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紅軍第二十八軍軍長宋時輪：
宋時輪，原名宋際堯，別名宋之光。1907年9月10日生於湖南省醴陵北鄉黃村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1921年入醴陵縣立中學讀書，後因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被學校當局開除。1923年到長沙半工半讀。同年冬入軍閥吳佩孚的軍官教導團，因不堪虐待，逃回長沙。
1926年4月13日，宋時輪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範學校參加黃埔軍校入學考試，經過21日的複試，順利被黃埔軍校錄取。為表達革命的決心，趕上時代發展的車輪，他由宋際堯改名為宋時輪。
入校後，宋時輪的軍事訓練各項科目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就在他滿以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優秀學員時，不幸染上了瘧疾，加上腳氣病發作，他隻好在廣州東山醫院住院半年多。期間，宋時輪經張一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病愈出院後，因缺課太多，軍校決定將宋時輪轉入第六期，編在第一團第四營（營長陳明仁）第十六連。1927年1月，部隊駐防廣東東莞圩時，宋時輪由張慶孚（中共黨員、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反共“清黨”。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深與上海遙相呼應，在廣州製造了“四一五”慘案。4月20日，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先後扣留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分子100餘人。宋時輪作為 “共黨嫌疑”，也於這一天被捕，關進了廣州珠江南岸南石頭懲戒場。在監獄，國民黨正式審訊了宋時輪3次，每一次的結果都令國民黨當局大失所望，因為沒有絲毫的證據證明宋時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即便如此，國民黨當局還是以涉共嫌疑，判處宋時輪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經黨員廖益通找保人擔保，宋時輪被釋放。他很快離開廣州，乘船去香港，並在香港接轉組織關係，等候分配工作。真是無巧不成書，到香港後，他在住地附近巧遇舊日同學李適生。李適生一定要拉宋時輪去廣西張發奎的部隊謀職，態度十分堅決，二人發生了爭執，氣氛非常緊張。宋時輪怕節外生枝，無法脫身，沒等在香港辦妥組織關係接轉，即於當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於人生地疏，雖經多方努力、到處探詢，宋時輪始終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盡管他省吃儉用，仍然淪落到無錢吃飯的境地。無奈之下，他隻好捉筆為當時的上海街頭小報寫報屁股文章，換取微薄收入糊口。後來，他離開上海到湖北武漢、湖南長沙繼續尋找黨組織，均無結果，隻好返回家鄉醴陵，哥哥宋方桂十分氣憤地說：“家裏供你上學，是希望你有個出息，誰知你讀了一肚子書，不僅不能養家，還盡給家裏惹事，你是個敗家的崽！我要報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讓，惡言相向。宋時輪氣急了，隨手抄起身邊的條凳子將宋方桂打倒，衝出家門，父親宋名德見狀十分著急，緊緊跟在後麵追趕。宋名德追上宋時輪後，望著兒子瘦弱的身軀，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緊緊拉住兒子的手，塞給兒子幾塊錢，含淚喃喃地說：“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瀏陽、攸縣和江西萍鄉一帶，活躍著一支打白匪、殺土豪，令軍閥頗感頭痛的隊伍——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宋時輪回憶創建遊擊隊的經過時曾寫道： “經過艱苦宣傳，組織成了黑殺隊（遊擊隊），最多時37人，輾轉活動於萍鄉、瀏陽、醴陵、攸縣邊界地區。”這支隊伍在化名“張司令”的宋時輪的指揮下，不斷組織發動窮苦群眾懲戒惡勢力，使貧窮的農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許多窮苦的農民兄弟吸引到了黨的周圍。秋末，宋時輪舊疾複發，雙腿腫痛不能行走，遊擊隊員用擔架抬著他在姚家壩牛形嶺一帶活動。有一次，為了躲避還鄉團的搜捕，遊擊隊員隻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樹上。時近中午，一群荷槍實彈的還鄉團在樹下抽煙、聊天。樹上的宋時輪動也不敢動。對這件事，宋時輪很憋氣。他在晚年時回憶說：“我要是身體好，能動彈，早就把他們幹掉了。”
後來，由於病重，宋時輪來到已成立蘇區政權的江西省蓮花縣醫治。因為出獄後一直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也沒有黨的關係介紹信，1930年初，宋時輪在養病中，經賀碧如介紹，重新入黨，並擔任蓮花縣軍事部部長。同時，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編入紅軍第六軍。
