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武力和公正 藍月星雨譯 多米尼克·德維爾潘 國際戰略研究所
2003年3月27日 主席先生
研究所的成員們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能夠在這裏發表年度演說以紀念貴所的發起人阿勒斯特爾·伯肯對我來說是一種榮譽。
在這危機重重的時刻，一個像貴所這樣提供學術和反思的空間的機構更突顯它的重要性。它是一個交流和思辨的論壇，一個不可或缺的行動的實驗室。
在這決定曆史的關頭，我謹在此發表這個演說。在這個英國正卷入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的肅穆時刻，我真切地希望眼前的衝突在傷亡最小的情況下得以盡快結束。在這個備受考驗的關頭，我本著尊敬、友好和對話的精神來到這裏，目的是為了超越我們兩國之間現存的分歧而展望未來。我並相信隻有對我們現存的分歧有一個清醒坦率的認識，我們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我確信，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紛擾的世界上，我們前所未有地需要團結一致。我希望，能夠向你們闡明法國維護並重建對話的意圖。
法國和英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負有特殊的責任。我們應當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履行自己的責任：即國際社會的穩定、安全與和平。而這意味著規範保持均衡所需要采取的一切行動：法律，武力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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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 冷戰的結束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法律成為決定國際關係的核心。法律和武力之間的關係被根本地改變了。
有將近五十年的時間，核威懾保證了世界秩序。無論西方還是共產主義世界都明了使用武力的結局是雙方都將遭到無法言喻的毀滅。戰爭就意味著威懾的失敗和無法想象的災難。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武力再一次被重新審視進而成為一種政策性的選擇，因為它的代價不再是高昂的。
然而，武力還是鮮為使用，原因有二，其一是西方的價值觀念極少遭到反對，其二是美國在動用武力上保持適可而止的態度。事實上，隻有中庸之道才使權力變得可以接受。正如古希臘的修西得底斯所說：“我們應當為自己在使用力量時的適可而止而受到讚美。”
但是，任何一種世界秩序都不應該僅僅建立在列強的良好願望之上。集體規範原則要求應當把動用武力定義在集體責任的框架內。
這種新秩序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功。
它有效地阻止了領土侵略。1991年，在以國際法為準則的基礎上動用武力把薩達姆·侯賽因趕出了科威特。今天任何類似的侵略行為無疑都會立即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強製行動。這種規則也相繼地被應用到對戰爭的受害者施行援助，對付獨裁統治和自然災害。海灣戰爭後，“提供安慰行動”停止了庫爾德人湧入土耳其並且幫助他們重返伊拉克北部。它還為此後的人權幹預和一係列聯合國的主要維和行動鋪平了道路：索馬裏、海地、盧旺達、波斯尼亞、東帝汶和塞拉利昂。
至少，這種新秩序幫助製定了一整套在人道主義法律約束下動用武力的準則。維護個體尊嚴，捍衛自由以及旨在消除貧困和防止疾病蔓延給予了動用武力以法律效力。然而並非所有安全問題都因此迎刃而解。首先，除了製定使伊拉克人民飽經磨難的製裁政策外，它沒能解決解除伊拉克武裝的問題；其次，它也沒能為解決威脅世界穩定的許多區域性危機拓寬途徑：首當其衝的，也是最重要的，當屬中東問題，然後是在塞浦路斯和西撒哈拉的紛爭，再加上克什米爾危機。在這些地區，世界新秩序的承諾卷入了宗教和民族關係，曆史固屙和地理局限的複合體之中。
此外，國際社會對這種新秩序的支持逐漸減弱。取得成果需要投入大量的聯合國資源：在塞拉利昂，一個擁有四百萬人口，麵積71000平方公裏的國家要依靠16000聯合國維和部隊來維持脆弱的秩序。
人權幹預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出來。一方麵，當人道災難即將來臨時，它使針對某一政權的行動成為可能，但另一方麵，它也使得在行動中出頭露麵的國家擔憂被批評為有所偏袒。為什麽在一些地區采取了行動而對另一些地區卻袖手旁觀？到底由誰來決定進行幹預？究竟又以什麽來界定是否合乎法律？
在科索沃問題上集中體現了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在這一危機中我們麵對令人困擾的現實。人道幹預的概念第一次遭到了質疑。一些發展中國家唯恐西方民主國家借此來侵蝕他們的主權。科索沃也導致了諸多的批評，那就是痛惜過早地使用武力以及在軍事行動的過程中把一些當權者繩之以法。
最終，科索沃行動是一個合法的運作並且是一個政治上的勝利。但同時它也成為一個分歧的根源。一些人認為它開了以人道幹預為慣例不經聯合國授權而采取行動的先河。而我們，無論如何，將它視為一個特例，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和行將發生的人道災難使行動具備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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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使初露端倪的新秩序壽終正寢。首先，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規模恐怖主義的時代。我們知道恐怖組織不會因為任何緣故而停止傳播他們仇恨的信息。
