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沒有腐敗傳統，中國熱心推銷博大精深的腐敗文化

丹麥沒有腐敗傳統，中國熱心推銷博大精深的腐敗文化

“世界第一清廉國”丹麥：我們就沒有腐敗傳統

[導讀]丹麥駐華大使裴德盛：“在曆史傳統上，我們也沒有腐敗問題。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用抗擊腐敗或避免腐敗。這是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中的，我們的文化不相信賄賂、敲詐和腐敗。”



10日，丹麥大使館，丹麥駐華大使裴德盛接受本報專訪。本報記者 薛珺 攝

過去10年中，全世界的眾多社會研究分析機構均把目光對準了丹麥這個僅有500多萬人口的北歐小國，這裏夏天日照稀少，冬天寒風呼嘯，資源並不豐富，征稅還高得嚇人。但就是這個小國，卻擁有全世界最清廉的公務員係統和最幸福的國民。“世界第一清廉國”是怎樣煉成的？日前，丹麥新任駐華大使裴德盛向本報記者介紹了丹麥的“秘訣”。

最近半年，歐洲童話之國連續摘了兩個“世界冠軍”，一個是7月份公布的蓋洛普國民生活滿意度調查，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個被調查國家中，丹麥當選為最幸福國家，國民綜合幸福指數高達82。二是10月份，“透明國際”公布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丹麥、新西蘭和新加坡以9.3分並列第一，被評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國家”。

政府清廉，國民幸福，這是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的民眾都夢寐以求的目標，丹麥到底有什麽秘訣？

“我們就沒有腐敗傳統”

丹麥刑法典裏對腐敗這樣解釋：“濫用權力以牟取個人私利”。刑法規定，向丹麥官員行賄是一種犯罪行為。2000年，該國刑法還把犯罪範圍擴大到行賄外國官員。對於官員收受賄賂，刑法典也作出了相應規定。

但立法並不完全是丹麥反腐的關鍵。“我們的司法體係和我們的鄰居，其他的北歐國家很相似，”丹麥駐華大使裴德盛表示，他認為丹麥之所以能獲得“最清廉國家”的稱號，還因為丹麥沒有腐敗的理念和文化，丹麥人認為，沒有腐敗才是正常的社會和政治現象。

他反複強調丹麥的“幸運”，因為丹麥的文化、社會裏就沒有腐敗問題，“甚至在曆史傳統上，我們也沒有腐敗問題。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用抗擊腐敗或避免腐敗。這是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中的，我們的文化不相信賄賂、敲詐和腐敗。”也有說法稱，在丹麥，反腐意識已經作為一種公共道德深入人心。

此外，丹麥政府每年還會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培訓丹麥企業，加深它們對腐敗的認識，以避免他們在進行商業活動時向官員行賄。

當然，丹麥的公務員、公共雇員的酬勞都非常高，相對很多國家來說，丹麥的工資標準要高得多，可謂是高薪養廉。這得益於丹麥經濟的高速發展，最新數據顯示，丹麥的人均GDP高達5萬多美元。這從經濟方麵解釋了丹麥為什麽沒有腐敗。“我們很幸運，我們的文化、社會、曆史和經濟條件都阻止了腐敗在丹麥滋生。”

“法律對每個人都一樣”

此外，完善的財產公開和申報製度也是丹麥零腐敗的原因。丹麥的稅務部門負責統計丹麥全體個人和公司的財產，並對其經濟價值作出評估，因此稅務部門對包括政治人物和公務員在內的所有丹麥民眾和公司的財產狀況了如指掌。丹麥有完善的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征收體係，稅額很高，每個人都必須如實申報以保證稅款的征收。

