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三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與統治者的控製手段

——三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唐德剛 《唐德剛教授文集精選》 原刊《明報月刊》1976年12月號



“誌氣”和“前途”

什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呢？

中國知識分子最高貴的品格就是有“誌氣”。兩千多年前孔老二就教他的學生有誌氣。毛主席也稱讚那些不用功而好搗亂的學生，說他們比王海蓉有誌氣。

孔門的誌氣是“學優則仕”。仕的目的不是升官發財而是“治國平天下”。用一句當代的術語來說，讀書的目的就是搞革命，為國家求獨立，為階級求解放。“治國平天下”這一口號，雖是孔黨的宣傳部長曾參提出的，但是它對申、韓、楊、墨、老、莊諸家，乃至今日的國、共、青年、社會、民盟、鄉建……諸黨也完全適用。諸子百家和左右各黨的“主義”雖大相徑庭，但他們教育黨員的“誌氣”卻完全一樣。因而兩千年來這一觀念“潛移默化”（internalization）的結果便凝結成中國知識分子個個都有的“誌氣”。古人說的好，“士各有誌”。“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青年毛澤東，其誌也，不在小。立誌要拆奉化城，十幾歲的蔣誌清，其雄心亦有可觀者焉。

其他壯士、烈士、勇士、名士、寒士、學士、博士、哲士、研士……等，其誌雖不如毛澤東之雄偉，然亦各懷大誌。不用說那些名見“春秋雜誌”和“傳記文學”的誌士仁人，個個都誌得意滿，就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酸士、寒士至少也可以“齎誌以歿”。

總之一個“分子”一旦有了“知識”，他就要“力爭上遊”“不甘雌伏”，就要“拚命向上爬”。大爬，就要爬上天安門，以滿足“澄清天下之誌”；小爬，也要爬上汽車駕駛台，看出個“光明前途”。如果插隊落戶，毫無“前途”，那還是什麽知識分子呢？

這種“拚命向上爬”之心，我國人一般叫做“進取心”。西方心理學家幹脆把它叫作“侵略性”（aggressiveness）。這種侵略性如發之於剛強正直慷慨悲歌之士，那他就很可能為民族存亡，階級翻身，或信仰主義之實現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董孤筆”“常山舌”等等血淋淋的故事，就是這一方麵的寫照。同樣的侵略性如發之於玲瓏乖巧之士，那他就可能為著位尊多金而“頭懸梁”“椎刺股”，甚或“嗜痂”“舔痣”地不顧一切地去四處鑽營。總之不論是好是壞，這一侵略性非發泄不可，失去了發泄對象，便要發生心理學家所說的“侵略性的移植”（transplantation of aggressiveness）的種種毛病來。小則移植為打老婆甩罐子發神經，或冒鯊魚吞噬之險泅水逃港。大則搞陰謀鬧造反——替毛主席造反，或造毛主席的反。這種毛病事實上不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所專有，共產黨在解放後所培養出來的小一輩的“老佛爺”和“蒯司令”們不也都深深地感染著這種毛病嗎？

治人和被治

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種通性便是他們的中間性。因為他們的老祖宗原是“中間階級”出身，他們克紹箕裘，也成為中間性人物。什麽是中間性呢？那就是身居中間，對上受命，對下施令。如果一個知識分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那他就是個“絕物”。做絕物不但上下失據，同時也左右失和。

換言之，中國知識分子是習於治人或被治，他們不能自治。如果硬搞個洋框框來舉手投票，那大家都要做齊天大聖。我誌不遂，則勾心鬥角，成功在我，失敗由你，結果天倒大家滅，同歸於盡。上海以前有個“三友實業社”，據說該社總是一友管事，二友搗鬼，三友消極。我國國粹之一的麻將的玩法也是一人坐莊三人搗亂。搓麻將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歡喜的遊戲，也最能代表知識分子的社會行為。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工作有成效，一定要“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複位，小兵回營”。我們的蔣總統毛主席這兩位“老帥”，都是在這種知識分子傳統之下應運而生的偉大領袖。沒有他兩位老人家分別坐莊，過去五十年我們中國知識分子這場麻將也打不下去。

須知賭場有賭場的規矩，所謂“賭奸，賭滑，不賭賴”。但是今日這兩個賭場上的賭徒顯然都是下海不久的新手。兩家都是奸滑不足，而耍賴有餘的。

看倌，你說這種共產黨失去原則的內部鬥爭是他們第二代黨魁們所犯的幼稚病嗎？不是的！這是你我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與黨何有！