1930年初春，宋時輪任中共湘東南特委委員、湘東南遊擊隊第二縱隊政治委員，後任紅軍學校第四分校校長。翌年春，他遵照上級命令，率領紅軍學校的全體幹部、學員進入中央蘇區。紅軍學校第四分校被改編為紅軍總司令部教導總隊，宋時輪任總隊長。1931年 3月，宋時輪調到紅軍第一方麵軍第三十五軍任參謀長。同年 10月，紅三十五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三師，宋時輪任該師參謀長，翌年6月任該師師長。1932年7月下旬，獨立第三、第六師合並，編為江西軍區第二十一軍，宋時輪任參謀長兼六十一師師長。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蘇區的急劇發展，宋時輪在一段時間裏受到影響。他在紅三十五軍時，就有人提出他有“AB團”嫌疑的問題。為此，他向軍長、政委詳細匯報了入獄、入黨和1929年拉遊擊隊以及到紅軍部隊之後的全部經曆。最後，他堅定地說：“1926年，我雖然在黃埔軍校參加過國民黨，但那是履行每一個入伍生的手續，我自入獄之後即同國民黨的組織脫離了一切關係，除加入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之外，沒有再加入任何組織，我絕對不是‘AB團’。”為避免鬥爭擴大化，紅三十五軍軍委當年對宋時輪所謂的“AB團”問題，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1932年10月，陳毅推薦宋時輪到紅二十二軍任參謀長。此時，有人再次提出宋時輪有“AB團”嫌疑的問題，致使其未能到職。
紅二十一、紅二十二軍是江西軍區的所屬部隊，作為軍區司令員的陳毅，聽到有人傳播有關宋時輪的消息之後，首先聽取了紅二十一軍政治委員李井泉關於宋時輪問題調查的情況匯報。爾後，他又親自找宋時輪談話。陳毅認為：對革命隊伍的同誌，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懷疑態度是極其錯誤的。他召集江西軍區參謀長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會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對宋時輪的懷疑是錯誤的，江西軍區經過調查之後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並向方麵軍報告。江西軍區調查後的結論是：“1931年，宋時輪確被人懷疑和亂供過，但是組織並未輕信，今天應當宣布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由陳毅推薦，調宋時輪任江西軍區司令部作戰科長。由於軍區參謀長郭天民要去紅軍學校學習，陳毅、李富春敦請朱德、周恩來要宋時輪盡快到職。1933年5月6日，宋時輪匆匆趕到江西軍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宋時輪受傷，留醫江西軍區。傷愈後，他幾次向陳毅請求去紅軍大學學習，得到批準。
1934年初春，宋時輪踏進了紅軍大學的校門。紅軍大學設高級指揮、上級政治、上級指揮、上級參謀4個科，宋時輪被編到上級參謀科。一個多月後，紅軍大學遵照《優待紅軍家屬條例》的規定，組織學員禮拜六幫助紅軍家屬挖泥塘。宋時輪負責挑，另一個學員負責上泥。負責上泥的學員，每擔都裝得很滿，並且逐擔增加。連泥帶水挑了幾擔之後，宋時輪對上泥的學員說：“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後少裝一些泥。”結果，下一擔裝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時輪直強的脾氣引發了，他說：“我是自願來優待紅軍家屬的，又不是來罰苦工的， 你為什麽要這樣搞？”回到紅大，負責上泥的學員向黨小組長匯報說：“宋時輪講‘優待紅軍家屬是罰苦工’”。黨小組立即開“鬥爭”會。宋時輪在會上複述自己的原話，雙方爭執不休。黨小組的其他學員因為不了解事情真相，隨聲附和說:宋時輪不接受黨小組的批評。最後，紅大以“破壞蘇維埃政府法令，組織觀念薄弱，堅持錯誤”及總政治部個別領導說“其二七年被捕後表現不好並有ABR嫌疑”等原因，給予宋時輪“開除其黨籍3個月”的處分。
宋時輪被開除黨籍一個月之後，鑒於他的考試成績非常好，紅大決定將他從上級參謀科轉到上級指揮科學習。不久，宋時輪在考試中又取得優異成績，紅大決定調他擔任上級指揮科的軍事教員。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出發前，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組成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編為幹部團上級幹部隊。 1935年9月上旬，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分裂，於9日夜出發北上。由於時間倉促，宋時輪事先沒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發現紅軍全部轉移，立即自動追趕中央紅軍。毛澤東見到他的時候說：“宋時輪你來了，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陝甘支隊勝利到達吳起鎮。很快，毛澤東和彭德懷到紅十五軍團駐地看望軍團領導。