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山隴西郡
寧靜純我心 感得事物人 寫樸實清新. 閑書閑話養閑心,閑筆閑寫記閑人;人生無虞懂珍惜，以沫相濡字字真。
我心裏佩服言簡扼要的人，三言兩語，四兩拔千斤。魯迅，林彪，能如此。
用林彪的話說，什麽是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
看來林彪不是浪得虛名。槍杆子在前，筆杆子在後，也就是說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說服力。幾十年後，依然還在指導實踐。
“魯迅在他的雜文《燈下漫筆》中，認為全部中國曆史隻能分為兩個時代，一個叫做“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另一個叫做“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國人從來不知道自己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隻知道做奴隸。
林彪、陳寅恪、努爾哈赤的洞若觀火
言簡意賅 -- 必要對事勢洞若觀火，具洞察力，穿透力。天才常能如此-- 林彪、陳寅恪、努爾哈赤。
林彪的“天馬行空，獨來獨往”
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努爾哈赤 （清太祖）的“任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
他們終身未曾違背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定力! 名載史冊！
偉人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讀書破萬卷 －“破”書而出，就是言簡意賅.
（讀林彪，陳寅恪，努爾哈赤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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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眼裏，什麽是政權呢？鎮壓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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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林彪的話說，什麽是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
看來林彪不是浪得虛名。槍杆子在前，筆杆子在後，也就是說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說服力。幾十年後，依然還在指導實踐。
權力及其限製
賀衛方 吳思/對談
從1989年以後我個人的學術路向轉向中國法律製度尤其是司法製度的研究，這樣一套司法製度的建立看起來困難重重，我們要建立更加公正地給老百姓以正義的司法體係，讓這個國家所發生的各種冤屈都能得到及時的糾正，正義得到伸張。有了案件不要緊，我們到法院打官司。無論對方的地位多麽高強，我個人的地位多麽弱小，都可以因為法律上的理由而獲得一個公正的結果。我們是否有這樣的司法體係？
吳思先生對中國的曆史作出了不一樣的解說，這跟我們過去官方的教科書裏麵的解說非常有差異。他的視角是站在比較黑一點的視角，比較血腥的視角去觀察曆史，他認為隻有暴力才能塑造所謂的規則或者說塑造社會的秩序，至少暴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覺得他對儒家也好，對老子學說也好，都進行非常不一樣的解說，我們先應該聽一下吳思先生對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架構中間的皇權限製和其他權力的限製到底有怎樣的途徑的看法，或者說我們是否真正進行過這樣的限製，限製的效果是怎樣的。
吳思：賀老師說了，我是搞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一說潛規則和血酬定律，人們經常聯想到貪官汙吏、土匪強盜，有人還想起導演。可是一說賀老師，想到的是法官的老師，民主憲政，賀老師還長得濃眉大眼，我注定隻能當配角。所以應該賀老師主導，你是憲政民主，為我們提供基本框架，我在背後做些補充。
但是我得先聲明一下，剛才賀老師說我從暴力的角度來解釋曆史，跟大家的觀點不一樣。我猜我今天會處在被攻擊的位置，所以事先做了準備。我查了《現代漢語詞典》對權力的解釋。我們今天談權力與限製權力，先要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我發現中國人的定義合乎我的想法，英國人的定義合乎賀老師的想法。《現代漢語詞典》對權力的定義是：政治上的強製力量。什麽是強製力量？當然是暴力。用林彪的話說，什麽是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槍杆子在前，筆杆子在後，也就是說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說服力。這兩個力量如果比較起來，暴力強大還是說服力強大？我認為暴力強大。
每個人問問自己內心，就知道什麽力量更強大。我勸你從善改惡，要為人民服務，要生活得有意義，那麽，請給大家搬一箱水來。這是一種勸說。有的人可能良心比較敏感，受到感動，就去幹了。這樣的人比例有多大？一般來說，如果大家吃飽了、喝足了，這個比例高一點。如果正餓得難受，懶得動彈的時候，這個比例就會比較低。但是，不管比例多低，我拔出刀來說：“要死要活？搬水去！”我猜每個人都會按我說的做。暴力的力量強大而普遍，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強大的恐懼，但不是每個人心中都有強大的良心。所以，強製力是普遍有效的。
如此說來，權力的基礎是強製、是暴力，既可以獲得《現代漢語詞典》的支持，也可以獲得經驗的支持。我也給賀老師留一個空間，別給你堵得太死。《牛津詞典》說，權力是在某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之內的政治上的控製。政治控製既可以用法律，用憲政，也可以用暴力，還可以用說服力、用宗教。但我覺得，這一套說法在中國用起來，不如《現代漢語詞典》那麽到位。
賀衛方：謝謝吳思先生用八股文作文的方式先破題，先把題目搞清楚，什麽叫權力。漢語詞典這個權力的解說稍顯模糊或者太狹義。什麽叫政治？這個詞很混亂。我們說這個人政治覺悟太低，這又是什麽意思？我年輕時常被認為是政治上不成熟，我也不知道政治上怎麽成熟。所以政治本身也是很模糊的概念。在我看來，權力是一種影響別人意願和影響別人行為的可能性。
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提到過三種不同的政治合法性的根基：第一種是經驗，曆史的；第二種是所謂的克裏斯馬或超凡魅力的；第三種是所謂法理型的政治。
曆史的、傳統的不用說，它靠曆史延續下來，比如過去，在離這裏不遠的紫禁城裏麵誰當頭，開始的時候往往是依賴於暴力，朱元璋把前朝皇帝推翻了，成為皇帝，但是誰繼承朱元璋？不能說老子用暴力，那不行，在皇權方麵還是要靠血緣。
克裏斯馬型的往往跟戰爭有關係，亂世英雄起四方，容易出現個人魅力式的領導人。單純靠暴力也不行，不是說軍力越強大你一定會勝利，你還要有一點所謂的民心基礎。1940年代國民政府喪失了許多人的民心，最後整個民心所向使得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當然毛澤東的個人魅力也不得了，他長的不大像湖南山溝裏出來的，那文章寫得好，雅俗共賞，詩詞寫得好，霸氣酣暢，書法也寫得好。這是克裏斯馬式的領導人。
第三種是法律型的基礎，或者現代民主社會創造的法製社會的基礎。你競選的時候你的魅力使你能夠獲得更多的選票。但是之所以大家服從你，絕對不是因為你有個人魅力，而是因為你嚴格遵循法律準則，你是法製社會的領導人。這三種社會根基創造了我認為所謂的政治製度。政治是零散化，所謂力量不隻是機構才能擁有的。
此外，在上個世紀後期，關於權力的解說更加寬泛，例如，在福柯的理論裏，權力是一種彌散化的事物；政治統治的權力固然是權力，但是學術或理論上也存在著話語權這樣的東西。這倒讓我們重新檢視培根的那句有名的話：“知識就是力量”。“力量”的原文是power，這個詞意思是力量，但同時也正是權力。所以，在概念上，我個人更傾向於更寬泛的理解所謂的政治或者所謂的權力。
當然，太寬泛的概念不好討論，我們今天不討論吳思教授作為一個學者所擁有的權力，我們還是討論曆史上憲政君主權力的狀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以及不少其他流派的思想家們都在思考，怎麽去限製國家的權力，尤其是君主的權力。孔子曾做過一些嚐試，但是孔子的嚐試多是由正麵立論進行說教。比如三綱五常，比如儒家思想孝道的觀點，從家庭範圍內拓展到國家治理的範圍之內，當然父慈子孝，這也是相對應的。但是孔子一直沒有太多深入的討論父不慈子怎麽辦，或者說皇帝暴虐，臣子該怎麽辦的問題。
而孟子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他把君臣關係視為對等的關係，談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心腹；君是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讎。而且孟子很早有一種觀念，他把一個人的官職和這個人本身加以區別，這是現代行政法經常注重的問題。孟子甚至想象到國際的力量也可以用於國內民本主義的建設，當時的齊國征服了燕國，燕國國王暴虐，國內民眾民不聊生，孟子認為應該廢黜現任國王，另立新的國王。孟子認為這樣的國際幹預是正當的，所以如果孟子生活在今天，他應該會讚成北約武裝幹預利比亞。當然孟子提出一係列限製，比如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於被征服國民生的影響，不可造成不必要的損害，要盡快地讓被征服國選任新君主，而不是長期駐軍，等等。孟子的這種學說出現得那麽早，以至於清末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都注意到了，他也倡導研究先秦時代的國際法思想。
就君權限製這個話題而言，孟子固然強烈地主張一旦君主淪為獨夫民賊，為臣子者討伐和廢黜他是完全正當的，但是我感覺困惑的是，他回避了一些重要問題：什麽情況下一個君主構成了獨夫民賊，這個標準怎麽去設定，誰來判斷？通過怎樣的力量最終把獨裁暴虐的君主加以懲罰？總不能總依賴外國的幹預，在本國內部這樣的力量才能形成？孟子似乎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吳思老師，為什麽在先秦時代這套學說，萌芽時期已經了不起的一套學說，後來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麽，使得儒家這種民本思想被淹沒掉，或者成長不出民主以及憲政的體製？還是因為法家變成了一種更強大的學說？
吳思：賀老師讓我替他說話，如何限製權力或者為什麽沒有限製成功。我們之間的角色分配是，他限製權力，我鼓吹權力。所以我得從我的角度說。
我承認孟子的學說一直沒有實現，沒有實現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皇帝或者掌權的人不願意實現。權力不願意受限製，任何人都是這樣。孟子的那套東西行不通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朱元璋看到孟子的那些限製權力的話，大怒，說這個老兒要是活在今天，非砍了他不可。下令把《孟子》的這些話刪去，把孟子逐出孔廟。
按照我的角色規定，我還應該說，權力是不能隨便限製的，限製權力是要出事的。比如限製皇權，相對擴大武將的權力，很可能導致藩鎮割據，天下大亂。為什麽要殺嶽飛？就是要削弱武將的兵權，預防藩鎮割據，武將造反。當然對武將的兵權也不能削得太狠，就好像國有企業一樣，沒有企業自主權，企業就虧損。承包放權，企業就盈利。軍隊也一樣。那麽，對待嶽飛之類的武將是收權還是放權呢？這取決於金和宋的暴力均衡。金說我比你強點，宋說你強是強點，但也吞不掉我，我每年給你點錢，把你心理不平衡填平。這就形成了一種均衡。金和宋的關係穩定了，嶽家軍的危險性就相對突出了。內患大於外患，於是就要收嶽飛的兵權。權力的收與放，背景就是如此複雜微妙，怎麽能隨便限製？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暴力均衡一旦破壞就要出事。比如金弱，讓蒙古人打敗了，宋就可能翻臉，不再給他歲貢，甚至還要攻打他。
歐洲的秩序這麽穩定，很重要是歐洲建立了條約體係，如果誰破壞規則大家一起打他。中國是合縱連橫，合縱連橫經常被人瓦解，所以經常出現暴力失衡的狀態，一失衡就以強淩弱，這時候老百姓是什麽心思？司馬遷說，當時周室卑微，春秋五霸也不行，沒有一個天下共同遵守的號令，諸侯都憑暴力去推行自己的政治，老百姓疲憊不堪，大家日子過得很難受，這時候秦朝來了，統一中國，對老百姓來說，有了天子，不打仗了，可以好好過日子了。老百姓全都感激偉大領袖的出現，他拯救萬民於水火。雖然他可能多吃點、多占點，但是就整體而言，結束了戰亂不斷的無政府狀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個等級，老百姓擁護。可見，權力集中，甚至權力的大一統，也就是暴力的大一統，是有積極意義的，不能隨便去限製。
賀衛方：我覺得這個說法不能接受，曆史的經驗表明，秦始皇統一以後老百姓也沒有覺得很好，很快修阿房宮，修長城，死的人比過去諸國之間互相征殺也不少，皇帝暴虐，民不聊生，以致發生陳勝和吳廣起義。吳思老師剛才說權力集中才能帶來秩序，並且這種集中的權力以暴力作為基礎，這樣的說法有一點問題，也跟他自己真實的觀點不是特別符合，比如吳思老師說能夠緩和血酬定律的非常重要的方麵就是建設民主製度，民主製度才能改變這一切。而民主製度是什麽？民主不過是每個人做自己事務的主人，我們大家每個人做共同事務的主人。民主還包括地方分權，包括行業性的自治，這些東西都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們都記得麥迪遜的經典說法：在人類曆史，尤其大國的曆史上，人們往往把自己命運寄托在暴力或者偶然因素之上，我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過自己的智慧的努力去製定一部好的憲法，使得這個國家不再生活在奴役、不自由的狀態之中，我們能否為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讓他們能夠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的幸福之中，這就是當年美國的國父們製定憲法所追求的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民主能夠給一個大國帶來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一個民主選出來的議會所製定出來的法律更可能讓我們感覺到這個法律保障每個人的利益，所以我們有一種內心裏遵循這種法律的內在動力。我們守法的根本動力來自於，法律是我們自己製定的，我們自己的代表把我們的利益訴求轉換成法律，盡管最後是妥協的產物，但是畢竟反映了我們的利益。民主選舉的領導人更可能為下邊的人負責，為選民負責，因為他們是我們選出來的。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具有更加強大的合法性的根基。下了台的領導人，在民主國家裏麵比其他非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要幸福得多，下台以後他恢複為一個普通的公民，回到自己的老朋友中間，到處去做演講，像克林頓這樣的人出來演講一次，要給他25萬美元，比吳思老師的出場費高多了。非民主國家裏麵最高領導人如果提前下來了，如果不鋃鐺入獄的話，也大多被軟禁，無法自由交往和旅行，也不能自由地發表觀點。這是民主的邏輯非常重要的一點。
