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一份同行評審的女權主義地理學雜誌《性別，地點和文化》發表了一篇署名為海倫·威爾遜 （Helen Wilson）的文章： “人類對波特蘭狗公園強奸文化和酷兒效應的反應”。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波特蘭狗公園是一個縱容強奸的地方，是猖獗的犬類強奸文化和“被壓迫的狗”遭受係統性壓迫的場所。通過這個公園可以衡量人類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文章討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如果像訓練狗那樣訓練男性，是否有助於抑製強奸文化？文章作者思路之前衛，文筆之大膽率直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這一句： 我認識到，由於我是人而不是狗，我對於在什麽情況下一隻狗騎在其同類身上抽動屬於強奸這件事上的判斷是有局限性的 。論文的發表得益於若幹審稿人的正麵評價，其中一位審稿人的評論是，該文“極具創意，分析透徹，寫作和組織俱佳”。
該文的發表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我們不能確切知曉，但我們知道至少有三位學者確為文章的發表歡呼雀躍，他們就是雜誌編輯海倫·普魯克羅斯 （Helen Pluckrose）, 數學家詹姆斯·林賽 （James Lindsay）和哲學家彼得·柏格森 （Peter Boghossian）。 他們高興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三位其實就是所謂的“海倫·威爾遜”。這篇投給《性別，地點和文化》的“狗公園”論文，是這三位作者隨後共同撰寫的20多篇論文中得以發表的第一篇。
這個由20多篇論文組成的惡搞行動，後來被稱為“苦情研究事件”（Grievance studies affair）。按照三位作者當中唯一的女性普魯克羅斯說法，“苦情研究”是指一種以“後現代主義”思潮為指導的研究模式----以特定的對社會的不滿為中心打造一套褊狹的理論體係。三位作者一致認為，在當今大學的某些社會和人文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研究，後殖民研究，酷兒研究，批判性種族研究和肥胖研究等等，重苦情輕真相、用話語特權擠占科研平等的後現代主義學術已經站穩腳跟甚至可以說蔚然成風。對這三位學者以及許多人而言，這種學術既不科學也不嚴謹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問題是需要證據。他們因此萌生了這樣一種想法：故意撰寫一些用後現代詞匯帶後現代風格但想法荒誕或者道德可疑或者兩者兼具的文章，然後把它們提交給這些領域的各種同行評審的期刊，借此測試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底線到底在哪裏，從而揭示苦情研究學術水平實際有多高或者實際有多低。於是就有了針對苦情研究的惡搞行動。這項行動用意夠狠夠毒，屬於那種月黑偷營截人糧道的陰招，一旦得逞後果會很嚴重，使我不禁想起電影《地道戰》裏的那個胖漢奸給他的鬼子太君的建議：再帶上幾台抽水機，看看高家莊的地道到底能盛多少水。
然而此類惡搞其實早有先例。先前的惡搞對象是後現代主義的“社會建構”的信條。社會建構信條可以說是苦情研究的一個成果吧。說一個概念是社會建構，就是說這個概念完全是由主流群體為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強加給被壓迫群體的。該概念一旦被說成是社會建構，就無需事實和證據的支持而變成了一個可以隨意解釋的概念。比如亞裔是模範少數族裔的概念，在後現代主義學術看來並不是一個反映亞裔吃苦耐勞特性的概念，而是一個白人強加給亞裔的神話，目的是誘使亞裔屈從於白人的壓迫。隨著身份政治在學術界的躥紅，社會建構的信條大行其道，越來越多的常識上清晰的概念，比如性別，種族，肥胖等等，現在都被認為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社會和人文研究儼然進入了言必稱社會建構的新時代。不難想象，這樣一個迅速膨脹的信條必然引起不同意見的反彈。於是就有了在苦情研究事件之前的兩次惡搞。第一次是紐約大學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 （Alan Sokal）1996年惡作劇地撰寫了一篇名為“越過邊界：走向量子引力的變革性詮釋”的文章。文章否認存在一個獨立於任何個人甚至全人類的外部世界，宣稱女權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批判揭示了隱藏在“客觀性”麵紗背後的西方主流科學實踐的實質內容和統治意識形態。文章斷言，物理現實，顯然如同社會現實一樣，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社會和語言的建構。