為了向中央紅軍學習，軍團領導請求毛澤東，由中央紅軍派一些幹部到紅十五軍團工作。不久，毛澤東找宋時輪談話，要他出任紅十五軍團作戰科長，協助參謀長主管部隊作戰。宋時輪帶著委屈表態說：“紅十五軍團剛剛組建不久，各方麵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戰科是部隊的核心部門，這麽重要的部門派一個被開除黨籍一年多、至今沒有予以恢複的非黨幹部去是否合適？”毛澤東接著說：“用人之長是組織的事，恢複你的黨籍也是組織的事，請你服從組織安排，愉快地到紅十五軍團報到工作。”由軍團政治委員程子華和錢鈞介紹，宋時輪再次入黨。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宋時輪任第一二0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團長，率部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同日軍作戰。同年9月，遵照八路軍總部的命令，他率第七一六團一個營組成雁北支隊，任雁北支隊支隊長兼政治委員。他率部北越長城，挺進雁北地區開展遊擊戰爭，打擊日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收複數座城鎮。直逼大同，嚴重威脅了大同日軍和同浦路北段日軍交通，打開了雁北地區的抗日局麵，受到八路軍總部的高度讚揚。
1938年5月，宋時輪奉命率領雁北支隊到達平西（北平以西）地區，與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鄧華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任縱隊司令員兼第十二支隊司令員。6月，他同政治委員鄧華一起，率領部隊挺進冀東，配合李運昌、胡錫奎等組織領導冀東抗日武裝暴動，並一度挺進到當時的北平郊區，大振了八路軍的聲威。當時暴動武裝有十多萬人，如果有堅強的領導，將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第四縱隊的領導人物缺乏就地堅持的信心，不顧八路軍總部要其堅守的電令，貿然決定將這十萬武裝全部帶離暴動發源地，向西部山區撤退，結果部隊在行進途中被山下奉文指揮的日軍全部打垮，轟轟烈烈的大暴動完全失敗，宋時輪作為四縱的軍事領導，其主要失誤是非常明顯的。他在晉察冀被批判，陳伯鈞日記就記載了他當時罵罵咧咧，十分火暴的情形，1940年，宋時輪到達延安，他領了個十分嚴重的處分。然後被派到軍政大學當教員。這是宋時輪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但也是這一階段，奠定了他在軍事上深厚的理論功底。
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9月，宋時輪隨陳毅到山東革命根據地工作，任津浦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山東野戰軍參謀長。在內戰開始後，執行出擊津浦路的任務，由於大形式的敵強我弱，1946年8月的泗縣戰鬥中失利，9月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嶽趁利用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配合不佳，各守本位的弱點，奇襲淮陰成功，迫使華中粟裕放棄根據地北撤。這次南線的總失利，雖然陳毅大包大攬了全部責任，作為參謀長負責具體戰鬥部署的宋時輪還是被免去職務，降為渤海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七師師長，1947年1月，出任改編後的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司令員，所部隻有7個步兵團，宋時輪初到十縱時，渤海的老兵們對他不太認可，常私下議論，如果楊國夫司令指揮，便如何如何。後來他憑著自己的豪爽和出色的指揮才能才贏得軍心。在孟良崮之役10縱側擊5軍成功、在泰蒙戰役中，他指揮所部全殲泰安國民黨72軍楊文泉部。 1947年掩護劉鄧挺進大別山進行的梁山戰役，對抗了五軍邱清泉部十天猛攻，任務完成後，由於宋判斷失誤，想當然的認為自己撤退，五軍會去追擊劉鄧，可是他讓開道路後，五軍卻趁機對其猛攻，把十縱逼到了背水作戰的境地，倉促轉移的時候損失了約2000兵員和4000民工。（宋時輪的指揮有點大而化之的味道。再加上28師王德貴、29師肖鋒這兩個不太稱職的師長，所部處境比較困難）梁山阻擊戰失利後，全縱隊上下都不滿。部下指責“黃埔軍校怎麽學的？十年內戰的經驗哪裏去了？”休整期間，宋時輪到各師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與會幹部一個個沒精打采的，宋時輪走進會場，幹部們低著頭鼓掌，掌聲也不響。宋時輪的開場白是通報全國戰場的形勢，幹部依然耷拉著頭，會場氣氛沉悶。宋時輪頓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門，大聲罵道：“我這個司令混蛋，打了敗仗！” 聽到司令罵自己，幹部們一下子把頭都抬起來了。宋時輪對梁山戰鬥指揮上的失誤作了深刻檢討。大家覺得宋時輪這個人不簡單，自己罵自己，有自我批評精神，都原諒了他，原來一肚子意見都沒了。