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讀林昭十四萬言書
2008-04-30 15:23:00 來源:
對自由、政治與生活，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她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呢？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蘇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大學生張元勳的大字報而被劃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長期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1968年被秘密槍決。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歲的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殺。兩天後，公安上門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子彈費。1980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判決她無罪。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她平反。
40年後，麵對林昭的犧牲，世人不僅佩服她的勇氣、壯烈和決絕，更驚訝她的思想。在整個民族幾乎都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獨立思考，在獄中沒有紙和筆的情況下，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寫下了大量血書。現在，我們隻能看到極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時代的思索
筆者有幸，讀到了林昭在1963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長達14萬言的信（現保存於林昭親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觀點，她對時代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她使用的語言，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她拋棄了當時無所不在的彌漫著火藥味的鬥爭話語，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方式，用自己的語言概括了那個時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她的同伴黃政回憶，1962年林昭在談到廣大農村餓死人時，就說人民公社不合國情、不合情理，應當及早解散，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對於“割資本主義尾巴”，她提出應當允許私人開業經營，主張私人辦廠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說要改變閉關鎖國的政策，加強與世界的聯係，包括引進外資，借外債加速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她還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設想。這些今天有些已變成現實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空穀足音。
她最終擺脫了簡單的仇恨意識和你死我活的敵對思維：“我們反對什麽，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麽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照它去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國家裏來建設它，就更其複雜艱巨！……隻要生活中還有人被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然則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隻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奴役，這是可以有時甚至還必需以暴力去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夠以權力去建立！”
她在觀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對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認識。她說：“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隻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
從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她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步步走過來的，她也有過輕信、迷狂和個人崇拜，甚至不惜與家庭決裂。直到1957年之後，她才開始反省，開始追問，開始尋找，最終回歸了良心，回歸了人的本性，回歸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鳴放時，她並無右派言論，隻是在張元勳等人遭到圍攻時，挺身而出，說了幾句公道話。她也參加了學生刊物《紅樓》開除張元勳的簽名。但終未能幸免於右派的命運。她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
1958年7月，當右派同學劉發清痛苦得吃不下飯時，她開導說，自己一開始也是吃不下、睡不著，還自殺，現在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多少個右派？全國有多少？”“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曆史有什麽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麽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她不顧自己的處境，為大躍進等原因造成的大饑荒憂心如焚，和一些誌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辦了油印刊物《星火》，堅持說出真相，並給領導人寫信，試圖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劇的蔓延，終於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開始。
“我是個人”
自從1960年入獄，林昭就對自己的處境有著清醒的認識，她在這封長信中寫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們的製度下意味著什麽，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們的製度下又將遇到些什麽。”對於自己的結局，她早有預感，做好了心理準備。1966年，她對前來探監的張元勳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隻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後一次被送進監獄醫院時，對她懷有同情的醫生悄悄說：“唉，你又何苦呢？”她則輕聲答以“寧為玉碎”。
她熱愛生，但她隻能作為一個人活著。她有個說法，祖先已從猴子變成人，“我這不肖子孫無論如何，斷難再從人變為猴子”。
她不願意任人擺布而苟全，也就是不願意變成人家手裏的一張牌。她曾對審訊者說過在獄中做的怪夢：“魔術家跳上跳下，不斷對我揮舞著魔棍，並指著一個木框子叫道：‘進去，進去！變成我的一張牌——我正缺一張黑桃皇後！’但我叫得比他更響：‘我是個人，知道吧？不是誰手裏的牌！黑桃皇後？！你就是讓我當金花菜老K，我也不幹！’”“我是個人”，這是她的底線，不容突破，不可妥協。她在忍無可忍、多少鐐銬加身的情況下，對獄警發出的最嚴厲的責問也隻是：“你們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她說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東西，但她同時說：“我不曾理性地去考慮和製訂它們：這與其說是由於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寧說是由於青春時代剛毅熱烈的氣質！雖然這二者也許不可分開。過去對著人們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認：這個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諸般戰鬥行動,大都源於直覺——感性，而不是源於理性。理性在我隻不過是或用以檢驗、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決定罷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絕對無法代替感性！”
