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紅軍第十五軍軍長陳資平：
有陳治平這樣曲折經曆的人，實在太少見了。他領導過農民武裝暴動，出席過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紅軍十五軍軍長、河南省委書記。可是，被敵人逮捕後，卻墮落為黨的叛徒，事敵十餘年。然而曆史的洪流，又使他終於醒悟。遺憾的是，當他重新舉起反蔣旗幟時，卻遭敵暗算，被捕入獄，慷慨獻出生命。
投身革命，打響蘇北農民革命戰爭第一槍：
陳治平，原名陳文正，又名陳資平、陳惕廬等。1898年8月生於淮安縣欽工區橫溝寺。先後畢業於南京國學專修館、江蘇省蠶業專科學校。1924年底考入廣州黃埔軍校人伍生總隊，結識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委張曙時、組織部長侯紹裘 (共產黨員)。1926年10月，經侯紹裘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到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淮海鹽阜一帶開展活動。他在淮安北鄉和漣水、淮陰、泗陽、阜寧等地，廣泛聯絡知識青年，先後成立讀書會、孫文主義研究會，發動和建立農民協會。1927年9月，他介紹同鄉趙心權、厲石卿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橫溝寺建立了中共淮安特支，直屬江蘇省委領導，陳任特支書記。這是淮鹽地區最早的中共基層組織。是年底，在江蘇省委特派員何盂雄來淮指導下，中共淮陰特委、中共淮安縣委在橫溝寺相繼成立，陳治平任特委、縣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之後，江蘇省委在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的部署中，決定在淮安北鄉舉行農民暴動。何孟雄傳達了這一指示，並與特委、縣委研究、布置了這一工作。1928年春節前後，暴動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建立了八十多個黨支部，縣農民自衛軍得到擴大，成立了大隊部，掌握了三百多槍支。2月上旬，因情況有變，在來不及向身在泗陽縣的何孟雄請示的情勢下，陳治平決定提前暴動。2月10日淩晨，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武裝暴動在淮海平原的雪野上爆發，橫溝寺學校上空高高飄揚起中國共產黨黨旗，大門兩側分別掛出“淮安縣蘇維埃政府”，、“淮安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部”的標牌。一千多名暴動隊員臂戴紅袖標，手持各式武器，冒著風雪分路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破壞交通，衝人地主富農家中收槍支、燒田契、分糧食。農民軍把北鄉最大的惡霸地主、團董董玉璠捉來處治。那些拿慣了鋤柄、扶慣了犁梢的手，乍然端起步槍，不免抖動起來。這時。隻見陳治平左手叉腰，右臂款款舉起駁殼槍，對準董的頭顱打響了第一槍。此後，蘇北平原農民暴動此起彼落，40天後，泰興、如皋一帶爆發了規模更大的農民暴動。橫溝暴動第三日，國民黨淮安縣政府糾集常備隊所有兵力，包括一個騎兵隊，傾巢出動，並邀來正規軍的一個營作預備隊，前往****。敵兵分三路進攻，暴動隊伍分三路抵抗。在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暴動指揮員和隊員們頑強戰鬥，苦撐苦捱，經一天幾度交戰，對敵雖有殺傷，自己亦傷亡較大。暴動領導人穀大濤、章潔夫等五位同誌壯烈犧牲，隊員家屬有3人遭殺害。陳治平家被放火燒毀，其父陳桂元等19人被捕入獄。
橫溝暴動雖被國民黨鎮壓下去，但其影響巨大而深遠。暴動揭開了蘇北農民革命戰爭的序幕，不僅在當地人民的心田裏埋下了火種，而且在軍事理論建設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暴動當月，何孟雄在《淮安北鄉暴動報告》中總結了農民遊擊戰爭的九條經驗教訓。半個多世紀後的t985年，劉瑞龍在《群眾》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這九條與朱德、毛澤東後來歸納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已有很多類似或接近的思想”。瞿秋白也曾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肯定了淮安農民暴動。
