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正傳(續)

第四章 從末路到中興關於阿Ｑ從城裏回到未莊後的那段日子，魯迅在《阿Ｑ正傳》裏用“從中興到末路”做了章回的標題。這大概是悲劇人物的必由之路，而小周是喜劇人物，所以在他窮途末路回到上海後出現了中興奇跡。要敘述小周的中興之路，便不能不將車子搬來作為他人生舞台上的一個重要道具。玩車不僅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當初謀生的手段，後來還讓他去鬼門關轉了一圈。小周從小就屬於愛車一族，最開始是玩摩托車。窮人的孩子都吃過打蛔蟲的寶塔糖，他也喜愛那粉紅色的“糖果”，但他後來才知道一起玩摩托車的那個小夥伴竟是上海灘“寶塔糖大王”的落難公子。因為愛車，他偷渡日本前的工作便是在上海一家工廠當司機。而從日本被押送回來後，他丟了開車的工作，成了工廠裏的“清道夫”。兩年後，他不再願意忍辱負重地每天去通陰溝洞，又辭掉了清道夫的工作。當個人的命運和時代的脈搏合拍時，就像是在人生的旅途中登上了高速列車。假如小周當年沒有因為偷渡日本丟了開車的工作，那他後來或許就會像廠裏的那些老司機一樣，在改革開放駛入“國退民進”地界時成為千千萬萬個下崗工人中的一員。孫子兵法說“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對於許許多多或被迫或主動放棄“鐵飯碗”的人而言，改革開放為他們帶來了人生的機遇。當年，“傻子”年廣九的沉浮成了家喻戶曉的故事，他炒出來的“傻子瓜子”成了長得又長又粗的“資本主義尾巴”！小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幫他湊了一筆錢，買了一輛二手的“菲亞特”，讓他當了出租車司機，也讓他有了一條意大利產的“資本主義尾巴”。多年後，他所注冊的“曉風出租汽車社”被研究行業曆史的人列為改革開放後上海出現的第一個私人出租車公司。“八○後”，這不僅是一代人的稱呼，也是處於新時代分娩過程的中國社會最燥動不安的時期。不僅是年廣九一類長著資本主義尾巴的人物在大顯身手，夾著尾巴逃跑了的洋人也夾著皮包紛紛回到了中國。上海虹橋機場門口出租車排成一字長龍，迎候著會用兌換券支付車錢的洋人。那幾年，在龍頭的地方總是可以看到一個年輕人在給出租車司機當著義務翻譯，這個活躍的年輕人正是小周。說起小周的英語水平，應當遠在未莊的假洋鬼子之上。這假洋鬼子也就是去東洋混了半年，和小周在日本的牢房裏待的時間大致相當。假洋鬼子說過的英文，在《阿Ｑ正傳》裏有記載的隻有“No”這一個詞。而小周除了能說“Yes”和“No”以外，還能吐出“Peace Hotel”和“Ten Dollars”這樣複雜的詞組。以下的對話是在龍頭處經常可以聽到的。“Peace Hotel”，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走了過來。“OK！”小周滿臉堆笑，很自信地表明他明白洋人要去的地方。“去和平賓館你要多少錢？”小周轉向“龍頭”發問。“三十元。”龍頭的要價很合理。“Fifty yuan RMB（五十元）。”小周轉向洋人報了價。“No！Thirty（三十元）.”這洋人不是傻瓜。“他隻肯付二十元。”小周再一次麵向龍頭。龍頭聳了聳肩，表示不願意拉這趟“差頭”。為了國際友誼，避免國際爭端和顯示大國風範，在眾人的默許下，小周很無奈地接下了這個“賠本生意”，將他的菲亞特從長長的車隊尾巴開了過來。進入上海的外國人漸漸多了起來，小周的生意也愈發紅火了。許多外國人喜歡上了這個滿臉都是笑容，會將洋涇浜英語和肢體語言組合成一種各國通用語言的小夥子。正在和上海人恰談投資的美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駐華代表每次到上海時都喜歡將他高大的身軀塞進那輛小小的菲亞特。幾年之後，小周還清了買車的錢，賣掉了菲亞特，又動了去日本留學的念頭。他說：他是在日本跌倒的，他要在那裏站起來。他如願以償地辦妥了出國手續，完全合法地坐進了飛往日本的飛機機艙。然而，飛機遲遲沒有起飛，他急得滿頭是汗，心想一定是因為他當年偷渡日本的原因，這架飛機正在等待公安人員將他帶走。兩個小時後，兩個官員樣的旅客匆匆登上飛機。他們到機場時才發現護照不在身邊，全機艙的人都在等他們回家取護照。一場虛驚。人人都在罵這兩個旅客，小周更是恨不得唱一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在日本的幾年中，他不僅進了語言學校，學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而且又當上了貨車司機，依舊和方向盤結下不解之緣。數年前，當他有了一點錢後，他在上海買了輛一百多萬元的本馳車，然後給朋友們打電話，聲稱他成了中國最窮的本馳車車主！無論如何，這比阿Ｑ從城裏回到未莊時，將滿把銀的銅的，在櫃台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要神氣得多。當然，更比“戴兩個手表”要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