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日本民族的曆史，是一部侵略、擴張和殺戮史，倭寇是一群嗜殺成性魔鬼，除了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日本這個民族的大發展迄今不過一百多年。而它的發展是和中華民族的衰敗和血淚緊密相連的。明治維新後的七十多年裏，它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對中國的侵略，燒殺搶奪、攻城掠地，加上強索賠款。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日本那樣，給予中國社會如此深刻、激烈的戰爭創傷。日本民族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它們的雙手沾滿亞洲人民的鮮血。
戴季陶曾經說：“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日本人為了討好美國人，獲得喘息的發展空間，把整整一代的年輕女人送上了美國大兵的床，近代日本人的性變態人格，就是從此而來。縱觀日本民族的曆史，其民族性格就是遊離在極度狂妄和極度抑鬱狀態，像是醫學上的狂躁抑鬱症。
請耐心看完此文，就知道滅亡就是日本民族宿命。
日本是一個國土麵積狹小，資源極其匱乏的孤立島國，自然條件惡劣，每年發生一萬多次地震，台風海嘯也是司空見慣，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島終將沉入海底的宿命觀點，千百年來他們夢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奪取一塊真正屬於自己的大陸土地。
日本鄙視亞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個民族，並自負隻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大和民族應當成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亞洲，稱雄世界就成為其永遠的“光榮與夢想”，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與霸道的擴張主義精神激勵著日本拚命向外擴張。而欲稱雄世界，必先征服亞洲，欲要征服亞洲，須先征服中國。
日本是一個島國，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國這麽大，資源豐富，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對於它來講，這是一個極好的目標。千百年來，特別是近一百年間，日本日日“臥薪嚐膽”，夢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從近代日本發動的一係列侵華戰爭來看，日本是早已經把中國作為他的侵略的一個既定的目標。土地富庶物產豐饒的中國成為日本征服亞洲的起點！這也是日本為什麽自唐朝開始便一次次不厭其煩的入侵中國，中國曆史上東南沿海“倭寇”綿綿不絕的唯一解釋！
中日從來就是涇渭分明的兩個民族，中日兩個民族的性格相距甚遠，甚至超過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溫順和善，對國境邊土固守不進，對異族的噪動恩威並施，懷柔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個異常龐大的武士集團，他們堅忍凶暴、殺伐為本，一旦稍感強大，就對高麗（朝鮮）和中華高高舉起倭刀。
綜觀中日兩千年的交往，中國與日本之間，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之間從來沒有過平等友好的關係。宋朝以前，日本稱臣於中國，而中國人毫無保留地傳授文化與技術，特別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國求學，而中國也有鑒真東渡等。從明朝開始，則是日本人對中國不斷侵略、破壞，不斷殘殺中國人的曆史。中國強盛時，日本人是中國人的門生，而中國人奉日本人為上賓；中國衰弱時，中國人卻淪為日本人的刀下鬼。
甲午之戰的結果是日本吞並朝鮮、屠城旅順、割取台灣、牟獲暴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限的痛苦和災難，給日本人民帶來巨大的歡樂和利益。
明萬曆年間，也就是甲午戰爭之前三百年，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後，出兵二十一萬，攻占朝鮮，意欲以朝鮮為基地，一舉征服中國。豐臣秀吉的計劃包括：占領中國後定都北京，將朝鮮王移至日本，鞏固中國的統治之後，即向印度進軍。這一計劃的主旨就是將日本舉國從貧瘠的島嶼上遷移到大陸，也就是日本後來的所謂大陸政策。
日本人從來都是隻做不說，或先做後說--這與美國人的特點正好相反，他們自明治強盛以來，一直就沒有放棄他們的大東亞戰略。
此後，日本的戰略家們便開始不斷研究和製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田中義一的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對中國的資源人文的了解程度與其用心之險惡、計劃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國人看了都會出一身冷汗。
日本右傾思想的總根源是自稱與公認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師爺福澤諭吉，現在流通的一萬日圓紙幣上 還印著他的頭像--日本社會對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福澤諭吉在他創建的《時事新報》（現《產經新聞》的前身）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時事評論，主張日本應該“不客氣地”占領亞洲各國， “以我手新築”之，“殺盡朝鮮京城的支那兵，海、陸大舉進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長驅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領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為我版圖”，“直衝其根本，蹂躪支那帝國四百餘洲”。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論體係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學派的先驅者山鹿素行。他從儒學中找到“理論根據”，提倡守“忠節”、“武勇”、“義理”，表現出 “盡忠死難”的所謂“武士精神”。