經過橫溝暴動的洗禮和考驗，陳治平的果敢頑強和組織才幹得到江蘇省委的認可和賞識。不久，陳治平、王若飛、項英、蔡暢、嚴樸等其12位江蘇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陳治平成為142名代表中有表決權的84人之一。陳治平還在6月25日的大會討論中發了言。這個發言的錄音，後經蘇聯國家檔案局存轉，現藏於我國中央檔案館。陳治平的發言，對瞿秋白作的政治報告所分析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判斷，對盲動主義、命令主義是黨的主要危險傾向的判斷，對當前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將不可避免的觀點表示由衷擁護。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必須處處服從共產國際領導有一種感慨和困惑：中共黨代會的主要代表何以要由共產國際來圈定?在中國蘇維埃紅色根據地肩負革命重任並承寄勝利希望的毛澤東、朱德卻不在應邀之列，尤其是不講德才，隻看階級成分，指定不稱職的向忠發為黨的書記。他懂得，流露任何懷疑和不滿情緒都是不被允許的，他不得不把這粒怪味的種子深深埋在心底。就這樣，離開蘇聯，回到充滿白色恐怖的上海，繼續從事蘇北農運工作。
此後。他相繼擔任中共淮鹽特委書記、省委巡視員，整頓重建徐海蚌特委並任書記。1930年夏，身為徐海蚌特委書記的陳治平，受命組建紅軍十五軍，擔任軍長。為此，他四處奔波，苦心經營。為擴充兵力，他還曾深入虎穴，去抱犢山爭取魯南大土匪頭子劉桂堂(外號劉黑七，即電視片《混世魔王》主人公)。劉桂堂不同意共產黨派幹部進去，也不接受改編他的部隊，陳治平悻悻而歸。
不久，陳治平調任上海滬西區委、滬南區委書記。繼而又先後擔任江蘇省委委員、常委、農運委書記、職運委書記、歪委書記等職。作為江蘇省委核心人物之一的陳治平，和何孟雄等同誌一道，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立三路線進行了抵製和批判。他們還反對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的六屆四中全會。陳治平與王克全等5人聲明退出由王明擔任書記的江蘇省委，主張另組第二省委，以抵製王明推行的宗派主義。
叛變投敵，在罪惡之路上加官晉爵：
1932年8月，陳治平被調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不料他到任第三天，就被叛徒、原開封市委書記胡玉坤出賣而被捕，並被解往武漢行營，由蔣介石親自審訊。麵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是堅守氣節，還是賣身投靠?是寧死不屈，還是貪生怕死?陳治平在這個最重大抉擇關頭，選擇了後者。他，終於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幟下。當年11月，他發表了脫離共產黨的《啟事》，發出“半殖民地經濟的中國絕非共產主義所能挽救”的謬論。由於他的出賣，中共徐海蚌特委、上海市委等組織的部分領導人相繼被捕。
由於陳治平叛變投敵，中共徐海蚌特委和江蘇省委均遭到重大破壞。中共中央於 1933年1月1日作出決議，永遠開除陳治平出黨。
陳治平叛變後積極參與開創“南京實驗區”和社會內線“細胞工程”的特務組織，曾被稱為“細胞工程專家”，頗得特務頭子徐恩曾的賞識。惟其如此，他被委以高官、重任。在蔣介石政權中，陳治平擔任的主要職務有：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南京實驗區”區長，貴州省黨部執行委員、主任委員，青島市調查統計室主任，中統局蘇魯豫皖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農林部專員，中央組織部戰地黨務處處長，浙江省政府委員、浙江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教育長等職。
1935年初，蔣介石調李次溫與陳一起入黔主事。陳治平在貴州更加賣力地為蔣介石統治效勞，居然開創了據說是貴州的“黃金時代”。他決意在整頓、振興“黨務”上大顯身手，並從搞“青年運動”入手，組建了“貴州省青年陣地社”，一年時間，競將一向死氣沉沉的貴州省各級國民黨黨部，搞得熱熱鬧鬧。省府各廳處職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視”黨部。就連陳立夫也承認，陳治平“是個會辦黨務的人才”。
但是，叛徒的角色在人們心坎上總是打上特殊印記的。陳治平如此效忠“黨國”，卻從未被國民黨同僚視為“正人君子”。相反，他的才幹，他的活動，更惹來了同僚的嫉恨，密告他懷有“野心”。一向多疑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叛徒當然不會真正信任。所以，由陳治平一手張羅起來的“貴州省青年陣地社”，最終被國民黨中央作為“不法社團”取締了。有人認為，國民黨後來創建“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受了“貴州省青年陣地社”的啟發。
全國抗戰爆發了。陳治平是個知識分子，他在政治上變節了，但民族心尚未泯滅。他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創辦了“貴州省邊遠農村工作團”，組織知識青年，分批集訓以後分往黔南、黔北的鄉村，宣傳抗日；他還組織過幾批戰地服務團，前往武漢、江西、河南等抗日前沿，並親自帶領服務團，奔赴長沙大火後的湘贛前線，後來又到山東敵後開展活動。
