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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將——國民黨的末代軍長們(五十四)

(2011-12-12 10:11:33) 下一個



五十四、第五十一軍軍長劉昌義

第51軍的曆史在國民黨軍隊中是最悠久的,它從1917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在中華民國的38年曆史中,存在達32年。這個軍也是抗戰中打的最艱苦、損失最慘重的兩個軍級單位之一。在山東的艱苦遊擊戰中,51軍可說是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在沒有外援,又缺少補給的情況下,這個軍光高級將領陣亡、被俘者就多達七員,校以下官兵更是不計其數。相比與那些戰功赫赫的名軍來說,筆者更喜歡這些在艱苦歲月中存活下來的部隊。試想,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堅持到底的部隊,如果得到了那些名軍的待遇和補給之後,能打出什麽成績呢?雖然無法證實,但是筆者相信,51軍絕對不輸於大部分的“著名”軍隊。


劉昌義


簡介


中將。號彥峰,河北任丘人,生於1905年12月6日。西北軍軍官學校高級班畢業。

生平

早年在西北軍任職,1930年4月任反蔣軍第2方麵軍第8 師副師長,1931年1月離職賦閑,1933年4月出任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3師師長,失敗後退隱天津,抗戰爆發後在家鄉組織抗日義勇軍,1938年3月出任第1戰區豫北遊擊總隊司令,1940年4月被日軍包圍後被迫投敵,1941年6月任偽豫北綏靖司令部司令兼暫編第21師師長,1942年9月率部反正,回到國民黨陣營,任暫編第15軍中將軍長兼暫編27師師長,1945年1月任第19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渦北挺進軍總指揮,1947年3月改任第1綏靖區副司令官,1949年1月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兼北區兵團司令,4月代理第51軍軍長,5月25日在上海率部起義。後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顧問,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兼對台工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劉昌義將軍上海起義前後

1949年4月,“百萬雄師下江南”,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攻下了被國民黨盤踞的南京。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紛紛向南逃竄。以湯恩伯為總司令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由南京遷至上海,與原有的以陳大慶為司令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合並辦公。為了安置石覺,又成立了淞滬防衛司令部,以石覺為司令。至此,國民黨在上海總的作戰指揮機構有了3個,機構重疊,係統混亂。但實際上完全由湯恩伯一人直接指揮。原有第一、第七綏靖區合並為一個司令部,也從常州撤至崇明島。第一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劉昌義。隨同來到上海,住在蘇州河北岸的新亞飯店。

抗戰初期

劉昌義在河北家鄉組織抗日義勇軍,從事遊擊活動。1940 年被日軍團團圍住,被迫“詐降”。不久,劉昌義率部反戈,殲滅日偽軍600餘人,並抓住日偽頭目,押送重慶政府處理。蔣介石為此接見了劉昌義,並授予“三級雲麾勳章”,晉升他為15軍軍長。但蔣介石並不信任他,因為他是雜牌部隊,不是中央嫡係,更不是“天子門生”。後來劉昌義雖有副司令名義,但僅僅是個空頭中將,沒有實權,每月領領薪水而已。

劉昌義不滿蔣介石,由來已久。他在一篇回憶錄中說:“抗戰勝利以後.我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憎恨,希望李濟琛、馮玉祥來代替蔣介石。”1946年初,他與立法委員劉雲昭一起,由徐州來到上海,對外說是來找湯恩伯,實際是為了會晤李濟深。李住在愚園路,兩人見了麵,談得很投機。李濟深指出,要打倒蔣介石,必須聯合一切雜牌部隊,如東北軍、西北軍、桂係和所有被排擠的人。凡是能夠聯合和團結的人,都要聯合和團結,以壯大反蔣的力量。