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宋時輪率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在中原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遠出鄂北進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戰，接著在平漢路以西參加了宛東戰役，在陳賡判斷失誤的情況下，他沒有機械執行命令，最終抓住了敵58師魯道源一部，成為這次會戰的最大亮點。在6月中旬，為配合豫東戰役，宋時輪奉命立即率部進到上蔡地區，以高超的戰術機動牽製了胡璉兵團，保障了陳士榘開封之戰的勝利。接著，又率部在杞縣攔截國民黨援軍。29日，邱清泉兵團向桃林崗陣地發起攻擊，宋時輪指揮部隊頑強阻擊，激戰7晝夜，邱清泉讚歎“排炮不動，必是十縱”。遂避開宋時輪的防禦陣地，實施大迂回才趕到主戰場，迫使粟裕退兵。 在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中，宋時輪搶得主攻的榮譽，盡管地勢平坦，且以強大攻勢逼迫吳化文部戰場起義，但還是被助攻的九縱聶鳳智部和預備隊十三縱周誌堅部率先突破城牆，奪走了濟南第一團和第二團的榮譽。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徐東阻擊戰，宋時輪統一指揮三個縱隊對抗國民黨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的援軍，血戰10晝夜，圓滿地完成了阻擊任務，也是華東野戰軍防禦作戰的範例 。
1949年2月，宋時輪任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力邀同是猛將的陶勇出任副司令。他率部南下，與第七兵團王建安組成中突擊集團，參加渡江戰役，在裕溪口至棕陽鎮段，中突擊集團首先發起渡江，順利突破敵之江防，爾後，組織一部分部隊肅清沿江殘敵，親率主力部隊晝夜兼程向東疾進，按時進到吳興。與第十兵團葉飛將逃敵個軍全殲於郎溪、廣德地區。緊接著，宋時輪指揮第9兵團5個軍，會同第10兵團在粟裕統一指揮下發起上海戰役。上海解放後，宋時輪兼任淞滬警備區司令員。
1950年7月，朝鮮戰爭爆發，11月，正準備渡海解放台灣的第九兵團奉命北上入朝參戰，由於行動倉促和總後勤部張令彬副部長的失誤，所部15萬人並沒有足夠的冬裝，他隻能從紅軍時期就是朋友的東北軍區參謀長賀晉年處得到一些支援。在第二次戰役的東線戰場，所部20軍、27軍包圍美十軍的兩個師，毛澤東突然打來電報，要其圍而不殲，引敵來援，但美軍憑借著強大的工業力量迅速突圍逃脫，而我誌願軍攔截的26軍卻因後勤原因連冬衣都無法保障，長途跋涉而凍傷累累，最終九兵團凍傷達四萬餘人，部隊元氣大傷，沒能參加第三次、第四次戰役，直到第五次戰役才重新出現。他以凶猛的攻擊突擊的最遠。
1952年9月的一天，在鴨綠江邊即將返國的宋時輪將軍向長津湖方向脫帽彎腰，向長眠在那裏的他認識和不認識的戰友、那些有名和無名的忠勇士兵，深深地鞠躬90度。當他抬起頭來戴上軍帽向他們致莊重的軍禮的時候，人們發現，這位身經千戰的將領已經淚流滿麵。回國後，他任總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後兼政治委員。1955年授上將軍銜。1957年11月，他調任軍事科學院第一副院長，並先後兼任計劃指導部、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1958年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被連帶批判。 10年動亂期間，宋時輪曾遭受迫害。 1972年10月，宋時輪重新出來工作，擔任軍事科學院院長，院黨委第二書記、書記。與政委粟裕不合，故力邀張愛萍、廖漢生來軍科院共事，為我軍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宋在1977年至1980年擔任中央軍委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1980年以後，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審委員會主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主任，組織領導《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著有《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我軍勝利的指南》、《毛澤東軍事思想初探》等重要論文、論著。郭伯雄說“1980年，他主持起草的《關於戰略方針問題的建議》被中央軍委采納，《關於今後反侵略作戰幾個問題的初步設想》、《關於我國軍事組織體製問題的幾點建議》等研究報告，為中央軍委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他組織撰寫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一書，在軍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宋時輪將軍豪於飲，有百杯不倒之稱，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將軍”，而酒德極優，微醺後來者不拒，豪氣萬丈。其麾下華東野戰軍九兵團，人稱“酒兵團”。又將軍見部屬留小分頭即不悅，故其部屬為方便，均剃為光頭，九兵團又有“光頭團”之謂。1991年7月11日，戰功赫赫的宋將軍在北京去世。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記住曆史，因為那是我們的輝煌。”
