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傳“中國十大漢奸”評出 左右之爭不應過火
2012-1-31 10:14 來源：環球時報
近年來，“漢奸”一詞頻頻為一些自認為左派的人士所用。聽說前不久評出了“中國十大漢奸”，對此筆者在認可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同時，對於這樣的貼標簽表示不解：難道我們回到抗戰勝利後清算通敵者的時期了嗎？為什麽在一個開放和全球化時代，對於別人的觀點和表達觀點的權利不能更寬容一點呢？今天真有哪一個不官不商的文人有能耐“賣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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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左派普遍以社會公正為基本訴求，希冀以加強政府權力來節製資本，調節分配，以解社會底層之困。按此邏輯，中國的左派，無論是主張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本土左派，還是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新左派，都有巨大的群眾基礎。
而所謂的右派，在中國又被稱為自由派，他們多主張以發展憲政民主和個人自由來製約公權力的傲慢和肆虐。在一個有專製傳統的國度，權力濫用導致的腐敗從來沒有根除，而今市場經濟在法治不彰的背景下起步，商業權力很可能被公權力驅使來達到尋租目的。因此自由派多呼籲以政治改革來限製公權力，他們同樣有巨大的話語空間。
這樣看來，中國的左右兩派都不滿於現狀，也都能為社會公眾和進步作貢獻。記得2003年大學生孫誌剛因沒有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和打死後，自由派聲浪很高，紛紛指責公權濫用，人權不彰，實施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主要由法學等界自由派學者推動而終被廢除。而左翼的聲音雖比較微弱，但是名為“檳榔”的網友寫下的一句話震撼我內心許久：打死我吧，我已經在這塊土地上暫住了五千年了！
2009年發生在湖北巴東縣的鄧玉嬌事件，更是左右兩派同聲譴責地方升鬥小官欺辱民女的典型案例。自由派一如既往地指責官權無邊，左派則以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理論為武器，斥責腐敗官員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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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除了上述例子，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左右兩翼仍水火不容，乃至於發展到一些人要給右派帶上漢奸帽子的程度。我絕不否認左翼的價值，但根據我的有限觀察，不少自由派人士，恰恰是在麵臨具體的社會不公時勇於進行公民表達和合法抗爭的個體，他們是在慈善公益、環境保護等議題上的積極行動者。
中國社會轉型之複雜表明，恐怕不能以一維的左右標準來給特定個人的價值觀定位。已故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 貝爾說過，他個人受到三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在文化上是保守主義者”，自認為是“中間偏左”，而他被世人定性為偏右的“新保守主義者”。由是觀之，稱呼一個人是左派或右派，也有可能僅僅是一個標簽，或是一種武斷之舉。
筆者剛剛參加了德國左翼綠黨影響下的伯爾基金會的一次活動。吊詭的是，前來參加活動的中國人，不是政治立場居中的公益活動家，就是被認為偏右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幾十個人中找不到一個中國左派。中國右派恰恰和歐洲左派和諧相處，這又說明了什麽？
所以，與其高調指責別人是“漢奸”和“帶路黨”，不如低調行善積德；與其互相指責，拋灑怨恨，不如開展善意的溝通，尋找左右兩翼的共同點，尊重彼此的差異和人的複雜性；與其抽象地追求什麽崇高目標，不如在鮮活生動的社會現實中通過個案和實際參與來體現各自的價值。▲（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係教授）
2012-1-31 10:14 來源：環球時報
近年來，“漢奸”一詞頻頻為一些自認為左派的人士所用。聽說前不久評出了“中國十大漢奸”，對此筆者在認可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同時，對於這樣的貼標簽表示不解：難道我們回到抗戰勝利後清算通敵者的時期了嗎？為什麽在一個開放和全球化時代，對於別人的觀點和表達觀點的權利不能更寬容一點呢？今天真有哪一個不官不商的文人有能耐“賣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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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左派普遍以社會公正為基本訴求，希冀以加強政府權力來節製資本，調節分配，以解社會底層之困。按此邏輯，中國的左派，無論是主張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本土左派，還是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新左派，都有巨大的群眾基礎。
而所謂的右派，在中國又被稱為自由派，他們多主張以發展憲政民主和個人自由來製約公權力的傲慢和肆虐。在一個有專製傳統的國度，權力濫用導致的腐敗從來沒有根除，而今市場經濟在法治不彰的背景下起步，商業權力很可能被公權力驅使來達到尋租目的。因此自由派多呼籲以政治改革來限製公權力，他們同樣有巨大的話語空間。
這樣看來，中國的左右兩派都不滿於現狀，也都能為社會公眾和進步作貢獻。記得2003年大學生孫誌剛因沒有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和打死後，自由派聲浪很高，紛紛指責公權濫用，人權不彰，實施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主要由法學等界自由派學者推動而終被廢除。而左翼的聲音雖比較微弱，但是名為“檳榔”的網友寫下的一句話震撼我內心許久：打死我吧，我已經在這塊土地上暫住了五千年了！
2009年發生在湖北巴東縣的鄧玉嬌事件，更是左右兩派同聲譴責地方升鬥小官欺辱民女的典型案例。自由派一如既往地指責官權無邊，左派則以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理論為武器，斥責腐敗官員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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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除了上述例子，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左右兩翼仍水火不容，乃至於發展到一些人要給右派帶上漢奸帽子的程度。我絕不否認左翼的價值，但根據我的有限觀察，不少自由派人士，恰恰是在麵臨具體的社會不公時勇於進行公民表達和合法抗爭的個體，他們是在慈善公益、環境保護等議題上的積極行動者。
中國社會轉型之複雜表明，恐怕不能以一維的左右標準來給特定個人的價值觀定位。已故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 貝爾說過，他個人受到三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在文化上是保守主義者”，自認為是“中間偏左”，而他被世人定性為偏右的“新保守主義者”。由是觀之，稱呼一個人是左派或右派，也有可能僅僅是一個標簽，或是一種武斷之舉。
筆者剛剛參加了德國左翼綠黨影響下的伯爾基金會的一次活動。吊詭的是，前來參加活動的中國人，不是政治立場居中的公益活動家，就是被認為偏右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幾十個人中找不到一個中國左派。中國右派恰恰和歐洲左派和諧相處，這又說明了什麽？
所以，與其高調指責別人是“漢奸”和“帶路黨”，不如低調行善積德；與其互相指責，拋灑怨恨，不如開展善意的溝通，尋找左右兩翼的共同點，尊重彼此的差異和人的複雜性；與其抽象地追求什麽崇高目標，不如在鮮活生動的社會現實中通過個案和實際參與來體現各自的價值。▲（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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