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會思維嗎？》和《中國，崛起什麽？》這兩篇文章在網上已發表了一些時間，得到了不少熱心人的關注，也招來了不少無聊的謾罵。我誠懇地希望，那些動輒破口打罵的朋友，請亮出您的大名，有機會，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例如電視台、大學學術報告廳之類的地方，展開麵對麵的辯論，彼此友好地交流，共同提高，也可讓更多到場的年輕朋友們受益。
由於是中國人，關心中國的命運，已成了我永遠不能排解的心病。正是因此，才有《問人性》、《問天命》、《中國人性分析報告》、《中國人為什麽這麽愚蠢》等等一係列的著作。到了今天，我才終於把這一係列破解命運問題的努力推到了我自認為最致命的關鍵處——中國人自古以來惟一隻會獨斷論型思維的傳統頑固的習慣。盡管不久我將會有專著對此進行論述，但我的急性子要求我不能不立即把結論告訴大家，希望盡快獲得大多數（尤其青年）同胞的共鳴，從而盡快獲得改進。人類曆史供給中華民族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能太多，我們絕對不能又錯過了。
人類文明的一切成就，都離不開人類思維能力的提高，當然也離不開實踐能力的提高，但畢竟實踐，是在思維引領之下進行的，而不是相反。中國古人也嚐說：“三思而後行”。
但“思”是什麽？“思維”是什麽？“三思”又是什麽？下麵，我隻講我的結論，不同意者，歡迎批評，但不歡迎匿名謾罵，因為這隻能有損謾罵者自己的人格。
思維包括三大塊或三大內容：記憶、理解、創化。這三大塊也是思維過程中的三大階段，它們彼此環環相扣，從而也就有了大家常說的三種思維力量：記憶力、理解力和創造力。有人說我隻會講“常識”，的確，這裏依然還是常識。下麵，我再說一點可能不屬於常識的結論：記憶力和創造力，從它們的內涵來看，具有或要求具有某種絕對的屬性，記憶力具有或要求具有絕對的客觀性，創造力具有或要求具有絕對的開放性或自由性，而理解力則具有或要求具有相對性。所謂絕對性和相對性，是指對時間而言的可變化的難易性，絕對性是指不變或難變性，相對性是指可變或易變性。
由此可知，一個人思維能力的增長或提高，主要是針對理解力而言，而記憶力和創造力雖然不是不增長不提高，卻多半是隨著理解能力的“水”漲而“船”高的。
也從而可知，思維過程的“時空”應更多地倚重“理解”，而不是更多地倚重記憶和創化。
又從而可知，一個人學習、研究，總之思考的功夫，應更多地花在理解上，而不應過多側重在記憶或創化上。人們的學習經驗也充分證明，越是著意記憶、創化，反而越是事倍功半，甚至事百功一，吃力非常不討好。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善於理解的人，才是真善於學習的人，也可能是真善於創造的人。
記憶在天賦，而且大多數人的記憶天賦也是差不太多的。創化也在天賦，隻不過這種天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需要“理解”的激發，同時也需要一定外在環境機遇的配合。理解雖然也有天賦的因素，但更多地需要人們後天自己的實踐努力。從另外一麵看，人的主觀努力也更多隻在理解力的提高上最見功效。花功夫在記憶力和創造力上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尤其是後者，它們並不是僅僅主觀努力就可以奏效的。用白居易的一首詩來比劃：“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大家還是多把學習、研究的功夫花在理解上吧！
由此可見，要造就天才，最大最厚的基礎主要還在提高人們，包括提高社會文化環境中的民族的平均理解力的水平上。
也由此可見，一個人，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的高低，最關鍵的還在看這個人、這個民族的思維理解力及其發揮的水平。有高的理解力也相應會有高的記憶力和創造力，也即新發現、新發明、新創造的文明創造力。沒有高的理解力，記憶力會萎縮，創造力也會死去。
回看中國漫長的曆史，中國人最缺乏最沒有獲得開發的恰恰正是理解力，甚至直到今天，很多會寫文章、會作講演的文人，連什麽是理解力都說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會“食古不化”，到了今天，還又在主張複古的“讀經運動”；所以他們才會“食洋不化”，隻會玩弄時髦洋概念，鬧到整個中國學術界今天幾乎全患上了“失語症”；更有“食今不化”，青少年幾乎全都跟著“感覺”走，索性不要“思”。什麽叫“不化”，“不化”就是不會思維，而根本的是不會理解。
中國人幾千年的曆史，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缺乏人類理解力的曆史。正是因為缺乏理解力，所以中國人才會那樣一直崇尚政治上封閉保守的極權專製，經濟上封閉保守的小農手工，文化上封閉保守的匱乏新發現、匱乏新發明、匱乏新創造。正是因為缺乏理解力，中國文人才會那麽相互輕薄、相互瞧不起，都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虛驕狂傲，占山為王，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最後是卑鄙無能：卑鄙於無主體、無人格，無能於新發現、無能於新發明、無能於新創造。現在網上那些仗著匿名，動輒開口罵人的人們，多少也染上了中國舊文人的這種壞習氣。
