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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民主理論家關先生思想爭鳴

(2011-11-09 22:23:37) 下一個
2011年民主理論家關先生思想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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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民主理論家關先生思想爭鳴

1.2011年7月與警察論戰

我說:什麽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一個共黨警察告訴我: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實現共產主義,那時物質極大豐富,能夠按需分配。那是人間極樂世界。

我駁斥道:按需分配永遠不可能。因為好東西總是少數,不可能極大豐富,不可能人人享受好東西譬如美女,極漂亮美女不可能按需分配;當空氣汙染後,潔淨安全的空氣也不可能人人享有,隻能首先保證共產黨的領袖的需要。
警察說:科學能使物質極大豐富,使得“按需分配”成為可能。

我說:這是錯誤的“科學萬能論”思想。如果科學萬能,能使人無所不能,那人不就變成神了嗎?若人是神,那人類社會也就解體了。
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水就是一個常量,不可能極大豐富;水極大豐富就是水災,少了就是旱災。
煤炭、石油等資源隻會越用越少,豈能極大豐富?科學解決不了。

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的物資極大豐富到各取所需;不僅天真、空想,而且取消經濟核算、取消了經濟學科。因為極大豐富,還要成本核算幹啥?

共產主義迷信科學,到了常識都不顧的地步,隻能吸引那些愚昧的東方人。北京電子動力公司前經理兼黨委書記陳銘曾說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

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美麗童話,通過暴力去消滅私有製,讓億萬人的人頭落地,這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人類帶來的空前絕後的災難!

2.2011年10-11月 討論18名路人冷血

陳某:這麽大個國家,出個車禍和路人冷血事件是難免,有什麽好奇怪的!

我說:車禍和路人冷血與國家大小無關。難道說國家越大,車禍就該越多,真是荒謬之極,冷血動物!事實上,中國每十萬兩車的出事率就是美國18倍,難道應該被人類社會視為正常!

汪某:張學思、閻寶航在文革被整死,很正常,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說:一派胡言!草菅人命屬於正常?是誰給你灌輸了這麽邪惡的價值觀!
是共黨的進化論。趙忠祥不斷地指出:為了生存利益就應該大膽地殺戮,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整個世界才能進步。在這理論教育下,人們看到傷者、弱者,不是產生憐憫、博愛之情感,而是產生厭惡甚至消滅的情感——這就是當時18名路人冷血的真實原因!

草菅人命的價值觀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入黨宣誓:要求黨員把生命獻給黨的共產主義事業,這就是草菅人命。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以及保爾柯察金名言:“當他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就是實現所謂的共產主義,周孝正評價說:“解放全人類”就是輸出“革命”,就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不讚同我的價值觀的人就是“革命”的對象,必須予以消滅,這不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嗎?當年的保爾柯察金就在為人類最黑暗最野蠻的政府而積極的工作。

在中 共治下,政權重於泰山,民命輕於鴻毛。中國的戰爭文藝歌頌的是“敢死”精神:“頭可斷血可流,陣地不可丟!人在陣地在,誓與陣地共存亡!”人命不重要。在1948年的長春圍城戰役中,CCP故意餓死長春平民30萬!據稱在朝鮮戰場上,彭德懷司令曾向金日成建議采用該流氓戰術,僅因金日成多少有點惻隱之心未采用。早在1949年12月毛
澤 東訪問蘇聯時就說過:為了世界革命即共產主義的勝利,我們中國準備死3億人。當時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是4.5億,3正好是4.5的2/3,可見準備犧牲2/3中國人,對毛
澤 東來說已經由來已久。1958年毛又說: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核戰爭,中國準備死掉4億人口,犧牲中國用2/3人口換來全球共產主義,毛做為地球王。

為了一個主義,可以讓全球90%以上的人的死掉,這樣主義是最邪惡。

汪說:那已經過去,成了曆史!

我說:朱德的孫子朱成虎不是要犧牲西安以東的人口嗎?依然在進行啊!