宋時輪，原名宋際堯，別名宋之光。1907年9月10日生於湖南省醴陵北鄉黃村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1921年入醴陵縣立中學讀書，後因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被學校當局開除。1923年到長沙半工半讀。同年冬入軍閥吳佩孚的軍官教導團，因不堪虐待，逃回長沙。
1926年4月13日，宋時輪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範學校參加黃埔軍校入學考試，經過21日的複試，順利被黃埔軍校錄取。為表達革命的決心，趕上時代發展的車輪，他由宋際堯改名為宋時輪。
入校後，宋時輪的軍事訓練各項科目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就在他滿以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優秀學員時，不幸染上了瘧疾，加上腳氣病發作，他隻好在廣州東山醫院住院半年多。期間，宋時輪經張一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病愈出院後，因缺課太多，軍校決定將宋時輪轉入第六期，編在第一團第四營（營長陳明仁）第十六連。1927年1月，部隊駐防廣東東莞圩時，宋時輪由張慶孚（中共黨員、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反共“清黨”。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深與上海遙相呼應，在廣州製造了“四一五”慘案。4月20日，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先後扣留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分子100餘人。宋時輪作為 “共黨嫌疑”，也於這一天被捕，關進了廣州珠江南岸南石頭懲戒場。在監獄，國民黨正式審訊了宋時輪3次，每一次的結果都令國民黨當局大失所望，因為沒有絲毫的證據證明宋時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即便如此，國民黨當局還是以涉共嫌疑，判處宋時輪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經黨員廖益通找保人擔保，宋時輪被釋放。他很快離開廣州，乘船去香港，並在香港接轉組織關係，等候分配工作。真是無巧不成書，到香港後，他在住地附近巧遇舊日同學李適生。李適生一定要拉宋時輪去廣西張發奎的部隊謀職，態度十分堅決，二人發生了爭執，氣氛非常緊張。宋時輪怕節外生枝，無法脫身，沒等在香港辦妥組織關係接轉，即於當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於人生地疏，雖經多方努力、到處探詢，宋時輪始終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盡管他省吃儉用，仍然淪落到無錢吃飯的境地。無奈之下，他隻好捉筆為當時的上海街頭小報寫報屁股文章，換取微薄收入糊口。後來，他離開上海到湖北武漢、湖南長沙繼續尋找黨組織，均無結果，隻好返回家鄉醴陵，哥哥宋方桂十分氣憤地說：“家裏供你上學，是希望你有個出息，誰知你讀了一肚子書，不僅不能養家，還盡給家裏惹事，你是個敗家的崽！我要報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讓，惡言相向。宋時輪氣急了，隨手抄起身邊的條凳子將宋方桂打倒，衝出家門，父親宋名德見狀十分著急，緊緊跟在後麵追趕。宋名德追上宋時輪後，望著兒子瘦弱的身軀，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緊緊拉住兒子的手，塞給兒子幾塊錢，含淚喃喃地說：“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瀏陽、攸縣和江西萍鄉一帶，活躍著一支打白匪、殺土豪，令軍閥頗感頭痛的隊伍——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宋時輪回憶創建遊擊隊的經過時曾寫道： “經過艱苦宣傳，組織成了黑殺隊（遊擊隊），最多時37人，輾轉活動於萍鄉、瀏陽、醴陵、攸縣邊界地區。”這支隊伍在化名“張司令”的宋時輪的指揮下，不斷組織發動窮苦群眾懲戒惡勢力，使貧窮的農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許多窮苦的農民兄弟吸引到了黨的周圍。秋末，宋時輪舊疾複發，雙腿腫痛不能行走，遊擊隊員用擔架抬著他在姚家壩牛形嶺一帶活動。有一次，為了躲避還鄉團的搜捕，遊擊隊員隻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樹上。時近中午，一群荷槍實彈的還鄉團在樹下抽煙、聊天。樹上的宋時輪動也不敢動。對這件事，宋時輪很憋氣。他在晚年時回憶說：“我要是身體好，能動彈，早就把他們幹掉了。”
後來，由於病重，宋時輪來到已成立蘇區政權的江西省蓮花縣醫治。因為出獄後一直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也沒有黨的關係介紹信，1930年初，宋時輪在養病中，經賀碧如介紹，重新入黨，並擔任蓮花縣軍事部部長。同時，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編入紅軍第六軍。