話說回來，什麽是理解，什麽是理解力？為什麽西方人的理解力會強於我們中國人？
不說遠，翻開任何一本近代西方的哲學史，你都會立即注意到，西方曾有多少傑出的哲學思想家一直都在關心人類理解力的問題，他們留下了多少關於如何解決理解力問題的思想巨著！從笛卡爾開始，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謨、盧梭、狄德羅、萊卜尼茨、斯賓洛莎、牛頓、康德等等，他們的著作的書名也都必用 “理解”、“理性”、“工具”、“方法”等等的字樣。例如洛克的《人類理解論》，萊卜尼茨的《人類理智新論》，休謨的《人類理解新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等，康德的理性批判，實即理解力的批判。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西方哲學大家的著作，凡是他們涉及理解、理性、理智、工具、方法、邏輯、知識等等名稱的，無不主要是在探索人類思維的理解力的問題。正是因為在他們那裏，“理解”、“理解力”獲得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西方人的思維能力在近三百年中，突飛猛進，催枯拉朽，超越了一切其他故步自封的人類，包括以央央大國自命不凡的中國人。這是曆史事實，不能不承認。
再翻開中國的曆史，中國連一本像樣的思想史都拿不出，更不要說有關心思維理解力問題的著作。即使在今天，又何曾拿得出一部以自創的形式討論思維理解力問題的專著呢？自秦漢之後的儒、道、法、佛各家，他們誰關心過中國人的思維問題呢，更不要說什麽理解力的問題了。一個從來就不關心思維，不關心理解和理解力問題的民族，他們怎麽可能會有多高的理解力呢？甚至直到前不久，中國人還在叫囂“一句頂一萬句”的權力真理觀哩！這樣的民族，他們的理解力會高到哪裏去呢？
不僅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不重視思維理解力問題，即使近半個世紀以來，又何曾真正重視過思維理解力的問題呢？同樣沒有，而且糟糕的是，還用一種錯誤的理論誤導了中國人，在本來就理解能力薄弱的中國人頭上更又加上了一套新的緊箍咒。為了下麵進一步的分析，我們把近來西方對理解和理解力的認識，加上本人的部分研究成果，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好說閑話的人們，可能又會說我在販賣常識了，我倒是希望那些自以為高明的人士，也能用真正的常識為中國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哪怕亮出大名，專門挑我的錯，跟我辯論也好，我將感激不盡。何必躲在暗地裏，匿名說些風涼話，甚至破口大罵，這也忒有損自己的人格。
回到什麽是理解和理解力的問題。
什麽是理解？理解即是對對象（問題）進行多層次、多階段、多方麵關係的分解，不僅求知其然，而且求知其所以然。關係又分：必然的因果關係、可能的分類關係、應然的包含或統一關係。正是由此，；理解也可分三大類型：思辨的（或抽象的分析的肯定的）理解、懷疑的（或具象的類比的功利的否定的）理解、獨斷的（或想象的感性的直觀的情緒的）理解。這三種理解類型，實際上也是我在前麵文章中曾提到的三大思維類型（思辨型、懷疑型、獨斷型）。思維主要在理解，因此理解的類型主導著思維的類型。不會理解，其實就是不會思維。
思辨的理解（思維）要求思維者遵循邏輯規律，不懂邏輯規律的人，很難說具有思辨理解（思維）的能力。
懷疑的理解（思維）要求思維者具有實踐主體的意誌，要求思維者擁有敢於根據實踐經驗去懷疑一切的勇氣和行為能力，無此勇氣和能力的人，很難說具有懷疑理解（思維）的能力。
獨斷的理解（思維）又分主動的獨斷理解（思維）和被動的獨斷理解（思維）兩種。主動的獨斷理解（思維）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感性直觀，這種能力的強大，往往表現出有價值的綜合創造能力，通常又稱靈感或悟性；但靈感、悟性的產生是有條件的，它不能沒有前述的思辨、懷疑理解（思維）的基礎而單獨使用。因此，主動的獨斷理解（思維）其實是思維的塔尖，沒有塔基是不可能有用的。被動的獨斷理解（思維），嚴格地說不能叫做思維，而隻是遵循權威指令的鸚鵡學舌或奴性的機器人。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純粹就是隻會用這種被動的獨斷理解（思維）方式去考慮生活中一切的人。今天，那些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人們，大體上也都是這種隻會進行被動獨斷理解（思維）的人。一個民族，如果大多數都是這種隻會運用被動的獨斷理解（思維）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生活的人，這個民族會有什麽希望呢？更又如何崛起呢？實際上，馬克思也早就說過這樣的話：“沒有理論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他在這裏，還隻是指出了缺乏思辨理解（思維），還沒有同時指出缺乏懷疑理解（思維）。而我們中國人，直到今天，思辨型、懷疑型，這兩種理解（思維）全都匱乏。中國人怎麽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