尚黑黨魁鬧鬼鬥。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馬克思大學時代就加入魔鬼教。“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是《共X產X黨宣言》的首句。幽靈在英語中原文是惡魔、魔鬼、鬼魂之意。《共X產X黨宣言》直言不諱的標榜自己是魔鬼邪教,肆無忌憚的挑戰一切人類優秀的文明。馬克思在《共X產X黨宣言》中狂妄地叫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也就是要與人類文明的價值——同情心、博愛心決裂,對階級敵人格殺勿論。共X產X黨黨旗上錘子和鐮刀來自共濟會。錘子是石匠幹活用的工具,表示著建設和破壞之意;鐮刀代表著毀滅,意味著殺人如割草,代表了草菅人命的反人類的價值觀。

在中 共治下,“頭可斷,血可流,國家財產不能丟”。也就是說:錢財比人命還重要!幾千年的“人命關天”的價值觀被共黨篡改成了“草菅人命”的價值觀。這樣一種扭曲的價值體係,不僅是對生命的褻瀆,而且直接導致了國家的腐敗混亂。劉文學為保護集體的半背篼海椒而被掐死,因此成了全國少年的榜樣。1988年14歲的賴寧為保護地麵衛星接收站的安全,撲滅山火時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成了少年英雄。1994年4月,遼寧省瓦房店市許家屯鎮東馬屯小學對麵的山上發生山火,十幾名小學生爭先恐後去救火,結果8個孩子葬身火海;事後有關部門評估,那場山火沒有造成任何經濟損失。

到如今,官方還堅守著“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崇高”的原則。這是對生命價值的褻瀆,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是對文明道德的鄙視。正是這種集體利益高於人命的價值觀,導致中國大陸社會對人命的極端輕視。

《紅旗飄飄》這首歌講:“五星紅旗,你是我的驕傲;五星紅旗,我為你自豪。為你歡呼,我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這首歌無恥地表達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人的生命不重要!中國人的生命更是不重要!

《紅旗飄飄》之所以是一首流氓歌曲,因為它違背了人命關天的原理。

在浩瀚的宇宙,在廣袤的世間,天大地大,什麽東西能夠大過人命?在萬事萬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永遠擺在第一位!

3.批判反美憤青袁洪羊(2011年3月)

袁洪羊50好幾了,他憤怒聲討美國空襲利比亞,為此對關先生敲打桌子

我指出:人權高於國家主權

人權是目的,主權是手段,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人權當然高於主權

國家不如組成它的個人重要。自由主義常識告訴我們:個人是目的,社會、國家是為每個人服務的手段,不存在超越或淩駕於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利益。第一位係統闡述人權理論的英國哲學家洛克認為:個人組成社會,社會建立政府,其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地享受自己的自然權利即人權,尤其是保護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從而可邏輯地推導出:人權是目的,主權是手段;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所以人權當然高於主權。

人權的價值永遠在主權之上。個人的價值永遠在國家之上,公民的人權甚至可以高於政府的權利和利益,政府隻有完全尊重並保障公民的人權才具備合法性。政府不能以國家的名義任意剝奪個人自由和財產。個人不是國家的奴隸。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反對“主權高於人權”的法西斯謬論,1931年他發表《主權的限製》,指出:“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這就是說,國家應該是我們的勤務員,而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沒有必要把國家和階級奉為神聖”。個人主義承認有比個人更大的單位,例如國家、政黨、宗教團體等,但個人主義隻承認它們更大,在價值上不承認它們更高。所謂國家、所謂政府,都是保護和服務於人權的工具。國家、主義、理想等等都是服務於人、服從於人的手段,都沒有人重要。可這些服務人的手段卻反被認為高於人類本身,簡直是反人類的咄咄怪事!