他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本分，宣揚“報恩、克己、麵對死亡不動搖的勇氣”。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認為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與天地無窮”，這與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處天子”、中國皇帝是“日沒處天子”的說法，以及後來的各種叫囂，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萬國之綱紀”等，一脈相承。這些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經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兩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實現以日本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實現“武國”觀念，其特色就是以殺伐征戰、窮兵黷武為極大榮耀。明治維新後掌握日本統治權利的大多數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時，中央官廳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維新以後左右日本命運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鬆方主義等、二戰後被絞死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這些武士門人的內心仍受以“武”為業的傳統價值觀支配，以“武”的視角觀察世界，製定政策和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
“民間法西斯勢力”的猖獗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大特色，封建時代的武士集團在明治維新後無所依托，於是用過剩的好戰精力毒化整個社會，武士道精神滲透到民間各個角落。
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經過長期戰略準備並精心策動的一場侵略戰爭。日本政府在大力擴充軍備的同時，積極著手組織了對中國的戰略偵察。中法戰爭期間，日本間諜乘亂遊曆了中國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國以何處為難何處為易》的報告書，對中國的“山川險要，土俗人情，無不詳載”。1893年，負責日軍情報工作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軍中將還親自化名進入朝鮮和中國境內，實地考察了預定戰區的情況。與此同時，日本還組織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中國的總兵力和作戰能力，甚至每個省能提供多少參戰兵力等，都做了專題的報告；日軍對朝鮮、中國東北及渤海灣等預定戰區都繪製出極其詳盡的軍用地圖，圖上甚至標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條道路、每一口可以飲用的水井等細微目標。
上世紀60年代他在距離武漢30多公裏的郊區一個非常閉塞的丘陵地區作社會調查時，當地的新四軍老戰士告訴他，他們在抗日戰爭中曾經繳獲一張日本人的軍用地圖，這張圖祥細地繪下了該地區的地形]交通和村鎮，連一個名叫快活嶺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據當地老人回憶，這座茶棚早在北伐戰爭之前就已消失。這證明這張圖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經被日本人的諜報人員繪成了。他聽了後毛骨悚然，深感舊中國真象擺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體。
日本自認為大和民族天生優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來約束，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兩百年前的日本國學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長曾寫到：“道德戒律適合於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這種人為手段予以約束的中國人。”
“忠”、“勇”被無條件地使用，統治者的魔棒指向哪裏，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撲向哪裏，冷酷的心裏沒有一絲仁和愛，哪管異國可憐的人民哀告哭叫、屍橫遍野；戰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軍隊手裏，就如墮入了無底深淵，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國家的軍隊更殘酷的折磨和虐殺。
日本作家森村誠一無恥地說：“侵略者對無抵抗能力的俘虜和平民進行殺害、強奸和搶劫，是戰爭中的娛樂。”這與武士道精神裏沒有善惡標準，沒有憐憫，隻有以強淩弱、殺戮和效忠，是分不開的。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暴本性，與武士道精神分不開的。武士道認為，人的兩重性格不是“天理”與“人欲”、“善”與“惡”的對立，而是“柔順”與“剛猛”，這兩個同屬“善”的構成，前者施於內，部、上級，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後者則施於對手。這種觀念模式裏鑄就的兵士，在國內和平時期是忠順的臣民、孝順的人子或慈祥的父親；在戰時，尤其是在國外，就成為殺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說，在近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濫殺我國，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結果。
一位西方作家寫道：他詢問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為什麽能如此殺戮中國的無辜。士兵回曰：他不覺得是在殺人，他們在刀槍下的哀號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獵物，他沒有殺人時的負疚和顫栗。
