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中國貪官文化（Ⅲ）
五、古今貪官對比
賴昌星紅樓案發後，頓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貪汙，居然驚人的相似。但是有心總結一下，會發現，古代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貪官不象現在的貪官，從小接受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教育，相反，他們隻有一個唯心主義，信鬼神，信因果報應，所以，要他們伸出罪惡的手來貪汙，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其二、古代不流行紙幣，貪官們要貪，總是些金銀珠寶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比起現在的存折，支票，股票來，那是笨重多了，既無法藏到臥床的鐵欄杆裏，也無法匿到煙酒盒裏，總之，古代當貪官，風險也太大了。
其三、古代法律野蠻落後，不講理。哪象現在，法律文明，且具人情味兒，往往是一人貪汙，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貪汙，全家沒收不說，弄不好，還株連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貪汙，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貪官根本不知華夏之外，尚有其它文明國度，所以他們不會腳踩兩隻船，不會一家兩製，不會一人在國內貪汙，全家在國外定居，至不濟，也要提前辦好撤退的護照，一有風吹草動，敢緊腳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貪官，摟著大堆的金山銀山，不知逃向何處，不知奔向何方，又沒有洗黑錢的可能，很淒惶的。
其五、古代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無機會借助現代高科技手段製造清廉魔術。比如成克傑，在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節目中，一提災區百姓，那是聲淚俱下：看到災區人民受苦受難，我真不好受啊，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們好苦啊...我要書寫一些老百姓永遠不會忘懷，認為我沒偷懶，正為努力為他們作貢獻的曆史，當然，我絕不會書寫相反的曆史。這鏡頭，若讓古代貪官得知，他們當會臉紅不已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這功夫咋學的呀！
其六、古代貪官口才不怎麽樣，也不機伶。一代巨賈兼貪官胡光墉，事發後也隻會悵然逝去，既不會糟踏老百姓－說什麽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為一般的老百姓了，好象老百姓都是大貪似的；更不會糟踏人家資產階級－說什麽自己受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總之，古代貪官要想懺個悔，找個墮落的借口，不如現代貪官容易。
當然，古今貪汙也有類同之處，比如一犯一窩，古今類似。乾隆1781年，王亶望一案，同案犯70人，處死22人。現代，沈陽慕綏新一案，跌倒16人。還有，河南一個小小的盧氏縣，一下子雙規80名幹部，其中，全縣19個鄉鎮黨委書記無一幸免，全部一鍋端了。隻不過，現在流行人道 *** ，現代貪官們被處死的機會遠遠小於古代貪官了。
六、我的看法
其一、人性的原因。關於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作為哲學命題，我們爭論兩千多年了，可是作為政治命題，我們卻一廂情願地認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們的所有政治及其相關建設都是基於這麽一個前提而成立的，導致我們古有"敬德保民"，現有"以德治國"。也就是說，所謂的"以德治國"，絕對不是什麽新鮮玩藝兒了，我們古代的帝王就用它當過尿布了，現在還拿它做尿布，我們能聞到一股股千年的尿餿味兒，如果你聞不到，可能是你感冒了啊。更何況，老聖人也曾經有過懷疑的，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並且進一步說：食色，性也！荀子認為，人之初，性本惡，隻有通過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韓非子幹脆認為，人再怎麽教育，人性還是惡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惡狠狠的"法製"。善惡論爭論幾千年了，這裏我不想陷於爭論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說法：人之初性本貪！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先生在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提出：我們不否定道德說教，但是作為經濟學者，我們首先注重的是製度。而且我們製度的設計和製度的建設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為出發點，要以人之初性本惡為出發點。當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惡。