其次，它也改變了力量對比的涵義：在一個弱者可以顛覆強者、意識形態拒絕一切基本人權的世界裏，使用武力不是一個足以解決問題的答案。當裁紙刀與新技術相結合時，它就規避了傳統的力量對比的原則。
再次，它暴露了美國自身的薄弱環節，由此引發的那種怒不可遏和受委屈的情緒改變了美國對世界的看法。這迎頭的一擊使美國把自身安全的優先考慮重新定位為本土和本國人民。在這需要重溫與美國密切信任關係的重大調整時刻，法國已經準備就緒。我們理解美國所遭受的巨大創痛，我們在911之後即顯示了與美國毫不動搖的團結，並且我們和全世界一起共同分享我們孜孜不倦地跟恐怖主義做鬥爭的決心。我們在阿富汗的軍事參與特別是我們在情報工作方麵的協作為這一切做出了明證。最後，我們將繼續為我們麵臨的嚴重武器擴散而共同努力，特別是北朝鮮問題。
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美國和法國將在徹底的團結之下重建合作。為了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為了我們共同建立的世界秩序，我們理當如此。
在過去幾個月中，一些人對法國處理伊拉克問題的方式表示不解。在此我要清楚、高聲地講明我們的選擇不是針對某一個國家而是出於對集體責任的信念和未來世界秩序的考慮。
我們不應當低估這裏麵所包涵的厲害關係。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希望在什麽樣的原則下共同生存：隻有共同一致和遵循法律才能使動用武力獲得其所必需的合法性。如果跨過這個界限，動用武力也許會成為不穩定的因素。
我們還應當學會處理世界各地的種種危機。伊拉克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北朝鮮和其他一些國家正在使擴散成為威脅。我們必須給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著手製定了一個共同解除伊拉克武裝的方法並且這個方法正在奏效。
歸根結底，我們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怎能對不同人民之間與日俱增、足以導致文明衝突的誤解視而不見？這難道不是當今世界麵臨的主要挑戰嗎？這種衝突是不是不可避免？我們必須找到正確的答案。我們要提倡人民之間的對話以及互敬精神。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注意到構築1441號決議的兩個核心要素：國際社會隻有團結一致時才能最有效地采取行動，國際社會在負起全副責任時就是完全合乎法律的。
責任意味著為了最大限度地執行1441號決議，安理會必須為之進行艱苦的工作。我們自一月份以來一直如此。我們建議擴充核查人員的核查手段，為核查工作人員建立嚴格的時間表，一個高效率，有重點的工作程序，以及一個短期限的核查工作報告周期。責任同時也意味著安理會成員應當共同決定工作內容並且隨時隨刻控製工作進程。這就是為什麽安理會不能批準一個包括自動授權使用武力的最後通牒。事實上，這已經逾越了我們一致通過的1441號決議。而且這也不符合我們工作的精神。這就是安理會在最後一輪談判陷入僵局的單純原因。在這種背景下，法國一直在尋找一個折衷的方法。法國對各種選擇持開放態度，包括動用武力――如果核查失敗的話。
安理會的局麵不會因為一票而改變，而是因為大多數成員認為和平的方法還沒有得以全盤實施；因為軍事行動的時間表似乎從一月份以來就壓倒了外交的議事日程；因為決定核查的根本原則遭到了質疑；因為感覺到了核查的目的逐漸從解除武裝轉變為政權更替，甚或再造中東，無怪乎誤解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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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伊拉克危機，兩種對世界截然不同的理解短兵相接。他們折射出法律和武力之間，國際合法性和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之間的不同關係。根據美國智囊們發展起來的這麽一種理念――民主可以從外部強加於一國。那麽相信法製無疑就是白日做夢。捍衛國際法的工具於是逾越了保衛國家安全的範疇。有人甚至認為當歐洲所持的立場顯示出自身的缺陷之後，美國應該顯示自己的力量獨自擔負起它的責任。這就意味著一些國家可能自作主張地決定在受到威脅時先下手為強。自衛原則於是變得無法可依。但是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局限性和伊拉克未知的政治前景助長了對這種分析的疑惑。
我們生活在一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裏。這個世界不像十九世紀或者冷戰期間那樣，已經不能用一係列的聯盟來解釋了。當今世界所麵臨的新威脅，是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是極端突發性的區域性危機；是有組織犯罪和原教旨主義者橫跨世界的意識形態活動。在這種背景下動用武力不僅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反而有可能導致新的錯誤。我們像英國和美國一樣信仰民主。隨著《自由大憲章》、《人權宣言》和《美國憲法》的誕生，我們的國家一路駛向民主革命。我們確信民主需要決心、信念和習慣。
