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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為何在恩師張居正死後進行清算報複?(轉載)

(2011-11-17 09:28:19) 下一個



本文摘自:《十年砍柴:晚明70年》,作者:十年砍柴,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鄒元標等人因彈劾張居正被廷杖、流配,果然起到了威懾作用,滿朝臣工不敢再敢犯龍顏了。但正常的渠道走不同,便有人選擇了非正常渠道。那時沒有網絡,人們不能上網發帖子,但可以寫大字報。《明通鑒》載:“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揭榜於通衢。”

這揭榜就是匿名大字報,上疏則是實名製,實名有風險當然隻能匿名了。但明朝有著超乎以前任何朝代的偵緝能力,東廠、錦衣衛的番子、細作遍布各地,這是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寶貴財富。皇帝詔諭:“再及者殺無赦。”如此,連匿名大字報也消失了,看起來真的風平浪靜,張居正可以一門心思撲在國事上。

第一件大事就是皇帝的大婚,十六歲的皇帝行冠禮後就意味著成人了,該成婚了。婚禮完全按照《禮記》辦理,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最後迎親,這些程序都得走一遍,皇家的婚事當然更加鄭重。至今日本皇室娶皇妃嫁公主還仿照著這樣的古禮,中國一些農村操辦婚事,要合八字,送彩禮,選日子,實則是古禮的遺跡。

納采問名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為至尊,當然不能托普通的媒人去幹這事,一定是親貴大臣,皇帝下旨讓英國公張溶為正使、張居正為副使去持節行納采問名,正使是勳臣的後代,他們的祖先一般是隨朱元璋開國或隨朱棣“靖難”的大功臣,爵位世襲,地位非尋常文臣能比,張居正以首輔充當副使,可見太後和皇帝對他的器重。要知道,他正“在官守製”,隻能穿便衣,為父親服喪。這事在禮法至上的明朝當然又非同尋常,因為皇帝的婚禮是天下第一大喜事,怎麽能讓一個正服喪的大臣來當副使呢?戶科給事中李淶上疏提出異議,認為皇帝奪情挽留張居正,是因為軍國大事離不開他,而皇帝大婚與經國籌邊不一樣,因此乞求派別的大臣充任。

皇帝主意早定,沒把這樣的奏疏當回事,張居正也順水推舟,說“凡可以慮忠效勞者,皆不避神跡,不拘常理”,脫下服喪的衣服,換上大紅官袍去辦這樁天下第一大喜事。皇帝和太後讓張居正當大婚副使,這是種象征性的任務,無非充分體現皇帝對首輔的信任和仰仗,禮法治國更多的就是靠象征性的禮儀支撐,言官看不到這點,簡單地和軍國大事對比,顯然不得為政之精髓。

皇帝的大婚辦完了,張居正得回老家辦父親的喪事。盡管他被“奪情”,不能回家丁憂三年,但老爸的葬禮,他還得參加。征得皇帝的準許,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年)三月離京回湖北江陵葬父。上一次回家,是十八年前,自己還是個七品翰林編修。在上次省親之前,他曾在家休了三年的長假——當年父親健在自己體壯,自己尚可一歇三年,那是因為在政壇上還是個無足輕重的小官,真正到了需要為父親守製三年時,卻擔當了國家重任,不能抽身。這大約就是人生的無奈吧。他當年休完三年長假重入官場時,寫下一首明誌的詩:“國士死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他用的是豫讓以死報知遇之恩,韓信千金報一飯之恩的典故。可那時前途茫茫,能否報“君恩”他自己都不知道。近二十年過去了,他有了報君恩的機會,也真的做到了“豈恤人言”,不怕別人的議論。

歸家葬父,對張居正來說,是一次富貴還鄉。

荊楚大地,在明朝開國時很不受待見,因為這塊地方是朱元璋打江山時最大的勁敵陳友諒的根據地。而明朝中葉正德皇帝駕崩後,大明的風水轉到這塊土地上了。正德帝沒有子嗣,也沒有親兄弟,他的堂弟16歲朱厚熜從父親的封地湖北安陸,入京承繼大統,國脈得以延續。這地方出了個真命天子,是為嘉靖,現在嘉靖的孫子萬曆在位,這塊土地又出了個才幹幾乎超過二百年來任何一個文臣的首輔張先生。