樊綱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惡，但隨後卻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人的本性是貪婪的。馬克思曾這樣概括資本的特性：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就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絞首的危險。資本的背後是人，資本的特性，說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貪婪的，而貪官，卻是大大發揚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謂的人之初，一是指人類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們的貪官當是兩種幼年病的綜合－第一是還沒有進化完整；第二是還沒有長大。去年我曾寫篇雜文，當然沒地兒發表，隻能發到網上，題目就是"要把貪官當孩子"，說的也是這麽個意思。三歲以下的孩子沒有你我觀念，見什麽東西都以為是他的，特別是在商場裏。三歲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廁所，以為處處都是廁所，理直氣壯地隨地便溺。我們的貪官，便都是三歲以下的孩童了，如果按時下流行的說法-政府是爹黨是媽來講，這些貪官，確實需要其爹娘來管教了，否則，永遠長不大，永遠不進化，也不是個事兒。
其二、製度與體製的原因。眾所周知，美國建立三權分立的政體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人性是惡的，不相信某一個政黨，也不相信人民，將權力交給一個機構或一群人，隻會導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對掌握權力的人，應該深懷戒心。而中國封建社會恰恰相反，所有製度建設，都基於人性善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到讀書人的忠孝賢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決斷。現在，中國人民又把希望寄托到一個政黨的良心上，而這一個政黨的又把希望下放，寄托到全體黨政幹部的良心上。這種寄托，導致對專製製度與官僚體製溫情的默許與浪漫的幻想，而貪汙，又是專製與官僚體製下的必然伴隨物。
其三、社會的原因。一般的看法是，中國社會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但是組成分子，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說，道德的人構成了不道德的社會。這種不道德的社會中，最常見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義"，西方學者認為，不道德的家族主義會引起腐敗，促使人們偏離普世主義和行善的規範。也有人從另一方麵說，中國人隻講私德，不講公德。也就是說在他自己的親友圈裏，在他的私人圈子裏，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頗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這個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沒有人情味。比如一個人對朋友慷慨大方，於私，他可能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是於公，他卻不是個合格的公民，因為這哥們兒老在偷稅漏稅。試舉一個例子，韓信當年落魄時，曾受一漂母飯恩，發達後，韓信給漂母送去千金。打一個比方，如果這漂母是個生意人，或者是個包工頭，韓信肯定會給她拉點活兒的。不信看胡雪岩，當錢莊夥計時，挪銀五百兩給落魄仕人王有齡，王用這些銀子進京活動，一活動，就任了浙江省的糧台總辦，從此與胡雪岩官商勾結，胡的紅頂商人生涯從此起步。王死後，左宗棠本想查辦胡，可兩人一見鍾情，竟成了好友。就連罵胡"確係壞種"的李鴻章後來也改變了看法，認為胡"救災恤鄰，慷慨好義""為近時所罕見"，甚至要求政府準許"賞給匾額一方"以資鼓勵。中國諺語雲：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又雲：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飯之恩，需要的時候，就要為恩人奉獻自己的性命了。舉一個例子，常勝將軍吳起曾經為一個士兵親吸毒瘡口上的膿汁，依現在的看法，你會覺得吳起猶如共黨幹部，愛兵如愛子。可是那士兵的娘卻不這麽看，聽說這事後就開始哭，哭得死去活來。別人勸她：你兒子遇到了這麽好的將軍，你應該引以為榮才是，何以失聲痛哭？老太太說：你們有所不知。我兒子的父親，當年也曾由吳起將軍親自吸吮過膿汁，不久出戰，想對將軍的恩情有所報答，奮力抗敵，有進無退，終於戰死了。如今吳起將軍又這樣對我兒子，我兒子肯定活不長了，我是為我兒子哭的呀！同誌們，明白了吧？我這人老是不願意對人太好，否則大家都掂著腦袋來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嗎？叫我如何承受？這是開玩笑啊。總之，中國人身處的環境，是一個人情親情鄉情友情之網，沒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擺脫不掉的。也許正由於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最高統治者才慫恿出一個所謂的大義滅親思想，大義滅親大約來源於孔子。當春秋時晉國的叔向為自己的異母弟－貪官羊舌鮒定罪時，遠在魯國的孔子聽了，讚揚說：治國製刑，不隱於親！這一點，恰於西方相反，西方社會沒有人情，但法律卻基於人性之常情，認為親人必袒護親人，所以，西方社會不倡導大義滅親，法律裏便也沒有包庇罪。
講到這裏我就感覺，我們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我們中國人最講人情，可由中國人組成的這個社會卻泠漠無情；我們中國人最講親情，可法律卻提倡大義滅親。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貪官周圍的人卻喜歡他讚揚他；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歡，可清官周圍的人卻恨他恨得牙癢。有時候我都想，讓一個罵貪官罵得最狠的百姓與貪官結了親家，那麽，隨後會發生什麽事情呢？