日本侵略中國，向中國勒索巨額賠款不是始於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開始了。他們處心積慮地尋找借口，悍然出兵台灣，勒索白銀五十萬兩。從此，步步緊逼，蓄意製造戰爭，並且不斷以“開戰”、“重新開戰”、“割地”相要挾，比別的列強尤其透出一種狡詐和無賴。對日本來說，凡能從中國勒索、敲詐、脅迫走的，就無所不用其極。
據史書記載：日軍從遼東半島撤走時，將營口、海城、金州、旅順、鳳凰城、大連……等城的官廨庫藏搶掠一空，甚至連旅順清軍營房門窗也拆卸運回日本。
令中國人永遠感到奇恥大辱的《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款為庫平銀2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日本年財政收入的數十倍！實際上，日本以各種手段，通過甲午戰爭掠奪的財富達3億3千萬兩以上，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並用於軍備擴張，一再侵略愈加貧困落後的中華民族。
近代史上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造成最大傷害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陸政策”，妄圖吞並朝鮮，侵占中國，稱霸亞洲。據學者研究，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一直到1945年，在這七十年當中，對外的戰爭發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針對於中國的。[7]1931年“九·一八事變”就是日本繼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以武力實施其“大陸政策”，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開始。在隨後的14年中，日本給中國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經濟損失達6000多億美元，中國的大好河山慘遭日軍鐵蹄蹂躪。這與鴉片戰爭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這個民族的大發展迄今不過一百多年。而它的發展是和中華民族的衰敗和血淚緊密相連的。明治維新後的七十多年裏，它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對中國的侵略，燒殺搶奪、攻城掠地，加上強索賠款。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日本那樣，給予中國社會如此深刻、激烈的戰爭創傷。而我國無論何朝何代，均無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軍入侵中國東北。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淪陷。然而日本侵略軍的野心絕不僅僅在於東北，也不僅僅在於中國，它想侵略整個東亞，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但是，由於日本國土資源貧乏，在工業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應付不了傳統戰爭所需的巨大資源消耗。於是，侵華日軍在尋找其他的途徑時想到了細菌武器。
細菌武器不同於傳統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屬、火藥，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車間，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價地生產出來，而且殺傷力巨大。侵華日軍就是抱著“生產廉價武器、節省資源”的想法開始建立細菌研究所的。
根據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擔起了建立細菌部隊的任務。1933年，在哈爾濱市東南20公裏一個當時叫“平房”的小鎮，出現了一支專門研究細菌武器的秘密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這支部隊在軍郵地址簿上出現的名字就是“滿洲第七三一部隊”。
1949年12月，蘇聯政府曾在其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對12名日本731部隊的醫生和軍官進行審判。對審判所揭露的事實，再麻木的人也會感到震驚：一批日本一流醫學院的畢業生，為了製造生物化學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傷寒、霍亂、梅毒等多種病菌，並使之擴散到附近的中國村落。他們甚至把動物的血液注入人體；把活人頭朝下掛起來，看看這些人要多長時間才死；把人的胃從連接食管之處切下來，然後接到腸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調換位置，接到身體的另一側；一個出生剛剛三天的嬰兒，全身刺滿了針，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婦女不經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開腹腔，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構造！大約有1萬人，就這樣喪生於日本遍布亞洲的26個實驗室中，而在生化戰的實地試驗中，估計有25萬人喪生。
短短幾年的時間，731部隊便建立起一條月產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產線。除此之外，他們每月還製造霍亂、傷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侵犯哈桑湖邊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軍原想侵犯蘇聯的領土，沒想到卻吃了敗仗，損失慘重。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立即派人來到731部隊，協商細菌戰事宜。
此後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將22.5公斤的炭疽、傷寒、霍亂病菌散播到哈爾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麵。細菌的散播立即使該地區出現大量的傷亡。731部隊的首次細菌戰取得了“勝利”。
