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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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者生涯

(2010-09-29 07:29:25) 下一個

《文匯報》記者與中共高官

——香港《文匯報》內幕之三

薑維平

 

沙發事件

我自報家門,應聘進入香港《文匯報》之時,正趕上一個絕好的難得機會,劉永碧的先生劉芳安,調入新華社香港分社當宣傳部副部長,她調入《文匯報》任副總編,負責對外聯絡,主要是內地辦站業務,她急需我這樣沒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員,為她分管的工作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華社比利時分社當駐外記者,我也在新華社遼寧分社短期工作過,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實際上,《文匯報》內地辦站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媒體和《大公報》等可以在內地出版發行的特權,不遺餘力地拉廣告,籌集對外宣傳的活動經費。最初,我並不知道他們這個目的。我的理解是,《文匯報》很有經濟實力,隻不過對我還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讓我個人先墊付費用,把辦事處建立起來的,我大概預先支付了5萬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連稅務局屬下的唐山街賓館一個房間的租金,和電話費,交通費,以及辦理營業手續,購買辦公用品費,等等,後來大約在1994年底,《文匯報》委派發行部的劉史鳴,編輯部的何亮亮先後把錢歸還了我。{那時,何亮亮還沒去鳳凰衛視任評論員,他在《文匯報》任主筆,我聽說他是著名散文家何為的兒子,很是敬佩}

199411月,劉永碧和陳桂雄一同來到大連考察,見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並趕到我的家裏,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徹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總社投資了60多萬元,購買了奧迪房車,複印機,打字機,傳真機,手機等設備,這些東西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奢華,我聘請了專職司機,又學會了駕駛,單單奧迪100型轎車,就支付了30多萬元,這是當時大連所有外地駐連記者站裏最好的座駕,並且還掛著黑色牌照,即外商駐連企業的標誌,我充滿了自信,打算在新聞報道方麵做出一番事業來,於是,我通常連周末也不休息,拚命地工作,我記得最初半年,幾乎每天《文匯報》的“中國新聞”版都有我撰寫或編發的稿件,那時,外商對大連很感興趣,大連內地企業紛紛對外招商,故各種新聞發布會或洽談會很多,我忙得不亦樂乎,但《文匯報》並不滿意,後來,我聽廣告部的經理楊某敏說,劉永碧從大連回到報社後,立即主持召開了社委會,決定先大舉投資,但一年內要給我施加壓力,盡快通過拉廣告,收回投資,這使我頗為不快,因為我不喜歡這樣做,但那時國內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把宣傳報道和廣告聯係在一起,記者和業務員融為一體,這樣做雖不令人奇怪,但並非我的情願。就我個人來講,我的特長是做記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為了賺錢,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沒有必要再到《文匯報》求職。

然而,報館不這樣想,在1995年初,《文匯報》的主要領導給劉永碧施加了壓力,對剛成立的僅有兩人的東北辦,下達了營業額100萬元的廣告指標,我深感難過,一方麵要采寫新聞報道,一方麵還要承擔廣告任務,事無巨細,都要認真麵對,我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患上了萎縮性胃炎,但劉永碧對我並不滿意,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情緒通過“沙發事件”集中表現出來。

有一天,她親自打電話指示我,為了節省費用,要把北京辦事處搬家淘汰的幾件沙發給我們,並讓我聯係車輛去拉。從大連到北京路途特別遙遠,單是租車費就比新沙發還貴,所以,我向她講明了理由。我建議在大連買一套新的皮沙發,它不過800元,但如去北京卻要支付車費1500元,還需浪費時間,何況拉回的還是舊家具,但劉永碧情緒很激動地批評我浪費,說我不聽話,我這才感覺她是一個非常固執的女強人,她決定要辦的事,我們下級必須執行,我隻好同意,並花費精力找人去北京,這時,正好有一個中學教師叫陳某,他與我熟悉,其兒子有一輛貨車,他要價較低,願意跑一趟,我隻是擔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討,總社外聯部主任陳某雄又來電話說,劉永碧下令必須立即出發,我立刻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還不錯,陳某和兒子跑了兩天兩夜,總算沒出車禍,把沙發拉回來了,我支付了他們的交通費,但由於我的辦公室在大連天河公寓的18樓,沙發到了樓下,還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100元,這錢隻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為沒有發票。

我麵對款式陳舊的一套棕色組合沙發,想了很久,歎息再三,我們如此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劉永碧為何要這樣做呢?直到2000124日之後,我進了監獄,在沒有書和報紙,單獨關押的日子裏,我無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進《文匯報》的事,引起了有關方麵的爭議,這些單位包括大連市委,遼寧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門,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等等,特別是辦事處購買了奧迪房車,某些人眼紅,對我能否為報社賺錢,籌集外宣資金的問題,產生了懷疑。劉副社長迫於壓力,回應議論,故意用“沙發事件”教訓我,她也是給大家一個姿態看吧!

