓同學，乘最便宜的黃河船，一個漏底的“方舟”下河曲，到包頭，又乘火車轉大同、太原、石家莊，輾轉到家，分文不名，就此生了一場大病。病愈剛上揚州震旦中學教生物一堂課，就接到李師來電，叫我速去長沙，參加長沙臨時大學行列。旋即又與張瀾慶等先到南京，時正值日寇第一次大轟炸，中央大學大禮堂後牆成一大窟窿，旋登舟去武漢轉長沙。從此離家達九年之久。

三校初合，助教人浮於事，李師叫我參加清華農科所做調查研究工作。於是和周家熾、王清和、朱寶（弘複）、毛應鬥、郭海峰等七八人在嶽麓山後左家壟，工作並住在清華農學院工地小院中，除在嶽麓和衡山采集標本以外，談不上研究，日唯讀劍南詩抄。從衡山歸來，長沙小吳門東站遭第一次轟炸，我所在聖經學院隻數百米見牆側飛來人頭，麵目如生，乃知近代戰爭的殘酷。12月底，大哥（吳白

）和七弟由南京輾轉逃難到長沙，始悉家中一切。大約12月中，長沙臨大醞釀遷昆明，仍由三校合組西南聯合大學。次年1月中，我遂隨李師，並毛應鬥、郭海峰參加湘、黔、滇旅行團步行，直至1938年的4月28日，清華校慶日抵昆明，此次逃難有日記載於《笳吹弦誦在昆明》一書中。聯大雖隻有八年的實體存在，卻與國同運，而這八年，正是我在清華畢業後初嚐人生酸甜苦辣的八年。

1938年，初到昆明，那時的日子還好過，這一年6月至7月和熊秉信（熊慶來先生長子）在昆明四郊調查采集，他研究地質、古生物，我則采集植物和記載植被，一個月已大體認識到昆明一個縣就有比河北一省還多的植物區係，不同海拔、不同岩性上有不同的植物和植被。喘息甫定，接著又隨張景鉞、吳韞珍二師和周家熾、楊承元、姚荷生等共6人組成一個小的綜合考察隊，到大理（蒼山）、賓川（雞足山）采集調查，目的是尋找實驗材料，因此藻、菌、地衣、苔蘚、蕨類和種子植物一應俱全，不但親受二師指點，親身體會，也得諸位師兼友的切磋琢磨。初次見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植物和植被，使我眼界大開。歸來兩個月後又隨李繼侗師參加一個更大規模的滇西南考察團，目的是為賑濟委員會選擇一片荒地，以便遷移難民。此團為社會調查（李景漢）和團長林×、民族（江應梁）、地質（王嘉蔭）、地磁（張丙吉）、林業與森林（李師）、動物（北平研究院陸鼎恒）等二十多人的“綜考隊”，沿著第一次開通的滇緬公路，從大理下關，經漾濞、永平，過兩座尚被常綠闊葉林覆蓋著的山頂（太平埔和黃連埔），過瀾滄江功果橋，下保山壩，然後又下怒江橋，經六庫到芒市、遮放、猛卯（瑞麗）這三個以傣族和景頗族為主的地區。這條公路橫跨過三大峽穀區的中下部，我們師生在剛取得的亞高山針葉林、高山草甸灌叢五彩繽紛的印象後，又看到亞熱帶山頂常綠闊葉林、熱帶季雨林和各式各樣的次生植被（包括河岸林、稀樹灌叢和有刺灌叢）等等。這一年來的橫貫雲南之行，向剛二十二歲的我提出了弄清楚雲南植物分類，從而弄清楚全國植物種類的問題，為日後致力於《雲南植物誌》和全國植物誌的課題打下了思想認識基礎。又從“大西北”沿長江西上華中和湘、黔、滇一路的除人生以外的植物學感受，進一步提出了弄清植物的時空發展規律，弄清全國植物區係發生發展的變化規律問題，更加堅定了我的終身誌向，一定要立足雲南，放眼中國和世界植物的宏圖大願。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一考察也是各自有些收獲，但無綜合結果而散。這一塊邊陲寶地於幾年後隨珍珠港事變也被日寇侵占，但我還是係統鑒定，寫成了我的第一篇論文——《瑞麗地區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錄入》。因為其中有一鴨蹠草科植物，采於景頗山上，當時缺少文獻資料，無法確定，遂被擱置。直到1945年，聯大生物係標本室的右鄰——清華農科所昆蟲組的陸近仁教授慫恿我投華西邊疆學會匯報，才於1946年刊出，但隻列出前半部分，即含椴樹科扁擔杆新種二個，植物采集名錄的後半部分又由於聯大複員和三年內戰，塵封至今。

好景不長，到1939年，楊承元因三年助教期滿，舉家去四川灌縣空軍幼年學校教書，那裏的待遇優厚一些，這一年我就無法再做野外工作，眼見朱寶和姚荷生赴車裏（今景洪）。1940年後即物價上漲，中間思普茶場（今猛海南糯山）的白孟愚（回族，在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相識），首邀我去西雙版納，因生物係無經費出外考察采集，隻得困守昆明。我在用“洋油箱”堆成的標本室內，將沒上標本台紙的標本，對照僅有的文獻和秦仁昌氏所攝的模式標本照片，將幾年所積的昆明、滇西南等處標本係統整理和鑒定。

1940年夏我也三年助教期滿，李師認為我還應擴大基礎，勸我投考北京大學研究生院進修，由簡焯坡接替助教，是年我同逃難來滇的八級生物係同學王伏雄同時考取導師張景鉞教授的碩士生，王做裸子植物胚胎學研究，我做杜鵑花屬花部維管束結構的研究，這都是當時形態學的前沿。可惜入學不久，又是日機九架轟炸西南聯大，新校舍南院有兩三幢土牆洋鐵皮蓋頂的實驗室被毀，標本室幸未中彈。但從此就開始了逃空襲生活，一直到美軍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來昆。我和王伏雄於是被疏散到大普吉清華農科所，一邊上戴芳瀾先生初開真菌學課，一邊做碩士論文，一邊繼續做文獻和模式照片的整理工作，所有主要文獻係吳師在赴奧京向研究中國植物的權威韓馬迪（H．Handel－Mazzetti）要來的中國植物名錄，從此一直做了十年。除了蕨類以外，凡秦氏所拍Kew，Wien，Uppsola的Thunberg標本室的Thunberg模式都做了。如果文獻有而照片沒有，就隨手用各種紙張如上有青天白日旗的廢舊文憑，也和照片卡片一樣寫上去，意欲編寫一部“中國植物名匯”，這一些卡片先後達三萬張，對我日後從事植物分類學工作很有用，從而也促進了編寫植物誌的專科工作者的查閱，其所寫國內外植物分布記錄也是我以後鑽研植物地理的基礎。特別是由於精讀標本上陳年記錄，使我既熟悉了采集家和研究學者，也熟悉了該植物的各種小生境，和各種植物地理考察記錄相結合，各種各自在群落中的位置，也就了如指掌。大約在1950年以前的中國植物的有關記載不致太短缺。其後，“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植物所的王文采、崔鴻賓、湯彥承等在編寫《中國高等植物圖鑒》時發揮了一些作用。