但是吳思老師會說權力集中、大一統對於秩序非常重要，你說有一個限定性的條件，那是在從前曆史環境下，在中國相對與世隔絕並且沒有民主曆史的時代，大一統確實有助於秩序的形成。不過，這種長期封閉的環境抑製了我們的想象力，一般人崇尚專製，恐懼分權，時至今日仍然談虎色變，把聯邦視為分裂，這是一個大大的誤區。
聯邦不是分裂製，相反單一製經常是分裂的。比如什麽樣的規則必須由聯邦建立，什麽樣的規則必須給州，因為州是自治的。美國有51套法律體係，50個州各有自己的憲法、刑法以及等民法等法律體係，聯邦又有一套法律體係。聽起來非常複雜，但是正是因為尊重地方自治，所以要考慮到哪些規則必須由聯邦製定，比如說貿易條款，涉及到貿易問題不允許地方立法，因為地方製定貿易法律，可能會形成貿易壁壘，必須打破這個壁壘。有一些案件必須要由聯邦法院去管轄，而不是州法院管轄，比如涉及不同州公民之間的案件，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老百姓要打官司，不能由紐約州或者加利福尼亞州的法院，而是由聯邦法院管轄。正是因為聯邦製既尊重地方自治，又追求規則統一的狀態。所以聯邦並不是分裂。相反如果事事追求大一統，我們的結果是怎樣的？中國現在老百姓打官司，跟球隊踢球一樣，有主客場的差異。我們的製度最大的缺陷在於，假定規則一體適用，規則就能統一。情況恰好相反，在大一統的情況下往往缺乏秩序，例如號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君主如何控製大臣的行為本身就是最大難題。“黃紙放盡白紙催”，什麽力量能夠遏製地方官員的這種所謂“掠奪式經紀”？這不過是古代的人們沒有那種想象力，西邊是崇山峻嶺，東邊的大海汪洋，人們困守在老圈圈中，沒有辦法想象不同類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我這樣的理解對嗎？
吳思：賀老師說的民主、憲政、聯邦製，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們要談曆史，說中國曆史上沒有這些東西，是因為我們想象力不夠，或者是因為地理阻隔，這個我不同意。前半部分同意，後半部分不同意。中國曆史上的現實是，不能用聯邦製。如果用民主製，也得算算賬，當時的一個縣，如果像現在黨委一套班子、政府一套班子、人大一套班子，政協一套班子，四套班子得多少人？農業社會怎麽養得起？
我有一個詞，叫“法酬”。法酬是血酬的升級版，皇帝就是吃這個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再養活官府中的官吏，剩餘裝自己兜裏，修陵墓，養後宮。中國曆史上後宮人數最多的皇帝是晉武帝。晉武帝的後宮本來夠多了，他又把吳國滅了，把吳國後宮“收歸國有”，於是他的後宮將近萬人。但是，皇帝多吃多占，到頭來也就是娶一萬個媳婦，再養上萬個宦官，如此而已。但是到晉武帝的兒子晉惠帝時代，權力分散，互相打來打去，西晉滅亡的時候，長安城裏不過百戶人家，遍地荊棘。這時候誰還敢種地？糧食被搶走，人還被抓走，結果自然是人口銳減。一個是八王之亂，一個是晉武帝娶上萬個媳婦，哪個好？當時人們的感覺是，懷念武帝時代，那是太平世界，能種地，能交稅，能給國家做貢獻，好好過日子。
我整個的思路就是：皇帝多吃點多占點，多撈點好處，老百姓雖然限製不了，他也吃不了多少。他隻給你設一套班子，每個縣兩三個官，十幾個吏，一百多個衙役，不到二百人，比四套班子的法定人數少多了。這就省了多少官員？而且皇帝一個人說了算，沒有八王互相打，就這樣維持政權。老百姓雖然日子過得不好，讓人欺負了，讓人占便宜了，但他們仍然覺得是一個好時代，中國的製度是一個好製度。中華文明傲立於世界，就是靠這套體係、這套製度支撐的。
總之，前半段你說的我同意，後半段你說民主和憲政怎麽好，那是因為我們現在工商業發達了，多交一點稅，養四套班子也沒多大問題，當然這些班子要真幹活，努力把我們現在的稅減下去一點，公共產品增加一點，真發揮他們的作用，互相製約，這會兒就別再多撈了。這就是現在民主憲政的經濟基礎。這個基礎現在已經存在，但是倒退幾百年，這個合理性基本不存在。據說，根據現在的統計，人均收入低於6000美元，這個國家的民主製度是不穩定的，未必能夠持續。
賀衛方：過去的人們之所以懷念大一統，是因為隻要一分開就戰亂，互相征討，民不聊生。但是我們也許可以想象另外一種可能性，大家保持地方自治，而中央權力被更大程度地限製或虛化，當然君主本身也可能是存在的。歐洲的封建曆史也是這樣，封建製度並不等於沒有秩序，封建製度是分封產生的封主跟封臣之間的契約構成的社會，這個社會上上下下也是有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收了錢你要提供保護，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在個意義上周天子那個時代的封建社會似乎跟西歐的封建社會不見得特別一樣，當然這個具體問題我沒有太多的研究。
剛才吳思先生談到中國古典期間的政府模式，我們現在說小政府，中國古代的社會真正是小政府，這是為什麽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經常感歎說，全國這麽龐大的帝國，全國官員數量居然僅僅是幾萬人，稅收也不高，但我們要看一個國家是否給國民提供良好的治安，提供非常好的公共產品，如果事情一點不幹的話，收一分錢也多。那時每當災難發生的時候政府的效率是低下的，簡直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以至於清朝末年傳教士不得不用他們自己的力量通過跟上海的外商去賑災。當然遇到清平年代，百姓日子過得相對好一點，也就是能夠種點糧食，不被人家直接割走而已。這樣一種小政府的模式在中國古典時期，的確比起今天的四大班子、幾套人馬的體製有它的合理性，比如政府責任無從推諉，權力無從推諉，你到縣衙裏去找人，你就找縣令就行，縣令不會說這個事你找縣委書記說一下，不會說這是人大管的事，或者找法院。他本人既是法院，又是縣政府，縣委，又是縣人大，所有職能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手中。
相對來說，支付政府的成本也會比較低。但是它的大的缺陷是什麽？它的政府沒有辦法發展出一種專業性。科舉考試出身的官員，基本把官員和文人合二為一，他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專業知識，也不可能在涉及政府管理的各種事務方麵都有專業的曆練和能力。他要處理財政問題，也要判案子，要研究法律問題，法律是一門專業，你讓他研究這些東西，他認為是形而下的東西。他要追求救國救民，但是往往無法在技術層麵上有所作為，都是大口號。這些空泛的道德口號沒用，在判案的過程中確保類似案件得到同樣的判決，尤其是涉及官與民之間的衝突，完全沒有一種公正的法律和程序讓百姓權利得到維護，實現人民權利的保障和政府權力限製的合二為一更是無從談起了。
權力之間要相互製衡，一個官員沒有辦法製衡，當一個地方官員一手遮天的時候，下麵的老百姓怎麽辦？考績製度在中國古典時期很容易蒙混過關，一個地方官專橫跋扈，魚肉人民，小民百姓也沒有什麽辦法。現代政府製度最大的好處在於它有可能帶來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製衡。製定規則的人不得自己解釋規則或者自己實施這個規則，必須要保證司法權力的獨立性。權力之間相互平衡、相互製約的狀態，在傳統中國的政府中是沒有辦法獲得的。
我們現在似乎看到權力製約的大體模式，如何限製權力，簡單的說外在的有一種民主，這是大的背景性的因素，內在的包括政府內部的橫向分權以及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縱向分權。我曾經發微博討論北京堵車的根源，非常重要的根源在中央集權，什麽權力都由北京行使，北京的堵車沒法得到緩和。大家有一點事都要到北京，中央在北京，所以大家都要到北京來。假如縣能夠解決的問題不要讓省插手，省能夠解決的問題不要到中央來解決，這就是對權力限製的重要設計。橫向限製就是三權分立或者五權憲法。此外，進入社會層麵，我們發現，如果公共權力不再局限在政府內部去觀察的話，我們看到這個社會必須尊重行業的自治、行業的獨立，我們必須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在國家與個人之間有各種各樣的獨立的組織體，比如說真正的工會、農會、教師聯合會，大學真正的自治，律師協會真正的自治。
這個社會看起來有各種各樣的由公民聯合起來的組織去行使許許多多的權力，而這種權力的行使將使得社會具有更強有力的自我組織能力，並獲得更多的秩序。
吳思：中國曆史上有限製權力的製度安排。比如決策、執行和監督的三權分立，權力體係內部相互製約。皇帝下麵有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決策，皇上審批，門下省一看，不合祖宗大法，可以封上駁回。如果各方同意，就交給尚書省執行。
但是，權力體係內部的三權分立管多大用？這套東西真能限製皇權嗎？距離最高權力最近的人，無論職務高低，最後都成為實權派。比如，聖旨由誰代皇帝草擬？如果這個人是太監，太監就成為權勢最大的人。中國曆史有這樣一個現象，皇帝身邊人的官銜，例如尚書，刺史，巡撫，逐漸變成政府各部門首腦的官銜。
限製權力，除了限製皇權之外，還有皇帝限製並監督官員權力的製度。皇帝經常用太監作為監督者。下麵的官員，比如各個省的，往往飛揚跋扈，皇帝的辦法是，讓你三年進京匯報一次，但是光聽你匯報不行，他也要派人下麵考察，考察完向他匯報。下去考察官吏的人，漢代叫刺史，明代叫巡撫。無論是刺史還是巡撫，到了當地，權力就是最大的。當地領導都向他匯報，他就成了當地的一把手。曆代都有這麽一個趨勢，皇帝身邊的人向外走，於是皇帝身邊的小官銜或小權力，逐漸變成大官銜大權力。然後，皇帝再用身邊的人監督這些從小官變成大官的人。
在派出什麽人監督下屬方麵，皇帝也用盡心思。比如監察禦史，要監督省長，找什麽人監督省長呢？如果派副省級幹部或者局級幹部，在官場混了二三十年，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很可能被潛規則。那麽就不能派這樣的人去監督省長。皇帝派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當監察禦史，官場上誰他也不認得，剛出校門就跟愣頭青似的，讓監督省長，就按照規定去辦。省長想巴結收買他，都不好意思。而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的前途、他的命運，都取決於他監督工作是否做得好。這樣的方式，以小治大、以弱治強的方式，就是皇帝監督權力的方式。
盡管有這麽多的監督辦法，還是監督不足。巡撫到外麵又成了老大，刺史到外麵又成了老大，皇帝把信得過的人都派走了，然後怎麽辦？最後就讓身邊的太監下去調查。太監很好，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也不用給自己的兒子謀私利。這樣一個自己吃飽全家不餓的人還不可靠嗎？而且低頭不見抬頭見，就在皇帝身邊，忠厚老實，多信得過。但是太監照樣被收買，照樣腐敗，腐敗程度還不比一般官員差。
限製皇權就更不容易了。中國曆史上，盡管皇帝設立限製並監督權力的辦法，但是實際上，這一切都不能真正製約皇權。一旦皇帝一抹臉，什麽法不法的，我就是法，就照我說的去做，別人能怎麽著？誰說不行，把這個叫板的打一頓，還說不說？還說？接著打。用金瓜把牙砸了。還說？拉出去砍了！走到門口，皇帝最後再問一遍，還說不說？這個叫板的說，你不用侮辱我，你讓我到這來幹什麽，不就是說這些話嗎？那何必如此，士可殺不可辱。然後，曆史事實是，朱元璋真就下令把這個叫板的拉去砍了。皇帝蠻橫到這個份上，下麵的抵抗者砍掉兩個又怎麽樣？所以，那些監督，實際是監督不到位的。我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是這個大一統的格局，權力集中在個別人手中，民主憲政能怎麽建立起來？
（本文選自理想國年度文化沙龍）
另外一個是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慢慢的把司法獨立脫離化，也就是司法獨立能夠給社會獨立的自由。
第三個共識，我們能否真正的確立結社自由這樣的權利，就是社會中間，比如商會、工會、農會，比如律師協會，比如大學本身的自治，這樣的一個社會其實特別有利於吸納民眾的不滿，有利於讓民眾的經濟利益通過組織起來的民眾自我消解需要的矛盾和衝突。
我覺得分權、司法獨立和結社自由，我們未來幾年能不能把這三條大大的推動一步？
賀衛方：中國所謂的有道德和所謂的法治，它的確是兩個東西嗎？反過來中國實行法治的是中國的所謂道德嗎？實際上就是兩個具體的側麵而已。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是2001年或者2000年，最高領導人提出以德治國，我當時感到很困惑，在這樣一個缺德的社會裏麵，到底以什麽德治國。後來中央黨校的一個教授說以德治國就是三個代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時候被概念搞得非常困惑，比如古代的德治、法國或者古代的權治，今天我們在講法治的時候，這樣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法治的時候，可能跟法家的法治完全不一樣。我自己可能更關心是說，中國兩千年的曆史中間，其實也麵臨著人類都會麵臨同樣的問題，比如如何限製君主的權利，如何把君主的權利納入到一個規範的軌道之中，如何限製官員的權利，如何保障人們生活的空間不被一些非法的權利，非法的力量破壞，能夠獲得應有的一種救濟？這樣的一種需求，我相信不分任何文明都是有的。那麽，我們看孟子的著作裏會發現，它為了限製君主的權利，處心積慮講了很多學說，但是都沒有改變這樣的一種中國兩千年的曆史中間，我們一直是生活在一個威風八麵的中央政府，即使這個中央政府在地方的統治存在嚴重的缺陷，這樣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控製。最後是社會周期性的陷入到一種，通過造訪改變權利。
在我看來，我們要分析比如為什麽德治永遠成為一個標榜的符號？我覺得可能跟中國古典社會長期以來沒有一個獨立的道德權威有關係。不得不不這樣的一種對社會的治理想象成為行政的權利的過程，或者司法權利的過程個，同時也是行使道德教化權利的過程，這也是科舉考試製度在中國存在的一個原因。另外比方我們有怎樣製定出來的法律的規範，我們會發現其實涉及到我們人民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領域，比如土地糾紛，我們居然在古代的立法中間其實是沒有什麽立法，清代的時候有一些利益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從官方製定的律典來說沒有涉及到這個問題。這樣的一個整個的立法過程中間，忽略了我們在今天看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尊嚴及其重要的方麵就是我們的財權權利，這塊是在中國2000年的古典法律裏麵是不存在的。