提前巴結薄熙來

現在,香港人經常說,《文匯報》消息靈通,因為它是共產黨的海外宣傳陣地,我並不這樣認為,他有時是靈通的,有時適得其反,中共既然對他嚴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層的內鬥和政策變化決定了它的陰陽臉,它的嘴大,但刮風還是下雨,全在於上麵發話,而老總們升降起伏的命運,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領導人手裏,所以,出現了“提前巴結薄熙來”的鬧劇。

大約在90年代後期,有一短相當長的時間,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風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領導要換人,這個即將上任的社長是大連市長薄熙來。最初,報社領導問我此事的準確度,我沒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亂下結論,但我與大連金石高爾夫俱樂部的老板任某良來往密切,他曾對我講,薄熙來最想當的官職是外交部長,他還告訴我,自己在美國洛山磯已買了房產,還入股了美國某報,而他原為薄熙來支持起家的大連民企老板之一,據稱其與穀開來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兩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來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興趣,不會比外交部長大!但中南海的風雲變幻,誰能把握呢?我向領導坦率地談了我的想法,並深知他們的焦慮:如能在薄熙來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筆最佳的感情投資!自然等薄熙來當上社長之後,作為部下,他們將受益無窮。

事有玄機,剛好大連代表團要去香港訪問,我們刊登了許多報道,也搞到了大筆招商廣告,報社領導非常滿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職,也獲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來下榻在一家五星級大酒店裏,他的太太穀開來隨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書,為他守住通往薄熙來房間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擾。

那天上午10點之前,以事先約定的時間為準,《文匯報》領導層的所有幹部,來到了薄熙來的住地,其中有社長張雲楓,總編輯劉再明,副社長張清雲,劉永碧,王伯遙等,而劉永碧的先生是新華社宣傳部副部長劉芳安,張清雲的太太是新華社宣傳部副長周珊珊,張社長是老地下黨員,劉再明原任南方日報總編輯,總之,這些命運掌握在共產黨手裏的媒體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裏,雖然此前已電話約定了準確見麵時間,但薄熙來的人品決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來的行為方式,對高過自身地位的上級,卑躬屈膝,對低於自身地位的人,則趾高氣揚,他把這些在《文匯報》內部以及香港新聞界聞名遐邇的文人視同草芥,故有意延誤接見他們的時間,以示尊貴。

據消息人士透露,薄熙來讓他們等了將近一個小時,既使應秘書之召,他們走上了樓梯,走進了薄熙來下榻的豪華套房,依然受到了側房守衛,薄的太太穀開來的百般訊問:你們事先約好了嗎?那聲調,語氣,身體語言和表情動作,都令張社長等人十分尷尬,終身難忘!顯然,這是一個典型的難纏的女人,她既不想放棄財富,又不願舍棄名聲,她把薄熙來的權勢和高位像油一樣榨幹,多年來為自身撈取經濟利益,她把偽善和貪婪緊密地連在一起,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而這些自命不凡的媒體人士,在她心目裏的位置是多麽渺小與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參加了會見的領導對我說,你看他太太那個樣吧!。。。。。。實際上,這次拜訪是一個縮影和象征,《文匯報》即使在海外,也和國內媒體一樣,他的社委會領導對上級點頭哈腰,亦步亦趨,戰戰兢兢,而掉過頭來,他們對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臉,當然這些報社老總裏,還是有一些品質不錯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論。

我隻是強調,張社長等人曲意奉承薄熙來而已。據稱,薄熙來不冷不熱地接見了他們,也知道了這些報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經據典,海闊天空地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對《文匯報》的重要性一再強調,並對駐東北辦的工作充分肯定,這使我在報社領導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麵消息正在我的腦海裏醞釀,他們都不會料到,幾篇揭露薄熙來以權謀私,貪汙受賄醜聞的稿件即將出爐!

