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好書
有曆史家說，希特勒是20世紀裏最重視意識的獨裁者。錯！他不知道毛澤東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在意識上比希特勒重視得多，強橫得多也愚蠢得多。
德國的納粹革命運動是1931年開始勢旺起來。希特勒是1933年1月上台的。到1933年3月到6月，他已經把所有的德國組織納粹化了，連男子合唱團都免不了。對同盟他的德國國防軍和教會，希特勒盡管心裏不樂意，暫不去觸動，那怕教堂公然不掛納粹旗。到1933年的夏天，希特勒胸有成竹地對部下說，革命要停下，德國需要有一段時間穩定。次年，他清除了要“二次革命”的黨內急進派。在20年代時，希特勒說要打倒資本家的，他上台後知道那是不利於經濟複蘇和發展的，他就全改了。他不是一轟而起，先破後立的，他是一步步來搞的，還配有相應的法律的。希特勒搞革命比毛澤東有效率，不冒進和適可而止。
德國人民是非常愛好音樂的，德國有很多的音樂廳歌劇院和音樂節。納粹在音樂上的意識是這麽幾點：1，阿裏安人種的音樂是簡單的，和聲的；猶太人的音樂是複雜的，不和聲的。2，通過立法和行政的途徑，消滅猶太人的音樂。3，爵士音樂是低人種的美國黑人的東西，要反對和排除的。4，納粹提倡古典的浪漫主義的音樂，反對現代的音樂。
最容易的事是開除猶太音樂家的職務。1933-1934年，2000多有國際名聲的猶太藝術家移民出了德國。重要的音樂團體的猶太人頭頭當然都被開除了。但柏林交響樂團的猶太演奏員還有留任的。希特勒的排猶是法律定義清楚，什麽樣的人算猶太人，然後再步步升級的。
希特勒青年時就喜歡反猶太人的作曲家Wagner。他直接給歌劇院錢，親自去參加Wagner的十天音樂節。在希特勒的堅持下，每年舉行的紐倫堡黨大會時，演Wagner的音樂會。1933年，希特勒分發了1000張免費音樂會票給黨的官員們。等希特勒走進他的包廂，發現他的官員們都不來，寧可在啤酒屋喝啤酒。希特勒發脾氣，把官員們從啤酒屋裏叫來。下一年，在嚴格的命令下，官員開場時來了，休息時溜走，結束時再來露個臉。再下一年，希特勒也算了，票子就賣給大眾。盡管希特勒的提倡，Wagner的音樂，1932-1933 的季度裏演出了1837場，到1938-1939的季度裏演出減少到1327場。
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原來是共產黨出身的。他對音樂本身的認識，和對音樂該取怎麽樣的政策，比希特勒深刻，也比毛澤東手下管音樂的要深刻得多了。
戈培爾知道，音樂裏的和聲不和聲，沒有那麽明確的界定的。古典的莫紮特也有不和聲的。戈培爾知道，希特勒自己就喜歡爵士音樂，他隻是要把美國黑人列入低等人種裏，背書納粹的優等民族。 德國青年也喜歡爵士音樂，他戈培爾本人也喜歡美國的歌舞。
戈培爾的想法是，老百姓在第三帝國裏生活得很辛苦，日常生活裏有很多壓力和煩勞，需要有音樂那麽一個使心靈逃離苦惱，放鬆精神的地方。老百姓卸輕煩惱後才能更好地在第三帝國裏生活和工作。 這點，江青姚文元就不懂了，毛澤東還知道在適當時要調節文藝政策，讓老百姓有個鬆氣的地方。
戈培爾的政策，是讓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有自治自主的領域，國家不要去管！有名的交響樂團還是演他們的音樂，名指揮家還拿指揮棒。深夜的廣播裏還有些爵士音樂，進口的爵士音樂唱片還是可以出售。 到1939年9月1日，帝國音樂檢查辦公室發布禁止的爵士音樂，總共隻有54首。
1945年4月，柏林所有60歲以下的男子得加入民兵，保衛柏林。柏林交響樂團的演奏家們被招集入伍，演奏家的一個手指受傷，他的藝術就完了。軍備部長得知後馬上免了他們入伍。4月12日，柏林交響樂團還演出。16日，蘇聯紅軍開始攻柏林。
教育部長Rosenberg比戈培爾“革命”得多。Paul Hindemith是德國的第二號作曲家，他是現代派，而且以前是公開反納粹的。他該是個“曆史反革命分子”，但他得到大人物戈林的保護，在納粹的帝國音樂署裏還有個大職務，他照舊作曲，他的交響樂還演出。德國的姚文元們在Rosenberg的支持下寫文章攻擊Hindemith，這也引起柏林交響樂團指揮寫文登報反擊，問“政治誹謗也可以用在藝術上？”即使Hindemith受點名批判，戈林還找他替空軍寫音樂，他的交響樂還在演出。後來Hindemith移居美國。
Richard Strauss （1864-1949）是希特勒德國的國際聞名的頭號音樂家，戈培爾任命他做了帝國音樂署的主席。他接受的動機是保護他的猶太兒媳婦。也為了保護馬勒和德彪西。還希望他能影響愛好音樂的希特勒。在戈培爾的指示下，蓋世太保把他兒子和媳婦叫去審問，要他兒子離婚，他兒子斷然拒絕，蓋世太保沒有辦法，因為猶太人和阿裏安結婚後就不能抓去集中營。媳婦的母親被關進集中營，Strauss坐了他的大轎車到集中營大門，在門口大叫，我是作曲家Strauss，沒有用，他無法保護親家的25個人死在集中營。