騙人和受騙

不過中國的知識分子本質上畢竟是優秀的。他們有旺盛的求知欲非番鬼佬所能及。洋人好動易發體育狂，華人好靜易發求知熱。據說有千萬人口的紐約市，英文日報不過數家。而人口不及該市百分之一的唐人街，中文日報卻在十家以上。原因是來自禮義之邦的唐人，性好讀書。三考出身的知識分子便循序而讀其書；無錢趕考的，則進自修大學。個性嚴肅的則啃經典著作，毛澤東思想。瀟灑不羈的則讀點警匪格鬥和桃色故事。不過不管讀品之優劣，總歸是“開卷有益”。日積月累，知識增加了，眼界開闊了，大家都可做做報屁股理論家，茶餘酒後月旦點人物，評論點國事。

這種知識的累積，亦為知識分子所專有。非知識分子則因缺少累積工具，不易累積。累積不了自然就變成“愚夫愚婦”了。既然“愚”，就要受騙。我國以前胼手胝足的“愚夫愚婦”往往就被“聰明的”讀書人、地主、和尚、道士一騙幾輩子，不得翻身。

嚴格說起來“知識”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騙人的。“知識”裏“真理”之多寡就以它騙人之多少，和騙人時間之久暫來決定。牛頓在他底“知識”裏找到了“萬有引力”，一下就騙人騙了兩百多年，現在已漸漸騙不了了。愛因斯坦一輩的物理學家也找到“宇宙守恒”這一真理，不幸碰到了我們庚款留美的楊振寧李政道，因而也就騙不了人了。

所以知識分子最會自騙，騙人，和受騙。有的大知識分子忽然在他底知識裏找到了“真理”，他不但赴湯蹈火以求其“真理”之實現。還要治病救人地來騙小知識分子。而小知識分子則因知識累積的程度不夠，往往亦心甘意願去受騙而不自覺。

孔老二和耶穌都是最大的騙子，他們能一騙兩千年而不被人揭穿。康有為梁啟超則是兩個小騙子，也能騙人數十年。一代天才的胡適之毛澤東年輕時都被他們騙得耳目昏眩。梁啟超在自騙、騙人之外雖然也經常受騙，但是梁氏畢竟是聰明人，清醒得快，他說“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就是他“昨日”受騙了而胡思亂想，一夜之間，知識又累積若幹，所以“今日”的梁啟超就要對“昨日”的梁騙子“挑戰”了。　

一般凡夫俗子，反應不能如梁氏之快，但大致說來“今日之我與十年前之我挑戰”，則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所以知識分子本質上雖有賢愚之別，反應上有快慢之異，而他們對外來事物之侵襲而引起思想上之自我挑戰則是彼此一致的。這種思想上的自我挑戰，換言之便是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的判斷能力。而這一判斷能力且隨時與他底知識累積相配合而不斷開展。因而一個知識分子日益開展的判斷能力如不被他別有企圖的私心所淹沒。則其判斷能力便不會被其所隸屬的階級成份所局限而喪失其獨立性。有獨立性的判斷能力是最公正客觀的。共產黨最歡喜說“人民眼睛是雪亮的”！雪亮者何？就是人民有其獨立，公正客觀的判斷能力。因而一般顛倒是非，不分黑白的政治宣傳和黨八股是不容易騙人的。

林肯說得好，“你可以騙全體人民於一時，騙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不能永遠欺騙全體人民。”事實上林肯這位中產階級的總統這一番話也就說給一般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聽的。任何政治宣傳和說教不管你搞的思想是孔老二、馬老大、列老二、孫老二、蔣老二或毛老大或是他們徒子徒孫的簽證注疏，搞久了，縱是最淺薄的知識分子也會要客觀地、公正地、獨立的判斷一下。是非黑白人民會有雪亮眼睛來辨認的。如果一個統治者，自以為控製了所有教育和宣傳工具，他便可變非為是，變黑為白來對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民填鴨子，那就愚不可及了。

“雪夜關門讀禁書”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樂趣。試問當今大陸自毛主席而下的領導人，哪一個不是讀“禁書”長大的？一個“分子”如有了“知識”，他底知識就會不斷地累積。他底知識有了累積，你還要強迫他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來繼續騙他，那就很難了。毛主席很欣賞魯迅先生的話：“你如不讀書，人家會騙你。”換言之，你如讀了書，人家就騙不了你了。