事後,一位參與者開玩笑地對我說,早知他當不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去拜訪他了!要知道,我們也很忙啊!是啊,為了生活,這些黨報的老總也是對他虛情假意,正如薄熙來一樣,這一點正是後集權時代,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典型特征。它預示著一個社會轉型的開始和專製時代的結束。

誰把聞世震書記騙了

關某是沈陽一個頗有活動能力的年輕人,他時年二十幾歲,以招攬報紙廣告獲得傭金為生,在我認識他之前,他自稱曾在《沈陽日報》廣告部當過業務員,他主動給報社領導寫信自薦,並承諾給《文匯報》一筆廣告大單,於是,劉永碧和陳桂雄一同來到了沈陽,我則從大連乘火車趕到省城,也很快讀到了這個人寫的信件,他說,他和聞世震的秘書竇某很有交情,已經在他的幫助下,以《文匯報》的名義,給省委書記發了公函,聞世震作了重要批複,即他歡迎《文匯報》共出十個版麵,宣傳和報道遼寧省的國企改革,關某吹噓道:假如一個版給五萬元廣告費,就是五十萬啊!。。。。。。就是這個誘惑人的畫餅,把劉永碧砸暈了!

我當時是新任的駐地辦事處主任,對他這種詐騙行為十分警惕和憤怒,我首先是震驚,作為遼寧省委書記,怎麽會在一紙沒有公章的信函上批示?而他的秘書竇某,為何積極配合關某的犯罪行為?我對劉永碧說,聞世震是一個粗心豪放的北方人,他的心靈很純淨,他不會懷疑這信是假的,也急於求得《文匯報》的支持,故出了大笑話!我們必須揭露他,以正視聽,但劉社長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她說,雖是假的,但對報社有力,我們來見聞書記,反正也需要這個公函,他批示同意做《遼寧專版》,而外宣經費是下麵人操辦的,如你接著搞下去,拿這個批件壓服他的下級,一下子就賺它五十萬元不好嗎?!陳桂雄也說,你太書生氣了,你剛來《文匯報》,你隻知道寫新聞不行,還要拉廣告啊!他是假的,但有效益。他幫你拉廣告,難道不是好事嗎?劉永碧見我依然想不通,就不耐煩了!她說,我們來采訪聞書記之前,社委會已經討論過,這信就是真的!你必須服從!。。。。。。於是,我們拜訪了聞書記,劉永碧主動提出了係列專版的事,聞書記高興地說,遼寧的國企改革急需香港《文匯報》宣傳,因為我們的改革,困難主要有兩點:錢從哪裏來?人往哪裏去?這兩個方麵如果讓海外各界知道了,就會投資建廠,就能幫助我們解決大問題!。。。。。。我作了詳細的采訪記錄,後來發表了人物專訪,這一點劉永碧等報社領導並不太看重,她求之不得的是廣告費,但又不便直說,那時,她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我正生她的氣呢,就裝聾賣傻。我心想,一個省委書記,怎麽會同意搞有償新聞呢?

隨後聞書記請我們吃了豐盛的飯菜,但在酒桌上,劉社長隻是委婉地再次提到了“遼寧專版”的事,大智若愚的聞世震故意不表態,而事後遼寧省委宣傳部的官員張某庫也不具體落實,因此,我很開心,劉社長等人卻很掃興。我說,這種招搖撞騙的人,社會上很多,切不可為一點蠅頭小利而忘大義,要拉廣告可以,應當和專訪新聞分開,並和人家直言花錢的事,否則,就老老實實地寫報道,等報紙講真話多了,買的人多,影響大了,求登廣告的人自然也就來了!何必騙人騙己呢?但是,劉副社長把我的肺腑之言當作書生之見。他們還提議我考慮關某自薦加盟《文匯報》東北辦的事,我沒有表態。等社長走後,我對關某說,你是個王八蛋!你騙術再高,隻能騙一回!既使聞書記批了100萬元,我也不敢要你這樣不誠實的人!。。。。。。自此,他從我的視野中永遠地消失了!