如果當一個國家整個的法律製度根本沒有辦法真正的對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自由提供良好的體製化的保障的時候，人民需求的東西就會覺得，比如需求清官等。這是一個周期性的心理。所以，今天我們如果再思考包括未來十年的法治建設，我們需要檢討一下我們的法律體係如何形成，通過民主的參與使得我們某種道德的價值觀念在立法中間體現，同時建立一個獨立的、高素質的司法體係，保證立法在哪個過程都能得到良好的實現，給人民建立良好的預期，保障交易的安全，財產的安全，保障我們生活的自由，這可能是我們今天需要重點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想通過憲政來達成某種程度的法治或者德治的一種結合，這裏麵有一些問題可能需要稍微想一想，比如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然法理解為一種道德，當然自然法有相關的道德成分，另麵我們需要了解一下，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未來的目標到底是什麽？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前麵幾位，周其仁先生，陳誌武先生，包括吳敬璉先生都提到說中國未來的發展目標其實不是特別清楚。那麽，摸著石頭過河現在看來還要摸一段時間，其實我們未來走到哪一個地方，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了解，我們在憲法方麵也沒有辦法樹立這樣一個目標，而憲法需要樹立這樣一個目標，否則憲法的規範就會顯得非常混亂，一部憲法內部就會非常矛盾。可以觀察我們的《憲法》條文本身內部存在非常矛盾的東西，這是我需要強調的德治到底是什麽。
另外，《憲法》有非常重要的條款，就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我們今天是不是要考慮非常明確的一個規範，就是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個對於這個國家道德的拯救來說，我認為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麵我覺得在立法的過程中間，可能需要有一種民主的參與過程，如果整個的立法過程完全是一個欽定憲法大綱這樣的一個思路，人們不能夠參與製定憲法，涉及到一個立憲方麵的根本問題，而正是這樣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差異，才使得這個國家的道德觀念融合到現代法律條文當中。但是，我們政府必須在道德問題上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性。但是不管怎麽說，不能讓法官背離法律達成某種道德要求，這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可以有一些基本共識，比如分權，我們不搞三權分立，我們大規模的借鑒行不行，所以我覺得分權可以達成一個共識。我想分權首先是橫向的分權在政府體製方麵必須要切割立法、司法行政這樣的權利，上下層次的分權，我覺得這個可以達成共識。
另外一個是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慢慢的把司法獨立脫離化，也就是司法獨立能夠給社會獨立的自由。法律職業者的獨立性，一個最愚蠢的君主才會剝奪它的獨立性，因為法律職業這的獨立性不僅僅是把民眾這樣的一個比方說，不僅僅是對政府的權利進行一個分隔，進行製約，而且也把民眾的不滿也能納入到一個規範的軌道進行解決，有獨立的司法，人們就有司法，對社會，對國家就有希望。我前段時間討論過這個問題，就是檢察院把黨組撤銷，新浪覺得可以討論，也沒有刪。
我說第三個共識，我們能否真正的確立結社自由這樣的權利，就是社會中間，比如商會、工會、農會，比如律師協會，比如大學本身的自治，通過這樣的方式給社會轉型期的穩定性帶來一種強化，人民被組織起來的，人民經常被組織起來，當然政府有的時候發號施令顯得不是那麽容易，總是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發表不同的申明。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其實特別有利於吸納民眾的不滿，有利於讓民眾的經濟利益通過組織起來的民眾自我消解需要的矛盾和衝突。
我覺得分權、司法獨立和結社自由，我們未來幾年能不能把這三條大大的推動一步？
我老覺得這個事兒說了多少年，怎麽都聽不進去，你說會不會覺得說，真正的讓你新聞自由了，官跟經濟之間緊密的結合全部暴露出來的，每個報紙都變成《紐約時報》了，對未來可能有好處，但是我畢竟是首當其衝，直接麵對這個問題，老子就不幹，老子就不搞。
我想建設一個憲政體製可能離不開國民的積極的參與，推動，觀念方麵和意識形態的改造都非常重要。與此同時我們要認識到，往往是先逐漸的形成一種法治的社會，才會有法治的頂層設計。所以，我們應該致力於對社會的一種改造，對社會結構的改造，謝謝！
本文根據賀衛方教授在《經濟觀察報·觀察家年會》上的講演速記稿整理而成，未經作者審核。
毛澤東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
鳳凰衛視12月23日《世紀大講堂》，以下為文字實錄：
田桐：學術前沿，思想對話，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話是我們小的時候父母和師長和我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雖然是一句簡單的警句，但它出自於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毛澤東之口。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雖然我們的曆史進程已經進入到了21世紀，但這位偉人的思想政治以及他的毛式語係已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前沿。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華東師範大學蕭延中教授，他來和我們談一談毛澤東的政治修辭以及毛式語係是何時形成的，它在革命當中的重要意義，有請蕭教授。
解說：蕭延中，著名中青年毛澤東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南開大學曆史學博士。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係教授，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等全國著名高校講學，並於哈佛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學係，台灣中央研究院做訪問研究。其早年編著《晚年毛澤東》和《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被譽為新時期中國毛澤東研究的代表作品。
田桐：蕭教授，您好，歡迎來到大講堂。那麽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了，在國內有很多地方都開始準備這樣的大型的一個活動，您怎麽樣看待這樣的一個活動？
蕭延中（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係教授）：120年在中國文化中是雙甲子，就是兩個60年，在中國文化中對這個數字特別地敏感。還有一個就是因為毛澤東對於當代中國的影響，到現在為止我們可以這麽說，仍然是無與倫比的。一個人去世三十多年了，現在仍然被社會所記住、所熱議，就證明他的影響力並沒有消失。毛澤東在當代中國的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在這個時候一些紀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應當的。但是我更想提醒一句，曆史應當是反思性的，我們要反思和我們過去不遠，以及對我們現在影響還很大的曆史。做一種誠懇的，深刻的，一種相互的對話。
田桐：那我們今天演講的話題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其實這還是一個挺難的題目，他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我們怎麽樣去剖析它？
蕭延中：這個問題應該說是比較前沿的，就是把這樣一個研究思路引到毛澤東的研究上來。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東西並不是很多。這樣的研究之所以說是比較前沿，就在於第一，這個話語權力，這樣的一種概念，實際上是後現代主義在批判現代性社會時候所提出的一種新概念。另外就是說，你要是通過這樣的一種思路去研究毛澤東，那麽你就要對毛澤東的著作本身研究，而不是研究奇聞軼事，做一種文本研究。
但是我做得不能說是很好，也是剛開始。
田桐：那您覺得，對，他的政治修辭上都有哪些特點呢？
蕭延中：毛澤東最反對，而且最討厭的就是說官話。他所談的一些話語，實際上都是和人民生活的日常現象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他有時候不經意說出的話“語不驚人死不休”。我舉個例子。1960年，他在北戴河，他和當年管工業的副總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談話，談話的時候他就提出那麽一句，他說要有實力政策，要搞實力地位，全世界都講這個，你手裏沒有一把米，你叫雞，雞都不來。他用“手裏沒有一把米，叫雞，雞都不來”，這樣村婦嘴裏吐出的語言非常生動和深刻地告訴我們實力，無論對於一個家庭也好，對於一個國家也好，它都是最基本的。所以你說毛澤東的話語，他的語言，他的修辭的特征，我想通過這一句話，其實我們就可以多少領略一點毛澤東說話的那種風格。
田桐：但他這種風格是怎麽形成的？
蕭延中：在研究他早期文獻的時候，就感覺他對於語言有一種天生的偏好。他在東山一小讀書的時候，老師布置的作業是讀《史記》的那個《商鞅傳》，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論》。就是商鞅把這個木頭從城東搬到城西。那個時候他才十幾歲，但是那篇文章今天看來寫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氣勢磅礴。你看他這一輩子對於語言的考究。我們看他的文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經過反複修改的。毛澤東在修改他的文稿的時候非常的講究，措辭啊、氣勢啊，包括他的語態啊，這樣的東西都很注意。
田桐：好，非常感謝您。接下來由您帶給我們今天的演講，今天蕭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有請。
解說：在二十世紀風雲激蕩的曆史舞台上，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軍事家，他超凡的政治修辭能力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底什麽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毛澤東又如何定義人民的概念？《世紀大講堂》《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正在播出。
蕭延中：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這個題目難度很大，也誠懇地希望大家對這樣一種思路，對這樣一種研究提出批評意見。林彪元帥曾經說過，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我覺得林彪的這兩句話是對毛澤東話語的一個深刻的解讀，也就是說毛澤東這個人他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我們覺得在他一生中間，他指揮戰役，他判斷整個形勢發展的過程，判斷得相當的準確。另外的一個特點，我們其實也注意到了，但是我們的研究並沒有對他的軍事思想，對於他的戰略思想那麽關注，就是毛澤東話語體係，以及他的政治修辭。那麽今天在紀念毛澤東120周年這樣一個日子裏邊，我們就這個問題展開和大家做一個討論。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教師出身，他也為這樣的一種身份自豪。他在1970年的時候跟斯諾談話，（跟）他的老朋友說，“四大偉大”很討嫌。也就是說林彪當時給他封的那四個“大帽子”，叫做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他說這“四個偉大”很討嫌，我隻承認其中的一句，就是偉大的導師。因為我年輕的時候當過小學教師，現在從我們的曆史資料看，毛澤東對於講課，對於把一個思想傳給另外的一個聽眾或觀眾的時候，他在這兩者之間的這種關係的探討上是特別地注意，花了很大的精力。我們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講義。毛澤東作為一個老師，他對於這樣的一種思想傳播，以及後來的意識形態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比如1921年11月，毛澤東曾經給自己的友人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要改造中國就必須要有一班刻苦勵誌的人，尤其要有一種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就造不成空氣，主義譬如一麵旗幟，旗幟豎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歸附。
這個時候毛澤東把主義這樣的東西提到了這麽高的一個位置上，我們看到主義不是槍，主義是一種理念，是一種信念，是一種思想，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早年的時候就把這個東西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在這個上麵。甚至到了1962年的時候，也就是“四清”運動的時候，毛澤東還在說，他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說毛澤東他的兩手，我自己叫兩手，一手是武力，一手是輿論，這兩手在他一個人身上有機地合在一起了。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著名政治學家叫白魯恂，他已經去世了。白魯恂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本書中間白魯恂說，毛澤東令人歎為觀止的創造性的秘密就在於，他能夠把運用言辭和籌算權力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大多數的文化中，一個既能說會道又善於做事的人是非常的少見，白魯恂同時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說這樣的兩種特質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非常難得。他舉出了比如傑克遜、列寧、丘吉爾，他說這樣的人，實際上又能說又能做的人在整個世界曆史上僅僅有那麽幾個人。他也舉到了，他說像威爾遜，像羅斯福那樣的人，有的是會說，有的是會做，但是把兩者全麵掌握起來的人並不多。
