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 －－中國挑戰了「歷史的終結」
Esquire說：「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法朗西斯·福山來中國了，11月4日下午三點，福山在清華大學蒙民偉音樂廳有一 場公開演講。在去年底接受《時尚先生Esquire》特約作者加藤嘉一的專訪時，福山說，中國構成了對「歷史的終結」這個觀念最重要的挑戰，「如果中國成 功化解了各種壓力，並且在下一階段繼續保持強大和穩定的狀態，那麼，我認為中國確實成為了自由民主製以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性選擇。」
福山是日裔美籍學者，史丹福大學教授，當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
1989年，柏林牆倒塌，冷戰行將結束，福山為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寫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提出歷史的演變與左派思想家的想像完全不同。歷史將終結於自由，即民選政府、個人權利以及資本和勞動力在相對溫和的國家監控下自由流動的經濟體係。
Esquire：在您最新出版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產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您提道：「政治製度從出現到發展，再到最終衰敗——我們有 必要把目光聚焦在這一進程上。」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的最近一期演講中，您也提道：「我不覺得美國文明或是私營產業已經衰落。真正的問題出 在美國政府的職能上。」您或許是想說，美國的政治體製當下正麵臨著潛在的危機，這一危機會將美國政治引向衰敗。我的問題是，美的政治體製如何能從製度上避 免這種衰敗，重獲新生，甚至是繼續發展呢？在這個進程中，政府應該怎樣努力？您一直強調「觀念的力量」，它在其中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福山：美國的早期歷史上不乏危機和衰敗的事例。比如說南北戰爭結束以後，那時美國剛剛迎來工業經濟的興起；再比如說1930年代大蕭條之後的那段時 期。在這些事例中，危機和衰敗最終都獲得了妥善的解決：在前一個時期，基層文官發起運動，呼籲文官製度改革，這項運動最終推動了1883年的彭德爾頓法案 的誕生；而在大蕭條以後，羅斯福新政應運而生。不過，這種危機的重建不是自發的：它既需要有基層的動員，又要在上層具備好的領袖，還要具備催生政治行動的 正確觀念。目前，我還沒有在美國政治中看到過這些基本要素，隻不過是在左派和右派的選民中流露出一些憤怒的情緒。現在，美國最具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 實際上不能代表全體公民的願望。
Esquire：說到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它對公民需求變化的反應能力，您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這兩種能力？美國政治能從中國的經驗中獲得一些啟示嗎？
福山：如果從結果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麵似乎都很勝任。比如說，政府為了發展鄉鎮企業落實了一係列的政策製度，這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做 不到的，再比如說，政府剝奪了軍隊從事營利的生意。然而，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也存在著腐敗問題。我們沒法從經驗上準確地獲知腐敗的程度，也無法和其他國 家作比較；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著手進行研究的主題。
Esquire：對我而言，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高度推崇「強國家、強政府和強領袖」這一模式。如果用您提出的政治製度的三個關鍵要素—國家、法治和問責民主製作為衡量，您會如何評價這一歷史現象？中國政治在未來還會繼續「發展」嗎？對您而言，它具有可持續性嗎？
福山：中國政治中一個始終懸而未解的經典難題是「昏君」的問題。在一個隻有強國家而缺乏法治或民主的體製中，一位明君能夠迅速地行動，比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更快地落實改革；而一個昏君在這種體製下，就會比在一個有各種監督和平衡機製的體製下造成更大的破壞。
Esquire：您如何從「歷史的終結」的角度，來評價一下蘇聯解體後中國當下的政治體製？我讀過您今年6月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從您的角度，中國如何能夠在未來的政治話語中成為一支突起的異軍？