但如何監督這種個人申報，保證沒有漏報、瞞報呢？裴德盛表示，在丹麥，人們的住房、財產、土地都是經過所有者注冊的，財產登記部門不會允許任何瞞報的事情發生，在當今的電子信息時代，你要想隱瞞你的某處財產、土地或其他資產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這使得官員們想要獲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區別對待都非常困難。在丹麥，法律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反腐敗也體現在對公共開支的監督上。所有的公共部門都必須公開他們的預算和開支情況，丹麥有一個獨立的機構———國家審計局，負責對這些預算和開支進行調查、研究，檢察是否有違規和濫用的情況發生，並把相應情況上報給丹麥議會。此外，在每年的年度預算白皮書中，每個市民都可以看到所有公共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情況。所有的公共開支信息也會在互聯網上公布，以供民眾監督。

“全球最公平分配製度”

丹麥有句俗諺，“不要認為你有什麽特殊———你和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這種平等的精神在丹麥社會體現得非常透徹。裴德盛表示，丹麥擁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和財產分配製度，高額稅收就是用來重新分配財產和收入的一種手段，用以保證社會公平。丹麥國民通過交稅可以獲得免費的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等社會福利。

盡管稅額很高，幾乎達到個人收入的50%，但裴德盛表示，丹麥人民樂意交稅。因為，他們會發現他們交的稅物有所值。

而丹麥之所以能成為最幸福國家，裴德盛表示，第一，丹麥人覺得很有安全感。丹麥的社會福利體係保證了人們能生活在一個相對高的生活水準上，盡管人們可能會失業，但他們依然能通過社會保障體係的失業津貼等福利，維持自己原來的生活水準。

第二，丹麥的社會非常有活力，人們在丹麥從事的是他們感興趣的工作，而不是賺錢多的工作。在很多國家，許多人工作“向錢看”，追逐高薪工作，但在丹麥，人們卻是為了自己的興趣而工作，做最讓自己“快樂”的工作。人們想做律師、牙醫都隻是因為興趣。因為人們知道稅收很高，你很難在這種社會中真正成為大富翁，因為不論你賺多少，高稅收都會“均貧富”。因此，金錢的誘惑減少了，人們就更趨向於做他們感興趣的工作，這也使得丹麥的社會非常有創新精神和活力。

但裴德盛也說，丹麥的成功，也部分歸因於它的小。

“丹麥僅是一個擁有500多萬人口的小國，這使得在丹麥推行反腐和司法製度都相對容易，但在一些人口眾多的大國，政府治理和成功的方式就會更複雜。”裴德盛說。(新京報 采寫/本報記者 顏穎顓)



中國滿世界建孔子學院到底為了啥

　　時下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我注意到有兩個有趣的現象，一個是肩負著去國外為投資建成的孔子學院揭牌的神聖使命，一個是為拉動外需用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帶大群企業家去國外散財。截至2009年12月，中國有關方麵已在世界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282所孔子學院和272個孔子課堂。國內61所高校和機構參與孔子學院的合作辦學。到2010年，全球將建成500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早在2006年，身居美國的薛湧先生即在他的博客上發表文章，批評了這種不計代價地建“孔子學院”舉動。據他估算，在美國建一所“孔子學院”起碼也要幾百萬美元。中國這樣一個窮國，卻要大把大把地往富國扔錢，實在讓他有點兒想不通。他認為，這類複古燒錢的蠢事還是不做為好。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是以破壞汙染自然環境資源，以犧牲廣大農民、普通工人及弱勢群體的尊嚴幸福，貽禍於子孫後代為代價，創造了外匯儲備第一的全球壯觀，中央政府富得闊綽流油，動輒一擲幾百億操辦盛典來宣示天朝國威。本來，財力充足應是執政黨不失時機地啟動中國嚴重滯後的政治體製改革，使中國徹底擺脫專製極權桎梏的良好時機，如果中國高層的當政者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來擔當這一曆史責任的話。很可惜。他們迄今也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勇氣和智慧，而是相反，在變本加厲地為傳統體製輸氧，試圖延緩這個專製獨裁體製的壽命。這就是官方大力“提升軟實力”的基本背景。然而，從根子上說，我們的當政者是缺乏自信的。但不自信也就罷了，還一定要對外擺出一副雍容大度的樣子，到處去奢談建設“和諧世界“和平崛起”和“軟實力”，豈不是很荒唐、很無聊的事情麽?其中之一就是滿世界到處建孔子學院，所謂輸出軟勢力。

