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降語堂，中華無幽默

初識語堂先生，是魯迅先生介紹的。中學語文課本有魯迅先生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文章後麵附注的“時代背景”裏說林語堂是一位“反動文人”。當時我對這一定性沒有絲毫懷疑，敢和魯迅先生唱對台戲的人自然是反動之極，該批倒批臭。

上大學的時候正趕上一股“文化熱”，有機會讀到語堂先生的很多作品，發現他除了和國民黨走的比較近以外，還真找不到他有什麽反動言行，而且他在和幾位同仁創辦刊物《論語》時，製定了“十誡”，其中第一誡就是“不反革命”。他的書讀得越多，越發現這個穿長袍抽煙鍋的先生有趣得很可愛得很，竟舍不得離他遠去。

語堂先生和魯迅先生的公案，除了那個“費厄潑賴”，還有一個“幽默”的故事。語堂先生是第一個把“humour”翻譯為“幽默”的人，而且到處提倡幽默，宣傳幽默，傾心研究幽默，甚至邀請魯迅先生為他的幽默雜誌撰稿。魯迅先生多次反對這種譯法，明確表示“我不愛‘幽默'”，認為在國難當頭之時，在這種禮製之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諷刺幽默就是將“屠夫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

語堂先生一直和國民黨比較親近，而魯迅先生對蘇俄和中共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他們雖然在政治觀點和價值觀上互不認同相互嘲諷，但他們兩人的相貌衣著，風度氣質，又最符合我們心目中傳統的先生的形象。語堂先生一襲長袍，一臉智慧，滿身的閑適；魯迅先生長袍裹身，一臉剛毅，一身的正氣。

其實，魯迅先生也是很幽默的。譬如，他在《一思而行》中諷刺林語堂力倡幽默時說：“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這句話就幽默的很。身上沒有幽默細胞的人，怎麽也塑造不出“孔乙己”“阿Q ”之類的形象來。隻是二位先生的幽默類型不同而已：魯迅先生是鬥士的幽默；語堂先生是紳士的幽默。

  在他們的這段公案裏，魯迅先生更準確地診斷出了中國社會的病灶之所在，開出了“病急用猛藥”的處方。他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勇敢地把一把把投槍一隻隻匕首擲向敵人的陣營。他是“吃人的”社會秩序社會製度的堅定的破壞力量，他的使命集中在一個“破”字。從他們的時代在曆史長河中所處的位置來看，魯迅先生的見解和言行更準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絡，更好地配合了社會前進的步伐，應該說比語堂先生略勝一籌。

語堂先生在倡導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一種有新的社會規則並尊重“fair play”的社會製度。他還倡導追求幽默風趣的人生，探索有知有味充滿智慧的生活藝術，創造新的生活方式。我們站在今人的立場，回望曆史的公案，發現語堂先生似乎更有遠見卓識，他的觀點更具有普世的價值。時間越過了大半個世紀，語堂先生所說的西人所有國人所缺的“fair play”精神，仍然是我們所稀缺的；我們的生命裏的幽默因子仍然被生活中不能承受的“之重”擬或“之輕”擠壓得無立足之地。如果真的有“轟的一下，天下無不幽默”的那一天，那麽，什麽“校園凶殺案”，什麽“連環跳樓案”，在我們的社會自然就會銷聲匿跡。

  沒有語堂先生的身體力行堅持不懈，我們的“幽默”不知會被冠以何名，但肯定沒有現在這般智慧俏皮。語堂先生不僅是幽默人生的倡導者，鼓吹者，更是積極的踐行者。他的一些幽默故事，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是難於逾越的經典。

  語堂先生有一次出席台北一所學校的畢業典禮，前麵一些人的講話又臭又長，輪到語堂先生，他說：紳士的演講，應當像是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在巴西的一次集會上，他發言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裏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有個法國情婦。

在美國紐約林氏宗親會上，語堂先生受邀演講，他說：我們姓林的始祖，據說是心有七竅的，他是商朝的比幹丞相，這在《封神榜》一書裏提過。英勇的有《水滸傳》裏的林衝，旅行家有《鏡花緣》裏的林子洋，才女有《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另外，還有美國的總統林肯，以及獨自架飛機橫跨大西洋的林白，可以說，我們姓林的，古今人才輩出。

他還有一句名言，是癮君子們的口頭禪：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

想一想，如果沒有語堂先生，我們的生活中會流失多少樂趣，多少智慧！

[東又西]

反動一說，是共黨的發明。說白了，不大跟共黨合流的都被稱為反動 。現在看來，能被共黨稱為反動文人的，說不定反而才真是個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