1948年元旦,李濟深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派中央常務委員王葆真為軍事特派員來滬,進行地下工作。劉昌義由民革上海市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劉雲昭陪同,前往永川醫院秘密會見了王葆真。他們兩人是同鄉、老友,而且劉昌義又與李濟深早就有過接觸,所以顯得十分親熱。王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勸他能認清時局,為解放事業出力。劉起初對民革組織有些疑慮,不知民革是否頂用,便問;“卓老(王葆真字卓山),民革與共產黨有什麽關係?共產黨對國民黨人怎樣看待?”王講明了民革與共產黨的關係以後,說:“共產黨對國民黨人是區別對待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起義是立功的表現。彥峰(劉昌義的字)兄,隻要好好幹,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劉堅決表示自己不願為蔣介石繼續賣命,要求參加民革組織,並請王轉告李濟深。於是經王葆真、劉雲昭介紹,劉昌義於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參加了民革上海市臨時工作委員會。劉雲昭對他說:“如今。我們已經是同誌了。”他微笑以答。

不久,王葆真第二次秘密約見劉昌義,具體商談起義事宜,王送了他八個大字:相機起義,迎接解放。劉堅決地說:“請卓老放心,我一定聽你的話。隻要弄到—點部隊在手裏,事情就好辦了。”之後,王葆真由永川醫院遷出,寓居於湖南路261號,繼續進行地下策反工作。 1949年2月24日,王到山海關路安順裏徐家時,不幸被淞滬警備司令部逮捕,關押於威海衛路特務機關的黑牢中。至此,劉昌義與王葆真的聯係中斷了,但王所贈送他的八個大字,仍牢牢記在心裏。

接任五十一軍軍長

上海戰役是 1949年5月12日開始打響的。我第三野戰軍以兩個兵團10個軍30個師及特種兵縱隊,總兵力近40萬人,從四麵八方圍攻上海,很快占領了郊區的南翔、安亭、南匯、金山衛、南橋、青浦、鬆江等地。至23日,除吳淞口外,上海市區的周圍已經全部解放,湯恩伯、陳大慶之流在匆忙中帶領嫡係部隊5萬餘人從吳淞口撤退,準備登艦逃跑。但對於留在上海市區的這些殘兵敗將怎麽辦呢?總得要有一個人出來照料才好,於是想到雜牌部隊的將領劉昌義。

國民黨第五十一軍

原為東北軍。4月在安徽境內的郎溪、廣德戰役中被解放軍殲滅大半,軍長王秉鉞率領殘部逃來上海重建。5月14日湯恩伯令其開往浦東,守備川沙地區。5月16日在白龍港地區再次被殲,軍長王秉鉞被俘。由白龍港逃回上海市區的敗兵亂哄哄的,群龍無首,劉昌義認為這是一個取得兵權的好機會,就到蒲柏路去找湯恩伯,對湯說:“五十一軍沒有軍長,部隊很亂,應該有人管啊!”湯恩伯沉思了一會兒。便說:“我委派你兼任五十一軍軍長。你對抗日是有功的,很能打仗,你幫維開(石覺的字)好好幹。”劉立即答應了下來。再到石覺家,在那裏碰見了裝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參謀長蔣緯國,蔣說:“副座,我當連長時就認識你了,你是西北軍的名將。現在我父親有困難,你要多多幫忙啊!”

5月23日下午,陳大慶在家裏召集留在上海的—些將領舉行會議,與會者個個都垂頭喪氣,劉昌義也去參加了。在會上,陳大慶任命劉昌義為淞滬警備副司令兼北兵團司令。陳講:“奉湯總司令命令,決定於今晚將蘇州河以南的七十五軍、五十四軍和浦東的三十七軍全部撤至蘇州河以北。大家以蘇州河為屏障,一定可以固守一段時間,以待後援。”會後,他對劉昌義說:“我們把上海戰場全部交給你了。我明天要到吳淞口去,協同指揮,湯總司令和石覺司令已經在那裏了。”