國家作為一種委托機構,它由納稅人用納稅方式養護,這就決定了受委托的國家其使命就是對納稅人負責,為其服務。日本把國家工作人員稱作“役員”,形象地說明了國家的“工具”實質。日、美等國家的公務員包括警察對前去找他們辦事的中國人點頭哈腰、服務快速而又周到。在那裏,你不僅找到了做主人的感覺,還真正感受到了什麽是人民的“公仆”。而在中國國內,若找政府公務員辦事的話,那些“公仆”會把你當顧客,你還得用紅包從他們的手中購回原本屬於你自己的權利。此時,你會感到主權高於人權的實質——剝削老百姓,為人民幣服務。主權不在民,就不能保護人權,反而容易成為特權階級壓製人權、侵犯人權、取消人權的理由。譬如中共認為人權受製於統治階級的意誌,受其教化的子民也認為:人權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國家賦予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當然無權享有。這不僅與全球化的趨勢相悖,而且不利於公民保護自己的權利,因為國家賦予的權利國家可以悄悄地收回。中國憲法賦予了公民言論出版、遊行示威、結社的自由,中國具體的法規又取消了上述自由;中國人把自己的天賦人權不明不白地讓渡給政府,當自己遭遇政府和“家長”的蹂躪時,才想到自己的權利,於是又一級一級上訪來爭取本屬於自己的權利,最後上訪者又遭到了迫害。

國家是人們為了保障個人權利而組成的人為機構;除了保護個人外,國家沒有任何其他目的。真正的主權必須把保護人權放在首位。這意味著:主權要無條件地為人權服務,甘心情願地為人權保駕護航,永遠聽從人權的召喚。如果說人權是主人,那麽主權就是保鏢和仆人。哪裏有“仆人”高於“主人”的道理?可見:主權低於人權。

人權與主權是主人與保鏢的關係。保鏢有雙重性,是安全的保衛者,又可能是最大危險的製造者。主權既可能是保衛人權的衛士,也可能是侵害人權的罪魁。所以,叫囂著主權有多麽重要的政府多半是主權不合法,抑或犯了罪要借主權的招牌來掩過飾非的!金正日、卡紮菲政權就是。主權高於人權意味著:讓人權為主權作出犧牲?為保住主權而不惜傷害人權?如果有人確是這麽理解主權與人權的關係,並且這樣取舍,那純粹是鬼迷心竅,那不叫“主權高於人權”,那叫主權自尋死路。主權須臾不可離開人權。主權一旦離開人權,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也將是一個非法的主權,遲早必然覆亡。卡紮菲覆亡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人權是超越國界的。國際人權宣言不隻是為美國、歐洲或亞洲人民製定的,而是為世界上每一個人製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聯合國、國際法院等國際組織風起雲湧,國際公約、國際法紛紛出台;表明了人權是超國界、超政治的全人類的共同規範;人權實際上已經為處理人類關係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準則。

當今世界,人權高於主權,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家長毆打孩子,國家無視人權,過去別國或別人不能管;自1945年以來別國或別人必須去管。有毆打孩子習慣的家長、損害國民人權的國家,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接受別人的忠告或製裁。他國或別人的提醒或幹預,是一個國家或家庭走向文明大家庭的助力。1970年代中共嚴厲地譴責過南非的種族隔離,它隻是隔離,還沒有殺人;可他國譴責中共64屠殺,就被中共汙蔑為幹涉內政!

中共厚顏無恥地宣稱:國家主權高於人權。意思是:國家主權即一小撮高幹們的特權高於一切、高於人權;家長毆打自己的孩子,國家踐踏國民的人權,別國不能過問或幹涉。

中共卻把別國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批評叫做“幹涉內政”。這是把國內獨裁的規矩搬用到國際上了。在國內,中共“說一不二”,不許老百姓“說三道四”;難道中共還有資格剝奪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嗎?不是西方人要把他們的人權觀強加於中國人,而是一小撮中國人要把他們的人權觀強加給廣大中國人民,而且是用槍作為強加的手段。按他們的主權高於人權觀:國家的價值高於個人價值,個人的權利和尊嚴不重要,個人須服從國家即服從統治者的需要,針對個人的反人道行徑也談不上什麽罪行。如此這般,中國人民隻有永遠做奴隸了!

(參見本人的《人權正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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