從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間，731部隊生產炭疽等病菌達數十噸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其中，炭疽菌、鼠疫菌為幹燥細菌，能汙染空氣，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亂、傷寒被製作成菌液，通過飛機的“降雨器”進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腸類疾病；而帶鼠疫菌的跳蚤則直接用鼠疫彈進行投放。
1942年，731部隊第三批遠征隊參加了浙贛戰役，同日軍1644部隊相配合，用飛機把130公斤的炭疽熱菌等病毒運至預定地點，然後向水源地、沼澤區和居民區投撒，使這些地區陸續暴發疫情，中國軍民大批死亡。日本戰敗後，731部隊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國的譴責，迅速毀壞了自己所有的設備和用品。他們還將不便攜帶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細菌散播在華中一帶，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喪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華日軍侵占南京後，置人類道德和國際公法於不顧，在六個星期中，屠殺了三十萬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製造了兩萬多起強奸婦女的事件，焚毀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築，使南京這座當時中國的首都、著名的曆史文化名城屍橫遍野、滿目瘡痍、萬戶蕭疏。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野蠻暴行。
日本為損人利己從來都是不擇手段的，從暗殺張作霖、南京大屠殺、扶植偽滿和汪精衛、偷襲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參拜靖國神社、否認與美化侵略罪行，種種事例都說明日本人的道德裏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恥。瘋狂侵占我釣魚島的急先鋒“日之丸青年隊”總幹事就曾經說過：“如果與別人爭奪東西。惟有用武力解決”。
日人高橋敷曾經寫到：“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平時，隻要有發跡機會，日本人就會變成忠實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日本人唯強權而是從。跟日本人談什麽國際準則甚至人性公理，是毫無意義浪費時間而且是極其幼稚愚蠢的。對缺少普遍價值觀的日本人來說，力就是正義！沒有實力的國家和民族隻配受奴役。
可以說，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和精神傷害是永遠也無法抹掉的。然而，在處理和解決中日曆史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現出了在國際關係中難以看到的以德報怨的豁達和大度。
一百年來，日本欠中國實在太多，從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是死傷軍民3500萬人，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強迫中國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合美元十億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數字，至今未還。以年息七厘計，連本帶利，今天日本欠中國一萬億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向緬甸賠償720億日元，向菲律賓賠償1980億日元，向印尼賠償803.088億日元，向南越賠償140.4億日元，韓國 1965年放棄對日索賠權後日本提供了無償、有償援助5億美元。此外日本還向老撾、柬埔寨、新加坡等許多受害國家提供了戰爭賠償。
中國一直主張戰爭責任應由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者承擔，廣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並以此教育本國人民。加上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奇特曆史，中國政府放棄了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財產損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計500億美圓計算，在1949年也相當於18萬億日圓，而當時的日本政府的歲入決算為6694億日圓，全部用於賠償也需要25·7年。從另一角度來看，當時日本銀行貸款的最高限額為10億美圓，按這個能力賠償，500億美圓則需要50年才能還清。
曾有日本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得出結論：若日本償還中國的戰爭賠款，它就根本無法迎來“經濟起飛”。
中國政府放棄要求日本戰爭賠償後，中國人並沒有要求日本人感謝。但是近來有些日本人卻反複要求中國感謝日本的對華經濟援助。
我們不僅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而且，從1972年兩國關係恢複正常化以來，從來沒有因為過去的曆史而人為地限製中日兩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韓國直到1998年才開放進口日本電影等文化產品，但中國早在1972年就已經這麽做了。
中國在二戰後收養和撫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國的孤兒的善舉，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為感動。