有了兵權,起義就有了資本。劉昌義隨即到北四川路赫林裏劉雲昭家,想請他與李明揚一起赴第三野戰軍司令部會晤司令員陳毅,請示怎樣起義才好。但劉雲昭年老力衰,不能前往,說:“聯絡的事情很簡單,你叫個副官或參謀去找中共地下黨員田雲樵就可以了。”於是劉昌義派副官劉鳳德過蘇州河去找共產黨的關係,但沒有掛上鉤。

5月24日清晨,劉昌義把準備起義的行動告沂了五十—軍軍部的高級軍官,並叫參謀長王震譚打電話,通知所屬各軍首長前來開會。但到會者為數寥寥,一二三軍來了一個參謀長,二十一軍來了一個參謀,三十七軍軍長萬澤仁的後台硬得很,不聽劉昌義的命令。一個人也沒有來。後來才知道,一二三軍軍長顧希九、二十一軍軍長王克俊早已逃之夭夭了。

24日,人民解放軍進攻上海市區的戰鬥開始了。第二十軍攻占浦東市區,當晚該軍主力即渡過黃浦江進入浦西市區。第二十七軍占領了虹橋鎮、龍華鎮和龍華飛機場,又於晚間占領了梵皇渡車站及以南的鐵路沿線。至25日淩晨,解放軍占領了真如車站、真如國際電台、大場飛機場,並分別解放了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區。

四麵楚歌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當時人口有500萬,也是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為了保全這座城市,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上海戰役的總要求,“既要打軍事仗,也要打政治仗,盡量做到軍政全勝,完整地解放上海”,規定市區內不準開炮,不準用炸藥包,這好比在瓷器內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要保全瓷器。這個仗可不容易打!

此時,劉昌義雖已派人在找尋共產黨的關係,但國民黨部隊和交通警察總隊仍然在蘇州河北岸沿河之線,占領百老匯大樓、郵政大樓、四行倉庫等高大建築物據點和各座橋梁,對南岸解放軍打槍開炮,頑固抵抗。一道蘇州河阻擋了前進的道路,並使解放軍受到傷亡。

蘇州河寬僅30米,與白浪滔滔的長江比較起來,那是微不足道的。解放軍要過河,確實易如反掌,但問題在於不準使用重武器。正在緊急關頭,中共地下黨員、上海策反委員會委員田雲樵來到駐在江寧路第二勞工醫院的解放軍八十一師師部,會見了師長孫端夫和政治委員羅維道。羅政委說,中央指示我們既要打軍事仗,又要打政治仗。看來,最好進行政治攻勢來解決蘇州河北岸的敵人問題。

田雲樵是做地下工作的,對上海的情況比較熟悉,各方麵的關係又多。他馬上想到策反委員會聯係人王中民。王是東北人,畢業於講武學堂,在南京國民黨國防部做過少將部員,繼而來滬任海關稅警大隊長,但暗中與地下黨有聯係。當時,田雲樵尚未知道國民黨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鉞已經被俘,軍長也換了人。他知道王中民與王秉鉞同過事,比較熟悉。王秉鉞是東北軍出身,從前田雲樵曾經派人策動過他,勸他率部起義,但他態度不夠堅決,沒有成功。今天兵臨城下,情況大不相同,要他投誠是有可能的。

田雲樵將此事告訴了羅維道政委,羅向前線指揮部聶鳳智軍長打電話請示,得到了同意。田馬上把王中民召了來,對他說:“我們的勝利是完全肯定的了,但為了保全大上海,不使成為一片瓦礫,想以和平方式解決蘇州河以北的國民黨軍隊問題。你是王秉鉞的老朋友,請你過橋去勸他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對你來說,也是一次立功的機會。"

王中民起初有些疑慮,不敢前去冒險,一則怕被王秉鉞的部屬幹掉,二則怕橋上槍彈密集,還沒有過完橋,即有被流彈打死的可能。田雲樵解釋說:“五十一軍已經身陷重圍,四麵楚歌,你去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怎麽會與你為難呢?關於流彈問題,那好辦。我們可以下令自己的部隊先行停止開槍,讓你平安過橋。”王中民思索一會兒,最後終於同意了,並說:“萬一我犧牲了,我的妻子和3個孩子請你們照顧。”田雲樵說:“你願意去,那就很好。你是曆史上做過不少錯事的人,今天能為人民立大功,人民會諒解你。你的家庭生活,我們一定好好照顧,你放心去吧!”