　　隻是我不明白，按照國內不少磚家的觀點，中國已進入空前絕後的盛世，民族複興的大劇上演一場又一場，隨著是《大國崛起》，中國動輒很不高興，很生氣，西方應該明白招惹了中國後果很嚴重，天朝應是四海來朝五洲進貢景象。但恰恰相反，由於人權、民主、法製的建設存在諸多問題，飽受西方發達國家的垢病，在國際上沒有幾個知心朋友。在國內，貪汙腐化潛規則盛行，政府及既得利益集團強權通吃，廣大普通老百姓成為任人宰割的板上魚肉，搞得民怨沸騰、天怨人怒，天朝外強中幹，由於自然環境破壞嚴重，每年天災人禍接連不斷，連年礦難頻發，成千上萬的弱勢群體成為無辜的犧牲品，一有大災就號召全國民眾“獻愛心”，千千萬萬的受災民眾不時得為“喝上幹淨水，有飯吃、有衣穿”的目標而努力，創造出這樣的盛世也真算是空前絕後。

　　放眼中華大地，每年四季到處都可以看到各級政府煞費苦心組織地盛大複古祭拜大典，挖具腐屍貼個標簽找個人物都能祭拜上一場，這種烏煙瘴氣地祭拜美其名曰是增加民族向心力和炎黃子孫的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這樣的祭拜至於浪費了多少納稅人的血汗錢，那是無需計算的。說到底，這和明成祖朱棣當年所謂的七下西洋的思維方式如出一轍，那就是國家不差錢的燒包，大造船隊下西洋一是為了從肉體上消滅潛在的皇正統，二是為了宣揚天朝物產豐饒當散財童子，宣示天朝對蕞爾小國皇恩浩蕩引誘小國藩屬臣服。最終把國家搞得民不聊生險象環生而滅亡。麥哲倫、哥倫布的航海探險雖然晚了許多年，但他們的民族所具有的強烈探險創新精神卻使他們發現了新大陸，從而書寫了人類航海史上的裏程碑，實現了所在國的真正富國強兵。而炎黃子孫進化到現在，還繼承了封建皇權統治的那一套，如今到處建孔子學院，也是同理。散落在世界各國的華人，當年不就是因為被統治者壓迫得無法生存了才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嗎?真要是國家強大了國富民強了，根本不用搞這些燒錢的認同儀式，海外華人也會自動歸來，都是同種同祖的人，還需要認同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從來也沒搞這類認同舉動，照樣穩當全球老大，全世界各國移民都趨之若鶩。如今我們大搞這類認祖歸宗的認同，認同得盛世中華炎黃子孫背井離鄉興起一波波新移民潮。真不知把兩千多年前這具喪家之犬腐屍到處招搖過市樹幡招魂，是中華民族之福還是之禍。更令我等平民百姓不解的是，近年來，各地方政府以考古研究挖掘所謂曆史文化為名，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拿納稅人血汗錢動輒舉辦各種“節”。為了發神鬼財，吃死人飯，千方百計挖地三尺尋找名人腐屍遺跡蹤跡，各省市不時爆發搶奪曆史文化名人爭奪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四大名著中的諸多曆史人物的出生地、生活地，往往幾個省市地方在各執一詞地爭奪，甚至連西門慶、潘金蓮這樣臭名昭著的奸夫淫婦的生活地，各地方也為爭奪吵鬧而醜態百出。這種以打著挖掘保護開發利用曆史文化之名，實為急功近利經濟利益驅動的爭奪戰，帶來的是一輪輪人造景點的輪番漲價，已經形成惡性循環，景點漲價已經變相成為地方政府勞民傷財攫取經濟利益的小金庫。其所作所為已經超出中華民族認可的文化道德觀念底線，就時下已經日益混亂、墮落的社會曆史道德價值觀急需匡正的現實狀況而言，無疑於雪上加霜。不少有良心正直感的專家學者一再呼籲，應該立法杜絕這種毫無曆史道德羞恥感的爭奪。靠這樣挖腐屍爭頭彩的荒唐行為，搞所謂提高“知名度”、“輸出軟勢力”，隻能使居海外僑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視或離心離德。

