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博客
許多人或事，大概是不能按照鬥爭哲學那樣用“兩個凡是”來分類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一對死敵都愛吃同一種佳肴、都愛娶同一類美女了。
盼望文學城網站擔起複興傷痕文學的重任
田 心
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兩位華人（高行健和莫言）雖然不被列在傷痕文學作家的行列中，他們的代表作也不被列在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中；但是無需諱言，使這兩位作家成熟的土壤正是傷痕文學的土壤，他們的代表作的本質屬於傷痕文學。如果中國文學史可以不鸚鵡學舌的話，傷痕文學應該成為中國文學史中最燦爛輝煌的一個篇章。
傷痕文學的誕生並不是任何上級文件所號召的，但它的被結束卻緣於上級關於清汙的指示。也許它永遠不會出現在中國的正史中，但它永遠不會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磨滅。這就好像之後的六四一樣，涉及那麽多人、那麽長時間的一個全國性大事件，可以在中國正史裏隻字不提，但不可能在那一代人的心目中被清除。不過，後代人主要是從正史了解祖宗們所經曆的事情，就好像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九未經曆過抗日戰爭的人所了解的“中共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或一九八○年以前百分之九十九從未邁出過國門的大陸人所了解的“占世界總人口三分之二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西方國家人民”一樣，主要來自上級宣傳；若沒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敵對意識形態成功入侵中國，那種宣傳就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我們今天無論怎樣說唐論宋，也決不會有一個經曆過唐宋的人站出來說：“不對，事實不是那樣的。”今天即使有說唐論宋上的分歧，頂多隻是今人對那些古人留下文字的理解分歧。試想，若傷痕文學今天在中國大陸的境況長此下去，到了經曆過傷痕文學時期的一代人死光之後的百十年，誰還知道傷痕文學是怎麽一回事呢？
傷痕文學的被結束，是因它犯了“寫真實”的大忌，是因它與毛澤東文藝思想背道而馳。但在那一代人尚未死光的今天，想消滅這一段中國文學史，也難。那一代人不僅尚未死光，且有許多已經身在寫作自由的土地上。下麵我轉引一篇於小康的短文《身份》，她說她決不會放棄的一個身份，就是寫出對那個時代的見證。
盼望文學城網站擔起複興傷痕文學的重任，無愧於“文學網站”的神聖名稱。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
身 份
於小康
父親於光遠以98歲高齡安寧地去了。我從美國帶著大女兒趕回北京見了爸爸最後一麵。告別式上，沿牆左邊擺放的是家人親友的花圈，右邊是政府最高領導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麽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隻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除了這個空洞的有名無實的身份，我還有研究學者、教育者的身份，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隻是學術工作已經放慢了，孩子們也都長大了。所以這些身份也習而不察，就如在家穿著的舊T-衫。
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年幼時這身份使我深感恥辱;青少年叛逆時期，恥辱感被憤怒代替了，但依然絕少提起。年紀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這個身份再也不能傷害我，也就習慣性地淡忘了。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學依然不知道我這個身份。但是這個身份的份量，反而因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沉重。這麽多年來，眼看著中國社會變遷，但是我這個身份所映照的大時代大事件，好像已經被洗得了無痕跡，再也不會真相大白了。
父親走了，我不再具有“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曆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傷痕文學”的名著《蝴蝶》裏，她是書中女主人翁海雲的原型。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裏，也細寫了孫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往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即使我不能做什麽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曆史作證。
傷痕文學也看怎麽寫，象怨婦一樣控訴嗎？於光遠做為一個學者在其文革回憶錄裏竟然沒有提到前妻，隻說文革中全家被掃地出門。但願受害者能分析出不幸的社會原因，以防止悲劇重現。
其實，一點一滴的寫出來，事實本身的衝擊力勝過任何文筆！
曆史是為了未來，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除非家裏有高知或者高幹背景，否則5060後所接觸的基礎教育的薄弱是很難彌補的，後來能上大學的都被整批收編，考不上的進工廠回農村，能靠寫東西出頭的鳳毛麟角。
真正有能力寫的也就是那批被體製淘汰掉的，但歲數大差不多也寫不動了，而且說實話，真有能耐寫出好東西的早就出成果了，用得著等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