上午10時半,羅政委派兩個參謀送王中民至前沿陣地,沿蘇州河西段的造幣廠橋過河,因為五十一軍軍部設在該橋之北。在橋南堍的解放軍連部立即打軍旗,通知對方停止射擊,但國民黨部隊仍然一股腦兒地拚命開槍,行人無法過橋。王中民急中生智,在橋堍敲開了一家煙紙店的門,買了一張大白紙,寫上“和平使者”四個大字,然後雙手舉起,緩步從橋上向北岸走去。國民黨軍隊見是和平使者,就停止射擊。他安全地到達蘇州河北岸,說明來意後被逐級送到了五十一軍軍部。

到了軍部,出來會見王中民的,卻不是王秉鉞,而是劉昌義。王大為吃驚,問王秉鉞到哪裏去了?劉答:“他已經在浦東被俘,現在五十一軍軍長由我接替。”王中民與劉昌義也是西北軍中的老同事,說:“好,咱們都是熟人,那麽跟你談,也是一樣的。老兄,你們已被解放軍重重包圍,成為甕中之鱉,你為什麽不為自己的前途考慮,找尋一條出路呢?”劉昌義頹喪地說:“事實確是這樣,說得一點不錯。我已經派副官去找共產黨的關係了。”王中民坦率地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訴你,我就是共產黨派來的。”劉迷惑地問:“你不是共產黨員,怎麽能代表解放軍?”衛說:“你不信,可以打電話去問。”他隨即與駐在勞工醫院的解放軍接通了線,叫劉昌義與田雲樵直接講話。田說:“王中民是我們共產黨派來的。現在形勢已經明確,你唯一的出路是率部投誠,放下武器。”劉說:“我早就想起義,但具體辦法有待於麵談。”田即表示:同意你過河來麵談,談得好,當然好;談得不好,保證你安全回去。雙方約定在當天下午劉昌義前往解放軍防線,進行停戰商談。

赴解放軍陣地談判

5月25日下午,劉昌義偕王中民、軍法處長魏震亞和一名參謀,乘坐兩輛坦克和一輛吉普車,通過造幣廠橋向解放軍陣地馳去。臨走前,劉昌義招呼參謀長王震潭留在軍部說:“如果湯恩伯、石覺有電話來,就說我到前線去了。”

到了解放軍八十一師師部,以羅維道為解放軍代表、劉昌義為國民黨軍代表,雙方進行了商談。劉昌義說,我早就同情共產黨了,我要求起義,保留部隊的建製和番號。羅說:隻要停止抵抗,你說要起義,就算起義,不過你要保留部隊編製和番號,萬萬不可能。劉見到羅的態度堅決,也就不再堅持,雙方在協議書上簽了名字。

簽字後,劉昌義打電話給五十一軍,命令立即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軍的改編。他還以國民黨淞滬警備副司令的名義,對其他分散在各地的部隊和交通警察總隊寫了十多封信,要他們放下武器,停止戰鬥。交警總隊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基本武裝力量,原名“忠義救國軍”,1946年4月改編為交警總隊,直屬交通部警察總局,其指揮官為馬誌超,此刻已劃歸淞滬警備司令部管轄。同時,解放軍八十一師派人運用廣播將協議書公布出去,使國民黨官兵盡人皆知。

至此,劉昌義要求會見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羅政委說:我們找不到司令員,你可以同聶鳳智軍長談談。於是羅維道偕同劉昌義到了駐在虹橋路的解放軍二十七軍軍部,受到聶鳳智的接待。劉昌義講他早就想起義了,此時又來到解放軍防地,就是表示有起義的決心。聶鳳智和藹地說:“我聽羅政委在電話裏談起,已向陳毅司令員作了匯報。”並說,對劉昌義本人的安全,解放軍絕對予以保證。至於待遇問題,對於劉軍長和一些貢獻較大的國民黨人都將給予特別優待,請放心。劉昌義聽了,喜形於色,連說:“謝謝,謝謝!”