　　按照中國的作法，歐美西方眾多國家完全可以滿世界建耶穌、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黑格爾，尼采，莎士比亞學院;美國更是有資格建華盛頓、林肯學院，俄羅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爾斯泰學院，印度建釋迦牟尼學院更是名正言順。然而，我們看不到這些。兩相對照，民族為啥複古的劣根性不是一目了然嗎 ?

　　至今為止，沒有任何消息表明，有哪一所“孔子學院”賺到了錢。那麽，這幾十億人民幣幹什麽去了。主要花在了賠本賺吆喝上。大部分被國外賺了，少部分用於養活一批犬儒奴才。中國的事情幾乎都這樣，為了少數人的蠅頭小利，而慷國家之慨。實際上，“孔子學院海外熱”是無中生有的騙局，是中國的又一次荒唐的文化大躍進。而“孔子學院海外熱的無情現實”倒是實實在在：孔子學院累計虧損已達幾十億人民幣之巨!這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自欺欺人舉動還是少辦為好。

　　歸根結底，是中國的現存政治體製的確自外於世界民主化的大潮流。官方禦用學者鼓吹的輸出儒家軟勢力對抗邏輯就是在這個前提下產生的。

　　按照朱維錚學者的觀點，實際上孔子從來就是曆代統治者根據自己愚民統治所擺設的道具而已，中國自漢武帝從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曆代皇帝都關心的是統治術，隻要你給他提供“君人南麵之術”和實際統治需要，都是“學隨術變。”僅就孔子在曆代的稱號來看，就經曆了數次在變動，在漢晉期間，周公是先聖，孔子是先師，到唐太宗時，把周公逐出國子學，將孔子升級為先聖。後僭主如王莽、曹操、司馬懿、直到揚堅、李淵，全都自命為周公。到了明朝，朱元璋連孔子“往聖”地位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說近代啟蒙的“五四”運動鮮明提出“打倒孔家店”和毛澤東發動的舉國上下“批林批孔”了，隻要有利於當朝統治，孔子以什麽樣的麵目出現，怎樣出現，完全是任人擺布的道具而已。就是時下中國，很多民族也不信孔子，比如回族伊斯蘭教信伊斯蘭教，西藏信喇嘛教，還有滿教信薩滿教，就是漢族中，也有不少保存自己風俗的，對孔子那一套並不信服，如閩台粵民眾信媽祖就遠過於孔子。

　　我們這個民族自漢代以來患上孔子瘧疾搖擺症後，不斷在提倡國學與廢除國學之反來複去，並且把國學的核心定義為孔學與儒教，時而尊孔時而與反孔，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替史已經證明，孔子生前如喪家之犬到處推銷他的克己複禮，不但沒有改變自己的地位待遇，而且也未能挽救列國一個個相繼滅亡的曆史史實。把他捧上天的獨裁君主自己也擺脫不了被推翻的命運，將他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封建王朝也難逃衰敗的下場。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始終沒能走出這個曆史命運的怪圈。曆史已經證明，既然孔子與儒教幾千年來都沒有使中華民族真正一統強國富民過，當代，再怎麽尊孔敬孔推崇國學，也不會使中華民族真正走上強富國民之道。到是有幾個稍有良心發現的帝王推崇無為而治，減賦稅，少苛政，推行法治，老百姓才能過幾天安穩日子。目前以滿世界建孔子學院輸出軟勢力的行為，也將再次證明，這隻不過是一場民族折騰短暫的曆史鬧劇而已。唯有遵循孫中山先生生前悟出的“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教誨，實行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才能實現民族真正的強盛。