更為不幸的是由於後方民眾生活日益困難，吳韞珍師隻身留在昆明，貧病交加，又因新接受經利彬的聘請，在教育部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兼差，決心要將胃病治好，在雲南大學附屬醫院動手術，不幸病未能愈，卻因在缺藥情況下，內外傷崩裂，轉腹膜炎不治，而於1941年6月英年早逝。他的一切教學任務和新待開辟的《滇南本草圖譜》工作不得不由我承擔。以後數年，由於昆明缺乏植物分類學師資，而個人生活也日益困難，所以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也由我兼課，但我主要住在大普吉清華農科所院中，而在附近的陳家營中國醫藥研究所內，與匡可任、蔡德惠在1941—1945年前後一年，實隻三年中，自寫、自畫、自印（石印）、考證完成了《滇南本草圖譜》第一集，計25種26幅圖，印成於1945年4月，但未能公開發行，該所即停辦。這本書是在1939年中與吳師共同考證《植物名實圖考》中雲南植物，尤其是雲南的草藥和野生花卉開始，而以此書告終的“植物考據學”工作的成果，且也是中國“植物考據學”的濫觴之作。

1945—1946年間，遷回昆明，從此主要精力集中在辦私立五華中學和參加學生運動，除繼續寫卡片外，業務了無進展。然而聞一多師於1946年慘遭國民黨反動派刺殺，以及蔡德惠於書成後早夭，又都進一步促使我在政治上覺醒，決心投身革命，1944年入民盟，1946年入黨乃是必然結果。

三年內戰和新中國成立後，科學院接管和整理時期（1946年8月起至1952年，時年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

1949年5月，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

抗戰勝利，內戰旋開，1946年8—9月，複員回北平，立即參加多次學生運動，和在新詩社、劇藝社活動，在講師以下階層中組織成“講助教聯合會”和“職員聯合會”，後者由吳師長子吳人勉和王誌誠牽頭，外則參加民盟北京市委曆次發起的簽名運動。至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後，9月黨即讓我疏散到冀中解放區泊頭鎮，10月又經河間、保定、涿縣、房山門頭溝回到北京外圍青龍橋，參加接管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工作。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後，參加北京市軍管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工作，接管市內大專院校、各係統研究所和文物單位的工作，後文化單位和普通教育分出，成立高等教育委員會，我任高教處副處長。5月參加全國青年聯合會代表大會，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此後因觸電跌傷腰椎，須療養半年，而調回清華生物係，在校醫室內度過當年10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典禮，初在係裏認識段金玉。至12月，剛卸掉石膏背心，即調入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工作，時惲子強、丁瓚任正副黨委書記，我與汪誌華任黨支部正副書記，但全院黨員共隻七人組成黨組管理一切，北京各所都無黨員。

1950年初，國民黨留下相互對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生物學方麵還有兩個私立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和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為了消除它們之間的“門戶之見”，組織了以錢崇澍為主任，我為副主任的靜生所整理委員會，實質上是科學研究係統整理、合並、新建、重建工作的試點。經過一個月的工作，終於較完滿地將靜生所、北研院植物所合並，而改名植物分類研究所，錢為所長，我副之。從而也解決了科學院辦公室房屋問題。靜生生物調查所動物部分因已無研究人員，乃將北研動物所改建昆蟲研究所，而將其餘動物標本請陳楨先生主持成立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以後擴建為動物研究所，又將昆蟲所並回。

我從1950年2月起任北京植物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至次年在當時西區（即今動物園）內各所包括北研曆史所建立民盟組織，吸收北研的林鎔和靜生所的張肇騫入盟，俱由科學院任命為副所長，自己退居第四位。初時所中隻有北研和靜生人員，均為植物分類學方麵人才，至次年侯學煜自美歸國，俞德浚、鍾補求自英歸國，中央研究院係統的王伏雄、喻誠鴻、段續川等自願來北京，乃分別建立了植物生態、植物形態（初包括細胞學）和植物園，由科學院決定擴建植物分類所為北京植物研究所。至4月間隨原北研動物所所長張璽赴青島，為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定所址，遂與童第周、曾呈奎、王家楫（時任中研動物所所長）共商，選好所址，同時確定了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建所輪廓。同年，與朱弘複（即朱寶）隨竺可楨副院長組織的科學考察團赴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地，參觀日、俄、偽留下的各種研究機構，實為以後建立東北分院各所探路，武衡始加入科學院的領導行列。此行我和朱弘複還考察東北各省的自然狀況，在伊春的原始紅鬆和落葉闊葉林中考察，並初次見到大興安嶺的落葉鬆林。歸來不久至8月間，參加第一次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與汪誌華、曹日昌、黃宗甄等為大會主席梁希教授致閉幕詞的起草和執筆工作。自此以後，全國各種學會聯合成“科聯”，而科學社、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包括在國外建立的）、工程師協會和科學時代社等民間組織、群眾團體，合並為科學普及協會（簡稱科普），這兩個組織以後又合並而成全國科協。11月又由農業部、高教部借調，與農業部三位中國專家（陳芳濟、孫××等）和兩部工作人員楊明華等14人，組成工作團駐北京農業大學調查“樂天宇事件”，這是由於樂天宇同誌的工作作風問題和強製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學派的問題糾纏在一起，引起校務委員會各黨外老專家，如湯佩鬆、戴芳瀾等的不滿，以及李景鈞教授出走香港引起的。事件真相大致清楚，教授情緒初步穩定工作尚未結束，又奉科學院命參加在印度新德裏召開的“南亞地區栽培植物起源”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此行有三重使命，首先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又是在二戰後新興國家印度召開的，所以臨行前我和侯學煜由周總理親自接見指示：“多交朋友，多了解情況”；第二重使命是在過香港時爭取李景鈞返國；第三重使命是爭取陳煥鏞回到科學院，爭取當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供職的殷宏章和在印度Sahni古植物研究所任所長的徐仁歸國。該團由陳煥鏞任團長，我和侯由北京出發到廣州與陳會合，徐仁則在印度參加。過香港時找到李景鈞教授，告訴他國內情況，但他不肯回來，其餘任務都順利完成，於2月間返國。寫成報告回國內宣傳考察印度、曆時兩個月的結果，是我解放後所寫的第一篇文章。這一年的一個星期天（4月22日）與段金玉結婚。兩個月後，在所內醞釀編寫《河北植物誌》，並在此基礎上召開了植物學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初次將錢崇澎、陳煥鏞、胡先驌三老以講笑話的方式為《中國植物誌》促進了一下。