所以知識分子最難搞的地方就是“寧我騙人，毋人騙我”。你如騙不了他，那他就要和你搞“輪流坐莊”，事情就麻煩了。所以我國曆代統治者的知識分子政策都圍繞著兩個問題在打轉。第一，知識分子非有不可！劉邦知道，他的“天下”雖然是馬上得來，卻不能馬上治之。毛澤東也知道“中國這個知識分子吃得開，不是說過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財富嗎？的確是，你哪一樣都缺不了他。”（見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所以知識分子不但要有，還要加意培養。第二，有了知識分子，要怎樣保證他們不鬧事，並規規矩矩的做“人主”的奴才。

在這兩大問題上，我國曆朝的明君賢相真不知傷過多少腦筋。為學習“兩條腿走路”和“古為今用”，不妨把老祖宗的知識分子政策也拿來解剖一下，看今日有無借鑒之處。

秦始皇和英特裏梗崔

秦始皇對付知識分子的方法最幹脆。他底天下是馬上得之，幹部治之。“民以吏為師”就是幹部訓練幹部。“吏”（幹部）之外，不許讀書。已讀過書的不許再讀書，藏書要燒盡，“挾書”要殺頭。那些書已讀到無可救藥程度的高知，則一概活埋。

毛澤東吹牛說他“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算什麽？”毛主席說，“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見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這句話該打屁股。一個共產黨的主席想不到卻上了一個保皇黨宣傳的當。

你真以為秦始皇所坑的全是“儒”嗎？“坑儒”之言是後世儒黨宣傳部在自己臉上貼金，把當時被活埋的全部受難者都說成“本黨先烈”。秦製“諸子百家，各立博士”。本來是蔡元培作風兼容並包的。孰知這位大獨裁者忽然翻臉不認人，一下把這批博士爺全部給“坑”掉了。

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all are equal）你以為他隻坑“儒”而不坑“法”不坑“老”（漢以前無“道家”之名），那豈怪孔家店夥計們吹牛說在反霸權戰線上他們是“踏著先烈的血跡前進呢！”事實上，秦始皇當時所坑的是秦帝國全部“高知”。零星殺的不算，集體活埋的就有四百六十個之多。

以當時中國人口約合今日五十分之一來計算，則今日的毛主席要一舉活埋兩萬三千個高知才能和秦始皇比個高下。毛公如真有嬴政的殘忍或魄力，那今日大陸上還有什麽“人民政協”嗎？不要說沈雁冰、華羅庚等早就要見上帝，章士釗、郭沫若也早就死於非命了。

毛主席還是寬厚的膽小的。他所吹牛的“四萬六千個儒”不過是四萬六千隻蒼蠅而已。文革以前，毛氏對“包下來”的“英特萊克區”（知識分子）還算是禮賢下士的。

秦始皇之誅滅秦帝國內的全部“英特裏梗崔”也是他自取滅亡之道的主因。嬴政在曆史上算老幾？他底偉大不在他“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底偉大處是他是個偉大的工程師。他製造了一部萬噸的“國家機器”，並能純熟操縱之。他的缺點是他忽略了使這部機器轉動的能源供應，和技工調配。沒有能源沒有技工，他這部大機器就成為淮海戰役中國民黨的坦克，完全失效了。

出將入相五十餘年的宋朝大知識分子文彥博對他的主子說，“陛下非與百姓共治天下也；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換言之，士大夫是陛下機器裏的燃料，是幫助陛下操縱機器的技工，沒有士大夫，縱是秦始皇也搞不下去。真的，秦始皇把整個英特裏梗崔毀滅了，到他兒子時代，“共治”無人。可憐的二世就被一兩個“指鹿為馬”的宦官搞垮了。

漢武帝的三原則

漢朝的統治者比秦王朝的主人高明些。他們能穩坐江山四百年，奠定了漢民族在東亞獨尊的基礎。

漢皇朝的偉大是他承繼了秦朝這部大機器，而同時也解決了能源和技工的問題。劉邦是明君，蕭曹是賢相，他們知道秦始皇這部大機器是萬能的。漢承秦製之初，劉邦盡廢秦法，但終高祖之世挾書之禁未解，讀書藏書還是要殺頭的。劉邦也痛恨高知，他甚至混賬到拿博士公的方帽子來解小便。

可是到文景以後，天下承平，情形就不同了。漢武帝知道運用他這部大機器就非重用高知不可。但他也知道知識分子不好搞，統治他們之道還是由他們自己作繭自縛。這樣才由公孫弘董仲舒等搞出一套“罷黜百家，獨崇儒術”來。儒術不夠，再找出個桑弘羊來“重農抑商”，根據知識分子的通性，把漢帝國的英特裏梗崔管製得服服帖帖，心甘意願地做人主的奴才。

