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實質
美國把自己的政權合法性來源定性成是民選政府，這個叫做華盛頓共識。然後在80年代初不停的灌輸給中國政府一個概念，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將是經濟的增長，這個就是北京共識。
什麽叫做陷阱，這個就是陷阱，我在去年就從基辛格的駕馭這個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2dxw2.html ）。
今天從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內在實質這個角度來分析這個事情。
不管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都是屁話，因為隻要你的分配方案沒有搞好，老百姓就能夠推翻你的政權。埃及也是民選政府，穆巴拉克就是民眾選舉出來的，希特勒也是民眾選舉出來的，所以什麽華盛頓共識就是騙沒腦子的豬的。
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其實在於兩點，這兩點美國人最清楚不過了，但是他們從來不說（就怕別人知道）。就像基辛格年少輕狂的時候說的：誰控製了石油，誰就控製了所有的國家；誰控製了糧食，誰就控製了所有的人；誰控製了貨幣，誰就控製了整個世界。你看到基辛格把這個天機一不小心透露後，後麵還講過嗎？沒有，因為這個是他們自己的認知，不期望別人知道。
同樣，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的實質在於兩點：經濟的增長和分配的均衡。前者是做大蛋糕，後者是分配好蛋糕，缺一不可。就算你是奪權篡位，隻要做好這兩點，老百姓就是你的靠山。更別說共產黨是靠光明正大的打下江山的。
為什麽美國人幫我們製定的北京共識隻有前麵一點而沒有後麵一點？因為美國需要兩個，一個是通過分配的不均衡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一個是完成利益輸送的目的，因為一旦分配均衡，就無法對美國輸送利益，分配均衡了中石油中石化還會給美國輸送利益嗎？道理其實就是這麽簡單。
什麽叫做駕馭？這個就是駕馭，給你製定一個錯誤的戰略方針，隻要你執行了，你就輸了。
我在去年年初的一次大課上麵就講過，美國的經濟決策層分成三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是學法律出生的，他們是規則的製定者，這個層麵的人才是真正的決策人員，第二個層麵在高盛等集團，屬於執行層麵，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理解高層的決策然後執行，第三個層麵就是大學裏麵那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這些人就是進行經濟文化輸出的人，這些人的理論和很多東西都是錯誤的，不合時宜的，然後你國家的人到他那邊去學習後，回國到了重要的位置按照他的思路執行你的經濟決策，你說能不被別人控製和搞死掉嗎。看看美國的高盛如何在2001年給希臘埋定時雷直接在2010年引爆的。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農業、科技、軍事和金融。他讓你去學他們的核心的金融領域的知識，但是他讓你去學他們的軍事和科技和農業的高端知識了嗎？還對中國進行高科技產品出口限製，這個是不是很不正常？從這個就可以判斷出，美國讓其他國家的學生去他們那邊學習經濟學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幌子，目的是進行錯誤的經濟學理論的灌輸，簡單說就是埋雷手段。
中國那些從美國留學回國的（主要是經濟學層麵的），都有問題，看看他們執行的政策，和美國給我們製定的北京共識的框框，你懂的。什麽以GDP為綱，什麽醫療、教育、房地產完全市場化，什麽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最近張維迎同學還說吳英案表明中國離市場經濟還有200年，我就說一點，在危機爆發的時候要的就是管製，美國為什麽從2008年開始增加了管製力度？現在我們假如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馬上被美國幹掉。不過美國的福特基金會比較喜歡張維迎同學的論調，福特基金會很有錢喔，張維迎同學你說呢？相信1990年到1994年在海外留學學習經濟的經曆給你帶來了很多財富吧。什麽叫做滲透什麽叫做駕馭？這個就是，不僅僅張維迎一個人，是一個大群體，這個群體控製了我國的經濟決策和前麵30年的經濟走向。
所以建議我國高層不要被美國牽著鼻子走，什麽北京共識就是屁話，就是垃圾。共產黨的政權的合法性是打出來的，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來了的，他們打破了軍閥割據的局麵，他們打破了被殖民的局麵，他們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統一複興大業的基礎建設。這個才是我們政權合法性的前期來源，後麵政權合法性的後期維持靠的就是上麵說的兩點，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分配，隻要兩點做好了，老百姓就是你們的靠山。
永遠記住一點，假如認為美國人是你靠山的人，將來必將是死無葬身之地。