省長高嚴調戲女社長

還有一次,我在沈陽迎候劉永碧,她先是在北京整頓了《文匯報》駐地辦事處,後要與我一同去長春拜訪省委書記何竹康和省長高嚴,但她不敢坐飛機。我說,我命不值錢,我不怕死!於是我提前飛抵了長春,並有機會與吉林省委的某幾個官員聚餐,東北人酷愛喝酒,還以酒量大小考察客人的誠意,我繼承了父輩海量的革命傳統,故酒桌上表現不俗,那些整天沉醉於酒色之中的官員,對我解除了戒備,他們告訴我,省委書記何竹康還為人處事比較老實,而省長高嚴則吃喝嫖賭,貪汙受賄,無惡不作,並講了許多令人噴飯的小故事,這幾個官員認為,東北就這個社會風氣,吃喝玩樂沒問題,但切不可調戲良家婦女,言下之意,省長高嚴做得太過分了!。。。。。。

次日,我們的劉副社長到了,他乘坐火車太慢了,但比較安全,我開玩笑說,先來了一天,不長,但有機會知道了許多關於高官的內幕,但我沒講高嚴的緋聞,因為劉永碧是我的上級,也是我尊敬的老大姐,我隻說吉林官場如戰場,有許多爾虞我詐的故事,她很能理解,她說,在一般的情況下,黨政主要領導之間都有矛盾,我認為中共這種製度設計,就是為了叫他們鬧分裂,這樣互相告狀,互相監督才好。但當我們見到何竹康和高嚴時,意外地感到他們配合得很默契,似乎團結的不錯。

在此之前,大約在1994年底,我曾與《文匯報》主筆何亮亮,攝影記者馮翰文一同采訪過何書記,故這件會麵算是再次重逢,不過省長高嚴則是初次相識。我記得是在一家豪華餐廳裏,劉副總編和他們輕鬆交談,何書記身材瘦小,但思維敏捷,行為拘謹;高嚴中等身材,大腹便便,言行粗俗,有一雙色迷迷的大眼睛,他注視著劉社長的表情,令人很不舒服。

飯菜擺滿了圓桌,何竹康介紹了當地出產的一種鹿鞭酒,它呈現古銅色,質量非常好,我知道,吉林產鹿,而鹿鞭是滋補佳品,用這個地方特產款待客人,是表示真誠,他給每人倒了一杯酒,省長高嚴也不例外,他還笑嗬嗬地說,老高是海量,《文匯報》的領導來了,應當多喝幾杯啊!

這時,劉永碧抬眼去看她,並說,你們多喝吧,我不能喝酒!高嚴竟說,何書記啊!這種酒是壯陽的,我老婆也不在長春,我過單身生活,你讓我喝了怎麽辦啊!。。。。。。說完,自我解嘲地,放肆地哈哈大笑,我這才仔細端量他那張紅紫的臉和帶血絲的眼睛,他一邊這樣講話,一邊用眼角掃視劉社長。顯然,昨日人們所議並非空穴來風,他是在暗示和調逗女記者,好在,我們的劉副社長已年過五十,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但走南闖北,潔身自好,她從來不做向官員投懷送抱,換取錢財的事,她是一個非常保守而矜持的女人,高嚴見她木然冷漠的神情,不料碰上了軟釘子,也不再發起進攻。何竹康以吉林省經濟上的資源優勢為吸引,轉換了話題,為他們解了圍,但高嚴還是不時插話,逗趣,談天說地,東拉西扯,但三句話不離本行,他講的低俗笑話雖然不雅,但把大家都逗笑了,使飯局的氣氛變得很輕鬆。。。。。。後來,2006年初我獲釋後才聽說,高嚴在20027月任國家電力部黨委書記時,夥同情婦楊某帶了一大筆巨款,瞞過了中南海,跑到澳大利亞去了,從此滯留不歸,也有人說,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寓公”,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這一切富有戲劇性的傳奇,似乎很突然,但我認為,早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就從他對劉副社長的輕佻態度,窺視了他的靈魂。他是一黨執政的製度下,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而墮落的一個色鬼,這樣的一尊行屍走肉,為了個人的物質享受和感官刺激,把人民的血汗錢,毫不猶豫地私吞而亡命天涯,一點也不奇怪。而荒唐的是,他有更大的中共官員李鵬作靠山,有資本主義的假民主製度收留他,而肩負輿論監督職能的《文匯報》,對此視而不見,卻和國內媒體一樣集體割喉與失聲,連爭強好勝的劉副社長,也對高嚴不敬的言詞忍氣吞聲,難道不令人扼腕歎息嗎?!

201087日於多倫多

{香港《開放》雜誌20109月號首發,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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