同年7—9月，由於抗美援朝開始，我國遭受以美國為首列強的封鎖，而工業的恢複與振興又需要橡膠種植業和橡膠工業，此時蔡希陶已在雲南南部展開野生橡膠藤的調查，頗多種類被發現。上海時已由羅宗洛將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生理部分集中擴建；所中羅士葦建議種植橡膠草，而海南、雲南方麵在接管時，前已有華僑引種巴西橡膠樹成功的報告。於是由陳雲副總理親自抓，我和原任華東農業部長的何康同誌都參與其事，這是我們參與開創橡膠種植業的開始。研究橡膠種植業的發展，並由陳雲副總理做戰略決策，認為橡膠草和橡膠藤的提取工藝，一時難以解決，決定在我國南方的常年無霜地區，如海南那大原私人膠園已有成年大樹，雲南瑞麗也有種膠樹成功的片段，乃定出組織大規模在海南、廣東、廣西進行的宜林地調查，並繼而調集退伍軍人，大規模開荒種植。自此以後直到1958年，六年間我的重點工作都和橡膠發展有關。旋又由農業部借調與該部王司長、陳仁、馬XX和農業科學院董玉琛、黃玉瑉等5人，陪同蘇聯捷米裏亞采夫農業科學院伊凡諾夫院士赴華北、東北、華中、華東、華南考察，遍及全國農業和農業科學研究機構。此行遍曆了中國從東北到廣東的東南半壁的農業地區，加強了實地考察和受到與大農業有關的思想認識教育，受到與農學有關各科學家的啟發，特別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浙江蕭山集約農業，以及廣東順德的“桑基魚塘”式的循環農業經濟，很受啟發。是年10月，原從華北解放區入城的由樂天宇領導的遺傳實驗館也並入北京植物所，由我去接管，館中有胡含等研究人員，以後逐漸擴建形成科學院遺傳研究所。約略同時，屬於北京農業大學，以戴芳瀾為首的真菌學部分，曾一度歸植物所領導，以後與方心芳為首的曾在黃海工業研究所的細菌學部分合並成立為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這一年中，還和楊森（當時剛從部隊調入科研機關）一起赴南京接管中山植物園，並將原中央研究院和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部分人員，以裴鑒（錢老女婿）、單人驊為首的植物分類學部分合並為植物研究所華東工作站，以後又獨立為南京中山植物園。這解放後三年，我所以如此匆忙奔走，一則反映當時在科學界黨的力量非常薄弱，二則反映生物學在解放前雖屬僅次於地質學的強項，但中青年力量斷檔，植物學界更不例外。

一波三折時期（1953—1965年，時年三十七歲至五十歲）

雷州半島“斬岜燒岜”，是我親身實踐熱帶林業和橡膠種植的第一次

1953年初，由於科學院將派遣訪蘇代表團，各個學科都在做準備，我就選讀了中國自1916年錢崇澍在國外發表的分類、生理、生態三篇文章，就以後的主要論文精讀，並摘要寫成《中國植物學曆史發展的過程和現狀》（即植物學者專科報告）一文，以備向蘇聯學者交流。同時著重學習胡先驌、劉慎諤和黃秉維等有關中國植物地理分區的問題，初步形成中國區係和植被分區以蘭州為中心的三大片的輪廓概念，並以青藏高原作為屋脊，向北、向東、向南降低的係列，整理我十年名錄工作中所得印象，將各區的特有屬作了初步的歸入，這就是我後來作植被類型分類和中國植物分區的草創。此團在2月底組成，以錢三強和張稼夫（時任副院長兼黨組書記）為正副團長，科學院內有華羅庚、趙九章、張鈺哲、馮德培、貝時璋、朱冼等，院外有梁思成、呂叔湘、沈其震、張文佑等共26人，經西伯利亞大鐵路橫穿亞歐，於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到達莫斯科。以後又訪問了列寧格勒（後改回為彼得堡）、基輔、新西伯利亞和塔什幹，在柯馬羅夫植物研究所會見了蘇方的許多院士，但我們以學習為主，並未用到前述的兩項準備。至5月原路回國，6月在長春進行各科的總結。在蘇聯參觀學習期間，我多和馬溶之（土壤）、李XX（農業）在一起，故而除植物學研究所外，也參觀了不少農業科學研究機構，還見到了李森科院士。我們的俄文都隻在識字階段，幸得在蘇聯讀博士生的汪向明同誌的全力協助。當時正值向蘇聯一邊倒的高峰中，蘇聯科學、教育各方麵也確實比我已看到的我國和印度的科學研究先進得多，學習真是做到“有聞必錄”（華羅庚譏我之辭）。故而寫成的報告除內部者外，共發表了三篇，《科學通報》和《植物學報》都予以刊載，雖不免有些“教條”、幾乎連蘇方介紹者的原話一字不漏地宣揚，但始終是客觀介紹，沒有聯係國情分析批判，更沒有隨便給中外學者扣帽子，故而雖然會見到李森科，用他的觀點和原話宣揚他，但並未使國內學者反感或攻擊，以理服人，綜合分析不厭其洋。當然在以後看來，當時蘇方的“個人崇拜”和“階級偏見”，對作為生物遺傳本性和環境條件之間的矛盾，過於偏向環境條件，甚至無視孟德爾-摩爾根學說，並用行政強製推行一個學派的論點還是隨處可見的，今仍其舊，一並刊出，以供讀者分析和批評。此行所學的積極方麵是在竺副院長領導下，“遺貌取神”地展開了全國範圍的有重點的大規模綜合考察，於是下半年開始北方黃河流域水土保持綜合考察，在南方則以橡膠北移和其他熱帶亞熱帶植物資源為重點分別組成綜合考察。另一個則是由竺副院長領導地理、氣候、土壤、水文、動植物等各方麵的專家學者共同進行我國自然條件和自然區劃、經濟區劃的工作。兩者都可以認為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在科學研究方麵的貫徹。前者是我在1953年冬季開始研究橡膠宜林地北移，與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共同工作參與熱帶植物區係植被調查研究的開始，後者則是我在解放後寫出第一篇論文《中國植被的類型》和我國第一張植被圖（實係植被類型複原的植被圖）的張本。