然而，陳治平所表現出的抗日熱情和實際作為越出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的規範，哪能允許其再展身手?在蔣介石指使下，國民黨特務對陳治平進行暗中調查，後來派人將他監視了起來。
終於，陳升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不過半年，即被國民黨當局撤換。這對他當然又是當頭一棒。
尋求歸正，血染紅旗洗汙痕：
1935年，陳治平入黔不久，經過喬裝的葉劍英突然隻身叩訪陳治平，一連兩次均未相遇，隻得留了封信。這是中共領導對他的一次挽救活動。當時，正值紅軍長征在途，足見中國共產黨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一貫精神。葉劍英是陳治平黃埔軍校學習時最敬重的師長之一。數日後，陳治平返回，看到了葉劍英的信。他一口氣把信讀了兩遍，連聲感歎“可惜，可惜!”信的大意是，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於危亡；國共兩黨應停止內戰，共赴疆場逐倭；並以師生之情告誡陳治平，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葉劍英的來訪和信函，如一石投池，在陳治平的腦海中，濺起無數水花，泛出層層漣漪。尤其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潛藏著愛國良知的陳治平，被長驅直入的日軍炮聲所震驚，被民族危亡的現狀所激奮，被中共抗日主張所呼喚，逐步地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由不願接受到產生反感。以抗日戰爭為契機，陳治平在這次重大的人生抉擇中，進入了由投蔣、忠蔣，到疑蔣、反蔣的艱苦轉變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陳治平閱讀馬列論著的事不可不提。說來真怪，擔任中共要職時未能認真學習理論，多忙於集會、罷工、暴動，而身居國民黨高官後，卻偷偷閱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問題》。也正是這個“怪”集中反映了那個特定時代和環境，造就陳治平這種獨特人物的曆史可能性，從而形成“陳治平現象”。
陳治平曾幾度到抗戰前線活動，接觸了很多抗日誌士和愛國將領。他特別崇敬堅持抗日的馮玉祥將軍，曾互贈字聯，結為好友。他還深得山東省主席沈鴻烈賞識，被委為山東省總動員委員會秘書長，並隨同奉調重慶，任農林部專員。在重慶，他又與李濟深過從甚密，並應聘出任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黨務處處長。
由於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陳治平曾數次喬扮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門前。他曾親眼看到周恩來、鄧穎超迎客送客，下車上車，幾度想邁進大門，握住他們的手，申述、自己內心的活動，但一想到自己罪惡的一節，就鼓不起勇氣向前猛跨過去了，隻好返身踱回住所，扼腕懊悔歎氣。其妻張淑媛見狀，不止一次地鼓勵他說：“我們和周先生是老鄉，你們過去在一起又那麽親密，你當時工作也很出色，如今同居一城，都在抗日，你去見他，難道會把你攆出來麽?”陳治平有時沉默，有時沮喪地答道：“攆我當然不會，要知道，我有曆史上的那一節，見了麵，要我怎麽說起呢?”機緣雖在，曆史無情。由於陳治平的踟躕，致使上海分手之後，陳治平終其一生，再也未能與他所敬重的周恩來相逢。
陳治平盡管是那麽遲疑難決，但他並未停止意欲歸正的追求。正如貴州省一位省級文史館員在回憶錄中指出的那樣，陳治平總是“追求新境，毫不停步”。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順應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曆史潮流，力主和平建國。而堅持獨裁、內戰的蔣介石則更加不得人心。離蔣反蔣已成為包括陳治平在內的國民黨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1946年5月，陳治平奉調來到杭州。同年底，國民政府競選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陳治平借口稱病，拒絕蔣介石電召，明確表示不參加競選。杭州任上，陳治平把主要精力放在 “孫盟”上了。他同“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許聞天、屬於鄧演達組建的“第三黨”的鄧吳明取得聯係，一起籌建了“以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反蔣聯共為宗旨”，“以在蔣政權中瓦解蔣政權為任務”，“以在國民黨上層搞軍事策反為重點”的孫文主義革命同盟。陳治平任“孫盟”常委、組織部長，起草了組織綱領。接著，他先後建立了“孫盟”浙江支盟、貴州支盟、上海支盟，兼任上海支盟負責人。在杭州二年多時間內，他創建了浙江省農村文化促進會、中國農工通訊社、大眾社。1448年6月，浙江省主席沈鴻烈辭職，陳亦隨之辭掉在國民政府中的一切職務。此後，他來到南京大行宮經辦“文風書店”，以掩護“孫盟”活動。同時兼任中國農工通訊社副社長。