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後的道路和抉擇的一把鑰匙。她從來無意於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種政治家。她被秘密槍殺前，曾幾次在獄中自殺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淩辱，吞藥皂求死，急救過來，獄方責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沒有點兒政治家風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來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無奈闖進這灘不是人下的渾水，初誌仍不過是憑著書生本色的一領青衫一腔熱血。……要作個有‘風度’的‘政治家’，或者幹脆地說：作個專門玩兒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認不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無培養前途！”
“我怎麽能認錯”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認錯，多位同學都提到，“反右以後，她死不認錯，她是北大惟一不認錯的”。入獄之後，“有人對她說：你隻要承認一句自己錯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沒有錯，決不向邪惡低頭。”她母親勸她“孩子，你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死你的”。她回答：“我怎麽能認錯！我沒有錯！”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這份難移的該死的本性就是這樣！——遇到外來的侵犯鎮壓之類，首先想到的永遠隻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麽！”“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頭渣兒都還隻是一顆反抗的種子！”獄中人們都說她“有那麽股子勁兒”，她自稱這不過是“一股子書生氣”，也就是她自己說的“感性”，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寶貴的東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醫期間為什麽要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她在獄中為什麽要一而再地給上海市長、給《人民日報》寫信？不是因為她幻想會有什麽結果，她解釋說：“我確知我的呼喊不會有任何回聲……然而林昭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包括語言負責！有了這封給北大校長的信介於其中，將來編起文集來，從‘思想日記’到‘我們是無罪的！’，再到‘我呼籲，我控訴！’，這其間的一貫脈絡就極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這年輕人完全占著個‘理’字！……沒理都是你們的！有理都是林昭的。這個年輕反抗者不僅處在有利於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則氣壯！三人抬不過‘理’字兒！有理且能打得太公，況其餘乎！”
她對審訊者說：“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斷難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對論，惟是與非斷斷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間絕無任何調和折衷的餘地”。所以她隻能選擇向死而生。她驕傲地宣稱自己作為反抗者所持的態度“相當光明磊落，甚至允稱俯仰無愧！——可對世人，可質天日！”
回歸人性
在 1957年以後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觀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遠，甚至把同時代其他人都甩在後麵，關鍵還是因為她人性中最真實、最柔軟、最美好的一麵從來沒有被磨滅，反而在嚴酷的現實中被激活、被喚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願望，決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從。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對自由的追求和她認死理的氣質，這些合在一起，決定了她的命運。
她幾次說：“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作為林昭的個人悲劇，那是也隻好歸咎於我所懷抱之這一份該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犧牲，歸根結底，可以說都根源於她的人性。
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她的寧為玉碎，她這樣選擇不是因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為她太珍視生活、太珍愛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於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她說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據隻是一條天人共許的鐵則：“被踐踏的公義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部分。”
她憎惡與人的生活相對立的一切，她在送給一位同學的照片背麵題了8個字：“什麽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個空洞的不著邊際的名詞，而是有著美好而充實的內容，在她的同學、友人的記憶中，她是一個很懂得生活並且會享受生活的人，一個有著豐富情感的人，她愛喝酒，愛吃，在獄中她給母親的信中還能一口氣開出幾十種不同吃法的食物來，她喜歡跳舞，會隨便采摘野花戴在頭上，她會自己動手裁剪衣服……她對生活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感覺。
幼承庭訓
從林昭的家世、成長曆程來看，她深受母親許憲民的影響，而她母親又深受她大舅許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變中被殺的早期共產黨人的影響，她妹妹說她身上有“家傳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講到自己幼承庭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從來不怕擔負自己應負之責。她在讀中學時就參加了左傾的“大眾讀書會”和“大地圖書館”，類似中共的外圍組織，讀過馬列的書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過三天地下黨員，隻是因為對秘密工作原則缺乏認識，失去了組織關係，為此懊悔多年。她滿懷希望地迎來1949年，一心上進，為此不去上大學，不惜跳窗從家裏出逃，還曾無中生有地揭發過母親。
她的父親彭國彥，受過英國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氣息”，在國民黨時代有過從政經曆，一直清廉耿直、潔身自好。多年以來，父親在林昭心目中隻是一個“反動官僚”，直到她成為右派，回到家中後，才與父親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對父親產生了愧疚、親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獄後，她父親選擇了自殺。1962年，同學羊華榮見到保釋中的她，發現她頭上戴了朵小白花，問她為誰戴孝，她說是父親。“我說：過去你不願提你的父親，現在怎麽成了孝女，她隻是笑笑。”父女之間的這些交流在她身上開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獄，到精神病院做鑒定，她對院長粟宗華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的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曆史將宣告我無罪。”
