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應該忘卻的紀念，在中國舉國黨慶時發篇舊文：
劉曉波被授予201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於是乎他的過往無論巨細都聚焦在社會關注的水銀燈下，其中他的一段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的話備受關注。
那是1988年，22年前；說那段話時，劉曉波時年33歲。 話是劉在香港接受采訪時講的，整篇談話在在流露出劉當時的誌得意滿，年輕張狂。
然而誰又沒年輕過，又有多少人沒有過自覺真理在握的愚蠢時刻？
33歲的劉，剛拿了博士的劉，才從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歸來的劉，馬上又要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講授中國哲學、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的劉，其後更計劃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劉，那時的劉有些誌得意滿、有些張狂又有什麽稀奇？
據報，劉曉波從妻子劉霞處獲悉自己獲獎後的消息的第一反應是，這是獎給天安門亡靈的；這反應沒有絲毫的得意，更無半點張狂，他必知道自己不過是被諾獎選中代表一個理想的象征性人物，且隻是眾多同他一樣付出了沉重個人代價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那麽劉曉波所代表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理想呢？ 換句話說，諾貝爾和平獎意圖獎掖的是什麽？
用諾獎委員會自己的話說：“劉曉波在中國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人權的長期抗爭，已成為最重要的象征。” 爭人權，用非暴力的方式，就是這麽回事。 沒有必要浪費筆墨反駁眾多的西方陰謀論，能從給劉頒獎中看出西方想對中國殖民是需要點兒特異功能的，無中生有的功能； 至少在22年前，在同一篇訪談裏，劉自己就說 “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話又說回來，難道“誌得意滿，年輕張狂”就是“三百年殖民”的唯一注解嗎？ 不見得。
1988年的那篇講話中有多處論及當時熱門非常的電視記錄片《河殤》。 《河殤》的總顧問金觀濤先生於1984年發表了《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文章一改傳統曆史研究中經濟決定論下的宿命論，用係統論、控製論的視角重新審視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 撇開中國是否有過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問題，撇開金先生的分析是否準確，這裏的關鍵詞是“超穩定”： 中國過往高度專製的社會的高度穩定這個現象終於進入國人的視野，一時間成為熱議的話題。
然而對中國專製社會超穩定的研究並非自金觀濤先生始。 也是在1988年，一個為當時乃至現在的中國人都鮮少知道的德國人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卡爾.A.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魏特夫，1896年生，德國猶太人，早年曾狂熱信奉共產主義，德共中央委員。希特勒上台後迫害猶太人。魏特夫被抓進集中營，經國際救援被釋放後移民美國，魏特夫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曾遊訪中國兩年，收集研究資料。 1939年，得悉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秘密和約，作為備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魏特夫重新思考共產主義，並逐漸成為意識形態的反對者。 對於中國人來說，魏特夫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最具意義的事 是他於1957年發表了《東方專製主義--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魏特夫在這本書裏利用馬克思最先提出的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點提出有關“東方專製主義”的理論，認為中國的特定條件使其成為經濟高度依賴大規模治水的社會， 而完成全國性治水工程則要求人力物力財力和管理權利的高度集中，由此造成中國社會沒有土地私有，沒有英國曆史上那種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沒有法治而隻有君主一言堂，不尊重個人價值而崇尚集體，等等，結果使專製製度超強穩固以至於延續兩千多年，並結論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無非是古老的東方專製主義的翻版。
魏特夫指稱，馬克思恩格斯雖察覺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在那個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專製主義的特征，特別是它的穩固不變，並認為此種穩固不變非借助外力而不能破除，但他們卻為了維護自己提出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普世性而背叛科學，有意掩蓋治水社會一直延續亞細亞生產方式而沒有經曆奴隸製、封建製、資本主義等社會階段的事實。
確實，我們在馬克思討論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的文章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看到這樣的話：“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製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不開化的人的利己主義，他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一個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隻要哪個侵略者肯於垂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馴順的獵獲物。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有損尊嚴的、停滯不前的、單調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麵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殺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為一種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姓劃分和奴隸製度的汙痕；它們使人屈服於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態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自然命運，因而造成了對自然的野蠻的崇拜，從身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誠地叩拜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種崇拜是多麽糟蹋人了。 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幹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馬克思在該文的續篇《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更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再來看看劉曉波的“三百年殖民”是怎樣提出來的：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曆史的什麽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麽，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製，因為它麵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1988年的劉曉波應該讀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他當然看過《河殤》，也許他在《東方專製主義》中文版麵世之前就有幸讀過其外文版，也許他對馬克思恩格斯論殖民主義的著作曾經留意。 當然，也許劉的“三百年殖民”僅憑自己的悟性和研究而使然。 無論如何，其所謂三百年殖民無非表現了對中國專製主義之頑固的絕望，因此在同一場采訪中才有劉這樣的話：“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