永遠記住一點，老百姓才是所有製度、政權、官員的根本的靠山，忘記了這點必將走向滅亡。
我國前麵做大了蛋糕，現在是要分配蛋糕的時候了，拋棄什麽北京共識這個陷阱，我們的蕭條的時候就是要做好蛋糕分配，在發展的時候做大蛋糕同時兼顧蛋糕的分配。
我聽說過這本書
這個觀點是對的.但過程不會那麽簡單.市場會經曆巨大的洗牌運動,才會回歸.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正陷入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們麵臨的各種問題，亞洲拉美國家都曾遇到過。關鍵是我們怎樣才能走出這個陷阱？
2010年，我國GDP總量大致是40萬億，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有很多國家一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跨過3000美元這個關口後，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複，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中國現在已經走入中等收入陷阱，那麽，我們能走出來嗎？
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來看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一般特征。
人民論壇雜誌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麵的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係脆弱等。
上述特征一般人可能不好理解，簡單的說，亞洲拉美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突出的問題是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分化嚴重，社會基礎的分配體係不適應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需要。政權在利益集團的把持或影響下，往往侵占公眾利益，不能推進符合全社會利益的製度改革，導致社會衝突不斷，政權頻繁更替，政策左右搖擺，影響經濟進一步發展。發展初期，人們麵臨的問題是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蛋糕怎麽分就成為主要的問題，如果分得不公平，可能引發劇烈的社會衝突，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麵影響。
對照中國現狀，與拉美、亞洲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何等的類似！政府公信力急劇下降，權力濫用，官員驕奢腐敗，社會矛盾尖銳，仇富仇官幾成潮流；製造業舉步維艱，產業空心化越來越嚴重，產業升級前途迷茫；雖然我們理論上還保持高速增長，但是增長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導的鐵公機與房地產構成。雖然我們通過土改釋放土地資源與享受人口紅利還能支撐經濟10來年的增長，但是，10年後，當支撐經濟發展的土地資源消耗一空，人口紅利逼近零點，我們拿什麽來支撐經濟的持續發展？難道，2020後我們隻能去迎接一個失去的幾十年？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就是要解決分配的問題。現在，可能也正是解決分蛋糕最好的時機。那麽，中國現在該怎樣來切蛋糕呢？
我提3點思路與有識者探討。
第一，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轉移財權。簡單的說，在稅收這個蛋糕的劃分上中央拿小頭，地方拿大頭。
解放戰爭期間，我們為什麽能節節勝利，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隻管戰略設計，地方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組織戰役，反觀國民黨政府為什麽屢戰屢敗，很大程度就是因為蔣介石喜歡直接幹預前線軍事行動，總裁命令經常指揮到師一級，連吃敗戰還死不改悔。
中國幅員廣闊，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宏觀調控一刀切的後果往往就造成不同地區的冰火兩重天。在政府主導經濟還無法根本轉變的情況下，最有利的方式是弱化中央的宏觀調控，強化地方的微觀調控。中央下放財權、事權把主導經濟的權利交給地方。中央在宏觀層麵控製產業布局，利用金融、貨幣政策做宏觀調控。
現在中央提出一個擴權強縣的思路，這是好的開端。但是，我認為擴權強縣還應該盡一步擴大範圍，不僅要擴權強縣還要擴權強市。不僅要給政策還要給財權。
對於稅收這個蛋糕劃分，應該把增值稅等流轉稅全部劃給地方，所得稅可以采取中央地方5：5開的形式。為了支持西部地區的發展，還可以考慮仿照新疆、西藏例子把資源稅留給地方，同時，讓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結成1幫1組合，不僅讓東部發達地區帶動西部落後地區發展，同時促進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西部中小城市轉移。