任命他做了帝國音樂署的主席時，Strauss在日記裏寫道，我認為戈培爾之流是德國的恥辱。戈培爾在那天的日記裏寫道，“不幸的是，我們仍然需要他，總有一天，我們會有我們的音樂，再也不用這個老朽的神經病。”
德國的曆史家福氣，有這樣的日記。在毛澤東中國，任命馬思聰做音樂學院院長時，也許也有姚文元之類的黨書記寫同樣的日記。
1935年，Strauss的新歌劇上演，他堅持要把他的猶太合作者的名字寫在劇場的廣告上。為此，希特勒和戈培爾都不出席。Strauss寫信給他的那個猶太合作者：“你相信莫紮特作曲時，良心上會想阿裏安嗎？我隻認二種人，有才能的人和沒有才能的人”。
Strauss看不起輕音樂的作曲家Franz Lehar, 後者是希特勒喜歡的。為此戈培爾教訓Strauss ：“明天的音樂是和昨天的不一樣的，Strauss 先生，你是屬於昨天的。” 戈培爾還想禁演Strauss的歌劇，這給希特勒否定了。
老百姓家裏的音樂，納粹更是不管了。門德爾鬆是猶太人，他的音樂是禁止的，老百姓在家裏照唱他的歌。德國有很多唱歌團體，名義上都納粹了，但唱什麽歌，自己決定，隻要沒人去回報。
Lale Anderson 在1939 唱紅了一首歌，說的是一個士兵在軍營外路燈下對心愛的姑娘的離別之情。唱的是女性，更是引人傷感，士兵能回來嗎？姑娘會嫁人嗎？戈培爾不喜歡這個有損士氣的悲觀的歌，但不禁止。1942年，Lale Anderson和逃亡到瑞士的德國猶太人通信，又不答應戈培爾要她到波蘭去露麵的要求而被捕。但1943年又允許她在音樂會唱歌，除了那首路燈下之外。在音樂會上，聽眾要她唱那首歌，聽眾看她實在不肯唱，聽眾們幹脆自己大聲唱了。這樣的事，在毛澤東的中國一定不會發生。
盟軍的士兵們早也從德國廣播電台裏聽到這個歌，也喜歡上了。盟軍當局將它翻譯成英文，叫做《My Lili of the lamplight》，並由英國人唱。到戰爭後期，英國還向德國兵播放那個歌的德文版。
就是在這樣鬆的氣氛下，德國在納粹統治下，沒有產生偉大的音樂作品。
毛澤東政權的音樂是歌頌毛澤東及其政權的，鼓勵老百姓不怕犧牲地為毛澤東打仗。
毛澤東對西方音樂是從心底裏排斥的。隻是看在對外形象的需要，讓交響樂存在，難得演出個把場貝多芬。傅聰得了個肖邦獎，麵上有光而已。姚文元還隻是個小文人時，看到了本德彪西印象派音樂的書，他還沒有看懂書，就舞起棍子打起人來了。音樂家賀綠汀看不慣，寫文章駁了幾句，就遭張春橋嚴重的秋後算帳。其實，德彪西是推陳出新的古典音樂的革命派，符合毛澤東的造反思想。張春橋姚文元都不知道德彪西，看到印象派三個字，就顧名思義地當成資產階級的東西來批了。
現在來看，賀綠汀反駁的立場很低也很可憐。他文章說的是你姚文元是位有聲望的年輕批評家，怎麽會誤讀誤解德彪西，人家（外國人）會認為我們的被稱為‘具有馬列主義水平’的批評家，原來水平這樣低。這影響不好。借對外影響有害來規勸姚文元“對印象派音樂與繪畫到底是些什麽內容恐怕也不見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對某個問題不是很熟悉的話，最好也要謹慎小心，多下一點研究工夫，實事求是，不能夠‘好讀書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義’”。
賀綠汀的三哥是毛澤東的中學同學，賀綠汀是老革命，他們真能夠見得到毛澤東的，但是不敢到毛澤東那裏去討個說法。他們不敢說，“主席，德彪西是造貝多芬反的人，你提倡造反有理的，怎麽批德彪西啊？” 為什麽？因為賀綠汀吃西方音樂這碗飯，在共產黨裏就矮了一截。
希特勒禁止爵士音樂，因為那是低人種的美國黑人的東西。這和希特勒的思想意識是一致的。照毛澤東的思想意識，美國黑人是我們的階級兄弟，階級兄弟的音樂怎麽可以禁止呢？毛澤東的言行不一，意識理論和行為自相矛盾，這就是一個例子。
毛澤東政權把爵士音樂徹底禁止。 中國作曲家本來就很少，49年前有個陳歌辛寫了一首出色的爵士音樂歌，《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後來成了右派，餓死在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衣服給人剝光，暴屍於田野。
毛澤東政權更出不了偉大的音樂作品。可以傳世的沒有幾部，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是其中之一。作曲的是陳歌辛的長子陳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