張居正回家葬父,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動靜搞得相當的大。

盡管首相請假回家隻有短短的幾個月,但內閣現在隻剩下了呂調陽和張四維兩人,而一個大帝國每天要處理的事情太多。據《明史》記載,張居正本來想請退休回家的老首輔徐階重新出山,可想到徐階是自己的老師,自己回朝廷後,還將繼續讓老師坐首相的位置,內閣是按資曆排位的,徐階既是張居正的老師,以前當過首輔,不可能居學生之下。張居正總不能讓皇帝明文諭示徐階僅僅替自己替幾個月班,再等他喪事辦完就立刻回宋江老家吧。於是他建議讓馬自強(字體乾,陝西同州人)和申時行(字汝默,蘇州長洲人)入閣。這馬自強曾和張居正在政見上多有抵牾,但這回張居正不計前嫌推薦他入閣,他心存感激,從此十分佩服張居正。此番安排可看出張居正的用人之術。

張居正離京時,皇帝和太後一再叮囑,讓先生早點回來,國事離不開先生。並賜“帝錫忠良”銀印一顆,及銀兩、綢緞等其他賞物,派司禮監太監到京郊為張居正餞行。如此皇恩浩蕩,簡直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連皇帝都如此敬重首相,那不用說,一路的官員拍張居正的馬屁唯恐不及。所過之處,沿途的地方首長率群官長跪行禮,巡撫、巡按越過自己的轄界迎接,為張居正做前驅。回京路經襄陽和南陽,襄王和唐王出來迎候,為他設宴接風。按明朝禮製,親王是天潢貴胄,人家的爵位擺在那裏,大臣不管權力多大,見麵也得向親王行臣子之禮。可張居正隻行賓主之禮,拱拱手敷衍一下,這確實有僭越之嫌疑。

俗話道:“太太死,壓斷街;老爺死,沒人抬。”說的是人情之世故,老爺還在位時,太太死了來送葬的人多得壓斷街,等老爺自己死了,不用再巴結他了,送葬的人就少得可憐。所有的葬禮其實和死者沒關係,都是給活人看的。現在當朝首相張居正葬父,那家鄉的地方官能不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表示一下麽?張居正當國後,民間流傳“官楚則貴”的說法,說的是在張居正家鄉當官,隻要和張府的人搞好關係,升遷就非常容易。

皇帝派來參加葬禮的特使有司禮監太監魏朝——這人很有權勢,後來魏忠賢拜在他門下,然後反噬,把魏朝的馬子熹宗的乳母客氏撬過去再害死他。還有工部主事徐應聘,禮部主事曹浩。護送張居正的有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深荷張居正知遇之恩的名將戚繼光派一隊衛士,手持當時最先進的火器鳥銃隨行。行省、道、府、縣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說了。什麽叫風光大葬,這就是風光大葬。當然也有不拍馬的官員,巡按禦史趙應元和荊州推官(分管當地司法)魏允貞就不去參加葬禮,張居正不高興,趙後來因此被張居正的門客都禦史王篆彈劾。魏允貞這人耿直清介,官聲很好。生了一個太過於聰明的兒子,後來投靠魏忠賢做了內閣輔臣,是魏忠賢殘害忠良最重要的幫凶,這算典型的好爸爸教出壞兒子。

敢於任事、通達識變的張居正沒有海瑞那樣的道德潔癖,對於官場的潛規則,他從二十三歲進入官場時就明了在心,且隨著閱曆的增加,運用得越來越純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執,總認為自己開出的濟世藥方是最管用的,在這一點上,張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為清廉,專斷固執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並顯出幾分可愛。而張居正柄權後,專橫跋扈和貪腐互為催化劑,便成為讓人詬病之處,也成為身後被萬曆帝清算和政敵報複的理由。

脾氣隨著官爵見漲,這幾乎是一種規律,五百年來如王陽明、曾國藩這類大儒身居高位後,還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幾人?隆慶帝在位時,內閣中先有徐階,後有高拱為首輔,張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飾,等徐階退休,高拱被逐後,小皇帝對他言聽計從,又有大太監馮保的親密協作以及太後的支持,張居正所掌握的權力幾乎不受製約,那麽他沒辦法不專橫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沒辦法不貪汙腐化。不僅張居正在這種權位上很難抵抗,我估計即使換上王陽明和曾國藩也夠嗆,因為王、曾從來就沒有掌握張居正這樣大的權力。王陽明平定寧王叛亂後隻是一個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邊的近臣高高在上,陽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謹慎奉迎;而曾國藩頭上一直就有著慈禧太後為首的滿蒙集團給套上的緊箍咒。