她讀過《揚州十日記》，深刻地覺察到民族的悲劇“仍不過是曆史之一貫性的延續”，“幾名清兵就可以趕著一大群中國人去宰殺，——像趕豬羊似地驅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齊跪下，聽待人家拿著刀從前排逐一殺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沒有一個敢動！唉！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啊！！！是故當讀著辛亥革命先驅者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秋瑾的遺詩以及林覺民《與妻書》等時，這個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為林昭自稱）不知多少熱淚如注、縱橫狂流沾濕篇幅！”她由衷地景仰這些殺身成仁的先行者，並自覺地接續他們的精神脈絡，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頭之一。但僅有這種資源，她隻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為了迷途重歸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讀的蘇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會學校。可以說，是基督教給了她內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卻不想以血還血，而隻是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守護她深愛的一切。即使對於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沒有產生你死我活的念頭。
1949年，她從景海女中畢業後，脫離了教會。1951年參加土改工作隊時，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義警告牧師，凡進行土改的地區應停止一般宗教活動。打成右派後，她開始逐漸回歸，右派同學羊華榮跟她議論無神論和宗教等話題，“有次談到基督教時，她說：你不要貶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講過林肯救一頭陷入泥沼的豬的故事，有人稱讚林肯，有人說林肯做得不值，而林肯隻是回答：“我不是為那口豬，我為我自己的良心！”她稱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隻是為了“迷途重歸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學資料室監督勞動時，每個星期天，她幾乎都要帶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禮拜，並給毫無宗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故事。甘粹認為：“她從小信的是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為了這個不公平，她出來替他們說話。”
她在獄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為好友。這大概是她在獄中最開心的時光。她自稱是“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誌士”，在追思被刺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時，她說；“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各人誠實的靈魂無論何時永遠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躍在基督的愛裏。”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願治療，她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會——我的神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願意甚至希望從自己中學時代的導師、帶領我受洗進教的美國傳道士那裏得到對於肺病的藥物治療的。”“既然我的生命屬於上帝，而且已經活過那麽些艱難困頓至於嚴峻地殘酷的日子，那麽，無論病軀怎麽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隻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這樣一份光榮！”很顯然，她把自己當作一個殉道者，在信仰中獲得升華。
北大傳統
我們同時不能忽略她的另一個思想資源，那就是北大傳統對她的影響。1954年，她以江蘇省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係新聞專業，深受古典文學教授遊國恩的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因為她的文學才華，她成為北大校刊、《北大詩刊》和《紅樓》雜誌的編輯、編委，在北大度過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寫過一詩《沿著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鍾，它曾在我們的時代的交響樂章裏，奏了一支烈焰狂飆般的激情奏鳴曲……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蔡元培、李大釗這些北大先驅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為右派、自殺獲救後，憤怒地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暫時出獄期間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無非也是要重申北大傳統。
在1957年的風暴來臨前，她在北大的《紅樓》雜誌第三期發表過一篇《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釗早年的幾段話：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製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麽禁止他、製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麵”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身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這些話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鳴。這些思想資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輕的血液之中。後麵這一段，她成為右派後還曾抄在日記裏，從她最後的抉擇來看，她走的無疑也正是這樣一條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貴、最重要的傳統之一。林昭無疑也是屬於這個精神譜係的，她是這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957年春天，在紀念李大釗殉難30周年時，林昭曾寫下這段話：
魯迅先生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如果沒有第一個，也便沒有後來的，也仍然沒有路。而那第一個遵著遙遠的火光，走進沒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還以自己的鮮血為後來者劃出了道路的人，將永遠、永遠為我們所崇敬。隻要這條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後來者，便再也不會忘記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後，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番話來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