要言之，漢武帝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製訂，共有三大原則。

第一，限製人數。英特裏梗崔人數不能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中央的“五經博士”總共不到五十人。這一原則，曆代相沿到民國三十八年還是如此。

第二，限製出路。知識分子隻能入朝為宦，在鄉為紳。為宦的可以食祿萬鍾。顯親揚名。為紳的自有貧下中農奉養。好歹你人數無多，農民是養得起你的。子孫讀不起書了，那你就下放，插隊落戶，做士農工商四級社會裏的二等公民。這兩個“正途出身”你不搞，卻要求利於市，那就別怪黨和政府對不起你了。做生意的人就要做“四民之末”，不許穿絲綢，不許買車駕，在社會上也不能抬頭，有錢啥用場？你說你是資本家，賺錢本身就是目的，管啥衣絲乘車？但你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政府自有反“托拉斯”法，凡是你可搞獨占和壟斷的商品——什麽鹽呀，鐵呀，燒酒呀早都國家化了。囤積漲價俱幹法令，重商主義還搞得了？搞不了重商主義，還能進一步做資本家嗎？生為知識分子，知識累積了，侵略性要發泄，還是“正途”出身的好！

第三，限製思想。不過漢武帝的“限製思想”可比蔣總裁、毛主席大方多了。他搞的是“獨崇儒術”。崇也者，有名有利之謂也。你要名要利則不妨遊太學，拜名師，尊素王。如果你不重名利，為學問而學問，你盡可搞你自己的。在“獨崇儒術”的政策之下，不用說漢家四百年的“思想”學說被儒黨的“文革派”（今文家）控製了，但是他們的控製並沒有妨害漢族文明的發展。搞儒家修正主義的馬融、鄭玄、和名震古今的唯物主義大師王充不都是東漢帝國的高知嗎？那時“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司徒王允就明目張膽要反“劉徹思想”主張屠殺高知。他說“武帝不殺馬遷，使謗書流行天下”。事實上漢武帝的偉大就是雖然他限製思想，但絕不扼殺文化。像《史記》這樣一部千古奇書就是在這一位“略輸文采”的皇帝治下寫出的。試問有同樣性質的書今日能在台灣或大陸出版嗎？固然司馬遷曾受宮刑，那是他搞政治搞出來的。在他被割掉之後，發憤著書之時，他是未受到特務騷擾的。

大漢帝國是有高度的學術自由的。那些正途出身的達官顯宦，搞孔老二搞膩了，也可以搞點其他性質的業餘研究；正途而出不了身的老員外老夫子哥兒公子們，飯有得吃，時間有的是，也可搞點子所不語的消遣，搞精了，也行行出狀元，諸子百家因而都有了傳人。漪歟盛哉！十五世紀前的漢族文化，允為世界之冠。又豈是偶然得來的？

唐太宗是很科學的

那賺得知識分子盡白頭的唐太宗，本是最自私的。但是他底辦法卻合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行為科學的原則。

漢武帝的那一套未盡善，到東漢末年就搞不下去了，統治者改用“九品中正”法。文革以後，大陸上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便是采用九品中正法。六朝時的流弊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中共則是“上品無地富，下品無工農”。
　
“品”的辦法是最難公正的，因為它沒有尺度，很難搞出個製度來。沒有“製度”，則要靠“人事”，靠“人事”，則給人以“鑽營”的機會。搞鑽營則名利市場就變成貨幣市場。在貨幣市場中，劣幣總是驅逐良幣。在名利市場中，則壞人就要擠掉好人。不然，你就得有個公平合理，自由競爭的製度。唐太宗在這方麵的貢獻便是革除六朝時留下來的“壞人擠掉好人”的保舉製而代之以不講人事關係的，公平合理的考試製度。他這一製度是符合漢武帝的原則，他對知識分子的通性有周到的照顧。

唐代的“明經”和“進士”，在明清兩代，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八股取士”。

“八股”這一名詞在今日簡直是萬惡之源，其實作“八股文”卻是一種最科學的智力測驗（IQ Test）。八股文是最合乎邏輯的東西。一個應試的士子如對最基本的國家教科書未讀熟，自己的思路又無條理，那他底八股文最多隻能做四五股。不是“大比”不當，就是“小比”不清，下筆千言，離題萬裏，起承轉合無法貫串，斯之謂“不通”。不通的知識分子，不用說治國平天下辦不到，做個公社的幹部也很難。