1930年初春，宋時輪任中共湘東南特委委員、湘東南遊擊隊第二縱隊政治委員，後任紅軍學校第四分校校長。翌年春，他遵照上級命令，率領紅軍學校的全體幹部、學員進入中央蘇區。紅軍學校第四分校被改編為紅軍總司令部教導總隊，宋時輪任總隊長。1931年 3月，宋時輪調到紅軍第一方麵軍第三十五軍任參謀長。同年 10月，紅三十五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三師，宋時輪任該師參謀長，翌年6月任該師師長。1932年7月下旬，獨立第三、第六師合並，編為江西軍區第二十一軍，宋時輪任參謀長兼六十一師師長。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蘇區的急劇發展，宋時輪在一段時間裏受到影響。他在紅三十五軍時，就有人提出他有“AB團”嫌疑的問題。為此，他向軍長、政委詳細匯報了入獄、入黨和1929年拉遊擊隊以及到紅軍部隊之後的全部經曆。最後，他堅定地說：“1926年，我雖然在黃埔軍校參加過國民黨，但那是履行每一個入伍生的手續，我自入獄之後即同國民黨的組織脫離了一切關係，除加入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之外，沒有再加入任何組織，我絕對不是‘AB團’。”為避免鬥爭擴大化，紅三十五軍軍委當年對宋時輪所謂的“AB團”問題，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1932年10月，陳毅推薦宋時輪到紅二十二軍任參謀長。此時，有人再次提出宋時輪有“AB團”嫌疑的問題，致使其未能到職。
紅二十一、紅二十二軍是江西軍區的所屬部隊，作為軍區司令員的陳毅，聽到有人傳播有關宋時輪的消息之後，首先聽取了紅二十一軍政治委員李井泉關於宋時輪問題調查的情況匯報。爾後，他又親自找宋時輪談話。陳毅認為：對革命隊伍的同誌，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懷疑態度是極其錯誤的。他召集江西軍區參謀長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會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對宋時輪的懷疑是錯誤的，江西軍區經過調查之後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並向方麵軍報告。江西軍區調查後的結論是：“1931年，宋時輪確被人懷疑和亂供過，但是組織並未輕信，今天應當宣布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由陳毅推薦，調宋時輪任江西軍區司令部作戰科長。由於軍區參謀長郭天民要去紅軍學校學習，陳毅、李富春敦請朱德、周恩來要宋時輪盡快到職。1933年5月6日，宋時輪匆匆趕到江西軍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宋時輪受傷，留醫江西軍區。傷愈後，他幾次向陳毅請求去紅軍大學學習，得到批準。
1934年初春，宋時輪踏進了紅軍大學的校門。紅軍大學設高級指揮、上級政治、上級指揮、上級參謀4個科，宋時輪被編到上級參謀科。一個多月後，紅軍大學遵照《優待紅軍家屬條例》的規定，組織學員禮拜六幫助紅軍家屬挖泥塘。宋時輪負責挑，另一個學員負責上泥。負責上泥的學員，每擔都裝得很滿，並且逐擔增加。連泥帶水挑了幾擔之後，宋時輪對上泥的學員說：“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後少裝一些泥。”結果，下一擔裝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時輪直強的脾氣引發了，他說：“我是自願來優待紅軍家屬的，又不是來罰苦工的， 你為什麽要這樣搞？”回到紅大，負責上泥的學員向黨小組長匯報說：“宋時輪講‘優待紅軍家屬是罰苦工’”。黨小組立即開“鬥爭”會。宋時輪在會上複述自己的原話，雙方爭執不休。黨小組的其他學員因為不了解事情真相，隨聲附和說:宋時輪不接受黨小組的批評。最後，紅大以“破壞蘇維埃政府法令，組織觀念薄弱，堅持錯誤”及總政治部個別領導說“其二七年被捕後表現不好並有ABR嫌疑”等原因，給予宋時輪“開除其黨籍3個月”的處分。
宋時輪被開除黨籍一個月之後，鑒於他的考試成績非常好，紅大決定將他從上級參謀科轉到上級指揮科學習。不久，宋時輪在考試中又取得優異成績，紅大決定調他擔任上級指揮科的軍事教員。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出發前，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組成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編為幹部團上級幹部隊。 1935年9月上旬，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分裂，於9日夜出發北上。由於時間倉促，宋時輪事先沒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發現紅軍全部轉移，立即自動追趕中央紅軍。毛澤東見到他的時候說：“宋時輪你來了，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陝甘支隊勝利到達吳起鎮。很快，毛澤東和彭德懷到紅十五軍團駐地看望軍團領導。為了向中央紅軍學習，軍團領導請求毛澤東，由中央紅軍派一些幹部到紅十五軍團工作。不久，毛澤東找宋時輪談話，要他出任紅十五軍團作戰科長，協助參謀長主管部隊作戰。