須知，陳治平得以真正複歸革命行列，說到底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以及黨組織的關注和引導。
1948年夏秋之交，中共華中工委公安局偵察科長江華派科員李柯平前往漣水縣唐集，拜會陳治平的至友、親戚沈祝唐。見麵時，沈一人在家吟詩自慨，李見詩中有“誰為引船纜”句，便主動附和一首：“行吟澤畔持高節，欲賦《江南》趁早秋，成功即是榮歸日，為係扁舟待渡頭。”詩雖近乎拈集古人成句，卻把主人的心境，當時的形勢，上級的任務，來者的使命，皆揉合一處了。
按照李柯平的布置，沈祝唐接受了前往江南策反陳治平的特別任務。他先在偵察科受訓半月，然後從清江市啟程，繞道鹽城、南通，抵杭州，返上海，幾經周折，最後在南京找到了陳治平。沈的到來，使陳驚喜不已。沈說明來意後，向陳提出兩條，要麽立功贖罪，回頭是岸，要麽執迷不悟，“拿我祝大的頭去請賞。”陳治平這次終於抓住機會，霍地站立起來，雙手握住沈手：“祝大，別人不了解我，難道你還不了解麽?……”說時聲淚俱下，當即欣然接受中共組織提出的“立即發動遊擊”、“打入敵營策反、迎接我軍勝利渡江”的任務，並決定由“孫盟”江蘇支盟負責人張達生，偕沈祝唐前往華中工委複命。陳治平還引薦沈祝唐與許聞天、鄧吳明、高宗禹等“孫盟”負責人會晤。“孫盟”因陳治平有了中共華中工委的渠道和背景，工作開展得更加活躍，曾派張達生先後三次潛往江北，接受華中工委的任務，傳遞情報資料。“孫盟”在合法與隱蔽的鬥爭中，先後成功地策反了江蘇省保安第二旅、駐京畿部隊九十七師、江蘇省水上警察局，以及長江南岸、杭州外郊十餘縣市的保安團隊。陳治平在這段日子裏，常攜次子幼廬及友人之子陳嘉寧兩少年，往來於南京、上海、杭州之間，以孩童為旅行掩護，傳遞情報，開展工作。在中共組織的領導與指導之下開展鬥爭，陳治平心裏十分坦然，再無疑慮。他對一位摯友秦雅芳說：“不管共產黨對我如何評價，這一次我決心跟共產黨走到底。”為了控製上海軍港和機場，以取得更大戰果，陳治平積極參與做浙江省主席陳儀的工作，要他策反其“義子”湯恩伯，不料被湯出賣，蔣介石將陳儀幽禁起來，並派少將高級參謀陳祖敏打入“孫盟”。1949年3月28日，陳治平在上海的南京飯店召集會議，共商策應解放軍渡江、進軍上海事宜，陷入陳祖敏預設的埋伏，與會眷全部被捕。京(寧)滬線上的“孫盟”組織幾乎全遭破壞，許聞天、金紹先也同時被捕。由於許、金係國民黨立法委員，軍警不得擅自逮捕，又時值國共再度談判，李宗仁、何應欽不得不將許等釋放。陳治平等則無“立委”身份可庇，雖經“孫盟”多方努力營救，終未能脫出魔掌。陳治平被關押於黃浦監獄，經受酷刑折磨，不為所屈。他在獄中給妻兒的遺書中兩次寫道：“我的死是光榮的，愉快的，也可說是求仁得仁”，“心中毫無遺憾”。又告誡子女要“好好的求學，立誌做人，繼續吾之事業”。這一切表明，經過大跨度大反差的曲折經曆，好不容易從惡夢中走出，重新追得真理的陳治平，此時已義無反顧，完全置生死於度外了。當年5月11日，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終於對陳治平等被捕的“孫盟”領導人下毒手了。當日下午，陳治平繞廊一周，與難友告別。赴刑途中，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目睹者無不動容。陳治平、張達生等五人在閘北區宋教仁公園壯烈就義。
1949年9月，新政協邀請許聞天、鄧昊明代表“孫盟”出席第一屆政協會議，周恩來在籌備工作報告中特地提及此事。1950年8月，有關部門追認陳治平為革命烈士。同年12月，陳之次子陳幼廬在朝鮮戰場犧牲，張淑媛成了雙重烈屬。陳毅市長曾親自登門看望她，並指示有關部門幫助她安排子女讀書、就業。
在世已幾度曲折的陳治平死後仍餘波三疊。1963年春太湖畔發生一起涉外事件，一個身披袈紗的老和尚當海外遊人麵澆油自焚。華東局最高領導人柯慶施拍案斷言，這和尚是陳治平，當年殺掉的是“替身”。當公安部門指出陳氏確已追認為烈士時，柯順手用紅鉛筆在報告上批道：“陳惕廬是大叛徒，他的被槍斃，是他們內部爭權奪利或其他原因的結果”。之後有關材料衍出“自相殘殺”四字，前麵加上“估計”二字。市民政局則據此將烈屬證吊銷。同時，上海方麵致公函於廣東，將陳治平次女陳康維夫婦從公安部門調出。12年後，廣東方麵三個單位聯合專案組經110多天全國性調查，確認“陳治平之死原因在於他接受並執行中共的策反任務”。又過兩年，上海市統戰部作出《關於陳惕廬曆史問題複查結論》：“對陳惕廬可不以叛徒特務論定，但亦不宜享受革命烈士的光榮稱號”。陳治平子女認為，吊銷烈屬證的原因已被否認，而其結果卻未能隨之更改，那是不合邏輯的。鑒於陳治平是“民革”成員，上海市“民革”接受其子女請求，為恢複烈士稱號的事做出自已的努力，可至今仍無實質性進展。
陳治平由於他的特殊經曆，以致“蓋棺”數十年都難定論，出現過“叛徒”論、“政治投機”論、“功過抵銷”論、“烈士”論，還有那“不以”和“不宜”論。但僅就陳治平的結局而言，可以這樣說：他的鮮血，一半灑在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上，一半被用來衝刷自己的曆史汙痕。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把心中最珍貴的語言留在了人間：中國共產黨萬歲!