為了貫徹協議書,雙方商定具體內容如下:

一、由劉昌義命令五十一軍幹25日夜12時前,從蘇州河造幣廠橋以西(包括大場)的防地交給解放軍,五十—軍集中到江灣體育場,配合解放軍打擊繼續頑抗的部隊 (劉昌義表示時間上來不及,後來同意推遲4小時)。

二、命令國民黨二十一軍、一二三軍向大場集結,把蘇州河以北所有防地、倉庫、物資移交給解放軍。

三、命令國民黨所屬部隊在撤離中,要確保交通、通訊、水電各項設施完整無損,不得破壞。

劉昌義離開解放軍駐地北返時,將同來的魏震亞作為劉的代表留在解放軍八十一師師部,負責雙方的聯絡工作。劉昌義回到國民黨五十一軍軍部,認真執行了解放軍的命令,將部隊撤至江灣體育場。到達體育場南麵時,劉部遭到了原在該地駐防的國民黨五十四軍和三十七軍從北麵和側翼的圍攻。解放軍支援了劉昌義部隊,將敵殲滅。

26日清晨,解放軍接管了劉昌義所屬五十一軍布防的各道橋梁,從造幣廠橋和永安橋等處浩浩蕩蕩開過了蘇州河,順利接防了蘇州河以北市區國民黨原有陣地。來不及撤走的五十一軍少數官兵,經解放軍收編後,立即掉轉槍口,參加了解放軍的行列。

起義之後

劉昌義名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副司令,統率在上海作戰的全部軍隊和交警總隊。實際上,他所能直接指揮的隻有五十一軍。所以湯恩伯逃跑後,陳大慶勸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淞滬警備司令部,而他沒有去,始終住在蘇州河北部的五十一軍軍部。

因為有些國民黨部隊不聽劉昌義的命令,所以劉宣布起義後,並非“西線無戰事”,仍有一些抵抗。 26日上午10時左右,羅維道政委派魏震亞到江灣體育場去找劉昌義,叫他立即到解放軍八十一師師部。羅對劉說:“守衛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萬澤仁師還在負隅頑抗,你下命令給他們,叫他們放下武器,停止戰鬥。”劉說:“我下的命令恐怕不中用,隻能試試看。”果然不出所料,萬澤仁部對劉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繼續抵抗。解放軍不得已,開槍還擊。直至晚10時,才把萬部徹底消滅。

到了5月27日淩晨,上海市區和吳淞口方向的槍聲漸漸沉寂,上海全部解放了,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這時,劉昌義的心情萬分激動,久久不已,他情不自禁地說:“我是個國民黨將領,隻有今天,隻有起義後的今天,才能與人民一起分享勝利的喜悅!”6月16日他寫信給在北平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信中說:“去年11月間經劉漢川先生介紹,在滬永川醫院曾與王卓山先生秘密談妥,職部待機起義,響應解放軍渡江南進。正擬行動之際,不料卓山先生被捕,聯絡中斷,未敢輕舉,直延在上海解放時方親向解放軍前線指揮官麵洽妥當,並集中指定地點正式投誠。”

上海戰役結束後,劉昌義先到華東軍官訓練團學習,後被安排為上海市救濟委員會顧問。他的官兵大部改編為解放軍,南下作戰。解放後,劉昌義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民革上海市委常務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上海市委會顧問。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給劉昌義頒發了起義證書。於1994年10月4日因病去世,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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