簡言之，引力也是社會建構。這樣一篇明顯蔑視常識的反智反科學的文章竟然於1996年被左翼的《社會文本》雜誌采納並發表，造成轟動。受到索卡爾的啟發，林賽和柏格森變本加厲於2017年5月寫了一篇更加出格的文章：“作為社會建構的概念性陰莖”。文中宣稱，盡管陰莖在解剖學上的存在也許沒有異議，但一個自認為是女性的男人在完成變性手術成為女性之前也有解剖學上的陰莖，所以有無陰莖並不是判斷是否男性的標準。據此，人們不應該將概念性的陰莖理解為一個解剖學的器官，而應把它理解為一個表現男性特質的社會建構。老實說，我是硬著頭皮很花了一些時間才將作者在這段文字當中關於陰莖的邏輯大概理出了一點頭緒。你也許想不到，如此令人尷尬的荒誕不經的挑戰男人底線的文章竟然最終被堂而皇之地發表在《可信社會科學》雜誌上。
不過，這兩篇讓人瞠目結舌的奇文，和苦情研究惡搞行動後來取得的成果比起來，就隻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了，後者因此被叫做“索卡爾平方”。其實“概念陰莖”一文的發表並未能使林賽和柏格森滿意，原因有二：一是《可信社會科學》雜誌排名不佳，二是文章的發表有付費，這有違項目的初衷。林賽和柏格森重新檢視了自己的計劃，並為自己定下三條規矩：第一，隻向同行評審期刊投稿，而且盡可能以該領域高端期刊為目標；第二，不付費投稿；第三，如果被編輯和評審人員問及文章是否惡搞，直接承認。作為一個新的開始，林賽和柏格森特邀了對後現代主義語言頗有心得的普魯克羅斯加盟。普魯克羅斯的到來使這個惡搞行動的覆蓋範圍迅速從“社會建構”的神話擴展到苦情研究中的至少15個子領域，包括（女權主義）性別研究，男性特質研究，酷兒研究，性研究，精神分析，批判性種族理論，批判性白人理論，肥胖研究，社會學以及教育哲學等等。從2017年10月到2018年8月，三位作者共提交了20 篇文章，其中有4篇得到發表，3篇被接受但最終沒有公布，6篇遭到拒絕，7篇當時仍在審查當中。三位作者的工作熱情讓人歎為觀止，效率也令人震驚：平均每13天就有一篇新論文出籠；論文草稿字數達13萬字；文章的送審率平均達80%，到項目後期竟高達到驚人的94%。問題是，麵對論文如此高的成功率，是應該為論文的水準喝彩，還是為雜誌的質量起哄，卻是一件讓人頗費思量的事。
看來還是得讓文章自己說話。在公布自己惡搞行動真相的報告中，三位作者對自己的文章做了一個概括。大致說來，他們撰寫的文章分這麽幾類。第一類是蓄意的粗製濫造：要麽用不令人信服的數據造假，比如“狗公園”一文宣稱他們以巧妙的方式對近1萬隻狗的生殖器進行了檢查；要麽做出一些完全沒有數據支持的論斷。第二類是提出高度可疑的道德規範：比如像訓練狗那樣訓練男性；比如建議因為曆史上的奴隸製而懲罰男性白人學生，讓他們帶上鎖鏈坐在教室地板以獲得體驗式賠償；比如把肥胖歡呼為健康生活的選擇，斷言用肌肉而不是肥肉來衡量健身的成就其實是一種壓迫性的文化規範；比如把男性自慰時想象（不認識的）女性的行為定義為對該女性的性暴力。第三類涉及意識形態問題：三位作者用女權主義的語言重寫了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的第一卷第十二章，該文卻被有關權威雜誌愉快接受。第四類是提出一些愚蠢透頂的問題，故意裝弱智：比如追問為什麽像Hooters這類“大胸餐廳”會存在，假裝把（異性戀）男性被辣妹所吸引看成一件特別神秘的事；比如試圖證明男性之所以一般拒絕使用插入肛門的性玩具是因為他們擔心被視為同性戀或變性人。如此等等。
我必須說，就我而言，別說讀原文，光是這些“研究課題”已經把我雷倒了，打蒙了，鎮住了。從理智上說，這些課題處於我這顆腦袋能夠思考的事物的界限以外，它們對我而言是不可理解，無法觸及的。也許是因為理性對它們無從把握的原因，與此同時我也感到一些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適。我必須說對我而言惡搞的尺度實在有點太大。同時我也必須佩服這些文章的評審人和雜誌的編輯，他們得有什麽樣的認知結構、欣賞品味和暗黑心理才能從這些不可思議的胡說八道當中淘撿出與他們格調相符金玉良言的啊。如果說文章已屬不可思議，它還能找到如此共情的知音，那隻能說是人間奇跡了。我這裏僅舉一例，來說明這種令人咂舌的情投意合。對上段提及的最後一文（性玩具從肛門進入），一位審稿人的評論是，該文對性和文化的研究，特別是男性特質和肛門期人格交集的研究，做出的貢獻是無比豐富和令人興奮的。。。。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貢獻是重要的，及時的，值得發表的。這麽高級的評價真是讓人歎為觀止。然而你也許會問，如果同行的專家權威都不能區分真誠的嚴肅探討和故意的胡言亂語，這些後現代主義學術的公信力何在？此類研究的價值何在？在這些領域中充斥的，究竟是怎樣奇葩的學術和學人啊？不消說，推薦者的美意終究落空了。在苦情研究惡搞行動曝光之後，所有發表的文章都被雜誌撤回。
