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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哲學社會發展古往今來經濟政治社會評論
——拒絕官權力管製，抵製“先進性”奴役
牟傳珩
眼下，中國官方正在為打造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先進文化”模式，和代表與控製文化發展方向的內治外輸戰略鳴鑼開道。人民日報為此刊發了《邁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偉大進軍》社論。社論稱：全會提出了新形勢下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措施。強調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接著，新華社10月20日又刊發特約評論員文章《全麵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建設》文章稱，這對於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曆史意義。
權力幹預文化注定失敗
中共正在把文化當做競爭世界的軟實力被推向政黨政策的前台，借助於意識形態捆綁和“先進性”包裝來推動其“大發展、大繁榮”。為此，官權力要全麵劫持中華文化進入“主導向”、唱響“主旋律”、培養“主力軍”、疏通“主渠道”、建設“主陣地”。
然而，自由是人類精神的本質；思想自由則是文化的靈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所發表的《2004人類發展報告》主題就是“多樣化世界裏的文化自由”。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自發性與自由性。曆史上凡是權力幹預文化的時代，文化就會發生災難。任何試圖用一元化的官方價值管束文化，把控發展方向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上帝死了”才有文化複興
早在古希臘時期，並沒有出現統一的國家宗教意識，沒有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統治和宗教崇拜，因而各種學術思想和對自然的探求可以在寬容文化環境下多樣化的發展起來。隻是到了古羅馬的鐵騎征戰時代，由於強權的介入才攔腰斬斷了文化自由發展的過程。中世紀西方樹立神學統治為官方的主流價值觀排斥異己，從此文化就陷於了大凋零時期，直到以人的名義，對具有世俗統治濫用“神”的最高權威，進行了觀念上的徹底澄清與批判，最終宣布統治者依賴的“核心價值觀”意義上的“上帝死了”後，歐洲才迎來了真正的文化複興。“上帝死了”的深刻揭示，所帶給人們巨大的震撼，從根本上規定了20世紀文化的發展方向。當時，人們從不同的視角體認與詮釋“上帝死了”所具有的深遂意義，並積極地挖掘上帝不在場的自由與開放的種種可能性。隻有在如此精神解放的環境下，人類才可以獨立自主地營造自己精神上及文化上的“巴比倫塔”。於是人的世俗自由便成為了這個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主題。如果說，文藝複興導致了“人的發現”，那麽，隨著“上帝死了”而後的時代，可以被視為寬容的基督文明激發“人的自由創造”的文化時代。
“核心價值”消滅多樣文化的悲劇
在中國，先秦諸子百家時代，正是因為社會沒有主流價值觀，文化才能在百家齊放的競爭時代大繁榮、大發展。當曆史進入秦朝專製社會，統治者在思想上要用“先進”統治“落後”，強求價值觀統一，在文化上大搞“焚書坑儒”，導致了中華文化的一次空前大劫難。其文化“文字獄”迫害，開創了中國曆史上國家借助於一元化“核心價值”消滅多樣文化的先河。漢朝初期，雖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文化形態有一定的放鬆，經濟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漢武帝時，又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治者強製灌輸他們自認為的正確“核心價值”，結果又一次導致文化從複蘇走向沒落。事實上中國曆朝各代都是從文化的相對自由與開放開始，到管製文化自由，把控文化發展結束的。滿清時代也是被一元主流文化壓製拖入低穀的，1840年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滿清社會封閉狀態被迫開放之後，最先覺醒的還是文化代表，如張之洞、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他從主張改變製度入手，要求文化自由。清之後，中國的文化又一次進入了一個自由開放的時期，似有戰國時期之像，各種思想、主義任意表達，文化自由大大發展。
“槍杆子語話”下的強行代表