在沈陽“九一八事變紀念館”有一麵“感謝中國養父母之碑”。碑中銅像描繪了一個日本孤兒與養母牽手的場麵，其仰視養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兒非常安心。來此參觀的中國人、日本人見此銅像後都激動不已。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被中國人養育成人的日本孤兒有2700多人，近年來有九成以上已經回日本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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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在中國東北都幹了什麽？1904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的日俄戰爭，不僅使中國東北的許多百姓被無辜地卷入戰爭，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而且戰後日本奪取東北權益，開始了殖民化統治。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戰敗投降，中國東北人民長期遭受日本統治，備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卻把敵人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來保護、養育，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國人民是基於人道主義保護這些戰爭孤兒的，而且很多人是自發地堅持這種道義，因為孩子沒有戰爭責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和太原開庭，對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戰犯進行了審判，結果被起訴的36人並未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判處監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釋放。另外1016人免於起訴，分3批送回日本。眾所周知，日軍侵華期間燒殺、搶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國並沒有采取複仇主義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寬大處理。
此外，日本戰敗投降後從中國撤回了約30多萬軍民。中國政府不咎既往寬大為懷的態度使得成千上萬本該處罰的參戰官兵得以不受任何傷害地重返家園，盡管中國政府的此種行為為日本對侵華戰爭的曆史認識問題埋下了後患。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餘年間日本從中日貿易中累計的貿易順差高達2800億美元，遠遠超過同期日本對華投資。事實上，自7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日本貿易獲利最大的市場之一。1999年中日貿易額為850億美元，中國代替歐盟成為其第二大貿易夥伴。
然而，中國的豁達與善意換來的卻是日本對中國以怨報德，不斷製造事端。
在曆史問題上，日本國內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日之間的曆史問題已經解決了。中國再談曆史問題、再要求日本道歉，隻是“無理取鬧”；或者是為了讓日本在中國麵前總是抬不起頭來，是想通過要日本“贖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國政府以不要求賠款來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說什麽嗎，他們說日本人沒做過傷害中國人的事所以你們中國人也不好意思開口要賠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的話你們中國人怎麽會不要求賠款呢，要不就是你們中國人的腦子有毛病。
在日中關係上，日本現在動不動就大談ODA(日本政府對外發展援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大談80年代初小平同誌訪日時對日本提出的“幫助亞洲窮鄰居”的言論，大談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統一政策目的是在亞洲謀求擴展，指責中國拿了日本的錢但“不說日本的好話”，拿了日本的錢發展了經濟和國防現在反過來 “威脅”日本，似乎在日中關係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憤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經濟援助”從沒有給我國帶來真正的先進工業技術，他們隻是偷走了中國的傳統工藝，開拓了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市場和商品市場。結果使我們離不開日本家電，離不開日本遊戲機，在沒有技術實力對抗日本產品的現狀下為了提高物質生活水平隻能向日本開放更多的權益：石油開采，山林砍伐，通訊幹線的建設權，電氣鐵路的建設權，市場的開放等等，就差沒有割地賠款了。
日本人在中國落難之時，黃金白銀，煤炭鋼鐵，糧食工具，哪一樣沒要？而且是整車整船、接二連三。現在給中國一點貸款，還小裏小氣，附加苛刻條件，儼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給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援助資金很多，多過中國，知道為什麽嗎？其中一個原因是印尼人等沒中國人聰明，不會偷學日本人的技術經驗，而中國人卻有這個危險，因此日本給中國的“援助”都定有明確的指示，不給先進技術，不讓中國人涉及核心機密，外帶必須有助日本商品的進口。我們有些留學生畢業後在日本就職卻得不到入管局（法務省）的批準，理由是這些公司、研究機關涉及高精尖技術或國家機密，不允許中國人滲入。
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離我們最遠的鄰居》中寫到，2000年他隨中國一個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訪問期間，他隨機采訪了一些老百姓，詢問其對中日友好關係的看法，受訪者大都態度冷淡，不予合作，隻有一個的士司機例外，對著攝象機鏡頭嘰裏咕嚕了一大通，水均益隻會英語不懂日語，還以為這個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會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氣炸了，原來這個日本人說的是，為什麽當初皇軍不把支那人都殺光，害得他們現在跑到日本來張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駐華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議中國各地的“抗日曆史紀念館”刪除“抗日”二字，因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對此感到震驚”。