苦情研究惡搞行動的曝光也頗有戲劇性。惡搞行動原計劃於2019年1月結束，但文章的惡搞特征終於引起了若幹媒體人的注意。有人最先在推特上懷疑“海倫·威爾遜”宣稱的“狗公園每小時發生一次狗強奸”的論斷太過驚悚。這些媒體人做了一番人肉搜索後發現其人並不存在，其所屬的機構“波特蘭無性別研究計劃”也屬子虛烏有。當2018年8月《華爾街日報》記者也開始詢問的時候，三人決定提前公布他們的惡作劇。他們於10月發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惡搞行動的全部細節，包括所有論文，電子郵件存檔，審稿人的評論，以及一段記錄了項目幕後故事的視頻。為期14個月的惡搞行動宣告結束。
真相浮出水麵之後，引來的是兩極分化的評價。對三位作者的批評來自幾個不同的方向。首先是來自“受害”方的抱怨。那些決定采用惡搞文章的編輯們“深感失望”，認為這個惡搞行動違反了道德和學術規範。這種指控得到的支持雖然不多，但他們的抱怨也許不無道理。在我看來，三位作者適當地對多少有些無辜的有關評審人和期刊工作人員付出的勞動表示感謝，以展示他們並非不端的品行和其實一直具有的嚴謹的專業精神，還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些批評者堅持，這項實驗由於沒有把嚴肅的學術論文作為對照組和惡搞文章一起提交給期刊雜誌社評定，因此得的結論並不科學。這種批評由重體驗輕證據的苦情研究人員提出來，有一些反諷的味道。還有一種聲音說，這項實驗至多是揭露了同行評審製度的缺陷，卻並沒有證明，比起其他人文研究來苦情研究更容易接受假論文因此學術水準更糟糕。他們強調，如果你成心的話，對任何人文領域都可以惡搞得逞。對此林賽反駁說，這好比警察突擊一家夜店抓了一批毒販，你卻站出來批評警察說，這算什麽本事，你們為什麽不抓隔壁雜貨店賣酒給未成年人？像這一類的辯論錯失了焦點因而不值一駁。當然，說對幾乎任何社會和人文研究的惡搞都能成功絕非無稽之談，這從另一方麵揭示出目前的社會和人文研究令人堪憂的學術環境。
與這些沮喪和略帶敵意的聲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正麵的評價。人們把三位作者譽為不良學術研究的吹哨人，稱讚這個惡搞行動揭露了當代社會和人文研究的許多弊端，包括對常識，科學，和邏輯的蔑視。而更為率直的讚揚把惡搞行動的成功，看作是對身份政治和後現代主義話語的一個打擊。雖然有心理生理上的拒斥，我個人對苦情研究惡搞行動還是讚賞的，並且坦率地說還帶著忍俊不禁的愉悅。我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麵對著一些後現代主義苦情研究的無理取鬧，過去常常生出有理說不出的無奈。比如當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查爾斯·米爾斯 （Charles W. Mills）指責羅爾斯在2000頁的書裏不提原住民，並據此把羅爾斯說成是當代種族自由主義者的時候，你知道他是胡攪蠻纏，但你真會跟他解釋這是兩個不同的論題嗎？長期以來，圍繞著性別和種族等身份課題進行開放、真誠的對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像苦情研究惡搞行動這樣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戰術，反而成就了一個後現代主義不得不認真對付的敵手。後現代主義一直都在自說自話，現在他們終於被迫要回應了。後現代主義一直在進攻，現在他們終於要防守了。這恐怕就是這個惡搞行動的意義所在。
普魯克羅斯和林賽2020年出了一本新書： Cynical Theories: How Activist Scholarship Made Everything about Race, Gender, and Identity – and Why This Harms Everybody。這本書對後現代主義和批判理論的分析很到位，而且易讀，是《今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和 《出版商周刊》的暢銷書，在Goodreads上也獲得4.19的評級高分。
這一出（或前後幾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自編自導自演鬧劇，包括始作俑者索卡爾和後來“索卡爾平方”的三個作者，為了爭得關注和話語權可是花了大力氣。
同意，“把三位作者譽為不良學術研究的吹哨人” 的正麵評價。不過，他們孤注一擲的舉動讓我疑慮，這難道不會影響往後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嗎，比如那個高喊 ”狼來了“ 的小孩子？或者他們相信名氣可以帶來更高的話語權，而在達到目標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
“三位作者用女權主義的語言重寫了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的第一卷第十二章，該文卻被有關權威雜誌愉快接受。” 這個已經不是愚人節玩笑級別了，完全是黑色荒誕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