還有一個著名的專家，我們叫本傑明·史華慈，他在哈佛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他也去世了。他在閱讀毛澤東1957年到1959年期間一些講話稿件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間他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句，來形容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修辭的獨特性。他說道，讀了這些稿件以後，看到了主席一種非同凡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包括深深的憂慮、高度的亢奮、受傷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無根據的自滿。
我們看到他從毛澤東的這種沒有修改過的講話稿中間讀出了很多毛澤東文稿背後的一種動機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實際上都包括在政治話語和政治修辭裏邊。
今天我想從三個方麵具體地談一談毛澤東權力話語和政治修辭。第一，首先我們要說清楚什麽叫做政治話語，或者叫做話語權力。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微妙的理論問題，如果用一種通俗的，老百姓能夠掌握的語言把它轉化過去，需要很多的努力。實際上我們說，首先話語是什麽意思，話語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的一個分析性的概念，屬於後現代的一個概念，它的原意來自於拉丁文，在拉丁文的原意基礎上，他做了一種擴展。
拉丁文原意就是誇誇其談的意思，這種言說並不受目的和時間的限製，也就是隨意而談。我不經意，我把話說出來了，這樣的東西叫做話語，如果我經過反複斟酌修改所寫出來的東西，那就不叫做一種話語是吧。
因此在法語中，話語這兩個字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方麵，話語一詞非常接近於聊天、閑談、侃山、即席發言、敘述、高談闊論等等這樣的一係列的，不經意的，沒有經過修飾的一種語言。
另外一方麵，這個話語又有和它比較相反的意思。就是這樣的一種話語，他是經過人們反思以後所建構起來的一套東西。這套東西有著重要的知識的支撐，如果沒有知識的支撐的話，這樣的東西就不稱其為話語。我們看到兩方麵的東西結合起來就叫做一種話語。福柯還注意到，這種話語實際上已經和我們如此接近了，我們對這套話語已經如此的熟悉了，以至於熟悉到被遺忘的程度。這個時候你根本就想不起來你還要去反思，你已經張口一說話就是它，這個時候這個話語就已經深深地支配你了，你離開了這一套語法你不會說話，甚至你不能思想，你不知道該怎麽去思想。因此這個話語就是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間，它和你不離不棄，但是已經成為你深深依賴的一個對象。所以我們說話語對於要研究一個政治文本，甚至研究一個政治家那是特別的重要。
如果說這個話語體係是這個樣子的話，話語權力是這個樣子的話，那麽我們緊跟著要探討的就是毛主席為什麽能夠左右和支配中國社會那麽多年，是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就可以戰勝那麽強大的敵人，建立了一個新中國，而且他建國以後，他的影響力沒有往下衰減，越來越高。那麽後來毛澤東去世以後，影響仍然沒有衰減，那麽這背後有一套什麽東西支持他呢？什麽東西使毛澤東成為這樣的一個在精神上不朽的人物呢？所以我們要探討它這樣一個奧秘，我們有很多的路徑。其實我個人認為，毛澤東的話語權力特別值得研究。
那麽第二我想談毛澤東話語權力的三個要素。作為一個宣傳家，毛澤東關鍵手法是通過把聽眾所受到的強烈的、壓抑的感情，融入到可以容忍的那種公開的、宣泄的渠道中。我們把這三個要素的第一個要素叫做情感係統，這個情感係統不是我們口頭上講的，一種接近人，一種獻媚，一種互相拉近的一種情感，而是通過一種概念的重新地解釋，或建構出一套人們，特別是下層民眾能夠接受，特別喜聞樂見的那樣一種新形式。這樣的一種新形式在毛澤東對於人民這個概念的解釋中間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知道在毛澤東的政治辭典中，人民的確是他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之一。從早年到晚年，人民的概念沒有中斷過。但是與人們的想象相反，毛澤東在使用人民的概念時，他從來沒有正麵地對人民這個概念做過全麵的定義。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裏邊毛澤東就講，人民是什麽是什麽。但是我們注意，如果把那一段毛澤東對於人民的定義拿出來具體分析的話，他不是在說人民是什麽，他是在和敵人做對比的情況下，闡釋人民是什麽，敵人是什麽，是吧。你比如擁護社會主義還是反對社會主義作為劃分敵友的一個標準的時候，他說隻要擁護社會主義就叫人民。
毛澤東的這個定義不是一個普適性的，抽象性的一個定義，而是在當下的一個語境下，他要論證問題所使用的一個人民。但是我個人認為，在毛澤東的人民的概念中隱藏著相當重要的理論信息，這個理論信息實際上帶有了鮮明的毛式特色。
比如在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口頭表達中間，人民經常被表述為貧人、賤人、小人、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壓迫者等等這樣的詞匯。這樣一來我們會看到，人民兩個字就和社會的邊緣群體，以及社會的弱者，這樣的地位聯係在一起了。
毛澤東說過，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我們如何理解毛澤東這樣的一個判斷呢？實際上毛澤東在人民的概念表述中有一個自己的邏輯。在毛澤東的話語邏輯裏他是這麽認為的，事物是由強勢和弱勢兩部分組成的，但事物的發展趨勢恰恰和表麵的強勢弱勢形成一種相反的情境，弱者沒有地位、沒有權力、沒有尊嚴，但是正是在這些裏邊存在著一種翻身的渴望，這種翻身的渴望就形成一種強大的生存動力，促使他們去追求自己的翻身和解放。
因此毛澤東說，正因為弱者出身貧寒、地位低下、被人鄙視、受人壓迫，所以他們才本能地具有謀翻身、求解放的內在驅動欲望，是最沒有身份包袱，最具有革命意願的人，因此將激發出強烈的反抗意識，奮鬥精神和創造衝動。所以人民之所以崇高，人民之所以神聖，就是因為他們自身包含著強大的生命力，充滿希望。這是為什麽說人民是曆史的動力，因為他們是受壓迫者。
所以毛澤東講，壓迫越深，反抗越烈，有壓迫就有反抗，我們看到這個反抗就是革命。
毛澤東晚年在做讀書筆記的時候自己寫，當我看到革命兩個字的時候我都會心跳，都會激動，是吧。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為什麽看到革命就心跳，就激動呢？因為弱者他認為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一種翻身的一種欲望，這個欲望恰恰是推動曆史發展前進的。
相反，這個社會強勢的這種階層，表麵上他們很強勢，但實際上骨子裏他們恰恰是虛弱的，他們是不思進取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就不可能再推翻一種製度，建構一種新的製度。他們沒有夢想，他們隻有守成，因此毛澤東說這樣的人雖然表麵上很有實力，但是實際上是沒有希望的，是窮途末路的一個階層。
所以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這樣的一個邏輯框架下，把人民抬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那麽如果今天我們用《毛澤東選集》，或者用我們通常的一種理論思維解讀毛澤東的時候，我們就看不到毛澤東話語邏輯背後的一套。
比如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讀王勃的一首詩的時候，信手寫下了一大段批語。這段批語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70%以上都是他們幹的，30%的中老年也有幹勁，也有發明。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思的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弱、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幹。
在1958年5月8日下午，中共八屆二次大會上，毛澤東談破除迷信的問題。毛澤東在那個會議上說要破除迷信，我們不要被西方的經驗約束，我們也不要被俄國的經驗約束，同時也不要被我們老祖宗的經驗所約束，我們能不能大膽的闖出一條獨有的一種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這個會議上他鼓勵人們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國人，也不要怕馬克思列寧。他興致勃勃地旁征博引，舉出了一連串春秋時期的顏淵，秦國的甘羅，漢代的劉邦、項羽、韓信、賈誼，三國時期的周瑜和孔明，以及晉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蘭陵王，唐代的詩人李賀，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宋代的名將嶽飛。他說這樣的一些人文化水平都不見得很高，但是他們沒有約束，他們幹出了大事情。為了說明他這樣一些觀點，還專門舉出了兩位宗教人士，第一個是釋迦牟尼，第二個他認為就是中國的孔聖人。他說孔子原來就是個老百姓，什麽也沒有，是吧，他就是考慮自己努力去做事情，當了一個小官，最後不滿意，但是他有有教無類恩，做出了一番大事業，是吧。他還說孔子當年被人羞辱的時候，我們想不到他是一個大思想家，他會做那麽多事情。
他說釋迦牟尼這樣的人，實際上年輕的時候也是被人瞧不起的，後來他的事業成了以後，大家把他尊為聖人。他還在這一段時間反複說過很多次，他說司馬遷不受辱刑就寫不出《史記》，左丘明不被流放就體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沒有《紅樓夢》了等等。
那麽這樣的一種邏輯，我把它叫做壓抑創新的邏輯。我們會看到他講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創造的動力這樣的話，他的依據不是我們從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那樣的理路去論證的，而是從他的這種壓抑創新的理路下推導出來的一個結論。
我們會要問，為什麽毛主席這樣的一個符號當年會吸引那麽多的人，以及他去世了那麽多年了，這個符號的象征仍然在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你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套話語體係的話，我們就看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們看毛澤東的這樣的一個話語體係，這個要素第一個是情感，第二個是倫理，從剛才我們在解釋人民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在這樣的一種解釋中間，弱者，受壓迫者，被人瞧不起的人，這樣的字眼背後有一種道德的製高點。也就是說我們這些人也是人，我們憑什麽該受欺負，為什麽被人家瞧不起，就產生了一種道德上的衛士。我們是沒錢，但是我們還沒臉嗎？我們沒有社會地位，但是我們就應當這樣在你們權貴的腳下低三下四嗎？因此在這樣一個對人民定義的過程中間，第二個東西我們又凸顯出來了，就是倫理的東西凸顯出來了，所以革命為什麽是正當的，革命為什麽是應當的。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從這樣的它的概念體係中間全部地表達出來了。
第三個我們又會看到毛澤東試圖講述一個真理，是不是人什麽東西都滿足了他就不想再動了，是不是人被逼無奈去尋找自己的生路的時候，裏邊就爆發出一種創造性，這種創造性是無意間所得出的。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我們會看到毛澤東最後要闡述的是一個真理的體係，毛澤東的話語體係實際上是三個要素，或者叫三個係統，叫做情感係統、倫理係統、真理係統，正是這三個要素使毛澤東的一些理論在當時可以征服人心，可以吸引群眾，甚至可以平天下。
因此在福柯的那個意義上，這樣的一種話語已經滲入人心裏邊去了，滲入我們的神經係統和毛細血管裏邊去了，因此我們一談話，一出口就是毛澤東當年創造的一套政治話語。
比如我們黨的三大作風，那是在延安時期創造的，是吧，叫做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的話語我們今天看到，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我們對這樣的話語並不陌生，好像就在我們身邊一樣。
毛澤東嘴上不會掛著那種生生硬硬的概念，從來沒有過。我跟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接觸過一些，我問他們，你們跟毛主席在一起的時候會有什麽感覺？他說這個人說話的時候天天就是開玩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就在這個話裏邊，他說聽起來讓你覺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舉幾個例子，比如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果落到我們今天的教科書裏邊，怎麽論證我們都會想得到，毛澤東是怎麽說的呢？他說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不能使南京的板鴨，雲南的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非要按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羊肉、鴨子應當更好吃，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麵前就沒有威信了。