是的，陳治平以其獨特的人生旅程，從獨特的視野角度，向世人揭示了一條真理，那就是，“隻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
“陳治平現象”之所以為人們念念不忘，為史學界關注探究，其緣由和價值也正在於此。
有陳治平這樣曲折經曆的人，實在太少見了。他領導過農民武裝暴動，出席過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紅軍十五軍軍長、河南省委書記。可是，被敵人逮捕後，卻墮落為黨的叛徒，事敵十餘年。然而曆史的洪流，又使他終於醒悟。遺憾的是，當他重新舉起反蔣旗幟時，卻遭敵暗算，被捕入獄，慷慨獻出生命。
投身革命，打響蘇北農民革命戰爭第一槍：
陳治平，原名陳文正，又名陳資平、陳惕廬等。1898年8月生於淮安縣欽工區橫溝寺。先後畢業於南京國學專修館、江蘇省蠶業專科學校。1924年底考入廣州黃埔軍校人伍生總隊，結識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委張曙時、組織部長侯紹裘 (共產黨員)。1926年10月，經侯紹裘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到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淮海鹽阜一帶開展活動。他在淮安北鄉和漣水、淮陰、泗陽、阜寧等地，廣泛聯絡知識青年，先後成立讀書會、孫文主義研究會，發動和建立農民協會。1927年9月，他介紹同鄉趙心權、厲石卿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橫溝寺建立了中共淮安特支，直屬江蘇省委領導，陳任特支書記。這是淮鹽地區最早的中共基層組織。是年底，在江蘇省委特派員何盂雄來淮指導下，中共淮陰特委、中共淮安縣委在橫溝寺相繼成立，陳治平任特委、縣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之後，江蘇省委在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的部署中，決定在淮安北鄉舉行農民暴動。何孟雄傳達了這一指示，並與特委、縣委研究、布置了這一工作。1928年春節前後，暴動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建立了八十多個黨支部，縣農民自衛軍得到擴大，成立了大隊部，掌握了三百多槍支。2月上旬，因情況有變，在來不及向身在泗陽縣的何孟雄請示的情勢下，陳治平決定提前暴動。2月10日淩晨，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武裝暴動在淮海平原的雪野上爆發，橫溝寺學校上空高高飄揚起中國共產黨黨旗，大門兩側分別掛出“淮安縣蘇維埃政府”，、“淮安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部”的標牌。一千多名暴動隊員臂戴紅袖標，手持各式武器，冒著風雪分路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破壞交通，衝人地主富農家中收槍支、燒田契、分糧食。農民軍把北鄉最大的惡霸地主、團董董玉璠捉來處治。那些拿慣了鋤柄、扶慣了犁梢的手，乍然端起步槍，不免抖動起來。這時。隻見陳治平左手叉腰，右臂款款舉起駁殼槍，對準董的頭顱打響了第一槍。此後，蘇北平原農民暴動此起彼落，40天後，泰興、如皋一帶爆發了規模更大的農民暴動。橫溝暴動第三日，國民黨淮安縣政府糾集常備隊所有兵力，包括一個騎兵隊，傾巢出動，並邀來正規軍的一個營作預備隊，前往****。敵兵分三路進攻，暴動隊伍分三路抵抗。在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暴動指揮員和隊員們頑強戰鬥，苦撐苦捱，經一天幾度交戰，對敵雖有殺傷，自己亦傷亡較大。暴動領導人穀大濤、章潔夫等五位同誌壯烈犧牲，隊員家屬有3人遭殺害。陳治平家被放火燒毀，其父陳桂元等19人被捕入獄。
橫溝暴動雖被國民黨鎮壓下去，但其影響巨大而深遠。暴動揭開了蘇北農民革命戰爭的序幕，不僅在當地人民的心田裏埋下了火種，而且在軍事理論建設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暴動當月，何孟雄在《淮安北鄉暴動報告》中總結了農民遊擊戰爭的九條經驗教訓。半個多世紀後的t985年，劉瑞龍在《群眾》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這九條與朱德、毛澤東後來歸納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已有很多類似或接近的思想”。瞿秋白也曾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肯定了淮安農民暴動。