《明史。張居正傳》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其性格自經曆父喪後愈加恣肆專橫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對包括門生、同鄉在內彈劾聲浪的一種反彈,越攻擊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麵目出現;其二是在考成法實施、奪情等風浪中,他用霹靂手段打擊懲罰了持反對意見的人,取得了全麵勝利,手中的權力更加鞏固。沒人在敢給張相爺提反對意見了,滿耳聽到的隻有讚揚、奉承之聲。比如說,有一個官員送了一副黃金鍛造的對聯給張居正,上下聯為:“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嶽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居正號“太嶽”。這馬屁拍得太過分了,把張居正和天子並列,簡直是把張居正放在火上燒烤。張居正的同年進士、大文豪王世貞對這位年兄頗有微詞,說張居正“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敕令其長加考察。以故禦史、給事中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內閣中如呂調陽、張四維等大學士,根本沒有什麽權力,隻能在首輔的後麵亦步亦趨,幾乎成了張居正的小夥計。

有一件事能說明張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說過,張居正回家葬父,湖廣巡按趙應元說自己差使已經辦完,正在和新任者辦接交手續,且身體有病,因而沒參加,張很不高興。出自他門下的僉都禦史王篆,慫恿都禦史陳(“火”+“介”)彈劾趙應元故意借病規避,趙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戶部員外郎(約副司長的級別)為找應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陳(“火”+“介”),說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諸臣生病請假的多了去,為什麽陳都禦史不彈劾別人,隻劾趙應元?你陳都禦史在嘉靖朝養病十餘年,現在攀附權貴驟然任重要官職,自己做過的事情,反而用來指責別人,何以服天下?

王國汲最有殺傷力的一段話是,“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威權比皇帝還大。居正大怒,想讓王國汲下獄廷杖。當時擬票的大學士張四維建議從輕發落,僅僅對王國汲削職,皇帝同意了,居正遷怒張四維,好些日子不給張四維好臉色看。張居正死後,許多人懷疑四維參與報複張家,這大概是一個原因。

一個有權者是否清廉,不僅要看本人,還有一條很重要的標準就看他能否管好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

張居正祖上是跟著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從鳳陽起事的底層軍官,定居江陵後,一直沒出什麽大官,到了張居正父親張文明這一代,也就是個亦耕亦讀的小康之家。萬曆四年劉台上疏說張居正,“輔政未幾,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個時代,官做到這個份上,財富是擋也擋不住的。張居正的老師徐階個人操守尚可,年少時家貧,做到首輔後,兩個兒子在鬆江老家橫行霸道,大肆斂財,致良田萬頃,成為江南最大的地主,罷相後碰上海瑞這個不講情麵的硬漢巡撫應天,生生讓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階管不住自己的兒子,而張居正當首相後,老父尚在,那父親就更難管了。加上湖廣的地方官想方設法巴結張府,張老太爺這個窩囊了幾十年的落魄秀才,這下能不飄飄然麽?張居正自己也承認:“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仆輩,頗聞有憑勢淩鑠鄉裏,混擾有司者,皆不能製。”萬曆元年,當地衙門就主動為張家修建宅第,讓武裝警察——錦衣衛上工地當工人,這在明朝是超級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時代,不管功勞多大的官員,用錦衣衛做私事,被他知道後必定嚴加懲處。張居正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為此自責一番:“是仆營私第以開賄門”。長江中間的泥沙淤積成為可耕的沙洲,當地官員慷慨地把這塊國家的土地送給張居正。張居正的貼身仆人遊七也掏錢買官,和士大夫稱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對此當然十分厭惡。不過想想《紅樓夢》中走下坡路的賈府都能保舉世仆賴尚榮為縣令,何況權傾天下的張相爺。但滿清入關後,貴族家包衣奴才保舉為官是常態,而明朝士仆的階層分野更為明顯。

官員們如果直接把賄賂送到北京張居正的官邸,張居正也許會拒絕,於是官員就直接送禮上江陵張府,家裏的人更擋不住這輪番的糖衣炮彈。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提到,給張家送禮最積極的是兩廣的官員,大概嶺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沒有中原那麽多禮儀廉恥之類的道德說教。張居正在一封信中說道,“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隻照常領納,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說,到了他這個位置,不用去貪汙,拿拿官場的常例錢,也能做富家翁。他給一位姓傅的禦史信中講到一位知縣給他送禮,“屢卻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為相爺嫌少,最後給他送上一條玉帶。——他十三歲時湖廣巡撫顧璘就慧眼識才,說他日後有用玉帶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級別,別人主動送玉帶上門。張居正大為驚異地說,這腰間的白玉,尤為殊異珍貴,這樣的寶物,從哪裏得來的?恐怕不是一個縣令所應有的。