正在這些調整、調查、新建生物學各有關所的工作將近結束之際，粵西、海南和廣西南部的橡膠種植業，已在李繼侗師於1952年初領導全國院校生物係師生開展這三處自然環境大調查後的基礎上，由退伍解放軍開辟而建立的橡膠種植場，由於遍地開花，上得過猛，加之用拖拉機開墾，挖出熱帶雜木林樹根而發生嚴重水土流失和橡膠生長不良的問題。新成立的農墾部由王震領導，何康時任司長，向科學院求助。院部隨即派我和新成立的南京土壤研究所（從地質調查所分出）的馬溶之所長、李慶逵研究員以及新由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擴充轉化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羅宗洛所長一行四人，赴瓊、粵等地考察，我們在廣州與廣東農墾局局長李嘉人接頭後即赴現場，與農墾部派許成文、鄭學勤二人，以及當地農墾部門領導和技術人員先到海南西部考察兩株老膠樹（王牌樹）的生態和土壤環境，然後赴海南島東西部和雷州半島的新建橡膠種植場。考察後，經過我們三人對植被、土壤的考察，和羅所長對於橡膠樹營養生理條件的調查研究，經相互討論，終於確定放棄粵西、桂東沿海、海南西南幹旱沙地以及龍州一帶石灰岩土上的種植橡膠場的計劃，放棄拖拉機農業措施，改用馬來一帶的“斬岜燒岜”（即刀耕火種，但不再遊耕），“大苗壯苗定植”，以及用本地樹種栽培和營造防護林，在未選好林下覆蓋植物之前，先盡量利用林下次生植被等防護措施，從而初步穩定了華南的橡膠種植業。總之，這次考察是我向羅、李、馬等學習的一次機會，也是我親身實踐熱帶林業和橡膠種植的第一次。由此將解放後，我自學盧鋈的《中國的氣候》和從蘇聯翻譯過來的《自然地理》、《植物地理學》（阿略興），以及Richards的《熱帶雨林》等書，理論聯係實際，使我在腦海中首次形成自然生態係統的粗淺輪廓，實際感覺到植物、土壤、氣候的相互依存、相互製約，從而為以後要致力的熱帶生物地理群落，實即熱帶森林生態係統的研究打下了思想認識基礎。

就此，這一年冬季我就和朱太平參加了海南島西部，以那大為中心的植被和土壤調查，與南京土壤所張佑民、趙其國等，共三處同時進行綜合考察，徐聞隊由焦啟源、曲仲湘領隊，海南東路由林英、黃成就領隊，複旦大學剛畢業的七名女生（陳靈芝、胡嘉琪等）分別參加粵西（徐聞、海康）和海南東路，華南植物所派何紹頤、周遠瑞、王鑄豪三人參加，都是新手，這個陣容已經是當年植被和區係及土壤綜合調查的主力。

從1953—1955年三年中，每年率綜合考察隊赴海南，而最後一年又從粵西到信宜一帶，並經北海一帶到廣西、西南的龍州、友誼關，時法國和越南已開戰，旋又到南寧、桂林總結工作，從而初步結束了華南熱帶資源考察隊的工作。這幾年中我開始認識華南熱帶季雨林，特別對其次生林和灌草叢等熱帶植被的分布、演替等規律有所了解，其他稀少的為原始雨林、海岸林、紅樹林等則是走馬觀花，未能深入。但對熱帶北緣的特點，季風、台風、寒潮和石灰岩區幹旱仍有切身體驗。在此基礎上重寫了植被初步分區中有關熱帶植被的部分。

1956年蘇聯科學院提出和我國合作，研究解決紫膠蟲北移至蘇聯的寄主問題，初由科學院派劉崇樂率隊，蔡希陶在雲南就地參加，赴保山、龍陵、德宏等地，蘇方則由Popov（動物）及其女弟子、Fedorov等三個植物學家來華，當他們一行到大理專區時，院計劃局又派我和簡焯坡二人趕去。至次年乃由劉為正隊長、我和蔡副之，正式組成西南生物區係及資源綜合考察隊，實以橡膠宜林地和紫膠寄主國兩項重點，蘇聯專家的任務隻是動植物區係調查和采集。

此行既先到德宏一帶，於我是舊地重遊，植物區係和植被都比較熟悉，遂受蘇聯學者給我以“植物電腦”的謔稱。到第二年由我陪同植物學家三人轉移至屏邊、金平一帶，適逢大雨初至，未能完成在大圍山搭草屋采集的任務，又有北京動物所調查蝴蝶的李傳隆墜馬受傷的驚險，隻好提前下山，並順便考察了引種金雞納的種植場。有此兩年經驗，第三年隊伍大為擴大，並集中在西雙版納一帶，劉隊長則率有關專家和人員赴景東籌劃建紫膠蟲工作站。在西雙版納調查了兩年，至1959年，在普文一帶與侯學煜、曲仲湘陪同下的蘇卡喬夫院士的隊伍會合，籌劃在西雙版納建立熱帶生態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工作。我和Fedorov等三個植物學家則到大猛龍，但找到了較普文龍山更為典型的熱帶雨林片段，那時猛養還未通猛侖、猛臘，更沒有發現望天樹林Parashorea，大猛龍小街的曼仰廣龍山其實仍是次生雨林。大約1957年，在滇東南工作結束後，曾和dorov等三人首登峨眉山，上下各三日，次年去青島。至第三年（1959），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但植物學家之間的合作尚在高潮中，是年我和Lavrenko、A．Takhtaian、Sokolov院士等三人正在大動力之際，當時從小猛養到猛侖和猛臘的公路始通，柯馬羅夫植物研究所所長Baranov（形態學家）又由王伏雄等陪同，到了西雙版納，於是我們合流，同到猛侖的葫蘆島勘查熱帶植物園址，從而為現在的西雙版納植物園確定了園址，隨即分去昆明植物園的主要力量創辦此園。到1960年，仍由蘇卡喬夫派遣森林土壤學家Zonn和森林生態學家Delis為大猛龍群落站調查和設計實驗項目，主要是森林土壤和殘落物、凋落物關係的觀察實驗。我方旋即由李慶逵和我親去為簡陋的站址奠基動土，而北京植物所的趙世祥同誌也由於雨後兩次過河，被浪卷走。