有人說，中國的貪官，是有著群眾基礎的。此話值得我們深思。
其四、管理方麵的原因。曾有人說，中國百姓是世界上最無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財產，老被仆人偷。這一點，軍閥孫傳芳都看穿了。民國時期，也提倡人民公仆來著，而孫傳芳反對這種提法，說：現在做官的自稱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沒一個好東西，不是賺主人的錢，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沒有不愛子女的，愛民如愛子才是，才能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做好事！老孫說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仆人卻是真的。而政府作為管家，在管理仆人時，也常常出現漏洞。朱元璋時代，也有自己的反貪局，當時叫監察禦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我經常跟人開玩笑，說，民國時期某軍閥，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錢，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們的政府竟然也是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古代是逃人丁稅，現在是逃避計劃生育罰款；不知自己多少錢－帳上有數字，但實際錢在哪兒？銀行都是呆死帳，行長更有卷資外逃的，帳上有的錢都是空的；不知自己多少貪官－政府知道自己多少官員，但永遠不知道自己多少貪官，就跟軍閥不知道自己多少姨太一樣！
一個俄國人，有60萬盧布就要受到懷疑；一個美國人，有2000美元，就要說清楚－出具資金來源報告。後來放寬到1萬美元。而中國，直到現在仍沒有類似的規定。2000年4月，中國開始實名儲蓄製，但貪官也會變通，國家能搞一國兩製，貪官就會搞一家兩製。公職人員不得經商，但公職人員的家屬總能經商吧，所以，連雲港的副市長。
鹿崇友，其80歲的父親與70歲的母親可以合資開個化工廠，可憐鹿老頭，估計是沒孫子，否則他那市長兒子也不舍得搬老子下水這麽老當益壯的。
其五，文化的原因。美國學者西摩.馬丁.利普塞特和他的助手加布裏埃爾在《腐敗，文化及市場》一文中指出：腐敗的程度往往是沿著文化界線而變更。最腐敗的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俄羅斯，以及若幹拉美國家和非洲社會。在北歐和前英國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會，腐敗程度最低。儒學社會大都居於中間。講到這裏我長出一口氣，美帝國主義學者眼中，好歹我們不是腐敗最嚴重的。那麽中國文化與貪汙腐敗之間的邏輯關係到底如何？特別是中國文化豐富多彩，三教九流的，這需要好好的梳理一番，同學們若有興趣，不妨研究一下。這裏我簡單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中國人選擇貪汙與腐敗，其背後的終極原因乃是人的價值觀在起決定作用。第一，家族價值觀的影響。可以說，2500年前的柏拉圖就看出了家庭在社會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個平等的共產的社會，必須廢除家族聯係，甚至家庭本身。孩子們一出生就應該交給公共機構養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誰。這話好象專門是針對咱們中國這個傳統的儒學社會的，因為儒家特別強調家族觀念。而家族主義在西方學者眼裏是不道德的，雖然中國曾有過"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千古美談，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比如人家袁世凱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也可以被人稱頌為"內舉不避親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意大利的黑手黨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義的一個極端的例子。以此類推，你會發現，中國封建社會中，大都是這種家族模式，《紅樓夢》中，王，賈，薛，史等大家族，蔣光正時代蔣宋孔陳等大家族，都是強強聯合。但是這種聯合，之所以說它不道德，乃是由於這種家族主義，充其量隻是個人及個體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卻無助於社會的前進，甚至是社會發展的障礙。所以我要說，中國的每一個大家族，其本質特征可能跟黑社會一個性質，當然這需要證明，同學們感興趣，不妨做點工作。第二，個人價值觀的影響。羅伯特.默頓在其《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提出了腐敗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認為，腐敗是由動機促成的行為，來源於社會壓力，結果則是違背規範。他強調，所有的社會製度都規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標，即目的。人作為社會行為者應力圖達到這些目的。問題是，怎麽達到這些目的，社會沒有給出相應的體製規範，或者說，即使給出了，這些體製規範也都是疲軟無力的，比如封建社會的反貪措施，這就導致大家共同拒絕遵守表麵上的冠冕堂皇的遊戲規則，進而衍生出一種私下裏共認的遊戲規則，吳思把它稱作"潛規則"，在這種社會裏，大家隻認同個人的政治成就與經濟成就，科舉製時代，人們側重前者；現在的時代，人們更側重後者。側重前者，買官賣官流行； 側重後者，貪汙賄賂盛行。如今，我們過分渲染強調個人的經濟成就，導向有點偏差。