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福山兼說《鬥地主》
盧麒元
中國當前的政治氣氛十分微妙。美國人對中國政治的“關心”已經到了“熱心”的程度。基辛格博士去聽紅歌會了。福山先生寫了評價中國意識形態的文章。美國斯坦福大學弗裏曼•斯波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中國:用歷史塑造未來》。中國會用什麽樣的曆史塑造怎樣的未來呢?此文值得深思啊!
筆者認為,福山關於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認識,若非出於膚淺,就是別有用心。筆者根本不認為中國存在所謂“新毛澤東思想”和“新儒家思想”。這種說法,不過是將中國的意識形態衝突標簽化。標簽的目的,在於劃線歸類。顯然,福山對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十分敏感,他注意到了兩種意識形態的嚴重對立。西方思想家們開始介入並施加影響力了。筆者知道,有心人要爭奪“戰略製高點”了。
筆者認為,中國儒家思想是人類古代政治學的巔峰之作。中國儒家思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
筆者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自己的民主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
筆者認為,民主必須通過政黨政治予以實現。政黨政治必須超越《君王論》。在現代政黨政治中,政黨的人民性高於一切。請注意,人民性不同於全民性。在非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中,不存在代表全民利益的全民黨。全民黨隻能是帝黨。這是經典的君王論。民本思想是君王論的延伸,是政治倫理的返祖和倒退。政黨的人民性是現代政治學的靈魂之所在。政黨的人民性,決定了政黨必須代表人民,與違背人民利益的一切組織和行為做鬥爭。請記住,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代表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的利益。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的一部分官僚階層和一部分有產精英,基於共同利益需求,已經形成了某種形式聯合,甚至已經形成與境外政治勢力和資本集團的聯合了,他們雖然不以公開政治組織的形式出現,但他們會在體製內尋找代言人的。代言人通常會模糊執政黨的代表性,他們推崇儒家,就是要去除執政黨的人民性,甚至變相解除政黨政治的一般遊戲規則。
特殊利益集團反對毛澤東思想一點兒也不奇怪。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具有非凡的曆史洞察力。關於特殊利益集團在體製內尋找代言人的事情,毛澤東看的非常透徹。毛澤東明確地指出:走資派還在走,走資派就在黨內。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毛澤東在晚年提出這一理論,毛澤東是希望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執政黨,與新興的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持續而有效的博弈。這裏麵有兩個要點: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是強調執政黨的人民性(工人階級先鋒隊);第二,“繼續革命”是強調博弈的持久性和有效性。毛澤東之所以強調繼續革命的文化特征,就是基於和平博弈的基本考量。我們不能放棄哲學思辨,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不能將“革命”一詞暴力化並貶義化。所謂“告別革命”,本質上是要解除共產黨的思想武裝。福山親自出來抬孔子的牌位,可見意識形態爭奪的激烈程度。我們應該有所堅持,我們必須更深刻和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關於政黨政治的論述。我們應該有所作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旗幟鮮明地與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進行持久而有效的鬥爭,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用筆者的話說,就是認認真真地“玩好鬥地主的遊戲”。“鬥地主”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根本之所在。
筆者著文《鬥地主》。此文實際上是關於政黨政治的通俗論述。筆者在文章開篇提到:“現代政治是經典的三方博弈。”此論是現代政治學的基本邏輯。在現代社會中,行政資源被官僚集團壟斷了,經濟資源被資本集團壟斷了,爲了打破這種壟斷,實現社會公正與公平,才出現了政黨政治模式。政黨必須獨立於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政黨代表多人民群眾利益與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博弈(必要時就是要鬥爭),爭取以和平方式實現基本的社會平衡。《鬥地主》一文,就是想要討論中國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政治模式問題。筆者認為,執政黨和平“鬥地主”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最佳方式。
筆者本無興趣討論政治。草民一個,何苦自尋麻煩呢?但是,看到福山的文章,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繼續沉默了。福山關於新毛澤東思想和新儒家思想的評價,意圖實在是明顯不過。抬孔抑毛,以子之矛克子之盾。更為險惡的是,他貌似在談理論,而實際上在為特殊利益集團提供理論武器。福山,一個將新帝國主義美化為“文明衝突”的文化殖民者,他會客觀地評價中國的事情嗎?中國的福山熱,以及“主流”學者對福山的“高度”評價難道是偶然的嗎?不過,福山所說的一切確實是現實的,一切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重視了。
筆者認為,福山並不了解中國,特別是不了解中國非主流知識分子。中國存在數量龐大的草根知識分子,他們生活在老百姓之中,他們代表著最基層人民的民意,他們捍衛著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他們一定會建立民主的政黨政治模式,他們才是支撐中國社會的真正的脊梁。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會“讓曆史塑造未來”的。孔子像已經被移出天安門廣場了。毛澤東仍然在審視著一個一個的曆史過客。太陽每天都會升起。五星紅旗依舊迎風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