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中國海陸邊疆一起騷動起來，這邊廂菲律賓牽頭瓜分南海，那邊廂印度虎視眈眈要牽製中國，南方的越南若即若離，而北方的蒙古也要加入歐安組織。拋開與美國簽署安全條約的日本、韓國不說，中國現今是處在四麵合圍的境地。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發點再怎麽正大光明，也架不住中亞的成員國貪圖蠅頭小利，允許美國建立軍事基地。卡紮菲一倒台，敢與西方叫板的政治人物越來越少，中東強人時代已經日薄西山，未來的中國將會麵臨日益孤立的處境，為數不多的牧羊犬被獵殺，最後的盛宴隻剩下中國這一隻東方的雄獅了。
中華民族是不是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當西方列強身陷債務危機，會不會禍水東引，到中國來轉嫁國內矛盾呢？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伊拉克之後是阿富汗，阿富汗之後是利比亞，現在利比亞塵埃落定之後是敘利亞和伊朗，原子能組織和阿盟都成了西方十字軍的盾牌。如果敘利亞和伊朗也都一一落入彀中，下一個會是誰？或者換個問題，在敘利亞和伊朗之後，還剩下幾個肯為中國仗義執言的朋友？如今，日本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在東海組織針對中國的軍事演習，從阿富汗到越南的一條漫長弧線基本上劃到了西方一側，中國的東南西北邊界都已經潛伏著不穩定因素。昨天看央視的“軍情觀察”，張召忠教授縱論時局，認為俄羅斯加強北方四島駐軍的決心是對中國的鼓舞，言下之意是日本將最精銳的第七師團從北海道調動到西南沿海，是為了向俄羅斯示好，但卻是犯了兵家大忌。這些話的潛台詞昭然若揭：中國對俄羅斯的倚重已經成為思維定式，中國始終將俄羅斯視為國際大局中的一種製衡力量，並常常以畫餅充饑的念頭認為一旦中國遭遇困境，俄羅斯絕對不會袖手旁觀，到那時美國和西方也都投鼠忌器。中國，就是在這種自欺欺人的思維框架下玩韜光養晦，做了幾十年的縮頭烏龜，到最後成了一個守著萬貫家產的守財奴。而自古以來，但凡守財奴，都擺脫不了怯懦的影子。俄羅斯出口到越南的蘇—27SK戰機單價3150萬美元，單價比出口到中國的同型號戰機便宜約300萬美元，也沒見中國人提出過什麽反對暴利、有違誠信的抗議。
其實，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歸根結底是在於中國人這種自欺欺人的世界觀。總以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日本敢在東海耀武揚威，俄羅斯就能抄他的後路。豈不知日本人耀武揚威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看穿了中國的軟弱。中國寧可穿起長衫，彬彬有禮，也不敢赤膊上陣亮一亮肱二頭肌。維穩費用高於國防開支的事實證明了國策：隻要安定繁榮的局麵不受影響，中國就不會與別國有衝突，為此中國寧肯丟麵子，寧肯在被別人甩一耳光以後，再主動送上另一麵臉頰討打下一個耳光。正因為中國的骨氣日益衰微，所以在鄰國看來中國僅僅是表麵上好大喜功，卻是繡花枕頭一包草，從沒當一個心連心的朋友。而最可怕的，不止是自欺欺人的世界觀，而是閉目塞聽之後的顢頇。總是認為世界按照我們想當然的程序和方式在走，認為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全世界都會感激我們；認為我們手裏持有天量的美國國債，美國就會聽我們招呼；認為全國人民都唱紅歌了，全國人民都要歡天喜地重新慶祝解放。這種想當然的心理來自於文山會海之中的誇誇其談，和由此形成的對社會現狀的誤判。當一個社會不允許有第二種聲音出現，全社會猶如同時敲鼓打鑼，一聲巨響，其餘的聲音統統聽不見。沒人說話了，就以為是垂拱而治了；沒人反對了，就以為是施政有方了；沒人上訪了，就以為是天下太平了。甚至陳陳相因，全國上下都擁有了一整套的規範語境，誰打破這個語境，就是妄想爭奪話語權，就是違反了既定秩序，就是異類，就是潛在的社會公敵。在這種局麵下，誰敢說真話，誰又能說真話？
話說回來，真話是隨便能說的嗎？就像我們寄希望於俄羅斯克製日本一般，俄羅斯社會存在著尖銳的社會反差，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已經跌至十年來最低。俄羅斯的危機和中國一樣都存在於蕭牆之內。按照紮斯拉夫斯卡的推測，現在的俄羅斯社會結構模式如下：
1、統治階層：0.5%；
2、上層（大、中等企業家，大中等私有化企業經理）：6.5%；
3、中等階層（小企業家、生產領域的管理人員、預算領域機關領導者、高層知識分子、軍官）：20%；