從1953年至1960年，是學習蘇聯經驗，並和蘇聯學者合作的始末。

1958年是“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一年，也是我一生的最大轉折點，是這一個“一波三折”的轉折點。是年初的一天，忽然周總理辦公室的羅青長同誌到我在中關村時我和湯佩鬆為鄰的宿舍來找我，他說，總理要到廣東新會視察野生經濟植物利用和廢物利用等問題，要我作隨身工作人員，接著由總理辦公室童小鵬主任接見和安排。此行約一月，親見新會縣委書記黨向民同誌在這兩方麵的出色工作以及葵扇工廠、葵筋牙簽就是在總理視察時的指示下作廢物利用製成的。此行聽了總理大報告，和他在來回的專用船上的親切講話，最使人感動的是他隻身隻由我和羅青長陪同，視察江門新由波蘭援建的糖廠。年終在雲南繼續考察後，回到北京時薑紀五同誌已調植物所任書記和副所長，他熱心於親自抓植物資源組的工作。我已年逾不惑，亟思尋一安身立命的場所有所創樹，才對得起這一“學部委員”頭銜。時張肇騫已先一年調往華南，協助陳煥鏞工作，我遂毅然請示調往雲南昆明，與蔡希陶合作建一新所，在植物學研究上了結我的夙願。得科學院黨政領導首肯，乃正式調往當時新設立的由劉希玲領導的雲南分院，該年浦代英已先調昆明，我去後就形成了領導班子。從此，是我先參加領導植被調查工作四年，而後又領導植物資源組工作四年，至此又回到分類區係工作上來，從而完成了“一波三折”的我一生中的大轉折時期。此時我就體會到研究植被和植物資源必須先過植物區係這一關，說白了就是如果不認識植物，其他一切就無從談起。自此而後，乃以主力承擔《中國植物誌》這一巨大曆史任務，並創始了《雲南植物名錄》和《雲南植物誌》的工作。我實際上不是“躍進”，而是“躍退”到區係關前，盡力搜尋各科、屬的最晚近的專著，將要鑒定的全部種類攤開，進行對比研究，盡力“取法乎上”，使鑒定比較準確，不致重複。同時也可見各屬下的係統演化趨勢，各種間較可靠的劃分，以及其地理分化的規律。自1959年11月以後，逢開中國植物誌編委會必出席，在俞德浚主編病逝後，還任主持，先後達四十年。

1961年2月隨竺可楨副院長在廣州開熱帶資源開發利用會議，實即從1953—1961年，先後八年間，有關熱作綜合調查研究的總結，此行記得有顧準參加。我在會上首次提出“開發熱帶作物的同時必須建立相應的自然保護區，以保存和繼續觀察自然環境的發展變化”，這一建議後由錢老、陳老等在全國人代會上正式提出議案。我又和壽振黃在雲南省提出建立全省24個自然保護區的具體建議，並在熱帶猛龍、小猛養，首先由曲仲湘率隊進行本底調查，這可是我涉足保護生物學的開始，現我國自然保護區已成為一大事業。在這個會上還討論了橡膠、油料代用品，以及熱帶紅壤的嚴重水土保持問題。此次會議的同年9月後又向新成立的綜合考察委員會漆克昌主任匯報雲南綜考隊的工作張本。雲南橡膠宜林地的選擇標準問題自此初步結束，以後就轉入西雙版納的熱作開發建設等工作；同時，小猛養、猛侖和猛醒等三處的自然保護區也予以劃定，因橡膠宜林地屬保密性質，故雲南綜考隊沒有對外公開的工作總結報告和論文發表。

1961年在薑紀五同誌的領導下，北京植物所與國家商業部合作，開展了1958至1959年的全國性的經濟植物大普查，國務院並發表了全國進行“小秋收”的指導性文件。在此基礎上集體寫作了兩卷本的《中國經濟植物誌》，此書原由內部發行，以後逐漸公開。從業務上講，我是該書的主編。

1962年，在郭沫若院長和文化部夏衍同誌赴古巴考察之後，他們歸國時曾參觀昆明植物分所，郭老寫下了四言詩一首。5—6月間院部又組織我率華南所兩年輕同誌赴古巴作熱帶植物考察，我們取道蘇聯，重訪莫斯科，乘火車至捷克斯洛伐克京城布拉格，然後乘捷機經愛爾蘭越大西洋，達加拿大的東北海岸，再循北美大西洋岸南下，經佛羅裏達領海上空，直達古巴京城哈瓦那，隨即被接待至“豬灘”（吉龍灣），並從古巴中部由東而西，後由北而南，遍曆了古巴全國至海外鬆島。這是我首次到新世界，並見到加勒比海植物區係，雖然隻采了少數植物標本，但卻在其南岸原為Arnoldarboretum的熱帶分園內，采得各種樹木種子共一大柳條包，托時在古巴作外交訪問的衛生部長李德全帶回國。這批種子是當時在美國封鎖條件下漏網的首批熱帶植物，有酒椰子Raphia、香果Casimiroa（芸香科）、猴麵包樹、輕木、象耳豆等等，均分給西雙版納植物園和海南那大的熱作學院植物園種植，其中有些至今已成大樹。此行得我國駐古巴大使申健的大力協助，申是舊相識，12年前他在印度使館任一秘。不但如此，此行也為後來趙其國（土壤學）、郝詒純（微古生物學）赴古巴作援助專家作了鋪墊。

從古巴歸國不久，8月又和雲南大學生物係朱彥丞教授，北京植物所研究生陳藝林等赴麗江、中甸進行植被和植物區係調查，曆時約兩個月，開始作進藏的準備，並學習法瑞學派的原理和調查方法，朱則也要植物分類學者和他合作，因而以後被邀在雲南大學首開植物地理課。此行正值雨季搭帳篷，生活艱苦備嚐，但能見到大片高山草甸、亞高山針葉林和多在陽坡的高山櫟林，心情也大為開暢。中甸之行在次年又舉行了一次，並到了德欽，且登上哈巴雪山海拔5400米的山頂，也見到了中甸白水台的鈣華景觀。