經過橫溝暴動的洗禮和考驗，陳治平的果敢頑強和組織才幹得到江蘇省委的認可和賞識。不久，陳治平、王若飛、項英、蔡暢、嚴樸等其12位江蘇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陳治平成為142名代表中有表決權的84人之一。陳治平還在6月25日的大會討論中發了言。這個發言的錄音，後經蘇聯國家檔案局存轉，現藏於我國中央檔案館。陳治平的發言，對瞿秋白作的政治報告所分析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判斷，對盲動主義、命令主義是黨的主要危險傾向的判斷，對當前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將不可避免的觀點表示由衷擁護。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必須處處服從共產國際領導有一種感慨和困惑：中共黨代會的主要代表何以要由共產國際來圈定?在中國蘇維埃紅色根據地肩負革命重任並承寄勝利希望的毛澤東、朱德卻不在應邀之列，尤其是不講德才，隻看階級成分，指定不稱職的向忠發為黨的書記。他懂得，流露任何懷疑和不滿情緒都是不被允許的，他不得不把這粒怪味的種子深深埋在心底。就這樣，離開蘇聯，回到充滿白色恐怖的上海，繼續從事蘇北農運工作。
此後。他相繼擔任中共淮鹽特委書記、省委巡視員，整頓重建徐海蚌特委並任書記。1930年夏，身為徐海蚌特委書記的陳治平，受命組建紅軍十五軍，擔任軍長。為此，他四處奔波，苦心經營。為擴充兵力，他還曾深入虎穴，去抱犢山爭取魯南大土匪頭子劉桂堂(外號劉黑七，即電視片《混世魔王》主人公)。劉桂堂不同意共產黨派幹部進去，也不接受改編他的部隊，陳治平悻悻而歸。
不久，陳治平調任上海滬西區委、滬南區委書記。繼而又先後擔任江蘇省委委員、常委、農運委書記、職運委書記、歪委書記等職。作為江蘇省委核心人物之一的陳治平，和何孟雄等同誌一道，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立三路線進行了抵製和批判。他們還反對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的六屆四中全會。陳治平與王克全等5人聲明退出由王明擔任書記的江蘇省委，主張另組第二省委，以抵製王明推行的宗派主義。
叛變投敵，在罪惡之路上加官晉爵：
1932年8月，陳治平被調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不料他到任第三天，就被叛徒、原開封市委書記胡玉坤出賣而被捕，並被解往武漢行營，由蔣介石親自審訊。麵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是堅守氣節，還是賣身投靠?是寧死不屈，還是貪生怕死?陳治平在這個最重大抉擇關頭，選擇了後者。他，終於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幟下。當年11月，他發表了脫離共產黨的《啟事》，發出“半殖民地經濟的中國絕非共產主義所能挽救”的謬論。由於他的出賣，中共徐海蚌特委、上海市委等組織的部分領導人相繼被捕。
由於陳治平叛變投敵，中共徐海蚌特委和江蘇省委均遭到重大破壞。中共中央於 1933年1月1日作出決議，永遠開除陳治平出黨。
陳治平叛變後積極參與開創“南京實驗區”和社會內線“細胞工程”的特務組織，曾被稱為“細胞工程專家”，頗得特務頭子徐恩曾的賞識。惟其如此，他被委以高官、重任。在蔣介石政權中，陳治平擔任的主要職務有：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南京實驗區”區長，貴州省黨部執行委員、主任委員，青島市調查統計室主任，中統局蘇魯豫皖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農林部專員，中央組織部戰地黨務處處長，浙江省政府委員、浙江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教育長等職。
1935年初，蔣介石調李次溫與陳一起入黔主事。陳治平在貴州更加賣力地為蔣介石統治效勞，居然開創了據說是貴州的“黃金時代”。他決意在整頓、振興“黨務”上大顯身手，並從搞“青年運動”入手，組建了“貴州省青年陣地社”，一年時間，競將一向死氣沉沉的貴州省各級國民黨黨部，搞得熱熱鬧鬧。省府各廳處職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視”黨部。就連陳立夫也承認，陳治平“是個會辦黨務的人才”。
但是，叛徒的角色在人們心坎上總是打上特殊印記的。陳治平如此效忠“黨國”，卻從未被國民黨同僚視為“正人君子”。相反，他的才幹，他的活動，更惹來了同僚的嫉恨，密告他懷有“野心”。一向多疑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叛徒當然不會真正信任。所以，由陳治平一手張羅起來的“貴州省青年陣地社”，最終被國民黨中央作為“不法社團”取締了。有人認為，國民黨後來創建“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受了“貴州省青年陣地社”的啟發。
全國抗戰爆發了。陳治平是個知識分子，他在政治上變節了，但民族心尚未泯滅。他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創辦了“貴州省邊遠農村工作團”，組織知識青年，分批集訓以後分往黔南、黔北的鄉村，宣傳抗日；他還組織過幾批戰地服務團，前往武漢、江西、河南等抗日前沿，並親自帶領服務團，奔赴長沙大火後的湘贛前線，後來又到山東敵後開展活動。
然而，陳治平所表現出的抗日熱情和實際作為越出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的規範，哪能允許其再展身手?在蔣介石指使下，國民黨特務對陳治平進行暗中調查，後來派人將他監視了起來。