責任編輯： 天 朝



中國社會腐敗文化探源——儒文化與世俗權力的神化

中國的社會腐敗是令人痛心的。它發展到今天，幾乎已經無藥可醫。雖然腐敗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中國的腐敗之所以觸目驚心，還因為它與中國的文化遺傳基因密不可分，而傳統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會腐敗的文化根源。

為什麽這樣說？因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權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權力與上天意誌聯係起來（董仲舒），是儒文化維護了專製社會的倫理綱常，是儒文化的“禮”維護了人間不平等的社會秩序；是儒文化論證了專製統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層社會（包括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悲慘歸結於上天的意誌（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過早覺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權威對人間權力的監督，最後導致失去監督的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實現了政教合一，把人間權力絕對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誌對人間善惡的獎懲，導致了惡人的肆無忌憚；是儒文化導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管理模式，以至於關係網盤根錯節，官場之中的相互勾結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儒文化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傳統，以至於直至今天公務員熱始終不能降溫…總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權力絕對化，引起了權力監督的缺位，從而導致了根源性的社會腐敗。

要想根治腐敗，就必須從中國文化的源頭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國社會腐敗的文化根源。中國社會若要進入現代化，就必須清算儒文化的餘毒，而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源頭——道家文化。文革時代，毛澤東發動批儒評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國社會發展停滯、治亂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們今天對此應該高度重視和重新評價。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至少沒有類似於西方的上帝觀念。這表現在中國文化和哲學隻關心人，也就是所謂“人本”，這比西方哲學的“物本”更顯出中國先哲們的人文關懷。弘揚人的價值，凸顯人的生命意義，這是中國哲學的特色。

中國哲學是精神力量指向於內，指向人自身的。人隻要向內，就可以發現一個內在完滿的自我，一個道德自我，一個可以體現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體，這個生命本體的內涵是那樣豐富，那樣深邃，甚至可以達到至善至美。這與西方文化視人性為惡，因此必須接受外在力量的監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內的。向內，就發現了一個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與道合，這樣的人生，也就是體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體現，人用自身的生命實踐，體現著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實到社會政治層麵，就是行“仁政”，把社會管理的外在監督，替換為管理者的內在道德自覺，用管理者和所有社會成員的道德自覺來維護社會秩序，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會曆史作用。

應該說，精神力量指向於內，向內發現人的價值，人的生命內涵，這種哲學是深刻的、自覺的，因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闡釋的。這裏隻能粗略提及。

中國文化的世界觀是一元論，是天人合一，人與天地萬物不可分。儒家所謂“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從來沒有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去，人的活動、人性與天命渾然為一。在這種理性中，既然天人為一，也就沒有什麽外在於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達到頂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參造化”；人的修養達到最高，就可以體現大道，可以體現天地自然的生命意誌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鑒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觀是人與世界的分離也就是二元對立的。這種對立，產生了人與自然的對立，理性與情感的對立，最終產生了人與神的對立，人與上帝這一絕對存在的對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與世界分裂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於外。無論是作為最高權威的上帝，還是自然，都是外在於人的。隻不過外在於人的自然可以認識，外在於人的神祗不可認識，是絕對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權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紛爭，最終都會在上帝麵前擺平，一切矛盾，都將在上帝麵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為的監督者，又是一切人間利害關係的裁判者。她絕不會偏袒於哪一方，絕對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會中，平等觀念在已經深入人心。

中國人沒有上帝觀念。在儒家看來，隻有世俗權力是高於一切的。天地之間，隻有人是自覺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覺悟者。因此，對於人，無需上帝來監督，人自己就可以約束自己，孔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首先從自我修養、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開始的。人是自覺的道德實踐者，不需要有一個淩駕於人之外的上帝來約束、來監督，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覺。