在大猛龍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觀察實驗站，自1959年開始工作，已曆時五年，乃於1963年3月在景洪召開四年（1959—1962年）實驗工作總結，除李慶逵和我外，還有竺副院長和北京植物所湯佩鬆所長。四年來的實驗記錄已可見群落下土壤中礦物質的流轉情況，但由於林中小氣候梯度觀察一直未能進行，待到1964年而終於夭折，甚為可惜。此站如工作至今，當為世界上在熱帶林內研究森林生態係統的先例之一。當所內議決將此站並入猛侖植物園時，我不禁下淚。從此，結束了我對熱帶生態係統進行深入研究的可能，也從此杜絕了我踏入實驗室的腳步。至“十年動亂”後而將所中的土壤、微生物等部分一律劃出，微生物部分後歸雲南大學，於土壤中的放射菌頗有創獲，這是後話。

1964年1—4月，與北京植物所湯彥承、張永田組隊赴越南北方，和越方合作進行植物區係考察，在越南度過新舊兩個“乙巳年”。名為合作，但越方隻有年輕人，由阮X率領。此行幾乎足跡踏遍黃連山、涼山，北至3000米的Phansipan以下，南達清義，北越和南越的界河，東北達下龍灣和汪必，但西北的萊州和東北的石灰岩區高平未到，舉凡沙壩（Chapa）、三位山（Bavi）、三島（Tamdao）等法國采點都有所涉獵，見到不少以喙核桃Annamocarya、馬蹄參Diplopanax為標幟的原始林段，也漫遊於有福建柏Fokenia為大樹的林海殘跡。但所采標本2000餘號，至“十年動亂”期間，才由李錫文整理成名錄付與越南。此行收獲在於肯定了越南北方至我國南方的區係相似性，及其從第三紀以來共同的曆史發展背景，這些都充實了隨後我發表的《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一文的內容。歸途經老街過紅河橋到河口，而返昆。接著準備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亞非拉科學討論會，我將該年C·G·deDallaTorre＆H．Harms發表的Genera Siphonogamarum ad Systema Englerianum Conscripta 1907）所載的世界植物屬的分布記錄，結合我在1940—1950年間，據秦仁昌攝的模式標本照片所做卡片的國內外分布記錄進行了係統分析，按照自創的地理成分和曆史成分相結合的指導思想，將當時我國已有記錄的1998屬加以分析，歸納為15個大分布區類型和三十幾個變型，起草成《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一文，作為大會交流的八篇論文之一，在新建成的北京科學會堂上向亞非拉三洲百多位學者宣讀，會後在《科學通報》上發表了簡報，全文後納入《中國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中。這是我解放後又一篇比較有質量的論文，文中提及“中國植物區係與東南亞熱帶區係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島之間，有著一個較長的和更相似的曆史背景。居於北緯20°一40°的中國南部與西南部與印度支那的廣袤地區，是最富於特有的古老的科、屬的。這些從第三紀古熱帶區係傳下來的成分可能是東亞植物區係的核心，而這一地區正是這一區係的搖籃。更廣泛地說，它也許甚至是北美和歐洲植物區係的出生地。這乃是我多年來研究的創見。

會後（9月）又赴廬山開第一次植物引種馴化學術會議，實係中國植物園在解放後相繼恢複和創建後，在科學院中的第一次展示。與俞德浚、陳封懷等同遊含鄱口並照相。

1964年10月，又奉院外事局派，與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肖培根及華南植物園年輕同誌等四人組隊赴柬埔寨考察，時還值西哈努克親王和我國開始友好合作。我們從金邊，東南至白馬，南至象山，北至吳哥窟，西經大湖至柬泰邊境西梳風，幾遍曆全國，隻是未上“長山”的胡誌明小道。所見原始林區甚少，但也見到稀樹草原中的龍腦香林，和吉裏隆的熱帶鬆林。柬埔寨若和越南相比，顯然熱帶性更強，更帶有印度色彩。此行原擬了解胖大海和白豆蔻的原產地並引種，則未能如願。

1965年1月，在北京參加國家大地圖集的自然地圖集編輯委員會，我與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同住一房，始識黃，但此後未能有更多交往。在此次，我承擔了雲南南部和海南的植被與植物資源的地圖編製，至“文化大革命”後始得交卷。

“十年動亂”期間（1966—1976年，時五十歲至六十歲）

參加體力勞動如搬磚砌防空洞是家常便飯。

1966年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是“當權派”，又是“反動學術權威”，毫無例外地被批鬥和進“牛棚”，參加體力勞動如搬磚砌防空洞是家常便飯。無止境地交待“造反派”要求的各種材料。這一期間，大約是1970年，全國興起大搞中草藥運動，我的曆史問題也基本弄清楚，但還未“解放”，被分配去燒開水爐，勞動之餘為雲南省中醫中藥展覽會展出的中草藥進行學名訂正，始與楊永康相識。利用同誌們為我搜來的各地中草藥手冊，包括雲南省內所有專區，省外如四川、貴州和廣西等，對各地民間常用的中草藥植物進行訂正，或許對各地在認識和采集中草藥植物過程中還有些用處，雖然時有各種意想不到的幹擾，但利用機會發揮一技之長，做了一點有用的事。至1972年，整理記錄了各地中草藥植物的四大本筆記，後來成為編輯《新華本草綱要》的基礎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據。這也使我對植物分類的工作不致間斷。後來本人的曆史調查和審查初步結束，恢複到所革委會業務組工作。期間，我共寫了各種交待材料有四大袋，在“十年動亂”結束時，都如數退回了。當年，還與張敖羅等赴蒙自草壩的“五七”幹校學習鍛煉，也在嵩明一帶“拉練”，但總在所內，沒有下到邊區，大概因為我是經常出入邊區的吧！

1974年，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貫徹“調整、整頓”方針，各方麵有所起色。年初，參加了中科院在廣州召開的“三誌”會議（即《中國植物誌》、《中國動物誌》和《中國抱子植物誌》）。從此，《中國植物誌》唇形科的編研又陸續恢複。會後即回昆明，與雲南大學的朱彥丞教授一同接待來訪的英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人這是當時少有的外事活動。是年，又隨院部秦力生秘書長、石山等領導赴菲律賓訪問，到馬尼拉和呂宋島考察，參觀了世界水稻研究所、碧瑤市的養蠶研究所等，初見當時菲律賓有關部門用遙感了解資源和環境的設施，我國還沒有，直到科學大會後才有地理方麵的試用工作。