至於被後人多有提及、認為是張居正品行上汙點的是他的私生活問題,而我覺得,比起親屬受賄、重用親信等問題來說,個人生活問題是危害最小的。因為前者是發生在公共領域內的腐敗,傷害的是公共利益,後者是私德問題。王世貞說張居正因為內寵太多,而年歲漸高,於是常服春藥,這種藥陽而燥,則飲寒劑排泄,冰火交加,鬱結於下引起痔瘡,又引起脾胃不能進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腦部,陽亢之藥性引起頭部發熱,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據說嚴冬時張相爺不戴帽子,官員入內閣見張居正時,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東潤以同情的筆調為居正“辯護”:“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隻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盡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後,立刻又成為貪汙。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張居正畢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製度下的凡人,強大到無處不在的製度和文化,他哪能抵禦呀!

和私德不修、廣受賄賂相比,破壞一種公平的製度是更大的腐敗。在現代國家,憲政體製下最基本、整個社會賴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選舉製度和司法製度,而在明朝,整個社會政治生活中最起碼的公平是科舉。無論是勳戚子弟,還是寒門秀士,在科考麵前基本上是機會均等,如果這個製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損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將受到最大的質疑。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教子甚嚴,不允許兒子和各省的督撫以及邊塞將帥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許兒子和官員結交,收受賄賂多是他家鄉的父親、兄弟以及仆人幹的。對自己寄予厚望的兒子們,張居正不希望他們沒出息到收點銀子,買些田地,而是希望他們和父親一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如此,給兒子謀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舉舞弊,讓兒子們順利進入宦途。科舉的腐敗是那個年代最大的腐敗。

張居正的六個兒子,其中前三個兒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當政時中進士,而且嗣修為榜眼,懋修為狀元。有一個馬屁精送給張府一副對聯寫道:“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說的就是張家的盛況,張居正欣然將其掛在家中。

萬曆二年,長子敬修參加會試落第,張居正很生氣,那年的進士便不館選,所謂館選是不定期從進士中間選庶吉士進翰林院培訓。庶吉士稱為“儲相”,那一屆的進士受了池魚之殃,喪失了做“儲相”的機會。三年後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過三年到萬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參加會試,都成為進士,而且老三是狀元。

盡管張居正的幾個兒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資不錯,但在父親當權時,如此高密度地中進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當然會忿忿不平。理論上說,不管父親官多大,兒子也有和其他士子一樣參加科舉的機會,否則就是對其不公平了。但在那種貪腐的文化和專製的製度下,隻要參與競爭,就很可能對別的士子不公平。因為一個人官做到足夠的份上,貪腐、謀私都不需要自己費腦子,自有人替他操辦,所以有時不得已而矯枉過正。居正歿後,太倉王錫爵為相時,兒子鄉試中了頭名解元,被天下人責難,王錫爵為了避嫌,幹脆不許兒子參加會試。直到王錫爵退休多年後,這個兒子才高中榜眼。

對這種最大的腐敗,唯有當時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可以阻止,但皇帝不但不阻止,反而縱容、鼓勵。萬曆五年張嗣修會試中式後,照程序參加殿試,殿試的主考官是皇帝,所以進士稱天子門生,但皇帝隻是名義上的,真正主其事的是讀卷大臣,內閣首輔當然要參加讀卷,張居正要求回避,萬曆帝說,“讀卷重要,卿為元輔,秉公進賢,不必回避”,就是舉賢不避親的意思,而且說了句大實話:“先生大功,朕說不盡,隻看顧先生的子孫。”張居正官做到了頂點,家裏也不缺錢財和田地,皇帝能酬勞他的,隻有犧牲公平,拿國家的名器送人情。

張居正死後被皇帝清算,利用權勢為兒子在科舉場上謀私利成為重要攻擊點,南京刑科給事中阮子孝彈劾張居正三個兒子“濫登科第”,皇帝看完奏疏,下旨將張的幾個兒子的官職、科名革除。——反正皇帝什麽時候都有理,科場腐敗在以前是一種酬勞元勳的禮物,幾年後成了懲罰張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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