終於，陳升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不過半年，即被國民黨當局撤換。這對他當然又是當頭一棒。
尋求歸正，血染紅旗洗汙痕：
1935年，陳治平入黔不久，經過喬裝的葉劍英突然隻身叩訪陳治平，一連兩次均未相遇，隻得留了封信。這是中共領導對他的一次挽救活動。當時，正值紅軍長征在途，足見中國共產黨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一貫精神。葉劍英是陳治平黃埔軍校學習時最敬重的師長之一。數日後，陳治平返回，看到了葉劍英的信。他一口氣把信讀了兩遍，連聲感歎“可惜，可惜!”信的大意是，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於危亡；國共兩黨應停止內戰，共赴疆場逐倭；並以師生之情告誡陳治平，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葉劍英的來訪和信函，如一石投池，在陳治平的腦海中，濺起無數水花，泛出層層漣漪。尤其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潛藏著愛國良知的陳治平，被長驅直入的日軍炮聲所震驚，被民族危亡的現狀所激奮，被中共抗日主張所呼喚，逐步地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由不願接受到產生反感。以抗日戰爭為契機，陳治平在這次重大的人生抉擇中，進入了由投蔣、忠蔣，到疑蔣、反蔣的艱苦轉變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陳治平閱讀馬列論著的事不可不提。說來真怪，擔任中共要職時未能認真學習理論，多忙於集會、罷工、暴動，而身居國民黨高官後，卻偷偷閱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問題》。也正是這個“怪”集中反映了那個特定時代和環境，造就陳治平這種獨特人物的曆史可能性，從而形成“陳治平現象”。
陳治平曾幾度到抗戰前線活動，接觸了很多抗日誌士和愛國將領。他特別崇敬堅持抗日的馮玉祥將軍，曾互贈字聯，結為好友。他還深得山東省主席沈鴻烈賞識，被委為山東省總動員委員會秘書長，並隨同奉調重慶，任農林部專員。在重慶，他又與李濟深過從甚密，並應聘出任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黨務處處長。
由於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陳治平曾數次喬扮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門前。他曾親眼看到周恩來、鄧穎超迎客送客，下車上車，幾度想邁進大門，握住他們的手，申述、自己內心的活動，但一想到自己罪惡的一節，就鼓不起勇氣向前猛跨過去了，隻好返身踱回住所，扼腕懊悔歎氣。其妻張淑媛見狀，不止一次地鼓勵他說：“我們和周先生是老鄉，你們過去在一起又那麽親密，你當時工作也很出色，如今同居一城，都在抗日，你去見他，難道會把你攆出來麽?”陳治平有時沉默，有時沮喪地答道：“攆我當然不會，要知道，我有曆史上的那一節，見了麵，要我怎麽說起呢?”機緣雖在，曆史無情。由於陳治平的踟躕，致使上海分手之後，陳治平終其一生，再也未能與他所敬重的周恩來相逢。
陳治平盡管是那麽遲疑難決，但他並未停止意欲歸正的追求。正如貴州省一位省級文史館員在回憶錄中指出的那樣，陳治平總是“追求新境，毫不停步”。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順應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曆史潮流，力主和平建國。而堅持獨裁、內戰的蔣介石則更加不得人心。離蔣反蔣已成為包括陳治平在內的國民黨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1946年5月，陳治平奉調來到杭州。同年底，國民政府競選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陳治平借口稱病，拒絕蔣介石電召，明確表示不參加競選。杭州任上，陳治平把主要精力放在 “孫盟”上了。他同“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許聞天、屬於鄧演達組建的“第三黨”的鄧吳明取得聯係，一起籌建了“以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反蔣聯共為宗旨”，“以在蔣政權中瓦解蔣政權為任務”，“以在國民黨上層搞軍事策反為重點”的孫文主義革命同盟。陳治平任“孫盟”常委、組織部長，起草了組織綱領。接著，他先後建立了“孫盟”浙江支盟、貴州支盟、上海支盟，兼任上海支盟負責人。在杭州二年多時間內，他創建了浙江省農村文化促進會、中國農工通訊社、大眾社。1448年6月，浙江省主席沈鴻烈辭職，陳亦隨之辭掉在國民政府中的一切職務。此後，他來到南京大行宮經辦“文風書店”，以掩護“孫盟”活動。同時兼任中國農工通訊社副社長。
須知，陳治平得以真正複歸革命行列，說到底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以及黨組織的關注和引導。