這樣地強調一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時候，我們說你作為知識分子，還是作為普通的，沒有文化的老百姓，對這些話會記憶猶新。這種表達方式非常貼近實際，非常的耐人尋味。
在毛澤東的政治修辭中間，他有時候把問題講得非常的直接。比如他說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麽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是沒飯吃、討飯、挨整、坐牢、殺頭、受冤枉而已。毛澤東認為當你要幹出一件新事業的時候，當你要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業的時候，這樣的冤枉是免不了的。所以他會把這種受冤枉看成是他將走向成功的一個奠基點。這樣的一種看法和我們常人相反，我們會哭、我們會叫、我們會反抗，說你冤枉我了。但是毛澤東認為，我長了一點經驗，我知道是怎麽回事了，以後再怎麽去做。
因此他整個的思維方式和我們不太一樣。總體上說，我們說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他給我們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思想和精神遺產，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遺產就是他自延安整風以後所創立的一整套的，他自己的話語體係。這個話語體係我們今天講叫毛式語體，今天還在支配著中國，還在影響著我們政治思想的一種潛移默化的說話方式。我個人認為去解析這樣一整套的話語體係，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我們當今的話語體係，恐怕更重要，今天我先說這麽多，說的不對大家批評。
田桐：我們同學們也有些問題想和您進行交流好嗎，來，同學們有問題的。
現場觀眾：蕭老師你好，就是現代學術界有一股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它主要是否定歪曲我們的近現代史，而這裏邊首當其衝的就是對毛澤東的一些評價，我想問的是，蕭老師怎麽看待這種思潮，謝謝老師。
蕭延中：像曆史虛無主義這樣的詞，我聽起來，我就覺得有人為建構的那個味道。每個知識分子他對於曆史發展有自己的基本看法，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應該求一個統一，對於曆史的不同解釋，其實會有多種答案。可能有些學者說的比較極端，我覺得走極端的學者百分之百是錯的，你說那個曆史全沒有意義了。那麽中國幾百年受屈辱的曆史我也不講了，是吧，真的不是麵對曆史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但另外一方麵又說，過去的曆史都是正當的，沒有什麽毛病可挑也是不對的。咱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我更願意用反思這個詞。我們的民族一百多年來很屈辱，這個沒有什麽可說的。但是受屈辱的這樣一種狀態，其實剛才我們在毛澤東對人民的定義中也都表現出來了，如果把個人換成民族的話，他就認為這個民族才有很大地動力。曆史往往不是一個線性的邏輯。由於我們受屈辱了，因此我們特別地渴望翻身，我們特別地怕別人瞧不起我們。但這種渴望太強烈的時候，你看大躍進的時候，曆史的結果並不是很好，對吧。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間，你說曆史虛無主義會怎麽樣，這麽去否定我們的先人的一種努力，我本人不讚成。
現場觀眾：教授您好，是這樣的，有人認為毛澤東他有兩套話語係統，一套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套是中國傳統的。話語和行為是一致的，所以毛澤東的兩套話語係統的矛盾就造成毛澤東的一些行為用馬克思主義是難以理解的。恰恰相反，在這個傳統話語下就可以得到理解，您怎麽看這個問題？謝謝。
蕭延中：毛澤東自己說，他讀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並不多，而且他明確地說，不要讀那麽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讀一些就夠了，是吧，為什麽？他說更多地是要理解馬克思的精髓，而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一個產生於西方的話語體係傳進中國來了，如果要被我們運用的話，一定要經過大量地這種融合、修正，最後創造一種新東西來。其實毛澤東最優秀的地方，也就是他成功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夠把淵源於西方文化根基中間產生的一套話語體係，像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係，成功地和中國傳統裏邊產生的話語體係結合起來。他說這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化這個字是很厲害的。
馮友蘭曾經對於化有這麽一個解釋，他說化呢，你已經看不出來兩者結合的痕跡了，甚至你根本就想不到他們是兩者的結合，他就是一個新東西，這個時候才達到一種化的程度。在我們看到的毛澤東著作，以及講話中間可以看到，在早年他也在引馬克思怎麽說，列寧怎麽說，尤其斯大林怎麽說，引一些，但是這一些東西我覺得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一些具體地針對的對策。對於毛澤東，他說他從馬克思的著作之間隻讀出了四個字，叫做階級鬥爭，別的都不重要。他領會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東西結合起來，形成了他整個的思維方式。
因為我覺得像馬克思，我說你們研究馬克思，你連德文都不懂，你研究什麽馬克思啊，你拿德文看看《共產黨宣言》，把你給嚇死，28歲的青年人，似乎如此敏銳，如此狂妄，邏輯如此地嚴謹，那都不是說一下子就能達到的一個高度。
有人認為馬克思思想是19世紀歐洲思想中間典型的一種知識類型，邏輯的知識類型，這樣的邏輯知識類型，顯然和我們中國的那個知識結構是不一致的。所以你說它是兩種東西之間有矛盾，是吧。其實我倒覺得他揉得挺好。
現場觀眾：蕭老師你好。我們知道毛澤東對於大家來說，可能大多是以一種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以及一種政治領袖的身份示人。其實我們知道在中國近現代的文學史上，他的詩詞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今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那麽請問蕭老師，您從對毛澤東他的詩詞的分析中，可以跟您今天的主題，他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這方麵有哪些聯係，而且他的詩詞是不是也無意中都在透露著他的一些政治邏輯和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呢？謝謝。
蕭延中：這是個挺複雜的問題，詩言誌，詩其實真能表達自己是個什麽人，這樣的一種東西。毛澤東的詩詞其實很能表現毛澤東是個什麽人，像《沁園春·雪》那種狂放，那種不拘，把皇帝一個一個拎出來數落，然後最後俱往矣，那都是過去那點破事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那種狂是吧。另外一方麵也體現了，像毛澤東對於人生生命的一種深沉地沉思。比如《九九重陽》那首詩，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春天好啊，秋天好啊，都好，你們去爭吧，但是最後一句話，寥廓江天萬裏霜，不過如此而已啦，爭個什麽勁啊，是吧。那麽這樣的一種，道家的一種深刻的意境又反映了毛澤東的另外一方麵。海德格爾說過一句話，叫做偉大的詩人一生隻有一首詩，意思就是說，他的整個的思想，他對於整個人類的知識貢獻是一以貫之的，隻有那麽一條線。
以說毛澤東的政治修辭，無論他的文本也好，他的講演也好，以及他的詩詞也好，我想這些東西其實應該是融匯在一起的，都表現出毛澤東本人的一種氣質，一種偏好，一種追求，一種渴望等等這樣的一種過程。
田桐：毛澤東不僅字寫的漂亮，詩做的好，也懂得語言的學問，出自他之口的名言警句激勵著很多懷揣夢想的年輕人，而他的影響也不光在中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當教授的時候，給同學們開出的必讀書裏麵就有《毛澤東選集》，而毛澤東的政治修辭被西方人認為是最能夠反映他內心世界的，同時帶有濃厚地東方文化色彩。再一次感謝蕭教授精彩演講，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節目，下期再見。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開始考慮選擇接班人問題。1957年，毛澤東訪蘇時，曾向赫魯曉夫談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有條件接替他的工作。以後，毛澤東又講過，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1961年，他在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也提到，劉少奇是他法定的接班人。但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開始，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疑忌與日俱增，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軍隊支持，他開始倚重林彪，對林彪寄予極大希望。林彪地位開始直線上升。
可是，挑選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畢竟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澤東在選擇林彪為接班人的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至於什麽時候決定林彪替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毛澤東並未說明。具體時間雖無從考定，但從1970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看，在1965年1月製定《二十三》條時，毛澤東已決定讓劉少奇下台。毛澤東在1965年夏天會見來訪的法國文化部部長時還說，我和戴高樂一樣，沒有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曾對王稼祥說：將來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因為兩人的年齡差不多。到底是誰，沒有定。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致江青信》中也流露出對林彪能否當合格接班人的猶豫態度。
即使到“文化大革命”全麵爆發，毛澤東對於自己已經看中的林彪也並不是完全放心的。當時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回憶，在鄧小平被打倒後的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曾單獨與王力談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毛澤東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還是常委。”如果王力的回憶可信的話，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接班人的擔憂，對後路的選擇。
上述這些講話、信件表明毛澤東對林彪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保留的，但毛澤東的天平最終還是傾向了林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對幾件事的態度和做法上起到了使林彪成為接班人的直接鋪墊作用。
1965年同意打倒羅瑞卿
羅瑞卿長期跟隨毛澤東，對他忠心耿耿，這些毛澤東十分清楚。但林彪與羅瑞卿有矛盾，林彪給羅瑞卿羅織罪名，要打倒羅瑞卿。毛澤東居然連常委們都未打招呼，就在上海開會，支持林彪一夥對羅進行誣陷，搞突然襲擊，將羅瑞卿打倒入獄。“九一三”事件以後羅瑞卿案得以平反，毛澤東說是“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詞”。毛澤東能輕易地聽信別人的“一麵之詞”嗎？實際上，這可能是毛澤東決定林彪當接班人，且要依靠林彪進行“文化大革命”，打倒羅瑞卿是為了這一更大的政治上的需要。
讓江青借助林彪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組織寫的。這篇文章發表後，學術界普遍反感，很多人投書報社表示不同意見。由於姚文元的文章公開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所以除華東各省市報紙迅速轉載外，十多天內北京和其他各省市報刊均未轉載。經大體了解文章發表的背景後《人民日報》於11月30日才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把它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和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人更加懷疑和不滿。
於是，毛澤東要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到貴州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要“搬尊神”，借軍隊的力量，來打倒所謂“文藝黑線”。
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後，江青於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根據座談會內容形成的《紀要》，完全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績，汙蔑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號召要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大革命。
《紀要》標題上的“林彪同誌委托”這幾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並將原稿中“文化革命解放軍要帶頭”改為“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此舉意義重大，不僅突出了江青，而且突出了林彪，突出了軍隊這個“文化大革命”的後盾。