然而，正當中華民族處於千年之變的曆史機遇時，卻又災難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一統天下的紅色革命價值觀，畸形發展出了以“槍杆子語話”強行代表中華文化的曆史。直到中國“十年浩劫”，當權者更以發動“文化革新”為名義，發動以先進階級消滅腐朽階級，鏟除一切封資修的文化運動，結果致使千年中華文化毀於一旦。改革開放時的中國，“毛帝死了”，曾有一場“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文化相對放鬆，帶動了各種世界哲學思潮衝擊了中國的“紅色記憶”。這時有了傷痕文學，有了朦朧詩，有了星星藝術展，甚至高質量的《今天》等民間刊物。然而，不久“四項原則”的一元化“核心價值”，再次被強調，重新全麵、深入、無所不在地控製了中國大陸的社會精神，“紅色記憶”價值觀壟斷了中華文化的所有語話權，成為全民族的行為準則、社會規範和國家原則，中華文化再次遭遇厄運。
“lus”後的中國，在反“自由化”與“反精神汙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長城內外，人民喝“人頭馬”，跳“迪斯科”，穿“牛仔褲”，吃“麥當勞”了。文化館變成了歌舞廳、酒巴和練歌房，文化藝術家不再爭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藝術創造和文化產品，無一不與商品交易密切相關。
被“主義”倫理了的“先進性”
眼下，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再次以“文化體製改革”為名，以強調“文化先進性”來確保紅色意識形態在全民中的主流地位。官方要進一步加強權力對文化的管製，和以“先進性”自居，強行“代表”文化發展方向。當今中國的所謂“先進文化”說教，就來源於黨的“先進性”。其實這種“先進性”就是將平等的國民劃分為先進與落後的價值判斷，使黨性不僅體現一種主觀被造，更成為分裂人性共同本質的文化楔子。今天，當紅色語話中一提到“黨性”，就喻有一種被“主義”倫理了的優越感，即將自己從群眾性中分離出來，霸道地認為黨性高於人性，處於社會優勢地位，注定了群眾要“被代表”。那些最時髦的所謂黨性“保先教育”，其實就是旨在要確保其壟斷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優化文化運動。從黨的“先進性”出發，就注定要教育群眾，改造群眾、代表群眾。毛澤東時代要改造知識分子，就是來源於自封的這種“先進性”的“主義”倫理。在如此強調“先進性”意識形態壟斷的中國，就不可能承認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權普世價值，就不可能承認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夠共享一樣的自由。否則又將他們的黨文化的“先進性”放在哪裏？由此可見，所謂“先進性”，從根本上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性。因此官方要在文化上維持“先進性發展方向”的努力，注定是要顛覆社會的平等性和文化的自由性！
文化賦予我們自我反思的能力
回首整個人類20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兩大強調“優秀”與“先進”摧殘文化的逆流：一是希特勒是以尼采的“優等人有必要向群眾宣戰”為核心價值，並借助“真理部”進行統一思想控製，為其以“優秀者”自居，對內實行民族清洗和文化專政，對外發動“優等民族”征服“劣等民族”的逆流；二是斯大林及其追隨者們的“階級鬥爭”價值觀，以“先進階級”的代表自居，發動消滅“腐朽階級”的階級大清洗和文化大專政。這兩股逆流都導致了人類文化慘遭了空前絕後的滅頂之災。人類隻有經曆了如此滅頂之災，才開始有了整體性的“類”平等意識的反思。
1982年，世界文化大會在《總報告》和《宣言》中說，“文化賦予我們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賦予我們判斷力和道義感，從而使我們成為有特別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們正是通過文化辨別各種價值並作出選擇。人正是通過文化表現自己、認識自己、承認自己的不完善、懷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義和創造出成果”。由此可見，人類的理性的成熟，正在於借助於“文化辨別各種價值並作出選擇”。人類文化演進史一再印證，文化的發展是放出來的，而不是“管”出來的；文化的前進方向是競爭出來的，而絕不是“代表”出來的。古今中外，任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都是率先從拒絕文化被“代表”，解構官定“核心價值”的呐喊開始的。
結束語：新文明理性批判之呐喊
當今中國，文化正處於一種“清末至五四乃至當今之變”的時代。這次變革也是受激發於域外而起於本土，不僅反映“人類主義”時代的整體“類”化意識的覺醒，而且來自於民間對一直掌握中國思想、文化、政治、倫理等主導話語權的“紅色記憶”、“媚態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蕩滌。今天，伴隨著網絡文化席卷全球，中國社會正經曆著一場拒絕舊文明一切政治原則的文明大斷裂和文化大嘔吐時期。一種“否定黨性文化，走向人性複歸”的新文化批判正在興起。我曾撰文把這種新文化批判稱之為“新文明理性批判”。新文明理性批判，就是從擺脫文化被強行“代表”的時代呐喊開始——拒絕一切權力操控性的文化管製，抵製任何要“代表”“文化發展方向”的領導。在人們走向後對抗時代的文明斷裂與文化嘔吐中，正需要這樣一場嶄新的理性分析洗禮，來開啟中華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