宋時輪帶著委屈表態說：“紅十五軍團剛剛組建不久，各方麵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戰科是部隊的核心部門，這麽重要的部門派一個被開除黨籍一年多、至今沒有予以恢複的非黨幹部去是否合適？”毛澤東接著說：“用人之長是組織的事，恢複你的黨籍也是組織的事，請你服從組織安排，愉快地到紅十五軍團報到工作。”由軍團政治委員程子華和錢鈞介紹，宋時輪再次入黨。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宋時輪任第一二0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團長，率部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同日軍作戰。同年9月，遵照八路軍總部的命令，他率第七一六團一個營組成雁北支隊，任雁北支隊支隊長兼政治委員。他率部北越長城，挺進雁北地區開展遊擊戰爭，打擊日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收複數座城鎮。直逼大同，嚴重威脅了大同日軍和同浦路北段日軍交通，打開了雁北地區的抗日局麵，受到八路軍總部的高度讚揚。
1938年5月，宋時輪奉命率領雁北支隊到達平西（北平以西）地區，與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鄧華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任縱隊司令員兼第十二支隊司令員。6月，他同政治委員鄧華一起，率領部隊挺進冀東，配合李運昌、胡錫奎等組織領導冀東抗日武裝暴動，並一度挺進到當時的北平郊區，大振了八路軍的聲威。當時暴動武裝有十多萬人，如果有堅強的領導，將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第四縱隊的領導人物缺乏就地堅持的信心，不顧八路軍總部要其堅守的電令，貿然決定將這十萬武裝全部帶離暴動發源地，向西部山區撤退，結果部隊在行進途中被山下奉文指揮的日軍全部打垮，轟轟烈烈的大暴動完全失敗，宋時輪作為四縱的軍事領導，其主要失誤是非常明顯的。他在晉察冀被批判，陳伯鈞日記就記載了他當時罵罵咧咧，十分火暴的情形，1940年，宋時輪到達延安，他領了個十分嚴重的處分。然後被派到軍政大學當教員。這是宋時輪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但也是這一階段，奠定了他在軍事上深厚的理論功底。
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9月，宋時輪隨陳毅到山東革命根據地工作，任津浦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山東野戰軍參謀長。在內戰開始後，執行出擊津浦路的任務，由於大形式的敵強我弱，1946年8月的泗縣戰鬥中失利，9月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嶽趁利用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配合不佳，各守本位的弱點，奇襲淮陰成功，迫使華中粟裕放棄根據地北撤。這次南線的總失利，雖然陳毅大包大攬了全部責任，作為參謀長負責具體戰鬥部署的宋時輪還是被免去職務，降為渤海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七師師長，1947年1月，出任改編後的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司令員，所部隻有7個步兵團，宋時輪初到十縱時，渤海的老兵們對他不太認可，常私下議論，如果楊國夫司令指揮，便如何如何。後來他憑著自己的豪爽和出色的指揮才能才贏得軍心。在孟良崮之役10縱側擊5軍成功、在泰蒙戰役中，他指揮所部全殲泰安國民黨72軍楊文泉部。 1947年掩護劉鄧挺進大別山進行的梁山戰役，對抗了五軍邱清泉部十天猛攻，任務完成後，由於宋判斷失誤，想當然的認為自己撤退，五軍會去追擊劉鄧，可是他讓開道路後，五軍卻趁機對其猛攻，把十縱逼到了背水作戰的境地，倉促轉移的時候損失了約2000兵員和4000民工。（宋時輪的指揮有點大而化之的味道。再加上28師王德貴、29師肖鋒這兩個不太稱職的師長，所部處境比較困難）梁山阻擊戰失利後，全縱隊上下都不滿。部下指責“黃埔軍校怎麽學的？十年內戰的經驗哪裏去了？”休整期間，宋時輪到各師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與會幹部一個個沒精打采的，宋時輪走進會場，幹部們低著頭鼓掌，掌聲也不響。宋時輪的開場白是通報全國戰場的形勢，幹部依然耷拉著頭，會場氣氛沉悶。宋時輪頓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門，大聲罵道：“我這個司令混蛋，打了敗仗！” 聽到司令罵自己，幹部們一下子把頭都抬起來了。宋時輪對梁山戰鬥指揮上的失誤作了深刻檢討。大家覺得宋時輪這個人不簡單，自己罵自己，有自我批評精神，都原諒了他，原來一肚子意見都沒了。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宋時輪率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在中原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遠出鄂北進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戰，接著在平漢路以西參加了宛東戰役，在陳賡判斷失誤的情況下，他沒有機械執行命令，最終抓住了敵58師魯道源一部，成為這次會戰的最大亮點。