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轉移財權意義非常重大。地方有足夠的財力，才能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有效防止城市化過程中地方政府侵吞農民土地收益，緩和社會矛盾，減少群體事件發生。
對於我們立刻就要啟動的土改，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轉移財權也有必然性。土改必然推動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的農民進城不僅要有工作，還要看病、上學甚至養老保障，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完善的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這些基礎工作如果不到位，貿然把大量農民趕進城市，甚至可能是一場災難。
中央大幅度向地方轉移財權才能從根本上清理地方行政部門亂收費的現狀（包括收費公路的清理，沒有這個前提很難得到徹底的執行）。從而降低地方的負擔。
第二、減稅！減稅！減稅！
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大規模減稅的時候了。這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雖然管理層一再強調我們產業發展的出路是產業升級，但是，當我們製造業平均利潤隻有3%的時候，我們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超過3年的時候——我們的產業拿什麽升級？沒有大規模減稅，中國企業產業升級的可能性基本為0！
最近，我們通過土改釋放土地資源還能支撐經濟10來年的增長，這個寶貴的時間我們再也不能浪費了，一定要從現在開始大規模減稅，給企業留出空間與時間實現產業升級！
減稅可以降低商品價格，抑製通貨膨脹，是藏富於民的重要手段。企業收益增加了，老百姓收入才可能增加，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們的內需才能真正實現增長。才能讓我們的經濟基礎更牢固。減稅雖然會帶來國家財政收入一段時間的下降，但是，根據拉弗定理：“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較低的稅率能培育民間的經濟活力，最終實現財政收入的可持續增長。
減稅可以考慮以下措施。逐步用增值稅替代營業稅，增值稅率考慮6、11兩檔，同時企業勞動力成本應該可以抵扣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設計為8、12、15等3檔，最高不超過15%。個人所的稅由地方根據當地經濟水平確定起征工資，但是最低不得超過3500元。
這麽大規模減稅會帶來國家稅收大幅度下降，對於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可以考慮將大型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央企）交給人大管理，央企每年上繳的利潤不得低於50%，這個錢就用於我們的社保缺口，讓每一個民眾都可以分享壟斷央企所創造的利潤。
第三、重塑憲法的尊嚴。
目前我們政府的公信力已經降到曆史最低點。社會矛盾尖銳突出，幹群對立，官民仇恨幾成潮流——僅僅一個維穩就要消耗我們大量的精力與財力。這種現狀不解決，不要說發展經濟了，一旦社會發生大麵積動亂，很可能就讓我們30年經濟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還是應該從法製角度思考出路。我們雖然建立了龐大的法律體係，但是有法不依，權力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現象十分嚴重。如何對權力有一個基本的約束，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的權利——解決辦法就是重塑憲法的尊嚴，讓憲法成為約束權力濫用的一根紅線。
我們可以按照以下途徑來重塑憲法的尊嚴。任何政府官員上任前必須先到人大宣誓：在任期間將維護憲法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如有違憲行為，將自動辭職。人大選舉一個維憲委員會，對官員的違憲行為（或投訴），可以召開聽證會質詢，一旦確認違憲，行政官員可以直接啟動罷免程序，DANG 政官員則可以提出彈劾（DANG章應該補充規定，凡是被人大彈劾的官員則自動免職）。
如此，則權力濫用則得以約束，人民的基本權利有一個可靠的保障。政府也可以重塑自己的公信力，
讓憲法的光芒普照每一個民眾，讓弱勢群體也可以有尊嚴的活下去。
最後引用一首詩，與有識者共勉
詠梅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政府也可以重塑公信力，政府也可以重塑公信力，
最近看到一本書，叫美元刀，很多觀點和博主一致，不過對ZF的說的很少，估計考慮到出版的問題吧。
另外，在技術論壇看到有個人提出“房產抄底”的批駁，說按照目前的形式，根本沒有什麽底，按照目前中央的路線房產將回歸至基本屬性即居住，不在是投資和投機的對象了，不知博主如何看待這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