其實，感到震驚的應該是中國人。為了抗戰，中國人所受到的傷害和付出的犧牲是無法用數字來統計的，也是不能用語言來描繪的。但是，向來注重禮儀的日本，卻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正式說聲簡單的“道歉”，更談不上有什麽主動承擔戰爭罪行的責任感。這還不足以令中國人震驚嗎？就憑這副無賴相，日本就沒有資格申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進入1999年以後，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有增無減。先是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了《美日中期防衛合作指針關聯法》，其中所包括的《周邊事態法案》明顯將台灣包括在內。該法案以日本國內立法的形式，確定了當美國一旦軍事介入台灣海峽危機，日本將提供後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為美軍提供合法使用日本軍事基地來幹預中國內政的法律依據。隨後，日本又通過了國歌國旗法，將二戰中歌頌日本天皇的“君之代”與“日之丸”分別確立為日本的法定國歌和國旗。日本政壇也以“有事體製”建設為目標，努力尋求擴大自衛隊武器使用權限，擴大自衛隊軍事規模。
2000年，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公開提出，中國的導彈瞄準日本；2001年的防衛白皮書更是公開揚言，中國導彈對日本構成“威脅”。這一係列的行動，都有直接或者間接的“中國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針對所謂“中國威脅論”而采取的。
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麵積約是它的25倍，而軍費開支還不及日本的一半，為什麽不是日本威脅中國，反而是中國威脅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義思想泛濫、“中國威脅論”以及對曆史的錯誤認識，客觀上構成了“三位一體”，彼此相互推波助瀾。“中國威脅”混淆視聽，輿論導向令人堪憂。日本報章上冠以“中國是霸權，還是崩潰”、“軍國主義的中國”、“膨脹的中國，被吞沒的日本”等聳人聽聞標題的文章隨處可見。一些常年敵視中國的文人政客不時挑動對中國的不信任情緒，2002年8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用上百頁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國”特集，惡意扭曲中國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對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說成是“犯了彌天大罪”。中國簡化漢字也成了“豈有此理”。還有一個叫《SAPIO》的雜誌，近期刊登了一組日本與“核大國”中國作戰的“假想敵研究”報告，以“中國進攻日本”為題，搞了個“包括自衛隊專家在內的進攻日本模擬演習”，極力挑動民族情緒。還有一本名為《日本封印》的預言式的虛構小說，著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
其實，日本人不是不會道歉，也不是什麽時候都以怨報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國時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國人民深深致歉，因為美國人打得過他們、狠得過他們，他可以認仇作父；在美軍占領日本期間，日本人對美軍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領軍司令部向麥克阿瑟鞠躬行禮，獲得美國的信任，俄國占了幾個日本聲稱擁有其主權的島嶼，日本軍艦從來沒敢去表示過領土要求，島上的日本人也表現良好，從未聽說過有鬧“獨立”之類的事，因為日本人對蘇聯紅軍橫掃關東軍沒齒難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裏，恃強淩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個精神胎記，日本人不向中國人道歉，因為他們實在不屑。因為他們多次戰勝中國人、殺死中國人、搶走中國人的東西。
對犯罪的忍耐，就是慫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個小人之國，而遠非君子國度。如果中國政府當初順從民意，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斷不致於讓今天的中國人去麵對日本人的忘恩負義。
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對中日關係曾經說過一句意義深長的話：“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中國隻有強盛了才不會遭欺侮，這是硬道理。當然，所謂“強”，應該是貨真價實的，而不能像“洋務運動”時代那樣經不起一擊。
隨著日本經濟勢力的膨脹，軍國主義已經卷土重來甚囂塵上。他們不僅僅是否認侵略，他們把日本的大東亞戰爭美化成解放亞洲的“聖戰”。在他們看來，這樣能給日本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戰爭當然是多多益善。承認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須主動放棄征服中國乃至世界的“夢想”，這對沒有得到足夠教訓的日本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聞》訪問了包括首相在內的內閣大臣，提問他們對“大東亞戰”的認識，結果十九人中，隻有五人承認有過侵略，而這五人中沒有一人對侵略中國表示悔罪之意。美國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記念日本投降，邀請日本首相參加，結果日本全國輿論大嘩，認為是對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對其侵略戰爭的這一認識，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麽他們不向中國道歉了。我們也可以預期，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日本皇軍是還要對中國人行“善舉” 的。對此“恩德”，我們隻有指望屆時中國軍隊能禮尚往來，報日本之萬一了。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軍攻占南京。在隨後六周的血腥日月裏，發瘋般的日軍幾乎見到中國男人便槍殺，見到中國女子便奸殺，見到房屋店鋪便焚燒，見到金錢財物便搶劫──繁華的古都南京頓時變成一座妖魔惡畜共樂、孤魂冤鬼齊悲的漿血地獄，血腥的空氣幾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11年後，1948年12月22日淩晨，指揮攻打南京的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被遠東國際法庭處以絞刑。