廣為宣傳“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業生產的報告》後，借題發揮，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誌：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等。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同時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揮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這封信中毛澤東理想的社會藍圖是：人民解放軍、工人、農民等各行各業包括學生，在做好自己本分工作之外，都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從事農副業生產和開辦工廠等等。這封信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它所指出的方向被稱為“五七道路”。
毛澤東這封信由林彪轉呈中央，5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並加批語指出：“中央認為，毛澤東同誌給林彪同誌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曆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這一思想，不僅對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而且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可能的進攻，加強國防、貫徹人民戰爭思想方麵，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8月1日，在決定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的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全國都應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將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國公布。
在這個時候公布這樣一封信，表明在毛澤東心中隻有林彪才與他“誌同道合”，才是他實現理想目標的親密戰友，這在更高層次上突出了林彪。
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要林彪回京參加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有名的“五一八”講話。林彪這個講話的開場白很耐人尋味：“本來是常委其他同誌先講好。常委同誌們讓我先講，現在我講一點。我沒有寫出稿子，憑口來講，有些材料念一念。”林彪當時是黨中央第五位副主席，別人不講，由他來講，說明林彪在黨內政治地位的上升。
林彪在講話中大念政變經，他還汙蔑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要搞反革命政變：“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指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寫匿名信揭露林彪、葉群的惡行之事，作者注。）怎麽能不知道？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而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來。”林彪還在講話中大捧毛澤東。
林彪的這個講話後又經毛澤東批準，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此時，毛澤東肯定已經選定了林彪這位“朋友”作為他的接班人。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地位的升遷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進行了調整。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新增加的有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順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最重要的變化是：劉少奇由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林彪的地位奇跡般地超過周恩來、劉少奇等人，排在僅次於毛澤東的位置上，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原來有五個常委兼副主席，這次全會並未重新選舉黨的副主席，林彪卻在會後成為黨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其餘四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隻任常委不兼副主席。林彪私下得意地說：他從小六上升到老二。
八屆十一中全會明確宣布林彪為“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內部講是“接班人”。盡管當時強調這次全會的選舉結果不對外公布、不見報，但當時參加全會的代表都清楚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出於對中央一線領導的不滿，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線，林彪正在取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1967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出席了這次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在毛澤東身邊的不再是劉少奇，而是林彪。會上林彪發表了重要講話。
8月19日，《人民日報》以《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為標題報道這次大會，報道中寫道：“毛主席和林彪同誌肩並肩地站在天安門上，看著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等同誌在天安門上檢閱遊行隊伍，不時地向百萬革命群眾招手致意。在舉行慶祝遊行的過程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誌在天安門上，一再向著廣場上的百萬群眾鼓掌。”是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照片之一就是《毛主席和林彪同誌在天安門城樓上同百萬革命群眾一起，鼓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切，已向人們清楚地表明中央在人事上已經有了重大變動。
同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談到召開九大問題時，非常明確地指出“接班人當然是林彪”。
如果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地位隻是一種可能的話，那麽，中共九大的召開和黨章的修改，就表明林彪從此成為毛澤東正式的、合法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了。九屆一中全會的選舉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特別安排一樣，林彪再一次成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選出後，林彪的排名也是緊隨毛澤東之後。
此外，有一批親信為林彪歌功頌德，吹喇叭、抬轎子、造輿論。這對他權位的上升起了很大作用。總之，毛澤東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最終選擇了林彪作為其“接班人”。
摘自周敬青《解讀林彪：“九一三”事件與林彪集團的覆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文革資料《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圖1)
本來是常委其他同誌先講好。常委同誌們讓我先講，現在我講一點。我沒有寫出稿子來，憑口來講，有些材料念一 念。
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擴大會，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這一次繼續解決這個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原來已經解決了。陸定一 、楊尚昆的問題，是查地下活動揭出來的，醞釀了很久，現在一起來解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係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 、楊尚昆。他們幾個人問題的揭發、解決，是全黨的大事，是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這是使中國前進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斷的決策。
這裏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治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否則，是經濟主義，是叫化子主義，是乞求恩賜。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麽掉的。
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政權是甚麽？孫中山說是管理“眾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之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政權，還要改造農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經濟建設，抵禦外部侵略，職能是多方麵的，但主要的是*。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製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
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錯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 ，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相結合，有的和外國敵人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犯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大鬧大亂。曆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１９６０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６１次政變，搞成了的５６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８次，留當傀儡的７次，廢黜的１１次。這個統計是在加納、印尼、敘利亞政變之前。６年中間，每年平均１１次。
馬克思主義者唯物主義者，在任何時候都是重視現實的。
我們不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別的事情搞得熱熱鬧鬧，忘了這件事，看不見本質問題，就是糊塗蟲。不警惕，要出大亂子。
我們過去幾十年來，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奪取政權。
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已經奪取了政權，許多同誌就不大注意政權本身的問題，隻是搞建設，搞教育，對付蔣介石，對付美國，沒有想到奪取了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在這個消極方麵，我們，至少是我，沒有去多想這個問題，更多想到的是打仗、發生戰爭的問題。從大量的事實看，是要防止內部顛覆，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道理很簡單，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實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認識。人的認識規律就是從感性到理性。
從我國曆史上來看，曆代開國後，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叛亂，到春秋戰國就大亂了。“春秋無義戰”，各國互相顛覆，內部互相殘殺。楚成王的兒子商臣，以衛兵包圍王宮，逼成王自殺。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讓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圖拖延時間，以待外援。商臣不許，說“熊掌難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了王僚，奪取了政權。晉獻公、齊桓公、齊懿公當政前後，多次發生政變殺人。春秋戰國這類事太多了，我就不說了。除了相砍相殺奪取政權外，還有用其它陰謀詭計掌握實權的。例如，呂不韋送懷孕的趙姬給秦莊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秦始皇統治的初期，實際上政權落到呂不韋的手裏。
秦朝三代共統治了１５年。秦始皇隻有１２年就死了，以後趙高捧出秦二世當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殺了２６人。
漢高祖在位１２年，後來呂後專政，奪取了劉家的政權。
周勃、陳平勾結起來，又把呂家搞掉了。