福山：中國構成了對「歷史的終結」這個觀念的最重要的挑戰。迄今為止，它作為一個威權製的、半資本主義的政體，成功地掌握了經濟的現代化，並且可能 會成為世界上最富有且最強大的國家。你的問題在於，長遠來看這種體製是否可持續。有很多理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當它在麵對巨大的社會壓力時——這些社會壓 力的出現是現代化的產物——就會遇到大量挑戰。不過如果中國成功化解了這些壓力，並且在下一階段繼續保持強大和穩定的狀態，那麼我認為中國確實成為了自由 民主製以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性選擇。
Esquire：所謂「中國模式」似乎有一種傳播開來的趨勢，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我們會發現，一些國家感覺這種模式對它們的經濟發展甚至是 國家構建「具有吸引力」。中國共產黨肯定意識到了這一點，它在有意圖地向這些國家或區域給這種模式「打廣告」，旨在擴大中國的影響力範圍。我想這一舉措的 結果如何，很大程度上還要看西方自由民主具備怎樣的修復能力。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福山：很多人想要複製中國的威權主義，但是他們無法複製中國模式中其他決定性的因素，比如說精英製，一個高度紀律化的政黨層級，對教育的尊重，還有 之前所說的，統治者中普遍具備一種意識，那就是為公共利益而行動的責任感。所有亞洲威權政製的統治者或多或少都具備這種特質，他們關心更廣泛的社會發展， 而這些特質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東或非洲的統治者身上是缺失的。
Esquire：在您的新書中，您對於中國法治的未來發展尤為關注。您提道：「在中國，確立一種能夠限製政治權威的法治，這項工作仍在進行中。」就 在您的新書出版以後，今年10月份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五中全會仍然強調「黨的領導」，這包括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福山：中國近些年一直在推行「基於法治的決策製定」，這意味著基層政府越來越多地受到法律約束。五中全會不過是繼續這一傳統罷了。但是真正的法治需要將法律和政治體製中最具權勢的行動者結為一體，法治在這個意義上是指—統治從屬於法律。
Esquire：您一直在研究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的行為舉止，想從中探索它們如何對中國的政治做出改變。我也同意您在最近這本書中的觀點：「中國法 治和民主的未來將取決於：這個新的社會群??體能否打破傳統的力量均衡，這種力量一直存在於中國過去的國家和社會中。」我個人的觀察室，億萬中國中產階級 對政治的發展不太熱心，他們一輩子可能都隻有社會層麵的需求，比如教育、住宅、衛生保健等一些現在的政治體製可以提供的東西。此外，中產階級似乎也不認為 問責製民主會比中國共產黨「複雜的官僚製」運行得更好，「沒有一個更有效的替代選擇了」。我認為這些都反映出當今一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
福山：我認為，隻要這個國家的經濟保持增長，中產階級就會樂於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還是相當困難的，而且你必須要去追問，麵對經濟不景氣甚至是經濟衰退，收入降低或就業率下降之時，中產階級又會作何感想呢？
Esquire：我發現近些年來，尤其是在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冒出了許多對於國家-資本主義（state-capitalism）的「褒 獎」，這不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自身有多好，而是自由民主製（liberal-democracy）在問題的解決上已經走向了衰落。從這個意義上，民主的未 來可能取決於自由民主如何改進自身，特別是改進問題解決的能力，否則國家資本主義將會抬頭，成為某種「負責任的」體製，其結果就是，自由民主相應地走向衰 落。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呢？
福山：對，我認為不同的體製可見的成功或失敗對於其他國家在觀念和體製類型上的選擇有著很大的影響。現在的危險在於，一些威權體製看上去運轉良好， 與此同時，諸如歐盟、美國等民主國家則深陷低增長或失業狀態。所以說對這些國家的精英而言，尤其要對政治改革的問題多加留意。它會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
Esquire：如果可以，此時此刻您想對中國領導人提怎樣的建議呢？
福山：在內政問題上，我建議他集中力量，開創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在國際層麵上，他應該與其他的區域性力量加強合作，消除那些在各種議題上企圖分裂這種合作的煽動性言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