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裏，最觸目驚心的經濟現象是什麽？就是私有化。或者叫改製，或者叫轉型，或者叫國企改革，叫什麽都行，反正都是一個意思：老子死了趕緊分家。這個分家還不能公平分，誰嘴巴大誰拳頭硬誰就多分。他占了便宜還不準你有意見，有意見就叫“仇富”，就叫“民粹主義”，就叫不“善待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當然，八億農民和幾千萬產業工人是不算在“有貢獻”之列的。這個私有化過程不管你讚成不讚成，事實上已經發生並且愈演愈烈。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的媒體對此都在裝聾作啞。直到有個叫朗鹹平的香港人指出這是皇帝的新衣（盡管他開的藥方不好），才輿論大嘩，才引來主流經濟學家的應答。這就是話語權的問題。
本來，一個學者持什麽觀點，站在哪個立場說話都是正常的事。每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利益訴求管道。但咱們的情況有點特殊，農民和工人沒有。農民和工人沒錢召開“高峰論壇”，他們隻能通過“上訪”“告狀”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們更多的時候隻能發發牢騷、罵罵娘。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有一句話叫做：真想拿大嘴巴抽孫子！
2003年，我同時寫了兩個中篇，抒寫了“人”正經曆著的曆史變遷，和這個社會背景下不同族類的精神生態、心靈訴求。一篇發在《人民文學》2003年第10期，叫《誰落入圈套》，另一篇就是《那兒》。由於種種原因《那兒》今年9月《當代》才發出來。在《圈套》裏，我寫了一個女經濟學家，聰明美麗，春風得意，樣樣成功。她是有話語權的，她說的“起吊機經濟”、“公平來自認同感”、“知識分子不是良知分子”、“赦免”等等說詞都是主流話語的直接引用。我知道今日中國的某些學術已經買辦化娼妓化了。我知道又有一批優秀人物被套了進去。我知道了就不能不說。在《那兒》裏，我寫了一個勞動模範出身的工會主席，他是沒有話語權的，隻會幹活不會當官，卻把自己對工人的承諾看得比天大。當然，他無力改變工人命運，最後隻能消滅自己。
這兩個都是悲劇人物，如果對照起來看，就能明白我的焦慮不是無緣無故。我是個寫小說的，我不得不以悲天憫人的心情來思考這些曆史現象，用審美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人物。我承認，自己是屬於那種沒有腐敗機會而痛恨腐敗的人，是吃不著葡萄的狐狸，是妒忌，是弱智，是瞎操心，是自不量力。可我的悲哀卻是多數中國人的悲哀，咱們說說總是無妨的。
換個角度看，他們也很悲哀，當年那麽賣力扶持起來的成功人士竟然並不領情，竟然要跑了，他們怎麽能不如喪考妣，苦苦哀求呢？可見他們的成功也是靠不住的。他們也感到沒有不散的宴席，活得並不踏實。
我當然是讚成改革的，也讚成國營企業要改革，但我知道並非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那種少數人獲益卻讓多數人承擔成本的改革，那種巧取豪奪式改革，那種黑社會流氓式改革，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讚同。
一個人，哪怕他再普通，再弱智，再低能，都有生存的權力，勞動的權力，追求幸福的權力。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是幾代人唱了很多年的歌詞，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這個詞的準確含義恐怕很難說清楚。他們熱淚盈眶唱著它的時候，是把它當作幸福的彼岸來想象的。為了“那兒”，他們什麽樣的苦難什麽樣的煎熬都可以忍受，因為“那兒”一定會實現，“那兒”一定會來到。
有人會說“那兒”早就被宣布為烏托邦了。但宣布了就不能再想想嗎？烏托邦本身並沒有錯，更不是罪過。物產極大豐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麵的發展，不好嗎？何況老百姓心目中的烏托邦，不過是今天比昨天好過，明天比今天更有盼頭，都是些基本的生存條件。他們要求不高，“那兒”不過是一頓熱乎飯，不過是一間溫暖的屋子，是孩子的學費，是老人的醫藥費，錯了嗎？當“那兒”漸行漸遠的時候，“那兒”被權貴們棄若敞履的時候，他們憤怒一下都不可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