晉朝司馬炎統治了２５年，以後爆發了八王之亂，出現了相互殘殺的局麵。
南北朝的時候，為爭奪政權，互相殘殺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２４年，就被隋煬帝殺了，兒子殺老子。有一 出戲叫《禦河橋》，就是楊廣殺父，還殺了他的哥哥楊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殺，爭奪皇位。李世民殺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門之變。
宋朝趙匡胤，在位１７年，被他的弟弟趙光義殺了。“燭影斧聲，千古之謎”。有一出京戲叫《賀後罵殿》，講了這件事。
元朝忽必烈，統治中國１６年，他的兒子鐵木耳在位１３年，皇族爭位。大亂，兩宮相爭，一個是皇孫，一個是皇後，也是奪權殺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３１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帶兵打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相殺３年，南京的王宮被燒，建文帝是燒死了還是跑了，弄不清楚，後來還派人到外國去找。
清朝統治中國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兒子們為了爭奪政權，互相殘殺。傳說康熙病時遺詔“傳位十四子”。雍正改為“傳位於四子”據說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參湯”死掉的。雍正奪取了政權後，還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殺死了。
辛亥革命，孫中山當了大總統，三個月就被袁世凱奪去了政權。四年後，袁世凱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後，軍閥混戰十幾年，兩次直奉戰爭，一次直皖戰爭。蔣介石，正是靠篡奪軍權、黨權、政權，發動反革命政變上台的，對革命人民進行了大屠殺。
這些曆史上的反動政變，應該引起我們驚心動魄，高度警惕。
我們取得政權已經１６年了，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蘇聯被赫魯曉夫顛覆了。南斯拉夫早就變了。匈牙利出了個納吉，搞了十多天大災難，也是顛覆。這樣的事情多得很。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誌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搞？不是，有很多跡象，“山雨欲來風滿樓”。《古文觀止》裏的《辯奸論》有這樣的話：“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
壞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質的東西，都由現象表現出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複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們這裏不去詳細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內，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為當權派，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軍權，掌握了思想戰線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搞顛覆，鬧大亂子。
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 。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台、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杆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得起來。大大小小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說，十 六年來，思想戰線我們沒有去占領。這樣下去，人家就會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打起仗來，人家就會跟他們走，拿起槍來打我們。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動上要采取具體措施，才能防患於未然。要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定時炸彈、地雷，事先發現，挖掉。不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或者遇到天災，或者發生戰爭，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後，這種政治危機就會來了，七億人口的大國，就會亂起來。這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還是兩個前途。他們的陰謀，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勝利，不一定能實現。因為我們的黨是毛主席領導下幾十年革命的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不是幼稚的黨，是成熟的黨。我們的黨，緊緊地掌握著槍杆子，始終沒有離開過槍杆子，沒有搞過甚麽議會活動，和歐洲的黨是不同的。我們的黨，是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血肉相聯的，是有長期的革命傳統的，是有豐富的革命經驗的。
整個形勢是大好形勢，世界是大好形勢，中國也是大好形勢。他們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們可能得逞，也可能失敗。如果我們不注意，大家都是馬大哈，他們就會得逞。如果我們警惕，他們就不能得逞。他們想殺我們的腦袋，靠不住！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
任何時候，不管形勢多麽好，總有陰暗的一麵。形勢好的時候，要看到壞的一麵。如果沒有壞的一麵，好就不成其為好。好之所以為好，是有壞。壞之所以為壞，是有好。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７０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１００歲。
正因為形勢好，我們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發生事變。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
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麽能不知道？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來。他冒充擁護毛主席，他在晉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線，比王明路線還王明路線，超王明路線。１９３８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路線，他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他還把蔣介石說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誠的擁護蔣委員長。”他說，“抗戰最堅固的中心是蔣委員長。”他還說，“國共兩黨之間，要互助互愛互讓，反對利用困難，與政府（即國民黨政府）為難。”他在延安裝著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彭真在東北拒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沒有戰爭打算，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他沒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味道，不搞階級鬥爭。他不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把幹部和主力派到農村建立根據地，戀戀不舍大城市，不願意離開大城市。撤出沈陽，還賴在郊區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撫順，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農村安家，不準備打，隻準備和。在東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拚，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他借口照顧山頭，實際上是培植他個人的實力。他不注意補充主力，隻是從散兵遊勇中收編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隊，後來這些部隊都叛變了，成了“座山雕”。他說反山頭，就是他在搞山頭，招降納叛，搞他自己的軍隊，搞小圈子，搞“桃園三結義”。北京市水都潑不進去，針也插不進去，黨內搞黨，黨內搞派。毛主席、周總理和其他同誌都有感覺，我也有感覺。
不少人掛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毛澤東思想的招牌，實際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掛著*員的招牌，實際上是反共分子。這次揭露是黨的偉大勝利，不揭非常危險。再讓他們搞下去，就可能不是黨揭露他們，而是他們要“審判”黨。
我們的社會還是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一切剝削階級是打倒了，但是沒有完全消滅。我們沒收了他們的物質，但是不能沒收他們的反動思想，把他們關起來也沒法沒收他們腦袋。他們是想複辟的。他們在整個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數，但是他們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們的反抗力量比他們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鄉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不斷地生長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工人當中，也摻雜一 些複雜成份。黨和國家機關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包圍和顛覆活動。這些，使我國產生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這種危險是綜合的，各種反動力量互相聯合的。
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
現在，我們把剝削階級打倒才１６年，他們的人還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還秘密保存起來。被推翻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隨時都在夢想恢複他們的天堂。他們的槍杆子被繳械了，他們的印把子被奪過來了。但是，他們在思想文化陣地上還占有相當的優勢。他們拚命利用這種優勢到處放毒，為資本主義複辟製造輿論準備。當前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資產階級陰謀複辟和無產階級反複辟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它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和將來麵貌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頭等大事。
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複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塗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性，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要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國家製度要改變，政權要變顏色，生產關係就會改變，由前進變成倒退。
說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這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是不合辯證法的。哪裏會沒有矛盾呢？一千年、一 萬年、一億年後仍然有矛盾。地球毀滅了，太陽熄滅了，宇宙還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區發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鬥爭著，我們總理親自去處理。太陽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無線電就發不出去。任何事物都處在矛盾中間，鬥爭中間，變化中間，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從沙粒到太陽，大到銀河係，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觀世界，小到微觀世界，都充滿矛盾。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點是要批判，要鬥爭，要革命。無產階級，隻有經過批判、鬥爭和革命，才能奪取政權，保持政權，推動我們的事業前進。
因此，要提高警惕，要鬥爭，不能存有和平幻想。鬥爭就是生活，你不鬥他，他鬥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殺他，他要殺你。喪失這種警惕性，不團結起來鬥爭，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全黨越團結得好，越要鬥爭，越有戰鬥力。但是，絕不同反黨分子講團結，而是批判他們，揭露他們，一 直到開除他們出黨。不是絕對的團結，而是相對的團結，是批判反黨分子、揭露反黨分子的團結。