4、基礎階層（大眾知識分子、工人階層、貿易工作者、中等技能的工人、農民）：61%；
5、下層（無固定職業工作人員）：7%；
6、社會底層（失業者、吸毒者、娼妓等等）：5%。
紮斯拉夫斯卡調查發現，國家社會階層的應變能力，優勢是逐漸降低的。而與上層緊密相連的陰暗和犯罪活動上升。上層在許多方麵依靠把國家財產私有化，依靠淘得陰暗的資本而發達。7個工業股份公司操縱著俄羅斯經濟的一半，5.5%的俄羅斯富人掌握著72%的貨幣存款，並且通常把錢存到國外，國外存款達300億美元。
我想說的是：俄羅斯現在的社會結構是不是與中國相近似？2010年中國的GDP已達40萬億元人民幣，移民風潮卻一波接著一波。2011年4月，招商銀行聯合貝恩資本發布了《2011私人財富報告》，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超高淨值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一千萬元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與俄羅斯相差無幾，那麽若以一千萬元作為劃分上層的統計門檻，可以想見如今中國的統治階層和上層已經有絕大部分放棄了中國國籍，留下來的都是中等階層以下的公民了。與此同時，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使底層民眾的上升通道日益狹窄，個人發展的代價太大，往上爬的期望值還不如安於現狀，整個社會逐漸向下流動，中產階層正在消失。當一個社會上層逃離、中層下流的時候，底層的淪陷和暴戾的出場已經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興起後，掀起的卻是接連不斷的血腥殺戮，革命者最後也被革命。可是路易十六治內法國人口在增加，民間財富激增，工業家、進出口貿易商、批發商與小販甚至食利者大量出現，是法國舊君主製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導致大革命的到來？路易十六時期，法國社會的最大得益者其實是第三等級，可為什麽大革命卻由其發起？貴族作為第二等級，理論上本是革命對象，為什麽大革命的領導者中卻充滿貴族人士？為此，當年茨威格曾經做出如下分析：問題出在哪？或許是當權者耗用國力過度卻又缺乏平衡感所致。的確，北美戰爭已使法蘭西負債累累，而官方同時還要傾力促進國內的公共繁榮，通過帶頭消費、實施多項公共工程、廣為發放窮人救濟金和增加貴族年金等做法，國家成為本國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和最大的工程承包人。以常識的眼光看，王室的花銷再怎麽鋪張，在龐大國家預算中其實占不到多少比例。國庫開支浩大，稅收卻入不敷出，路易十六的財政窘況因而甚於前任。像先王一樣，他向四麵八方舉債，進而不斷使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款，國家財產與私人財產出現了普遍的糾纏不清，在惡性循環的債務鏈中，民間債權人接連淪落為債務人，政府公共財政管理不善隨時都會演變成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為了化解危機，路易十六的大臣再次提議向從不納稅的第一、第二等級征稅，此事不適時宜地大大擴散了社會敵意，促使分布於不同等級間的怨恨者、恐慌者和受損者都有可能不可思議地聯合起來。如果把這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三個等級對應到中國，究竟如何對號入座？
今時今日的中國，全國傾盡全力拉動內需，以至於70%的GDP是鋼筋水泥；通脹率居高不下，民生捉襟見肘，而全國“財政”收入卻有望達到曆史性的11萬億元。購買力下降時，稅卻在漲。在強敵環伺的世界上，中國卻大力標榜要擔負起大國的責任來，中國可以用白菜價賣稀土，可以支援非洲建立希望小學，可以在領土爭議麵前空談幾句嚴正抗議，似乎中國是正人君子，中國的道德準則是超一流的水準，可是中國的老人跌倒了卻沒人敢扶，中國的食物隨時會含有化學毒素，中國的慈善事業施主都變成了冤大頭，連中國的官員都已經喊出睡夠一千個女人的口號，以上種種，至今也沒看見中國的媒體說幾句逆耳忠言。中國的未來還有希望嗎？中國人雖然至死不做亡國奴，但中國卻在靡靡之音中不知不覺與殖民地劃了等號。今天的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我相信得了軟骨病的中國人現在一定沒再站著，而且手無縛雞之力。中華民族所麵臨的危險史無前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