這當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認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約束，是因為儒家的人性論是性善論，孟子的性善論是人所共知的。至於孔子，雖沒有明確人之性善與性惡，但卻有“中和之性”，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每個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覺，無需外在異己力量來約束，他自己就可以無限完善，就可以達到盡善盡美。既然如此，那麽在社會中用以維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也就隻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麽外在於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權威。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隻有人自己對自己的約束和控製。這種控製，如果說是一種精神控製，那麽就是關於人的道德倫理，關於心性涵養方麵。儒家用“禮”來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修身”也就是加強心性涵養來約束自己。這樣一來，人對自己的約束和人與人之間的約束就都有了，社會有了這樣兩層次的約束，也就沒有不穩定的了。社會的穩定，是靠人對自己的約束和人與人之間的約束來維係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沒有“修身”這一層含義，基本沒有人對自己的約束，如果有的話，那麽也隻是上帝的監督。所以，人們必須每星期去教堂禮拜懺悔，這就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監督更自覺，因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覺的道德實踐者，中國儒家認為人性善，所以隻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則認為人性惡，無所謂良知，在上帝麵前，每一個人都有罪，這就是原罪。因此隻需要向上帝懺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麵前都是惡的，都需要懺悔，這就決定了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每一個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監督。

而中國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國有聖人，而所謂“聖人”，就是道德自覺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約束最強的人。在中國儒家，由於道德自覺的程度不一樣，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聖人”與庶人之別，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就出現了等級差別，這一點絕對不同於西方文化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由於有聖人和庶人的區別，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

當然，儒家講天命，雖然，“天命以為性，修道以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誌。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於“生生”，體現於人性的道德層麵，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覺的內在依據。這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惡是完全相反的。性惡，就容易幹壞事，就必須有監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約束自己，自我約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養水平的高下，這就決定了君子與小人，聖人和庶人。

問題還在於，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識的文化。這一點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規定了有君子和小人，這就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莊子，對於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無知，是為天德；同乎無欲，是為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焉。惡乎為君子小人哉”。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君子小人的劃分，是違背自然的，隻能有利於少數人淩駕於多數人之上。而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有“為賢者諱”的傳統，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飾，有了私心和見不得人的事可以隱瞞。而對於“小人”，則沒有這種優惠。這種向一方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虛偽性的體現之一。

儒家給“大人”和“聖人”以種種“優惠政策”，如果這些人手中掌握了權力，當然也就不需要監督，監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無。而儒文化鼓勵人們從政，“學而優則仕”，“大人”和“聖人”皆有官職，他孔夫子不就是幾度從政而不得誌，最後死了還要追封為“文宣王”嗎？

這樣一來，就失去了對有社會地位的人的行為的外在監督（請注意，對於社會地位低的人則絕無這種優惠），這對於行使權力的人來說，無疑是網開一麵。儒家說教靠人的內在自覺來約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監督；但內在自覺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並無檢驗的尺度，隻是一種理想而已。但這樣一來，“大人”“君子”甚至皇帝這些可以行使權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監督的約束，而形成特權了。

當然，這隻是就道德修養層麵來說的，但是，道德修養自覺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道德修養較高也就意味著社會地位也高。這一點不同於現代社會。但是，這樣就出現了“大人”與“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禮”來維係社會等級秩序，所以“大人”與“小人”也就被固定下來了，從而形成了製度性的社會等級差別。