總之，要鬥。這次我們鬥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他的老婆，還有楊尚昆，是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行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顛覆的措施。不然，我們得了天下，要喪失天下，創了業不能守業，我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十年來為革命前仆後繼，無數先烈所流的血，統統付之東流，我們就成為曆史的罪人，成為機會主義者。
我們同他們鬥，但內部要團結，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來團結。他們這些家夥的共同點，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 、楊尚昆、鄧拓、吳晗、廖沫沙等等，都是這樣。材料太多了。
他們或者明目張膽，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體裁，不同的手段，惡毒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麵前端出來，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見麵，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結合，讓毛澤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進全國人民思想進一步革命化。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揭露各種修正主義，批判揭露各個戰線，各個部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批判揭露為資本主義複辟鳴鑼開道的資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樣，就能保證我們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複辟。這是最最根本的關鍵問題。很多黨內的壞家夥，他們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們是反黨分子。陸定一控製的中宣部就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蔑這是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他們不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不宣傳革命思想，宣傳反動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進，而是拉著革命倒退。別人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們就冷潮熱罵，千方百計加以壓製，加以攻擊，加以反對。
馬克思主義者起碼應該知道，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時，意識又有巨大的能動作用。
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毛主席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同誌的認識論觀點就是這樣。我們要很好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就能大大前進。精神潛力大得很。
幾十年來，毛主席經常闡明了精神和物質這兩方麵的辯證關係。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辯證法。毛主席對辯證法運用自如，滲透一切，在每個問題上都體現了辯證唯物論的無產階級哲學基礎。毛主席全麵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毛主席所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活了６４歲，恩格斯活了７５歲。他們有很高的預見，他們繼承了人類先進的思想，預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親身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麽多的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隻活了５４歲，十月革命勝利以後６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曆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麵的鬥爭。
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那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十八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１９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的勝利。毛主席是天才。我們同毛主席那一點不同？一起搞鬥爭，有些人年齡比他老，我們沒有他老，但經曆的事也不少。書我們也讀，但我們讀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讀懂了。看到很多人讀書圈圈點點，把書都圈滿了，證明他沒有讀懂，不知甚麽是中心，甚麽是主次。辯證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幾十年前就懂了，我們沒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地運用。從懂到用，有很大的距離，懂了未必會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規則，你也打不過莊則棟、徐寅生。打仗也一樣，你懂一點書本上的軍事知識，打的時候不一定能打勝仗。毛澤東思想全部貫串著唯物辯證法。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１９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２０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
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人和一般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是能夠製造工具的動物。
人在勞動過程中，逐步發展自己的頭腦，能夠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點之一 。思想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我們應該重視先進思想的作用，重視社會主義時代先進思想的作用，重視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不重視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論，機械的唯物論。在社會主義時代，在財產公有的條件下，忽視先進思想的作用，搞物質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同修正主義不同，我們不能象他們那樣靠物質刺激。資產階級的物質刺激這條路，我們是決不能走的。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用偉大的正義的事業，來激發人民的熱情，放開眼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向前進，擺脫幾千年來一 切剝削階級傳統和習慣勢力的影響，從這種狹隘的影響下解放出來，表現出強大的力量，發生強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戰線被壞家夥控製了。彭真、陸定一控製的中宣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宣傳部。他們控製的文化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部。他們仇恨毛澤東思想，他們阻礙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澤東思想一定要最廣泛地同人民群眾見麵。不同人民群眾見麵，我們國家的麵貌就不能改變。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毛澤東思想和人民一結合，無論那一方麵，就會發生很快的變化。
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的集中表現，是同私有製思想，剝削階級思想根本對立的。我們反對私有製和私有觀念。
私有製和私有觀念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大因素。這種因素非常廣泛。農村有自留地，有集體的地。一筐糞，是先送自留地，還是先送集體的地，都是有鬥爭的。這是兩個階級的心理，是兩個階級的思想，是兩條道路的表現，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我們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戰鬥，資產階級思想就會占領陣地，引起蛻化變質，出亂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樂部這批學閥嗎？在他們的煽動下，２０萬人圍著國會，要納吉當政。我們黨內這些壞家夥，就是納吉。一 旦有事，他們振臂一呼，就會有些人跟著跑。幸虧過去幾年各個擊破，打掉了一批納吉，打掉了高崗、彭德懷、張聞天。
這次又打掉了一批納吉，一批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分子。
這次鬥爭以後，不要存太平觀念。有些人，私有觀念、剝削階級觀念根深蒂固，滲透到每一個細胞。他們隨時都要搞鬼，還得提高警惕。
人的腦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階級性的。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隊伍裏的人來說，腦子裏也有正確思想同錯誤思想的矛盾，有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有集體主義、共產主義同個人主義的矛盾，有真馬克思主義同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有走群眾路線同反對群眾路線的矛盾，等等。這一係列的矛盾，不斷在腦子裏發生鬥爭，不是這個克服那個，就是那個克服這個。
還有一些人的腦子裏，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隨時開展鬥爭，兩軍對戰，消滅隱蔽的反革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運動，萬物在發展的現象，要看清曆史發展的規律，不要做違反曆史前進的事。做這種事，害人害已，身敗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無產階級晚節 ，就是這個問題。老同誌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嚴格要求自己，認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這個大形勢，打個人小算盤，必然會犯大錯誤，甚至會參加卑鄙無恥的陰謀反黨集團。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高度同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國人民最好的教科書和必修課，是全國勞動人民團結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全國人民行動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夠改變人的思想麵貌，能夠改變祖國的麵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麵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那一天，９０歲、１００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做為全軍幹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麽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對毛主席的著作，我領會得很不夠，今後還要好好學習。
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勢的需要，是對敵鬥爭的需要，是備戰的需要，是徹底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需要。那些壞家夥攻擊我們是實用主義。這絕不是實用主義，是行之有效、符合實際的客觀真理。什麽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在他們看來，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就是真理，對資產階級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們抓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真理，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據革命的需要去指導我們的行動，就必然犯大錯誤，必然要失敗。
（《林彪文遜第三卷，１９６８年９月版，第１０８—１２３頁）
【注釋】
①這篇講話又稱“五·一八”講話，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後，人們又通俗地稱之為“政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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