1948年夏秋之交，中共華中工委公安局偵察科長江華派科員李柯平前往漣水縣唐集，拜會陳治平的至友、親戚沈祝唐。見麵時，沈一人在家吟詩自慨，李見詩中有“誰為引船纜”句，便主動附和一首：“行吟澤畔持高節，欲賦《江南》趁早秋，成功即是榮歸日，為係扁舟待渡頭。”詩雖近乎拈集古人成句，卻把主人的心境，當時的形勢，上級的任務，來者的使命，皆揉合一處了。
按照李柯平的布置，沈祝唐接受了前往江南策反陳治平的特別任務。他先在偵察科受訓半月，然後從清江市啟程，繞道鹽城、南通，抵杭州，返上海，幾經周折，最後在南京找到了陳治平。沈的到來，使陳驚喜不已。沈說明來意後，向陳提出兩條，要麽立功贖罪，回頭是岸，要麽執迷不悟，“拿我祝大的頭去請賞。”陳治平這次終於抓住機會，霍地站立起來，雙手握住沈手：“祝大，別人不了解我，難道你還不了解麽?……”說時聲淚俱下，當即欣然接受中共組織提出的“立即發動遊擊”、“打入敵營策反、迎接我軍勝利渡江”的任務，並決定由“孫盟”江蘇支盟負責人張達生，偕沈祝唐前往華中工委複命。陳治平還引薦沈祝唐與許聞天、鄧吳明、高宗禹等“孫盟”負責人會晤。“孫盟”因陳治平有了中共華中工委的渠道和背景，工作開展得更加活躍，曾派張達生先後三次潛往江北，接受華中工委的任務，傳遞情報資料。“孫盟”在合法與隱蔽的鬥爭中，先後成功地策反了江蘇省保安第二旅、駐京畿部隊九十七師、江蘇省水上警察局，以及長江南岸、杭州外郊十餘縣市的保安團隊。陳治平在這段日子裏，常攜次子幼廬及友人之子陳嘉寧兩少年，往來於南京、上海、杭州之間，以孩童為旅行掩護，傳遞情報，開展工作。在中共組織的領導與指導之下開展鬥爭，陳治平心裏十分坦然，再無疑慮。他對一位摯友秦雅芳說：“不管共產黨對我如何評價，這一次我決心跟共產黨走到底。”為了控製上海軍港和機場，以取得更大戰果，陳治平積極參與做浙江省主席陳儀的工作，要他策反其“義子”湯恩伯，不料被湯出賣，蔣介石將陳儀幽禁起來，並派少將高級參謀陳祖敏打入“孫盟”。1949年3月28日，陳治平在上海的南京飯店召集會議，共商策應解放軍渡江、進軍上海事宜，陷入陳祖敏預設的埋伏，與會眷全部被捕。京(寧)滬線上的“孫盟”組織幾乎全遭破壞，許聞天、金紹先也同時被捕。由於許、金係國民黨立法委員，軍警不得擅自逮捕，又時值國共再度談判，李宗仁、何應欽不得不將許等釋放。陳治平等則無“立委”身份可庇，雖經“孫盟”多方努力營救，終未能脫出魔掌。陳治平被關押於黃浦監獄，經受酷刑折磨，不為所屈。他在獄中給妻兒的遺書中兩次寫道：“我的死是光榮的，愉快的，也可說是求仁得仁”，“心中毫無遺憾”。又告誡子女要“好好的求學，立誌做人，繼續吾之事業”。這一切表明，經過大跨度大反差的曲折經曆，好不容易從惡夢中走出，重新追得真理的陳治平，此時已義無反顧，完全置生死於度外了。當年5月11日，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終於對陳治平等被捕的“孫盟”領導人下毒手了。當日下午，陳治平繞廊一周，與難友告別。赴刑途中，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目睹者無不動容。陳治平、張達生等五人在閘北區宋教仁公園壯烈就義。
1949年9月，新政協邀請許聞天、鄧昊明代表“孫盟”出席第一屆政協會議，周恩來在籌備工作報告中特地提及此事。1950年8月，有關部門追認陳治平為革命烈士。同年12月，陳之次子陳幼廬在朝鮮戰場犧牲，張淑媛成了雙重烈屬。陳毅市長曾親自登門看望她，並指示有關部門幫助她安排子女讀書、就業。
在世已幾度曲折的陳治平死後仍餘波三疊。1963年春太湖畔發生一起涉外事件，一個身披袈紗的老和尚當海外遊人麵澆油自焚。華東局最高領導人柯慶施拍案斷言，這和尚是陳治平，當年殺掉的是“替身”。當公安部門指出陳氏確已追認為烈士時，柯順手用紅鉛筆在報告上批道：“陳惕廬是大叛徒，他的被槍斃，是他們內部爭權奪利或其他原因的結果”。之後有關材料衍出“自相殘殺”四字，前麵加上“估計”二字。市民政局則據此將烈屬證吊銷。同時，上海方麵致公函於廣東，將陳治平次女陳康維夫婦從公安部門調出。12年後，廣東方麵三個單位聯合專案組經110多天全國性調查，確認“陳治平之死原因在於他接受並執行中共的策反任務”。又過兩年，上海市統戰部作出《關於陳惕廬曆史問題複查結論》：“對陳惕廬可不以叛徒特務論定，但亦不宜享受革命烈士的光榮稱號”。陳治平子女認為，吊銷烈屬證的原因已被否認，而其結果卻未能隨之更改，那是不合邏輯的。鑒於陳治平是“民革”成員，上海市“民革”接受其子女請求，為恢複烈士稱號的事做出自已的努力，可至今仍無實質性進展。
陳治平由於他的特殊經曆，以致“蓋棺”數十年都難定論，出現過“叛徒”論、“政治投機”論、“功過抵銷”論、“烈士”論，還有那“不以”和“不宜”論。但僅就陳治平的結局而言，可以這樣說：他的鮮血，一半灑在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上，一半被用來衝刷自己的曆史汙痕。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把心中最珍貴的語言留在了人間：中國共產黨萬歲!
是的，陳治平以其獨特的人生旅程，從獨特的視野角度，向世人揭示了一條真理，那就是，“隻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
“陳治平現象”之所以為人們念念不忘，為史學界關注探究，其緣由和價值也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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