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翁
神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 --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 1.1
1872年八月他們三人同時到達中國天津。他們很快發現中國已被內部紛爭和混亂的政治秩序撕裂。盡管自1860年以後中國實施了“自強運動”，進行了許多改革，但是叛亂此起彼伏。中國引進了現代化農耕技術；開始了稅收改革；建立了新式學堂和圖書館；開始采礦和紡織工業；建造了新的碼頭和船隻；重組了軍隊；用鐵路和電話網將帝國大部分統一起來。 由於積重難反，這些小小的改革相對於現代化的進程，收效甚微，不足以維持持續性的發展。政府內部的少數實力派被非孔子價值體係嚇呆，從而進一步阻礙改革。天花，白喉，傷寒，霍亂流行，帝國在領土完整的分化下，搖搖欲墜。幹旱，瘟疫，和洪水在鄉下肆虐。整個社會在太平天國的破壞影響下，舉步維艱。 1870年天津大屠殺中，一群暴徒搗毀孤兒院，燒毀天主教教堂，殺死十幾位尼姑和主教，並且殺死和肢解了幾位法國居民。。。然而在某個方麵，對於西方來說這又是個進入中國的難得機會。 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署，以及1860年 <<北京條約>>的補充條約簽署，大大地提升了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它讓西方列強在中國內陸地區不斷擴漲，外國的外交官也可以被指定為滿族法庭的官員，這可能是中國曆史上的首次創舉。十一個新口岸對外國人開放，這其中包括主要的港口天津港，離北京近在咫尺；上海港，中國以及長江流域的主要進出口港口。外國人被允許在這些門口開放的地區旅行。這些條約從物質上大大地保證了西方日益增長的傳教活動。正象新財富由工業革命來創造出來的一樣，它為西方建立和支持海外傳教提供了物質基礎。羅馬天主教(拿破侖戰爭以後)和基督教新教(19世紀早期福音派運動)又一次大複興。同時它也為各種基督信仰提供了一付興奮劑：將福音傳遍全球！
明恩浦新婚的妻子愛瑪
這些條約大大地促進了福音事工在中國的開展，除了以上提到的貿易，政治協商條款之外，中國提出了對所有基督教在帝國開展的全麵性讓步政策。無論你是西方傳教士或者中國信眾，不加任何限製。外國傳教士晝夜之間可以自由在中國旅遊，布道，購買房產，建立家園。無用質疑，新教和天主教事工利用這種優勢，在1860年以後，將福音工作擴展到中國幾乎每一個省份。明恩浦1872年到達中國時，總共隻有幾百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但是到了1890年，人數達到1300人。這些主要來自大英帝國，其次來自美國。基督教新教聚會人數穩步上升，從1869年的大約5700人信徒，發展到1893年的5萬5千人。
明恩浦和波特兒加入了天津一個傳教組織。那時的外國租界裏有倫敦差傳會，美國公理會，衛理新會，以及美國衛理會組成。傳教工作相互交錯，“就象一隻手上的4個手指頭，有一堵牆將各自分開”。 盡管傳教士也試圖用統一的傳教方法去宣講主的話語，比如布道，個人探訪，分發印刷小冊子等，但是傳教士之間的合作卻很罕見。正如明恩浦寫的：“每個人獨來獨往，很少得到其他人的認知”。福音工場一般包括一間兒童學校，一個藥品分發站，一座西式住宅，和供西方傳教士家屬用的花園。每個差傳會又有自己的教會，或街頭教堂， 分布在天津的城郊。教堂一般由幾條板凳，架起的護欄，一個黑板，上麵寫著當天的布道內容，桌子上擺滿聖經和小冊子。這些教堂大多位於擁擠狹窄的集市旁，對所有人開放，賣米的商人，音樂人，牛車等塞滿集市。要飯的，農民，雞狗在教堂裏進進出出。正如明恩浦所記敘的“三教九流湧入教堂：苦力進來，歇歇腳；閑散的衙門官員，流浪漢被打開的大門和室內的舒適的板凳所吸引。。。”盡管由於教義上的不同，而使按立和差傳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基督教新教來說，有兩點最重要： 一，中國是一個異教國家，迫切需要神的拯救和公義；二，傳教士的神聖職責就是重建中國的道德體係。明恩浦寫道：“中國缺少的不是聰明智力，中國缺少的是品性，和做人的基本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