大裏說，它是不發達社會的一種心態，現在的經濟發達國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質主義者轉變為後物質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更追求音樂，藝術和文學的享受。小裏說，它會導致個人價值觀的畸形發展，比如笑貧不笑娼，笑清不笑貪的社會心態。現在的大學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動不安，因為媒體與社會過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與價值，大家更多的考慮如何奔向這個目標，手段的合法與否，似乎已不在考慮範圍。第三，宗教與哲學的原因，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沒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標誌是：人格神的崇拜與敬仰；完備的宗教儀式；終極關懷的托咐。宗教的根本特質是終極關懷，人是什麽，人從何處來，又將歸向何處去。中國宗教對這一切，閉口不談。而中國哲學中，也沒有人關心這些問題。尼采曾譏笑中國的孔儒哲學是庸俗的道德把戲，黑格爾甚至這樣認為：所謂的中國哲學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無足輕重。孔子哲學隻是一種"道德哲學"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兩位洋老兄對中國哲學評價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同學們若有興趣，不妨研究一下。不過我有一個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關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的曆史資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內在原因。其實，中西衝突中，一般包含兩個認知層麵：政治的和文化的。遺憾的是，我們一般的史學教學，隻側重天於前者，側重於道德評價，而忽略後者，忽略文明本身內在發展的曆史邏輯。所以，我希望同學們有一個全方位的文明視角，基於這個視覺，去考察文化與貪汙，宗教與廉潔的內在關係，可能會有新的發現。這方麵我隻有零星的看法，但尚不係統，有待於同學們自己發掘。
其六、成本的原因。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之所以貪汙嚴重，乃是因為中國官員當官成本太高。韋伯沒有詳細分析中國官員當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們不妨給官員們算一下。1、從時間上來講，中國官員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有些人一輩子都擠不進官場裏去，比如蒲鬆齡，十九歲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歲，也沒有考上個舉人，曾寫詩自歎："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這個大才子一輩了學優不仕，隻好與自己書中的鬼們打交道去了。還有洪秀全，屢試不中，就反了。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給他一個七品官當當呢。而按照秀全同誌日後當天王時的作派，我們倒可以斷定，這哥們不當官則可，一當準是個大貪。2、從讀書苦的程度來講，中國書生之苦當是天下第一，這方麵，頭懸梁錐刺骨的蘇秦可謂是榜樣。讀書本是享受，卻愣被這幫哥們鼓搗成了苦行僧一般，"學海無涯苦作舟"，完了，這小舟怕是永遠駕不出去了。3、當官也苦啊。走進官場，那隻是萬裏長征的第一步。如何在官場那烏泥堆裏站穩腳跟，才是問題的關鍵。龔自珍倒是科場得意，20多歲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場學問，敢情比書裏的學問難多了，龔大才子玩不轉，最後的選擇是棄官歸裏，回家時就雇了兩輛車，一輛拉自己，一輛拉自己心愛的書。你說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員還挺著幹什麽？按吳思的考證，林則徐那時也有灰色收入呢。4、按我的意思，當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靈的代價，輕裏說，尊嚴喪失，重裏說，人不再是人。一句話，在中國官場上混，上級麵前沒有點裝孫子的本事，卻想在官場裏繼續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遠沒戲。你說當官要付出這麽高昂的代價，哥們圖的是啥？
其七、心理的原因。中國封建社會裏，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總之，事物的發展沒個譜。這樣的環境下，國人當然沒有安全感。老百姓沒有安全感，皇帝老兒也沒有，皇帝老兒手下的官員更沒有，不管你有錢沒錢，有權無權，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很可惜，國人與皇帝都沒有足夠的理想與清醒，打造一個人人安全的體製與社會氛圍，這一點，到劉少奇時代沒有做到，到現在的孫誌剛時代仍沒有做到。難怪貪官們把人生當作了夢靨，並在這夢靨中迅速的走向滅亡。尼采那瘋子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人要麽永不做夢，要麽夢得有趣；要麽永不清醒，要麽清醒得有趣。中國古代的貪官，做夢都是發財，夢得無趣，但往往夢沒做完，小命玩完！是他們不清醒嗎？非也，正是由於他們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未來，所以他們才瘋狂的貪汙，生命不息，貪汙不止，很無趣，可是當清官有趣嗎？那將是我們下一個課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