次年，中科院組織青藏高原考察，5月啟程進藏，隨行的有陳書坤、西北高原生物所的杜慶等，走的是青藏線，達藏西至南的日喀則、聶拉木和吉隆，最西到薩噶，主要考察喜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高原麵的植物區係，包括森林、灌叢、草甸、草原和高寒荒漠等，首次進藏曆時3個月。回想起上世紀50年代初，我曾兩次組織科學家隨解放大軍進藏，在我年近花甲之時，終又能實現進藏考察的夙願，大概由於“十年動亂”中鍛煉了身心的綜合反應吧，出藏後尚有餘力，乃與李文華、武素功同遊黃山諸峰，並下西海。

1976年6月，又二次進藏，隨行者為臧穆、楊崇仁和管開雲，由昆明出發，走滇藏線進藏，橫穿三江大峽穀，主要考察喜馬拉雅山脈的南坡和東南坡植被，即西藏山南地區，並從雅安轉紅軍長征路回所。此次親睹橫斷山脈地區植被的垂直分布帶，考察金（沙江）、瀾（滄江）分水嶺和瀾（滄江）、怒（江）分水嶺植物垂直帶的分異，以及與西藏高原麵上的，還有雅魯藏布江沿岸的河穀柏樹林和大片的原始雲杉林等，對高原植物區係的多樣性有印象深刻的差異和聯係，對三江河穀的幹熱、幹暖及幹冷河穀的植被的遞變更有直觀的感受，對橫斷山地區和西藏高原植物區係有比較詳盡的了解和認識，收獲頗豐。此行在易貢的原始林中，從廣播聽到毛主席逝世。回所後的第三天，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大家都欣喜若狂，以此結束了“十年動亂”，其中花甲之年是在林芝度過的。青藏高原科學考察曆時十年，至1986年獲國家特等獎。

從科學的春天到科技創新和自主創新時代（1976—2006年，從六十歲至九十歲）

最後十年中，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為主的專著。

從1976年科學春天到來後，至今已有三十個年頭了。在頭二十年裏，身體尚可，但遭兩次打擊，一在骨骼，一在膽胰，且各種行政事務和外事考察繁多，還不能坐下來折節讀書和深入思考。連續三屆（五、六、七）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並曾任過中共雲南省省委委員（1979年起一屆），又任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1981—1991年），兼任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長（1980—1984年）和雲南省科委副主任（1975—1980年），當選過雲南省科協主席（1987—1992年）。從解放初期參與大量的生物學改組和建所的工作，到後來幸逢盛世的諸多工作，我辦事都不忘“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警句，總算在驚濤駭浪中免於犯大錯誤。盡管有各種事務纏身，而在這來之不易的寶貴年華裏抓緊進行科研是至關要緊的事情。

《中國植物誌》的編研是有關中國植物學發展的頭等大事，包括全國植物誌和一些關鍵地區的植物誌在內，《中國植物誌》從1959年起，由錢崇澍、陳煥鏞、林鎔、俞德浚諸老和我任過主編，但他們都工作不久就逝去，獨我經曆最長，目睹其成，亦是承前啟後的一個，何其幸也。雖雲好事多磨，終得國家連續而得力的支持，至2004年其第一卷問世，含80卷126冊的《中國植物誌》巨著終究大功告成。在十年青藏高原綜合考察的基礎上，《西藏植物誌》五卷已於1987年全部問世。《雲南植物誌》在雲南省科技廳的持續支持下，得省內外植物學工作者的通力協作，全書也即將完成。隨之各省區的植物誌也都陸續出版，“過區係關”的問題得以基本解決。我擔任主編的《中國植被》在各方麵的關心和支持下，則於1980年即已出版，成為對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的重要參考書之一。

在我們國家步入科技創新時代之時，要利用好這來之不易的時光，在與我有不解之緣的植物學研究中有所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我有機會對國內外植物區係進行考察。對國內植物的考察，我再進東北、內蒙古，上大興安嶺、長白山和千山，對我國北方的溫帶針葉林、落葉林和草原植被作了進一步考察，加深了對我國北方植物區係的感性認識。接著是二次入疆，一次是從西寧越祁連山，6月中進山還遇漫天大雪，穿河西走廊入新疆，實睹戈壁荒漠及其中天山、阿爾泰的旱生草甸、草原植被，以及特有的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還到新源的野果子溝看原生的蘋果屬Malus的自然林；二次是直訪天山阿爾泰，直觀雲杉植被和其他林帶分布。稍後又對華中的梵淨山、張家界、天平山、神農架，華西的灌縣臥龍、九寨溝、黃龍寺等地，乃至東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島湖等，直至寶島台灣，從台北、台中到台南直至最南端海岸（1998），從而結束了國內的植物考察工作。

此間再入粵海總結熱帶人工群落的工作，這樣使我對我國的植被類型和植物區係，特別從熱帶、亞熱帶到溫帶的植物區係分布的替代性和過渡性有了更為直接的感性認識。加上20世紀70年代兩次進藏的考察和對中南半島諸國（越南、柬埔寨、菲律賓和泰國）的考察，

使我對青藏高原的各種垂直植被帶分布以及喜馬拉雅與橫斷山脈的聯係與區別，還有對中國南部熱帶季雨林與中南半島的熱帶雨林的聯係和分異等問題有比以往更為清晰的認識。

對國外的考察，從“小球推動大球”美國代表團訪華開始，1979—1996年間，我有機會到除了非洲大陸的各大洲諸國都作了考察、訪問或交流講學。我訪問美國，東起紐約，西達夏威夷，到哈佛大學標本館和密蘇裏植物園都非一次。四訪英倫，兩進法國、德國、瑞典，查閱了歐洲各大著名標本館的館藏標本（包括重訪柯馬羅夫植物研究所），並對歐亞大陸上的水青岡屬Fagus和櫟屬Quercus落葉闊葉林群區獲得較深的印象。五到日本，遍曆諸島，與諸多日本朋友相識，並得到植物化學和藥學方麵對我所的協助。在日本植物學家的陪同下，還在京都、熊本分別進行了野外考察，使我對中國—日本植物區係的分異和聯係有了更為明晰的認識。對北美洲的考察，北起加拿大，從西至東曾到美國的佛羅裏達作了考察，使我閱曆大增，對中國—北美的區係分異與聯係以及植物的太平洋洲際間斷分布的意義深有感悟。在南美洲，從北到南經委內瑞拉、巴西，達阿根廷進行了訪問和考察，對三國在南半球的植被分布和區係組成有了基本的感受，同時還親睹了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的豐富和壯觀，隻是無機會直達南美大陸的最南端，稍有遺憾，但已在阿根廷登上安底斯山尾端。在與世界各國科學家的交流中，特別是召開的第十三次（澳大利亞悉尼）、十四次（德國柏林）、十五次（日本橫濱）世界植物學大會，擴充了我的學識眼界，得益匪淺，也讓各國科學家對我國植物學研究有所了解。特別是大洋洲之行，北達布列斯班Brisbane，使我既見到了大洋洲本土區係的特殊性，也見到了亞澳之間的聯係，盡管分居南北半球。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先後被選為美國植物學會外籍終身會員，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學會名譽會員，世界自然保護協會（ISCN）理事，以及蘇聯植物學會通訊會員。與各國植物學家的交往有新的發展。