問題是，天命和天意這外在於人的超越存在，現在可以由人來體現，人能體現到什麽程度，那是沒有一個統一標準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並沒有一個超越於人之上的絕對存在，作為價值參考係而規範人間秩序，擺平不同人群和階級之間的利害關係。如果說有，那就是儒道兩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誌。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來體現。“人能體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間，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視界中，人與人之間出現了矛盾，出現了利害衝突，沒有一個絕對的力量可以擺平，而隻是用同樣具有私心和利益考慮的“大人”來做出有傾向性的選擇。因此，這種超越人間利害關係之上的最高權威的缺失，導致了人間不平等，是人為製造人間不平等的精巧設計和安排。這就是儒家之學中隱藏的貓膩，這就是為什麽曆代專製統治者都要弘揚儒學，獨尊儒術，把儒家之學作為官方學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層原因。儒家，可以利用來維護人間不平等的社會秩序，進行精神控製，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處，也是儒文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有等級差別的社會需要維護其穩定，就需要有一個世俗的權力。而世俗權力，無非是“君權”和地方長官的權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間事務的監督者，而在中國，既然沒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間事務也就沒有監督。在西方，人間權力比如說國家權力，應該置於上帝的監督之下；但是在中國，國家權利沒有上帝監督，國家權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聖上”，就是完人，就是民眾必須無條件服從的天然統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誌的最高權威。

當然，在中國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個有人格有意誌的“天”，是為“天命”。有時天降災異，皇帝也要下“罪己詔”，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這一特殊情況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誌的體現者，所以“天意從來高難問”。所謂“聖上”，那是道德人格與權力的合一，絕對是“金口玉言”，不容懷疑的。本來是世俗的權力，現在終於被儒文化神聖化了。“神”的缺位，導致了人間權力的絕對化，導致了權力的濫用。沒有了神的幹預，帝王行使起權力來，就無所顧忌，而他的臣民，也隻有絕對服從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於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權與人權對立。但是在中國的儒文化中，沒有上帝也就沒有神權，結果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權力也就被神化了。沒有上帝，沒有神權，那就隻有絕對化了的世俗權力。於是世俗權力至高無上，一切人世間的價值都以世俗權力為轉移，而皇權以下，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也與之類似，都需要人們絕對服從。結果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習俗，它沿襲至今，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問題在於，把世俗權力絕對化，世俗權力卻並不是最公平的。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脹。這就決定了，掌握權力的人總是要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謀私。而一旦權力失去了監督，那麽就可以為所欲為，驕奢淫逸，橫行霸道，甚至無惡不作。而腐敗黑暗，就成為專製社會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監督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沒有監督的世俗權力既然已經被神化，那麽一旦腐敗起來也就不可救藥。所以，中國曆朝曆代都伴隨著腐敗，而腐敗至極，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結果就是，中國曆史永遠在治亂循環中震蕩，而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麵臨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也許我們正處在治亂交替循環的臨界點上。

延安時期，毛主席在與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曾說，中國的新政權完全可以走出治亂循環的曆史怪圈，GCD避免治亂循環的辦法就是真正實現民主，實現對權力運作的監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走到了哪一步？想當年，有偉人躊躇滿誌，指點江山；看今日，危機四伏人心不安，社會腐敗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們倒行逆施，又恢複了私有製，還是法製不健全導致了社會整體失控？改革以來，灌輸法製觀念可謂家喻戶曉，可是“法令茲彰，而盜賊多有”，並未改善社會治安，也沒有能夠製止腐敗，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原因當然有許多方麵。而溯其根源，傳統文化的惰性至關重要，在這裏，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會腐敗的文化酵母。根治腐敗，不僅是政治層麵的問題，更有曆史文化的遺傳因素在內。不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永遠滋生腐敗。

儒家文化是反動的。不管它外表看來有多麽精巧，多麽完備，多麽深刻，它骨子裏那種為專製皇權合理性作辯護、論證其合法性的本質是不能改變也不容懷疑的。雖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眾，雖然新儒家氣勢洶洶，尊孔鬧劇愈演愈烈，但是它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國要進入現代化，第一個任務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為專製統治合理性作辯護的本質，構建起自己新時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國的現代化，如果沒有文化領先，是免不了要走彎路的，注定是要把現代化搞得不倫不類，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為別人的文化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