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W中文網訊，一隻木桶裝多少水，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一個社會的真正富有，及其整體進步與文明程度，則由低收入群體收入、財產和素質狀況所決定。極少數所謂精英，再怎麽財源滾滾，富可敵國，也不過像木桶那塊最長的板子一樣，對於一個社會的整體容量和能量沒有實質意義。
人文社會不同於物理世界。後者中的三角形或金字塔最具穩定性，而兩頭尖中間大的紡錘體則難以立得住。然而，一個金字塔結構的社會，恐怕是最不穩定的。能長治久安的，倒是紡錘形社會。這正是社會學理論特別重視中產階層成長和壯大，減少底層群體數量，或者提升低收入群體收入和財富的原因所在。
一個人是否有錢，不僅取決於他懷揣著多少錢，更取決於他人口袋裏的錢。在每個成員都有100萬的社會裏，擁有100萬的絕不會感到真正富有。當周圍其他人都手無分文時，手捏一文錢，就是富人。但在後者的環境裏，揣有一文錢者肯定不踏實，因為沒有安全感，隨時得防備有人搶劫，所以也很難說有幸福。
現任美國能源部長、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朱棣文博士，在2009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中告誡年輕人：“在任何談判中，都把最後一點點利益留給對方。不要把桌上的錢都拿走。在合作中，不要把榮譽留給自己。成功合作的任何一方，都應獲得全部榮譽的90%。”
迄今為止的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合作群體。凡是成功的社會，肯定是所有成員之間成功合作的結果。貧富過於懸殊的社會，各階層必然都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另一個極端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也有著同樣結果。兩種極端的苦果，在過往的中國曆史中都嚐過，理應在今後的路途中對此保持高度敏感。
眼下，低收入群體就是中國社會的那塊短板。中國最大的低收入群體，是那些已然成了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以及絕大多數分散務農的農民。他們勞動強度大，工作條件差，收入水平低。絕大多數處於黑夜白天三班倒的工作狀態，月收入也僅有1000元左右，維持吃住都可能緊巴，更不用說照顧孩子老人以及滿足醫療需求了。況且，失業、醫療、養老等公共保障體係還沒有或極少覆蓋他們。
不錯，他們還有農地。但問題是，那塊農地不僅不能當成信貸抵押品，即便流轉，也僅僅是小範圍低層次的，因而還無法成為這一群體手中的資本性資產，難以對他們的財富積累做出多少貢獻。
更成問題的是，過去30年以來，特別是自1980年代中期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以來，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趨勢的不斷擴大，作為對這種穩定長期轉移的反應，農業生產方式也在不斷調整：集約化、規模化和科技化，所需勞動力投入處於穩定下降狀態。這意味著，農業已不再是剩餘勞動力的自動蓄水池。一有風吹草動，農村、農地和農業已不再是這一群體的最後庇護所。而另一麵，已成為城市非農產業勞動力主體的這一群體，恰恰最容易受到宏觀經濟風吹草動的影響。2008年底2009年初，受危機和衰退影響，2500萬農民工集中返鄉，就是明證。
形成今天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很難否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種類型和成分的雇主們，把桌上的錢全都拿走了，沒有“把最後一點點利益留給對方”。而農民工群體在這一過程中也缺乏來自政府的保護。
對此，有學者激烈反對。認為，盡管農民工工資低，但若不是大量沿海接單加工企業提供了這種機會，中國農民恐怕連這點收入都得不到。因而不僅抱怨顯得不應該，政府的“最低工資製度”也是劣招。說實話，除了最低工資製度是有著爭論的經濟學問題，或者有其兩麵性外，這一觀點屬於以偏概全的強詞奪理：隻看到了雇主和資本，沒有看到中國的勞動力和環境資源。
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和擴大，需要增加勞動力價格的彈性，這並沒有錯。最低工資製度，確實在危機和衰退期間減縮了這一彈性，使得廠商隻能通過裁員而非降薪來減低成本度過難關。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供給長期被忽視而嚴重滯後的國家，加之農民工群體缺乏集體談判機製和能力，最低工資製度又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市場和經濟複蘇與繁榮期間。
更值得提醒的是，非農產業已對農民工形成了剛性需求。況且，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新增勞動力增長率已開始下降，無限勞動力供給的二元經濟結構已被打破。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接連發生的群 體 性 事件等，都是市場機製自發性糾正的手段或體現。
稍感寬心的是，關注低收入群體開始得到各方麵的重視。至少輿論力量在增強。關注低收入群體的初次分配製度改革正在醞釀，地方政府已開始將勞動力市場製度供給納入視野。這都是值得肯定並進一步努力的。
除此之外，中國的工會製度建設應當得到重視和加強。在當今所有製多元化、利益主體已經分化並日趨分散化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工會組織應真正代表起廣大產業工人的利益，並建立同有著利益差別的各種類型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機製。可以確認的是，這是同市場經濟兼容的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市場製度構成部分，對於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進而整個社會的發展，是積極而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