最後十年中，我才折節讀書，並隨讀隨寫，係統讀，係統寫，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為主的專著。從對國內外的實際考察而有感性認識，從感性認識又上升到理性探索與思考，在各方麵積累的基礎上，使我對中國的植物區係的分布特點、起源、演化以及在世界植物區係大背景下的地位和意義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在高等植物係統發育中，我主要通過多年的植物分類學和植物區係學知識的積累，深入認識到時至今日，首先應掌握這樣一個真理：生物的係統發育深受地球發生、發展的製約，地球演化的規律又深受天體演化規律的製約。認識到生命係統從一開始就形成綠色植物、動物和廣義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體的生態係統，其中綠色植物一直占居第一生產者的地位發展至今。它們的演化並非單係、單期、單域方式發生和沿著上升而逐漸擴大的螺旋曲線演化，而是從一開始就多係、多期、多域地發生，並有節律地曆經多次漸變和突變矛盾的解決，在地球的曆次大事件、大變動中通過多次大爆發，愈噴發而愈大愈複雜的爆發式前進。進化的動力是地球上各類生物自身運動（遺傳與環境是主要矛盾），由持續的矛盾的解決而不斷爆發式上升，因而創立了三維節律演化和被子植物種類多係、多期、多域發生的理論。在世界植物區係的大背景上，具體分析了我國350多科，3100多屬，3萬多種種子植物（有花植物），發展了係統演化發育和區係地理分化相結合，種係發育和區係發生、發展相結合的係統分析方法，逐科屬（有些到種）分析，從而確認被子植物起源於兩億年以前（侏羅紀），太平洋作為泛古大洋從當時泛古大陸中在北半球東北部的一個海溝，經過海底擴張而蛻變為現今的太平洋，其後才有古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出現，最後才是大西洋的完全形成和現今地中海的形成。這一理論有其地質、地史根據，而且是和綠色高等植物，以及與其協同進化的昆蟲、鳥獸的生物地理分布規律相符的。澳大利亞、印度板塊和非洲大陸各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中徘徊，分別形成的古南大陸和古北大陸之間的最近兩次分合，而形成與被子植物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的兩次泛古大陸。海陸的不同組合和以後在舊世界興起的基本東西向的阿爾卑斯山、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和新世界的基本南北向的落基山、安第斯山造山運動，都分別影響了白堊—老第三紀以來第二次大爆發後高等植物各類群的分布及分布區的形成。我在世界植物科屬和區係地理的分異背景上所掌握的中國植物種屬和區係地理的分異，構成了我對高等植物係統發育、世界科屬區係的發生，和近代西方有關學者所擬的圖景有了許多基本不同，更加明確了上述演化方式和種屬、區係的發生發展方式，初步創立了有關這些方麵的東方人的認識係統。

在植物地理學方麵自覺運用唯物辯證分析的結果，使我發展了對許多對立統一範疇的具體認識，如連續分布和間斷分布，新特有和古特有，洲際間斷分布和洲際、洲內的對應科屬種，區係發生、分布、發展等方麵都有新的開拓和發展，使我能夠探索到科屬種和區係地理學能向曆史地理學發展的方向，有可能進一步了解種的具體演化過程，或者能對宏觀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和微觀的基因形成及基因表達相結合方麵有所啟發和貢獻，並使人類可能進一步控製綠色高等植物，使其在適應自然、影響自然、改造自然中能進一步解放其第一生產力，而使人類生產能夠有一個更加穩定的基礎，人類生存環境有一個更加穩定的發展。

在世界植物園協會（1993）上以及大阪五人（中、英、美、日首席學者）座談會上一再提出的“人類生態、植物資源和近代農業”問題，其間我反複強調並提出：人在利用自然生態係統中的各種措施的雙刃性問題，即人既可以成為最高級的生產者，也可以成為最大的破壞者。從而提出：人類利用植物資源的曆史發展過程問題，以及近代農業不但要有微觀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遺傳特性的一麵，還要有在熱帶至溫帶以多層多種經營為核心的生態農業工程。認識到這些統一對立觀點，是我在保護生物學和生物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有效保護工作中的根本思路和發展過程，也是我獲得國際大獎“COSMOS”獎的主要依據。到現在，我還抓住了這一主要矛盾，即自然保護事業與當地的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密切結合，否則很難達到“有效”，因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對山林和濕地自然生態係統繼續破壞，甚至掠奪。從這一當代嚴重任務才引發出建立“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設想和建議（1999）。從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建議到設立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實施，或許是解決“人類生態、植物資源和近代農業”問題的必要措施。

幾十年來，我有機緣培養了不少優秀的研究生。近年來我與諸弟子協作，完成了《論木蘭植物門的一級分類——一個被子植物八綱的新方案》（1998）、《被子植物的一個“多係—多期—多域”新分類係統總覽》（2002）、《中國被子植物科屬綜論》（2003）、《世界種子植物科的分布區類型係統》（2003）、《中國植物區係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和《種子植物的分布區類型及其起源和分化》（2006）等新論著，這可代表我們集體的自主創新性科學研究的探索吧！這隻有在後人具體實踐和認識中評議，才可以否定或充分肯定吧！我願作引玉之拋磚。

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我母親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來，是《大學》中的一句儒家的話。我認為做科學研究必須經曆三個境界：一是立誌立題，確立科研思路；二是殫精竭慮，百折不撓；三是上下求索，終有所得。我就是在個人的誌趣和應用相結合中走到了今天。

吳征鎰

2006年5月9日

隴山隴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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