各位看倌，你讀了在下這一篇王娘裹腳，你就知道在科舉時代不才連個小秀才也混不到。同樣地，您去看看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乃至貼在牆上的“大字報”，你就知道他們的“黨七股”作家，最多也隻能考個秀才。他們如果想像朱屠戶的女婿範進來“發”一下，中個舉，是做不到的。如此說來，則引人“拚命向上爬”的共產黨的變相科舉製，實遠不如滿清大皇帝的“八股取士”，我們該也替“八股文”喊喊冤，翻翻案了罷？“八股文”不是壞東西，“黨七股”才誤人子弟呢！

總之唐太宗這一發明，不但在中國千年未廢，它還於十七世紀傳到西歐，搬到北美，現在還在沿用。吃盡科舉苦頭的洪秀全，一旦做了天王，也開科取士，還點了個女狀元。不會作八股文的孫中山，也很向往科舉，並列為他的“五權憲法”中的五權之一。老實說，在國民黨執政的數十年中，唯一可以差強人意的政教設施，還是它底各級考試製度。試看今日蜚聲國際的中國高知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何炳棣、喬冠華、錢學森等等哪一個不是在國民黨治下一舉成名的。再者近千年來我國曆朝的名儒碩彥，有幾個不是“科甲出身”？隻有毛主席微時專好鬥雞走狗，調皮搗蛋，考試不及格，所以最痛恨考試。他要摒棄相當科學的唐代的科舉製，而回頭搞六朝的“九品中正”的保舉製，在製度上說（這兒筆者強調“製度”二字）就是開倒車了！

考試製度的優點，是它符合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同時也確能替統治者——在漢武帝的三個原則之下——發掘一批“共治”的人才。如此則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也就不必相互扣帽子，耍賴皮，搞“三青團作風”或“文革派”的奪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大家來個魯迅先生所說的“費耶潑萊”（fair play），上而射，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天下就太平了。

“伊立特”何以形成？

可是鬥誌昂揚，寫大字報的血性知青，讀拙文至此，可能就大不以為然了。他們可能說，今世何世，你還在搞那一套知識分子自私自利的問題。知識分子應作階級的戰士，何能自我特殊化？

其實知識分子的問題關鍵便在此。如果知識分子的總數永遠隻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則知識分子便永遠是個特殊階級，物以稀為貴，理固然也。全世界任何社會中的特殊階級（“伊立特”elite）都是該社會中“少數的”有錢有勢或有智的分子所構成。這種少數的特殊分子，社會如允許它存在，它就必然要構成一個上層特權階級。我國的知識分子所構成的這個階級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曆史。在社會學家看來，不論是個體行為結合成集體行為、或集體行為概括了個體行為，這一“伊立特”之出現都是必然的。個體心理之善惡是無關宏旨的。如果知識分子總數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甚或八十以上，則原始性的農業社會（像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就不能負荷這樣大的“英特裏梗崔”。事實任何原始性的農業社會裏——如古代的中國、日本、帝俄，中古歐洲，和今日在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各國——知識分子都不會超過總人口百分之二十。知識分子人數比率之增加是隨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和都市化的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因而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是和城市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分不開的。一切“上層建築”也是兩者所共有。所以在工業革命後的西方社會裏，“知識分子”不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問題。字匯裏也沒有“英特裏梗崔”這個名詞。

在俄國和中國可就不同了。中俄兩國知識分子，在全人口比率上之激劇上升，不是社會經濟發展“逐漸形成”的，而是兩國政府和共產黨著意普及教育的結果。工商業和都市化的經濟發展卻遠遠地落後在它後麵。知識分子和社會經濟的上升，因而脫了節。

在俄國因而就產生了一個沒有都市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卻有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與之俱來的一切“上層建築”的英特裏梗崔。在相同的情況下，中國也產生了基本上是都市小資產階級，但卻缺少都市小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基礎的中國知識階級來。這個中國知識階級不但顯示出它牢不可破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那與之俱來的一切都市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也表露無疑！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思想”上，這一點他就一直未搞通。文革後期，毛氏對來訪的外賓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裏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

何以如此呢？毛氏解釋說，“因為解放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修正主義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的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所以搞文化大革命，鬥走資當權派，隻是“任務”而不是“目的”。文革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問題。”（見毛主席：“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這一點，顯然是他把“毛澤東思想”未搞通，而錯怪了好人。毛公不知道在人類曆史演進的現階段，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就是都市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與辦學的人無關。同時，共產黨本身——由於自列寧以後都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一係列高級黨人下意識的推動——早已接受無數都市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而不自覺。毛氏本身也做了無數的“餘實為之，反而求之，不得我心”的矛盾來，變成他自己“思想”上的不解之結。
分享到：

網址: http://chinaxhpsy.sunbo.net 電郵: [e-mail] QQ:897763267 MSN:[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