在6月中旬，為配合豫東戰役，宋時輪奉命立即率部進到上蔡地區，以高超的戰術機動牽製了胡璉兵團，保障了陳士榘開封之戰的勝利。接著，又率部在杞縣攔截國民黨援軍。29日，邱清泉兵團向桃林崗陣地發起攻擊，宋時輪指揮部隊頑強阻擊，激戰7晝夜，邱清泉讚歎“排炮不動，必是十縱”。遂避開宋時輪的防禦陣地，實施大迂回才趕到主戰場，迫使粟裕退兵。 在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中，宋時輪搶得主攻的榮譽，盡管地勢平坦，且以強大攻勢逼迫吳化文部戰場起義，但還是被助攻的九縱聶鳳智部和預備隊十三縱周誌堅部率先突破城牆，奪走了濟南第一團和第二團的榮譽。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徐東阻擊戰，宋時輪統一指揮三個縱隊對抗國民黨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的援軍，血戰10晝夜，圓滿地完成了阻擊任務，也是華東野戰軍防禦作戰的範例 。
1949年2月，宋時輪任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力邀同是猛將的陶勇出任副司令。他率部南下，與第七兵團王建安組成中突擊集團，參加渡江戰役，在裕溪口至棕陽鎮段，中突擊集團首先發起渡江，順利突破敵之江防，爾後，組織一部分部隊肅清沿江殘敵，親率主力部隊晝夜兼程向東疾進，按時進到吳興。與第十兵團葉飛將逃敵個軍全殲於郎溪、廣德地區。緊接著，宋時輪指揮第9兵團5個軍，會同第10兵團在粟裕統一指揮下發起上海戰役。上海解放後，宋時輪兼任淞滬警備區司令員。
1950年7月，朝鮮戰爭爆發，11月，正準備渡海解放台灣的第九兵團奉命北上入朝參戰，由於行動倉促和總後勤部張令彬副部長的失誤，所部15萬人並沒有足夠的冬裝，他隻能從紅軍時期就是朋友的東北軍區參謀長賀晉年處得到一些支援。在第二次戰役的東線戰場，所部20軍、27軍包圍美十軍的兩個師，毛澤東突然打來電報，要其圍而不殲，引敵來援，但美軍憑借著強大的工業力量迅速突圍逃脫，而我誌願軍攔截的26軍卻因後勤原因連冬衣都無法保障，長途跋涉而凍傷累累，最終九兵團凍傷達四萬餘人，部隊元氣大傷，沒能參加第三次、第四次戰役，直到第五次戰役才重新出現。他以凶猛的攻擊突擊的最遠。
1952年9月的一天，在鴨綠江邊即將返國的宋時輪將軍向長津湖方向脫帽彎腰，向長眠在那裏的他認識和不認識的戰友、那些有名和無名的忠勇士兵，深深地鞠躬90度。當他抬起頭來戴上軍帽向他們致莊重的軍禮的時候，人們發現，這位身經千戰的將領已經淚流滿麵。回國後，他任總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後兼政治委員。1955年授上將軍銜。1957年11月，他調任軍事科學院第一副院長，並先後兼任計劃指導部、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1958年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被連帶批判。 10年動亂期間，宋時輪曾遭受迫害。 1972年10月，宋時輪重新出來工作，擔任軍事科學院院長，院黨委第二書記、書記。與政委粟裕不合，故力邀張愛萍、廖漢生來軍科院共事，為我軍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宋在1977年至1980年擔任中央軍委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1980年以後，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審委員會主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主任，組織領導《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著有《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我軍勝利的指南》、《毛澤東軍事思想初探》等重要論文、論著。郭伯雄說“1980年，他主持起草的《關於戰略方針問題的建議》被中央軍委采納，《關於今後反侵略作戰幾個問題的初步設想》、《關於我國軍事組織體製問題的幾點建議》等研究報告，為中央軍委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他組織撰寫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一書，在軍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宋時輪將軍豪於飲，有百杯不倒之稱，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將軍”，而酒德極優，微醺後來者不拒，豪氣萬丈。其麾下華東野戰軍九兵團，人稱“酒兵團”。又將軍見部屬留小分頭即不悅，故其部屬為方便，均剃為光頭，九兵團又有“光頭團”之謂。1991年7月11日，戰功赫赫的宋將軍在北京去世。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記住曆史，因為那是我們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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