為了防止軍國主義者借機製造事端，鬆井和另六名超級戰犯的屍體被焚燒成灰後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並未隨著他們的骨灰散去。就在東京大審判之後不久，一座花費1500萬日元之巨的紀念碑便出現在名古屋市，為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戰犯招魂，而甲級戰犯的靈位也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那些被供奉的所謂“英靈”中有被判處死刑的甲級戰犯7人，他們是侵蘇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東條英機；竊取同盟國各國軍事和經濟情報的間諜頭目，策劃偽滿洲國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首惡罪犯鬆井石根；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還有被押期間因病死去的甲級戰犯鬆岡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還有被判處有期徒刑 20年的東鄉茂德。他們均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罪，是雙手沾滿了亞洲人民鮮血的劊子手。
這些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被從東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國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戰爭後侵略台灣戰爭中死的北白川親王和侵華戰爭中死於內蒙的北白川宮永久的靈位也於1959年10月被安放了進去。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國神社的乙級、丙級戰犯，合計1000餘人。正是這些靈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參拜引發了一次次令世人矚目的“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國情谘詢網www.s007s.com)
日本投降後，美國占領當局為鏟除軍國主義的精神和土壤，於1945年底發布了“神道指令”，廢除政府對神社、神道的經濟援助與監督，使宗教與政治脫鉤。接著，又在“和平憲法”中寫入“政教分離”的原則。靖國神社從國家所有變成了宗教法人。
出於對蘇冷戰的需要，美國於1950年底改變對日占領政策，由徹底消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到把日本建設成為“遠東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肅共”政策外，還分期分批釋放所有在押的各級戰犯，總數在5400人以上。這些人遂搖身一變，成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中堅力量和領導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傾化由此開始，一浪接一浪，從未間斷，直到今天。
根據日本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政府首腦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但長期以來保守勢力處心積慮要衝破禁區。1951年10月，在舊金山條約簽字後，在舉行大祭當天，首相吉田茂率閣僚及眾參兩院議長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自那以後，幾乎每屆首相都到靖國神社參拜，但明目張膽地在8月15日(戰敗日)以首相身份參拜的，則為數極少。
開內閣總理大臣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黨總裁”的身份前往，但思慮再三，最終仍然以私人名義參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參拜時，雖然對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場”參拜，但是卻堂而皇之地乘公車，還有官房長官隨行，並且署名內閣總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執政期間，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也成為其“決算”的內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了靖國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舉行的“全國戰歿者追悼會”後，又率領內閣成員進行了參拜。這種完全無視曆史被侵略國家人民感情的行為，遭到日本國內外的強烈抨擊。從那以後，懾於國內外輿論批判的壓力，其他日本領導人在任期中都比較謹慎地中止了正式參拜，隻有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純一郎首相是個例外。
顯然，在內心裏，日本政客把參拜“靖國神社”當作光榮而神聖的事情，這就好似將希特勒的遺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後人膜拜一樣，無疑是對所有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國家和人民的褻瀆與蔑視。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是日本政壇有名的右派強硬分子，他子承父業，曆任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戰死和戰犯(象東條英機之流)將領家屬組成的“日本遺族會”會長，這個組織是日本為數不多的敢公開為其軍國主義召魂揚幡的政治團體之一。正是在它們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曆屆多名高官公開否認日本過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書、美化軍國主義暴行，連二戰中的一級戰犯也當選過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處為一級戰犯)。
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說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豐厚的社會土壤。