人們對劉曉波的話產生反感的原因是基於曆史上殖民主義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 然而如果仔細審閱： 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劉曉波，都沒有否認殖民主義會帶來巨大痛苦，他們的觀點無非是說，阻礙現代社會在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產生的專製主義非經殖民主義的血腥洗禮而不得以破除之。 世界上所有的孕婦都能順產當然最好，然而事實上有不少孕婦會發生難產，馬克思和劉曉波之談論現代社會產生以殖民主義為代價同醫生說難產的孕婦不經破腹產不得以把孩子生下來並無區別。
以上所說僅在於提出一個解讀劉曉波三百年殖民的可能的脈絡，然而這其實並非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無論馬克思的殖民主義雙重使命應作何解釋，無論魏特夫有關東方專製主義的論述是否準確，無論劉曉波的三百年殖民應該怎樣理解，所有這些無非都是些個人觀點。 諾獎之授予劉，並不在於要說明其某個具體觀點之對錯，這種對錯自會受到科學或曆史的檢驗；諾貝爾和平獎本身不是有關科學或曆史的，而是有關信仰的，這個信仰就是： 是人就有人權，而人權包括講出自己的觀點，哪怕是錯誤的觀點，而不受迫害的權利。 劉曉波的生命並沒有定格在他說出三百年殖民那一瞬，他在其後的年月裏一直為在中國實現人權理想奮鬥不息。 回到劉曉波的悲觀。 劉曉波之為劉曉波就因為他的故事沒有以悲觀為結束，否則今天得獎的就不會是他。 劉在訪談的最後表示： “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紮，也要對抗......” 劉後來的努力因著他所以為的必敗而帶有殉難的色彩，而諾獎之頒授給劉，也正為獎掖這樣一種為了諾獎所嘉許的理想而不屈不撓奮爭的精神。
與共產主義的人民當家做主統治,
對於治下之人民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精神狀態。
今日香港人，為自由吶喊，為民主奮鬥，不屈不撓。
今日大陸人，為政府護盤，為專製叫好，不罵不休。
孰為主人乎？
孰為家奴乎？
————這個理論我第一次聽說，感覺很有道理。
我一直也認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沒錯，
卻不知道是專製的托辭。
好文。
劉曉波獲諾獎時，曾以為他是絕無僅有的獄中獲獎人。
其實，在希特勒時代，已有被納粹打成國家敵人的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於1933年被囚禁於集中營；1936年獲得193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成為史上第一位「犯人」獲獎者。他曾力圖喚醒國民對法西斯的警惕：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
這樣的情節在劉曉波身上和中國當代史上重演了。
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觀念。
人類的最基本活動，或者最終級活動是經濟活動，因此類似體製，思想意識等上層建築類別的東西都是應該以是否符合經濟活動要求來評判的，而不是可以橫向對比。
了解英國大憲章形成和接受過程的人不難理解這是曆史因素導致的東西，但本質上是經濟利益分配問題為背景，英國貴族以接受法國人的統治來換取相對獨立的稅務地位，而作為法國人的英國王室可以降低征服英國的成本，彼此形成妥協製約關係。
這是西方現代民主理念的象征性文件，真正被社會接受執行其實是在形成後過了五百年以後。
這類上層建築類內容是關於社會組織性問題，社會能否有組織性，並且持續，是唯一硬指標（奴隸製是無法長期維持穩定的）。
那麽就不難解釋為什麽中國會出現所謂的超穩定社會結構，君主統治與王道思想是需要統一的，否則就出現造反。而王道思想從來沒有在西方文化中存在過，至今西方也理解不了。
所謂王道，對比西方贏者通吃的霸道文化，區別在於抽象出實質的話是兩個層次，第一就是維持社會層次，這是任何社會不得不依賴的，第二是盡管不是公平分配，但也必須有共享的概念。
霸道文化會有製約概念的形成，但是一種動態平衡，很容易打破，歐洲曆史上一直有戰爭，沒有過一代人以上的和平時期，自己不打了，也會因為殖民地而打仗。
對比中國的王道，隻要有兩代人以上和平時期就成為世界第一，而中國曆史證明這個現象發生過不止一次，包括現在。
那麽再來談社會體係的優劣。沒人否定歐洲曆史上這種霸道文化產生更大的競爭意識和競爭力，促進了現代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但對比中國的所謂天人合一的思想，那種對自然的破壞少？享受最大限度的物質文明，必然導致對自然的最大限度破壞，這個辯證關係應該不難理解。
那麽就是追求那一種生活和經濟活動方式的問題，這是世界觀問題。
再回來看殖民地的概念，為什麽在中國最牛叉時期也沒有外出掠奪殖民地？很難理解嗎？
或者西方曆史上一定要獲得殖民地，也是不難理解的。
而這是劉曉波的缺陷，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理解太膚淺，看到結果但不知道原因和過程，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急功近利的常見心態。
這個國度已經墮落到“經濟有發展，殺學生就是英明決策”的地步了。如果沒有外力作用，猴子們不知何日才會進化成人。
殖民對於中國大陸人比較敏感; 其實看看台灣的經驗，自由平等也沒經過殖民。
其實要建立一個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自由平等的社會，實行憲政就可以了，明擺著中國有那麽好的憲法不實行，不要像有人諷刺中國政法大前麵的雕像，"憲法頂個球"就可以了，漸行的政治改革就可以了。如今中國的法治大退步，已遠不如江朱執政時期，胡溫執政前期，法律已漸成擺設。
政教分離某種程度上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政就是行政。教就是立法，尤其是憲法。道德是法律的方向，法律是世俗的細節。而道德的公序良俗的基本概念則往往是和宗教的教義互為裏表的。而司法在過去多數是政的一部分，少數是教的一部分。
中國的儒教的教義，尤其是各朝代的解釋，就相當於當時的憲法。但是從孔子開始，儒就是才上層社會入手的，而不是如上帝真主有廣泛深入的中下層群眾基礎。所以不的不依附於王權。當然王權也是需要利用它。但這樣一來，王權就完全沒有了製約。因為皇帝可以通過控製大臣來控製儒教，進而操縱憲法和法律。王在法上，既有具體的行政執行力，又可以操控長期原則為短期私利而隨意改變。而不是王在法（神）下，戰術操作受製於戰略原則。這也就是為什麽中國的政治即使長期不換人，但是政策也還是經常朝令夕改。而發達國家的人換來換去，政策卻連續性和穩定性都要好得太多。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華文明可能落後或者說走叉路上千年。雖然有日韓台等嫁接成功的先例。畢竟過於龐大，恐怕永遠改不了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