我們並不是反對動用武力。我們隻是提醒把先發製人上升為一種學說所冒的風險。我們在為其他的國家樹立何種榜樣呢？這種行動的合法性又有多少呢？而這種權力的界限又是什麽呢？我們所冒的風險是引進不穩定和混亂的原則，我們所冒的風險是對這種情況聽之任之進而陷入逃避主義。讓我們不要打開潘多拉的盒子吧。
那麽，我們究竟應該怎麽做呢？我們的看法基於以下幾點。
團結：認識到世界的複雜多樣性是必要的。隻有增加警察、司法和情報方麵的合作我們才能夠根除恐怖主義。隻有共同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們才能夠應對武器擴散。我們必須建立與伊拉克核查機構相同的機製。隻有通過和有關各方進行對話我們才能有效地解決區域性衝突。
責任：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對加強國際安全與和平負有責任。動用武力不應當成為一些國家的特權而法律也不應當成為開脫的說辭。
合法：這是使國際行動有效的關鍵。如果我們想找到解決當今世界問題的正確方法並采取適當的行動－包括動用武力－那我們就必須通過使用集體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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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必須再一次找到統一歐洲的途徑並且重申大西洋兩岸的團結應當建立在上述基礎之上。我們必須重建被伊拉克危機打亂的世界秩序。
這是全歐洲――15個現有的歐盟成員國和即將加入的成員――的共同目標。但是對法國和英國這兩個與美國發展起不同關係的國家來說，這也是特殊的挑戰。我們都非常關注事關世界穩定的大西洋兩岸關係的質量和分量。
武力和法律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關係。武力必須服從於法律。武力必須為法律所包涵來推翻帕斯卡所謂的“不能成為最強，不妨貌似最強。”宣揚法律至上並不意味著軟弱無能。這是道德和政治所要求的義務，是公正和有效的先決條件。事實上，隻有公正才能保證持久的安全。
反之，如果國際體係依舊被視為不公正，如果武力被視為高於法律，如果人民的呼聲被刻意忽視，那麽不穩定的因素就會得以增長，擴散的項目就會得以發展，力量的遊戲就會不必要地繼續，而對西方民主的敵視就會日趨嚴重。現在我們必須明確我們共同的目標。
首先，我們一定要全麵解除伊拉克的武裝。整個國際社會都緊密地團結在這一目標之下。這必須通過核查人員來實現。聯合國必須為此掌握方向。更重要的是，聯合國必須在伊拉克的重建過程和行政管理中起核心作用。我們行動的合法性取決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走到一起來，在一個充滿不安全和深重失誤的地區共建和平。
打擊恐怖主義始終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必須共同協作，加強情報領域的交流同時發展新的手段封鎖資助恐怖分子的資金網絡。
我們將一如既往地保持與美國和英國在防止擴散方麵的豐富合作。這種合作關係一定要肩並肩地在法國所倡議的首腦峰會上體現出來。我們並建議歐洲國家緊密磋商達成關於擴散的共識，同時協商出與此相關的解決方法。我們已經著手發展解除武裝的具體方式。這些方式是建立在武力和法律的平衡之上的。建立一個長期的聯合國武檢機構將會充實我們的構想。
所有這些挑戰都需要我們通過前所未有的合作來尋找解決中東危機。因為這是所有危機之源，因為不公正的感覺助長了這個危機，隻有當和平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持久地擁有它。所謂的公正則必須既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期望，又能夠保障以色列的安全。隻有公正才能使和平與法律得以強化。
所有這些目標隻有在聯合國的推動之下才能實現。此外，這些目標的執行可以在主要的區域性核心內來完成。
要實現真正的穩定，這個新世界必須建立在一係列區域性核心的基礎之上以麵對當今的威脅。這些區域性核心不應當彼此對立而應當彼此完善。在新的挑戰麵前，建立在團結統一的基礎上，這些核心應當成為國際社會的基石。
歐洲國家建立一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體係的決心應當使這一點得到充分地體現。這一決心體現了我們打造一個真正歐洲概念的意願。一個所有歐洲人民渴望已久的概念。我們希望英國能夠跟我們一道沿著這個方向卓有成效地努力。我們已經在防禦領域上達成了一致。在馬其頓問題的決定之後，我們必須著手安排從北約接管波斯尼亞的項目或者成立一個專門的歐洲武器機構。一個強大的歐洲既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可以進一步鞏固世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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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英國必須克服眼前的困難並保持團結。
我深信把我們連接一起的是我們人民內心最深處的同一性。我們對獨立有著共同的理解，我們對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有著共同的認識。我無法忘記，在我們曆史最黯淡的時候，英國歡迎了那個在我的國家象征著榮譽和抵抗精神的人。與此同時，溫斯頓·丘吉爾和英國人民成為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的希望。
相互尊重和相互友好將使我們兩國變得更加強盛。法國和英國希望能夠共同活躍並出現在統一的歐洲麵前，共同為我們渴望已久的和平與公正做出貢獻。 閱讀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