近年來日本的仇華情緒持續升溫。一位在日本留學多年的中國留學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國立大學的國際政治論的老師竟然將學期的課程名定為《21世紀的中國》，內容是講授中國在21世紀必對日本構成威脅，因此日本對此應采取何種措施對抗中國。期末論文題目是《日本ODA-對華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讓學生討論如何“活用”對華“援助”資金，經濟控製中國，使中國不能真正發展國力，反而開拓購買日本商品的市場。那位老師教研室外堆放著的學生自由閱讀的書刊有關中日曆史，政治關係的評論幾乎全都是反華的，什麽“日本並未侵略中國”，“南京大屠殺是捏造”，“中國重翻舊帳口口聲聲曆史是嫉妒日本的經濟力量，想討便宜”等等。象這樣反華的講師在日本各大學並不少見，他們除了在學生中播種反華情緒，歪曲曆史，還對日本決策層的官僚直接發揮影響。文部省給他們研究經費，研究“對華政策”，外務省等就請他們召開公開討論會，吸取他們的“研究成果”，借鑒製定“對華方針”。因此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社會輿論上他們都擁有影響力。
我們總天真地認為隻有少數“日本軍國主義”是壞的，大多數“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實“日本人民”潛意識裏就有“中國威脅論”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無形中用經濟侵略來掌握控製權。他們所謂的“友好”與“和平”是在中國對他們不構成威脅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的。
日本隻有占主導地位才能與他國和平共存，“平等互惠”這樣的口號隻有中國人才喊，他們取笑中國真有這樣的與蛇一起睡覺的東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會向我們道歉“日本過去的惡行”，但他們的心裏還附加一句“我們並無惡意”。對他們來說鞏固亞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衛國家權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錯了，但出發點卻沒錯。大多數中間立場的日本人都這麽想，更難怪右派“軍國勢力”那麽囂張了。
日本老一輩經過戰爭的人有些是因為慚愧自己的罪惡行為而不願讓後輩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錯了卻由於“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不想讓下一代在心理上輸給中國人而不告訴年輕人曆史的真相。他們老的老，死的死，日本僅存的一點“善良”的根源已如風中殘燭。
我國如再不加強對日本潛在敵對意識的壓製，一味宣揚“中日友好”的表麵形象，必將使我國青少年錯誤地理解“日本人民”，放鬆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設下的經濟控製的圈套。
東京澀穀繁華街區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裏總有右派社團的宣傳車用高音喇叭向過往的日本年輕人灌輸軍國主義，歪曲曆史，“日本在二戰中幫助了東南亞國家，受到戰爭傷害的卻是日本”等等。他們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中國等的曆史問題的糾纏是別有用心，無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傳。你說這些年輕的“日本人民”會對中國友好嗎？
長崎市市長在核彈投下的紀念會上談及天皇的戰爭責任後就遭到右派暗殺，中彈後差點身亡。你說日本這個國家是對中國友善還是敵意？將侵略史實寫進日本教科書的作者一直過著孤僻隱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來讚揚他，幫助他的話，又何怕右派的騷擾呢。
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精神更為根深蒂固，沒有這個基礎是不會產生軍國主義的，少數人的煽動是發動不了侵華戰爭的，關東軍進駐東北時，所有的日本人都覺得他們多了一塊國土。很多人攜家帶小到東北“開拓新家園”。“大東亞共榮”就是東亞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統治下“共榮”。這種狹隘民族主義是日漸興隆的右派勢力的土壤。我們的“日本友人”總不能麵對曆史事實不正是這狹隘民族主義最好的證明嗎？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曆史的鏡子麵前，日本缺乏德國那種正視過去、承擔責任的勇氣。不能正視曆史，豈能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這樣的日本如果獲得“政治大國”的地位，誰敢保證它不會再次成為國際社會的災難？
無數事實表明，日本對曆史不老實，對現實有異心。
無論在過去還是在未來，軍國主義都曾是、並仍將是日本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此次教科書爭議中日本政府對亞洲國家正義呼聲的冷漠、偏狹以及右翼勢力的猖狂，日本加緊調整防衛戰略和改變防衛方針，修改和平憲法，以及多年來維持全球第二的軍費開支、打造亞洲第一的軍事實力，都顯示出軍國主義不死的幽靈又在“扶桑”大地遊蕩。
近來種種跡象表明，以安倍為首的內閣正在喚醒軍國主義的幽靈，在台海問題上與中國處處做對，在政治，軍事上處處插手世界事務。軍國主義複活日本將走向滅亡的不歸路。
對我國來說，一旦中美在台海開戰，日本的態度舉足輕重，如果日本卷入，中國將同時與世界第一、第二經濟強國作戰，更是雪上加霜，因此，隻有將“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條款刪除，才能讓日本了解，如果它敢去台海玩火，中國將立即對其進行有效的核打擊。而這對中國而言，既可雪甲午戰爭以來百年國恥，又可殺雞嚇猴，正告美國，中國人民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並且還不會遭受直接的核反擊，一箭三雕。
如果中美日（美國可能的主要盟友）開戰，中國與美日常規武器對比，劣勢明顯。但這並不表示中國沒有還手的能力，事實上，三家一旦開戰，導致最後決戰，從地理條件上的優劣看，首當其衝的是日本國的消亡。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多地震的島國，位於亞太地震板塊之上，而且從日本的地震史來看，下一次關東大地震已經不遠. 可憐之國必有可恨之處，人不報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